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进村的鬼子杀了,却成了全村的罪人
真实故事

真实故事:我把进村的鬼子杀了,却成了全村的罪人

来源:花朝晴起网
作者:罗伯特刘
2021-01-15 19:00

你知道中国古代最危险的职业是什么吗?
 
当数清朝皇帝的剃头匠。
 
剃头匠给皇帝剃头时,右手持刀挨着皇上的头皮顺刮,不能逆剃。左手自然下垂,不能按在皇上身上任何部位。

同时还须屏住呼吸,不能向皇上头上喷秽气。
 
这种随时可能掉脑袋的手艺活,非一般人能练就。
 
今天故事的主角徐彪也是个剃头匠,他虽然不给皇帝剃头,只给农村老百姓剃。

没想到是,也因此引来杀身之祸。
 
这一切,都因他15岁那年,在剃头的路上遇到的一群不速之客。



自从那天趁乱从日本兵手中逃脱之后,徐彪心里就再也没有踏实过。
 
他如一只惊弓之鸟,一点响动都会吓得抬头四处张望,随时准备撒腿逃跑。
 
徐彪再也不愿意踏进虹桥村半步,连“虹桥”这两个字他都不愿意听到。
 
在老家躲了大半年,徐彪投奔到了堂哥徐林家里。一边帮堂哥干农活,一边给人剃头赚点小钱。
 
靠剃头为生的徐彪,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走乡串村了。他很少出村,连20里外的县城都没有去过,他害怕遇见虹桥村的人。
 
他知道虹桥村的人恨自己。
 
虹桥村那16条人命,可都算在了他的头上。


徐彪是个剃头匠。

1942年7月18日这天,徐彪起了个大早,他决定去虹桥村剃头。
 
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六月初六,对徐彪来说,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在庄稼汉胡舍妹眼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按照传统习俗,农历六月六,男人都要去烧田秋。
 
大家得穿上干净衣服,扛着锄头,拎着供品,到自家的田头地尾点蜡烛、烧香纸、摆果品,祭拜一番。企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人安康。
 
胡舍妹起了一个大早,想到自己顶着一头乱发去烧田秋,是对神灵的不敬。

正为不能剃头苦恼之际,有人在村街上喊:“徐彪来剃头了。”
 
正常每半个月,徐彪会来巡村剃头一次。
 
徐彪剃头不拿现钱,过去人家也没多少现钱,是折合成稻谷。4口以下的人家,剃一年头给5升稻谷;4口以上的人家,剃一年头,给1斗稻谷。
 
一斗稻谷重12.5斤,100斤稻谷,能碾80来斤米,其余的就是糠头。徐彪一年转下来,勉强可以养活自己。
 
胡舍妹立即让老婆烧水,跑出家门,把徐彪叫过来先给自己剃头。
 
其实徐彪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暴脾气的胡舍妹。胡舍妹不仅老数落他,还打过他。

徐彪进村给人剃头,午饭轮流在村民家中吃。

一次,正好轮到胡舍妹家派饭,看到一碗油汪汪香喷喷的辣椒炒鸡蛋,徐彪忍不住一直伸筷子。

等胡舍妹端起碗时,一碗辣椒炒鸡蛋已经见了底。

他气不打一出来,伸出筷子就在徐彪的头上狠狠敲了三下,还骂他没教养饿死鬼投胎。

十多岁的徐彪不敢回话,眼泪和着饭团咽下去。从此以后,他就一直躲着胡舍妹走。

听到胡舍妹叫自己,徐彪很不情愿走向他家,只能先给他剃头。

整个过程中,胡舍妹嘴巴一直没闲着,嘟嘟囔囔都在说徐彪的不是。

徐彪也不争辩,操着剪子把胡舍妹有些花白的头发剃得整齐又平顺。
 
15岁的徐彪早就习惯了村民们的报怨和责怪,你说你的,我做我的,骂几句,又不会痛。
 
“六月六,晒得鸭蛋熟。”下午3点多钟,太阳依然毒辣的很,知了在树枝上长鸣,狗趴在门前的青石板上吐舌头,口水掉了一地。
 
胡舍妹带着祭品走出家门,郑土英劝他再歇一会儿,等日头偏西了再去,那样会凉快一些。
 
胡舍妹是个急性子,想着早去就能早回。
 
如果胡舍妹听老婆的劝,可能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
 
走到自家田头时,胡舍妹身上已经冒出了一层汗。他顾不了这些,开始了烧田秋。

附近的田间,三三两两的都是烧田秋的人,相互之间打声招呼,再说一说农事。
 
这时,有人慌慌张张地从东边进村的路上跑过来,大声叫道:“大家快跑,日本人来了。” 

