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
冰血长津湖04:归去来兮 真实故事

冰血长津湖04:寻找失踪弟弟20年,我意外获知一条国家机密

作者:罗伯特刘
2021-10-03 12:19

[冰血长津湖]记录世界军事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在朝鲜长津湖畔零下40度冰雪中,中国土兵冻死、饿死3万余人,比战死的多一倍。

这个系列,能让我们看到战场上比敌人更可怕的东西,那些牺牲在冰雪中的战士,不应该被遗忘。



今天才听北方小伙伴说,他们离开家时都要吃碗饺子,因为北方民间有“滚蛋饺子进门面”之说。

我问原因,他们说饺子像元宝,寓意出门在外顺顺利利多赚钱。面条细长缠绕,寓意“绑住”、“留住”。

我听后觉得这说法并不能说服我,于是忍不住开启查查查模式。

直到有个网友解释说,因为包饺子要很长时间,离家的人可以慢慢收拾行李,和家人说说心里的话,能多呆一会儿是一会儿。

而回家的人,刚赶了远路都是又冷又饿,下面条又热又快,一碗热面下去,能最快感到回家的温暖。

不知为何,我被这解释感动了。

今天的主人翁孙文祥离家前,母亲却给他下了一碗面,因为他没有多余的时间收拾行李了。

他要开始一段危险的逃亡之旅。



我17岁那年,同往常一样赶到学校上课。
 
一位同学忽然冲进教室里,满头大汗地喘着粗气,没说一句话,拉起我就往外跑。
 
我知道,我们一定是暴露了。
 
我们一气不歇地狂奔,一路跑到一家修车铺里,躲了起来,店老板跟家里的长辈交好,二话不说,冒着杀头的罪收留了我们。
 
躲在修车铺里,我上气不接下气,心里一个念头冒出来:
 
我要就这么跑了,我的家人怎么办,我的小弟怎么办?


那是1940年的春天,驻青岛的日军占领了我的故乡山东莱西。
 
我就读的联合中学组织了抗日宣传,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就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公然烧日货,发传单,喊口号,早就成了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日军宪兵和汉奸要搜捕进步学生的消息传得很快,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就在心存侥幸时,这一天突然到来了。
 
在修车厂躲到傍晚,我们正愁去处,车铺的掌柜领来一个穿长袍带礼帽的神秘男人,让我们一切都要听对方的安排。
 
我们将信将疑,但危急关头,除了相信眼前的熟人,也别无他法。
 
趁黑离开车铺时,掌柜的递给我一副马车胶轮内胎做的皮枪(弹弓),让我拿着多少能壮个胆。
 
等到了南沙河的一片树林里,领路的神秘男人突然停下脚,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那家修车铺是中共抗日组织的地下联络点。他是胶东沦陷区的地下政治教育指导员,专门负责转移爱国青年学生去大后方求学。
 
可是大后方,哪里是大后方呢?
 
我忽然想起大姐夫曾在信中提到,他就读的学校是抗日爱国将领李仙洲在安徽阜阳创办的成城中学。

我小心翼翼地问起戴礼帽的男人,是否了解那所学校的情况,没想到他回答地爽快利索,说那正是他打算安置我们的地方之一,可以给我们提供路线图。
 
但从莱西到阜阳将近800公里,从未出过远门的我,一听说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心里有些发怵。
 
那人似乎看出我们的犹豫,郑重又严肃地说,明天一早必须离开,否则让日军宪兵抓进去,能出来也一定是废人了,再不走全家都会因为我们大难临头。
 
听了这话,我知道自己没有理由再犹豫下去,况且那里还有大姐夫在,多少也有个照应。
 
只是想到家里的小弟还那么小,我怎么放心的下呢?
 
小弟浓眉大眼,在我们几个兄弟里,相貌生得最英俊,个头也高高大大。他从小跟着父亲习武,拳脚功夫尤其厉害,两截鞭打得更是在村里数一数二。
 
小弟头脑聪明,能写一手好字,但惹起麻烦来也是一把好手。
 
除了爱跟我一块耍皮枪,他最喜欢的就是三国和水浒里的那些英雄好汉,里面的故事听多少遍也不够。
 
等到我读初中时,同学们经常私下偷偷传看一些禁书,上面查得越紧,底下看得越热闹,我也因为书中的文字热血沸腾。
 
一回家就迫不及待地把在学校的见闻讲给家里的小弟听。家里的老房子前有一个不大的小水湾,四周长满了柳树,早晚时分,就是我“说书”的最佳所在。
 
不知是不是故事听得太多,这家伙从小就像书中写的英雄侠客一样,有副嫉恶如仇的刚烈性子。
 
只要见到受欺负的人,他总忍不住要替人出头打架,熊孩子见了都怕他,家里更是天天被大人们找上门来讨要公道。
 
母亲没有为此责骂过成天惹是生非的小弟,唯一一次对他动真格也并不是因为他跟人打架。
 
小弟的学校就在与我家一河之隔的寨南村,日寇占领莱西后,日本宣抚班负责奴化教育的人,经常去下面的学校宣传。
 
小弟胆子大,做事不管不顾,叫上几个堂兄弟躲在河西岸的芦苇荡里,专门朝东面路上的日本人打皮枪,日本人没发现他们,胡乱开枪吓跑了这群孩子。
 
母亲知道后,第一次拧着耳朵大骂了小弟,说他小小年纪就敢去招惹日本人,简直不要命了。
 
我很担心分开后,他还那么淘气,可怎么办?

