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中国最帅的男人,他的爱情让神仙都羡慕

作者:钱三儿
2021-07-04 09:37

2021年的高考结束了。

两个多月之后,参加这场人生中最重要考试的一千多万年轻人,将会走进不同的大学校园,开启全新的人生篇章。

然后利用四年的时间学习、成长,最后踏入社会、找到工作、发挥光热。

这场面,想想就感到很燃、很励志。

一百多年前,一个来自江苏的12岁南方少年,说过一句更励志的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这句话不知道激励了多少中华少年,他们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实际行动,践行和诠释了这句话的伟大意义。

哪怕如今很多人并没有很明确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想法,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似乎也只是为了“将来能有好工作”这样现实的目的,但在客观上,我们的国家正是因为有了无数积极上进、努力奋斗的少年人,才会不断地崛起壮大,变成今天这个让我们无数人都发自内心热爱的模样。

而说出这句话的人,正是永远活在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心中的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是我的人生偶像,我一直都想写写他的一些故事。

不过周总理的诸多事迹都家喻户晓,无论是在历史书还是文学及影视作品里,大家都能了解得非常多了。

可能也只有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周总理在上海亲自组建我党专门的政治保卫及情报机构——中央特科那个阶段的许多故事,才更鲜为人知一些。

这里有必要对“中央特科”进行一下简单的科普。

中央特科,全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这一机构的主要任务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打击敌人,保卫自己

列位可以细品一下。

中央特科是周总理一手创建并直接领导的,下设四个科,在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科是总务科,也称为“总部”,主要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

具体点来说,诸如布置秘密机关和联络点,置办家具及办公用品、举行会议时安排会场等等。

另外,一科还负责赚钱——为中央机关筹集经费,以及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等等。

算是中央特科的对外窗口以及大本营。

二科是情报科,主要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

二科的工作,说白了就是真正的“特工”。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藏匿身形,秘密地搜集各种情报、掌握敌情,在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下,真正做到“知己知彼”。

他们搜集情报的策略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社会职业掩护,组建复杂严密、绝对安全的情报网络;二是“打进去”,也就是“卧底潜伏”,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向敌人内部打入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的动向;三是“拉出来”,即利用多种方式,将国民党警特机关的某些人以及租界巡捕房包探,甚至上海帮派的人员“拉出来”,与其建立联系,交换情报,洞悉敌人的动向。


中共隐蔽战线上著名的“龙潭三杰”
中央特科打入敌人内部的中流砥柱
左起: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三科是保卫科,也叫“红队”或“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武装保护机关安全,惩办叛徒内奸。

“红队”即“红色恐怖队”,三科的工作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惩处叛徒,震慑敌人,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红队”是那些叛变投敌的叛徒们最怕的人,是他们的午夜噩梦。

而三科的行动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侦破、审讯、刺杀、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手段,队里的行动队员几乎人人是007一样的绝顶高手。

四科是交通科,负责筹建秘密无线电通信。

四科一开始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护送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根据地,后来则改成了无线电通讯科,主要负责制造、设置、保卫电台,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

简单的科普到此结束。

在许多人对周总理的印象里,周总理都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是心系人民的好公仆,是一位和蔼慈祥的一位老人。

但很多朋友所不了解的是,年轻时代的周总理,还有这样英毅果敢、杀伐决断的一面。

这也是周总理独特魅力的另一种体现。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里,周总理领导的中央特科,在对敌斗争中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波谲云诡的故事。

可惜的是,那个时期的许多故事,因为一些你懂的原因,不太适合在这里展现。

当然,除了中央特科时期那些荡气回肠的斗争故事,还是有很多角度来去了解周总理的人生轶事。

比如他和终身伴侣邓颖超的美好爱情。

当然,我一条单身汪,谈论爱情还是有些心虚,更何况是我心中的人生偶像,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最伟大的周总理的爱情。

所以,我决定还是借用80多年前的一位清华才女所写的一篇文章,从一位普通女孩子的视角,来为大家呈现周总理的人生片段以及人格魅力。

这位才女,名叫胡杏芬,笔名净三,浙江余姚人,1932年被清华大学外国语系录取,端的是位秀外慧中的大才女。

她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散文《李知凡太太》,而说起这篇文章的创作经历,本身就是一个很传奇、很温暖的故事。

1937年的初夏,得了肺病的胡杏芬在北平西山的福寿平岭疗养院住院养病,她的室友是一位自称“李杨逸”的太太。

李是夫姓,李杨逸告诉胡杏芬,她的先生名叫李知凡

几个月的朝夕相处,胡、杨二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这从她们对彼此的称呼中也能窥见一斑——胡杏芬把“李知凡太太”称为“我的太太”,而李知凡太太则亲热地喊胡杏芬“小猫”。

胡杏芬不知道的是,这位“李知凡太太”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邓颖超。

而被她时常挂在嘴边、备加称赞的自己的“李知凡先生”,正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周恩来。

在胡杏芬的眼里,这位“李知凡太太”同她丈夫“知凡先生”的感情特别好,下面我贴上一段原文,大家可以随着这位大才女的笔触,一起来感受下。
太太他们夫妻间的感情似乎很好,她对于我们成长了的小姐们总是三番四次地劝我们结婚。她常常替独身主义者可惜,她说不结婚的人们是谈不到世间最大幸福和快乐的。她常称赞她先生的美貌,浓眉毛,大眼睛,高个儿,宽肩膀,她更常称赞他先生的聪明,能干,有气魄,并且有爱国思想。无论什么时候,一提到她先生,美满的意态充分显露她对于婚姻的满足。每逢下雨天,太太就凄凉地说:

