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那个爱吹口琴的男孩,为我们成了活靶子

作者:罗伯特刘
2021-12-02 22:44

华为的教父任正非出身军人,他也最擅长从军事领域吸取管理经验,并付诸实践。
 
他要求身处前线的人发挥主导作用,以提高组织的反应速度,快速抓住机会,取得成果。
 
并将这一理论系统阐述为——班长战争。
 
“班长战争”的逻辑,也成了华为一线干部独特的管理方式,任正非的意志靠此得以传承。
 
今天的故事主人翁也是个班长,他刚上战场就被空降了这个官,班里的战士一个都还不认识。
 
他要完成作战任务,并带回全班人马。

“揭德群,现在,你是7班的班长了。”连指导员对我说。
 
当班长是我做梦都向往的。
 
当了班长当排长,当了排长当连长,一步步往上走,以后转业到地方,一个农村兵就可以吃上商品粮,有一份稳定又体面的工作。
 
可这时,我心里发怵,完成不了战斗任务,要受处分,甚至要被枪毙的。
 
我刚想开口拒绝,就被指导员给瞪回来了。
 
这一天,是1979年的2月20日,对越自卫反击战开战的第4天。
 
那7班原来的班长呢?


我是1976年入伍的,虽然学历不高,可我喜欢写写画画,采写的新闻报道接二连三地发表,是连队里的秀才。
 
军事训练也一点不含糊,在射击大比武中我拿过全营第一、全团第二的好成绩。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我写了请战血书申请参战,我是军人又是党员,这种时候怎么能退缩。
 
到了前线后,我所在的团负责攻打越南发隆,保障主力部队沿红河东岸向纵深推进。
 
发隆是越南的一个镇,东面和北面与云南省马关县接壤,国界线弯向中国,形成一个突出部。
 
越军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发隆地区防御工事坚固,易守难攻,越军曾扬言道,如果中国来一个师,三个月也别想打下来。
 
战斗打响,我营分别向各个高地发起正面攻击,越军抵抗顽强,双方反复缠斗,战斗陷入胶着,造成很大伤亡。
 
部队需要补充兵员,我就是其中之一。
 
没想到刚刚被补充到阵地上,一枪一弹未发,这就被任命为121团3营7连3排7班班长,我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
 
正犹豫间,指导员瞪着我,说,敢抗命,小心我毙了你,你这老部队的神枪手是不是徒有虚名?
 
没办法,军令如山,我只能硬着头皮赶鸭子上架了。

虽然是老兵,但走上战场的那一时刻,我还是被战争的残酷惊呆了,到处都是断壁残垣,硝烟在弥漫,混杂着特殊的血腥味。
 
在连指挥所,躺着一些还来不及转运到后方的伤亡人员,一个个浑身是血。
 
有一位伤员,脖子上中了一枪,一串串血泡从喉管处吹出来,有一位伤员腹部被弹片划开,肠子都流了出来。
 
几位已经牺牲的,脸色苍白,被裹在雨衣里面,软沓沓放在担架上。
 
我喉咙一紧,差点把早上吃下去的压缩饼干吐出来,连指导员指着其中一位说:“揭德群,你接替他的位置。”
 
我的前任原来是牺牲了。
 
他叫赵光田,是广西全州县人,比我还晚一年入伍。而此时,他静静地躺着,再也不会醒来了。
 
我眼眶一红,泪水差点流下来,朝那软塌塌的黑色雨衣敬了一个军礼。
 
除此以外,啥也做不了。
 
指导员接着动员我,不要害怕,有战争必然有牺牲,我们要把这笔血债记在越南鬼子的头上,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
 
我想也是,立即把7班所有兄弟叫在一起,让他们简单地作个自我介绍,天南地北都有。
 
没想到的是,23岁的我,竟然是7班年龄最大、军龄最长的大哥。
 
看着眼前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我暗暗发誓,一定要把他们都活着带回去。

刚走马上任,我就接到了任务,去打扫战场清剿残敌。
 
我把7班分成三个小组,呈三角形往前推进,正四处搜索时,远远地看见前方走来几个越南老百姓。
 
我稍稍放松了警惕,但随我班一起行动的排长提醒说,加强警戒,如果他们手上有武器,立即全部击毙。
 
我一看,不过是五个越南老百姓,至于这么紧张吗?
 
