中国有1000万女人生活在卡车上
真实故事

真实故事:寻找消失的爱人

来源:花朝晴起网
作者:马瘦骨
2020-11-15 16:00

今天我才知道,中国有1000万女人生活在卡车上。

她们一年四季的衣服、鞋子,每天吃的食物,一切能带上车的东西都塞进车里,试图在不足6平方米的驾驶室里堆出一个移动的家。

她们被成为“卡嫂”,也就是卡车司机带上路的配偶。

路上事故很多,卡车司机常常处于精神高压状态,每个卡嫂都得有陪伴丈夫的方法。

她们最不喜欢听到的新闻就是,卡车司机遇到车祸,司机没了,只剩下卡嫂活下来,终身残疾。

“多活一天就赚一天”是一些卡嫂的人生信条,否则这日子根本就没法过下去的。

从有卡车司机这么个职业开始,卡嫂的生活都不容易。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她们的丈夫承担着更大危险,是敌人攻击的重点目标,天上是飞机,地上是炮弹。

今天结婚,明天她们就可能守寡。

有一个重庆女孩,执意要嫁给一个卡车司机,但她没有守寡,踏上了一条冒险之路。



那年初夏,徐沾云第一次见到了严启忠。
 
她是个洗衣女,16岁;他是个汽车兵,18岁。
 
徐沾云常常要去兵营,从士兵手里拿回要洗要补的衣服,再把洗干净、补整齐的衣服送回去。
 
这一去一回,是兵营里士兵们少有的期待时刻。
 
那一天,徐沾云抱着一摞干净平整的衣服送回兵营,严启忠出车一星期刚回来,衣服又脏又臭,一身的馊味,徐沾云远远就嗅到了。
 
严启忠没有注意到就站在十步开外的徐沾云,他脱下军装往背上一甩,正准备拿去洗时,一个战友说:“来了个挺好看的姑娘,让她替你洗吧,花不了几个钱。”
 
徐沾云赶紧接口说:“是的,洗一件衣服,只收半文钱。”那时候,20文钱左右可以买一斤大米。

严启忠转身,看着眼前站着的徐沾云,那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整个昏暗的兵营一下就亮了起来。
 
徐沾云也微笑注视着他,个子中等,谈不上帅,但眼睛中透出的冰凉、坚韧,是其他士兵所没有的。
 
这个汽车兵为何如此不同?徐沾云为此沉默了一晚。


汽车兵是个特殊的兵种,他们没有枪,没有炮,但方向盘就是他们的武器。常常都是命悬一线,一次出车,也许永远也回不来了。
 
一天,严启忠驾驶的车打头,另一辆殿后,连夜出发运送物资。为了防备空袭,他们摸黑向前行进,车开得也很快,车速差不多有每小时60公里。
 
由于车速过快,严启忠的车子的前保险杠撞到了右边的山崖上,被反弹回来,倒向左侧,车子完全失控。
 
左侧就是山沟。车子掉到了沟底,副司机重伤,车子损毁。严启忠左臂被玻璃划出了一条长口子,鲜血直流。
 
严启忠爬出驾驶舱,抱起副司机爬到了殿后的车子上,继续上路。等到达目的地时,刚好天边泛白,副司机未能扛下来,牺牲了。
 
在战场上,死亡如影随形。每次执行运输任务,都会有战友永远不能回来了。
 
严启忠不害怕死亡,只是看到宿舍里空出来的床位,会有一些发呆。
 
汽车兵出车回来或者发了薪水,他们总是在外面吃喝玩乐,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在这些狂欢的人群中,唯独没有严启忠的身影。
 
徐沾云发现他从不参与那些活动,就喜欢看看书,很文静的样子。也很爱车,每次出车回来,一定要将它擦洗得干干净净。
 
每次徐沾云一到兵营,他总是把脏衣服早早收拾好,整齐地递了过来。
 
徐沾云说不出什么原因,对他很有好感,给他洗衣服时,要多漂上几回清水,给他缝衣服时,针眼也会更加细密。
 
凭着少女的敏感,徐沾云知道,他对自己是喜欢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爱情的萌发,就算能毁掉一切的战争也不能。
 
严启忠外出执行任务,走到哪里,肯定会给徐沾云带一样当地的特色美食。
 
严启忠知道重庆人喜欢吃辣,一次,他从息烽县运送一批物资,了解到息烽阳朗辣子鸡闻名四方,就专门买了两只,细心包裹起来,打算拿回来送给徐沾云吃。
 
想不到在路上颠簸了5天,回来时,辣子鸡成了一堆肉泥,早已变质。徐沾云一点没嫌弃,拿起来就往嘴里塞,连说好吃,真好吃。
 
和所有相恋的男女一样,徐沾云太想了解严启忠过去的一切。他的出生,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和他有关的一切一切。
 
