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痞子英雄:不上战场,就进监狱

作者:罗伯特刘
2021-10-30 09:48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昨天下午,我第一次认真查阅了北京的医院,并忍痛挂了特需专家号。

这都因为长期伏案写作,引发的颈椎不适。

说不上疼,就是一天有半天,脑袋里跟跑了辆火车一样,沉重闷疼。

心里只想立刻、马上住到医院里去。

今天故事也从医院开始,主人翁却两次从医院逃跑。

而且,一次比一次惊险。


我以为自己会死,但经过4天的抢救,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白色的蚊帐,白色的被单,身上缠满白色的纱布,疼痛一波接着一波。
 
疼痛的感觉真好,证明自己还活着。
 
在医院治疗了56天,伤还没有痊愈,但我不能继续在医院呆下去了。
 
我要回到前沿阵地,我是副连长,连队不能缺了我。
 
我决定偷偷地从这里逃出去。


因为我平日表现好,医生和护士都对我放松了警惕,我觉得逃跑能够成功。
 
一天,我装作在院子里散步的样子,慢吞吞地走着,见门卫转身拎热水壶泡茶的瞬间,我几个飞步,从玉林解放军183医院跑了出来。
 
我一路小跑赶到火车站,坐上了去南宁的火车,然后搭上了去防城港的长途客车。
 
到防城港时天色已黑,我找了家小旅馆住了一夜。
 
夜里下起了雨,打在芭蕉树宽大的叶面上,有人会觉得像音乐,但我觉得是子弹钻进肉体的声音。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

记得第一次上阵地时,是个凌晨,潮湿、阴冷,雾又浓又稠,吸一口气,整个肺都好像被堵住。
 
更让人恐惧的是,在那树叶和杂草的下面,埋着的一颗颗地雷,随时都可能将人毁灭。
 
我知道,踏上战地的那一刻,害怕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死亡的阴影无处不在,战争是一台无情的绞肉机器。敌人在暗处,我方在明处。先头部队已有战士中弹牺牲。
 
根据指令,我在黑夜中摸黑去侦察了敌情,然后带队去拿下高巴岭北侧高地。
 
我让6班担任尖刀班,刚冲到距敌方30余米时,突然遭遇强大火力的阻击,班长季培泉身中两枪,一名战士也当场牺牲。
 
不要命的季培泉一边向敌方投掷手榴弹,一边向前冲锋。

在距离敌方工事20多米的时候,他抽出身上的最后一颗手榴弹,拉开引信喊道:“弟兄们,今天老子给大家开一条路出来。”
 
随即扑进了敌方阵地,“轰”地一声,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敌方发现了我的意图,调配火力,加强对东北侧的压制。敌方的防御工事在斜上方,我方处于不利位置。
 
怎么办?我自己上。
 
在机关枪的掩护下,我带着通讯员向敌方靠近。看前面有一块突起的岩石,我对他说:“3秒之内必须到达岩石后,听我指令,1、2、3,冲——”
 
我冲到了岩石下,但通讯员慢了半步,身中两枪,血从伤口汩汩地往外冒,他看着我说:“班长,你要小心。”
 
“赶快抢救伤员。”
 
我朝身后喊,一个战士快速赶到岩石后,给通讯员包扎伤口。敌方已发现岩石后面的情况,扔出的几颗手榴弹爆炸了。
 
通讯员当场牺牲。
 
他叫任熙凯,湖南常德小伙,那年刚满18岁,是个十分腼腆的小伙子。
 
来不及伤心,我快速转移到另一块岩石后面,此时距离敌人工事50来米。老兵李光全也赶到我的身边。
 
我问他:“你平时投弹多少米?”
 