“象这样的黄昏,我多么愿望能躺在先生或者母亲的怀里,细听那淅淅沥沥的雨声啊!”我明白一位三十多岁的少妇,盼望躺在母亲怀里的话,完全只是个陪衬。

“我想我的先生呀,小猫,你应当想什么方法来安慰我!”但是,象这种缺憾,小猫有什么能力能够填补啊!幸而老天很能体贴太太的苦心,在北平,雨天本来是难得的,因之,太太的凄凉也是很暂时的。

在这段养病的日子里,大才女胡杏芬不断地被“李知凡太太”的个人魅力与才华学识所折服,经常会被她的一些“隐藏技能”所震撼。

比如,胡杏芬在文章里曾写过“李知凡太太”仅靠记忆就译出电报的惊人事迹。
那时,大家乱纷纷的,也有转回城里去的,也有远处打电报来问安的。病友X太太的先生是 永定门 车站的站长。而 永定门 正是在最吃紧的情势中。一天下午X太太接到了电报,没有翻好,而 西山 又找不到本对照电报的号码簿。特地派人到城里去翻,相隔五十几里路,天又铁面无私地黑起来。X太太固然着急,李看护长也紧皱着眉毛想不出办法。太太听到了,就走过去向X太太要了那张电报纸来,并且答应在半小时以内准可以翻译好了交还主人。我当时对于太太这样的举动觉得非常惊奇而且怀疑太太也难免有夸大的天性。太太的神秘终于从那天起又增加了一层,因为不到半小时,她果真只靠着她的记忆而把那电报一字不漏地翻出来了。能够把电报书背得出的人,我在学校里连听也没有听到过!

胡杏芬不知道的是,“李知凡太太”的这一手,跟“知凡先生”也就是周恩来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还得说到中央特科,上面介绍了,四科是专门搞无线电通讯的,算得上是我党技术侦查情报的奠基者。

搞无线电通讯,肯定就要跟电台、密码和电报等打交道,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四科搞到了当时中共中央的第一座电台,并开设了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而且还有了第一部密码,也就是著名的“豪密”。

这里还得简单介绍下,“豪密”里的豪字,正是周总理曾用过的非常著名的化名之一,伍豪。

也因为这个化名,中央特科还有个特别的称号:伍豪之剑。

为什么化名伍豪呢?

1919年的时候,周恩来、邓颖超等20名男女进步青年在天津组建了一个革命团体“觉悟社”,并在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了觉悟社成立大会。

会上,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主持人,并负责起草觉悟社宣言。

为了安全,觉悟社成员对外对内都不用真名,而是用抓阄的方式取数字代号,周恩来抽到了5号,所以就取谐音化名“伍豪”;而邓颖超抽的是1号,化名“逸豪”。

在那个你死我活的对敌斗争年代,取化名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周总理作为中央特科的创建人与领导者,曾经用过许多的化名。

“李知凡”就不必说了,周总理字“翔宇”,取“翱翔宇宙”之意,年轻时期,他将翔字拆开,化为“羊羽子”“羊羽”“飞飞”“非非”等化名。

中年时期的周总理,常留着一部大胡子,熟悉他的人都爱喊他美髯公,所以这个阶段的周总理就为自己取了“胡公”“大美”“维思”等等化名。

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周总理还起过一个化名叫“胡必成”,取的是“革命必定成功”之意。

扯远了,咱们说回才女胡杏芬与“李知凡太太”之间的故事。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病体未愈的“李知凡太太”收到了“知凡先生”的信,要她到西安去。

这一段经历,在胡杏芬的文章里是这样写的。

有一天,太太说:知凡先生的信来了,叫她绕着平绥铁路转回西安去,还附带告诉她了许多公路旁的地名。那事情,曾经使太太生过气。

“我难道连这些路程都不知道吗?要他来告诉我!”的确,中国的交通图,好像放在太太的肚子里,她能够把多少关名地名一溜烟地告诉给我们听。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短短的两段文字有何感受,反正我是深深感受到了周总理对妻子的关爱与体贴。

这种小小的细节,充分体现了周总理是个多么“宠妻”的男人。

接着说回胡杏芬和“李知凡太太”。

两人就此分别,而“李知凡太太”走后不久,胡杏芬也离开北平,辗转来到“陪都”重庆,从此就和她心中最好的朋友断了联系。

193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胡杏芬收到了一封陌生的来信,信封上的字“活泼洒脱任性得不象女子手笔”,而一旁写着“邓缄”二字。

胡杏芬很纳闷,因为她熟识的人中,并没有姓邓的。

有些好奇地打开信封,铺开信纸,一个熟悉的称呼扑面而来:“亲爱的小猫。”

正是她念念不忘的“李知凡太太”!但让她感到奇怪的是,信末的署名是居然是“邓颖超”。

几乎从不关心政事的胡杏芬虽然觉得邓颖超这个名字很熟悉,但并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人。

