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我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团长,赴台时跳下军舰游回大陆

作者:罗伯特刘
2021-11-13 22:01

这个故事是潘怀英记录的,这段时间后台经常有读者留言,说怎么好久没见潘法官了。

其实最近潘法官都在采访一个人,她叫史一科。

从小,史一科就觉得父母不一般。

不仅母亲的发型不像其他阿姨,父亲走起路来也比别人精干。

但再具体的,她也说不上来。

直到有一天中午,她像往常一样去公司叫父亲回家吃饭。刚到门口,就人被拦住了。

果然,父亲骗了她。



人一生中有很多重要的日子,我印象最深是1959年9月的一天。
 
中午时分,我像往常一样,到家附近的百货公司,叫爸爸回家吃饭。
 
刚到公司门口,有熟悉的阿姨拉住我小声说,科科呀,你咋还来呢,你爸他都被抓了。
 
啊,坏人才会被抓,爸爸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抓呢?
 
我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
 
那年我刚8岁。


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家是解放前夕逃难到湖南郴州的。
 
刚到郴州不久,钱就花完了,不能继续住旅社,当时母亲又快要生二哥,只能先想办法解决住房问题。
 
父亲拉着大哥,扶着即将临盆的母亲,沿着郴江河畔,一路走,一路观察,寻找住处。
 
来回走了三天,终于在苏仙桥下发现了一茅草屋,这里不错,喝水、用水都不用花钱。父亲推开了草屋,发现里面住着一个独居老人。
 
无路可走,父亲只好将母亲扶过来,说一家人逃难到此,想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因为妻子马上要生小孩了。
 
心地善良的老大爷看了看母亲,马上说行,当即起身卷起铺盖就走。父亲无比感激,拿出两块光洋给他,没想到老大爷拒收了。
 
老大爷一个人去附近山上盖了间茅草屋,独自住了下来。这是父母来郴州的第一个大恩人。

二十多年后,老爷爷病故,父亲亲自为他办理了丧事。

父亲很能干,为了让身体不便的母亲住的舒适一些,他买来草料将茅草屋隔成三间,还改造成尖顶型草屋,屋四周扎着草坯。
 
因草屋靠在河边,父亲用6根木桩伸向河里,木桩上架成小木根和竹片,这就成为一个露天阳台,从台上可直接打水喝。
 
草屋的样式很好看,可惜只是个花架子,中看不中用。草坯扎成的墙壁并不牢靠,一旦刮风下雨,雨水就全进了屋。
 
最难过的是冬天,郴州也下雪,北风呼啸,冻得一家人缩成一团相互取暖。
 
尽管生活很苦,但一家人能在一起,父母还是感到很幸运。
 
那时父亲要守在母亲身边等待分娩,不能走远,只能在家门口想办法。
 
靠山吃山,近水吃水,父亲早晨打鱼去街上卖,下午再帮附近的农民挖地换些小菜、粮食,这样勉强应付一日三餐。
 
不久,二哥就在草棚里出生了,为表纪念,父亲特别给他取名:史一湘。
 
二哥出生第11天,也就是1949年的10月7日,郴州北湖区解放了。父亲赶紧来到刚成立的郴县人民政府登记。
 
父亲说自己叫史诚,是江苏镇江人,家人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身亡,逃难到了郴州。
 
