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真实故事

真实故事:将军屋秘史

来源:花朝晴起网
作者:罗伯特刘
2021-01-15 14:00

我采访过不少寻亲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亲人重逢时的激动。
 
今天要讲的故事也和寻亲有关,他来自一位孤独的将军之子,用数十年的时间,寻找失散的亲人,去弥补爱与被爱的机会。
 
它打动我的地方,也和其他寻亲故事都不一样。
 
这里的每一次重逢,都没有拥抱,也没有泪水。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和淡然。
 
这种淡然,甚至让他们一直都不清楚,彼此原来是那么的深爱着对方。


小时候,奶奶经常带我去一个寺庙过暑假。
 
寺庙的住持奶奶很特别,像个有求必应的活菩萨。甚至有人找她偷渡,她也会帮忙。
 
一来二去,这个寺庙就成了台湾特务机构的一个小型“交通站”,什么人都有可能在此出现。
 
1955年暑假,奶奶带我再去寺庙时,给我看了两张照片。照片是黑白的,只有一寸大小的半身照,两个小女孩剪着齐耳的短发。
 
奶奶告诉我,那就是我的两个姐姐。
 
我赶紧跑去屋里拿笔,在大姐的照片背后写上“崇蓉”,在二姐的照片背后写上“凉蓉”。
 
这四个字虽然写得歪歪扭扭,但我从识字就开始练习写,像写自己的名字一样认真。
 
我之前就对大人口中神秘的台湾充满幻想,现在知道我的两个姐姐就在那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也要去台湾。


我叫陈继欧,生于1946年12月,恰逢乱世。
 
因战事紧急,我刚出生没几天,就被父母送回芙蓉村老家。
 
人们一听芙蓉村,就以为这里一定长满了芙蓉。其实芙蓉村里无芙蓉。
 
从浙江永嘉县城出发,出城不远,就看到如莲花盛开的奇特山峰群,每天清晨太阳出山之时,霞光照映在芙蓉峰上,白里透红宛若芙蓉,“芙蓉村”由此得名。
 
芙蓉村有一千多年历史,全村用鹅卵石建造,以“七星八斗”布局,道路与水系交叉纵横,成为完整的体系,像个城堡。
 
此外,七星八斗还有一个美好的寓意:芙蓉村的子孙后代人才辈出,犹如天上的星斗一般。
 
我的父亲陈毓秀,在全村人心中,就是星斗中最亮的一颗。
 
我们家祖辈经商,在芙蓉村建有气派的百年老宅。父亲从小志向不在做生意,上中学时就因秘密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给开除回了芙蓉村。


我们家芙蓉村的老宅

一心要立志报国的父亲,考入黄埔军校第八期。我曾看父亲有一本课本,纸张相当高级,第一封面是蒋介石的相片,背后是一把匕首照片。
 
记得匕首上刻几个大字:不成功,便成仁。
 
父亲从军校毕业后又考上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直升到原国民党第五军参谋长,少将军衔。
 
第五军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一直被国军誉为“铁马雄狮”,官兵都是精锐中的精锐,在抗日战争中战功彪炳,最有名的就是昆仑关大捷。
  
父亲战场的荣耀和我没什么关系,比起父亲,我更好奇我的母亲。

没见母亲之前,我对母亲的了解,是从墙上高悬的照片和芙蓉村妇女的口中,她和芙蓉村的女人都不一样。大家都说她脑子不正常,是个“神经病”。
 
这让我从小就对母亲有一种说不清的恐惧。

父亲是部队驻扎在四川崇庆县时,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的母亲。
 
母亲家里是大地主,家境相当富裕,据说每天吃饭的时候,需要在院子里面敲铃铛召集人员。
 
母亲是家中独女,非常受父母的宠爱,从小就读书识字,人长得也漂亮。父亲认识母亲后,坚持要和老家芙蓉村的妻子离婚。
 
父亲当时在老家有门包办的婚姻,老家的妻子虽然没文化,但也是大户人家明媒正娶来的,婚礼在芙蓉村很是轰动。
 
但父亲不喜欢这个妻子,结婚后就独自回了部队。对方想跟着去,他也不让,估计觉得没文化带不出去吧。
 
那时候,国民党军官娶几房太太的很多,父亲为了离婚还特别找了高层施压,最后再和我的母亲结婚,可见父亲是真的很爱母亲吧。
 
但这事闹得奶奶很不开心,她当然是喜欢老家门当户对干活一把好手的儿媳妇。对母亲这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很是看不顺眼。
 
好在母亲也不回芙蓉村住。他们1941年结婚,母亲就随着父亲辗转各地战场了。
 
先在崇庆县生了大姐崇蓉,又在甘肃生了二姐凉蓉。
 
据父亲说,生二姐前母亲因家中父母意外去世受了刺激,等她赶回家发现家产被亲戚全部霸占,从此后精神就不正常,还住院了。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都是谜。