直到有一天,胡杏芬在看到的一篇文章里,再一次见到了“邓颖超”三个字,而名字底下括号内清清楚楚注有四个字:“周恩来妻”。

这一下胡杏芬才彻底恍然大悟,又是激动惊讶,又是难言的欣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可以试着去体会一下当时胡杏芬的心理——自己身边一个朝夕相处了几个月时间,结下了深厚友谊的朋友,居然是曾经只活在报纸和新闻中、只能抬头仰望的大人物,这种经历,太传奇了。

1939年,邓颖超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之余,她主动联系了胡杏芬。

好朋友久别重逢,胡杏芬十分激动,拉着“我的太太”仿佛有着说不完的话,一番长谈后胡杏芬才知道,邓颖超离开疗养院后,由北平的地下党接应,不久后赶赴武汉,在那里终于与周恩来汇合,一起从事革命活动。

而那封寄给自己的信,就是邓颖超在武汉的时候写的。

这一次的重庆重逢,让胡杏芬百感交集,激动不已,于是铺开稿纸,挥笔写下了《李知凡太太》一文。

也就是在重庆的这段时间里,胡杏芬还见到了充满传奇色彩、天下闻名的共产党领袖——周恩来。

高大英俊,浓眉大眼,仪表端庄,气度非凡!

天呐,真人比照片上更帅,“知凡太太”之前对他的夸赞真的一点都没夸张。

这是胡杏芬见到周恩来后的第一反应。

周总理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笑着问她:“你怎么老盯着我看啊?”

胡杏芬不禁莞尔,略带羞涩地答道:“我听很多人说,您的眼睛特别厉害,可是我看了半天,怎么倒觉得挺温和的呢?”

这话让周恩来哈哈大笑起来。

对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才女,周总理是很欣赏的,也很想向她传达一些进步的思想和理念。

所以他很认真地回答胡杏芬:“对于敌人来说,我的眼睛是厉害的,因为我要尽可能看穿他们的阴谋诡计;可对于朋友,我要尽可能看到他们的理想、要求和困难,努力团结帮助他们。”

周总理的话让胡杏芬觉得他这么大的人物,一点架子都没有,瞬间放下了所有的矜持和顾虑,几乎几乎每周都去周恩来、邓颖超在重庆的寓所拜访。

在她的眼里,周、邓夫妇就像是自己的大哥大姐一样,无论是在思想还是生活上,都给予了自己极大的关照和帮助。

有道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更何况胡杏芬所接触的是周恩来、邓颖超这样的共产党领袖人物、伟大的革命家,所以她的思想境界与革命意识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胡杏芬的进步被周、邓夫妇看在眼里,他们都感到非常高兴,而特别心细的周恩来更是知道她俄文很好,还特别介绍她到当时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为她寻得了一份翻译的工作。

胡杏芬对此十分感激,因为她自从生病以来,整个人都变得相对消沉,而新的工作让她的生活变得充满了希望。

然而可惜的是,对胡杏芬而言,美好的时光太过短暂,1939年底,她的病情再次转重,并搬到了重庆沙坪坝附近居住。

1940年秋,年仅27岁的胡杏芬最终没能在和病魔的抗争中获胜,年轻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胡杏芬去世后,她被安葬在歌乐山。

不久之后,周、邓夫妇到沙坪坝办事,周总理惦记着胡杏芬的病情,于是提议说:“好久不见胡杏芬了,去看看她。”

可是当他们一路辗转来到胡杏芬的住处时,才知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周、邓二人都感到无比沉痛,他们打听到来到胡杏芬在歌乐山上的墓址,还专门爬山来到她的墓前吊唁。

转眼三年时间过去,1943年,周恩来与邓颖超为了纪念好友胡杏芬,专门找石匠刻为她刻了一块墓碑,碑文是:

胡杏芬女士之墓   李知凡、李杨逸共立。

碑文有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字,作为对这位好友永远的怀念。

可碑刻好之后,因为当时的国共斗争形势突然加剧,周恩来和邓颖超平时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所以,这块刻好的墓碑,一直都没能够找机会立到胡杏芬的墓前去。

甚是遗憾。

但是,周、邓夫妇与胡杏芬的缘分还没尽,解放后的一次活动中,周总理偶然发现了一位和当年的胡杏芬长得很像的女青年,就询问她:“你们余姚有个胡杏芬,你知道吗?”

世界就是如此奇妙,那位女青年不但认识胡杏芬,而且竟然是她的三姨。

但她并不知道自己这位英年早逝的外甥女跟邓颖超伉俪之间的这段友情和往事,所以大感惊讶,心说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怎么会认识自己的外甥女呢?

而当周总理得知对方是胡杏芬的三姨的时候,也高兴坏了,亲切地询问起胡杏芬生前身后的情况,并嘱咐说:“她是我们的朋友,我很熟悉她,以后有空,我还要找你,你也可以来找我。”

在周总理身患癌症的日子里,邓颖超还曾专程陪他到北京西山去过一趟,特地去寻找“知凡太太”和“小猫”最初结识的那家疗养院的旧址。

邓颖超一直将胡杏芬送给自己的照片、文章、手稿带在身边珍藏着,直到1978年找到胡杏芬的亲属后才完整如初地取出来。

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知凡太太》一书。

邓颖超曾经对好友“小猫”的这篇文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写历史上的事,要抓住准确性。《李知凡太太》写得活生生的,是50 年前的我,可以看出我那时生活的侧面。

著名的书法家、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先生看了《李知凡太太》以后,深受感动,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略无渲染感人深,四十年前纪实文
忘我虚怀能爱众,多才遇事每留心
和风化雨苏枯稿,朗月明霞启晦昏
目注瓣香思颂祷,参天松柏荫千春