我和神秘男人分别后,偷偷回家和父母告别。
 
当时正是清明前后,娘哭着问我:“大后方远吗,那地场也有日本兵吗?”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这偌大的国土,真有地方能独善其身吗?
 
为了我的安全,爹娘没有阻拦。夜里,母亲连夜给我准备了铺盖和干粮,大姐给我带了件崭新的夹袄,他们把家里仅有的10文铜钱塞到我手里。
 
这一夜,家里人都没睡觉,一齐围在正屋的土炕上,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等着我,像要把这辈子的话都说尽了。

第二天清晨,娘和三位妯娌擀了四柱子手擀面,白面只有一小柱,母亲大都舀给了我,其他人只分了那三大柱子地瓜和豌豆面。
 
卤子则是用过年攒下的一刀咸肉,合着豆酱和萝卜干做的,这顿饭,难忘又奢侈。我生怕吃得慢了就舍不得动身,一股脑唏哩呼噜把碗扒了个干净。
 
因为去大后方的行动需要保密,离家不远的县第三小学里住着日本人的督学和汉奸,家里人一同送行目标太大。
 
临出门前,那一双双看向我的眼睛像有什么魔力,把我的脚牢牢地粘在了地上动弹不得。
 
我横下心,将他们全部挡在屋门内,独自一人去三里外的洙河边与同学们汇合。
 
这条求学之路也可能是一条无法回头的流亡之路。不归路是我的,不是他们的。
 
出发不久,天下起了濛濛细雨,听到后面急促的脚步声,我猛地回头,发现是拿着蓑衣来寻我的小弟。我让他回去,他不肯,执意要送我一程。
 
当时,我们兄弟姊妹6个,我与9岁的小弟感情最好,他说自己可以装着去上学,小孩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我拗不过他,只能答应。
 
离开村子过了东沙河,绕过寨南的县第三小学就到了洙河边的青石板桥前。这时,其他的同学已经提前到了。
 
分别的时候到了,见我要过河,小弟突然抓着我的夹袄哭了起来,问我为何走得这么突然,能不能带他一起。
 
“宽儿听话,你在家要听爹娘的话,等你长大就来找哥,哥等着你。”
 
这时,起早过河的人多了起来,见小弟还是不撒手,我念起他对皮枪情有独钟,就掏出了车铺掌柜给的那副新皮枪:“你要停步,这玩意儿就归你了。”

小弟的皮枪早已断了好几处,虽然用麻绳绑了几次,但早已没有了弹力。
 
拿着马车内胎弹力十足的皮枪,小弟的眼睛彻底挪不动地方了,翻过来覆过去,看个没完。
 
见他一时兴奋地出神,我跟着同学们急步走过了石桥,一口气爬上河南岸的山包顶。
 
转身看过去,小弟单薄的身影仍立在石桥边,似乎还在挥着皮枪冲我招手,
 
那一瞬间,我憋了一夜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

我们一行人刚步至沂蒙山区,就遇到日机轰炸,慌乱中,我与同学走散,只能开始独自流亡。
 
娘准备的干粮吃完了,我就靠帮人打柴换点食物或路费。有时饿得连打柴的力气都没有,就沿路乞讨。
 
夜里找不到住的地方,就在路旁或村头草垛里露宿,天亮后再接着赶路。
 
钱花光了,干粮吃完了,到最后,连大姐给的那件夹袄都卖了,那是我唯一也是最后的东西了。
 
我身上只剩了一张“战区流亡学生证”,我把它藏在衣服的夹缝里,混在逃难的老乡中,小心翼翼地穿过一道道封锁线,一路迂回南下至安徽。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1940年冬,我终于考入了安徽阜阳的成城中学,当时已经改名叫国立第二十二中学。
 
开学第一节课,我是屏住呼吸听的课,在艰难的抗战岁月里,流亡生活虽然清苦,但能读书就是天堂般的日子。
 
但这样的好日子不是一直都有的。
 
期间大姐夫为了生计,毕业后离开阜阳去了兰州的国民政府谋职,唯一的亲人走了,我又成了孤身一人。
 
1944年9月,因日寇占领了豫、鄂一带的平汉铁路,我和同学们只能再次踏上流亡征途。
 
途径河南省时,日寇追了上来,11位同学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下,最小的只有14岁。我因为走在前面又跑得快,才躲过一劫。
 