只是母亲从医院治好病出来后,就无法再正常照顾孩子,只能把两个姐姐都送回芙蓉村。
 
我出生时,虽然抗战已经胜利,但内战又开始了。父亲只好将我们母子送回芙蓉村。
 
因战事紧急,父母在老家没住满一个月,就匆匆赶回部队了。
 
父亲原计划三个孩子都留在老家,但不久前我的爷爷去世了,伤心过度的奶奶无法照顾那么多孩子,商议让父母把两个姐姐带走。
 
那时候大姐已经上了小学,两个女孩子很是调皮,奶奶一个人管起来确实很费力。临时从村里找了个保姆,让她随父母前往战场,去照顾两个姐姐。
 
没想到,我们姐弟这一去一留,就是一辈子。

两个姐姐离开后,我成了奶奶最宠爱的孙子。
 
芙蓉村一直像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没有被日军践踏,也没有遭受炮火袭击。奶奶每天养蚕、纺纱、织布,然后给我做新衣服。
 
村里都姓陈,有着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宗族文化,很多男的都跟着父亲去当兵。父亲对家乡人也很照顾,想尽办法帮衬亲戚们。
 
有两个亲戚去部队探望父亲时,父亲觉得让人空手回去不太好,还一人赠送了一把手枪。

没想到,这特别的礼物,后来却给亲戚家带来杀身之祸。
 
作为陈氏家族光宗耀祖的代表,父亲的照片都在村里统一保管。
 
在三个大镜框中,密密麻麻的排满了很多照片,父母的照片也在其中。

我稍大一点的时候,奶奶会带着我去指给我看:那就是你的父亲。
 
父亲一身戎装,国字脸,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势。母亲身着旗袍,头发精心梳理做成漂亮的盘发,和芙蓉村的女人都不一样。


父亲年轻时的照片

在奶奶营造的安乐窝里,我并不知道父母对于孩子意味着什么。
 
只是芙蓉村的平静还是在1949年被打破了。
 
一天深夜,在第五军军需处的叔叔跑回了芙蓉村,他给全村带来一个可怕的消息——
 
父亲指挥的第五军在徐州被解放军打败了。全军覆没。
 
原来数十万国军被解放军包围在淮海地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里,武器装备精良的数万人正在等待一个决策。
 
时任第五军参谋长的父亲向兵团高层建议,正面实施救援阻力太大,而且伤亡颇多,不如派一个军从南面实施大迂回,这样或许能出其不意,迅速突破,救援其他兵团。
 
高层顾虑重重,反问父亲:“如果我们迂回不成,被钳制住了怎么办?”
 
父亲无法回答。
 
上层没有采纳父亲迂回救援的建议,决定于1949年1月10日深夜突围。然而此时大家才发现,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不见了。
 
熊笑三是如何在混乱的战场上独自一人跑出去,至今是个谜。数日后,他已跑到数千公里之外的香港。
 
国民党大势已去,众将领表现五花八门,选择就义者有之,选择逃跑者有者,选择投诚倒戈向前战友开枪的有之。
 
父亲想起了营房中的妻子、女儿,想起了芙蓉村的奶奶和年幼的我。

他不能死,也不愿意逃去台湾,父亲没有做徒劳的抵抗,带着第五军将士放下武器。
 
在抗日战场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父亲,败在解放军手下,接受了军人最耻辱的身份:战俘。
 
而部队后方营地,前线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平日里歌舞升平的营部乱了起来,舞厅里打麻将的军官太太们也不似平日悠闲,人人脸上都是惊恐的神色。
 
得知第五军全军被俘后,部队的营房乱做一团,大家随波逐流四处逃亡了。
 
这一天,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天各一方了。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奶奶坚信算命先生的话,父亲是大富大贵之人,一生无需操心。
 
奶奶不识字,她不知道父亲让他保管的黄埔军校课本后面,那句“不成功,便成仁”对戎马一生的父亲意味着什么?
 
