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我们的任务失败后,日军开始疯狂屠杀

作者:罗伯特刘
2021-10-30 10:00

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有一座城市被日军改名。

日军为了侵占这座小城,战死2万余人,他们为此认为不吉利,将其改名:福阳。

在那场惨烈的守城战役中,最后撤走的中国士兵,是一个工兵排。

他们的排长只要炸掉一座桥,就能延缓日军西进。

他只差三十步。


1944年5月的一天深夜,急令来了,要求我立即炸桥。
 
自从接受了炸桥的任务,我要求战友们睡不宽衣。一声令下,大家齐刷刷地站成了一排,我带着他们冲进了夜色里。
 
我冲在最前头,以最快速度赶往交口大桥。炸药已经被我们提前埋设好,只要触发引信,大桥瞬间可化为灰烬。
 
跑到桥头的时候,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日军已经出现在桥上,看到我们,一边“哇哇”大叫,一边举枪射击。
 
子弹“嗖嗖”地从我身边擦过,身后的几位战友应声倒地,发出痛苦的呻吟。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引信就在距我30步开外的桥中心,我朝前冲去。


我是1943年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随后分配到陆军工兵第13团。
 
当时部队驻扎在河南洛阳,离学校有一千多公里。我和另外8个同学一路翻山越岭,忍饥挨饿,摘榆树叶充饥,前往驻地报到。
 
沿途所见皆是战争下凋蔽的景象,真正是国破山河碎。
 
一个多月后,终于抵达了驻地,我被任命为少尉见习官,半年见习期满后分配到2营4连任少尉排长。
 
作为全连唯一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大家都高看我一眼。
 
连年抗战,国力虚空,一批上级官员浑水摸鱼贪污舞弊,一层一层剥削,大发国难财,拖欠军饷成了家常便饭。
 
当时士兵们士气低落,战斗力也大打折扣,逃跑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打败日军侵略者?
 
我大小算一个官,比普通士兵待遇要好一些,加上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发的津贴都给士兵买肉吃了。
 
很多兵都是抓壮丁抓来的,我还买来纸和笔教大家学文化,让他们给家里写写信。
 
这样一来,我排里没有一个逃兵。
 
1944 年3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旨在打通中国东北到东南亚大陆的交通线,以阻止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

我所在的洛阳是战略要地,日军志在必得。
 
国军也针对性制订了战略,决定以弱势兵力守卫洛阳城,吸引日军大部队,其他部队在外迂回,对攻击洛阳的敌军实施反包围,一举歼灭。
 
一场大战临近,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工兵团虽然不是直接跟日军交火,可执行的任务往往更艰巨。
 
士兵冲锋前,我们要先架桥铺路修筑工事;士兵撤退后,我们要破坏桥梁公路来掩护撤退。
 
所以,要么死在最前面,要么死在最后面。
 
我们团的任务是修筑洛阳城防御工事,策略是挖城壕,阻挡日军坦克。
 
宽10米、深6米的城壕很快挖好了,壕内也引来了河水,一条人工护城河就这样建成了。
 
同时在洛阳城各街巷也挖有宽、深各2米的壕沟,壕沟上边再以麻袋、沙土或砖石,堆积成高1.5米,宽1米的掩体,作好了打巷战的准备。

刚准备好,喘一口气的机会都没有,上头又命令我带着全排驻守陕县的交口大桥。

国军计划万一战局失利,就往豫西方向撤退集结。交口大桥是通往豫西的必经之地,炸了交口大桥,可以拖延日军推进。
 
我感觉到了山一样的压力。
 
那时,100多公里的卢氏县已经被日军攻占,日本兵如何残害手无寸铁老百姓的消息不时传来,令我毛骨悚然又义愤填膺。
 
为圆满完成炸桥任务,每天,我带着战友们反复演练模拟炸桥,有战士说:“严排长,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闭着眼睛都能把桥炸了。”
 
如果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日军早已识破了国军意图,从山西调集部队,对中国外围负责反包围的中国军队形成夹击,洛阳城彻底沦为孤城。
 