刚开始不好意思问,等熟悉了一些,徐沾云主动问起严启忠家里的情况。严启忠沉默了很久,才讲了自己的经历。
 
徐沾云虽然也无数次从炮火中死里逃生,但她听后还是惊呆了。

和徐沾云不一样,严启忠的父母都是穷苦农民。
 
他出生在浙江省衢州三十六亩村,这里盛产橘子,严启忠说将来一定带徐沾云回去,老家的橘子是他认为最好吃的橘子了。
 
严启忠11岁那年,抗战爆发了,因衢州有军用机场,这里成了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他当时正上衢州空军子弟小学。
 
经常有飞机飞临上空,像牛拉屎一样投掷炸弹,整条街变成火海,民众被炸死炸伤无数。
 
严启忠记得很清楚,1940的10月4日又飞来一架日军飞机。这一次很奇怪,飞机上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黄豆、粟米、麦麸、碎破布、小纸包等日常物品。
 
飞机飞得很低,能看到驾驶员的脸,往复两次后飞离衢州,消失在棉絮般的云层之中。
 
有人把从天而降的东西扫拢拿回家,像黄豆、粟米、麦麸,即使人不能吃,也可以喂鸡喂鸭。
 
徐沾云听到这里时,心里很好奇日本人怎么可能这么好心?
 
果然,严启忠告诉她,这些东西早已被日军染上了疫菌。日军对家乡发动了细菌战!
 
不久,一种急性流行病开始在三十六亩村快速蔓延,严启忠的父母在一周内相继感染身亡。
 
两具薄薄的白皮棺材上盖着他们生前的被子,没有人送葬,只有孤零零的抬棺人。为他们做寿衣的张裁缝,半个月后也染病去世了。
 
父母死活不让严启忠近身,才让严启忠活了下来,那年严启忠14岁。
 
徐沾云终于明白第一次见他时,眼神中那种特别的坚韧神色,那是一种大仇未报的恨。
 
三十六亩村里死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连哭丧声也没有了。对亲人的离世,人们不是不悲伤,是没有几个活着的人了。
 
但日军的空袭从未间断。1942年,在衢州被炸为废墟后,衢州失守了,家破人亡的严启忠跟着空军子弟小学的师生一路辗转到了福建。
 
在招收兵员的报名现场,中国空军汽车二中队的主考官问他:“你干嘛要当兵?”
 
严启忠回答说:“国难当头,有志青年就应该去打日本鬼子,不能做亡国奴。”
 
主考官笑着把严启忠的名字写到手册中:“好吧,你会写字,先当文书,等身体长得再结实一点,就去开汽车。”
 
这句话像种子一样深深埋在严启忠的心里。
 
打仗需要运送物资,很多战役都是为了争夺运输线优势和战略通道而展开的。铁路干线常常被炸毁,汽车比较机动灵活,于是有了汽车兵这支强大的部队。
 
为了能成为汽车兵,严启忠特别申请加入了国民党,他一次次给国民党党部去信,要求上前线,可发出信件如泥牛入海,根本没有回应。
 
直到1943年秋,空军部队辗转到贵州毕节驻扎,严启忠看到部队又新进了一批汽车,需要招收部分驾驶员。
 
这次他终于入选。学员们驾驶的是吉姆西“十轮大卡”,卡车有两个前转向轮和后面八个负重轮,车体型大、动力足,曾经发生过“十轮卡车”将日军坦克撞下山崖的情况。
 
“十轮大卡”中国当时还没有,是美国军事援助的,各部队宝贵得很。

教官手持削得细细的毛竹教鞭,谁的动作不规范,甩过去就是一下,身上就肿起一条血线。
 
教官相当严厉,总是说打你是为了抗战,你死了不要紧,值不了几个钱,汽车比你的命金贵一千倍一万倍。
 
话糙理不糙,大家也知道要是不好好学技术,汽车被炸毁了,就运送不了枪支弹药,前线就会死更多的战友。
 
大家都卯足了劲的学,不到半个月时间,严启忠就开着汽车为前线运输武器弹药等战略物资。去的时候装得满满当当,回来时还是如此,只不过换成了伤员和尸体。
 
严启忠是个汽车兵,随时可能死,而一心只想为父母报仇的他也从不怕死。今天嫁给他,说不定明天就守寡。
 
徐沾云突然有些担心,父母会同意他们吗?

正在徐沾云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战友看出了严启忠的心思,有意促成这门婚事,主动找徐沾云母亲提亲了。
 
窗户纸一捅就破,徐沾云的母亲早对严启忠十分满意。特别知道严启忠的身世后,更是待他亲如儿子。
 
母亲这关过了,还有重庆的父亲呢。
 
徐沾云虽然是个洗衣女,可父亲之前是重庆方圆十里小有名气裁缝。这是手艺活,一把剪刀,一个针线包,一根木尺,就是全部的吃饭家当。
 
耳濡目染,徐沾云跟随父亲很小就学会了裁缝手艺,算是“半个裁缝师傅”,接到一些简单的活计,就交给她来做。
 
抗战爆发后,作为陪都的重庆成为日军重点轰炸目标。
 
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哪还有闲钱去为自己添置新衣服。每家人都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就连做裁缝的,也穿得都像个叫花子。
 