奶奶想得很简单,管他谁来做国家主人,老百姓只要活着,生活就得继续,这是奶奶的生存哲学。
 
但是为旧政权服务的叔叔被抓走了。曾经父亲送过枪的两个亲戚,一个被枪毙,另外一个也被关进了牢房。
 
就在最危机的时刻,父亲的家书到了。
 
被俘的父亲已经在解放军学习班顺利完成了思想改造,成了一名解放军,已经分到南京军事学院教战略战术。
 
父亲随家书寄来的还有一块“军属光荣”的牌子。这块牌子挂在我们家的房门上,成了我们家新的保护牌。

有了这块牌子,后来农村各种历史运动,年迈的奶奶都幸免于难。
 
父亲很孝顺,每个月都会有一封挂号信寄到芙蓉村,除了我和奶奶的生活费,就是给奶奶的家书。
 
奶奶不识字,每次收到信,就去找识字的人帮念信。我记得第一句永远都是:母亲大人……
 
有了新身份的父亲,一直在寻找失散的母亲和两个姐姐。父亲托了很多关系也没有消息。倒是芙蓉村传来了两个姐姐的消息。
 
照顾姐姐的保姆传来口信,两个姐姐跟着她逃到台湾了。目前靠流落台湾的亲戚轮流照顾,日子过得很苦。
 
父亲第五军被俘时,营房里也乱成一锅粥,大家能挤上一辆车就挤上一辆车,根本不可能问清车将会驶向何处。
 
母亲脑子不好使,平时就照顾不了孩子,两个姐姐跟着保姆一起逃的。

她们是想回芙蓉村的,到了半路,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只能随着溃败的大军一路到了台湾。
 
脑子不太好使的母亲,又流落到了何处呢?

为了找到母亲,父亲费了不少功夫。
 
大概过了两年多,奶奶才接到父亲家书,说母亲找到了。原来母亲是跟着一群官太太逃到了上海,流落到一家教会医院做护士。
 
父母团聚后,奶奶也天天想着姐姐何时能回来。

奶奶曾找算命先生给姐姐们算过卦,对方说大姐是普普通通的命,不需要太操心;就是二姐是和尚命,以后是要当尼姑的。
 
奶奶放下的心又悬起来,二姐将来要是去做尼姑,奶奶忍不住叹气:这可怎么办呀?
 
奶奶对此这么敏感,是因为她有个亲姐姐,就是个尼姑,是竹柏庙的住持。
 
从我记事起,奶奶每年都会带我去寺庙里小住。寺庙很大,绿树环绕,花草簇拥,还有栩栩如生的佛像雕塑。

每月初一十五,络绎不绝的香客赶到这里,双手合十,举过头顶,虔诚倒地叩拜。
 
我在竹柏庙的日子是很快乐的,整个庙里面只有我一个男孩子,四个尼姑像宝贝一样的宠爱我。

庙里面本是不吃荤的,也不闻那种腥味的东西,但是她们专门找个小锅,帮我烧荤的。
 
平常我不去庙里面的时候,她们就把香客送的糕点、水果,全部放起来存在仓库里面,坏了也舍不得吃,等我去了才拿出来。
 
住持奶奶更是心地善良的老人,老家人有什么困难都去投奔她。寺庙里来往都是客,有钱的人来了就捐她一点钱,没钱的人来了她就捐给别人一点钱。
 
老家好多人解放前就逃到了台湾,解放后想去的也来找住持奶奶帮忙。住持奶奶有求必应,帮了很多人偷渡过去。
 
一来二去,竹柏庙就成了台湾特务机构的一个小型“交通站”,什么人都有可能在此出现。
 
知道住持奶奶有台湾方面的关系,奶奶开始托人打听两个姐姐的消息。果然到了1955年,台湾回来的特务,终于给住持奶奶带回两张照片。

照片是黑白的,只有一寸大小的半身照,两个小女孩剪着齐耳的短发。
 
奶奶拿着照片告诉我,那就是我的两个姐姐。

我赶紧跑去屋里拿笔,在大姐的照片背后写上“崇蓉”,在二姐的照片背后写上“凉蓉”。
 
这四个字虽然写得歪歪扭扭,但我从识字就开始练习写,像写自己的名字一样认真。
 
我之前就对大人口中神秘的台湾充满幻想,现在知道我的两个姐姐就在那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也要去台湾。
 
当时我刚上二年级,还不知道这是个掉脑袋的念头。

姐姐的照片带回芙蓉村后,奶奶小心锁在抽屉里的小盒子里。
 
这个小盒子里面放的东西都很重要,除了房契地契,还有父亲在黄埔军校的军属证,参加解放军的证明等。
 
此时,因解放军军事院校撤销,父亲被转业到合肥市体委当主任。

他本想申请转回浙江老家,但因为浙江离台湾太近,组织上担心父亲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没有同意这个申请。
 