附:
《李知凡太太》原文,强烈推荐大家认真阅读。

李知凡太太
净三(胡杏芬)
1937年的初夏,我受着命运的搬弄,在北平西山的平民疗养院里养病。那是失火以后新修理过的房子,粉白的墙壁,在四大扇玻璃窗反映之下,更显得光线的充足。我一方面因为搬家时粗笨的工役打翻了英送给我的奇美的花儿,另方面因为对面的空床还没有决定谁是我的伴侣,所以在兴奋的新环境中,多少有些不高兴的感觉。
正当我睡午觉的时候,听得李护士长喊着说:
“密斯胡,你的伴儿来了。”跟着这声音,就走进一位脸比李护士长长得还胖的人来。她穿着深蓝的绸夹衫,里子是深湖色的。我对于这样相违的色调,向来不大喜欢。李护士长待东西放到床底下以后,就出去了。房里只剩我们俩,虽然我们大家都不是那房子的主人,但是因为她是新来的,我觉得应该由我先向她说话。
“你贵姓?”
“姓李。”
“是密斯,还是密血斯?”
“李太太,你呢?”
“我是胡小姐,古月胡。”
这就是我们熟识的开始。她脱了外面的衣服,就剩贴身的一件茄花的鸡皮皱衫子睡进被中去。我看他那拥着肉的大膀子,再看看自己的,就不觉发生无限的羡慕。在开始,当她介绍她自己是位太太时,我心里莫名其妙的有些失望。其实呢?谁也保不定自己一辈子不做太太,但小姐们更愿意和小姐们做伴的错误心理,我那时也沾染了些。但是,不到十分钟以后,很快地使我由失望一跃而入喜悦和满意的境界了。那是为着什么呢?李太太爱笑,那笑容中溢露着她内心的和蔼和真挚。她的眼睛既圆又大,乌溜溜地表示她的聪明和活泼。她并不长得美,但是我从那时起已经开始对她发生好感。我没有睡着,闭着眼胡思乱想。一直到三点钟,李太太下床来了,理她的箱子和书籍。在前些日子的报上,登载着白薇女士要来北平养病的消息,我看她那厚厚的生活书店的日记簿,和中国地图等,没有理由可以解释地猜疑她就是左派女作家白薇女士。第二天,间壁王小姐告诉我她也这样猜想过,大概是因为李太太本身的活泼、善于交际,象一个服务社会的人吧?
李太太再三同我说,我可以尽量在这双人屋中享受单人屋的权利,什么开窗关窗啦,爱拉幔帐不啦,一概让我独裁,她怎么样都可以,我高兴的时候,就同她谈谈笑笑,不高兴的时候,尽可以闭我的眼,养我的神;一切事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省得我心里别扭,对于病体发生意外的妨碍。宽宏大量的李太太呀,我那时的感激和喜悦是永远忘不了的!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们的感情自然而然地渐渐融洽起来。其实呢?不但我的心里有了李太太,我相信那时三十几位女病友中,如果有一个名字大家都觉得有些亲切的话,李太太是无以推辞的。她病的历史已经很长,但是她差不多已经快健复了。斤斤较量于身体安静的卢大夫,居然也答应她每天可往山坡下去玩,这真是在卢大夫的病人中破天荒难得的。为了这个缘故,她就特别有机会可以同旁的病友联络感情。事实上呢?不但病友,就连那些工友,也都是李太太长李太太短的。她待工役们也真好,无论吃什么,每次总要抓几个放到工役们的手里去。老莫的手长过皮肤病,花七花八的,我看了心头泛漾漾的想吐。李太太却从未因此嫌恶他过,还常常称赞老莫人忠厚,格外抓些细嫩的芽茶赏他解渴。
李太太最喜欢吃水果,香蕉、苹果、梨儿,都是她的嗜好。但是因为天气渐渐炎热起来,所以西瓜格外使她欢迎些。每次一剖西瓜,围着吃的人就是一大堆。李太太是做主人的时候多,做客人的时候少;这情形恰恰和我相反。但要是诸位以为我是素惯揩油水的,那也有些冤乎枉哉了。
李太太最喜欢唱《渔光曲》,我也爱这歌儿,却从不曾整首背出来过。她竟耐烦地替我写了一张歌词。说来惭愧,那张歌词,我是深深地辜负它了,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只能跟着人家唱,单独从来没有弄清楚过。我最爱唱一首孩子歌:“猫咪咪,猫咪咪,我爱你,我爱你,猫咪猫咪走过来,我来抱抱你。”有时候,也乱哼着“我的太太,她本姓杨,自从嫁了,知凡先生,又被叫做,知凡太太。”我这样唱的时候,李太太总得大笑一阵。我当时只当她觉得好玩笑笑而已,却从不曾想到过旁的会意!
不知道从那一天起,在我们之间,李太太和胡小姐的称呼早已取消,代替着的是“我的太太”和“小猫”。怕是因为年龄渐渐大起来的关系吧?别人对自己的称呼上面加上个“小”字,就觉得洋洋得意。猫是我从小宠爱的动物,李太太叫我“小猫”,跟着是许多人也叫我“小猫”,我都很乐意地答应。事实上呢?一个被病魔缠在床上的人,纵令有想做着“小老虎”的野心,行动上依旧只是只“小猫”而已!
