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
冰血长津湖 冰血长津湖03:向死而生 真实故事

冰血长津湖03:年轻战士被弹片削掉命根子,他在深夜悄悄拔掉输血管

作者:罗伯特刘
2021-10-03 12:10



[冰血长津湖]记录世界军事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在朝鲜长津湖畔零下40度冰雪中,中国土兵冻死、饿死3万余人,比战死的多一倍。

这个系列,能让我们看到战场上比敌人更可怕的东西,那些牺牲在冰雪中的战士,不应该被遗忘。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许多人以为,战场上的危险主要是进攻。其实不然,撤退的危险半点也不亚于进攻。

战地记者孙佑杰随27军撤退时,经历了漫长的7天突围,其悲壮场面已经超出人类的认知。

他在目瞪口呆之余,用了45年才想明白,那是为什么。

孙佑杰在突围采访中,参与抢救过一个年轻的战士,他的伤并不致命,但他却一心求死。

这个战士叫李成功,他的故事当时不能见报,孙佑杰也没有写。

只是战士的名字,和他的样子,早已深刻在孙佑杰的心中。



1951年的5月21日傍晚,我在“三八线”以南的韩国境内,等待随军撤退。

突然,远处传来了一个中国老太太的声音:

“志愿军孩子们,你们家里的父母都在想念你们,快回家过太平日子吧,不要再替别人去卖命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营地枪炮声大作起来。

我们极有可能已被敌人包围,形势千钧一发。


27军第五次战役的东进突击,真可谓出师不利。
 
进攻第二天军政委就翻车身负重伤,第四天,政治部又遭遇重创,现场惨不忍睹。
 
我至今记得十分清楚,那是5月的12日拂晓。军政治部随部队急行军后,在一个山沟里开始露天宿营。
 
我沿着山沟走到一棵孤立的树荫下,觉得在此睡觉既隐蔽又凉快,也便于发现敌机。于是,我解开雨衣铺在地上,枕着背包仰面朝天躺了下来。
 
也就那么一支烟的功夫,敌机呼啸而至,机关枪和炸弹倾泻而下,一颗炸弹的气浪将我掀倒在地。
 
我爬起来用尽生平的力气,头也不回在45度角的山坡松林中,一股气跑到了山顶,两腿如同瘫痪了一般。

眼前的整个山沟浓烟滚滚,敌机已经换做了凝固汽油弹,落在哪里哪里燃烧。

敌机飞走之后,我急忙下山往还在燃烧的小木房处赶,那间唯一的小木屋里,有政治部的首长。
 
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走到近前还是震惊了:小木房成了一堆灰烬,11具烧成黑色的尸骨没有半点毛发和皮肉,有的连骨头也烧成了灰状。

据不远处的目击者说,小木房中弹燃烧之际,两位警卫员一齐扑进了烈火中,企图救出自己的首长。
 
然而,一人被烧焦,一人被烧成重伤,只救出一位烧伤面积达70%的首长,结果也未能幸免于难,只保留了一个完整的尸体。

这两位首长和那位警卫员,我都十分熟悉啊,可我欲哭不能,想喊又不成。
 
我们是军里的宣传部门啊,五次战役第二阶段还没正式打响,我们要是呼天嚎地痛哭流涕,基层部队的官兵怎么看我们啊。

我一看身边的曲社长,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刚刚在空袭中头部受伤的社长,脸色蜡白,忽然身体一歪要晕倒,我急忙示意警卫员小徐将社长搀扶到卫生队包扎伤口。

社长刚一转身,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只是没有哭出声来。

警卫员救出的那位首长面目全非,并不知道是谁。最后,凭着一块表壳尚未熔化的手表,这才认出了是张乐天部长的尸骨。
 
当时的手表还十分稀罕,军宣传部只有张部长戴手表。

就在昨天夜里的急行军中,见我实在撑不住了,张部长骑着一匹棕色马从队伍旁边赶上来,说道:“小孙,看样走不动了,你骑一会儿马怎么样?”