没有棺椁收敛,也没有爹娘在旁,看着那一具具年轻的身体挤在冰冷的土坑里,我心碎了。
 
我的小弟若是长到此时,也是这般年纪呀。
 
跨过平汉铁路,便是被肆虐的中原大地。沿途所见惨状触目惊心。
 
一个已经咽气的妇女,坐靠在街边土墙上,臂弯里搂着个婴孩,那孩子俯身贴在妈妈敞开的怀里,已经失去血色的嘴唇,还含着妈妈干瘪的乳头。
 
我看看自己脚上那双龙须草编成的草鞋,人命与草芥,有何区别呢?
 
我们一路沿着汉江逆流而上,流亡到陕西境内时,已经进入了11月。
 
饥寒交迫走投无路之下我想起了大姐夫,去信两封想寻求帮助,但不知道为何,求助信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一直到汉阴,有天我的同学突然告诉我,说他看到了我的姐夫。
 
我按他说的急忙去寻人,只见大姐夫穿着一身国民政府的警察制服,戴着黑色的大檐帽,挎着一把窄刀,像是一个管事的长官,不知道来汉阴有什么任务。
 
他的样子很严肃,我有些吓到了,没敢多问,只有些难为情地问他可否匀一件里衣给我,我穿得实在太破了。
 
但大姐夫以不便为由拒绝了我。我察觉到他的为难,便默默离开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不久我终于有机会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报平安,那时候,我已经离家流亡整整四年。

这样东奔西走的流亡日子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我以为可以安心求学,没想到内战爆发了。

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找到当地的解放军2野18军想报名参军,部队一看我有高中学历,当即任命我当了文化教员。
 
但在秦岭林场学习锻炼期间,我在抗战流亡时患上的肺病复发,只好申请转业回家。
 
经过半个多月的颠簸,1950年2月14日傍晚,我辗转到家乡莱西县城的汽车站。
 
此时我已离开家乡整十年。
 
在我们老家,到了腊月二十八这一天,各家都要张罗年货,通常是一早发面,到了过晌开始蒸饽饽、蒸圣虫和炸面鱼。

我下了汽车,临近天黑,走在街道上,家家户户都热气蒸腾,香气四溢。
 
回家路上,天上飘起了清雪,尽管路面都被雪盖着,但这是回家的路,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着。
 
临近村口,我的心跳得快了,步子却慢了下来。所谓“近乡情更怯”,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往前走,我见不远处也有个同乡在匆匆赶路,那人的步子急得很,背影更是越看越熟,我快步撵上去一瞧——“二爸!”
 
来人吓了一跳,定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我是谁,来不及寒暄,高兴地扯着我就朝村里走。
 
终于到家门口了,我听见了屋里热闹的拉呱声,心突突地更厉害了。
 
在我们这个27口人的大家庭里,吃饭是头等大事,眼前又临近年关,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的爹娘,似乎一时忘记了两个离家多年的儿子。
 
正在大家张罗着要开年夜饭的时候,我扣响了门。
 
跟离家时寒酸的模样相比,回家的我穿着二野部队的冬棉装,带着护耳棉帽,打着绑腿,因为是享受排级待遇的文化教员,还蹬了一双半高腰的黑色皮鞋。
 
“娘,俺回来了!”
 
昏暗的油灯照不清对方沧桑的脸,过了许久,被我这幅军人样吓了一跳的爹娘才反应过来,门外是已离家近十年的大儿子。
 
爹娘认出我来,喜得合不上嘴,赶紧把我引进屋里,母亲拉着我,凑上来仔仔细细地打量。
 
我记得母亲的视力一直很好,还能在深夜做活,我问她:“娘,你咋啦,是看不清儿的脸吗?”
 