接待的干部很同情父母,不仅为他们落了户,而且还答应分配给公租房,让等着名额下来。
 
江边草屋虽然艰辛,倒也有些世外桃源的安静,一住就到了第二个春天。
 
茅草屋边种地的老人看父母不像一般人,上门询问后得知这对逃难的夫妇都识字,老农请求我的父母教他小孩学习,并愿意拿出钱来做学费。
 
父亲看对方很诚心,说小孩只要愿意学,随时欢迎来家里玩,我们可以教他,学费不要,你可以教我种地、种红薯吧。
 
原来父亲从小在江边长大,只会打鱼,还不会种地。对方一听十分高兴,不仅答应亲自教父亲种红薯,还答应给父亲一块地。
 
到了秋天,父亲种的红薯就收回600多斤,一下抵了半年多的生活主粮。
 
正在父亲想着如何加固草屋度过下个寒冬时,政府分配的公租房下来了,父母搬到郴州的裕和街,分到一间60多平方米房子。
 
终于有了稳固之住所,没想到却迎来更大的狂风暴雨。

父亲很聪明,搬到裕和街后,他很快发现了商机。
 
当时街上有三家浴室澡堂,浴巾的用量很大,于是父亲找人借钱下广州进货来卖,积累了一点钱后,办起一家浴巾厂。
 
父亲厂里的浴巾物美价廉,不仅浴室来买,个人、甚至周边很远的人也来买,一家人的生活这才稳定了下来。
 
这时期,我和弟弟、妹妹相继出生,因为上面两个都是哥哥,弟弟妹妹又小,我也成了最受宠的那个,每次父亲外出吃早餐,都只带我一个人去。
 
大家都说我遗传了父母的优点,我的母亲很爱美,和街上其他的阿姨不一样,她的头发总是弄得很漂亮,父亲也又高又帅,也和其他的叔叔不太一样。
 
我说不清为什么不一样,但就是觉得父母不一般。
 
到了1956年,国家出台了公私合营的政策,父亲所办的浴巾厂划归了郴州商场百货公司,父亲从私人老板变成了百货公司会计。
 
百货公司属于国营,很多人都想进这样的单位。
 
父亲因为有文化,工作兢兢业业,业务能力又强,在干部职工中,威信很高,管着好几个店的会计,父亲在当地的工商联界很活跃。
 
到了1959年,公司选领导班子,上级决定要我父亲担任一把手。
 
可没想到,还是出了事儿。
 
一把手的位置一直有人盯着,那是公司的二把手王大才。他之前找过父亲,说有一条发财路,想找父亲配合。
 
父亲不明白他的发财路是干什么。只见对方压低声音,悄悄说出了发财的计划。
 
原来王大才要做假账,将每天进货的衣服,每月报损两件,然后将这两件衣服由他去卖,可卖60元,每人可分30元。
 
父亲连连摆手拒绝,说自己绝对不会参与。
 
王大才很不高兴,俩人就此结下梁子。得知公司要提拔父亲,王大才向上级反应,说我父亲是个难民,而真实身份并不清楚,应该先调查他的身份,再做考虑。
 
上级同意后,王大才带着一名干事,亲赴父亲老家江苏镇江调查。回来后,上级认为王大才阶级觉悟高,当即被任命为公司一把手。
 
而王大才带回来的调查结果,对父亲来说,却是致命的。
 
一个星期后,父亲在上班时,被现场逮捕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随即被押往洞庭湖劳动农场劳改。
 
在这时,我才知道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团长。抓捕父亲的布告就粘贴在百货公司显眼的位置。
 
8岁的我已经知道父亲的名字,但还弄不清国民党是什么。
 
我一边想父亲可能做过坏事,不然怎么会被抓去劳改?
 
但又一想,父亲太好了,我不相信父亲会做坏事,可能真像母亲说的,父亲是被冤枉的。
 
心里无数困惑,却不知道找谁询问。

父亲被捕时,母亲还怀着身孕,几个月就要分娩。
 
母亲没哭没闹,说父亲是被同事冤枉的,父亲是好人。
 
母亲又告诉我们,现在父亲不在家,但一家人要团结,姐姐要关心爱护妹妹,哥哥要关心弟弟,吃饭一定要让弟妹先盛。
 
为减轻母亲的负担,12岁的大哥不能继续读书,去上山砍柴卖柴火,有时一天可挣一元钱。这钱交给母亲时,母亲一转身就掉泪了。
 
我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先去菜市场捡烂菜叶子,偶尔能捡到几个辣椒和一个萝卜,我就非常高兴,离家老远对母亲欢呼,今天有菜吃了。
 
实在没有菜时,母亲就将盐放在饭里,一家人吃盐拌饭。
 
这些苦,都不算,最委屈的是被别人骂反革命的子女。一次我火了,回骂了一句,“我不是反革命!”
 
俩个同学就过来扯我的头发打,我哭着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却安慰我说,别人骂是别人的事,但你要记住,你父亲不是反革命,他是好人,总有一天会还他公道。
 
我也不知道反革命意味啥,但母亲总是这样对我说,要我记住父亲是好人。当别人又骂我时,我都忍住了。
 
父亲监狱里所有的情况,全靠母亲写信得知,当时劳改农场还不准家属探视。
 
这些信都是要层层审查,也只能关心关心父亲的身体,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让父亲安心改造。
 
记得母亲写信大都在深夜,在我们子女睡熟后,她一人挑灯熬夜。有年冬天,天出奇地冷,深夜母亲又趴在桌上写信。
 
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不停的用手帕揩眼泪,边揩泪边写,一会又趴在桌上抽泣,声音很低很小。
 
那时我只有10岁,不知母亲哭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该不该去问母亲,只能忍着。
 
一会儿母亲离开桌子,走到一腌咸菜的罐子旁,打开盖子,拿出一样东西,不停地看。
 
看完了,又放了进去,然后母亲就不哭了。
 
我感到很奇怪,腌菜罐里到底放着什么东西呢?
 
第二天下午我放学回来,之趁家里没人,我悄悄打开腌菜罐子,伸手进去摸着一包用纸包着的东西。
 
打开纸,里面是塑料纸,再打一看,是母亲和父亲的结婚照!
 
母亲穿着洁白的婚纱,父亲穿着国民党军装,好不威风。

我想一定是母亲想父亲了,看了照片就心情好了一些,于是我原封不动,又将照片放了进去。

这事至今我也没有对家人讲过。
 
我虽然不知道团长是个什么官,看父亲的照片,直觉父亲之前应该很有钱,也更加好奇父母是怎么相识的了。
 
但那时候不敢问,全家人都活在极度压抑之中。

1967年7月8日,我正在上学,二哥突然来学校叫我快回去。
 
平常爱说爱笑的二哥,此刻低头不语,脸色悲伤。问什么也不说,领着我一路沉默赶到医院,我以为谁病了,可二哥直接将我带到了停尸房。
 
看到大哥的遗体,我头嗡一下,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抱着大哥痛哭。
 
大哥出了车祸。
 
平常大哥对我最好,他在砖厂当临时工,每月发工资时,总要悄悄给我5毛钱买学习用品。后来去国营理发店做学徒,有了正式工作,母亲给他做了一条西装裤,他看我喜欢,也给了我。
 
大哥这一走,家里仿佛天塌了下来,我茫然不知所措,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在我哭了半天后,一看周围有二哥,大姐和二姐,却没有看见母亲。
 