见张部长弯腰要下马,我反而觉得不累了,急忙上前推了一把:“我不累,部长。”

张部长又说:“要不,把你的背包放在马上。”

我一再摆手,并加快了行军速度:“部长,我背得动。”

张部长见我一再谢绝照顾,只好打马跑了过去。

张乐天部长是蓬莱人,老八路军,是27军少有的大知识分子,不仅工作水平高,也十分体贴部下,在机关部队威望很高。

含泪分清尸骨后,我们就近刨了几个坑,将两位首长和警卫员的骨骸和遗物埋了进去,再插上一块写有姓名的小木桩。


当时的志愿军烈士大都是这样匆匆掩埋的,至今他们都还未能回家(网络配图)

这一天的宿营,军政治部几乎没人睡觉,以至于军首长下命令,睡不着也得闭上眼睛。

太阳落山时,部队又开始出发了。

政治部的战士去牵首长的战马时,它们一看是生人,立即悲鸣刨蹄,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加入了队列。

战马是战友,它通人性啊。
 
没走多远,两匹战马突然回头,又刨着蹄子嘶鸣起来。这情景,若不亲眼所见,你是无法想象的。

真正是——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不知为何,这一次的东进追击一开始就很诡异。
 
战士们徒步一夜快要追上时,敌人又坐上汽车开走了。

而且敌人并不一下撤退老远,始终同我军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白天我休敌走,夜间我走敌休,走前必向我军来一阵猛烈的炮击,像是有意引我上钩。

这分明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
 
几天后,急转直下的形势表明,这的确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兵者,鬼道也。带兵打仗谋略第一,战术次之,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个老祖宗的东西我们当然明白,但敌人也不是笨蛋一个。
 
如果敌人一打就跑,一打就败,抗美援朝志愿军怎么会伤亡百万呢。
 
综合考虑后,我军决定停止进攻,于5月21日结束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开始回撤。
 
此时军部位于“三八线”以南一带,所属部队均驻扎在军部以南,也就是说,此时的27军全部在现在的韩国境内。

这天傍晚,由于部队没有作战计划,我一人去了附近的小河边溜达。

我十分清晰地记得,这一天是阴历十八,月亮一早就升起来了。河边一片宁静,金达莱花还没有开败,安静的只有潺潺的流水声。

突然,远处传来了一个中国太太的声音:

“志愿军孩子们,你们家里的父母都在想念你们,快回家过太平日子吧,不要再替别人去卖命了。”

我先是觉得奇怪,战场上怎么蹦出个中国太太来。

一会儿又传来了一个成年男人的声音:“你们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了,不能再打仗了,你们马上就要败退了,快投降吧!”

原来,这是敌人的“政治攻势”。我纳闷的是,我们还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敌人怎么已经提前知道了呢?
 
更奇怪的是,这个声音,说它远也近,说它近也远,可又找不到喊话的人在哪儿,令人毛骨悚然。

我四处瞭望了好一会儿,才发现80师方向似乎一架像闪着航灯的飞机,声音就是来自那里。

这是一种美军专用宣传的飞机,不但飞得高播放范围广,而且马达声极小。

我还没反应过来,突然,80师方向枪炮声大作起来。

我立马冲回了报社营地,曲中一社长正指挥大家将各自手中的文件和有字迹的材料,全部就地烧毁。

社长没有再说什么,大家也没有追问。因为命令烧毁文件和材料,只能说明我们极有可能被敌人包围,形势已是千钧一发。
 
我的挎包里放着我的木刻本和木刻板,上面也有我军的标致,我看着这些心血,实在不忍一火焚之,我偷偷把它们重新塞回挎包里,死了也算有个安慰。

原来就在部队决定向北撤退时,敌人抢先一步,派特遣队开路进行大规模猛力反扑。
 
前一秒还在胜利进军,一转眼却要开始逃命,我实在想不通。
 
紧急撤退的队伍刚穿过一段平坦的公路,敌人的探照灯就射了过来。
 
方圆近百平方公里的山川道路,即使路上掉下一根针,也可以看清把它拣起来。

同时,敌人的宣传机又开始了空中喊话:“27军的弟兄们,你们撤退的路被切断了,想走也走不成,只投降一条路了!”