我看他们都空着两只手,马上报告排长,他们手上没有武器。
 
排长瞪了我一眼,手上没有武器不一定身上没有,我发现战场上的指挥员都喜欢瞪眼睛。
 
排长瞪完,让我去搜身。
 
只见五个越南人中有两个是妇女,也是二三十岁的样子,叫我一个连恋爱都没有谈过的人去搜身,我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不过排长命令我,我也可以命令手下嘛,转头就对副班长说,你,带两个兄弟去搜身。
 
还没反应过来,只见一个女的从腰中拔出一把手枪,“啪”一枪打在一位战友的脚上。
 
正在她调转枪口瞄向另一位战友的时候,我和排长眼疾手快,端起冲锋枪一阵扫射,五人全部被击毙。
 
经过检查,他们便装里面穿的是军装,身上藏有手枪、手雷和匕首等武器,是一股乔装打扮的散兵。
 
我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战场就是生死场,稍微放松警惕,丢命的可能就是自己,排长的警觉没有错。
 
第二天,我们继续进行战场打扫和残敌清剿,在一个像集体农庄的地方,排长命令大家就地休息补充能量。
 
吃过几块压缩饼干后,我背靠一堵断墙闭目养神。
 
正迷迷糊糊间,耳朵里钻进了空气被撕裂的哨叫声,接着,一发炮弹在百米之外“轰”地一声炸响。
 
在老部队时,我是炮兵连的,知道我们的休整地已经被越军锁定,这一炮是试射,等修正目标后,我们将在他们的炮火打击范围之内。

我跳起来冲排长喊道,快组织大家转移,排炮就要过来了。
 
排长瞪我一眼,说你懂个屁,接着睡觉。
 
我是既生气又无奈,昨天那么警觉的排长到哪里去了?
 
没过几分钟,四发炮弹落在了我们的不远处,排长这才害怕起来,一声令下,组织大家向外转移。
 
顿时,炮弹像雨点一样倾泻而下,爆炸声此起彼伏,扬起的硝烟和掀起的泥土遮天蔽日,转移的队伍一下子就乱了。
 
我拼命地向前奔跑,突然,脚下被一根电线一绊,人就摔倒在地上。
 
就在我倒地的同时,一发炮弹正好落在前方六七米的地方,弹片呼呼地从头顶飞过,掀起的泥土将我全身掩埋,眼前一片漆黑,气喘不过来。
 
挣扎着从泥土里钻出来,我先是扭了扭头,它好好的,又动了动胳膊大腿,也没有大碍,泥土沙沙地从身上往下掉。
 
我回头望了一眼那根电线,是它救了我一命,要不是它将我绊倒在地,这发炮弹就正好落在我头上,肯定粉身碎骨了。
 
越军的炮弹还在接连不断地往下砸,我继续往前跑,硝烟弥漫中,我在寻找安全的隐身之处。
 
也在寻找7班的战友。

奔跑中,只见前方有一条一米左右深的坑坎,是一个绝好的藏身之地,我一跃而下。
 
这时,我看到一位战友,身上扛着一支火箭筒,还携带着六枚火箭弹,正慌乱地四处奔跑,最后伏倒在灌木丛中。
 
这非常危险,四处乱飞的弹片很容易伤到他。
 
我把头探出坑坎,朝他使劲地招手,大声叫喊,让他快躲到我这边来。他也看到了我,几个翻身就跃进了坑坎。
 
我定眼一看,竟然是我的浙江常山老乡林国寿,这真是太凑巧了。
 
林国寿和我同一年参军,此前也同在南京军区守备团服役,想不到他也来参战了,而且同在一个连,两人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越方的炮火打击持续了十多分钟,我们排里一死一伤。
 
四周突然安静了下来,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战友们又集中在了一起,好在我7班的兄弟们都好好的。
 