此时的徐彪正在虹桥村内,挥舞着剃刀,飞快给村民剃头。
 
自1942年6月浙赣战役爆发后,衢州、常山相继沦陷,徐彪不敢乱跑,已经停工一个多月,虹桥村的村民早就在念叨他。


为报复浙江民众救援空袭日本的美军飞行员,日本发起浙赣战役。25万百姓在此战役中遇难。图为浙江民众护送美军飞行员过街镇。

这一天,徐彪一到,身边就围满了胡子拉碴的村民。那些平时喜欢对他责难的村民,一个个都变得和蔼可亲起来。
 
徐彪的老家田地少,位置低洼,每年汛期总是闹洪灾,村里人经常揭不开锅,所以有大半年时间在外面讨饭。
 
他9岁那年,父亲讨饭途中被两只凶狗追咬,摔到桥下伤及内脏,回家躺了半年,吐血死了。
 
第二年开春,母亲就把徐彪带到村里的剃头匠家里。把他推到剃头匠跟前,让他跪下给师傅磕头。
 
农村里有句俗话说得好:“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
 
过去的手艺人,很保守,都不乐意带徒弟,怕徒弟学成手艺,端走自己的饭碗。

剃头匠原本也不带徒弟,实在看徐彪可怜,动了恻隐之心,收下了他。
 
半个月后,徐彪回到家中,灯黑灶冷,空无一人。隔壁的大妈告诉他,母亲走了,以后不回来了。
 
徐彪明白,母亲承受不住独自撑起一个家的艰辛,父亲去世后,就有了改嫁的打算。

但她终归放心不下年幼的儿子,临走前,把他送到剃头匠那里拜师学艺。
 
这是母亲留给儿子最后的礼物。有了这手艺,徐彪以后就会有一口饭吃,不会饿死了。
 
当时徐彪10岁,身高才1米出头,身子也特别瘦弱。师傅给人剃头的时候,他要站在一张凳子上才能看到。
 
剃头需要手臂保持稳定,尤其是剃须,稍有不慎就拉条血口子,会要人命,徐彪每天都要练功。
 
首先把右手抬到肩膀差不多高的位置,小臂和上臂呈直角并保持水平,在手肘上放一碗水。然后活动手腕,让右手水平运动,不能荡出一滴水。
 
如果水荡出来,师傅就会甩过来一耳光。

没啥可抱怨的,手艺人都是这般熬出来。
 
3年后,徐彪出师了,师傅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年纪大了,走不动也剃不动了,我名下的10个村子,分给你5个。”
 
过去的手艺人,都有自己挣钱的地盘,抢占就坏了规矩,要遭同行惩罚。从此以后,徐彪剃头有了固定的范围。
 
一面镜子,一把椅子,一把剪子,一把剃子,这就是徐彪的全部家当。以前人剃头也没有什么讲究,一般剃的都是平头或者光头。
 
但修面需要点功夫的,刀在脸上走,贴又不紧,快但不破,像一阵风吹过。刮好一摸,顾客感觉顺滑自然,那样才算是把好手艺。
 
鸡叫起床,天没亮就出门,背着理发箱穿梭在乡间的小路上,徐彪几乎每天如此。每半个月,徐彪要把5个村子巡一次。
 
徐彪常去的5个村子里,虹桥村最富裕,离常山县城20多里路。

虹桥村三面依山,一面环水,土地肥沃,晴天不旱,雨天不涝,春天随手往地里扔一把种子,秋天就能收获饱满的粮食。
 
这和徐彪的老家完全不一样,一度让徐彪很羡慕。
 
但这一切,随着村外“日本人来了”的叫喊声,很快结束了。

“日本人来了”的喊声最先惊动了野外烧田秋的村民。胡舍妹紧张抬头望过去,只见跑在前面的是一个姑娘。
 
很快,胡舍妹远远认出来了,这个姑娘正是他打算给儿子娶回家的儿媳妇水花。
 
胡舍妹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汉。家里有一座三间头的砖瓦房,还有5亩水田和几块山地,虽然过得不是很富足,也可以勉强度日。
 