洛阳城里的守军多为河南籍官兵,日军进攻家乡,官兵纷纷表示决一死战。

但无论官兵如何勇敢,防线如何坚固,也未能挡住日军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势。

战友的、日军的尸体,在我们刚刚修筑的工事前“堆积如山”。血战20天后,1.8万守军最后只突围出2千余人。

一天深夜,急令来了,要求我立即炸桥。
 
自从接受了炸桥的任务,我要求战友们睡不宽衣。一声令下,大家齐刷刷地站成了一排,我带着他们冲进了夜色里。
 
我冲在最前头,以最快速度赶往交口大桥。炸药已经被我们提前埋设好,只要触发引信,大桥瞬间可化为灰烬。
 
跑到桥头的时候,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日军已经出现在桥上,看到我们,一边“哇哇”大叫,一边举枪射击。
 
子弹“嗖嗖”地从我身边擦过,身后的几位战友应声倒地,发出痛苦的呻吟。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引信就在距我30步开外的桥中心,我朝前冲去。突然,感觉左脚被硬木棍子抽打到一样,人失去重心摔倒在地——一颗子弹穿过了我的小腿肚。
 
两位战友上来扶我,我用力推开他们,吼道:“快去炸桥啊。”
 
炸桥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日本兵一边朝我们射击,一边呈扇形朝前突进。
 
战友一左一右地架着我,趁着夜色往后撤退。
 
未能完成任务,我沮丧地流下了眼泪。

兵败如山倒,洛阳沦陷。

损失惨重的日军认为洛阳这个名字不吉利,将其改名为:福阳。并开始了疯狂的屠杀。
 
而我撤退的路上,都是溃散的国军将士,沿途躺满死尸,天气炎热,苍蝇嗅到了腐肉的气味,铺天盖地地飞来飞去。
 
我左脚的伤口得不到很好的处理,很快就溃烂,苍蝇飞来吮吸脓血,赶都赶不走,它们还在伤口上产卵,孵化出一条条白色的蛆虫,爬来爬去,又痒又痛。
 
我发起了高烧,说起了胡话。
 
排里的几位士兵没有扔下我不管,他们砍下树枝扎起一副担架,抬着我走了六十多公里路,把我送进了第六陆军医院。
 
真是庆幸,医生说要是晚来两个小时,就直接锯腿了。
 
几位士兵把我送到医院就告辞了,后来我多方打听他们的下落,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
 
他们可能早已战死沙场了。

受限于当时的物质储备与医疗技术条件,伤兵在医院也不见得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和照顾,想要康复,大多要看自己的运气和身体素质。
 
这次在医院住了半年时间,我才完全康复。
 
伤兵痊愈后,要重新分配回部队,除非缺胳膊少腿不能拿武器的,才准许回家。
 
一般来说,部队是欢迎伤愈归队的老兵的,一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二来意志坚强,一心想报仇雪恨。
 
我属于后者。
 
回到了工兵第13团时,已经是1945年的年初,此时盟军太平洋战场已经取得节节胜利,日军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大家都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心情不像过去那样阴郁了,相互之间还经常谈论战争结束以后打算干什么。
 
有人说要回家种地,有人说要学做生意,问我时,我告诉他们自己想当一名教书先生。
 
这几年,我明白了中国国运式微、民生日蹙的原因,当个教书匠,多少能把孙中山先生的忧思和情怀让更多的后人知道。
 
天气越来越炎热,那天下午,我正在浴室里冲澡,突然听到外面人声鼎沸,爆竹声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擦干身体穿好衣服等我走到门外,看到一架飞机载着大喇叭在空中盘旋,不停地广播着一个让所有人都振奋不已的喜讯:日本投降了。
 
人们涌上街道,有人笑有人哭。
 
战友们打来了酒庆贺,我从来不喝酒,但那一天,我喝了一小杯,然后醉得不醒人事。
 
几天后,接到命令,我们回到了洛阳,负责接收日军的军械和监管任务。
 
一算,我离家七个年头了,家中的兄弟是否安好?