我问母亲呢,二哥说母亲已晕倒,躺在家里休息。
 
我匆匆赶到家里,只见母亲坐在桌上写什么,一边用手帕揩眼泪。
 
见我回来,母亲赶紧擦干了眼泪,说在给父亲写信,告诉父亲大哥去世的消息,想让他回来一趟,全家人都想他。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么大的事,相信劳改队会批假的,母亲让我赶快将信寄了出去。
 
可一周过去了,父亲并没有回来,母亲忍不住跑到邮局,打电话问劳改队,对方回答说:“史诚是历史反革命,没有资格探亲。”
 
无奈,7天后大哥的遗体才安葬。
 
大哥去世后,家里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支柱。我安慰母亲说,这个家有我呢。
 
我和妹妹晓白跑到火柴厂领来火柴盒,专门糊火柴盒。一放学,我们就在家里糊火柴盒,常常糊到深夜,糊着有时就睡着了,一直到天亮。
 
年轻的我,根本想象不到,母亲是靠什么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此时正值文革,我们家被勒令从公租房搬出来,换到一个25平米的地方。母亲之前那盘得很好看的头发,也被强制剪短了,说她是小资产主义思想,要改造。
 
为了养活我们,母亲什么都做,她给人织毛衣,踩袜子底,缝裤脚边,只要能赚钱的事她都不怕苦。
 
我们也尽可能帮助母亲一起分担,记得我上中学时,老师在上面讲,我的手就在下面织毛衣。特别是快过年的时候,白天、晚上都要加班到好晚。
 
到我17岁时,隔壁邻居说让我找个人家嫁了算了,这样我母亲也不用这么辛苦。但我不肯,我母亲也不肯,一定要我读书。
 
可我的家庭身份已经让我不可能继续升学了,我主动选择下放到农村去。
 
母亲不愿我去农村,她知道城乡之间有天壤之别,母亲担心我去了再也回不了城。
 
但我别无选择,买了个脸盆,用母亲一个烂皮箱,装上仅有的两件衣服裤子,就随知青下乡了。

我和哥哥走后,家里还有妹妹、弟弟。妹妹成绩也很好,但母亲突然不让她读了,说读初中要交学费。
 
妹妹去求母亲,说她可以去做事赚钱,妹妹那么小,就去帮别人推板车赚钱,自己去山上掏红薯吃,过得很可怜。
 
但母亲还是没有同意,妹妹开始不理解,后来隔壁阿姨告诉妹妹,这些年,母亲一直在卖血!
 
父亲被捕后,为了维持家里的生活。母亲几乎每个月就要去卖一次血,多次从医院出来直接晕倒在路上。
 
因经常去医院卖血,医院现在不要母亲的血了,说她严重贫血,血清淡不合格。
 
母亲是知识女性,对子女教育最为看重,她得到什么样的绝境,才会主动让妹妹停止学业。但即使这样,她也没有抱怨叫苦。
 
想起大哥去世时,我们几个哭得死去活来,母亲也只是在家偷偷抹眼泪,看到我立马收住了。
 
这些年,她的心得多苦呀。

在我下乡的第二年,父亲终于刑满释放。
 
直到我回家探亲,才知道父亲回家了,我进屋一看到父亲,眼泪就出来了。
 
记忆中的父亲做事果断,穿的衣服很精干,又年轻又帅气。而此刻眼前的父亲,满脸浮肿,头发花白,像八十岁老人那么苍老。
 
我几乎认不出父亲了,心酸得不得了。
 
父亲却很坚强,安慰我说没有什么,就是去劳动了十年。他还找出给我准备的礼物,洞庭湖里的捡回来的漂亮贝壳,用大号田螺做成号角,用牛角做的梳子。
 
父亲回家后被分到建筑工地上班,抬土方,工友都是和他一样出身不好的“黑五类”。
 
才刚上班一个星期,居委会的主任找到家里,说父亲虽然刑满释放了,但还是被管教的对象。
 
每天除了要报告上班的时间,与来往人员的接触情况外,清早还必须进行义务劳动两小时,负责打扫东街的环境卫生。
 
父亲虽然对这个分配不满,但不能反对,只能接受。
 
于是每天清晨父亲4时就要起床,义务打扫完街道卫生,再赶到工地上班。由于劳动强度大,又缺少营养,父亲患上了多种疾病。
 
一次在建筑工地,父亲挑着走100多斤重的砖块上架子,突然头晕眼花,连人带担子,从楼上摔了下去,昏迷了过去。
 
队友们急忙将父亲送往医院抢救,幸好摔下来时衣服挂着了架子,减少了缓冲力,只是造成脑震荡,手脚多处挫伤。
 
父亲住院10天后,又匆匆返回工地上班。尽管是带伤上班,发工资时,别人每月发30元,而父亲只发给20元。
 
父亲忍不住问经理,为什么他少10元钱?
 