不过,谁也不愿意多说一句话,心里仿佛憋着一股子气。
 
继续往前推进,到处都是敌人遗弃的掩体和工事,危险像空气一样围绕着我们。
 
偶尔听到零散的枪声和爆炸声,有战士被敌人的冷枪和埋设的地雷炸伤甚至牺牲。
 
为减少我方官兵伤亡,只要看到掩体、工事、房子,就用手榴弹和爆破筒先行进行摧毁。
 
我看到一座宽大的房子,担心里面埋伏有越方的散兵游勇,扔出两个手榴弹,墙体被炸开一个大洞。
 
我端着枪探头一看,里面堆满了一袋袋的东西,一摸,不像是大米面粉之类的粮食,像是农药化肥什么的。
 
我正要转身离开时,排长冲我说,你别跟秀才一样,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记住,千万别给敌人留一点后路。
 
排长让我带几个兄弟把这些东西搬到水塘边,用匕首划开全部倒入水里。
 
搜剿行动一直持续到天黑,一整天下来,除了吃几块压缩饼干,我们什么也没有吃上,个个都饥肠辘辘、筋疲力尽的,特别想吃一口热菜热饭。
 
但是,几天战斗下来,水源已经被污染,就近取水煮出的饭菜,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让人作呕,根本就下不了口。
 
阵地上除了一些被扔下的越军尸体外,还有许多被炸死的猪、牛、鸡、鸭等动物。
 
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干过的事情,就是煨叫花子鸡。
 
我抓来几只活鸡,毛也不褪,肚肠也不剖,用湿泥巴糊上后生起火来煨。等煨熟后,兄弟们吃得满口生香。
 
其他班排的战友也学我的办法,开始煨叫花子鸡,可能是没有掌握好火候吧,都煨得半生不熟的。我心里好生得意,这是我上前线后难得的快乐时刻。
 
部队就地宿营,条件艰苦,连帐蓬都没有。
 
夜里,下起了雨,人根本就无处躲藏。我紧紧地裹起雨衣,身子缩成一团,但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
 
我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口琴声,走过去一看,是7班战士杨再云在吹,镀铬的口琴散发出亮光。

小伙子皮肤很白,平常话不多,做起事来很认真。只知道他是家中的独子,贵州省江口县人,刚满19岁。
 
琴声稍显忧伤,我问:“想家了?”
 
他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我在他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
 
前几天的血腥味已经被尸体的腐臭味替代,深不见底的黑夜,让人感到无边无际的空洞,没有依附感。
 
我希望天亮快一点到来,即使再惨烈的战斗,也比黑夜更好捱。

接下来是连日高强度的穿插,大家都已经疲惫不堪。
 
到了宿营地,都希望能够好好地睡上一觉。3月2日凌晨,我躺在山沟里睡得正香时,排长一脚把我踢醒了。
 
我一激灵醒来,才知越军有个加强营正快速向我们的驻地集结,企图包围歼灭我连。团前指命令我们赶快以排为单位分头突围,冲出多少算多少。
 
情况紧急。
 
排长把三个班长召集起来研究突围方案,命令我7班为尖刀班,9班为预备班,8班殿后掩护。
 
容不得片刻迟滞,带足枪支弹药,我带着7班的兄弟们率先出发了。
 
往前推进到一公里左右时,走在最前面侦察的副班长回来报告,前面发现一个茅草棚,里面有越军。
 
我和排长跑步前去察看究竟,在距离茅草棚约五十米的地方,我从望远镜里发现茅草棚有一小门,门口靠着一名背着枪嘴里叼着烟的越南兵。
 
隐约还能听到里面有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趁着夜色,我又轻手轻脚地上前几十米,趴在坎上就近观察。
 
初步判断,里面大概有二十多人,很明显他们就是来包抄我们的越军。
 
这时,排长和副班长也向我靠拢,副班长架起机枪正要扣动板机,我连忙摇摇手掌示意他不可轻举妄动。
 
排长瞪着眼睛问我,难道有什么好办法?
 