我是自幼生长在海滨的,和鱼向来有不解之缘。住在西山,吃鱼的机会每个月只有两次,而每次总是毫无变化的油煎黄花鱼。但是不管它怎样单调,已经很能满足我的食欲了。随便那天碰到吃鱼,小陈她们老远的就喊着“今天猫儿吃大菜了!”
疗养院山坡底下是“礼王坟”,漫长的深红的围墙,密丛丛高大的松柏,还有那北平所特有的金碧辉煌的琉璃瓦。虽然离院址不过二里之遥,却从没有机会和勇气到那里去玩过。我的太太是例外,她每天吃过早饭,很神气地戴上顶大而圆的麦杆帽子,向我说声“小猫我走了。”就悠游自得地走向那壮丽的“礼王坟”去。我虽然对于这样的自由行动非常羡慕,但是因为有三十三分之三十二的病友,都没有享受这种自由的权利,所以我倒很平心静气地乖乖儿睡在床上,最多是偷偷地爬起来站在窗口瞧一会儿山景。有两次,太太从“礼王坟”捡来了两块水晶般亮的石头,使我禁不住喜欢了半天;而对于从未去过的“礼王坟”,渐渐觉得神秘起来。太太服装很简单随便,大多数日子,她就穿那件茄花色的鸡皮皱衫,但有时,也随便上身穿件蓝布短衫,底下穿条花格子布裤就会跑出去。这样的打扮,实在不大美观,但是我从不因此而减少对太太的喜欢和佩服,有时候也免不了有些顽皮。
“太太,你这帽子戴正了不好看,来,让我给你拉斜一些,你瞧,马上就变成了个摩登的外国女影星了。”象这一类的玩笑,太太是决不会生气的。
据她说,李知凡先生在西安一个中学校里教书,她这次就从西安动身来的。我那时的政治常识很缺乏,看见西安两个字,顶多只会联想到是蒋蒙难的地方,其他什么象党的背景啦,压根儿就没有跑进我那样简单的脑筋中来过。提到蒋,李太太托人买了本《西安半月记和西安事变回忆录》,我们两人气也懒得喘地抢着看完。
“你真不知道我看那本书时的心是多么特殊地兴奋呀!”最近,她和我会见时,那么说着。真是,守口如瓶的太太,丝毫也不让我知道那书内一位关键重大的人,就是她心爱的丈夫啊!
太太他们夫妻间的感情似乎很好,她对于我们成长了的小姐们总是三番四次地劝我们结婚。她常常替独身主义者可惜,她说不结婚的人们是谈不到世间最大幸福和快乐的。她常称赞她先生的美貌,浓眉毛,大眼睛,高个儿,宽肩膀,她更常称赞他先生的聪明,能干,有气魄,并且有爱国思想。无论什么时候,一提到她先生,美满的意态充分显露她对于婚姻的满足。每逢下雨天,太太就凄凉地说:
“象这样的黄昏,我多么愿望能躺在先生或者母亲的怀里,细听那淅淅沥沥的雨声啊!”我明白一位三十多岁的少妇,盼望躺在母亲怀里的话,完全只是个陪衬。
“我想我的先生呀,小猫,你应当想什么方法来安慰我!”但是,象这种缺憾,小猫有什么能力能够填补啊!幸而老天很能体贴太太的苦心,在北平,雨天本来是难得的,因之,太太的凄凉也是很暂时的。
小狗——太太的干女儿,以后每看到蒙蒙细雨,就摇着身子眯着眼睛跑到太太床边来。
“干妈,你又在想干爹了吧?干爹的相片怎么不让我们大家瞧瞧啊。”
“照相都在城里,一张都没有带来。”
“我不信,干妈怕人家看了相片,就爱上干爹是不是?”顽皮的小狗还没有说完话,就倒在太太身上紧凑着太太的脸轻吻。小狗实在是怪可爱的,记得离别那天,她泪汪汪半天也舍不得走出我们的房间。
太太对于结婚时常的称赞,也曾经数度划破过我平静如镜般的心湖。结婚,对于我,与其说是怀着羡慕,毋宁说是怀着嫌恶。但是奶油糖一般的爱人的滋味,我相信是每个年轻人所追求的憧憬,其程度只在乎勇敢不勇敢而已。我所真正倾心热爱的人,我绝无结婚的梦想而早已轻轻地放过了。对于这桩事,我从没有后悔过,也许我有些Sentimental(伤感)的心理吧?我总觉得让最心爱的人儿,变成了事实上的丈夫,好像一幅名画上,被孩子乱洒了几点墨水一样地可惜。我知道在辽远的南国,确有位类乎爱人似的男子在那里,但是一个被病魔纠缠得简直要失掉恋爱和结婚权利的人,对于这种问题,怎么可以有肯定的解决呢?过份幽闲的生活,本来容易引人起孤寂之感,何况窗外的榕花树是那么红灼灼地,山谷的驼铃声是那么吸人心魄。我眼望着床头那件英送来的红小夹衫,回忆起在“静斋”时被情绪颠簸得似疯若狂的情景,就不由自主地慢慢会从抽屉中捡出两大信封的相片。我知道那里面包括有咸和望的。
“小猫你有什么相片啊?拿来给你太太瞧瞧。”
当我偷看着太太翻到了咸和望的相片时,我觉得两颊在绯红起来,我怕她盯着眼睛向我;但矛盾的心理,一忽儿又盼望她能盘问我。因为从外貌上看,不论咸和望,都是很够娇人的。但是,同住三个月,太太从没有问过我,我也从没有告诉过太太。