旁边的妹妹们沉默了一阵才告诉我,娘的右眼已几乎看不见了。不知这十年,娘为我们流了多少泪。
 
十年过去,家中样貌没有大改,只在老院的东边,发现了3栋新起的泥墙草屋,除此之外,我还多了13个素未谋面的堂兄弟姊妹,全家人口齐全,唯独有一人不见了——我的小弟。
 
我忙问小弟去哪了,二爸忽然反应过来,急忙从怀里掏出了一封写着部队代号的信来,信是他刚刚拿到的,上面署着小弟的名字。

二爸本是赶着来送信,却和我在半路遇上了。
 
同一天一下得知了两个儿子的下落,爹娘和家里的亲戚们都乐得合不拢嘴。
 
见我回来,母亲说年前备下的东西不够,得给我包顿团圆饺子吃了才吉利。
 
向来不管家务事的父亲听完,二话没说,竟亲自到灶屋里,割了一大块留着年三十祭祖的肉,说这顿饺子里肉得管够。
 
热乎了一阵,我赶紧催二爸把信打开,这才得知小弟的下落。
 
他在参加胶东八路军警备4旅8团后,跟着部队从胶东半岛一路打进了上海,还参加了济南、淮海、渡江战役,现随部队驻扎在上海的金山卫。
 
他说自己在孟良崮战役之后加入了共产党,在淮海战役升任作战班长,解放上海后,被一纸调令调到团司令部任卫生班班长。
 
起初,他仍一心想留在前线作战,可整个240团挑不出几个读过初中的人来,从没搞过卫生工作的小弟硬着头皮上了岗。
 
没想到,那个15岁离家的小男孩已经不再是幼稚的孩童,而是一名肩负重任的老兵了。

我又赶忙追问了爹娘,小弟为啥要去当兵。

原来,老家莱西水集解放的那天,自小胆大的小弟,兴致冲冲地逃课跑去围观八路军作战。
 
没想到第二天,一到学堂就受到了老先生的点名训斥,在那位先生眼里,读书人的黄金法则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小弟年轻气盛,哪里受得了这顿训斥,老天像是站在了这个热血少年这边,同天上午,恰逢胶东八路军警备4旅来学校招兵。

正在气头上的小弟想都没想就报了名,连家都没回,只让同村的一位同学帮转告:“帮俺告诉俺娘,俺去当兵了。”


八路军攻打莱西马连庄缴获的日军重机枪

爹娘得到口信后,疯了一般赶到学校找人。
 
学校的两排教室间有段十几层的石阶,裹着小脚的母亲瘫在上面再也走不动了,找完校长回来的父亲说招兵的八路军早已不知去向,母亲听完瘫在台阶上,哭得起不来身。
 
一直到天黑,二妹和三妹提着灯笼赶到了学校,大家才一齐搀着母亲往家走。

路上有一条沙河,母亲来去全靠父亲背。平日里身手矫健的父亲,走到河心突然摔倒,一下子跪在膝盖深的河水里,手上仍紧紧托住背上的母亲不放。

妹妹们费了好大的劲,才将两人扶起来,手里提的灯笼却掉进河里灭了。

周围一片漆黑,只剩河岸高高的芦苇晃着黑影,两个妹妹吓哭了,背着母亲的父亲也哭了。
 
月光下的泪闪着悠悠的光影,和清澈的河水映在一处,那是这辈子,倔强的父亲唯一一次被人看到流泪。
 
回到家后,无论周围人怎么劝,母亲都不肯吃饭,一个人坐在蒲团上哭。

早秋的天气依旧闷热,有痨病的母亲憋得上不来气来,妹妹们轮换着用蒲扇扇风,直到天快明。

母亲醒来摸索着问一旁的二妹,8岁的三妹去哪了。看到正在一旁熟睡的三妹,二妹才知道,哭了一夜的母亲,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我望着有些憔悴的母亲和那双不再明亮的眼睛,多年未能尽孝的歉意涌上心头,鼻子一阵发酸。
 
我连夜回了封书信给小弟,谈完家里的情况,还勉励他在部队好好表现,争取更大的进步,全家人都等他归来团圆。
 
1950年的国庆节,我才收到了他的第一封回信。原来,春节后他所在的部队奉命进行武装泅渡和抢占滩涂演练,备战解放台湾。
 
当时,部队的作战训练是秘密的,指战员的书信也受到了纪律约束。所以直到结束演练转移到山东泰安后,部队才允许给家里写信。
 
我什么都顾不上了,急忙给小弟写了一封回信,可这次却没有上一次那么幸运。
 
一个多月后的11月7日,《人民日报》首次公开报道了中国军队入朝鲜作战的消息。
 
这条仅有34个字的新闻,我不知读了多少遍,越读越紧张,连忙照着上封信留下的地址,又给小弟去了一封信,询问今后的动向。
 
但我哪里知道,此时的他早已随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战场。

我回家后,去县城继续当教师,专门给县机关人员当文化教员。
 
大姐夫也在淮海战役前跑回了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不知为何,我们再见面,他待我不似从前近亲了。
 
多年不见的我们,彼此像生出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少年的情谊就该留在少年时吧。
 
我的学员中有一位是县兵役局局长,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兵,那人不仅荣立特等功,还和小弟是同一批参军的战友,同在27军80师240团。
 