“70米以上。”
 
不错,这个成绩跟我不相上下。
 
我和李光全身上各有4枚手榴弹,我一声令下,手榴弹飞向了敌方,响起了连续的爆炸声。
 
就在我扔出第4个手榴弹的同时,我猫着身子向敌方阵地扑上去,一个拳术动作中的鹞子翻身,跃进了敌方堑壕。
 
硝烟弥漫中,我看到堑壕里躺着3具血肉模糊的越南兵尸体,一边还散落着一大堆手榴弹。
 
看到手榴弹我就手痒,正要弯腰去抱一摞的时候,突然冲出了一名越南兵,我和他相距还不到2米。
 
当时,越南兵左手提着一支冲锋枪,见到堑壕里出现我这个中国军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就在他愣神的瞬间,我先他一步,抡起手中的冲锋枪,来了一招棍术中的抡棍,枪托正中他脑门。
 
是一个杀招,迅猛有力,力达棍梢。
 
只听到“咔嚓”一声,越南兵仰面倒地,脑门上往外淌着红的黄的水,全身都在抽搐,他必死无疑。
 
好险,要不是中学时跟棍术师傅学过,可能先倒地的就是我。

我叫王祥生,1956年7月出生,是浙江省常山县天马镇人。
 
我一生下来就非常顽劣,最喜欢跟人打架,一打架就想打赢,不愿意服输。
 
俗话说“3岁看大,7岁看老”,好多人认为以后我这人要坐班房。
 
我才不在乎大人怎么说,倒是听说有一个功夫十分了得的拳师收徒,我心里十分痒痒。
 
一打听,学1坛拳(3套拳花、一套器械),要收33.33元的学费,这真是奇怪的数字,不知道师傅咋想的。
 
可一个10多岁的孩子哪有这么多钱?我就从父亲那里偷钱交学费。
 
学了拳,打起架来更加厉害了,小小年纪在县城里也有了一定的名气,身边围着一帮小兄弟,吆五喝六的。
 
一天,我和一位小兄弟在菜市场上看到一个30多岁的男子鬼鬼祟祟的,他趁人不备,偷了几十斤的大米和面条转身就走。
 
我看不惯这种小偷小摸的人,气不打一处出,立即追了上去。男子见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扬着拳头说:“小屁孩,少管闲事,不然揍死你。”
 
我迎上去几下就将他放倒在地。这个男子现在都80多岁了,我们在县城里偶尔遇见,还会打声招呼。
 
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打倒在地,我也受到了连累,被扣了一顶“小爬虫”的帽子。
 
学校不让我上课,用硬纸板做了一块牌子挂在我的脖子上,上面倒写着我的名字“王祥生”3个字。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上一个大大的红叉叉,然后交给我一担畚箕,让我去河里挑鹅卵石,回学校做体育看台。
 
这种气我哪受得了?
 
干了两天,我把担子一扔就回家了,不读书了还能把我怎么样?
 
我去给人放牛赚工分,把牛赶在河滩里让它们自由吃草,我就在草地上练拳,朝河里扔石头。
 
我是左撇子,左手的劲特别大,手一扬,石头就飞出老远。
 
但赶牛回家时,看到同龄人都背着书包上学校,我心里还是羡慕的。班主任觉得我不读书真的要废了,就天天到我家里劝我读书。
 
我硬气得很,不去。直到1970年我大哥退伍回来,竭力让我回学校。我这才重新回去上学。
 
上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又听说有一个棍术特别厉害的师傅,在招收徒弟,我立即前去拜师学艺。
 
那时还是文革期间,几个派别经常发生武斗,几百人拉开架式棍棒乱飞,打伤打残的人不在少数,县城里被闹得鸡飞狗跳的,很是刺激。
 
我的那帮小兄弟也混入其中。他们知道我打架厉害,一次次上门邀请我参与。
 
要是没有上学,我肯定跟着他们去。
 
六年后我高中毕业,部队来招兵,父亲和大哥一定让我应征,怕我留在家变坏了。
 
我个子虽然不高,体检才162厘米,但之前天天练,一身的肌肉,身体健壮如牛,体检顺利过了,拿到参军入伍通知书。
 
走之前,我的那帮小兄弟依依不舍,天天来家里陪我。他们有的比我年龄大,有的比我年龄小。
 
那时候,他们已经结成几个小团伙,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在社会上混出了一些名气,大家都有些怕他们。
 
去部队的那天,几十个兄弟也来送我,齐刷刷地站在那里,其他送行的人都离他们远远的,侧目而视。
 
要是我没有参军,我肯定会成为他们中的重要一员。

绿皮火车一路把我拉到南京,成了南京军区守备第28团三营九连的一名士兵。
 
我天生一副好力气,到了新兵连如鱼得水。其他新兵练得呲牙咧嘴,我连续卧推130公斤的杠铃轻轻松松;投弹测试,左手能扔出70-80米。
 
更重要之前跟师傅练过棍术,在部队里练木枪对刺,我要找3个人来对练才过瘾。
 
服役的第3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我热血沸腾,写下血书要求上前线。那时候觉得,当兵的人要是没打过仗,算是白当了。
 
1979年1月17日,我踏上南下列车抵达中越边境地区,被编入广西军区独立师2团1营1连3排,任7班班长。
 
先是进行针对性的军事训练,每一个项目,我都十分优秀。那天是星期五,连长找到我说:“下个星期一,全连开会,宣布你任排长的任命。”
 
我心里可高兴了,但又不能表现出来。当兵的谁不想当干部?
 