我说茅草棚容易着火,用火焰喷射枪杀伤力更大。排长冲我伸出了大拇指。
 
两名携带火焰喷射枪的战友很快就来了,我掩护着他们迅速进入有效射程,一声令下,两条火龙朝茅草棚扑去。
 
瞬间,茅草棚噼里啪啦地燃起了熊熊大火,里面的越军瞬间乱成一团,纷纷从茅草棚往外逃窜,有的身上已经被烧着,像滚动着的火球。
 
暗夜中,我们的冲锋枪、轻重机枪、手榴弹、火箭筒同时开火,越军一个个倒下。
 
这时,只听排长大喊,有四个敌人向左逃跑了,我带上了两名兄弟就追了上去。
 
但对方极其狡猾,四个人分成两组分散逃跑,我决定仨人分头去追,我独自一组。
 
对方一边朝前奔跑,还一边转头朝后开枪,一排排子弹打在我的前后左右,激起阵阵土尘。
 
我枪法虽然很准,但在行进中射击,准确度大受影响。
 
我紧追几步进入有效射程,站定,凝神,瞄准,一扣板机,一个当即倒下,另一个身子一顿,又一拐一拐往前逃,我一个长点射,他也歪歪斜斜地躺下了。
 
我端着枪慢慢靠近,两个越南兵一个仰着,一个卧着,仰着的子弹是从后脑进去从脸部钻出来,一地的脑浆血水,早就断气。
 
卧着的子弹从后背进去从前胸钻出来,一气尚存,正挣扎着用双手抓地,我补了几枪。
 
这时,两位战士也来报喜,另外两个逃跑的也被击毙了,一个还是女兵。
 
我上前一看,躺着的一具越军尸体,脸色苍白,一头长发,但再一细看,有凸起的喉结,肩膀上还扛着军衔,竟然是个男的。
 
我们上战场前,可都是剃了光头的,怪不得大家会认错。
 
这一仗我们共击毙敌军二十二名,俘虏三名,而我们7班无一人伤亡。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部队突围出来后,又开始往大山里行军,细雨绵绵,山路又陡又滑,不时有战士摔倒。
 
路上,战士胡安华嘴里总是叽哩咕噜的,我瞪他一眼,吼道:“你嘴里嘀咕个啥?”
 
不知啥时,我也学会了瞪眼睛。
 
胡安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班长,我在唱老家的茶歌呢。”
 
茶歌?
 
胡安华是贵州省石阡县人,他说在贵州老家,大家干活累了时,就喜欢唱上几句,身上就有劲。
 
没日没夜的行军,每个人的眼皮似有千斤重,不断地往下压,恨不得折条细枝条把它撑起来。
 
我一听,赶紧让胡安华现场唱上几句,给大家解困。大家也开始起哄,胡安华清了清嗓子,小声唱了起来。
 
杨再云、傅忠伟也在轻声地应和,还真够好听的。
 
他们三个都是贵州人,都是1979年1月入伍的新兵蛋子。
 
看着一个个跟落汤鸡一样,还在苦中作乐的战友,我越来越喜欢7班的兄弟们,这些可爱的年轻人,我必须把他们都带回去。
 
这天雨夜,大家只在隐蔽地点休息了片刻,凌晨4点我就被排长踢醒,黑暗依然浓酽,让人透不过气来。
 
排长对当天的行动进行了部署——9班为尖刀班,8班为预备班,7班为后卫班。
 
对这安排,我很有意见,7班一直都是尖刀班,这次怎么成了后卫班?
 
排长瞪我一眼,说废话少说,服从安排。
 
连续翻过几座山岭,东方渐渐发亮,多日不见的太阳也露了脸,雨后的大地山峦显得分外秀丽。
 
要不是时而传来的零星枪声,谁会相信这是被称作绞肉机器的战地。
 
突然,9班的战士跑回来报告,前面发现情况。
 
排长带上我前去察看,一条小路的路边丢着一个竹篮筐,里面装盛着玉米饭,还有一块猪肉和青菜。
 
我伸手一摸还是热的,这肯定是敌人刚刚扔下的物资,做好警戒后,我用望远镜朝四面侦察,没发现什么动静,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敌人距离我们不远。
 
向前摸索了半个小时,又在路边发现一大筐医疗器材和药品,其中有几个两头翘起来的瓶子,我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副班长是上海人,见多识广,他笑着告诉我,这里面装的是葡萄糖水,可以喝的。
 
“先别喝。”我担心这是敌人故意丢下的,可能还下有毒药。
 
但此时,副班长已经拧开瓶盖灌下了几大口。突然,他眼白往上翻,痛苦地捂着肚子。
 
我被吓坏了,冲上去扶他时,他恢复了常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这家伙在玩我,我也被他逗得止不住笑起来。
 