刚解放时,两岸局势很紧张,大陆到处是台湾派过来的特务间谍,蒋介石也在国际上叫嚣要反攻大陆,沿海经常有飞机飞过来洒传单、糖、米、钱。
 
芙蓉村的上空也飘来各种传单,黄的、白的、红的、绿的都有。那时候台湾经济已经复苏,吃的、喝的、穿的都不愁。
 
这对于年幼的我,实在有一种说不清的魔力。
 
回不来家的父亲只能如期给芙蓉村寄信。随信寄来的还有我和奶奶的生活费,每年奶奶的生日,父亲会额外多寄5元。
 
那个时代,能收到信是很值得骄傲的事。

何况像父亲这样还能每月寄钱回家的,我们的生活也一直要比其他农村孩子过得好些,我心里自然对父亲很崇拜。
 
我不识字时,每次只能帮着奶奶贴邮票,然后将信投进邮箱,我觉得那也是我和父亲一种特别的交流。

但小孩子难免粗心,有次我投信的时候,邮票没贴上,把信和邮票分别投进去了,信自然没能寄出去。
 
等到我四年级的时候,已经会写不少字了。有一次收到父亲的家书时,奶奶说不请人写回信了,让我亲自给父亲回。
 
我心里激动很久,认真想了很久,但最后也没写多少,记得写了:钱收到了,奶奶很高兴。
 
没想到下个月收到父亲家书时,父亲把我写的信又重新寄回给我,并用红笔把错别字、标点符号一一改掉。
 
后来我回信就很小心了,不会有一个错字,格式也是学着父亲的写,开头写上:父亲大人。
 
这些信,是我和父亲最紧密的联系。我有些好奇,为何母亲不给我写信呢,她不是也读过很多书吗?
 
到我13岁那年,收到父亲的来信,父亲要我离开芙蓉村,去合肥上学。父亲说,这是为了我的将来着想,我已经六年级了,不能一辈子待在农村。

我们家虽然还能吃饱饭,但我心里还是想去的,毕竟那里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只是舍不得奶奶,也有点担心脑子不正常的母亲。
 
临行前的那个早晨,我和奶奶吃过最后一顿饭,奶奶说她也舍不得我。

奶奶看出了我的担忧,她嘱咐我,到了合肥的家不要怕,说我命大,和母亲相处得不好也没关系,母亲的命再硬也是硬不过我的。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喝过奶的两个奶妈都死得很早,后来心里也笃定相信了这一点:此生和母亲缘浅。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奶奶,也是第一次出远门。
 
没有什么行李可带,我只带了一包饼干路上做干粮。

姐姐的照片也被我从奶奶的盒子里拿出来,觉得带到合肥给父母看,他们肯定会很高兴。
 
和送我的亲戚在温州分别时,我将那包饼干又交给他,让他带回去给奶奶。这个饼干我曾吃过一块,味道很好,奶奶舍不得我,留给我,我也舍不得吃。
 
我心想等到合肥后,有啥好吃的都给奶奶寄。可惜我再也没有机会了。

之前有奶奶的爱护,我在芙蓉村的时候很调皮,打架一把好手,和我一样大的伙伴都打不过我。

记得有比我大的同学去我家抄家,把父亲写的信都抄走了,我对他们狠狠说:“等我长大了,好好收拾你们。”
 
合肥没有奶奶,曾经那个开朗、调皮的男孩,也消失不见了。
 
我坐了两天一夜的大渡轮,又坐了一天的火车。在火车上怯生生的我,很快引起了乘客的注意,大家七嘴八舌地询问起我。
 
我想努力解释,但大家似乎也听不懂我说什么。我能听懂一点普通话,自己还不会说。
 
幸好乘客中有个大姐姐是浙江温州人,她能听到我的方言,这才帮我解了围。
 
这个大姐姐在安徽大学读书,她知道我人生地不熟,下火车后就将我带到她的学校。拿出一个叫电话的东西,说明天送我去体委,找陈主任。
 
我从没见过电话,整个芙蓉村没有一部电话,大城市可真稀奇。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市体委陈主任的办公室。办公室条件不怎么好,一间隔成两半,一个穿着整洁中山装的男人正在埋头工作。
 
中年男人抬头,我们四目相对的刹那,我就知道那是我的父亲。他也知道我就是他13年未见的儿子。
 
看不出父亲有特别的表情,只是愣一下,开始从侧面仔仔细细观察我。

我猜父亲是想看看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儿子,是不是聪明。
 
父亲和其他孩子的父亲都不一样,有种说不出的威严。正在我犹豫怎么叫“爸爸”时,父亲对我说:“走,我们回家。”
 
我已经挤到嘴边的“爸爸”二字,硬是没能叫出口。
 
父亲担心我到家也不会叫“妈妈”,记得进家门时,父亲特别说了句,说:“你要叫妈。”
 
屋里有个衣着普通的中年女人,那应该是母亲,我顺从地叫了句:“妈……”
 
母亲答应了。也没有特别的激动,就像见到一个陌生孩子那么的平静。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些失落。
 