第二天夜里,轮到我带7班守潜伏哨。突然,“叭”的一声枪响刺破夜空,我命令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回过神才发现虚惊一场,原来一名战士的枪走火了。守潜伏哨最怕的是暴露自己,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幸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但连里对这事查了又查。这下,估计排长任命要泡汤了,我也有些垂头丧气的。
 
果然,星期一的全连会议上,我的任命没有宣布。正当我要将这事忘了的时候,一星期后,连里宣布由我任3排排长兼7班班长。
 
开战的气氛,越来越浓,我既盼望它早点到来,又害怕它的到来。
 
该来的总归要来,2月16日凌晨,部队接到作战命令后,我们在夜幕的掩护下进入潜伏区。
 
在边界线上,越方布设有雷区,还拉起了铁丝网。
 
16日深夜,连里接到指令,要求为大部队向越南方向推进开辟一条安全通道。
 
这个任务落在了我带的7班头上,我决定用爆破筒炸出一条安全通道。副班长主动要求担任第一爆破手。
 
然而出情况了,放置好的爆破筒没有炸响。此时我们使用的枪械弹药多是文革期间生产的,质量低劣,很多战士因此丢了生命。
 
谁当第二爆破手呢?这是最危险的,前面的爆破筒引信已经被拉开,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我自己上。
 
我拿起一支爆破筒,低姿匍匐进行,找到了那支没有爆炸的爆破筒,用绑腿带将它们捆绑在一起,拉出引信,快速后退。
 
“轰”,爆破筒炸了,又引爆了周边的地雷,爆炸声此起彼伏。我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接着,战友们轮番上阵,半个多小时,就开辟出了一条宽10米长30米的通道。
 
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全线打响,我们先是负责歼灭比劳之敌,为团里攻打高巴岭扫除障碍。
 
因战前对敌情掌握不准,刚到比劳时,越南兵已撤离,我们扑了个空。有劲没地方使,大家都憋着一股子气。
 
团指令我们从高巴岭一处无名高地搜索前进,侦察敌情。
 
高巴岭是越南东北边界一座海拔高1060米的大山,由30个小山头组成,其中由北向南交错排列5个较突出的山峰,主峰为位于中央的5号高地。
 
山势险峻陡峭,沟谷纵横,乱石很多,顶部至山腰杂草丛生,山腰以下丛林密布,山脚雨裂沟多而深。
 
控制了高巴岭地区,就可直接向北瞰制中国境内丈义、板兴正面约7公里的地区,封锁沿边界平行的桥马垌至岭坳一条长达7公里的公路。
 
占领高巴岭,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这必将是一场苦战,我对7班的战友们说:“拿出本事给别人看看。”
 
打仗跟打架一样,要让别人服你,就打赢他们。

这不,靠着我当年打架的狠劲,一招棍术中的抡棍,搞掉了正面相撞的越南兵。
 
战场瞬息万变,我当时来不及想那么多,赶紧抱着7枚手榴弹,绕到了越军堑壕后面的一个单人掩体里。
 
此时已经是清早7点来钟,天地渐渐明朗了起来,在下面指挥的副连长朱积生已经看到了我,大声喊道:“王祥生,你快打啊。”
 
我右手端起冲锋枪扫射,左手投掷手榴弹,威力就大了一倍,左撇子真好。我在上面往下打,战友们在下面往上打。
 
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越军顿时乱作一团,我大声喊:“敌人要跑啦,大家快冲上来啊。”
 
越南兵扔下阵地溃散了。7时10分,无名高地被拿下来。
 
正要打扫战场时,有枪声响起,几颗子弹打在我脚边的地上,溅起几团泥土。为什么还有枪声?
 