经理回答,因为你是被管教的人员。
 
父亲回家忍不住发几句牢骚,母亲却安慰他,说钱多点少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在一块,就是最大的幸福。
 
“设想,那年如果你去了台湾,真的,我最多等你一年,如见不到你,我没勇气生活下去,我也得死。”
 
母亲的话,让父亲彻底释然了。

父亲回来后,下决心不让年幼的孩子承受自己的苦难。
 
他总是要站在学校门口去接我的小弟弟,因为有大人陪着,同学们也不敢骂他是劳改犯的子女。
 
为了让弟弟不受欺负,父亲还特别买了酒和饼干去拜访学校班主任。他对班主任说孩子学习成绩第一,你们要实事求是的表扬,不能让孩子心灵受到创伤。
 
也许是父亲说得有理,也许是父亲送的礼物起了作用,之后,老师在全班和全校在大会上经常表扬他,要同学们团结友爱,说文明礼貌的话。
 
二哥本可以参军,但没有资格,被分配到了砖瓦厂。我本可以进歌舞团,可我没有资格,因为歌舞团要演红色剧。
 
虽然父亲影响了我们前途,但因为父亲实在太好了,我们内心很爱父亲。
 
记得一天下大雨,我睡着了,屋里漏雨了,父亲怕惊醒我,用塑料布顶住顶棚,再用盒接水,又用勺子舀水。
 
父亲没舍得吵醒我,直到天亮,我才看见父亲一夜没有睡。
 
每每这时,我也忍不住的遥想,照片中的那个团长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有一次,就我和父亲在家,我忍不住问出藏在心底多年的困惑,我很想知道他和母亲怎么认识的,更想知道他们过去生活是不是非常富有。
 
没想到,父亲一听,吓得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说:“傻丫头,不能提过去,你妈妈是分配给我的。”
 
看到父亲惊慌的样子,我也不敢再追问。
 
反革命的帽子,压得父亲无法做人,在劳改队,父亲就不断写申诉书。
 
父亲说自己只是当过国民党兵,并没有反对共产党,更没有做过危害社会的事,不能算是反革命。
 
父亲前后写过100多份申诉书,寄往郴州法院,结果石沉大海。
 
出狱后,父亲还是接着写。
 
一直坚持到1979年底,父亲终于接到法院的平反通知书。原单位恢复了他的工作,按职工退休,办理了退休手续,每月退休金25元。
 
全家人高兴的不得了,父亲穿上了新衣服,母亲特别把全家叫到一块,说有事商议。
 
母亲郑重其事地说:“我早就说过,政府会还你父亲一个公道的,你父亲是好人,不是坏人,这回你们相信了吧?”
 
我们兄妹欢呼:“妈妈,你真英明伟大”!

父亲平反后,第一时间就是与镇江老家亲人联系。

父亲的老家在江苏镇江,长江边上,祖祖辈辈靠打鱼和在码头当水运长工为生。
 
父亲从小生活在江边,游泳、打鱼都是好手。一到夏天,父亲人在江里能泡上一天,这样不是贪玩,而是能帮助家里多赚点搬运费。
 
一天傍晚,爷爷领着父亲从码头回家,边走边数钱,突然爷爷一跺脚,大叹一声:“唉,我怎么这么蠢!”
 
原来是商贩少算了10元钱给爷爷。年幼的父亲好奇问爷爷,为何会算错?
 
爷爷叹气说,自己没有文化,不熟悉加减乘除,常常被商贩蒙骗,少算钱。
 
当即,父亲拍着胸脯说,一定要做个会算数的人,他要读书!
 
见父亲决心很大,家里借了钱,没让父亲继续泡在江里,送他上了一所私塾学堂。
 
父亲读书很用功,从不迟到,学校成绩最好。可才读了6年书,父亲已满18岁了,只能回家了。
 
那是1936年12月底,记得先生教的最后一课时,说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你们回去后,必须努力自学读书,奋发图强。
 
此时的父亲已经长成了英俊帅小伙,见父亲回家,爷爷高兴极了,说该承担家庭的责任了,要父亲换了新衣服去相亲。
 
刚到家就去成亲,父亲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太突然了,大声说自己不结婚,等找到工作以后再说。
 
没想到爷爷眼睛一瞪,说6天之后必须定亲结婚,对方家有海运公司,姑娘又好,多少求婚者都无门,人家看上了父亲,这是咱家的福分!
 
于是,双方父母定于1937年1月18日拜堂结婚。结婚日临近,父亲闷闷不乐,上街买相亲的礼品。街上的海鲜干货店老板叫住他,把他拉到一边,说了一件他不知道的事。
 
原来自己的结婚对象,喜欢的是干货店老板的儿子,是父母没看上要主动拆散。干货店老板看看四周没有熟人,塞给父亲一叠钱,说你去考黄埔军校吧,将来有出息后再回来找个好姑娘。
 
他还告诉了父亲黄埔军校的地址,在离家很远的西安。
 
虽然不确定干货店老板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但父亲一听考军校,这是个不错的主意,马上同意了。
 
父亲回家写了张纸条,留给父母,说对不起父母大人,我要去考军校,混出个模样,再回来见你们。
 
打点行装后,父亲当天逃离了家里。


在郴州这些年,父亲无数次想回老家,但各种运动纷至沓来,父亲担心回去后会被认为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于是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也担心连累家人,一直不敢和家里联系,直到百货公司去调查,老家人才知道父亲还活着。
 
出狱后,父亲不能自由出行,也无颜见家人,想家的念头也就藏在心底。
 
现在,父亲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回去了。父亲是带着弟弟一起回去的,虽然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但见到叔叔、姑姑发展都很好,父亲很欣慰。
 
从老家回来后,父亲就像变了个人,天天哼着小调,他最喜欢京剧,马上买来二胡,每天都要拉几下,仿佛一下又年轻十来岁。
 
母亲仿佛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穿旗袍,穿新时尚衣服,后来自己开了一家服装店,每天换着新衣服穿。