胡舍妹有个独子叫春生,很是宝贝。

抗日战争爆发后,《征兵令》贴在村中最显目的位置:“东邻肆虐,侵我疆土,自非全民奋起,合力抵抗,不足以保卫国家之独立,维持民族之生存。在此非常时期,凡属兵役适龄男子,均有应征入营服行兵役之义务。”
 
胡舍妹一度很担心刚成年的儿子被征去服兵役,养儿防不了老。
 
直到胡舍妹看到新的告示,这才松了一口气,根据《兵役法》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胡春生可以不去当兵。
 
外面的战火还没有烧到虹桥村。春种秋收,娶妻生子,农村人的日子,还是往常一样过。
 
胡舍妹跟老婆郑土英商量,尽快把儿媳妇娶进家门,隔上一年,就能抱上孙子了。
 
儿媳妇的人选她们早就看中了,就是村里的水花,刚刚19岁。

水花和春生一起长大,她人长得秀气还很勤快,在田间地头,经常能看到水花跟父亲一起干农活。
 
而此时,水花后面紧追不舍的是一个穿草黄色军装的日本兵。
 
日本兵一边追,嘴里一边叫嚷着,胡舍妹不懂日本话,不知道他在喊些什么。
 
田里本来还在说笑的人,有的转身就往村子里跑,有的呆呆地站在原地。

胡舍妹一时也没有反应过来。
 
很快,水花就跑到了胡舍妹的跟前,她哭着喊:“叔,救命。”
 
水花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乌黑的头发也披散开来,人已经累得快挪不动脚步了。
 
日本兵越来越靠近水花,他右手端着一支长枪,汗水也将他的衣服洇湿,紧紧地裹在身上。
 
眼见,日本兵的左手就要勾到水花了。

这时,日本兵脚下一滑,踩进了泥淖的田里,想要拔腿挣脱,可他脚上穿的是皮靴,越挣扎越陷得越深。
 
水花趁机跑远了。
 
日本兵冲站在几步开外的胡舍妹哇哇怪叫,还向他招着手。胡舍妹似乎有些明白,日本兵叫他把他从泥淖里拉出来。
 
胡舍妹冲日本兵笑了一笑,把锄头的木柄伸向日本兵,一边慢慢地向日本兵靠近。
 
日本兵以为胡舍妹真的是来拉他的,就放松了警惕。
 
在两人相距两米左右的时候,胡舍妹不知哪来的胆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调转过锄柄,用锄刃朝日本兵头上使劲挖了下去。
 
“扑”地一声,跟敲碎结板的泥块一样,日本兵软软地倒在了田里,两腿抽搐了几下就伸得笔直。
 
死了。

看着水田里脑袋开花的日本兵,胡舍妹脑子里一片空白。
 
等几个村民胆颤心惊地围拢过来,胡舍妹这才感觉到害怕,知道自己犯下了大事。
 
一个村民说:“舍妹,你真将他打死了?”
 
另一个村民说:“舍妹,是你把他打死的吧?”
 
他们这么说,是想撇清关系。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过了几分钟,胡舍妹终于冷静下来。
 
他看了一下,没有追兵。

应该立即把死掉的日本兵处理干净,不留下丝毫痕迹。
 
缓过神来的胡舍妹赶紧央求附近的几位村民搭把手,帮他把日本兵的尸体掩埋掉。

但大家都不太愿意,想立即离开。
 
胡舍妹咬咬牙,说等秋收时,他给每家白干3天工。
 
几个村民这才和胡舍妹一起,将尸体抬到村子北面的老鼠山下的凹处,挖开一个坑,连同那锄头一并埋了下去。
 
胡舍妹是下午4点多钟回到家的,他打死一名日本兵的消息,早已经在村子里传得沸沸扬扬。
 
胡舍妹走在村街上,有的人看到他,装着没有看见,转身回到了屋内。有的人看到他,就问:“舍妹,你是怎么打死日本兵的?”
 