“妈的,敌人怎么知道我们是27军,难道出了叛徒不成!”我一边走一边骂道。

没有一个人相信敌人的喊话,但大家都意识到了危机四伏。不光是我,就是首长们也对能不能逃出险境捏着一把汗。
 
往日行军的欢声笑语没有了,甚至连“后传跟上”的口令也免了,因为人人都怕怕掉队,落于敌人手中。

但越急越怕越出问题。

前行的队伍被悬崖挡住了去路,退回换个方向同样遇到了悬崖,只好掉头原路返回。
 
这恰好进入了敌人弹炮的轰炸范围,再加上侧翼敌人的步兵冲击,原本井然有序的建制顿时乱套了。

我是编辑部队列的最后一名,可急走紧跟还是被后面的人挤到了路边。不料,踩塌了沟边,一下滑到了七八米深的沟底。

等我清醒过来,本能地张口想呼救,但口干嗓子哑,嘴张得老大,就是喊不出声。
 
我拔出了3号手枪又要鸣枪,可此时鸣枪,恐怕会惊吓到撤退的队伍,黑暗中极有可能被当做敌人,遭到乱枪射杀。
 
唯一的办法只能原路爬上去,但沟坡的沙土发滑,四周也没有能借力的树木和杂草,我爬了几次,每次都又滑回了沟底。

这时,后面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了,都可以隐约听到他们的吆喝声,某一瞬间,我甚至有了结果自己的念头。
 
因为敌人一旦靠近,我那把三号手枪自杀身亡倒可以,对付人手自动武器的敌人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如果被敌人打死还好,但若当了俘虏,这就意味着投降,活着回来一辈子被人瞧不起,那还不如死了好。

我想了又想,跟敌人正面较量,死了那叫死得其所,让我一枪不放就结果自己,老子我绝不干这种傻事,但一个人藏在这,不被敌人活捉也得活活饿死。

想来想去,我既不想在撤退途中窝窝囊囊地自尽,更不想当俘虏,只要一息尚存我就得爬出去。

我用尽全身力气开始攀爬,爬一步退半步,也咬着牙死命地爬,终于爬到了离沟崖一米处,竟然发现有根下垂的树枝。

天无绝人之路,我一把够了上去,突然,“咔嚓”一声,虎口粗的树枝与树干裂开了。
 
如果树枝完全断裂,我掉进沟底即使不被摔死,也得摔残,除了自杀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这时,我真的想鸣枪了,可已经无法腾出手掏枪了。

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路过的报社电台的台长发现了我,急忙将我拉了上去。

等跑到了相对安全的沟北,我才想起来感谢台长:“如果你刚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我就没命了。”

“哪能啊!即时不认识也不能见死不救,何况我们是战友啊!”
 
我至今记得台长,身材魁梧,有张憨厚黝黑的方脸,待人十分谦和。

这时,王文之编辑过来,一把夺下我的干粮袋说:“再晚回来一会儿,就找不到我们了,你在我前面走,我关照你。”

山路越来越难,许多险峻地段,都是王文之把我拽上去的,没有他我肯定再次掉队。
 
到处险石林立,坑坎遍坡,许多陡坡足有七八十度,只能四肢落地往上攀登。
 
大家心里明白,无论再陡再悬都得爬,除此之外,已无路可退。

夜里的山坡上到处都是人,根本没有队形可言了。
 
战士们不光要自己爬,还得拉战马,战马身上的行装都卸掉了但还是爬不上去,战士们只能前面拉后面推,硬把马拽了上去。
 
军保卫部干事吴明,背着全军仅有的两个文件箱爬山,首长交待,他牺牲了文件也不能丢。

按照保密条例,除了吴明谁也不能接触文件箱,就连保卫部长也只能眼睁睁看着。

许多难走之处吴明都要先搬一箱上去,再回来搬另一箱,他的肩膀和脖子上的皮被磨掉一层。
 
中途,他累得坐在地上,失去理智地哭了。一个堂堂的营级干事就这么当众哭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吴明不是因为累因为饿而哭,而是为27军陷入如此窘迫的困境而哭。
 