当然,我知道母亲的服装店并没有赚到钱,母亲是为了展示新生活,更是把过去受委屈,没有享受的生活补回来。
 
母亲家是江苏做蚕丝生意的,虽说不是大富大贵,但从小生活得也很金贵。而且母亲读书很厉害,小时候都是跳级读。
 
我也更加好奇,他们俩是怎么相识的。
 
有一天,我与丈夫回家看望父母,我对父亲说,如今不搞阶级斗争了,十年前,你说是上司将妈妈分配给你的,该告诉我是怎么分配的吧。
 
这次,父亲也不隐瞒了,他告诉我,那是1947年2月,当时父亲是205师65团团长。
 
这个师是青年整编师,名为一个师,实有3个师,师长就是军长,他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嫡系。
 
父亲的任命也是经蒋介石批准,在大家的眼里,这些都是对蒋介石绝对忠诚的干部。
 
风声越来越紧,蒋介石加强了打内战的准备,不少部队都派往了东北及解放军所占领的地方,对解放区形成包围,与解放军的摩擦,每天都在发生。
 
奇怪的是,军长要求父亲所在的团,开往南京长江边设防挖工事,并每天进行泅渡训练。
 
父亲的团有6000多人,训练十分艰苦,从长官到士兵都不愿意再打仗,每天都有士兵逃跑。
 
虽然下令逃兵当场击毙,也还是防不胜防。为防止错杀,父亲规定凡待枪毙的逃兵,都由他亲自处理。
 
为了稳定军心,部队想出各种怪招。
 
1947年2月,上级突然下达一道命令:营级,特别是团级以上干部,最好就在附近江苏找女子尽快结婚。

父亲此时已29岁了,虽是光棍一条,但对上级要求找对象结婚却嗤之以鼻,没有当一回事。

他早已打定了主意,坚决不在部队结婚,他要回家。

电话不断催,师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轮番给父亲相亲。

父亲明白,上级是想以此将205师建成铁军,稳定军心,这有利于作战。

拖到7月2日,父亲又接到电话,称有长官在酒店要见他,父亲急匆匆赶了去。

参谋把父亲领进了一间雅座,推门一看,里面坐的是军长郑祥。军长说要交给父亲一个特别任务。
随即把坐在旁边的一个女孩叫到父亲面前,介绍对方叫陈祯,是自家侄女,今年19岁,镇江中专学校毕业。
 
“你们结婚吧!”
 
父亲一愣,这是自己第二次被逼婚,只是和第一次不同的是,父亲动心了。
 
父亲动心倒不是因为军长做媒,而是眼前的陈祯面容娇好,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旗袍,显得很是青春活泼,而且还有文化,又是老乡。
 
父亲思索片刻,当下表态同意。军长又下令说,就这几天结婚。
 
这也太突然了,父亲结巴了半天,一时无法回答。
 
国民党惨败已成定局,父亲担心一旦国民党垮台,这么漂亮的娇小姐,会不会跟着别的男人跑了。
 
陈祯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有主见,她也一眼看中了父亲,也看出了对方的心事,主动说俩人先聊聊。
 
俩人聊了一宿,彼此认定是可靠之人,才在部队举行了婚礼,这是父亲从军十几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家庭的幸福。
 
婚后半年,父亲的部队没有任何调动,仍在长江沿线布防,一切趋于平静。但战场上,却是国军节节败退的消息。
 
就在国军前途暗淡的1948年,我的大哥出生了,父亲取名:史一桃。
 
一天深夜,见父亲辗转难眠,母亲问他想什么,说来俩人一起分析分析。
 

父亲说国军已没有希望了,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他担心蒋介石可能会带着嫡系部队逃往台湾。
 
听父亲这么一说,母亲也不淡定了,想了半个小时。最后母亲坚定说,就算天塌下来,俩人一起顶着,但有一条,不论走到天涯海角,生死不能分离!
 
母亲这么一讲,父亲也想开了,只要不分开,家还存在一切就有希望。
 
1949年7月26日晚上,父亲收到一份紧急电报:205师移防台湾,营以上干部家属先撤往台湾,务必在四天之内离开驻地,前往广州坐船。
 
父亲这才反应过来,上司这么操心大家的婚姻,就是为了今天绑架他们去台湾。

第二天天亮,军统特务开来10辆卡车,一辆车坐4家人。
 
命令不得不执行,父亲把两个警卫员叫到跟前,安排他们在路上必须照顾好妻儿。
 
车上的家属小孩和送别的军官,如生死离别,个个泪流满面,父亲也是强忍泪水,将妻儿送上车。
 
再见面,谁也无法预料会是什么时候了!
 
那时候我的大哥一岁多,母亲又怀了二哥。母亲上车后,父亲十分担心,将一把随身带的匕首递给母亲,让母亲用来削水果。
 
父亲压低声音交代母亲,尽管是官兵眷属,路上也不知会出什么状况,千万要保重自己。
 
自从母亲走后,父亲每天都提心吊胆,他掐着手指头算,已经离开半个月了,应该到达了台湾了吧?
 