于是,从老家带来的那张重要照片,我竟鬼使神差藏了起来,没有再告诉父母。
 
这张照片,我随身带了16年,成了我心底的小秘密。

都说人的长大是一瞬间的事。
 
我想过无数种和父母相处的场景,可是到合肥见到父母后才明白,虽然战争早已过去,但它对我们家的伤害仍在蔓延。
 
因为之前知道母亲脑子不好使,我对母亲留意比较多,第一次见并没有觉得异常。
 
她和城市里的其他女人一样,衣着简单朴素。

我到家正是中午,母亲还去市政府食堂打了菜,有炒肉片、粉蒸肉、一条鱼,还有豆腐烧肉。
 
那时候我在农村条件艰苦,开始办公社吃大食堂,食堂里打的稀饭能照见人影。加之三年饥荒,到处都是饿死人的消息。
 
桌子上却是很丰盛的四个菜,和平时在农村的做法都不一样。我很拘谨,不太敢主动夹菜,父母也没有给我夹。

要是在芙蓉村,奶奶有好吃的肯定首先要给我。不过我在路上好几天了,很饿,顾不了许多,记得吃了好几碗米饭。
 
那时我以为母亲和我一样,只是因为陌生才会不亲近。
 
虽然和奶奶生活了很久,但是感觉现在有父母,有可爱的弟弟妹妹,好像这才是自己的家。

父亲还细心的帮我安排好了学校里的座位,一切都会好起来吧。
 
父亲和我之前想象的也不一样,现实中的他少言寡语,与家人的言谈都不多。
 
每天下班回家就做饭,做家务,没事的时候一个人关在房间玩扑克牌。扑克牌叫“接龙”,最后一张可以预测凶吉,有算命的意思。
 
一张又一张,一次又一次,周而复始,不厌其烦。
 
我们父子俩唯一亲近的是,说话都用老家的温州话。父亲说害怕我们长时间不说家乡话就会忘记,要经常讲。
 
其实我知道,是父亲想芙蓉村了,只是他回不去。

在芙蓉村一直被引以为傲的父亲,其实在合肥过得并不开心。
 
单位有人给父亲起了个绰号叫“陈俘虏”。
 
虽然这是事实,但听到别人这么叫,父亲内心该是多么气愤。军人讲究的就是“不成功便成仁”,只有贪生怕死的才会被俘虏了。
 
我从不和父亲提战场的事,因为他的最后一场败仗,之前十余年军旅生涯的荣光都被遮蔽。
 
我也暗自发誓,一定好好念书,绝不给父亲丢脸。我说到,也做到了,年年考试都拿奖。
 
父亲很看重我的学业,对我管教很严厉。他要我好好读书,将来踏实做个工人,不当兵,也不当官。
 
我也是想好好读书,尽快独立照顾父亲。

但“文革”很快开始,父亲曾是国民党高官的历史也被翻了出来。

我和弟妹被下放农村,父亲也被下放到杜集干校去养猪养羊。
 
父亲很硬气,没有求任何一个同学朋友,我们一家四口同一个月下放。父亲还是像平常一样严厉,嘱咐我们下放的时候要好好干活。
 
离家的时候,父亲拿了碗筷、衣服、被子和一些日常用品。

我拿了姐姐的照片,把它们放在《毛泽东语录》的夹层里,随身带到了农村,那里最安全。


毛泽东语录
那个年代的毛主席语录也叫红宝书,每个人开会、学习都要随身携带,是最重要的东西。

直到现在我还能背出来很多,里面还有一句:“最大的发誓: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从我到合肥开始,领教了母亲的不正常,我就更想念姐姐了。

姐姐的照片我一直没有舍得给父亲,我怕他会给母亲,那样的话,我就连姐姐的照片都没有了。
 
我带的那本红宝书是英文版,我把中文版和英文版对照起来学英语。

我从芙蓉村走出来,我绝对不会在农村呆一辈子的,我迟早要走出去,心里想得最多就是有姐姐们的台湾。
 
我有农村生活的经验,自我生活能力很强,干了半年农活就去修桥的工地打工,虽然很辛苦,但每天还有1.3元工资,只要付出有回报,也不觉得苦。

只是我很担心父亲,他年纪已大,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住。
 
有一次,我特别请假去干校探望父亲。原本有两个同学在干校里管事,她们也认识父亲,可能为了避嫌,见到我就赶紧找借口开溜了。
 
我只能打听着父亲的名字,在偌大的干校挨个去找。

最后找到一间又小又简陋的平房,那是父亲生活的地方。父亲自从下放多年未见家人,看到我万分惊喜。

正值午饭时间,父亲去食堂打饭,一份蔬菜一份臭臭的带鱼。
 
记得我们吃完饭,我刷碗时,父亲忍不住和我说,这里条件实在太差,还不如当俘虏在学习班的时候。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的抱怨。
 