我立即警觉起来,朝四周侦察,发现离无名高地下方60来米的地方有一座茅草房,子弹是从那里打出来的。
 
副连长朱积生也发现了这一敌情,让我用手榴弹把它炸了。我一摸,身上手榴弹早被用完,从身边一位战友要来几颗,四个全部命中目标。
 
这时,附近又响起了枪声,一位战友腰部中弹,倒在了我面前。
 
子弹是高地南面一个“A”字形的掩体里射击出来的。这个掩体用粗大的圆木和石块筑成,十分的坚固,调来无坐力炮打了两炮,也未能将它摧毁。
 
我跟1班长何伟忠商量,说:“我们摸到掩体上方,你右手投手榴弹,我左手投手榴弹,爆炸后一起冲进去。”
 
一人拿过一个手榴弹,在几挺机枪的掩护下,我们冲到了掩体的上方,一左一右将手榴弹塞进了掩体里。
 
“轰”,手榴弹爆炸后,硝烟尚未散去,我俩从掩体两头冲了进去,我脚下被绊了一下,几乎摔倒,用手一扯,是一个越南兵,满脸是血,已经死亡。
 
突然听到几步之外有呻吟声,我一个前扑,将他压在身下,是一个负了重伤的越南兵。
 
“王排长,我抓到一个活的。”何伟忠也兴奋地说。
 
经两个多小时战斗,我们顺利地拿下了高巴岭北侧无名高地,共毙敌14名,俘敌一名,缴获弹药及物资一批。
 
我方伤12人,亡5人。当天9点半左右,我们奉命立即撤离。
 
阵地战就跟拉锯子一样,我们撤了,敌方又来了。在修整地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战友严跃庆的遗体。
 
决不能丢下他。我向连里请战,要把严跃庆带回来。
 
白天是不能行动,到了晚上,我带着3名战士悄悄地潜回高巴岭北侧无名高地。
 
大家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一点声音。略有一点动静,寂静的山里会产生巨大的声响,暴露目标事小,关键还会影响完成任务。
 
好在我对这里的地形已经熟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我终于找到了一块岩石后面躺着的严跃庆。
 
他静静地躺着,跟睡着了一样,但再也不会醒来了。
 
我默默向他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让其他战士们抬着他往回撤,我在后面担任警戒。
 
部队在对待烈士遗体有规定,一定要小心搬运,必须要有两个人,双手抬着走,一辆卡车只能运送4人,不能把遗体堆起来,这也是对烈士们的尊重。
 
严跃庆是江苏南京人,1977年入伍,自小失去双亲,由奶奶抚养长大。
 
想到这些,我一路都在流眼泪。

部队在短暂休整的同时,开始评功评奖。
 
大家都说我打仗胆子太大了。开战才3天,我成了广西军区独立师2团第一个荣立二等功的幸存参战者。
 
5天后,我的副连长任命就下来了。职务越高责任越大,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在等着我。
 
3月1日凌晨4时左右我接到上级“实施穿插,断敌退路”的命令,要求迅速拿下高巴岭934高地。
 
容不得半点迟滞,我带着连队即刻向934高地进发。
 
我们的意图仿佛被敌方获知一样,穿插途中,经常遭遇小股越军骚扰和炮击。面对小股越军,我们根本不担心,一打他们就溃散。
 
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炮击。
 
每次有炮击,随连指挥的副营长李有林都跑前跑后,扯着嗓子大声叫喊,提醒大家:“选择山体的斜立面隐蔽。”
 
就在距离穿插指定位置还剩下300多米的时候,又遭到越军长达20多分钟的炮击。
 
副营长还在跑前跑后喊大家隐蔽。等炮击结束,清点人数重新出发时,副营长却不见了。
 
一位战友哭着说,他看到一发炮弹落在他的身上。
 
大家分头去找,在一个弹坑边,只找到了47块碎肉。李副营长个子高拔挺立,五官清秀端正,是营里公认的美男子。
 
我一边把肉块拣起来,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怕掉在副营长的肉上,又扭过头去。
 
这一路上,越军炮击有8次之多,但除了李副营长一人牺牲外,仅有两名战士负伤。
 
他在炮火中跑前跑后叫战士们隐蔽,他自己难道不知道隐蔽吗?这事对我冲击非常大。
 
一个令人敬佩的战地指挥员,是把手下战士的命,看得比自己的更重要。
 
我们就这样打打走走,走走打打,18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14个小时,才穿插到指定位置。
 