这一路上兵荒马乱,身孕的妻子肯定晕车了,坐船肯定很辛苦。直到8月10日,父亲才接到命令,立即赶赴广州,从广州将坐船去台湾。
 
为了早点见到妻儿,父亲督促团里的车一路狂奔,6天后全团到达了广州,随即又急忙赶往港口,准备坐船。

夜幕拉开,港口码头的灯光忽闪忽亮。海上不时有国军的军艇巡逻,探照灯四处照射,防解放军或游击队偷袭。

父亲率领全团坐上了008号舰艇,该艇30米长,是15米宽,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舰艇。
 
船上载有参谋长,电报员和一个警卫排,父亲坐在指挥台上,命令船长加快速度前进。

当时国民党的特务无处不在,父亲的船上也安插了一名特务,他对父亲很恭敬。父亲对他也不薄,一路上好吃好喝招待,目的是不要让他向上乱打小报告。

船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后,这个特务来到父亲的指挥台,欲言又止。父亲以为他又要想喝酒,拿出一瓶酒给他。
 
他接过酒,悄悄对父亲说:“你对我太好了,我绝不会向上说你们的不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见旁边无人,只有轮机的轰鸣声,他凑近父亲的耳朵说,你们团的家属还在路上,被拦截在广东交界的湖南境内,根本没到台湾。

如雷轰顶!
 
父亲睁大眼睛望着他,急切问:“真的?”
 
他再次肯定地点了点头。

好在舰艇才开了一个多小时,父亲来不及多想,径直来到哨兵位置,要哨兵去休息,他来站岗。
 
哨兵一走,父亲整了整救生衣,又拿了个救生圈,纵身跳入了大海,向广州方向游去。
 
两人有言在先,生死不能分开!

父亲奋力游了四个小时,天快亮了。
 
这时国军的巡逻艇开着亮灯,四处照射,父亲灵机一动,将救生圈抛向远处,潜水游向岸边。
 
“哒哒……”巡逻艇上的哨兵开了枪,看到漂浮的救生圈,以为有解放军。
 
又游了一个多小时,父亲看到海上漂着一根木头,本想去抓木头,巡逻艇的国民党兵以为有人泅渡,又朝木头开了枪。
 
父亲迅速潜入海里,朝另一方向游去躲过了一劫。巡逻艇被调开了,趁机他顺利地爬上了岸上,躲进了一艘渔民的船里。
 
鱼船上有一位老人,他骨瘦如柴,面容漆黑。见父亲进去了,以为来了生意,笑着问:“长官,要用船吗?”

父亲拿出两块光洋给他,要买他的衣服穿。渔民高兴极了,马上找了两套旧衣服给父亲。

父亲化妆渔民,是担心路上遇到认识的国军部队。
 
当时父亲不知道母亲在何处,只能广州出发,走公路前往湖南郴州,希望沿途发现母亲的踪迹。

此时广州到处炮声隆隆,国民党与解放军在决战。公路上,到处是运兵的车,逃难的、找亲人的、赶马车的,一路浩浩荡荡,一路喧哗,一片嘈杂,一片惊慌。

父亲一边走一边观察走在路上的妇女小孩,一路询问打听。
 
可过了五天,也没有一点消息,父亲心急如焚,只能不停地走,晚上在公路边,村子屋檐下打个盹,天亮继续赶路寻找。
 
十天后,父亲走到了湖南郴州边界的白石度,还是没有看见妻儿。当时太阳已经落山了,父亲准备到车站旁的饭馆吃饭。
 
刚坐下来,看见两个男青年也在这里吃饭,一个戴草帽,穿中山装的,望父亲一眼后,目光迅速移开了;另一个穿胶鞋,也戴草帽的,似曾相识。
 
父亲连忙走过去,一把摘下那男子的草帽,惊呼一声,他们是护送母亲的警卫员。
 
俩人也这才认出父亲,赶紧将父亲拉到路边一片树林里。等不及父亲问话,齐刷刷跪在了父亲面前:
 
“团长,我对不起您……”


原来,运家属的卡车行驶在湖南郴州后,被国民党薛岳的部队拦下了。
 
他们要家属下车,自己走路或投靠亲戚,卡车要征用,改运国民党兵。
 
两个警卫员无奈,只好将我母亲安顿在郴州一家旅社,然后出来寻找国军的车。准备找到车再返回去接他们,护送往台湾。
 
可一直没找到车,正在这里不知如何是好。弄清情况后,父亲将俩警卫员扶起,给他们几块光洋,让他们赶快回家,不能再当兵了。

郴州不大,只有几千人,可大小旅馆,父亲找遍了,也没有发现母亲的身影。

停晚,父亲来到郴州裕后街的河边,打算洗个澡,再继续寻找。刚走下河边台阶处,就看见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妇女,领着一个小男孩,手里提着装衣服的篮子。
 
走近一看,正是苦苦寻找的母亲和大哥。母亲更是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剩哭了。
 
因气候不适应,住在旅馆后大哥发了高烧,又拉肚子,母亲急坏了,到药店抓药吃了一个多星期,大哥高烧才退了下来。
 
就在母亲焦急等消息时,住处突然来了一个老头,头发梳得油光,穿着长袍,说看母子俩挺可怜的,让母亲嫁给他。
 
母亲说自己丈夫马上就来了,将其轰走。可第二天,老头不死心,拿出一叠钱放在母亲面前,死皮赖脸,坐了一天也不肯走。
 
情急之中,母亲突然从袋子里拿出那把匕首,对着自己的脖子,说你走不走?不走就死在你的面前!老头这才灰溜溜的走了。
 
母亲担心再被骚扰,换了家旅馆。父亲听后更是自责,发誓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再也不会将母亲单独留下了。
 