我只觉是老天眷顾我,赶紧打听了这个人的名字。
 
这个志愿军战士叫孙明芝。我得知他春节要回家探亲,一直找人守着他的消息,他回来的第一时间,我就找到他了解小弟的情况。
 
孙明芝说,本来备战解放台湾的战士们心早已飞向宝岛,恨不得早一点统一两岸,但1950年11月1日的夜里,部队临近泰安火车站的营地,突然加了双警卫,只准进不准出。
 
大家已经隐隐约约感受到临战前的紧张气氛。

从上海北上山东时,小弟的卫生班带了一些医治血吸虫的石灰膏。
 
自1950年夏天开始,因为天天武装泅渡,部队大范围感染了血吸虫。

得了血吸虫病的人,肚子像西瓜,脖子像丝瓜,手臂像黄瓜,有气无力,苦不堪言,更不说武装训练了。
 
小弟带着卫生班不分白天黑夜,硬是用火烧燎杀的方法,将训练场的钉螺灭得一干二净。


上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疫区的全民灭螺

石灰膏很沉,一人背一袋也很吃力,仅有的马匹驮辎重都紧张,那时的营地一片忙乱,后勤股长一时找不见个人。
 
小弟只好去请示四处检查的团长。只见团长摆摆手,他当即意识到,部队这是要去朝鲜了。
 
果然这天会后,部队紧急集合奉命赶往火车站,只说要去演练,至于去哪里谁也不知道。
 
240团离开山东泰安后,一路越来越冷,大家才知道车在一路北上,他们的目的地是寒冷的朝鲜。
 
11月4日夜里,部队由辽宁安东(今丹东)入朝后,徒步向朝鲜盖马高原腹地长津湖方向前进。
 
谁也没有想到,一股50年不遇的西伯利亚强寒流也进入了朝鲜北部,将整个盖马高原冻成了一个巨大的冰坨。
 
长津湖地区是朝鲜北部最为苦寒的地区,海拔在1000米以上,林木茂密,人烟稀少,夜间最低温度接近零下40摄氏度。
 
240团以每天近60公里的速度,在冰天雪地里连续徒步行军400多公里,于11月22日到达了长津湖以北的作战区域。
 
此时,盖马高原的最低温度降到了零下50多度,27军出国的第一天冻伤就多达700余人。
 
小弟率领卫生班下到了前线连队,去宣传防冻知识,保护好手脚才能保证基本的作战能力。
 
卫生班告诉战士们,宿营时绝不能用热水洗手、洗脚,不能烤火,要相互把手脚伸进对方的棉衣里取暖。
 
坚持到11月27日夜里,震惊世界的长津湖战役打响了。

这次志愿军面对的敌人,是美军战斗力最强的陆战1师和享有“滴漏师”之称的美7师。
 
小弟所在部队的240团2个营,负责攻打1个加强营美军驻守的内峙洞。孙明芝是8连的重机枪班班长,在内峙洞战斗中,8连只剩了他和另一位指导员。
 
追击敌人的路上,扛着马克沁重机枪的孙明芝还遇见了小弟。
 
小弟叮嘱他,说美国佬的飞机和大炮专打重火力点,不能老在一个位置打,到时多换几个位置打,还送了他几支卷好了的旱烟。
 
当时的志愿军27军,每个师有一个卫生连,每个团有一个卫生排,而且大都分配到了基层连队担任战地救护。
 
说是救护,其实就是往下背伤员,因为在平均零下40多度的极寒天气里,志愿军战士的伤口不出几分钟就被冻住,几乎不用止血。
 
经过几天的激战,240团只剩下了残缺不全的警卫班、通讯班、卫生班和炊事班。
 
这些看似班的编制,其实并不普通,实际相当于军干部大队和师的教导队,是240团的“种子”和“骨干”。
 
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时,天已经大亮,鹅毛大雪仍在下着,而四面被围的“北极熊团”仍在孤注一掷地抵抗。
 
起初,240团于春圃团长只是命令警卫班、通讯班、卫生班追击,可眼见美军要跑,没有配枪的炊事班也抡着菜刀、铁铲和扁担跟了上去。
 
这是240团对新兴里“北极熊团”的最后一击。
 
到12月2日夜里12点,240团又接到了越过冰封的湖面继续追击的命令。
 
离开战场前,后勤部队立即打扫战场,但直到12月24日长津湖战役结束,也没有发现小弟。
 
活不见人,死不见体,部队只好将小弟列为失踪人员。
 
当时,失踪志愿军无非三个结局,要么牺牲,要么被俘,要么当了逃兵。
 
这三个结局,都是我们承担不起的。
 
看我神色大变,孙明芝又说,小弟十有八九是牺牲了,只是没有找到尸体而已。
 
他相信那个硬骨头的年轻人绝不会被俘,更不会当逃兵。
 
这一刻我不知该希望自己的亲弟弟是死,还是希望他活。谁会想要自己的兄弟死呢,但活着又只剩一个可能,他成了叛徒,背上了永远都洗不掉的耻辱。

这样的消息要是告诉爹娘,只能让他们更加心焦。

更何况这些只是推断,母亲已经哭瞎了一只眼睛,难道我还要让她把两只眼睛都哭瞎才心静吗?
 