我的老家在浙江省常山县龙绕乡,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
 
农村里的人,常常为了一点小事结下世仇。
 
我小时候,父亲辛辛苦苦开垦出一块山地,邻居家眼馋,硬生生给霸占了过去。
 
父母去说理,却遭遇邻居家的一番打骂,从此,两家成了仇人。
 
恶邻仗着家大势大,经常找茬欺负我家,我们在村子里几乎难以立足。
 
我家兄弟4人当中,我算最聪明,父母决定让我读书,以便将来有个功名,报仇雪恨。
 
郁郁寡欢的父母先后去世,大哥被迫到县城谋生,年幼的弟弟靠打短工维持生活。没人供我读书,只能靠自己卖柴攒学费。
 
攒够了去读,没钱了又去砍柴,书读得断断续续的。后来听说隔壁的江西玉山中学教育质量不错,学费也很便宜,我就到那里念初中了。
 
但不久抗战爆发,日本鬼子的飞机对浙赣铁路沿线狂轰滥炸。一般早上9点多,县城里就会响起防空警报声,老百姓深受其害。
 
记得1939年4月9日上午,我和同学们坐在教室里复习功课,窗外传来由远及近的嗡嗡声,我也从没听过这种声音,好奇望向窗外。
 
只见9架飞机,像老鹰一样在天空盘旋起来。一直都在说有日军飞机要来轰炸,这回真的来了。
 
刹那间,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教室里乱作一团,哭喊声骤起。这一次,日军在玉山县城投下70余枚炸弹,炸死100多人,很多房子化作一片废墟。
 
好在,我们学校幸免于难。
 
为防日军再次轰炸,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一张小凳子,一块木板,转移到郊外的树林里上课。
 
老师经常在讲着课的时候失声痛哭起来,年轻的我们无不深受感染,真正体会到了国破家亡的茫然。
 
一天,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国民党军训部在招收入伍生团学生的告示,就去报了名。我要把家仇放一放,先去雪国恨了。
 
那一年,我刚17岁。

当时军校在江西瑞金,正值天寒地冻的冬天。
 
军校发给我薄毯一条、棉衣一套、布袜一双、草鞋几双,一套部队淘汰下来的破军装,这就是我们的全部装备。
 
入学不久,军校迁往铅山陈坊,条件更加艰苦,吃住都在几座破庙里。
 
军训部要求自力更生修建营房,我们每天早晚挖山平整场地,两个多月后终于建成了简易营房。
 
营房很简陋,用箬叶当瓦,下雨就漏。伙食也很差,一天才两餐,饭是糙米煮的,老是吃到砂石,几乎要将牙齿蹦掉。
 
虽然饥寒交加,夜里睡觉经常被冻醒饿醒,可大家立志抗日救国的决心没有动摇,咬紧牙关坚持着。
 
我心里也憋着一股气,等完成学业,先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再回家报仇,然后过平静的生活。

学习一年多,我们这批入伍生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升学至军校,将来做军官。

虽然军队急需人才,但还是要求个子一米六以上,长相要端正,还要通过国文、数学等课程的考试。
 
我如愿以偿,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18期工兵科,那时是1941年10月。
 
当时,黄埔军校委托陆军工兵学校培养工兵科学生,所以我也是工兵学校第8期学生。
 
学校位于湖南零陵,因交通被日军切断,只能徙步前往。为绕过敌人重重封锁线,我们夜行昼伏,忍饥挨饿,差不多用了一个月时间,才到达学校。
 
一个个看上去简直像一批流浪汉。
 
入学后又进行了复试,我总共经历了3次考试,淘汰下来的就分配到部队当班长,能留下来继续深造的很少,我很珍惜留下的机会。
 
工兵要学的东西非常多,筑城、爆破、渡河、坑道,这些都是基础课。
 
在上专业课的同时,也上政治课,教官中有些是从沦陷区来的大学教授。有一位教授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我吸引住了。
 
先生不仅创办了“亲爱精诚”的黄埔军校,他的很多理念也让我深受感动,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一心为公、救国救民”的人?
 
我把孙中山先生视作自己的人生偶像,心想,有机会一定要去南京的中山陵拜谒祭奠一番。
 
想到自己耿耿于怀邻居那点火柴头大的家仇,简直是羞耻。那一瞬间,我就放下了伴随我整个青年时期的家仇,整个人顿时轻松了许多。
 
经过近两年的严格训练,1943年我毕业了。
 
我那一届工兵科共有4个队,每队约100人,我在4队,队长也是早期黄埔毕业的,对我十分欣赏。
 
一天,队长找到我,说帮我在学校里争取到了留校任教的名额,让我做好准备。
 
我一心想到战场上跟日本人一比高下,谢绝了队长的好意,去了陆军工兵第13团,最终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我向部队告了长假,回家探亲。