1944年春天,父母听说贵州毕节是远离前线的大后方,驻扎着大量的部队,去那里帮士兵们缝缝补补洗洗,基本能够维持生活。
 
父亲对一家人说:“树挪死,人挪活,守在家里饿死,倒不如到外面闯一下,兴许还有一条活路。”
 
父母商量后决定,将一家6口人分成两拔,父亲带着徐沾云的大哥和小弟回到重庆乡下老家谋生,母亲带着她和二哥去贵州毕节求生。
 
在路口分别时,一伙向南,一伙向北,越走越远。
 
两拨人都频频回头,默默落泪,谁也不知道,一家人何时才能再相聚。
 
一路上都是行色匆匆的人,有像徐沾云母子三人一样从重庆等地去毕节的,也有一些是从毕节等地去重庆的。
 
但目的都一样,要么是讨生活,要么是避战乱,要么是投亲戚。
 
相对来说,从贵州来的那些人,穿着上要干净整齐一点,带的行李也多一些,坐车的也比走路的多,徐沾云心里暗暗盘算,看来贵州毕节是个好地方。
 
家里人谁也没去过毕节,好在路在嘴上,走过一段,就向人打听,没有多余的钱坐车,全靠两条腿走。
 
渴了,向路边的人家讨碗水喝,或者直接喝溪河里的水。饿了,就买上几个馒头充饥。晚上睡觉,找个庙宇、凉亭,或者他人的屋檐下,母子仨人挤在一起取暖。
 
就这样走了大半个月,终于来到毕节地界,打听到了部队驻地的大致方向,看到走在路上穿军装的士兵越来越多,就知道附近肯定是部队的驻地。
 
母亲看到有的士兵们身上穿的衣服又脏又破,眉头舒展开了。
 
母子仨人找到一间被遗弃的破房子住了下来。从破屋子往北走上两百多步,就是汽车兵的驻地。
 
16岁的徐沾云,对这些汽车兵是干啥的倒是懵懵懂懂,只对他们衣服感兴趣。
 
刚开始母亲还考虑她已经是大姑娘了,独自去兵营担心受士兵的欺侮,每天去兵营收揽生意,母亲都不让她去。
 
后来接触才发现,士兵大都都是穷苦人家孩子,老实本分,没有之前想的蛮横无理,慢慢才让她独自去兵营。
 
徐沾云活泼好动,兵营的士兵大多和她年龄相仿,她很喜欢这个差事。每次都欢天喜地从士兵手里拿回要洗要补的衣服,再把洗干净、补整齐的衣服送回去。
 
直到遇上严启忠,徐沾云才知道自己真的是个大姑娘了。
 
徐沾云和母亲商议后,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了重庆的父亲。父亲看出女儿是动了真心,虽然没见过严启忠,也同意了这门亲事。
 
徐沾云这才把心放下来,安心准备婚礼了。

因严启忠衢州没有亲人,徐沾云决定带着他回重庆老家举办婚礼。
 
回到重庆正值元宵节,徐沾云记忆中老家元宵节的晚上,都要吃上一碗汤圆,所有的房间都亮着灯火,走到大街上,也有人踩高跷、耍狮子等,游元宵的人,挤满大街小巷。
 
但这年的元宵节,显得十分冷清,俩人的婚礼,也办得较为简陋,叫来一些亲戚,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严启忠除了军装,就没有什么别的衣裳,新婚第二天,岳父就给他做了一件中山装,催他们去照相馆拍照。
 
照相时,徐沾云笑着很开心,严启忠却一直拧着眉、抿着嘴,有点腼腆的样子。徐沾云故意说他对结婚不乐意,更是把严启忠急坏了,一边解释,一边抓耳挠腮,把周围的人都逗乐了。
 
在重庆的十余天婚假,是严启忠14岁后第一次找到家的感觉。
 
婚假结束,俩人匆匆回到了部队驻地。严启忠不能再住宿舍,他们在外面租了房,部队的婚礼也就准备了一床新铺盖。
 
可三天后,徐沾云发现,房间里的新婚铺盖突然变成了部队的简易铺盖,大惑不解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新郎官严启忠只好如实相告,说新婚铺盖是从战友那里借来的。
 
当时,严启忠只是一名助理驾驶兵,发到手的薪水,除了自己开支外,还要拿出一部分资助家庭困难的小陈,确实没有多余的钱置办东西。
 
小陈是车队里年龄最小的驾驶兵,虚岁18,长得眉目清秀,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家里实在困难,一发薪水,小陈一个铜板不留全寄回去,严启忠就偷偷塞他一些钱。
 
徐沾云知道后没有责怪他,她爱上严启忠还不就是因为他善良。为了增加收入,徐沾云依然去替汽车兵洗衣被。
 
虽然手头很紧,徐沾云决定给严启忠做一次烧鸡公,这是重庆老家的一道经典江湖菜,把公鸡宰了,又加了大量的红绿辣椒,还有葱、姜、蒜、花椒、桂皮等佐料一起烧。
 
虽然这道菜大补,但辣度对于浙江人严启忠来说,几乎难以下口,徐沾云为了让他多吃点,假装不高兴地说:“你是不是重庆人的女婿?”
 