父亲在家时就喜欢听收音机、玩扑克。下放时我给他买了个收音机,收音机信号很强,有短波信号,可以收到台湾、香港的电台。
 
父亲关心国际时事,更关心台湾的动态,白天信号不好,但每到半夜就能很清楚的听到台湾的广播。
 
这些广播我也听,无非就是:前线当兵的同胞们,我是某某某,我们台湾生活跟大陆不一样,这里待遇好,能给生活费,能享福。欢迎你们来,你们来的话可以带枪支,带枪支会给钱,如果是空军带回一架飞机,奖励一百两黄金。
 
更多时候是寻人启事: 台湾老兵寻找大陆的亲人:我是某某人,家住某某,家里人叫某某某,我走的时候小孩刚刚一岁,现在我的生活很好,希望你们不要担心。
 
有时候还会放邓丽君的歌曲,特别的好听,直到现在,我想只要听过那时广播的人,都会觉得全世界没有谁唱歌能超过邓丽君了。
 
结果让隔壁的人发现了,说父亲偷听敌台,向上汇报后,收音机被没收,父亲还被抓起来批斗。
 
台湾不仅有两个姐姐,还有父亲的诸多亲戚和战友,父亲参与了很多统战工作,他的思念也常常通过电台传向那边。

这样反复接收台湾消息,一定会让父亲更加难过,也更加想念海那边的亲人。



苦闷的生活总算有了一线转机。
 
1975年,我和弟弟妹妹从农村招工回了城,父亲也重新落实政策,进了合肥市政协。
 
也就在这一年,我收到老家人要到台湾去的消息,他找的人在台湾势力很大,我忙写信拜托他帮我寻找在台湾的姐姐,给姐姐留下我的地址。
 
没多久我就收到了姐姐的第一封信,他们告诉了我她们在台湾的地址,还告诉我先把信寄到香港,在姐姐的朋友家中转。
 
那时候两岸通信很麻烦,不可能直接寄信。

需要先寄到香港或国外的朋友们那里,然后绕一大圈才能转到台湾或者大陆。
 
父亲还不敢给台湾去信,最后交由我来写。这样的信经过重重审查,也不能写太多内容,只是简单的家庭人口介绍。
 
焦急等了几个月后,终于收到姐姐的信,大姐叫我欧弟,二姐叫我继欧。

这时我们才得知大姐最后当了护士,二姐读的是师范,这在台湾都是最好的职业。
 
从姐姐们的回信来看,大姐更平易近人,二姐更加像父亲,不擅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写的信件也是很短。
 
两个姐姐后来是父亲的表姐夫收养,这个表姐夫叫徐志勋,老家和芙蓉村就隔着一条江。

徐志勋去到台湾后做了大官,娶了四个老婆,生了6个孩子,但对两个姐姐视如己出。
 
我们收到信时,大姐已经结婚了,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丈夫也是台湾的高官,据说婚礼很隆重。
 
二姐当时还没有结婚,说是什么不婚主义者。

我突然想起了奶奶曾给二姐算过命,说二姐是“和尚命”,将来要做尼姑,不知道说的是不是指这个。

我先寄了一张我的照片给她们,大姐也把她和女儿、儿子的照片寄给我了。

她在信里和我说:都说外甥长得像舅舅,我特意对比了一下,还是有区别的嘛。
 
我把信件和照片都给了父亲,姐姐的信也成了我和父亲之间独特的链接,让我和父亲的关系更亲密。
 
和姐姐的通信越多,我就对外面的世界越好奇。这时候中美已经开始建交,听说国外工资高,找工作也好找。

我蠢蠢欲动,我的英语很好,交流基本没有问题。
 
机会终于来了,一个偷渡去意大利的亲戚告诉我,可以帮我安排偷渡到意大利,只要几万块。

我很兴奋,连忙写信告诉了姐姐,相比于父亲的威严,母亲的冷漠,她们是我唯一可以倾诉的人了。
 
没想到姐姐马上就回信了,平时转信至少要一个月的,这次半个月都不到。
 
在信里,二姐郑重其事的嘱咐我千万不可以偷渡!她告诉我偷渡的路上,一个是会翻船,一个是会被闷死,特别的危险。
 
二姐还特别附来一封剪报,就是台湾关于偷渡的报道,她特意用红笔把这篇文章的重点给我画出来。

我感受到了姐姐对我的关心,以后再也没有想过偷渡的事儿。
 
后来的日子虽然也有波折,我终于在1979年考上了大学,此时我已经33岁。但日子是一天天好了起来。
 
现在想起来,也感谢姐姐当时对我的及时劝阻,是她在紧要关头帮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也是在我考上大学这一年,父亲才获准回老家芙蓉村。算是我们家的双喜临门。
 
我担心父亲多年未回找不到家,也请假陪父亲一起回去。父亲先在温州留了几天,见了一些老朋友。
 
他第一个托人找的就是徐志勋留在温州的老婆。

徐志勋把两个姐姐培养的如此优秀,父亲却连一声谢谢都没法说,也只有用这个方式传达自己的感谢了。
 
这个女的很漂亮,个子大概有一米八,之前在温州她家里是做豆腐的,所以大家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她豆腐西施。
 