在疗养院的附近,有一家姓李的,专替人管蜂群和果园。乡下的小孩子们,虽然在黄昏清晨时常偷偷摸摸地把杏儿桃儿装个满袋,有时还做人情送几个给田野里放牛的小姑娘。但是,究竟偷的有限,李家除了把大部分的收入交给主人家以外,自己一家子也可以在土房子里过衣暖食足的日子。有一天太太拿着个圆瓶子进来:
“小猫,你尝尝新收来的蜂蜜味儿,我看李先生才装第一瓶,就拿来了,还香得很呢!”
我挖了一勺放进口里,的确是醉人的芳芬!从那天起,每次太太由“礼王坟”散步归来,总提到李先生怎么样,李先生家里怎么样。我意识中的李先生多少总得文质彬彬带些书墨气味,要不然,太太怎么会老到他们家里去玩,而每次又能谈些什么呢?三五天后的黄昏,当我正在看《名人外史》的时候,忽听得太太叫声“李先生”,一面紧点着头,一面急忙忙从床上爬下来。我知道就是常听说的那位李先生了,就睁大着眼睛往外瞧,只见榕花树下站着一位满脸麻子剃光了头的中年男子,他的皮肤异常干黄,披着件条子的既黄又非白的短衫,靠领口的两个纽扣完全松散着,粗俗的气概,十足表示是个绝无智识但很质朴的乡下人。他右手抱着个约摸一岁半的女孩子,脸部长得又美又乖,可惜打扮得傻里傻气的。我正奇怪太太和那样一位李先生谈些什么,太太已经笑嘻嘻地走想窗外去了。她同李先生谈得和对卢大夫他们一样地自然,有精神,并带着几分谦恭。
“美德,你妈妈今天怎么打扮得你那么漂亮啊!叫我声干妈,我明儿和你合照一张照片。”太太想抱而不敢抱地对着那女孩子说。以后,只要太太沿着院前空场边散步的时候,总得提高了甜蜜蜜的嗓子喊几声“美德!美德”还有几次买些什锦饼干,送给美德吃。小美德呢,实在伶俐得逗人爱。贫苦简朴的人们,我也的确时常对他们怀着同情,但是要我实际地和他们来往,谈笑自如,视若佳宾,在我就办不到。“小布尔乔亚”的劣根性,并不是一两天所能够铲除的;太太的伟大,正对照着我的渺小,一直到离开西山的时候,我看到老莫那双花七花八害过皮肤病的手,心头依然泛漾漾的要吐。
太太的信很多,但来看她的人很少,少到只有一位,那就是她常常提及的邢太太。一天,吃过午饭以后,邢太太居然来了。她一进门,喊声“五姐”,就拉着太太的手不放。太太的眼睛只对着她打旋转,两个人的脸都堆着抑不住的愉悦的欢笑。那种亲切的样子,绝对不是假装得出来的。无疑地,太太的内心生活要比我丰润得多,虽然我也知道丰润的内心生活并不是命运送给太太,而是太太自己去找来的。
天气只是热起来,室内温度已经达九十五度,没有躺在铺着草褥子床上的耐心,我们四五个轻病的人,就斗胆地违背了卢大夫的命令,一等夕阳西坠,就大家搬着一把帆布躺椅,在空场上找清凉的地方。榕花树下,本来是最理想的所在,但是因为有许多“吊死鬼”(一种小绿虫的绰号)要出来捣乱,大家只好避之大吉。我和太太最喜欢坐的地方,是院址东边的小空地上。那里什么都好,就是蚂蚁多。我神经本来衰弱,看到长蛇似的一队大小蚂蚁,就好像一个个都要爬到我腿上来似的。为了避免这种心灵上的不安起见,我和太太俩把躺椅对摆着,我的脚放在她的躺椅上,她的脚放在我的躺椅上。这样,才相安无事,放着闲心,贪看西山周围的晚景。有时候,我们大家不说一句话,各人的心都静埋在小说或剧本里。也许有些受外界潮流的影响吧?我们那时都有些新剧迷,零零碎碎的剧本也看了不少。自然,最脍炙人口的还是极负盛名的《雷雨》和《日出》。我相信自己一定多少也有些虚荣的心理;要不然,为什么每次听到人家谈到那两个剧本的时候,我就嘴里怪痒痒的非告诉人家作者曹禺是我的同学不可?继着,就滔滔不绝地给人家讲些曹禺和他的未婚妻恋爱时期的故事。其实呢,我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事迹,就和五六岁的小孩子所知道的国事一般地少得可怜。但是如果董小姐只能对人说曹禺的未婚妻也是清华毕业的,而我能添上句她是清华法律系毕业的,那心头就如公诉时被告者得到了胜利一般地感到舒服。象这种类乎侮辱自己的下作脾气,实在只是显自己的丑,在同一座“清华园”的土壤里,人家怎么被培养成金黄的稻,而自己只是枝垂头丧气的莠草呢!
此外,《妇女生活》也是我们精神上的嗜好品,王小姐还托朋友买来了两本合订本。实在,《妇女生活》许多作者都是太太的好朋友,但太太并不因此觉得稀罕,而在我们面前露过马脚。大概太太好似家拥巨资而出来只喜欢穿件旧蓝布长衫的人,而我紧紧地告诉人家“曹禺是我的同字”那种神情呢?恰好比丈夫才挣来二三十块钱,就非得手指上戴几个红宝石绿翡翠的假戒指以炫耀自己的富有不可的村妇!