原本27军是打了胜仗啊,怎么会如此狼狈不堪。

想起长津湖战役,美陆战1师战斗力那么强,都被我们追着打,现在倒好,让敌人追得躲进山里逃命。实在是冤枉和窝囊。
 
敌人派出的“特遣队”,跟我们之前的尖刀突击队一样,也是要快速穿插、分割我们的大部队,为了求快,并不理会我军的零星人员。

5月25日凌晨2点,军机关越过了高山,来到了另一座小山上临时休息。

一听说要休息,我只想倒地睡觉,可我掉队掉怕了,就和王文之挖出来一个小沟,铺些树枝,挤在一起打瞌睡。

刚睡着没几分钟,王文之又把我弄醒了,说敌人靠上来了,赶紧转移。我有点发毛,仿佛还在做梦。
 
刚睁开眼睛,敌人的几发炮弹就在附近爆炸了,我的困劲瞬间被炸没了,爬起来又是一阵急行军。

原来刚才的临时休息,是侦察分队在选择突围路线。
 
敌人的穿插分割之下,此时的三八线已经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美军越过三八线(网络配图)

军机关只能边侦察、边转移,那儿安全就往那儿走,不分白天黑夜,能走则走,不能走则停。

记不清翻过了多少座大山,也记不清穿越多少次敌人活动的公路,我只知道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战场上的局势变幻总在一瞬间,胜利的前提是要先活下去。

这次全军转移中,粮食供应已经完全中断。
 
车辆都被抽调去抢运伤员,炊事班无粮做饭,全靠每个人自挖野菜,自采树叶,自己想法搞吃的。
 
饥困交加中,许多人已体力不支。
 
一天夜里,军部正沿公路向北转移,在敌机的照明弹发出的亮光中,我发现有几匹马拉大车由北向南奔跑过来,想迅速逃出敌机的袭击圈。
 
由于马跑得太快,道路又不平,大车颠簸得厉害,车走之后,路面上掉落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我估计是一双鞋子,正好我的鞋子不中用了,就跑去弓腰捡了起来。
 
没想到,竟然是一条咸巴鱼干。
 
我心中大喜,这可是我们胶东人最爱吃的东西,每到渔汛季节,总要腌一些,以供常年食用。
 
入朝以来我从未尝到鲜鱼的味道,现在能捡到咸鱼干,那真是天大的福气。
 
兴奋下我竟忘记了防敌空袭,看到马车跑远后又掉下了两条鱼干时,我想也没想就豁出去了。
 
借着照明弹的光亮,向南跑出十多米,将另两条咸鱼干也捡了回来。
 
我刚离开公路向一侧的山沟里跑,空中的敌机就开了火,机枪子弹在公路上爆起一串串烟尘。
 
我边跑边想,如果这趟死了也算没做饿死鬼,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既不是为财,也并非贪食,实在是因为肚子太空虛了。
 
或许是老天可怜我,又给我开了后门,让我又一次幸运地逃过了敌机的密集扫射。
 
第二天到达宿营地后,报社机关的炊事班仍无粮可做,让大家各凭本事自给自炊。
 
我灵机一动,昨夜捡的那三条咸巴鱼干,再加上每人干粮袋内的少许白面,凑一凑可以包一顿饺子吃。
 
包饺子没有菜,就用野菜代替,没有炊具,我们就用小刀当菜刀,刻木棍当擀杖,木板当面板,用瓷盆当铁锅下饺子。
 
这顿我豁出命去捡来的“饺子”,可以说是在这场大转移中最幸福的一顿饭了。

要说在部队转移中,最危险、最困难的是谁,那一定是伤员。
 
27军当时共有三千多名伤员,许多刚刚负伤,急需治疗抢救。后勤部当机立断,将有限的运输车停运粮食三天,先把伤员抢运出来救治。
 
医院多是弱小的女同志,还要接收伤员,敌机又轰炸……特别是敌人实行大规模反扑后,更增加了抢救伤员的困难。
 
他们每日经过大半夜的艰苦跋涉,到达宿营的山沟里后,可以说是一天最疲惫的时候。
 
然而,这时从前方运送伤员的汽车才趁着夜色到达救治站,医院的同志们转眼又要投入更紧张的战斗:接收和抢救汽车运来的伤员。
 
由于就地抢救会遭到敌人的空袭,汽车又无路把伤员直接运到山沟里去,无奈,只好把伤员抬下汽车,一个个背到山沟里去,然后才能展开抢救和治疗。
 
背伤员,对医院的女护士来说,体力是大问题。男性伤员年龄、体重都比女护士大。而女护士最小的只有十六七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刚出头,都是妙龄少女。
 