当我昼夜兼程赶到家时,眼前只剩满目疮痍。
 
原来早在我上黄埔军校的时候,日军就侵占了老家常山,一把火将我家里的几间房子烧得精光。我最小的弟弟被他们抓去当挑夫,历尽折磨,最后死在他乡,连尸骨都没有找到。
 
兵荒马乱,哥哥在县城也撑不下去,又回到村子里,搭起几间茅草棚艰难度日。大弟弟则进了县城,在朋友的介绍下,去县自卫队谋到一份差事。
 
我回家探亲,兄弟俩顿时觉得扬眉吐气,天天让我陪着他们在村子里走上几个来回。我身高1米79,穿上那身笔挺的军装后,不仅仪表堂堂,更是威风凛凛。
 
好多村人上门来问候,但也有人躲着我。
 
与我家相邻的仇家就远远地躲着我,晚上更是早早地闭门熄灯,出行都要绕过我家门前,生怕遇上。
 
应付完这些,我们兄弟仨人结伴去给父母扫墓。
 
这些年来,我们兄弟几个颠沛流离,自顾不暇,父母的坟被风雨冲刷,只剩下一个矮矮的小土包,还长满了萋萋野草。
 
看到这些,我难抑心中的悲凉,失声痛哭起来,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哥哥和弟弟也随我一起跪下,哥哥说:“爸妈,作华回来了,来给家里报仇了,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再欺负我们。”

我听后心里一惊,因为我早已经把这个仇放下了,而他们始终铭记着。
 
冤仇可解不可结,要是一直冤冤相报,何时才是个头?
 
没必要,也不值得。远亲不如近邻,关系和谐了,相互之间还可以有个照应。
 
我跟哥哥和弟弟说了自己的想法,还说了一心为公的孙中山先生。哥哥瞪圆了眼睛,责问我:“你忘记爸妈是怎么死的吗?”
 
弟弟也坐在一边生闷气。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弟弟,他没读过书,头脑简单,脾气暴躁,如今又在县自卫队当差。
 
我从军多年,多少知道这样的武装组织是个什么德行,纪律松散,仗着手上有枪,专横跋扈,欺行霸市,几乎像半个土匪。
 
我转头劝弟弟另外找一个差事,别在自卫队当差。弟弟让我放心,他就混口饭吃,不会去干伤天害理的事情。
 
在父母的坟前,我好说歹说,兄弟俩才终于同意我的观点。毕竟我读过书,又当上了军官,他们还是愿意听从我的。
 
第二天,我脱下军装,换上一身便装,还专门到集镇上买来了几斤猪肉和两包桂圆干走进了仇家家里。
 
他们见我时,惊得张大了嘴巴。一番交谈,知道我的来意后,才放松下来,还给我泡了一杯茶,一连声地跟我说“对不起”。
 
我离开的时候,他们家的大儿子还把我送到门口。我以为经过这次已经完全解开了两家人心头的疙瘩,想不到他们并没有放下。
 
10年后,他们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本来还想趁这次探亲的机会,去南京拜谒中山陵。
 
这是我多年的心愿,可就在出发前,部队一封急电催我立即返队。
 
国共内战爆发了。
 
我想不通,为什么打跑了日本人,自己人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干嘛中国人要打中国人?
 
作为一名下层军官,我就像巨浪之下的一粒沙子,卷进了另一场兄弟之战。
 
这兄弟之间,要成了仇人,那可咋办。
 
在与解放军的抗衡中,国军屡屡吃败战,部队的士气十分低落。黄埔军校毕业的我,更感觉到人生茫茫。
 
我随着部队到处转防,所幸的是没有跟解放正面交战过,不然,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
 
最后,我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91军,驻防在大西北的甘肃兰州。

解放军势如破竹,很快,中国版图上基本上插满了红旗。攻打大西北的是彭德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冲锋的号角仿佛隐约可闻。
 
解放军开始攻打兰州,刚一交战,国军就开始溃散。我随工兵团撤到了河西走廊的酒泉。
 
酒泉没有可以利用关隘和坚固城池的地方,在后勤保障上也面临枯竭,我们已经3个月没发到薪水了。
 
一天,上头命令我带一个连的工兵去城外修筑防御工事,我口头上答应,但根本没去行动,士兵们也支持我的做法。
 
大家心里都明白,就是修了铜墙铁壁,也别想挡住解放军,能睡就多睡一下,能吃就多吃几口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壮烈了。
 