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郴州,母亲又大着肚子,父亲不可能带着母亲赶去台湾,只能先隐藏身份,装成难民留了下来。
 
这一留,就是一生。

原来,运家属的卡车行驶在湖南郴州后,被国民党薛岳的部队拦下了。
 
他们要家属下车,自己走路或投靠亲戚,卡车要征用,改运国民党兵。
 
两个警卫员无奈,只好将我母亲安顿在郴州一家旅社,然后出来寻找国军的车。准备找到车再返回去接他们,护送往台湾。
 
可一直没找到车,正在这里不知如何是好。弄清情况后,父亲将俩警卫员扶起,给他们几块光洋,让他们赶快回家,不能再当兵了。

郴州不大,只有几千人,可大小旅馆,父亲找遍了,也没有发现母亲的身影。

停晚,父亲来到郴州裕后街的河边,打算洗个澡,再继续寻找。刚走下河边台阶处,就看见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妇女,领着一个小男孩,手里提着装衣服的篮子。
 
走近一看,正是苦苦寻找的母亲和大哥。母亲更是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剩哭了。
 
因气候不适应,住在旅馆后大哥发了高烧,又拉肚子,母亲急坏了,到药店抓药吃了一个多星期,大哥高烧才退了下来。
 
就在母亲焦急等消息时,住处突然来了一个老头,头发梳得油光,穿着长袍,说看母子俩挺可怜的,让母亲嫁给他。
 
母亲说自己丈夫马上就来了,将其轰走。可第二天,老头不死心,拿出一叠钱放在母亲面前,死皮赖脸,坐了一天也不肯走。
 
情急之中,母亲突然从袋子里拿出那把匕首,对着自己的脖子,说你走不走?不走就死在你的面前!老头这才灰溜溜的走了。
 
母亲担心再被骚扰,换了家旅馆。父亲听后更是自责,发誓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再也不会将母亲单独留下了。
 
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郴州,母亲又大着肚子,父亲不可能带着母亲赶去台湾,只能先隐藏身份,装成难民留了下来。
 
这一留,就是一生。

特别是潘怀英法官在朋友介绍下,隔三差五来找父亲聊天,说要记录父亲的故事。

我们这才了解到父亲不仅是国民党落难军官,更是一个抗战英雄。
 
他的团长军衔,是在抗日战场上,用命换来的。
 
父亲第一次从家逃婚出来后,经过6天辗转来到了西安。很快,他在大雁塔旁一条小巷找到了黄埔军校报名处。
 
这天上午报名的年轻人有100多,考官问一些个人情况后,要每个人写上20个字的内容。当轮到父亲时,考官问了基本情况后,特别在备注栏里写道:可备用当海军。
 
然后考官让父亲写字,父亲提笔写道:绝不当亡国奴,坚决把日寇赶出中国!
 
考官满意地点了点头,父亲被录为黄埔军校第14期学员。
 
经过半个月的队列训练,开始进行军事科目学习,父亲学习特别认真,考核全校第一,最长步枪射击,弹无虚发。

抗战爆发后,形势越来越紧张,1938年1月中旬,父亲提前学习毕业,分配到第2军第31师警卫连当排长。
 
战云密布,3月初,父亲随部队开进台儿庄,上级命令31师死守台儿庄西北角。
 
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后,日军万余人的机械化部队,在空军的支持下,气势汹汹直扑台儿庄。

小小的台儿庄顿时飞机轰鸣,大炮的爆炸声,战车滚滚,硝烟弥漫。猛攻几个昼夜,中国军人虽以血肉之躯与敌坦克拼搏,终因难抵敌,日军冲入台儿庄。
 
4月1日,日军突入了31师防守的西北角。下午5时,父亲掩护师部撤退,连长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全连牺牲30多人。

警卫连不能再有伤亡了,否则,无法保证师指挥所的安全。父亲让副连长掩护师部撤离到安全地带,独自一人负责阻击。
 
副连长要他留一个班,父亲说不行,多了容易暴露目标。旋即,父亲提着一支步枪,携带6颗手榴弹,登上了一残壁城墙隐蔽。

只见100米处,敌人占领了车站,在得意狂笑。父亲强压心中怒火,瞄准一日军指挥官,“叭”地一声勾动板机,指挥官应声倒地毙命。
 
紧接着父亲又连开始几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日军被打懵了,不敢冒进。当父亲赶上警卫连时,师长说在望远镜里看到父亲连续击毙敌10人,好样的,当即宣布他为警卫连连长。
 
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大获全胜。这不仅鼓舞了国人的抗战信心,也让蒋介石看到了希望。传令,对参战部队有功人员给予重用。
 