此时,大家已经精疲力竭,夜色也开始降临。连一口气还没有顺过来,上级又下达了“3月2日拂晓前必须攻下934高地”的命令。
 
军令如山,不容违抗,大家又打起精神全副武装出发了。
 
山陡林密,天色黑暗,相距两米就看不清人影,我下令每个战士拉住前面战士的衣角前行。
 
没有现成的道路,在漆黑夜幕中前行,摔倒了不能叫,被树枝、竹尖刺破了手脚不能出声。
 
从头天下午6时到次日凌晨4时,摸黑跋涉了整整10个小时,距离主峰还剩下100余米。
 
有过练拳的底子,从体力上来说,这样的行军对我来说根本没有问题。
 
突然,前面传来接连不断的爆炸声,是走在前面的战士踏入了越方埋设的地雷区,前进受阻,受伤的战士有30余名。
 
越南地形极其复杂,越军充分利用这一点,在我军可能会路经的道路上,埋设了大量的地雷。
 
地雷一颗连着一颗,一层压着一层,有的狰狞地从泥土里露了半截,有的干脆全身亮在外边。
 
连长朱积生目光在所有人脸上扫过,最后落在我头上,问道:“王祥生,你不是胆子大吗,敢跟我一起去排雷吗?”
 
没有我不敢的事。

部队要从雷区趟过,必须先开辟一条安全通道。
 
我在左边,朱积生连长在右边,没有专业的探雷排雷工具,就用自己的两只手。特别是此刻,天依然漆黑一片,也只有用手去触摸和排雷是最妥当的。
 
我和连长蹲下身子,用手向前和左右又轻又缓地摸索着。一旦摸到了地雷,就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排除掉。
 
越方埋下的大多是压发、松发和绊发地雷。汗水从我的额头上冒出来,流进了眼睛,沙沙的很难受,又不能用手去抹,只能拼命地眨眼睛。
 
随时都有粉身碎骨的可能,说不害怕那是假话。身后的战友个个都凝神屏气,四周很静,落叶声也听得清清楚楚。
 
就在我排掉第10个地雷的时候,右边传来了爆炸声。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连长不小心触发了一颗地雷。
 
我冲过去想把连长扶起来,他问道:“你看看我的右腿是不是被炸飞了?”
 
我伸手一摸,心里一喜,腿还在。
 
连长感觉不对,说:“继续往下摸。”
 
原来连长右脚的脚后跟被炸飞了,剩下的半个前脚掌靠一张皮跟脚脖子连在一起。
 
我朝身后喊道:“救护兵,快来包扎。”
 
连长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1连就拜托你了,兄弟们就交给你了。”
 
我说:“连长,你放心吧,只要我活着。”
 
安全通道还没有打通,我不希望其他兄弟跟我一起冒险,决定独自完成这项任务。
 
我要过3支战士行军用的探路竹竿,用绑腿布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差不多有4米来长,我用它拍打着排雷。
 
前头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地雷爆炸声,弹片呼呼地从我身边和头顶飞过。
 
突然,我的左小腿一热,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弹片扎了进去,我抬了一下腿,它还听使唤,就不管它了。
 
等这场战役结束后,我才用一把小刀把弹片剔出来。
 
一条安全通道终于被打通了。
 
战士们这才发起了冲锋,于拂晓前歼灭了934高地守敌,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并在高地上部署防御。
 
连长负伤后,被送到后方医治了,连里的很多工作都由我来代理。
 
那天,我靠在堑壕里抽烟,1班长何伟忠走了过来,要过一支烟也抽了起来。

他突然转过身问我:“王班长,打仗结束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都当上副连长了,他还是习惯叫我班长。
 
自那天我们一同协作拿下敌方“A”字形掩体,各抓了一名俘虏后,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兄弟。
 
何伟忠是广西恭城县人,比我还早入伍1年,资历比我还老。
 
我说:“想考大学。”
 
听人说,立二等功的退伍军人参加高考,有20分的加分,我打心底里想多学点知识。
 
何伟忠看向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峦,轻声地说:“打完仗后,我只想回家,回家好好过日子。”
 