正在给村民剃头的徐彪也听得一清二楚。
 
有村民好心说:“舍妹,你把日本兵打死不是小事情,你快到外面躲躲风头。”
 
胡舍妹往上挺了挺身子,梗着脖子说:“躲什么,我才不怕呢。”
 
其实,胡舍妹心里害怕,随着暮色的降临,更是越来越害怕。
 
天黑时,去常山县打铁铺定制犁头的春生回来了。父亲打死日本兵的消息他也知道了。
 
在虹桥村,六月六有吃新麦面粉贴饼的习惯。郑土英连着烤焦了三张贴饼,干脆不烤了,搅了一锅面疙瘩。
 
胡舍妹吃得一点也不香,春生倒是一连往肚子里倒了三大碗。胡舍妹对春生说:“明天你起个大早,出去避几天。”
 
春生放心不下家里,不愿意。胡舍妹把脸拉下来:“我都活到这个岁数了,死了无所谓,你陪我在家里等死,是想让我绝后吗?”
 
春生只好答应,说去外村朋友家避几天。
 
夜色笼罩了整个虹桥村。
 
胡舍妹和郑土英商量,把村子分成东南、西北两个片,两人把村子里的每家每户都走上一遍,再三恳求他们,万一日本兵进到村里,什么也别说。
 
村子出奇的安静,大家早早关紧了大门。透过门缝,有的屋里有灯火,但听到敲门声,灯火便悄无声息地灭了。

他们清楚,今晚是敲不开任何一扇大门了。
 
胡舍妹独自转到了村口的老桥,那是一座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的古桥。

往常的夏日夜晚,桥上坐满了纳凉的村里人,谈谈古论论今,很是热闹的。但这天晚上,老桥上空无一人,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胡舍妹呆呆地看一眼桥下静静流淌的河水,慢慢地走回了家。
 
六月闷热的夜晚,胡舍妹忍不住打了个冷颤。

这一天,徐彪一直在虹桥村剃头到傍晚,才把工具收拾整齐,拍打干净身上的碎头发,走路去浮河村堂哥徐林家留宿。
 
这里离虹桥村近,他计划第二天还要赶回虹桥村继续剃头。好多人家已经跟他约定好了。
 
徐彪说了胡舍妹杀死一名日本兵的事,也说了明天还要到虹桥村剃头。

徐林一听,脸都吓绿了:“明天你千万别去,人家躲都来不及,你还往里面凑,找死呀。”
 