就这样,严启忠也慢慢喜欢上了麻辣。
 
只是这平静的日子太短暂,新婚一个多月后,日军就发动了湘西会战,严启忠的汽车队又将开赴战场。
 
出征前,徐沾云决定给丈夫车队所有的战友洗一次军装被褥。徐沾云说:“我用干净的军装干净的被褥,迎接你们胜利回来”。
 
吃过晚饭,小小的房间里只剩夫妻两人,昏黄的灯光,将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壁上。严启忠认真问:“你干嘛要嫁给我这个当兵的,不知什么时候就回不来了,你就要当寡妇。”
 
徐沾云说:“我嫁给你,是为了让你活命。”
 
严启忠愣了一下,没听懂其中意思。
 
徐沾云接着说:“要是你一个人,你就不把自己当回事,什么都不管不顾。现在两个人了,你要是心疼我,不肯我当寡妇,你就会惜命,就会想尽办法活下来。”
 
严启忠看着徐沾云,眼神柔和了下来,拉着徐沾云的手,感动地说:“你在家等着我,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徐沾云盼星星盼月亮,给战友洗的军装被褥也不知道翻晒了多少回,才终于把丈夫等回来。可不知为何,徐沾云发现丈夫似乎少了往常回家的欣喜。
 
当她把散发出阳光气息的被褥军装送去战士宿舍时,大家也都是默默地接过去,也没有平时 热闹。
 
最后,手上只剩下小陈和一位姓周的战士的被褥军装。
 
“小陈,小陈呢?”徐沾云一边叫唤小陈,一边在问询战友。战友们默不作声,没有人回答。
 
徐沾云什么都明白了,她含着泪水,将被褥军装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小陈和小周的床铺上。
 
回到家后,严启忠才主动和她说了小陈牺牲的情况。
 
湘西会战是日军作最后的垂死挣扎,战斗激烈,弹药损耗极大,汽车兵每一次出车,仿佛从鬼门关上走一遍。
 
天上是飞机,地上是大炮,公路被炸得坑坑洼洼,损毁的卡车瘫在路边正在燃烧,四周浓烟滚滚。
 
1945年5月2日,车队需往前线运送弹药。出车前,小陈显得很慌张,小脸惨白,他说:“严大哥,我害怕。”
 
严启忠拍拍他肩膀,说:“你命大着哩,死不了。跟紧我就好。”
 
每次执行运送任务,严启忠都很照顾小陈,让他跟在自己的车子后面。
 
车队在接近阵地时,敌方炮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来。严启忠眼睛盯着前方,既要躲避从天而降的炮弹,又要绕开地面上的弹坑。
 
突然一发敌方炮弹夹带着刺破空气的呜呜声,迎面而来。严启忠一踩油门,向前窜出,他大声地喊叫着:“小陈,快跟上。”
 
喊声被枪炮声掩盖,炮弹击中小陈的卡车,轰地一声,又引爆车上的弹药,车箱里的小陈和小周牺牲了。
 
徐沾云知道严启忠和小陈的感情,她一边安慰丈夫,一边有意无意说:“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要死人,你不如早点离开算了。”
 
此时抗战也接近尾声,严启忠的仇也报了,他也不想让妻子担惊受怕。离开可能真是最好的选择,可是离开后去哪里落脚才好呢?
 
其实去衢州,去重庆都可以。凭他们勤劳的双手,只要没有战争,去那里都能生活好。可还没等他喘口气,内战开始了。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一时的犹豫,让严启忠后悔不已。


汽车兵以车为家,没有什么家当,一条被褥几件衣服一卷,徐沾云就可以随着丈夫的车队四海为家。
 
这对年轻的夫妇犹如一颗细小的沙子,被时代的巨涛骇浪裹持着。
 
“十轮卡车”前面的驾驶室,除驾驶员外坐副驾驶和修理工,车厢部分可运货也可运人,盖上篷布下雨下雪都不怕。
 
遇上驻地换防,如果不涉及军事机密,上司会准许家属随车同行。但更多的时候是不准坐车同行。徐沾云只好等严启忠安顿下来,口信捎过来得知具体地址,再一路追随而去。
 
1946年7月,他们辗转到了芷江机场,在这里生下第一个孩子。只是徐沾云万万想不到的是,孩子的出生却导致了一场不幸。
 
徐沾云的母亲得知有了第一个外孙,欣喜万分,立即带着小儿子乘坐长途汽车,从重庆来看望他们。
 
车子在行驶到重庆与贵州交界的山区时,由于路况不好,加上司机操作不当,堕入了几十丈深的山崖下。
 
徐沾云的哥哥由于身体瘦小,被抛出车窗后,挂在悬崖边上的树枝上,后来被人救下来,拣回了一条命。除了他,其余无一人生还。
 
徐沾云的父亲听到这个噩耗,连连吐血,不久就去世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徐沾云和丈夫一样,也没了父母。
 