我不能。
 
我只能把从孙明芝这里了解的疑虑和担忧藏在心里。爹娘问起来,我只说小弟的部队还在朝鲜打仗,他才19岁,迟两年回家娶亲也不晚。
 
几年里,兄弟姐妹们陆续都成了家,那个年代做军属是异常光荣的事情,我的两个妹妹不约而同都嫁给了军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军嫂。只有大姐夫是和我一样平凡的教书匠。
 
妹夫们也积极帮忙四处打听小弟的消息,每次母亲看到他们,都会问起小弟的下落。
 
二妹夫张文焕所在的26军也参加了长津湖战役,1955年春节跟二妹结婚时,他已是一名大尉军官了。

父亲见了做军官的女婿只顾得乐了,可心细的母亲却将我叫到一边问, “26军都回国了,那你弟的27军怎么还不回国?”
 
我还没想好词,母亲又问,“二姑爷这么大的官都回来了,你弟不就是个班长嘛,还留在朝鲜干啥呢?”
 
我只好编理由搪塞说,俩人不是一个部队,小弟的部队留在朝鲜还有任务。
 
实际上,早在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已经签订,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早已宣告结束了。
 
两年后三妹也结婚了,三妹夫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海军军官,爹娘见一身雪白军装的三妹夫更高兴了。

母亲高兴之余又回过神来问我,“海上的部队都回来了,你弟弟那个地上的部队怎么还没信呢?”
 
“海军没有参加抗美援朝”,我又一次糊弄了过去。
 
三妹婚礼时,我特意把俩妹夫叫到一旁,把孙明芝的话从头到尾复述了一遍,想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门道能帮忙打听打听。
 
他们凭着多年的从军经验分析说,小弟十有八九是牺牲了,除非他当了俘虏,去了台湾。
 
台湾——这个曾经在小弟的信中让全家人感到无比荣耀的名词,却成了我心中一道很久以来都挥之不去的阴影。
 
而在这道阴影真正降临之前,打破家中宁静的却是另一道晴天霹雳。
 
1957年的春天,我的大姐夫突然被当地公安部门逮捕入狱。
 
他是我的同学加姐夫,也曾是一名抗战流亡学生,我们是老相识,又是亲人,他能犯什么事?
 
一头雾水的我向县公安局局长一打听,顿时懵了。

我的大姐夫,不但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回到家乡后还一直与其他特务用密信保持联系。
 
原来大姐夫口中那份兰州国防办公厅的工作,实则是国民党的军统特训班。我想起曾给他要件衣服却被拒绝的往事,想必做这种工作的他是不想过多和亲人亲近吧。
 
当时他加入的军统特训班,本是为了对付日本人的在华特务,可没等毕业,日军就投降了,他们开始把矛头对准自己人。
 
解放战争期间,在苏北执行任务的大姐夫偷偷跑回了家乡,隐藏身份做起了小学教师。
 
没有人知道他的军统特务的身份,也没人知道他仍旧在为过去的“老东家”服务。大姐更是直到丈夫被逮捕也不知情,只是哭着到县机关所在的“福顺德”小楼找我帮帮她男人。

姐夫这次是在酒馆里与来人接头时被警察抓了个正着,无可争辩,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我清楚当时的政策,只要亲属里出了特务,除了要被人嚼舌根戳脊梁骨,一辈子被人看不起,家族的子女们更是会失去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未来前途渺茫。
 
若是小弟也做了俘虏,投敌叛国,那我们全家一定会被当做反面典型,不知有多少罪要遭,17位亲堂兄弟姊妹的孩子,恐怕最多只有读小学的份了。
 
想到这里,我更加心慌起来,搞清小弟的下落成了事关家族未来的大事。
 
我想起了在新华社总部工作的同学,连忙去信给对方,求他帮忙联系解放军分社的同事,看能否打听一下小弟的下落。
 
对方在回信中说,依据当时情况看,长津湖战役惨烈异常,连美军的“北极熊团”都只逃出了300多人,能在这场战斗中保住性命就谢天谢地了,比起被俘,小弟牺牲的可能性更大。
 
或许是为了帮我缓解焦虑的情绪,他冒着风险告知我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也牺牲在了朝鲜战场。
 
当时,这个消息连县委书记和县长也不知情,更别说其他人了。
 
我知道这是国家机密,不能说,只能把这两个消息压在心底,我几乎找遍了能联系的朋友,已是山穷水尽,无奈之下只能把一切都交给时间。
 
莱西1945年秋天解放后,人民政府开始在每年春节派人给军人家属发放“军属光荣”和“烈属光荣”牌。
 
转眼到了1958年的春节。大年三十的上午,大家都在盼着,在一片锣鼓喧天和“拥军秧歌”声中,像往年一样,村支书将一块木质红字的“军属光荣”的牌匾,钉在了我家的门框上。
 
每年有了这块牌子,全家就像是握住了免死金牌,“军属”,“烈属”一字之差,足以让我们相信,小弟确实还活着。
 
父亲喜得合不拢嘴,对放假回家的我说,你瞧,你弟一人参军,全家跟着光荣!
 