她们面对着这些比她们重的伤员,开始也有点憷头。但一看伤员痛苦地在等待着抢救,就什么也顾不得了。
 
一整夜的进行军,姑娘们已经近乎虚脱,但没有一个人停下休息,一气不歇地从汽车上将伤员抱下来,又一个个背在身上,用尽全身力气向山沟里走去。
 
年轻的女孩们累得脸色一阵发白,一阵发紫,路上有人几次差点晕倒。有时刚把伤员背到安置地点,就昏过去了。
 
医院院长看到这样的场景,劝她们休息,但没过一会,就又看到她们忙活的身影。

我到医院采访时,见此情景,也加入了背伤员的行列。
 
刚朝运伤员的汽车走去,老远就听到车上有人在吵吵什么。靠近一看,原来是一名伤员死活不肯下车。
 
这是一名年轻的战士,腿部负了重伤,伤口包扎处的鲜血还在外渗,白色绷带被染成了一片暗红。
 
大家好不容易把他抬下车来,他又死活不让女护士背她。他说:“我已经快不行了,请不要把我背到医院去了。”
 
护士们动员他说:“你的伤口需要尽快动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这位战士一听生命有危险,神态反而平静下来,他说:“那正好,就干脆不要背我了。”
 
我很奇怪,这位战士看样子才十七八岁,脸盘身材长得也英俊,只是由于伤口出血过多,面部显得蜡黄,两眼深深陷了下去。
 
他的伤口并不致命,为什么拒绝救助呢?

女护士劝阻无效,无奈对我说:“孙记者,你看他不让背怎么办?”
 
“我背。”我说着就对这位战士作了一番动员。看得出来我的动员并未打动他的心,但总算老老实实让我背了起来。
 
我背着这位战士边走边问:“你为什么不让女护士背,是害羞吗?”
 
我察觉他的头摇晃了几下,然后深沉地说:“孙记者,不瞒你说,我不是害羞,是我的伤太重,反正活不成了,何必……”
 
我听到这里,越发觉得不对头。看他的伤势,只要及时止住血,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那他为何说活不成了呢?
 
我敏感地意识到他有轻生的念头。经我再三追问,他终于说实话了。

原来他除了腿部负重伤之外,生殖器也被飞弹片削去了。
 
我很同情战士的不幸,虽然一路给他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但我真不知道他听进去了没有。
 
当把所有伤员背到山沟安置停当后,大家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可是谁都没有睡意。
 
医生马不停蹄地检查伤员的伤口,清创、包扎,需要动手术的马上动手术。简单的在树林就地搭土手术台,蒙上毯子、白布就干起来。
 
复杂的手术在树林里做光线不足,在露天又难防空袭,就得构筑临时手术洞、苏醒室,洞内留个天窗,靠天窗射进的阳光照明。

手术治疗结束以后,护理组的任务仍很繁重。
 
许多重伤员生活不能自理,女护士们就亲手给他们洗脸、刷牙、洗脚。有些自己大小便都很困难的伤员,女护士们就给他们解裤子、穿裤子,包括擦屁股。
 
姑娘们不嫌脏,也不怕累,一直等所有伤员都治疗结束,休息了,才肯在伤员身旁闭一闭眼,打个盹。一听见有伤员的喊声,就又马上醒过来。

我正在抓紧时间进行采访之时,突然听到了一个不寻常的消息,一位急救伤员的输血针头脱落在地,因黑夜视度不良,护士没有及时发现,结果伤员死了。
 
闻讯,我立即赶到现场。那位的值班护士正在受批评,满眼的泪水闪着自责的亮光。
 
我仿佛有个不好的预感。靠近一看,果然是他。
 
我从他的上衣口袋内发现了一封沾有血迹的短信:
 
“秋红:
我已经死了,但我死而无憾,因为我没有给祖国丢脸。我们的山盟海誓已被战争毁灭。死是我圆满的结束;但愿你能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李成功1951.5.26”
 