军队里到处弥漫着未日的情绪,各种消息满天乱飞。
 
但有个消息让我看到了一线生机,一名平时关系要好的团级军官偷偷地告诉我,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有意要率众起义。
 
“真的吗?”我不敢相信,一再向他确认。
 
没想到,消息竟然是真的。
 
1949年9月24日,国民党驻河西部队3.8万余名官兵在酒泉宣布起义了。
 
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官兵们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雄赳赳气昂昂从酒泉南城门进入酒泉城。
 
当地群众分站两边,那欢呼雀跃的场景,国民党军队是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由此可见,解放军是真的得人心,能参加这样的军队,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
 
可人家要不要我呢?我心里既有期盼,又有忐忑。
 
没想到我多虑了,解放军拿我当宝贝。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我被改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工兵团。
 
作为受过专业训练,又有丰富实战经历的技术兵,我受到了重用,先后被任命为2营6连连长、副营级参谋长。
 
酒泉,真是我的吉祥之地。
 
我猜想几千公里外的老家,哥哥和弟弟肯定也过上了新生活。

和平的日子没过上几天,朝鲜内战爆发了。
 
1951年6月11日,我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第1团,任第2营参谋长,赴朝作战。
 
我参加的是夏秋防御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志愿军通过连续5次战役,将战线由鸭绿江推进到三八线之后,要依托野战工事继续抗击美国的进攻。
 
在强大的美军装备面前,这对我们工兵是一种考验。
 
朝鲜又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不利于工兵作战。我刚入朝不久,就发生了40年未遇的特大洪水灾害。
 
接着,美军趁着洪水灾害,又发动了以截断志愿军运输线为目标的“绞杀战”,美国空军在重点轰炸铁路的同时,对公路也进行了严重的破坏。
 
在一个叫西川岭的地方,我所在的工兵第2营负责整修公路,为了保障志愿军车辆安全和快速通行,我要求战士加宽路幅,减小坡度,尽量拉直弯道,还加修了汽车待避所。
 
刚开始,美军飞机老是轰炸我们刚修好的公路。这我倒不怕,反正你炸了我再修。美军飞机来了,我们就躲进树林里,待飞机一走,我们再抓紧修路。
 
可后来我发现,美军飞机转移了轰炸目标,不去轰炸公路,而是专门把炸弹往我们设在树林中的隐蔽点投掷,很多战士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美军真够狠的,公路炸了可以再修,但人没有了,公路就修不起来了。
 
悲痛之余,我隐约觉得不对劲,为什么美军能准确找到我们的隐蔽点?
 
我叫来一个排的战士,让他们带上武器,以隐蔽点为中心,朝四周搜索,看看有什么异常情况。
 
不一会儿,一队战士押着一名年轻女人回来了,对方还穿着朝鲜老百姓的服装。
 
我正想问他们干嘛时,战士把一台发报机递到我手上,说参谋长,她是女特务,在隐蔽点半里外抓到的。
 
原来是这个南韩女特务化妆成朝鲜老百姓,在附近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然后通过发报机,将我们的方向位置发给美军。
 
终于剔除了这颗隐形炸弹。
 
工兵的工作除了修公路,另外就是修防御工事,前者为了保障补给,后者为了保障生命。
 
为了减少敌机对志愿军造成的伤亡,工兵开动脑筋见招拆招,比如把两个或三个猫耳洞打通联成一体,成为一个小型的屯兵洞。
 
实践证明,工兵的办法取得了显著效果,志愿军伤亡大大减少。
 
1952年7月,我入朝参战刚满1年零1个月。一天,志愿军工兵第1团首长把我叫了过去。
 
我以为又有新任务,兴冲冲地赶到时,首长开口就说:“你准备一下,明天启程回国。”
 
“回国?”我脑子一下根本转不过来。
 
仗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怎么就回国了?

首长说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安排给我。
 
抗美援朝两年下来,志愿军牺牲和负伤的工兵非常多,导致前线工兵紧缺,国家决定迅速培训一批工兵干部,学成以后补充到朝鲜战场。
 
我受过专业训练,又具备丰富的实战经验,首长决定抽调我回国当培训班教员,并任教研组长。
 
可我不乐意这样的安排,更愿意留在朝鲜战场跟美军面对面地干。
 
团首长很生气,把脸一拉,严肃地说:“你一个人的力量大,还是100个1000个跟你一样的人力量大?”
 