亲历过生死的人,最想的就是好好过日子。
 
然而,这个小小的心愿很多人不能实现。

在高巴岭934高地防御了两天时间,一道命令又下到连里,要求立即攻打5号高地。
 
何伟忠找到我,要求带尖刀班去侦察路线和敌情。
 
本来,我想自己带尖刀班的,犹豫了片刻,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你千万要小心,等打完这仗,可能真的可以回家了。”
 
“对,回家。”何伟忠朝我点了点头。
 
检查完装备,何伟忠带着尖刀班踏上了征程。我目送他们渐渐走远,直至消失在视野里。
 
那一天,我总有些心神不宁,不祥的预感挥之不散,好像真的要发生点什么。
 
没过多长时间,一名战士飞速赶回来报告说,尖刀班误入越方地雷区,班长何伟忠被炸伤。
 
又是遇到雷区,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立即带上一支冲锋枪赶往现场。
 
在距离5号高地1公里左右的一个山岔里,只见何伟忠躺在地上,几位战士围住他,都束手无策。
 
何伟忠触发了一颗绊发雷,仰天倒地后,战友们上前要救他时,他发现自己的后背和左脚各压着一颗松发式地雷。
 
这种松发式地雷被踩中后,并不会立即引爆,对地雷施加的压力会触发释放引信的保险销,此时地雷就进入了爆炸待机模式。
 
一旦压力消失,即踩中地雷者抬脚离开地雷,引信就会触发弹簧,弹簧击打撞针冲击火帽,最后引爆地雷。
 
可恶的地雷。
 
何伟忠拒绝战友们救他,是担心地雷爆炸后伤及战友。
 
看到我气喘吁吁地赶到,何伟忠粗着嗓子吼道:“你们快走,谁也别理我。”
 
“你是我的兄弟,怎么能不管?”
 
我把一只手轻轻地伸进何伟忠的后背,准确地按住了那颗地雷,以防它受力起爆,然后让战友们抬起何伟忠的上身。
 
我腾出另一只手用匕首从地雷下方挖出一条沟,拿一根鞋带从地雷下方的沟里穿过,垫上一块石头并系紧。
 
这一排雷技术我是从一名经验丰富的工兵那里学来的。用同样的办法,我把何伟忠脚上的那颗松发式地雷也排除掉了。
 
我背上何伟忠就往回走,后背上粘稠稠的,全是他的鲜血。他问我:“王班长,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
 
我奋力往前跑,说:“快了快了。”
 
刚跑出10多步,我感觉后背没有了喘气声,回头叫他,他再也没有答应了。
 
两个我最好的兄弟,朱积生和何伟忠,都死伤在越方布设的地雷上。

带着一股子怒气,我发誓要奋勇杀敌,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报仇。
 
长达十昼夜的争夺战中,我们守住了高巴岭。直到1979年3月5日,中央军委下达撤军命令,我们才随团撤出阵地,回到了祖国。
 
但我却在国境内,差点也因为地雷丢了性命。

当时,我们连在中越1号界碑附近驻防,两方工事遥遥相望,仅相距500来米。
 
每天,连里不定时安排小分队在边境线上巡逻。巡逻线离敌方更近,只有200米左右,甚至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双方就这样对峙着,没有向对方发一枪一弹。
 
我以为对越自卫还击战就这样结束了,于是就天天跑到团政治处闹,要求退伍回去考大学。
 
团首长把我批评了一通,说王祥生,退伍考大学的事情你想都别想,你这样的人不当兵不带兵,是浪费。
 
到4月初,团政治处把我叫过去,说王祥生,你不是想上学吗?好,满足你了。
 
领导让我即刻准备,17日就到广西军区报到,然后集中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读书。
 
我一听,愣在那里。
 
走出团部时,我往树干上重重地捶打了一拳,树叶刷刷地往下掉。我提醒自己,以后也算是一个去高等院校进修过的人了,要斯文一点。
 
当时连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副连长,两个人轮流带一个排坚守在边境阵地上。
 
4月11日那天,副连长找到我说:“王副连长,最近我肠胃不舒服拉肚子,你能不能替我几天?”
 