他就是那位被我背来的战士。
 
我看了信更明白了,原来他是不愿给未婚妻增加痛苦,而执意结束生命的。
 
这不仅是一个年轻生命的结束,更是一个美满家庭的毁灭。
 
院里决定将李成功的遗体掩埋在山坡上,大家在面向祖国的方位挖了一个墓穴。没有棺木装殓,护士们就在他的身上多缠了一些白布。

他死后一直睁着眼,但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
 
人们轻轻抬起他的遗体,慢慢地向他的墓穴处走去。队伍里没有哭声,都在默默地走。
 
我找了一根青松树干,用木刻刀削成一块小木碑,在上面刻了“志愿军李成功烈士之墓”十个字。

有位军医从别处移来一棵小小的青松栽上了;两个女护士从周围的山坡上采来些金达莱花,放在坟头。
 
这一切都是在沉默中进行的。有些话太重了,是说不出口的。
 
这件事情当时不能见报,我也没有写。但是这位战士的名字,他的痛苦,他的样子,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

许多人会讲,战场上的危险主要是进攻,其实不然,转移和撤退的危险半点也不亚于进攻。
 
场面之壮烈也一点不逊色于正面战场。
 
5月27日,军机关脱离敌人大炮封锁线的当天上午10点,听说断后的部队也突围出来了,我急忙跑到了隐蔽的后山坡观察。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啊,没有这些一线部队死命阻击,我们军机关不是枪下鬼,也得被活捉当俘虏。
 
山脚下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公路,我有意在靠近公路的地方,观察下方公路上转移部队的情况。
 
山高谷深,转移的队伍拥挤不堪,队形紊乱,着装不整,步履艰难,但都紧跟队列不敢落下。
 
公路北侧几间被炸毁的小屋,只剩下一堵矮墙,有十几名战士坐在墙根,背靠墙壁,两肘抵头,像是走不动了在休息。
 
几架美国战斗机又飞来扫射了,公路上的撤退队伍,包括靠墙坐着的人,竟然无一人卧倒隐蔽,无一人逃离公路。
 
人们就这么在弹雨中向前挪动,打死谁,谁就倒下,未打死者照常向前走,仿佛这些人都不想活了似的,对待敌机的扫射毫无反应。
 
他们连着几天没有吃饭、睡觉了,他们的血肉之躯就是最坚固的防线。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公路上遭到空袭的部队,每一幕都触目惊心。
 
生还的士兵后来采访中告诉我,他们都清楚空中有敌机突袭,身后有敌人追击,但他们不能停,不能躲。
 
因为有任务在身,要赶快到前面有利地形去构筑工事,交替掩护后面兄弟部队的转移,彻底挡住敌人步兵的追击。
 
所以,任凭敌机怎么肆虐,部队也不能停下来隐蔽,只能冒着敌机的火网穿行。
 
他们还说,仗打到这个份上,死了也是一种幸运。

当时我不理解啊,直到44年后的1995年,有一天我看到了安徒生的名言:
 
“在人间的欢乐中,在完成了他对人间的任务后,没有丝毫痛苦地结束了——死,也是幸运的。”

那一刻,我真正明白了官兵们那种近乎空灵的壮举:你打不死老子,老子就照样前进!

当时,我也十分清晰地看到,一名美机驾驶员也歪着脑袋在看下面,那个表情,一看就是吃惊的样子。

这分明是一场装备与实力相差悬殊的战斗,而战争从来就没有对等。

我脑中突然蹦出一个问题:究竟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

个人只是战争这座大山上的一粒沙,在其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不管是部长张乐天,还是士兵李成功,当我们不了解他们时,他们的生死于我们是毫无感受的。

但是,此时此刻,我相信,看完故事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他们心痛。

因为我们知道了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理想,也就知道了他们所为之付出的牺牲。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孙佑杰的记录。不管他曾经是记录在报纸上,还是记录在自己的心上。

孙老让我感动的是,他的文字没有高喊的口号,直面战争残酷时,甚至让人不忍卒读。

作为一名随军记者,他首先是一名战士,在生死面前,再振奋人心的话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他比谁都清楚,战场上的每一个士兵,都只是想活着回家而已。

孙佑杰是幸运的那部分人,而乐天、成功永远留在异国冰冷的土地上,至今还不能魂归故里。

这是孙佑杰老兵战地纪实的完结篇,谢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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