但祸不单行,灾难接踵而至。
 
这次厄运找上了严启忠。
 
国民党节节失利,大批军官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能够捞的尽量多捞一些,其实大家心里也知道,国民党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汽油是当时的稀缺物资,枪支弹药也非常紧俏。严启忠发现,他们的中队长、副中队长、事务长等人,不仅克扣战士们的薪水,还偷偷盗卖部队里的汽油和枪械等物资。
 
为人正直的严启忠非常看不惯,几位要好的战友劝他不要冲动,以免引火烧身,严启忠还是以一个国民党员的名义写信向南京政府举报。
 
举报信经过层层批转,最后又回到了中队长、副中队长等人的手里。严启忠还蒙在鼓里。
 
那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中队通知全体会议室里集合,中队长和颜悦色,说:“把大家召集起来没特别的事,请大家把自己的名字和家庭地址写下来,以后立功了,部队好把嘉奖令直接寄到你们家。”
 
桌子上放在几张白纸和几支笔,严启忠不知道这是一个圈套,认真写了下来。
 
通过查对笔迹,很快确定寄到南京政府的举报信是严启忠写的,中队长气愤万分,把手枪拨出来,狠狠扔在桌上。
 
他们要让严启忠永远闭上嘴巴。

一天中午,中队长和几个心腹在房间里密谋。
 
只听见中队长说:“下一次执行运输任务,给他换一个副司机和押车员,等他下车撒尿时,往他后脑打一枪,就说他想当逃兵,被就地正法了。”
 
这话刚好被一位战士听到,他与严启忠交情很深,连忙跑到严启忠家告知此事。
 
当时一家人正在吃饭,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徐沾云端在手里的碗一下吓掉在地上,摔碎了。
 
她呆呆地看着丈夫,准备收拾东西,说:“我们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严启忠平静了下来,说:“不用害怕,在军营里他们不敢对我动手的。我们不能太慌乱,别让他们看出我们要逃走。我找几个要好的战友商量一下。”
 
严启忠此时是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信心,也料定国民党最后会失败,决定与之分道扬镳。可是去往哪里呢?回衢州还是去重庆?
 
几位战友建议严启忠去衡阳,衡阳工业发达,需要有机械修理技术的人。正好他们有亲戚们可以出面给他找份工作。
 
严启忠想想也是,回老家被当逃兵抓回来就麻烦。当即,几个战友给严启忠写了一封信,让他马上就走。
 
那是1947年冬日里的一个凌晨,徐沾云带着4个月大的孩子,跟丈夫出了家门,逃往陌生的衡阳。
 
战争留下的破坏还没有得到恢复,沿途道路坑坑洼洼,一路上,客车走得十分困难,有时候发生故障,司机捣弄半天才重新上路。
 
孩子又冷又饿,常常哭啼,引来其他乘客频频侧目。徐沾云听说长官要谋害严启忠,受惊回了奶,没有奶水,她只好咬一口干馒头嚼碎了喂孩子。
 
这样颠簸了三天,才到达衡阳。找到战友的亲戚,严启忠在北门协昌机械铁工厂谋到了一份司账员的工作。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仅靠严启忠一人的工资,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比当兵时还要苦,常常揭不开锅,有时甚至连盐都吃不上。
 
当时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一路趁胜追击,严启忠还暗自庆幸自己早一步摆脱出来。
 
1949年,解放大军隆隆的炮声传到了衡阳,很多人不了解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就携家带口逃往大西南。
 
衡阳城里的人越来越少,严启忠开始不安起来,让徐沾云收拾东西也要逃。
 
徐沾云不愿意,她老家的兄弟们都参加了解放军,她知道解放军不是洪水猛兽,劝丈夫说:“解放军来了,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我们不用跑。”
 
严启忠一脸的紧张,他把门紧紧关上,轻声说:“我在国民党部队干过,解放军能放过我吗?”
 
徐沾云不作声了。一家四口加入了逃亡大军。

出城的公路上,挤满了逃难的男女老少,扬起来的尘土落在人的脸上身上,显得人们更加茫然和绝望。
 
有受伤或生病的人躺在路边呻吟,有与大人走散的孩子在号哭。间或一辆民用或军用汽车开过,很多人招着手在后面追,连鞋子掉了也顾不上。
 
这时,缓缓开过来一辆国民党部队的汽车,严启忠发现驾驶员有些面熟,仔细一看,是以前一起服役的汽车兵,他连忙拦住车子。
 
驾驶室里还挤着另外两个兵,骂骂咧咧地吼道:“拦什么拦,信不信车轮子扎死你,没看到吗,车子里一个人也塞不下了。”
 
严启忠赶紧从口袋里掏出来仅有的三块大洋,塞给熟悉的那个汽车兵。那人跟另外两个兵耳语一番后,说车里实在挤不下太多的人:“是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坐车,还是妻子带着两孩子坐车,你们自己决定。”
 