我一口答应了。要离开连队了,我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当天晚上,边境线上突然响了两个地雷。夜色笼罩,我担心有意外,没有组织人员到现场察看,要求全体战士加强警戒。
 
第二天一早,我带上6名战士去边境线上巡逻,侦察昨晚地雷爆炸的地点和原因。我带头走在最前头,走的是惯常走的巡逻线,没发现异常。
 
可就在返回的时候,“轰轰轰……”一连串巨响。
 
一位战士绊到了连发地雷,7人当中1人当场牺牲,6人负伤,我的左肘关节被炸成粉碎性骨折。
 
这时候,我听到不远处有人在鼓掌在狂笑,叽叽喳喳地叫着什么,扭头一看,在越方工事上,站着几十名越南兵,是他们在幸灾乐祸。
 
这下我全明白过来了,昨天晚上是越方故意引爆了两颗地雷,然后夜里在我方经常巡逻的路线上埋设了地雷,布下一个圈套引我们往里钻。
 
一股血冲上了我的脑门,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单手端起冲锋枪朝着敌方一阵扫射,当场有几名越南兵倒地。
 
敌方早有预谋,几乎在我枪响的同时他们也开枪了。我一边反击,一边指挥战友们隐蔽,又转身呼叫我方的战友增援。
 
子弹像雨点一样朝我打来,由于已经被地雷炸伤,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灵活了。
 
先是左臂中了一枪,接着左脚掌弓中了一枪,最后,在我扭身换弹夹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从我后背钻入,穿透左肝,从腹部穿出。
 
我不由自主地低头一看,腹部的枪眼有酒盏那么大,血泉水般地往外涌。
 
这时,我方的增援已经赶到,以强大的火力将敌方压制下去,才把伤亡人员全部救走。
 
躺在担架上的我只感觉到心跳加快,气息短促,没一会儿,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以为自己会死,但经过4天的抢救,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白色的蚊帐,白色的被单,身上缠满白色的纱布,疼痛像风吹起的水纹,一波接着一波。
 
疼痛的感觉真好,证明自己还活着。
 
在医院里呆了足足56天,我决定偷偷地从这里逃出去,医生和护士都对我放松了警惕,我觉得逃跑能够成功。
 
这时候被地雷炸伤的左臂肘关节仍然打着石膏;两处子弹贯穿伤口没有痊愈;3块嵌在左后颅、脖子里的弹片也没有取出来……
 
但我不能在医院里再呆下去了,我要回到前沿阵地,跟生死兄弟守在一起。
 
于是我从医院逃跑出来,两天后,终于回到我熟悉的中越边境,公路上全是来来往往的军车,气氛森严,弥漫着战争的气息。
 
当我满头大汗地出现在连指导员王力生面前时,他气得吹胡子瞪眼,说:“现在有两个任务,你必须立即坚决完成。”
 
我听后兴奋了起来,以为又要让我带兵执行任务。
 
王力生说:“第一,你赶紧打电话给183医院,说明自己消失的原因,他们都急死了,在到处找人。第二,你赶紧拍电报回家报个平安,你家里以为你牺牲了。”
 
我上越南打仗前给家里写过一封信,过后就没顾上写信了。

几天前,老家的人民武装部专门去到我家,说我已经牺牲,让家里提供一张照片做档案,好好宣传一下我这个烈士。
 
我父亲以泪洗脸,马上拍电报到部队问情况,刚好那两天我突然从医院里消失,可把大家给急坏了。
 
我把指导员交给的两件任务完成了。
 
3天后,我大哥还是赶到了连队,见到我时,先是把我上下左右看了好几回,才松了一口气,接着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
 
他给我带了几十个鸡蛋,旅途颠簸,担心鸡蛋碰碎,就把它们嵌在白糖里。在我老家,白糖鸡蛋羹是最好的滋补品。
 
大哥还给了我50块钱,让我买点好吃的。
 
他大我12岁,我们兄弟俩感情非常好,大哥参加过抗美援越,是个汽车兵。前几年还冒着美军枪林弹雨,给越南运送了不少的枪支弹药。
 
想不到越南人是个白眼狼,当年我们不惜代价支援他们打跑美国人,没过几年,他们反目成仇,开始大肆挑衅我们,最终引发了这场战争。
 
那天,站在中越边境线上的两兄弟,一个是参加抗美援越的,一个是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两人的身份如此截然相反。
 
我半开玩笑地说:“大哥,把我炸伤打伤的地雷和子弹,可能就是你当年运送给他们的。”
 