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将几瓶葡萄糖水全部喝光,刹那间特别的满足。
 
连长急匆匆地赶来,表情十分严肃,刚才团前指来电,越军的包围圈在我们周围收缩,就部署在“罗水洞”一带,大家打起精神作好战斗准备。
 
连长用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画了一圈,说这就是“罗水洞”。
 
一看,离我们很近。
 

一场恶战即将来临,作为尖刀班的9班率先搜索前进。
 
我看到前方是一个开阔地带,开阔地带的尽头是一条山溪,山溪的后面是一处山岗,山岗上是密密麻麻的树木。
 
我心里一悸,这种地形是打伏击战的最佳选择,万一被越军利用,对我们极其不利,必须提高警惕。
 
我拿出望远镜察看,吓出了一身冷汗,对面山岗上的树林里有人在活动。
 
我立即把情况报告给连长,他铁青着脸下达命令,立即抢占制高点,随时准备战斗。
 
话声刚落,激烈的枪声就像炒豆子似地爆响起来。
 
尖刀班四名战士中弹倒地。
 
连长的牙齿咬得咯吱响,瞪着眼睛大吼:“揭德群,你7班顶替9班的尖刀班往前突击,各班、各排集中火力掩护。”
 
尖刀班又回到了我7班。
 
但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担任尖刀班的班长,生还几率很小。
 
正好看到老乡林国寿过来,我从口袋里掏出四十元递给他,这是我当兵三年的全部积蓄。

我今天要是“光荣”了,让他二十元替我交党费,二十元寄给我爸妈。
 
说完,我带着机枪手率先冲了出去,迅速抢占了一块大石头作为掩体,向越军猛烈扫射。
 
突然,机枪手焦急地叫道:“班长,我机枪子弹射不出去了。”
 
我扭头一看,机枪枪管打得通红通红的,一颗颗子弹冒着青烟“卟卟卟”地射在前面几米远的草丛里,垂头丧气的样子。
 
战斗激烈,我不能管他了,瞪着眼睛冲他喊:“用水浇枪管冷却,没有水就用自己的尿。”
 
幸好这时候,连里安排的增援来了,老乡林国寿也是增援战友之一,他是火箭筒手。
 
重机枪、火炮、火箭筒等重火力的支援下,敌方阵地上尘土飞扬,硝烟弥漫,山石一块块塌滚下来,碎石乱飞,树木一棵棵倒下,燃起了大火。
 
我看对面的一块石头后面还有情况,敌人一挺重机枪往外吐着火舌,赶紧拉过林国寿,准备用火箭筒将他们送上天。
 
第一炮,炮弹击中石头,被弹了回来,在半空中爆炸,第二炮,正好命中目标,重机枪就哑了。
 
越军的火力终于被压制下去了。
 
我重重地拍了一下林国寿:“你小子不错,记住我交待给你的事情。”
 
说罢,我带着7班的兄弟们向前扑去。很快,我就突进到了越军阵地前的山溪边了。
 
这条山溪,宽十多米,水深不到膝盖,原来清澈的水此时已被双方的枪弹打得泛起层层泥浆。
 
只要越过这条山溪,就能撕开敌人的防御,并将他们彻底摧毁。
 
这是非常危险的,但作为尖刀班,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要冲过去。

我第一个冲过了山溪,躲在一块鹅卵石后头向敌方射击,掩护其他兄弟们过溪。
 
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子弹铺天盖地地倾泻向毫无遮挡的山溪。子弹打在石头上,激起火花,子弹打在水里,掀起水柱。
 
在换弹夹的时候,我看到傅忠伟被子弹打中,软软地倒了下去,溪水迅速被染得血红。
 
傅忠伟虽然个子是班里最高大的,但人很忠厚,唯一的爱好是吹口哨。那时刚满19岁,是尖刀班年龄最小的。
 
有一天我正在吃一个桔子罐头,他馋得口水直流,我把罐头递给了他,说等打了胜仗,桔子罐头给他吃个饱。
 
他再也吃不上桔子罐头了。
 
就在我再一次扭头回看时,杨再云也中弹了,他被击中左脚,坐在山溪中间的一块石头上,一边查看伤口,一边大声地咒骂着敌人。

我焦急万分,回头瞪着眼睛冲他吼道:“你这个笨蛋,快移动,快寻找掩体。”

他这是要成为活靶子吗?
 