“俄国这个庞大的国家,从前大家都视为洪水猛兽;后来大家怀着好奇的心去偷望它。现在,世界上多少国家都在崇拜它追模它了!”太太那时候随口的谈话,我是绝不会想到什么政治背景的。
有一次太太没有同我说明就跑到坡下刘奶奶家里去玩了。我从新屋找到旧屋,只喊着“我的太太。”王小姐笑我才几分钟不见太太,就好像难挨辰光似的,将来跟爱人在一起时更不知要怎样亲热呢!说实话,我对太太的好感,正象春天的青草般地随着日子在生长起来,给英的信里也常常提到对于太太的佩服和有了太太作伴所得的安慰。这在英也许是认为很奇怪的。因为两年来我好像是一盆被水泼过了的炭,往日的热情,已经烟消云散,对于友谊,表示了怀疑,只敢冷清清地站在友谊圈外痴望别人在里面热闹,如果诚如太太所说般那是我的病态心理的话,太太虽然并没有以医生自负,但的确减轻了我心理病态的程度。
日子悄悄地溜走了一大堆!7月7日的早晨,星星还在天河边闪眼的时候,就听到轰轰的声音,从东南方传来。洗脸的时候,大家谜一般地乱猜。及至十时报贩来了,才知道是神圣的芦沟桥炮火的爆发。我在病期中,有时看些佛学上的书籍,生死的饿观念,固然变得淡泊,国家民族的观念,也没有在校时那样紧放在心头,(我知道读者们看到这句话时一定要骂我,但是我情愿接受外界和内心的责骂,而不愿抹杀那时真正的我)所以我并没有充分的智识对那爆发的炮火作深远的推测,但也没有“杞人忧天”般惴惴不安的心理,与其说是对轰隆隆的声音怀着严重的神情,毋宁说是在寂寞的生活上添些新鲜的趣味而已!无奈事情并不因为我对它并我严重而真的失去了严重性,相反地,炮火是一天紧似一天。“猫咪咪”那一类歌星早已不唱了,《续红楼梦》也只好请它到柜子里休息去。我们每天所最盼望的人是报贩,拿起报纸,大家目光的集中点就是战事的消息。从那时起,我心目中的太太就越来越神秘了。我们看过报以后,能够照报上说的重述一遍,就算了不得了;太太却会谈些报纸以外的言论,甚至至于对于明后天军事政治变化的推测。最使我奇怪的,太太在二三天以前所说的话,往往就是二三天以后的事实。例如:在炮火刚爆发的几天,她说道几天战事要暂停一停,但是,停些日子,就要继着大战的。果然,数天以后,轰轰的声音没有了。太太那时候本来打算离开北平,也劝我们离开北平,但是因为天气过度的酷热,动不动就要发痧,路上身体的安全着实成了问题,所以太太的走也不过说说而已。我那时懒得可笑,竟养成了过一天算一天的心理。
消息纷纷的传来,说“礼王坟”上来了许多我们的伤兵。当我正躺在床上想到我们应该捐些钱去慰劳他们的时候,太太比我先开口正式提议出来。我因为男病院中的同学赫君曾经有过这种捐款慰劳的经验,就想把这事委托他去。太太就专对女病院方面负责。太太办事的精密,我就从那天看出。她把女院所有的款算清以后,就把那数目向每间房间去报告了一遍。第二天,又把赫君的收条给每个人看。过些日子,又把伤兵队对长写来的道谢信念给每个人听,连毛巾几条,饼干几箱,也毫不遗漏地报告了一遍。我记得太太因为怕热,那时总喜欢把不长不短的头发往后用束儿捆住,走起路来一翘一翘的,王妈就躲在门背后窃窃地在笑她,她始终满不在乎地攀着手指在算慰劳品中的钱!
那时,大家乱纷纷的,也有转回城里去的,也有远处打电报来问安的。病友X太太的先生是永定门车站的站长。而永定门正是在最吃紧的情势中。一天下午X太太接到了电报,没有翻好,而西山又找不到本对照电报的号码簿。特地派人到城里去翻,相隔五十几里路,天又铁面无私地黑起来。X太太固然着急,李看护长也紧皱着眉毛想不出办法。太太听到了,就走过去向X太太要了那张电报纸来,并且答应在半小时以内准可以翻译好了交还主人。我当时对于太太这样的举动觉得非常惊奇而且怀疑太太也难免有夸大的天性。太太的神秘终于从那天起又增加了一层,因为不到半小时,她果真只靠着她的记忆而把那电报一字不漏地翻出来了。能够把电报书背得出的人,我在学校里连听也没有听到过!
有一天,太太说:知凡先生的信来了,叫她绕着平绥铁路转回西安去,还附带告诉她了许多公路旁的地名。那事情,曾经使太太生过气。
“我难道连这些路程都不知道吗?要他来告诉我!”的确,中国的交通图,好像放在太太的肚子里,她能够把多少关名地名一溜烟地告诉给我们听。
“李太太真是能干有学识啊!”王小姐轻轻地同我说。其实,这句话在我的心头已经转了不知多少次了。
为了女病院既无围墙又无大门,在隆隆声中,全体搬到男病院去了。那里,办公室里摆着架无线电机,终天在那无线电机旁旋转的人,有太太和赫、刘二君。每次遇到名人广播演讲的时候,太太总要静静听个明白。我们呢?一方面怕多站了病体受累,另方面办公室里的蚊子又多又凶,所以晚饭以后大家照样躲在圆纱帐里面,撑着睡眼待听太太回来的报告。