徐林是见识过日本兵的残忍的。
 
一个多月前衢州沦陷那天,国民党汤恩伯部队106师所属1个营近400名官兵,被日军追赶到浮桥村。当时,天下暴雨,洪水泛滥,除十几人乘船逃脱外,其余300多人被俘。
 
日本兵将他们两三个或四五个捆绑在一起拉到河边,用刺刀乱捅一通,把他们踢入滚滚洪水当中,然后用机关枪扫射。
 
第二天,河滩上堆满了尸体。
 
日本兵又进到村子里,杀掉11个村民,还抓走500来名青壮年男子做挑夫。

徐林还算跑得快,抱着儿子和妻子躲进山里,才逃过了一劫。
 
年幼的徐彪却没当一回事,他想着自己不是虹桥人,又没杀日本兵,要是日本兵真来了,他一个外村剃头的人,想必日本人也不会对自己怎么样。
 
再说,如果爽约不去剃头,今年肯定收不到虹桥村的稻谷。
 
徐彪第二天一早如约来到了虹桥村,村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几条狗在晃悠。

听到脚步声,沿街的住户扯开一条门隙往外张望,眼睛里满是不安和恐慌。
 
这一天,胡舍妹夫妻也没打算跨出大门,天还未亮,他们就把春生从床上扯起来,让他去朋友家躲避了。
 
看到徐彪,村里人将他拉进屋去。以前剃头,都是放在门口的空地上的,这天剃头,大家都要求放在屋子里。
 
屋子里光线昏暗,徐彪给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汉修面时,还给划出了一个小口子。
 
日本兵没来。
 
到了下午的4点多钟,日本兵还是没来。这个钟点不来,就不会来了。

大家以为战争年代,少掉一个兵,不是奇怪的事情。
 
这事可能就这么过去了。
 
村里人在屋里躲了一天,再也憋不住了。先是轻轻地拉开半扇门往外张望,然后站在门口往远处张望,再然后蹑手蹑脚在住家附近转上一圈,这才开始大声说话。
 
村街上又热闹起来。
 
夏日的太阳跟火一样,晒了一天,田地里的水稻和蔬菜肯定快被晒蔫了。村里人纷纷扛上锄头挑起水桶,奔向四野。
 
平坦的田地里到处是忙碌的身影,一如往常。
 
夜晚,胡舍妹走向了村口的老桥。老桥上早就聚集起了一堆乘凉的人,风挟带着溪里的水气吹拂在人的身上,凉丝丝的很舒服。
 
大家不再像昨天一样回避着胡舍妹了,招呼他一起坐下。
 
有人说:“舍妹,真看不出来,你这样一个蔫头巴脑的老汉,都有胆量把一个日本兵干掉。”
 
有人说:“舍妹,用你锄头挖日本兵脑瓜的时候,你不怕他用枪打你吗?”
 
有人说:“等日本人走了,把你打死日本兵的事情报上去,准能受到政府奖励呢,你是我们虹桥村的杨令公。”
 
每年农闲时节,有说书人进到村子里来讲《杨家将》的话本。杨令公是他们敬佩的英雄。
 
黑暗里,胡舍妹的腰直了起来。 

那天晚上,徐彪仍然去浮河村的堂哥徐林家借宿。得知日本人没有进村报复,徐林也松了一口气,说:“但愿事情这样过去了。”
 
最后,他还是觉得有些不放心,一再叮嘱徐彪要多加小心。
 
到了第三天,太阳照常升起。
 
夏日的太阳升起得有点早。为了走路凉快一点,这天,徐彪早上5点多就起床了,喝下两大碗粥,就启程往虹桥村赶。
 
到了村口,徐彪想在树底下撒一泡尿,突然就傻了眼,几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将他围住,长枪上扣着刺刀,映着太阳光,闪闪地刺人眼睛。
 
徐彪后来才知道,那日失踪的日本兵可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15人的小分队,正在邻村抢粮食。
 