只是母亲仍是叹气,问我,光荣是光荣,可光荣了这么多年,小弟为何连封信也不能写呢?
 
看着因为想念弟弟已经哭瞎一只眼睛的母亲,我只能不断用谎言去圆另一个谎言:“北京的同学来信了,还有志愿军留在了朝鲜搞建设,没准儿小弟就在里面。”
 
1958年的3月12日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志愿军总部撤离朝鲜的公告,志愿军年内将分三批全部从朝鲜回国。
 
我突然有了一个不好的感觉,快十年了,如果活着的小弟还没有消息,那一定是当俘虏去了台湾。
 
那时的台湾,还是人们口中的禁忌。我只能把这样的疑问压在心底,一年又一年。


这一年的国庆节,已经35岁的我终于成家了。
 
母亲问妻子,说小弟留在朝鲜搞建设,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娶媳妇啊。
 
年纪尚轻的妻子还很单纯,说起自己听说过的一位抗美援朝的战士,回国时就带回一个漂亮的朝鲜媳妇。
 
听妻子这么一说,母亲乐得止不住地流泪。
 
没想到当年腊月里的一天,县兵役局的两名干部神色沉重走进了家里。
 
正在搓苞米的爹娘,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兵役局的人恭恭敬敬地掏出了烈士证书。
 
两位老人不认字,兵役局的人只好捧起烈士证书来读。当听清小弟牺牲的确切消息后,母亲当场哭倒在地。
 
父亲则是蹲在角落里一个劲地吸着旱烟,当两名干部准备离开时,他忽然扔掉了烟袋锅,抄起门边的铁锨朝人身上砍去。
 
兵役局的干部不知送过多少次烈士证书,可从来没遇见这阵势,急忙拔腿往外跑。
 
父亲一直追到了大街上,边追边骂:“俺儿都死这么多年了,县里这才吭声?8年啊!婢养的,还俺儿!”
 
村里的人,包括陪同的村支书,没有一个人上前阻拦。大家都同情已经年纪古稀的父亲,等了八年,盼了八年,儿子却早已不在这世上了。
 
兵役局的干部回去后马上报告了县里,县领导交待我,赶紧回家好好安抚一下父亲,不能再节外生枝了。
 
我知道我弟是硬汉子,不会当逃兵,更不会当叛徒,但我过去一直都不敢想,那个一路跟着我的男孩是不是真的不在了,直到今天,我心里的石头才重重地落了:
 
我弟真的永远不会回来了。
 
当我骑着县里通讯员的自行车赶回家时,看到本来视力就弱的母亲仍在撕心裂肺地哭,哭小弟15岁离家,哭他死之前也没成个亲,哭我骗了她这么多年。
 
而父亲依旧拄着铁锨站在街门口,见我回来了,又大声嚷道:“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可人死了8年了,8年了,县里才吱声!”
 
村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知道父亲的脾气,倔劲上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这口气不平他心里的坎是过不去的,我顿了顿,就算要被处分,也只能如此了。
 
我轻轻凑上前,悄声告诉别过脸的父亲——毛主席的儿子也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
 
父亲愣了一会儿,这才跟我走进了院子,埋头蹲在门槛的一角,一袋接着一袋地又抽起了旱烟袋锅。
 
驻守在朝鲜的9兵团奉命回国后,各军曾留下一个小分队寻找失踪人员。可1953年7月27日,中美交换了最后一批战俘后,27军的战俘名单却没有小弟。
 
到了1958年3月,志愿军全面撤军之前,继续留下来的人员曾再次进入长津湖地区。
 
一个朝鲜老乡来报告说,在一个山沟里发现了不少尸体的痕迹,留守的部队派人赶过去查看了一番,终于在还没腐烂的“光荣条”上看到了小弟的名字,这才确定了他的烈士身份。
 
过去的人总说苦吃得越多越显老,但长久以来,虽然几度生死徘徊,我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直到确定小弟牺牲。
 
不足一月,不知不觉中,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正值壮年的汉子看上去,活像半百的老头。


1959年春节的大年三十,又到了送光荣牌的时候,不过这一次,连续送了15年的红色“军属光荣”牌,却变成了红底黑字的“烈属光荣”。
 
那年我除了用平常节约的饭票买了1斤猪肉和50斤地瓜干,还专门请人画了两张小弟的画像:一张头戴大檐帽,一张骑着高头大马。
 
画家凭着我的描述并参考27军入朝前的照片,为小弟画了这两张遗像。
 
快二十年没见的亲人,再见面却成了画中人。
 
母亲双手摸索着小弟的画像,禁不住又哭出了声来。父亲把画像挂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他终于把儿子盼“回家”了。
 