徐志勋和她结婚后俩人感情很好。但当时时局变化太快,未能将她带到台湾去。
 
有台湾关系的政府都有备案,政协很快就帮父亲找到了。

当时她在温州一个塑料厂,她来到我们住的华侨宾馆,一直不敢进来,在门口转来转去。
 
我父亲之前见过她,看样子比较像,就出去把她叫进来了。那时候她不到六十岁,穿得普通,但长得还是非常漂亮。
 
豆腐西施见到父亲就哭了,说她这些年受到的委屈太多了。因为是徐志勋的老婆,她在厂子里、在社会上都被批斗的不得了。
 
她一直都没有嫁人,一直在等徐志勋。等了一辈子。
 
父亲虽然已经不复当年的风光了,但他这些年一直尽力帮衬着牺牲战友的家属。见完这些人后,我们才回了芙蓉村。
 
之前我每一次回去老家,当晚就一定要去给奶奶烧纸,这是我的习惯,我一直很惦记奶奶。
 
奶奶在我去合肥上学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当时正值三年饥荒时期,农村到处饿死人,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奶奶多半是饿死的。
 
我收到奶奶去世的消息已经过了几个月,当时我还在熟悉新环境,父亲一直忍着没告诉我。

又过了大半年,老家来了个亲戚,父亲才和我说。
 
当时我一听就哭了。奶奶是我最亲最亲的人,比父母还亲。父亲知道我和奶奶的感情,他让我到操场朝东边给奶奶烧些纸钱。
 
父亲对奶奶的感情和我一样,也是一回到芙蓉村就马上要去祭拜奶奶。

墓地离家不远,吃完晚饭我们就往奶奶的坟地走。叔叔已经提前在坟前摆了花生、橘子、瓜果等祭品。
 
父亲是第一次见到奶奶的坟,内心肯定很激动,但父亲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跪下磕头,什么话也没有说。
 
当然父亲这次回乡,最想见的人还是他的两个姐姐和弟弟,这是他最亲的人。

父亲兄妹四个算起来也是三十多年没见,但他们见面后一点都不陌生,四个老人非常激动,整天整晚都在谈过去的事。
 
父亲后来说,这是他人生中最愉悦的时光。

那段日子里,父亲和平时在家完全不一样,顾不上一个人听收音机、打扑克,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酒量也见长,谈起小时候的趣事儿更是带着笑容。
 
看到父亲兄妹团圆的场景,我也在想,什么时候,我们兄妹也能团圆呢?

也是在1979年元旦,大陆发布《告台湾同胞书》:“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
 
但在当天下午,国民党当局发言人回应:决不派任何人去大陆,不允许大陆代表来台湾,不在任何第三地举行会谈。
 
那时候台湾经济环境好,父亲虽然想姐姐,但知道姐姐们生活的很好,也很放心。

我刚工作没房子住的时候,父亲还给姐姐写了信,说了我的困难让姐姐们帮助我一下,姐姐寄来1000美金。
 
后来父亲听说台湾收入高,但消费也高,其实姐姐们也存不下钱。

父亲听后特别内疚,专门写信说:自己没尽过一天父亲的责任,怎么能问子女要钱。以后再也不准给家里寄钱了。
 
父亲晚年时,更想姐姐们了,还曾偷偷筹划过去香港看姐姐们。
 
父亲在政协工作很积极。他知道两岸不统一他就见不到自己的女儿,非常配合政府做台湾的统战工作,特别给台湾的老战友写信,希望大家为两岸统一出份力。
 
有一年,大陆得知台湾有位退休高官在香港,对方想约父亲在香港见面,父亲也想争取到这位台湾官员。

其实父亲更想借此难得的机会出境,看一看自己几十年来未曾谋面的两个女儿。
 
几番筹谋之后,单位同意了,父亲做了很多准备,甚至告诉了小妹,让小妹陪他一起去。
 
可最后还是没去成,组织上还是不放心父亲出境。
 
那段时间父亲和平时一样神色如常,完全看不出他失望的神色,或许有很多次我们不知道的努力都失败了,所以他才这么淡然吧。
 
父亲后来说起自己一生中两个最大的遗憾:第一是奶奶去世的时候,他不能返乡看最后一眼;第二就是对两个姐姐没有尽到一点做父亲的义务。
 
想见女儿一面的愿望,父亲终究未能如愿。1989年4月份,父亲突发脑溢血,什么都没有交代就走了。


父亲的遗照

父亲去世当天,我就给二姐香港的同学打电话,当时两岸还没有互通,二姐也没法回来参加葬礼,让我们先将父亲安葬了。
 
父亲曾经和我说过在他百年以后,把他的骨灰带回芙蓉村,在后山奶奶的坟前洒掉。

我担心自己老了很难再回芙蓉村祭扫,就把父亲骨灰葬在合肥,在芙蓉村为他做了一个空的坟墓。
 
就在父亲去世两个月后,大陆和台湾正式实行“三通政策”,两岸之间正式开始通邮、通商、通航。
 
姐姐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因为姐姐们无法提供出生证明和亲属信息,她们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能以旅游的名义回大陆,需要跟着旅行社在其他省份逛一圈,才能转到合肥。
 