夫妻俩来不及商议,严启忠让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搭车走。他知道车子是去昆明的,他一路徒步前行。
 
徐沾云不愿与丈夫分别,可兵荒马乱,她又不能不顾及两个年幼的孩子,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的车上已经人满为患,大家逃难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当兵的一把夺下来扔到路边,骂道:“你命要紧还是东西要紧?挤不下了,挤不下了。”
 
徐沾云犹豫的瞬间,严启忠一把将她抱起,塞进了拥挤的卡车。
 
然后把两个孩子一一递给了她,徐沾云接过孩子,还没来得及说话,汽车启动了,只见难民潮中的严启忠嘴巴一张一合,具体说的什么,徐沾云一句也没有听清。
 
两个孩子看着没有上车的父亲,在车厢里哇哇大哭。徐沾云抱紧孩子也哭了。

路上逃难的百姓和溃败的士兵越来越多,要命的是,每当遇到河流障碍时,步兵往往就将车辆推入河中充当桥梁。
 
如此一来,原本花了钱才搭上汽车的老百姓就不干了,纷纷要求转乘其他车辆;汽车兵们拿了别人的钱,只好设法将这些人硬塞到其他车辆上以平息众怒。
 
车费价格“水涨船高”,到后来,当兵的漫天要价,上一个人竟然让交五块大洋。当时洗一件衣服大概是半文钱,1000多文钱才能换一个大洋啊。
 
经过十几天的颠簸,徐沾云带着两个孩子终于到了昆明。她一方面靠着给人做保姆维持生活,一方面焦急等待着丈夫的到来。
 
可战乱时的离别,常常就是永别呀。

没多时,解放大军冲锋的号角声又传到了昆明,徐沾云没有等来丈夫,她带着孩子随着逃亡大军来到了广西百色。
 
不久,百色也解放了,她们被解放军收容安置。收容队里,免费安排吃住,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管饱,有米饭,有馒头。
 
每天,解放军战士还组织大家唱歌——《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
 
看到战士衣服脏破,徐沾云要替他们洗,战士们一个都不肯,说:“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也不能占群众的便宜。”
 
徐沾云被解放军战士的认真劲逗乐了,她想起了贵州兵营洗衣服的日子,想起了那个害羞脸红的小陈战士。
 
可都是些穷人家的孩子呀,徐沾云不敢想象他们竟然要在战场上相互厮杀。
 
一次,徐沾云跟几名解放军战士聊天,她说:“我哥哥和弟弟都跟你们一样是解放战士呢,我哥哥的指挥官叫王震。”
 
解放军战士一下子对她肃然起敬。可她却突然沉默了起来,她想到了丈夫严启忠,他可曾是国民党的兵呀。
 
最让她揪心的是,至今还不知道丈夫到底流落在何方,是死还是活?
 
那一年,很多人从衡阳逃难到百色,解放后,为了家人团圆,纷纷到广西去寻亲。
 
那天在街头,徐沾云遇上一位从衡阳来寻亲的熟人,对方说:“老严已经回到衡阳了,正在到处打听你的信息呢,原来你在这里。”
 
徐沾云紧紧地抓住那人的手说:“这是真的吗?哈哈,这肯定是真的。”
 
那人甩着手说:“看你高兴的,你都快把我手捏断了。”
 
徐沾云一刻也不愿意多停留,带上一儿一女立即启程回衡阳。
 
回程的路上,已经完全不同于几个月前的兵慌马乱,偶尔遇上行军队伍也只是纪律严明的解放军,更多的是返乡的百姓,大家脸上挂着喜悦的神色。
 
1950年春天,山上的杜鹃花开得艳红一片,徐沾云终于回到衡阳北门协昌机械铁工厂,她刚走到街角的拐角处,竟看见严启忠站在那儿,四处张望。

虽然知道是彼此,但俩人几乎不敢相认。
 
在被解放军收容安置的那段时间里,是这么多年少有的安宁生活,加上能吃饱肚子,每个人都比以前长胖了。
 
严启忠快步迎上来,徐沾云反而停下了脚步,站在那里,微笑等着丈夫走近。
 
走近后,两人向对方看了看,目光在对方脸上停留不到两秒钟。克制住心中的欢喜,严启忠接过妻子的行李,牵起孩子的手,快步回了厂里。
 
原来,自从得知徐沾云带着孩子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严启忠就天天守在工厂门口,他知道妻子回来第一时间,肯定是到厂里面找他。
 
而徐沾云这才知道,丈夫和她分开后,尾随着迁徙的路线,餐风露宿,一路打听,一路寻找。
 
但步行赶不上汽车,等好不容易走到昆明,她们又逃往广西了,他只好继续上路。等走到广西,正好赶上解放。
 
此时衣襟褴褛的严启忠身上已经没有一分钱,看上去就像是个难民,他没有暴露自己汽车兵的身份,也被解放军收容安置了。
 
在收容队里,严启忠终于吃上了饱饭,睡上了安稳觉,也学会了《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这首歌。
 