无数子弹又钻进了杨再云的身体,他慢慢地倒下了,而7班的其他兄弟终于顺利过了河。

敌军的枪弹声渐渐稀落了。我从大石头后头伸出头去察看,发现几名越军在仓皇逃窜。
 
在战场上伤心和愤怒毫无用处,只有消灭完敌人才能保护战友,我飞快追赶上去。
 
见后有追兵,越军像兔子一样逃得更快,一眨眼间,就窜出几十米。
 
你腿再长,也跑不过子弹吧?
 
我举枪锁定一个敌人,几个长点射,对方身体一歪,步子明显慢了下来,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又消失在我的视野当中。
 
我端着枪搜索过去,对这种受伤的敌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然会给我们制造很大的麻烦。
 
又向前走了十几步,我看到地上散落着一些枪支弹药,接着又发现有一滩血迹、几颗牙齿和几片碎肉。
 
我判断,受伤的敌人就在附近。
 
果然,在一棵树底下,只见一个身着T恤衫的男子背靠树干坐着,我举枪走上前去,大声地喊道:“诺松空叶(举起手来)、重待宽奴徒兵(缴枪不杀)。”
 
参战前,我学过几句简单的越语。
 
我喊完后,对方毫无反应,只能用枪托砸了一下,他这才困难地转过身子来。
 
我惊得差点跳起来,脑袋嗡嗡炸响,我看到的是一副魔鬼的面孔。
 
他鼻子以下的部位都不见了,胸前挂着一条长长的滴着血的肉条。好一阵子我才反应过来,上前抓住他胸口挂着的肉条,竟然是他的舌头。
 
一会儿连长等人赶到现场,让翻译兵去问话。翻译兵还算机灵,递笔纸给他,问一句,俘虏写一句。
 
我看了看纸上写的字不认识,翻译兵告诉我,俘虏是个上尉副连长,已经复员两年,今年又应征参加抗击中国军……
 
这个越军俘虏的面目十分恐怖,因失血过多,人很快就不行了。
 
我把现场的军医拉到一边,好奇问他俘虏的下巴怎么全没了呢?
 
军医解释说,对方在前面一边跑,一边回头射击,在他回头的时候,正好我的子弹射中他脸部,把牙床和下巴击碎,舌头喉管就挂下来了。
 
好险!
 
这一仗,我们胜利而告终,战地上响起了一阵欢呼声。
 
林国寿看到我还活着,跑过去要来拥抱我,我一把推开他,说:“那40元钱呢,快还给我。”
 
战火停下来才感觉到口渴,我拿起水壶拧开盖子,可一滴水也没有,倒是听到里面有叮叮当当金属的碰撞声。
 
仔细一看,是一颗子弹钻进了水壶,水壶救了我一命。
 
此时已是3月6日,根据上级部署,我们连开始后撤。就要回国了,大家心情都很激动。
 
我的心情却很复杂,因为7班少了两个兄弟。

回撤的路上,不时看见越军的尸体,有的已经严重腐烂,都是爬来爬去的蛆虫。
 
到达发隆后,部队进行了两天时间的休整,继续有序地往回撤退。离国境线越来越近了,祖国就在前方,大家的话也多了起来。
 
为了扩大战果,收缴更多枪支弹药,连长决定派7班去抓一个活口。
 
我和兄弟们潜伏在一个村庄边上,看到一位中年男子在种香蕉,我冲上去先是对他进行了搜身,收缴了一枚手雷。
 
一审问,他是越南民兵,能说几句简单的中文,他指着北面的一个山坳说那里有越军的一个弹药仓库。
 
我听后非常兴奋,马上将这一情况向连长汇报,连长摩拳擦掌,让我带人用火箭筒将这个弹药仓库摧毁了,爆炸声持续了很长时间。
 
胜利就在前方,我带着7班的兄弟们走在前面,胡安华又唱起了贵州茶歌,走在了最前头。
 
我和排长正说着话,“轰”地一声,胡安华踏到了越军埋下的一颗地雷。
 
我扑了过去,只见胡安华倒在血泊中,膝盖以下部位已经被炸飞,血喷泉似地往外冒。
 
我拿出急救包给他包扎,一个不够再拿一个,连扎了十一个也没能将血止住。
 
军医赶到了,他用绑腿布扎住胡安华的大腿根,才将血止住。而此时,胡安华已经面无血色。
 
被抬上担架时,胡安华看着我说:“班长,救救我……班长,我渴,喝水……”
 