在村口把守的日本兵,远远看见来亲戚家借东西的水花,当即萌生了邪念,一路追逐到了虹桥村,栽进了水田丢了命。
 
日军一追查,基本锁定是在虹桥村出事的,又探听到一些消息,判断可能被村民打死了。
 
这天一大早,日军出动一个分队兵力,把守好各个进出村庄的路口,准备进村查明真相,不仅要知道是被谁杀死的,还要找到尸体。
 
他们在村口碰到的第一个人是徐彪。

日本兵里有懂中文的翻译官,他们押着徐彪往村里走。
 
在村民的眼里,日本兵是被徐彪带进村子的。
 
除了几个早起外出的人,虹桥村的大部分村民被困在村子里。胡舍妹也被困在了村中,听到外面的叫嚷声,他知道大事不好。
 
在村街的中心位置,日本兵停了下来,翻译官问徐彪,是谁杀死了他们的人?徐彪没张口,一枪托重重地砸在他身上,痛得他龇牙裂嘴。
 
“快说,不然,枪毙了你。”一名日本军官掏出手枪,黑洞洞的枪口抵在徐彪的脑门上。

徐彪不想死,他很害怕,只好把日本兵带到了胡舍妹的家门口,朝里面指了指。几名日本兵踢开大门,捉住胡舍妹,押着他往外走。

日本兵首先让胡舍妹指出掩埋日本兵尸体的地方。知道已经隐瞒不了,胡舍妹带他们来到了村子北面的老鼠山下。
 
这时,几名日本兵又押来了几个村民,命令他们掘尸。
 
日本兵的尸体本来就埋得不深,掀开一些泥土后,就有一股尸臭散发开来。
 
没一会儿,日本兵的尸体就被刨了出来。夏日天气炎热,两天时间过去了,尸体已经呈现腐烂状态。
 
一场杀戮即将开始。

对着那具腐烂的尸体,一个日本军官走到胡舍妹的面前,抽出指挥刀,一道寒光闪过,胡舍妹的头被砍了下来。
 
日本军官去抓胡舍妹脑袋想提起来,但前天他刚剃过小平头,头发短,抓不住。
 
日本军官就揪着胡舍妹的耳朵,看到旁边有一根扫帚柄,随手把胡舍妹的头颅插在上面,用来祀奉死去的日本兵。
 
日本军官又叫喊了一声什么,日本兵分散开来,开始进行屠杀,向手无寸铁的百姓开枪。

村民四散逃命,逃到山上树丛里,有的来不及逃到山里的就躲在稻田里,或趴在田坎下。
 
第一个被打倒的村民肚子上挨了一枪,摔倒在河边的坎底下,他强忍疼痛躲在河边坎底,攀着一棵杨梅树,大气都不敢出。一会儿,日本兵搜过来发现了他,朝他肚子连刺几刀。
 
跑到桥上的村民,被日本兵一枪打倒,摔到桥下,被冲到下游的水坝里。
 
还有一位年迈的母亲,两个日本兵分别拉着她的左右手,另一个日本兵手执竹竿对着她全身上下使劲抽打,将她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不一会就咽了气。
 
其他被抓村民,日本兵用火烧,用刀割,用夹棍夹,用开水烫。有的现场被折磨致死,有的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第二天在痛苦中死去。
 
这场屠杀,持续了1个多小时。尔后,日本兵抬着死去的士兵尸体扬长而去。
 
日本兵一共杀死了16个村民。
 
混乱中,个子矮小的徐彪趁日本兵不注意,一路狂奔,逃回了自己的老家。
 
村子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叫声、骂声、哭声,血腥味弥漫了整个村庄。
 
春生听到消息赶回村子时,父亲的头颅还插在扫帚柄上,已经被太阳晒得发干,尸身就离头颅几步开外。
 
春生把父亲的头颅小心翼翼地取下来,和尸身摆放在一起。嗅到血腥味,成群结队的苍蝇飞过来,黑压压地铺了一层。他脱下身上的那件粗布短衫盖在父亲身上,一路哭着奔回家。
 
郑土英一直不敢走出家门,看到儿子春生光着上身回来,吓了一大跳,见他没有受伤,松了一口气。
 
春生说:“爸死了。”
 
郑土英默默地从柜子里取出一套干净衣服和一条被单,临出门时,又返身取了一叠黄纸和胡舍妹生前喜欢扎的大手巾。
 
母子俩来到了胡舍妹的尸体前。
 
郑土英把胡舍妹身上的血迹擦拭干净,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又把那条大手巾放在他的胸口。
 
大手巾是过去农民的标配,它又叫“搭布”“搭肩布”,形如毛巾,不过比毛巾大四五倍,长有六七尺,宽两尺多,用白色的粗布做成。
 
大手巾的用处很多,它可以打结成帽,也可以拉成长长的一条,当绳子使用。胡舍妹下地干活,进城赶集,都会扎上大手巾。
 
春生把父亲背到了村子南面的金山上。这是村里的墓地,村子里死了人都葬在这里。

他们选了一处朝阳的山坡,挖起一个大坑,然后用床单把胡舍妹的尸体裹起来,轻轻地摆放下去。
 
郑土英找来一块石头放在小土包的前面,然后把带来的黄纸折成一个个金元宝,点上火烧掉。金元宝的灰烬被风一吹,四处飞扬,缓缓地落在小土包上。
 
郑土英和春生给小土包磕了三个头。

她跪着对儿子说:“春生,我求你一个事,从今天起,你千万不要呆在村里了,他们会杀了你的,你现在就走。”
 
春生明白,郑土英说的“他们”,可能是日本人,也可能是虹桥人。

在母亲的催促下,春生起身下了山,一边跑,一边频频回头看。
 
山下的整个虹桥村都在操办丧事。
 
天气炎热,尸体不好久放,大多数的被害者,家人当天或者第二天就将人下葬了。金山上多了一个个的小土包,新鲜的黄土,老远就能看见。
 
有的村民不忍心就这样草草把人送上山,请来木匠打起棺材,还请道士挑选了日子。
 
按老规矩,像这样凶死的人,尸体是不能进屋的,对子孙后代不吉利。

大家在村口的大樟树下搭了个棚子,把棺材摆放在里面,上几支香、摆几样祭品,等到了时辰再出殡。
 
农历六月十一这天,是两个被害村民下葬的日子,阳光一如往日的炙烈。
 
以前村里死了人,整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都会来帮忙和送行,把丧事当作白喜事来操办,还要请来吹鼓队、摆起酒席,热闹上好几天。
 