一段时间观察下来,严启忠发现和他想的不一样,每一个解放军战士脸上都充满了笑容,他们快乐、和蔼、可亲、可爱。很多年轻人报名参了军,严启忠也曾动过心。
 
但一想到自己曾在国民党部队待过,虽然打的是日本鬼子,严启忠就打消了参加解放军的念头。
 
在收容队学习了两个多月,由当地军区发给一张解放证和路费,严启忠回到衡阳。
 
全国解放,一家人劫后重逢,这勾起了严启忠的思乡之情,他决定结束漂泊的生活,回老家好好过日子。
 
徐沾云也对丈夫口中念念不忘的三十六亩村很好奇,满心期待地跟着丈夫第一次回了夫家。虽然此时,土改已经结束,丈夫既分不到房子,又分不到田地。
 
原来的老房子,已成了断垣碎瓦,无家可归,只好从邻居那里借了间僻房暂住。
 
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国营衡阳建湘机械厂正式组建,非常需要像严启忠这样懂技术的人才,写信邀请他去工作。
 
一家人又回到了衡阳。生活总算稳定下来了。严启忠喜欢在空白纸上摘抄报刊杂志上语录和诗词,这是在部队里就养成的习惯,徐沾云看多了,手痒痒起来,也陪着丈夫一起写。
 
严启忠看了很惊讶,惊喜说:“你写的字真的很漂亮。”
 
徐沾云听后十分喜悦,她开心说:“你别小看我,我也是读过两年私塾的人。”
 
被丈夫一鼓励,徐沾云在写字上面更用心一些,为了更有仪式感,还专门请人刻了个印章。看上去真的像那么一回事。
 
每次抄写完,都认真盖上印章,夫妻俩看着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衡阳,他们又生下了3个孩子,为了纪念严启忠回不去的浙江老家,他们给第五个孩子取名:严浙湘。
 
这个孩子就是我。

在我从小的记忆中,母亲凡事要强,父亲一直是劳动模范。
 
母亲后来也成了工厂里的正式职工,到全国经济困难时,她主动离职减轻工厂负担。她带领其他下岗女工,组成板车队,给建筑工地运砖头。
 
那时的母亲,一只手可以用搬砖夹子夹起五块砖,拖一车砖可走几十里路不歇一口气。我们兄弟姐妹在不上课的时候,都会去帮母亲推板车。
 
有了母亲运送砖头的收入,每个月,我们一家人又能吃上一次烧鸡公了。
 
而父亲凭着自己的专业技术,不仅时常受到政府的表彰,他的先进事迹也被写成报道在报纸上发表。
 
虽然生活不富裕,但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这一切,都在“文革”开始后结束了。
 
由于解放前参加汽车兵的“历史问题”,我的父亲严启忠被揪出来批斗。
 
每天早上上班之前,父亲都要去工厂的传达室领上一块“国民党反动军官严启忠”的牌子,把它挂在脖子上,即使上厕所也不能取下来,等下班后才能交回去。
 
革命群众随时可以对我父亲发动批斗,被五花大绑的他弯腰90度站在人群中,戴着红袖章的革命群众围着他,用木棍用皮带肆意殴打。
 
母亲也受到了牵连,她身前被挂着“国民党反动军官家属徐沾云”的牌子,在炎炎夏日的强烈阳光照射下,被勒令打着一双赤脚,踩着滚烫的马路游街示众。
 
一帮又一帮人来抄家,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母亲忍不住问:“我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缝纫工人),哥哥弟弟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共产党员,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对方才不管这些,说我母亲狡辩,又是一阵猛烈打骂。一次次的批斗,让父亲不堪重负,想到连累家人,父亲心理一度到了崩溃边缘。
 
1967年10月14日早上,我父亲跟以往的每一天一样,喝下了母亲为他煮好的一碗泡饭,穿上一件破旧的棉袄,戴上一顶破斗笠,迎着清晨凄凄的寒风,迈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家。

中午,父亲没有回来,一家急了起来,开始到医院、江边、水库等处寻找,但没有任何消息。

当天晚上八点多钟,厂里通知我们,说父亲已经找到了,卧轨自杀。
 
父亲卧轨地点在衡阳市郊区一个铁路道口附近,据道口值班人员介绍,父亲在道口对面山上坐了一天,傍晚下来,就直接走向了轨道。
 
母亲没有哭闹,她冷静说去看看。对方说,没什么好看的,人已经压得粉碎了。
 
三天后,他们给了我们一张凭条,让我们去火葬场取回了父亲的骨灰。父亲身上发现多份遗书,有给单位的,也有给我母亲的。
 
母亲咬紧牙关,终于打开了父亲的遗书,看到第一句“沾云贤妻”四个字,泪水像珠子一样地往下掉,但嘴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父亲平常一般叫她“沾云”,如果是写信,更加温柔,称“云妻”。
 
母亲事后回想,父亲自杀前一个星期,突然变得话特别多,跟她讨论的都是儿女今后的生活,回忆的也都是儿女们以前有趣的生活点滴。
 
等到自杀的前两三天,父亲又突然变得非常的沉默,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那时父亲应该是在写遗书。
 