大哥愣在那里,不知如何作答。

正说着话,几名战士经过,向我一个敬礼:“王连长好。”
 
大哥的眼睛瞪得像电灯泡那么大,说:“你都当连长了,连长有工资,快把那50元钱还给我。”
 
虽然战场上我表现出色,在大哥跟前,我还是个顽劣的孩子。

可惜我在连队才呆了1个月,伤口化脓了,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战后,我们连被广州军区授予“夜老虎英雄连”荣誉称号;我所带的7班也被授予“智勇双全、英勇善战”锦旗一面。
 
战争的伤痛伴随我终生,我从不后悔。唯一让我遗憾的是,我错过了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深造的机会。
 
1982年底,我团改了番号,成建制地开赴到洞庭湖畔,从事军垦生产。
 
从战场转到农场,紧握钢枪的手只能拿锄头,有战士跟我抱怨,知道当兵是来种地,让我父亲来就是了。
 
我要强和不服输的性格又来了,我连共有1672亩地,军垦任务十分繁重,我不能让兄弟们掉队。
 
作为一连之长,我发誓要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对待他们。
 
有一个笔记本我一直没有给别人看,上面详细记着每一位战士的生日、家庭地址、亲人名字,性格喜好、脾气等等。

每一天,我都要翻看一下,我最怕疏忽了他们的生日。
 
部队过生日,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按照我老家的习惯,下一碗长寿面,里面卧进去3个鸡蛋。
 
很多战士吱溜吱溜吃面条的时候,是连鼻涕眼泪一起吸下去的。
 
这个笔记本都让我翻烂了。

到农场第二个春天,我体内的弹片和部分伤口再次感染,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手术后,体内插入一根引流管,向外排泄体内异物。
 
正值播种季节,作为连长,在病床上怎么躺得住?跟上一次一样,我又偷偷地从医院里逃了出来。
 
我手提着引流吊瓶回到连队。战士们看到我早晨出操时,手按着肚子提着瓶子跟他们跑步时,都哭得稀里哗啦。
 
我虽然不能弯腰干农活,但可以在田边为他们唱歌、讲笑话。业余时间组织他们打球、下棋,我在旁边给他们鼓掌。
 
引流瓶一直跟随我整整3年时间。
 
在全连的努力下,连续4年我连产量第一、交粮总量第一,连续4年被评为先进连队、先进党支部,连续4年荣立集体三等功。
 
我个人也被广州军区授予先进个人标兵荣誉称号,荣立二等功。
 
1984年,我回老家探亲,以前在一起混的小兄弟纷纷来看望我,他们请我吃饭喝酒,一起回忆过去许多的往事。
 
但是,还有部分小兄弟,在国家的严打中被逮捕判刑,送进了监狱劳动改造。
 
我决定去监狱里看看他们,就买了一批笔记本和钢笔。
 
我第一个去探望的是以前跟我最要好的小兄弟,他因为流氓抢劫罪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几年不见,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一个是阶下囚,一个是优秀军官,一道深深的鸿沟横亘在我们中间。

我把笔记本和钢笔透过铁栅栏推到他面前,说:“在里面好好改造,要多学点文化知识,出来后重新做人。”
 
小兄弟把笔记本和钢笔推了回来,歪着嘴巴说:“王祥生,你别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了,要是你没有去参军,你肯定跟我一样。”
 
我呆在那里无言以对。
 
我突然明白过来,为什么战友们每次说我是“昔日战场上的英雄,如今生产上的模范”的时候,我都觉得受之有愧。
 
说真的,要是没有去当兵,我完全有可能进班房;要是没有去打仗,我顶多是个平庸的大头兵,不会有这么多的荣誉和以后的人生。
 
那么,我应该感谢战争吗?
 
不,我可以确定,我不感谢战争。
 
我憎恨战争,它夺走了我那么多的好兄弟。

王祥生从小很痞,但心中从不缺乏正义。

战争只是加速了他的成长,让他有了眷恋,有了恐惧,有了对生命的重新认识。

都说只要见过生死,受过煎熬之后,才知道人生的选择、经历有多么重要。

对于战争亲历者来说,一个来回,生命已经发生了质变。

而作为普通人,生命实在不需要如此惨痛的改变。

我们不管身处何地,都应用足够的勇气,直奔那良善之地。

分享到:

花朝晴起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