这个简单的道理,一下子就把我给说服了。
 
几天后,我回到了国内。在我任工兵教员的1年时间里,为朝鲜战场输送了一大批工兵骨干。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抗美援朝胜利结束。
 
得知这个消息,我激动不已,抗战胜利到现在,我又在战场度过一个八年,好在我们终于不再打仗了。
 
我被留在东北军区工程兵部的工程指挥部工程科担任科长,在部队领导的撮合下,与驻地辽宁姓金的一名女同志恋爱结婚,有了一个可以避风躲雨温暖的家。
 
我打算在部队里再干上几年,然后就地转业,把家安顿在东北,妻子是东北人,对闷热潮湿的南方气候不适应。
 
就在我对未来生活充满期待的时候,组织上却私下里对我展开了调查。
 
因为组织上收到了一封举报信。
 
这封举报信是我老家的仇家的大儿子写的,他比我大3岁,解放后表现积极,当上了村干部,但他一直没能放下对我们家的怨恨。
 
加上我后来又当上了解放军的军官,怨恨当中又增添了妒忌,就伺机打击报复,他们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
 
说我在老家县自卫队当差的弟弟,在常山解放时,听从别人的教唆,没有主动缴械投诚,与一伙人躲避在山上打游击,最后被新政权镇压了。
 
举报信上说,我曾几次为弟弟提供枪支弹药。
 
这简直是无中生有的诬陷,我有口难辩,气得全身发抖。
 
组织上调查来调查去,根本就没有掌握到什么情况。但在建国初期,这样的举报信,对于一位从旧军队起义过来的军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这封举报信永久地装进了我的档案袋。
 
我成了一个有疑点的人,部队里是呆不下去了,在东北也呆不下去,毕竟那时候还处于一个“重要敏感时期”。
 
组织上让我转业回老家,由当地负责安排工作。我心灰意冷,觉得很对不起妻子,和她商议离婚,不想拖累她。
 
但善良的妻子坚定要跟我回老家,打消了我顾虑。

回家没有房子,只能挤进哥哥家的破草屋。
 
最苦的是我的妻子,正值江南最炎热的8月,在北方生活习惯的她,全身都长满了痱子,但她从没当我面叫苦过。
 
带回来的积蓄很快用完了,我工作的事情一直得不到落实。我想靠种地维生,但仇家当着村干部,他不点头,我别想分到田地。
 
真的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地。
 
那一阵子,仇家的大儿子春风得意,喜欢披着外套,两只手也不穿进袖子里,走起路来很拉风,衣服要滑下来时,他能一抖肩膀,让披着的衣服复位。
 
看到他从路上走过,我都要躲着他。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就硬着头皮给县里的一位主要领导写申诉信,可一直没有回复。
 
一天,我正闷坐着发呆,突然来了一位中年男子,称自己懂建筑,邀请我随他一起去舟山。
 
“舟山海岛正在大搞建设,像你这样懂行的人工作很好找的。”
 
我心动了,决定过几天随他同行。
 
就在出发的前一天,县里的领导派人找到了我,让我马上去县里一趟。
 
原来,领导终于看到了我写的申诉信。我刚进门,他就热情地给我倒了一杯茶水,说:“你的材料我看过了,没什么大问题嘛。”
 
得知我第二天要去舟山找工作时,他严肃了起来,让我别去,说像我这样的人,县里需要用呢。
 
领导让我回去等通知。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哗地往下掉,走到外面,第一次感觉到老家的天是那么的蓝,风是那么的柔。
 