在遗书中,父亲希望回到老家三十六亩村安葬。
 
母亲带着我们一起护送父亲的骨灰盒回家,母亲紧紧抱着他,一路轻声地说:“我们回家”,隔一段路,往车窗外扔几张纸钱。
 
落叶归根,我们把父亲葬在三十六亩村一个山包上。
 
他才41岁。
 
那年我已经11岁了,在学校的课堂上,老师指着我,告诉同学们:“什么叫叛徒?像严浙湘父亲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就叫叛徒。”
 
只有母亲知道,父亲自杀,不是畏罪,是想把包袱全部带走,那样就不会影响儿女们的前途。
 
可惜,我的父亲还是想错了。


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们六兄妹上学、参军、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每当我们在学校里受到同学的嘲笑和欺侮,母亲总是对我们说:“你爸爸是好人,是抗战老兵,党和政府以后会给他正名的。”
 
只念过两年私塾的母亲,从此开始天天伏案替父亲写申诉材料,交给当地党委政府的就亲自送上门去,给省里中央的,就通过邮局寄过去。
 
那些年,母亲写的申诉材料,有好几麻袋。但石沉大海,没有任何音信。
 
1969年,我们全家被下放,再次回到三十六亩村。
 
我们住进了一间稻草房,这是父亲第二次带母亲回去时亲手搭建的。如果说有房才有家,这两间稻草房可算是他们唯一的家了。
 
能回来陪父亲,母亲觉得是件好事,她做了长久打算,她开始精打细算,用全部的智慧来养活一家老小上面。
 
母亲将稻草房划分出四个区块:四分之一用来当儿女的卧房,四分之一用来当猪栏,四分之一用来当鸡舍,四分之一用来当灶房。
 
每年的3月18日是父亲的生日,母亲都会煮起挂面,让全家人吃;到了10月14日,就是父亲的祭日,母亲都会回去铁路道口烧点香纸。
 
风吹起灰烬,总有一两片,停在母亲从黑变白的头发上。
 
但为了儿女们的前途,母亲还是带着我和身患重病的三姐,两次重返衡阳建湘机械厂,要求落实政策。
 
建湘厂的负责人见我们实在可怜,将我们安置在四壁透风,屋顶漏雨的临时工棚里。可实在没钱医治,21岁的三姐病逝了。
 
就在同一天,我也患急病被送进医院,医生当即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母亲白天她在招待所里洗被子,晚上来医院陪我,24小时不眠不休,几天就瘦得皮包骨头。
 
尽管如此,母亲从未叫过一声苦。我们都知道,只要父亲的问题不解决,她就不会倒下。
 
1979年2月11日,我们才等来父亲平反昭雪的消息——父亲不是叛徒,他是一名抗战老兵。
 
那一天,母亲在一张宣纸上,认真写下了:“感谢党的关怀,感谢老师的教育。”
 
父亲的问题平反后,压在我们身上的政治包袱也慢慢卸下了。我们兄弟姐妹的生活也渐渐安定下来,天南地北各自成了家。
 
辛苦一辈子的母亲常常被接到各家去住,可每住上一段时间,任凭我们怎么挽留也要离开,回到建湘厂她自己的老房子。
 
建湘厂的老房子,破旧、狭窄、黑暗、潮湿,独自一人生活的母亲,会是多么的孤独寂寞啊。我们也只能抽空回去陪母亲住。
 
有一天晚饭后,坐在灯光下我与母亲聊天,我问她:“妈妈,你觉得哪里是我们的家?”
 
母亲想了一下,说:“三十六亩村才是我们的家,那里,有你们的爸爸。”
 
我也终于明白,母亲为何要回老厂住,这里再破旧,毕竟有与父亲一起生活过的记忆。
 
2017年8月6日早上,母亲在建湘机械厂家属房附近散步,不慎摔倒,造成股骨断裂,并引起臀部大量出血,此时她已经89岁高龄。
 
8月19日,一直昏迷不醒的母亲,突然在病床上声嘶力竭地挣扎着,大声地喊道:“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你们的爸爸穿着军装来接我回家了……”
 
第二天,母亲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遵照母亲的遗愿,我们把母亲送回三十六亩村与父亲合葬。
 
分别了整整50年之后,他们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一生,永远永远也不会分开了。


1945年徐沾云与严启忠的结婚纪念照

严浙湘今年64岁了,虽然他们兄妹受父亲的“历史问题”影响很深,但从没有怨恨过父亲。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徐沾云的存在。

不管外界如何诋毁自己的丈夫,徐沾云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她对丈夫的爱和信任。

她坚信丈夫没有错,这种信念贯彻在她的后半生。

而在她的前半生,她经历无数次的磨难,但她从没有被击败。徐沾云的身上,有着女性特有的顽强生命力。

对于她来说,活着就是态度,也是价值。

因为只有活着,她才能够为丈夫申冤;也只有活着,她才能让孩子知道历史的真相。

徐沾云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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