28号那天,大家的情绪真是兴高采烈到极点,太太隔一个钟头从办公室里跑回来一趟,一进门总是拍着手喊:“大家注意,我们收复了廊坊!”一面说,一面高举着拳头,我们的拍掌声就劈劈拍拍地继着上来。
“日本的军队已经退到XX。“太太的胖胖的手臂又高举起来,依旧是附和着劈劈拍拍地鼓掌声!王小姐笑起来就要咳嗽的,但是她还是抑制不了这民国以来绝无仅有的欢乐!
太太那天没有好好儿吃中饭,为的是十二点钟一定有很紧要的报告。赫君他们也是同样地热待着。那天晚上,每个房间里的声音就象江南三四月间田野的青蛙。卢大夫每次说的“不要讲话“的命令,早已抛诸脑后。每个人的幻想里都是一片片的红光,一簇簇的喜事,自己好像已经挺着胸在XX街道上游玩,面XX矮子们都恭敬地垂着手站在两边。
在我过去二十几年的生命史中,如果有一桩事真的完全出我意料的话,那就是该夜一点钟广播无线电中传来的消息!——宋哲元将军已于十二时半率领兵官退出北平。广播员的嗓子也完全改变了,先一天是饱满满神气十足的,第二天就象个几天没有吃的街边乞丐的乞讨声。大家的高兴本来都爬上了额非尔士峰(既珠穆郎玛峰——编者)的最高巅,而一声霹雳又一个个从顶点滚下山麓来!第二天,医院厨房里算是占了些小便宜,大家都默默地省下了不少饭,这情形不但一般病友间如此,就连老孙老莫他们工友都是一样。虽然这种“闻胜而娇,闻败而馁“的态度,只表示人们的心浮气躁,但是人们爱过情绪的紧张,于此却可见一斑。
从那天起,太太就预言“礼王坟“一带将由保安队来驻扎。这预言不久又成了事实。我奇怪太太怎么能推测得那么准确。象那一类的话,我当时就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的!
风声一天坏似一天,太太收拾行李决意走了。我自料此后要真的尝受到异乡的孤苦的滋味。但是天下无不散的盛筵,我能挽救这种最自然的趋势吗?在一细雨蒙蒙的早晨,太太依旧披上了她那件茄花的鸡皮皱旗袍走了。她几乎同每个女病友握了手,我觉得同样地握手不能表示我那时的惜别情绪,就轻轻拉起她的手吻了两下,没精打采地跟着别人直送她到大门之外。太太在辽远的转弯处仍在对众招手,但是有什么用呢?回到屋子里是空洞洞的感觉,英又写信来告诉我已经随家迁居天津租界地去了。我反复地低吟着在杭州葛岭山上胡凑的四句诗,“人本孤独生,当做孤独想,尝尽孤独味,安然孤独死。”
经过了无计数的犹疑,最后我们七个同学和病友,就与八月间离别了故都,绕海登陆,来到了以山水负名的蜀地。在鸡鸣风雨的黎明,怀旧的情绪,时常不能自制地浮现,但是战中风波,大家的行踪很难一定,而且太太和我离别那天,嘴里说盼我通信,自己回西安去,但给我的地址,却没有知凡先生的:一个是请北平城中的邢太太收转,一个是请九江杨医士(她母亲)收转。我明知邢太太和她一路南旋,她却怪七怪八还给我转信的地址,觉得她并没有和我通信的诚意。一个友谊场中曾被浇过冷水的人,一来就神经过敏,竟至于失掉了先写信给她的勇气和兴趣!
前年冬天,有一天晚上,大哥转来,递给了我一封信,那字迹活泼洒脱任性得不象女子手笔。左边大写着“邓缄”。我拿着信封,猜疑了半天,因为和我通信的人中,从没有人姓邓的,五六年以前,也许是男性追慕的信,但是象那种热闹场中,退避已经很久了。我苦索无绪,直待展开了信纸,瞧见开头就是“亲爱的小猫”五个字,才断定是太太写来的。反转来一看,具名是“邓XX”三个字,又弄得莫名其妙,因为我清晰地记起来太太是密斯杨逸密雪斯李知凡。而信的内容,也仅仅说明李知凡和杨逸是她的假名。我真知堕入无里雾中。就急忙写了封信去盘问她,究竟是小姐呢?还是太太?如果是太太,是谁的太太呢?我相信太太看到我那种盘问时,一定在奇怪我的缺乏政治常识,和不同新兴刊物的接触。要不然,怎么会不知道“邓XX”三个字呢?
倒是某一天,偶然在《XXXXXXX记》里看到了“邓XX”三个字,底下括号内还注着“XXX妻”,闷葫芦才算打破了!
我深深地盼望着在朋友和熟识的人们中,再有这种闷葫芦似的事发现。愿他们或她们的“庐山真面目”是领导群众,拥护抗战,为民族求解放,为祖国谋福利的大中华的好子孙!
1939年1月22日完成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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