几天后,我接到通知,安排我去供销系统工作,虽然与我的专业所长离得有点远,但我已经相当满足了。
 
离开村子后,我踏实工作,根本不提自己的过去,很少有人知道我上过黄埔,参加过抗美援朝,只以为我是个说话和气、办事牢靠的人。
 
就这样,我安稳工作到1982年退休。虽然享受的只是普通退休工人待遇,但我非常满足。

很多和我一样上过黄埔,参加过抗战、抗美援朝的老兵,回到农村后都是自食其力,一分钱退休工资也没有,生活十分困难。

有了空闲时间,我两次带妻子到南京拜谒中山陵,感谢孙中山先生当年点醒了我,放下那芝麻大的家仇。

人一上了年纪,名啊利啊,恩啊仇啊看得更淡了。我晚年偶尔回老家,会与当年写举报信的仇家偶遇,他也已是满头白发、双眼浑浊、步履蹒跚的老人了。
 
一次,我跟他主动打招呼,他站在那里,沙哑着嗓子跟我寒暄。他可能都认不出我了,更想不起曾对我一家的伤害。
 
但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

回想我这一生经历的家仇国恨,才知家仇易解,但战争留下的伤痕,太难愈合了。

就在我退休后不久,县里一家食品厂得知我在供销系统干过,有丰富的管理和经营经验,就准备聘用我。

我当时身体尚好,也不想做个无用的闲人,就答应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埔军校的历史意义被人熟知,中央也决定重新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以便传承黄埔精神,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看到这个消息时,我心里怦怦直跳,历史的回声终归还未远去。
 
到1987年9月,衢州黄埔军校同学会正式成立,我被推举为首任会长。

这一年我已65岁,还是欣然受命。
 
当时,衢州市有登记的黄埔同学162名,同学散布各地,我骑着自行车、或者徒步,也尽可能走访到每一位同学。
 
但每一次的走访,都让我心里很难受。

能考上黄埔军校的人,全是那个年代的精英,可时代没有选择他们,他们被命运无情摆布着。

看到大家生活都不太如意,我心里突然多了一个使命:让他们安度晚年。

可黄埔同学会是个安抚老兵的民间组织,刚成立时没有分文可供开支,连组织个活动的经费都没有,谈何安度晚年?
 
这难不倒我,黄埔学生有懂英文的,有懂教育的,有懂医疗的,只要把他们的专长都发挥出来,还用愁活动经费?
 
我当机立断,辞去食品厂工作,自筹资金,带着老同学开始创业。

中山英语夜校、中山科技服务、中山医疗诊所、中山高考补习班、中山贸易公司相继成立。
 
之前我在西北、东北呆过,情况熟悉,还有一些老战友做人脉,我亲自上阵,去把便宜的特产贩回来销售,又从中赚取差价。

为了节省开支,我出差都是睡大通铺,饿了就啃馒头,回来为省路费,就跟车押运,千里奔袭。
 
之前的老领导不解地问:“老严,你都七十的人,究竟图个啥?”
 
究竟图个啥?
 
我也回答不了,反正不折腾一下,好像就对不起谁。
 
第一年,黄埔同学会获得4000元的收益,虽然不多,但大家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还是个个激动得满脸通红。
 
几年之后,积累到了数万元。有了钱,走访慰问、联谊活动、贫困救助都有了保障。
 
大家都把同学会当成自己的家,只要有组织的活动,除了躺在床上实在动不了的,都会想方设法来到现场。
 
看着一片白花花的脑袋,我心里非常难受,曾经心里有梦、眼里有光的少年子弟,在岁月更迭中,垂老于江湖,垂老于四野。
 
他们越来越少了,我也越来越老了。

一天,我听说一位同学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经处于弥留之际,我立即前去探望。
 
当我把装慰问金的信封递到他手上时,他双手接过,颤抖的手反复摩挲着信封上“衢州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字体。

我看了,心里那个难受啊,便说:“老同学,亏待你了。”
 
他看我一眼,说跟死在战场上的同学比,自己多赚了几十年,知足了。
 
几天后,他安然辞世。

这位同学比我还小了4岁,他黄埔毕业后参加过长沙会战,因大腿被弹片炸伤致残回到了老家种地。文革期间历经了磨难,生活过得非常不如意。

同学会刚成立时,我多次上门邀请他入会,他都不愿意,避之唯恐不及,深怕再与国民党扯上关系。
 
后来经过我的反复动员,知道同学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他才入会积极参加活动。
 
只是时至今日,他的心愿也没有实现。

一日同窗,终身不弃。

尽管曾因不同政见而分属两个阵营,但正如严老人生总结:

家仇国恨,终究会把我们带往何处呢?

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无法像严老那样去战场奋勇杀敌,只能发泄在自己的同胞上,砸同胞的车,抢同胞的店。

好像不如此,就显示不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古往今来,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
 
家如此,国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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