但这回,场面很冷清凄惨,除了几个至亲,没有他人前来奔丧。
 
棺材抬到半道上,那小分队的日本兵突然又冲进了村子。
 
活人比死人要紧,人们撂下棺材四散而跑。村子又乱作一团,人人纷纷躲入山林。
 
日本兵把家家户户放在房前屋后的柴草堆浇上煤油,拿火把四处点燃。顷刻之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大火烧了一天一夜。
 
躲在附近山林里的村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以及里面的粮食、家具及所有日用品化为一片灰烬,全村唯一残存的是半座饶家祠堂。
 
山林里哭声四起。
 
家园毁了,村民只能投奔远近的亲朋好友,一路都是哭声。郑土英无处可去,整个村子只留下她一个人。
 
她找来几块没有烧尽的木板,在埋葬胡舍妹尸骨的金山脚下,找了一处平地,搭起一个小窝棚住了下来。

好在田地里的农作物没有被完全破坏,她一个人就这样活下来了。
 
知道村子被烧,躲在邻村的春生担忧万分,但又不敢冒然回去。
 
直到1942年8月23日,日本兵终于从衢州方向撤走了。
 
虹桥村的村民听到消息后,陆陆续续地回到村里,也有少部分人没有回去,在别处安家落户了。
 
回来的村民把废墟稍作整理,从田头扛回用来当柴禾烧的玉米秸杆,又到山上砍来茅草,在原来房屋的位置上,搭起了一间间的茅草房。
 
但不知为何,火,却一直成了虹桥村人的梦魇。
 
虹桥村村民搭起的茅草棚,遇火就着,每隔3年就闹一场火灾。火,一次又一次将他们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家又化为灰烬。
 