母亲的另一只眼睛也很快哭瞎了,看面前的人和东西都是重影,但仍坚持每年夏天摸索着翻做一家人的棉被与棉衣。
 
妻子有次回老家看母亲,只见母亲独自在院子里的树底下缝被褥,因为看不清手指都被针扎破了,可她还在缝,妻子急忙接过了针线。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后悔没能给弟弟早些成亲,那样的话留下个一儿半女,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 
 
文革开始后,我没能逃过,因为大姐夫的特务身份,造反派非让和大姐夫同读过国立22中的我,也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
 
1966年秋天,我被下放到自己和小弟曾经就读的县第三小学,离老家不过一河之隔,但连续3个多月不准回家,白天教书夜里挨斗。
 
我说自己是为了抗日才去大后方读书的,教了半辈子书。他们听不进去,将我拉到课桌上,用虎口粗的蜡树棍将我打到在地,接着又拉上课桌,再一棍子打下来。

我的一位同事因受不了批斗,夜里跳出院墙跑到1公里外的县化肥厂,爬上几十米高的烟筒结束了生命。

造反派见逼死了人,我的弟弟又是烈士,才放了我一把。
 
妻子带着曾是老兵的岳父来学校寻我,看着我青一块紫一块的身子和血呼呼的脸,问我怎么挺过来的?

我说,我弟弟是光荣的烈士,他在那边守着我呢,万一被打死了,我也跟他一样,是一名烈士了。

妻子哭了,说哪有这样的烈士啊,这样的烈士谁会承认呢。
 
我想,天上的小弟一定是看见了,才故意在家里最难的时候把自己那张“烈士证”送回了家里。他的命化作了一副坚固的盾牌,护住了全家在刀光剑戟下的太平日子。
 
但即便有小弟的身份相护,我的处境都如此艰难,那大姐夫呢?

妻子看出我的忧虑,敏感时期考虑到我的公职身份,泼辣直爽的妻子没有一丝犹豫,说:“你放心,我去监狱看他。”

我用节省的饭票买了一些混合面粉的窝窝头,交给了妻子带去监狱。那时候我的工资要接济父母和大姐一家的开销,常常一分多余的钱都拿不出来。
 
妻子的布鞋早就破了,大脚趾整个露在外面,却连买线缝鞋的钱都舍不得花。独自一人骑上自行车就去了50里外的莱阳监狱。
 
妻子见到大姐夫时,他只穿了条破裤子和鞋子,光着脊梁,说上衣洗了还没干,他低着头,眼眶红红的,那是在家人面前,才会显露的脆弱。
 
大姐夫、小弟,我……我总是忍不住想起我们的过往,如果我们都像小弟一样战死疆场,也是一种幸运吧。
 
有天夜里工厂公映一部电影,是讲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故事,我也赶去凑热闹。那天晚上我毫无睡意,起身到宿舍外的大院里散心。
 
我寻了张石凳坐下,因为流亡时染上肺病,烟是从来不敢碰的。但那天的我不知犯了什么魔怔,翻出一盒压箱底的香烟抽了起来。
 
旁边的柳树在温柔的月光显得自在悠然,让我想起家门口那汪水湾旁的大柳树。
 
我好像又看到多年以前,小弟笑嘻嘻地偷偷溜上来,逮住靠在树下正在读书的我,要我给他讲故事,陪他打皮枪。
 
他的笑容在黑夜里清晰起来,我伸出手想去够那张笑脸,却只握住自己口中吐出的烟雾。
 
我揉了揉泛花的双眼,脸颊和手心泛起一阵潮湿的凉意。
 
我知道小弟的遗骨早已在他乡作土,跟那片陌生的土地融在一起,我没有机会带他回家了。但我至少要留下他的名字,他们的故事。
 
我怕自己有生之年不能完成这项事业,所以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儿子孙波沙:“你的叔叔叫孙明祥,所属部队的番号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80师240团,牺牲在朝鲜的长津湖战役中,以后有机会一定去看看他。”

儿子后来花了数十年,走访了上百位志愿军老兵,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立志要记录下那些在长津湖牺牲的“叔叔”们的故事。

我的家乡有个习俗,年三十的饺子要等到午夜吃,这样那边的亲人这时才会出来看一眼人间,吃上几个饺子。
 
每年的午夜时分,我都能看见在院里忙活的母亲,只是她的腰越来越弯了,我看着这座熟悉的院子,眼前的月光被泪水洇出重影。
 
母亲还像过去一样,盛上一碗多放了肉沫的饺子,端到院子里,提着弟弟的乳名念念有词地说:“宽儿啊,过年了,娘给你包的饺子,你在那边多吃几个吧!”
 
那些回不了家的孩子,终归会被所有人遗忘,只有母亲永远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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