大姐身体原因已无法远行,只能二姐一个人回来。此时她已经45岁了。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和弟弟妹妹们在合肥机场焦急地寻找着姐姐的身影。我们举着大大牌子,上面写着“陈凉蓉”。
 
看到一个人朝我走来,我一下子就认出了这是二姐。她和奶奶长得很像,个头都不高,眉眼也很熟悉。

不同于13岁那年见到父母的那样陌生感,“二姐”一下子就脱口而出。
 
她也叫我:“是继欧吧。”
 
只有两句话,斩断了43年的陌生感。
 
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坐上中巴车,先去殡仪馆看父亲的骨灰。

我捧着骨灰盒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祭拜了。二姐和父亲的骨灰照了相,这也算是他们两的唯一一张合照。
 
然后才带姐姐去看母亲。母亲很开心,说姐姐是特意从台湾来看自己的。还偷偷嘱咐姐姐每次来都打扮的漂亮一点儿,越漂亮越好。
 
二姐回来时特意问过我,大陆是不是不允许打扮?当时大陆还很穷,哪看到过什么打扮,都是一样的衣服款式,更没有见过什么穿金戴银的人。
 
因担心穿得太时尚引起别人注意,二姐也特别穿得很普通。

为了母亲,二姐每次去医院前都要化妆,带上假的金戒指、金手链,还临时在地摊上买了假珠宝,才去医院照顾母亲。
 
二姐为母亲想的很周到,她还特意包了红包给母亲,让母亲给她关系好的朋友发。她们还主动提出,一个月要给母亲50美金赡养费。
 
如果父亲能活着见到两个女儿,他该多么欣慰呀。


姐姐用她带来的相机,给我和母亲拍照

二姐回去后,我一直想去台湾看望她们,特别是行动不便的大姐。可我问了旅行社,说旅游只能请一天的假。重要的是,像我这样身世复杂的人,是重点关注的对象,申请成功的几率不大。
 
我也只好每年过年过节写封信给她们,一年最起码要写一封信的,不知为什么,后来二十年没有收到回信。
 
去年,有朋友去台湾旅游,我赶紧把二姐的地址告诉他,让他帮我去找找。朋友去找的时候,才知道这里的地址早改了。
 
有了准确地址,在女儿的建议下我改发快递过去,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今年居然收到了回信。

二姐和我说:“谢谢你这十年给我写信,可我一封信都没有收到。”

姐姐的信里有不少错误,让我更加担心独居台湾的她

明显感觉二姐心情不好,身体也不太好。

以前她的信没有这么多错别字,这一次错别字很多,也没有过去写的通顺了。
 
现在两岸的关系更加的紧张,发快递也需要寄件人和收件人的身份证,我不知道姐姐的身份证号,所以快递也没法寄了。

我只能是把信放到邮局的邮箱里,特意写上了我的身份证信息,如果她能收到,就能给我发快递了。
 
我猜测,她肯定收不到我的信,我之前二十年写的信,很可能就没有寄到过。但以后每年过年我都会去邮局寄信。
 
能收到就收到,收不到也只能算了。


PS:

为了这篇故事,陈继欧老人回忆、讲述了半个月。他始终用一种平淡的语调,不流露任何情绪,说父亲尽力了,自己也尽力了。
 
我总觉得,他平淡的口吻里,藏着一声叹息。
 
为了能和亲人团聚,他父亲拼命配合统一,拼命用自己仅剩的政治资源,呼唤曾经的战友回归大陆。但他失败了。
 
陈继欧从小学二年级,就梦想能在台湾见到姐姐,70年过去,他也失败了。
 
对于陈继欧来说,曾经的姐姐是他苦闷生活的理想和希望。而现在,他早已儿孙绕膝,只剩台湾孤独老去的姐姐,是他放不下的牵挂。
 
但受限于两岸局势的变化,74岁的他也只剩无奈和叹息。
 
像陈继欧和他父亲这样的老人有很多。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的愿望总是显得如此渺小。

即使它来自一群为民族战争做过贡献、如今行将就木、只是想见见亲人的一群老人。
 
我们只有祝愿陈继欧投进邮局的那封信,姐姐能够收到。
 
我们只能希望他的叹息,有天会被这个时代认为值得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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