1948年腊月二十八,村民饶金贤包了10斤粽子煮在锅里。半夜起床看粽子煮没煮熟,手上煤油灯的火焰燎到了干燥的玉米秸杆,火势迅速蔓延,烧掉了半个村子。
 
饶金贤和两个未成年的孙女,也被活活烧死了。
 
过了一年,常山解放了,虹桥村人都觉得好日子就在眼前。
 
这年秋天,一个男孩嘴馋,从地头扯了几把毛豆在屋外煨,吹来一阵风,火星飘荡,引燃了茅草棚。
 
这场大火又把整个村子烧成一片灰烬。这男孩获得了一个外号,叫“火神”。
 
郑土英的窝棚离虹桥村有500米远,在几次火灾中幸免于难,但她有说不出的痛苦。

每年中元节,郑土英都要去祭祀丈夫胡舍妹。她会挨个在其他被害村民的坟包前上香烧纸,还跪下来磕头,口中念念有词。
 
郑土英越来越老了,她哪里也去不了,给丈夫守墓是最好的归宿。
 
儿子春生曾半夜偷偷回来看过她一次,也被郑土英赶出了家门。她知道儿子是不可能在虹桥村呆下去的。
 
原定的儿媳妇人选水花也远嫁他乡了。

而春生进城在一家豆腐店里帮工挑水磨浆,恰好豆腐店老板有一个乡下亲戚想招一个上门女婿,一撮合,双方都愿意。
 
婚后春生生了个女儿,跟虹桥村里人再无往来。
 
人们也渐渐忘了村外郑土英的存在。

1969年郑土英去世后,她住的那间窝棚,也在风雨中垮塌了。几年后被人开垦成一块地,种起了玉米和番薯。
 
几乎很少有人会记起,这里曾经住过一个女人。
 
而那天趁乱从日本兵手上逃脱之后,只要一听到虹桥两个字,徐彪心里就发虚,抬头四处张望,随时准备撒腿逃跑。
 
徐彪再也不愿意踏进虹桥村半步,连这两个字都不愿意听到。
 
在老家躲了大半年,徐彪还是投奔到了堂哥徐林家里。他一边干农活,一边给人剃头赚点小钱。
 
徐彪剃头不像过去那样走乡串村,范围局限在浮河村。也很少出门,连县城都没有去过,他害怕遇见虹桥村的人,他知道虹桥村的人恨自己。
 
1955年,堂哥徐林肺病去世,留下的5个孩子还小,没有男人撑一把不行。村里的长辈主事,让徐彪与堂嫂结婚。
 
过去这种事在农村里很普遍,有一种说法叫作“长布衫改成短布衫”,还有种说法叫作“肥水不流外人田”。
 
原来的堂嫂,变成了现在的妻子。婚后,徐彪生了个女儿。
 
1958年,村里成立了生产队。
 
生产队知道徐彪要养活一大家子不容易,让他白天下地参加劳动,晚上时轮流给村里人剃头。每户人家记他一份工分,年底结算兑换成粮食。
 
靠着日夜忙碌,徐彪撑起了这个家。
 
慢慢地,村里人也听到了那年发生在虹桥村的事情,在私底下议论来谈论去,有时候还当面向徐彪打听。
 
徐彪装聋作哑、闭口不谈,他不知道怎么说,也不想说,更说不清楚。
 
徐彪自己也没有想到,29年后,他会再一次来到虹桥村。

上个世纪70年代,无论是学校、工厂、农村,都在开展“忆苦思甜”宣传教育活动。
 
1971年农闲时节,虹桥村人在“忆苦思甜”时,谈起日本兵犯下的罪恶,个个义愤填膺,有人哭了起来,会场里立即悲声一片。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要不是当年剃头鬼徐彪把日本兵带进虹桥村,我们哪里会过得这么苦。”
 
一下子引来众多的应和声:“对,徐彪把我们害苦了。”
 
人群中不知是谁轻轻嘀咕了一声:“胡舍妹做事也太不计后果了,要是他不打死日本兵,日本兵就不会来报复,我们虹桥也不会遭这个殃。”
 
人群安静了片刻,然后又吵吵嚷嚷起来。最后提议,把徐彪押到村里来批斗批斗。
 
虹桥村十来个民兵一起赶到了浮河村,准备把徐彪押到虹桥村。

浮桥村大队干部知道后,也不好阻拦,提了一个要求,就是不要打徐彪。
 
徐彪剃着平头,个子不高,脸上布满皱纹,40多岁的人,看上去却像一个60多岁的老头。
 
一路上,村民们并没有难为徐彪。他们出生于解放后,对那场灾难没有亲历,只是听闻。
 
回到虹桥村徐彪被捆绑起来,让他站在一张凳子上接受批斗。
 
徐彪始终低垂脑袋,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一句话也没有说。
 
批斗会持续了两个小时左右。好在整个过程,没有人打徐彪,只有几个老大妈朝他脸上啐了口水。
 
几个民兵给徐彪松了绑,让他回去了。
 
那时候天已近黄昏,炊烟在虹桥村上空袅袅升起,带着草木燃烧后的气味,有大人在大声地叫唤着在野地里玩耍孩子的名字,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在回家的那条村道上。
 
年轻的虹桥村村民看着徐彪越来越远,瘦瘦小小的背影,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受。
 
徐彪在1976年的冬天去世,出殡那天,下着漫天大雪。
 
徐彪的后人都记得,鞭炮燃放后的碎纸铺在雪地上很醒目。雪又飘飘扬扬撒下来,又把鞭炮碎纸盖住,不留一点痕迹,大地一片白茫茫。


2015年当地在老桥头建了一个“抗日历史纪念碑”,记录了这件事

我今天记录下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评判他们的对错,仅仅因为这是历史的一部分。

而我们不应该回避这样的真实。

其实,日军对虹桥村的报复,是一次大规模报复行动中的一小部分。

因为浙江民众救助了空袭日本的美军飞行员,日军对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共有25万中国人因此牺牲。

在我们熟知的抗战故事中,中国的老百姓都是这样,英勇无畏。

但虹桥村的一天,也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

中国的老百姓可以在救援美军飞行员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善良和勇敢。但面对熟悉的村邻时,又是另外一种自私和愚昧。
 
这就是人性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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