于是没有参战的部队纷纷到参战部队要人。父亲也被74军58师师长看中,要直接提拔他为营长,问他愿不愿意去。
 
父亲反问师长是否有仗打,师长说保证有大战打。父亲同意了,成了74军58师1团1营营长。

果然马上又要打仗了。

日军占领台儿庄后,得意忘形,要夺取武汉,打破国军的防御体系。

父亲随国军在万家岭一带设防阻击,双方激战2天,日军没有前一步,于是出动飞机轮番对阵地轰炸后,派出4个联队向阵地进攻。
 
日军武器精良,人数众多,一个联队涌向父亲团所在阵地时,双方拼了刺刀,寡不敌众,日军突破占领大部分阵地。
 
上级命令父亲,即使战至最后一个人阵地也不能丢。
 
此时父亲1营的3个连队已经牺牲203人,3个连长阵亡,多人负了重伤,真正能战斗的只有80人。
 
到了下半夜,父亲将80人组织成敢死队,头扎白毛巾,分三组,互相倚靠,悄悄接近敌阵地占领的张古山2号阵地。
 
父亲下令大家不许开枪,偷袭成功后与敌人拼刺刀。
 
2号阵有50米长,2米宽的战壕,有日军一个小队60人驻守。骄傲的日军做梦也没有想到敢有人深夜突袭,都在打旽抱枪睡觉。
 
当敢死队员全部到位后,父亲一声令下,随即一跃而起第一个跳进战壕,一番猛冲,猛刺,猛砍,半个多小时,除两个逃跑,阵地日军全部击毙。
 
天亮时,师长见父亲重回夺回阵地,高兴极了,又派出一个连队协助他们守卫阵地。
 
战斗进行到第13天,万家岭之战国军队全歼日军万余人,这是中国军队既平型关战役、血战台儿庄后又一重大胜利。
 
这战之后,父亲被提拔为副团长。随后,父亲不断转战山东、安徽、陕西、湖南,与日军作战。
 
湖南衡阳保卫战时,看到战友孤军作战,父亲和其他长官不断向上级请求赴衡阳支援,但上峰不知出于何故,一直没有派兵支援。
 
这以后,父亲对国民党渐渐失去了信心,有了要离开部队的心思。

等到日军投降后,父亲兴奋极了,第一时间以探亲假回到了老家镇江。这是父亲离家第一次回家,家人都以为他死了。
 
当父亲出现在家门口时,爷爷奶奶根本认不出他了。爷爷拉着他的手反复看,白发苍苍的奶奶摸着他的脸,反复确认耳朵下面的胎记,最后才颤抖着说:“这是我的儿子,真的是我的好儿子,老天保佑!”

爷爷说,这次回来就不准再走了。父亲回答好,他其实早就有解甲归田的打算,这次带回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父亲当即把这些钱,分给了兄弟姐妹,又给父母亲留下了一笔钱,以示自己对父母的不孝。可父亲在家才住了10天,部队发来电报6个字:火速赶回部队。
 
仗都打完了,还回部队干什么?父亲没有理睬,将电报塞进了口袋。


没过几天,有两个黑衣男青年,突然出现在家门口。

他们把父亲叫到一家茶馆,出示了证件,两人是军统。父亲一下火了,趁其不备,一个反转,缴了他的手枪。
 
在战场真刀真枪干拼杀的父亲,最看不起的就是特务,而现在竟敢跟踪到家里,父亲气得想一枪毙了对方。
 
对方说自己是奉命行事,部队要重用父亲,让他们来调查,主要看是否与共党有联系。如果杀了他们,军统还会派人来的,这样对老家人可不利。

父亲隐约感觉到是为打内战作准备,如果不回去,又怕连累家人,更怕家人围堵,不让自己走。
 
便给父母写了张纸条,称部队有急事要返回,别担心,让特务将纸条送到家里,自己随他们返回了部队。
 
父亲再一次不辞而别。
 
父亲哪会想到,命运如此诡谲,再回家已是三十年后了。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从老家回来后,又联系上之前工商联的老伙伴,一起做五金店,后来还开了童装厂,有五六台缝纫机,70多岁还各省去推销。
 
2003年末,父亲身体越来越弱,每个月都要去住院,他预感来日不多,交代我妹妹把他好一点的衣服都清洗干净。
 
然后让妹妹用轮椅推着他,亲自送去给之前建筑公司抬土方的老朋友。他们中也有很多的抗日老兵,和父亲一样曾被打在社会最底层。
 
但他们大多没能再走出那段阴霾,终身穷困。
 
第二年春天,父亲病逝。
 
临终前母亲拉着他的手,好久好久没放,母亲从不在人前嚎啕大哭,越到难过时,越沉默不语。
 
父亲当时已经说不出话,只有眼角泪流出。
 
四年后,正值父亲的生日,我们兄妹想去父亲的墓地看看,母亲也执意要去。
 
母亲在父亲的墓前说了很多,有往事,也介绍家里新添的人,儿孙越来越好她很欣慰,让父亲放心。
 
离开墓地后,母亲一下变得沉默了。当天晚上,母亲摔倒在卫生间,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次,她和那帅气的团长,再也没人能让他们分开了。



我编辑稿子时,也和史一科阿姨详谈了几个小时。电话里,她哭了三次。

一次是大哥去世,一次是父亲回家,还有一次是母亲卖血养家。

经历这些事时,她还不到18岁,现在她已经是奶奶辈的人了。我很想抱抱她,可惜隔得太远。

口述史就是这样,有时挺残忍,当事人需要足够的勇气,才能带读者重新回到过去。

这些过去,是他们一家人的过去,更是我们国家一个时代的过去。

试想,如果换做我们,又有几人能做到像史诚一样,为国,可以和日军血战到底;为家,能纵身跳下大海不顾生死。

但就是这样的真英雄,也可能成为大时代的牺牲品,毫无选择余地。

而被无辜卷入的老弱妇孺,该用怎样的勇气,才能成为那黑暗中的点点萤火。

给冰冷的世界,一丝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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