军医朝我摇了摇头。
 
一个小时后,传来消息,胡安华牺牲了。
 
泪水糊住了我的双眼,突然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无力又无能。马上就要回国了,但愿不要再有牺牲。
 
7班剩下的兄弟们,可都得安安全全回去呀。

3月14日下午,连长、指导员把排长、班长和党员们召集到连部开会。
 
连部设在山坡斜面的一间简易草棚里,晴天还好,雨天外面下大雨,草棚里面下小雨,条件十分简陋。
 
连长刚接到团前指通知,在“老道寨”一带发现无线电信号发射非常频繁,还侦察到几股敌军在此集结。
 
老道寨是与我国边界相邻的一个村庄,却是越南驱赶华侨最早、最多、最凶的村庄之一,被越南当局授予“反华先进村”称号,几十名华侨伤亡。
 
更可气的是,对越自卫还击战开战后,老道寨成了为越军提供物资保障、人员撤退隐藏的重要基地。
 
这是一根毒刺。
 
上级命令我连对老道寨进行清剿,吃掉隐藏在村里的越军和“反华积极分子”,搜缴其武器弹药以及越方授予的奖牌、奖状等,为我方后续部队撤退扫除障碍。
 
这天,连长的表情十分严肃,他说这是一根硬骨头,死也要啃下来,今晚上11:30分行动。
 
天空上高高挂着弯弯的月亮,缓缓的风吹过脸颊,还能听到几声虫鸣,一切显得那么的宁静。谁会想到,一场激战近在眼前。
 
连长不时地看一眼手表,我的目光挨个地从7班兄弟们的脸上轻轻滑过,我希望多看他们一眼,再多看他们一眼,我最怕再也见不到他们。
 
11:30分,连长低吼一声:“出发。”
 
部队就像一条游蛇,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夜幕中,只有防刺胶鞋踏过泥土和落叶发出的瑟瑟声和枪械相互碰撞发出的冷硬声。
 
一小时后,我们完成对老道寨的包围,然后开始收拢网袋,战斗直至凌晨,才将敌人一网打尽。
 
我们顺利完成最后一项作战任务,这一战,7班没有伤亡。
 
大家清点完缴获的武器弹药、反华奖牌等,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连长指着不远的山梁说,这道山梁就是我们中国和越南的分界线,山的北面,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连长话声刚落,我和战友们像脱缰的野马似地冲过了山梁,投进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回了肚子,这里才是最安全最温暖的地方。

对祖国两个字的理解,只有从战场上归来的人才是最深刻的。战友们的话一下子多了,甚至朗声大笑起来。
 
太阳跃出了地平线,我看到山脚下的公路上,一辆辆坦克、装甲车、车辆和一队队从战场撤退下来的战士们凯旋而归。
 
看到我们,他们高高举起手频频向我们摇摆致意,我们也挥动手臂向他们回礼。
 
这时候,本该让傅忠伟吹口哨,杨再云吹口琴,胡安华大声唱贵州茶歌,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的,可他们永远地缺席了。
 
我没能完成自己的誓言,把7班的所有兄弟带回来。

回到国内,我在国境线一带防守,防止敌人的渗透、破坏和偷袭。
 
到8月上旬的一天,团里把我和连副指导员叫去,让我们俩去贵州,到胡安华的老家石阡县慰问他的家人,并送上烈士证书、三等功奖章和抚恤金。
 
坐了火车坐汽车,在当地人武部同志的陪同下,我走进了那个偏僻的小山村。
 
当时,胡安华的父母在家,见来了客人,还是儿子部队里的领导,两位老实巴交的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顿时堆满了笑意,激动得连手都不知道怎么放。
 
左邻右舍也纷纷上门看热闹,简陋的屋子里挤满了人。
 
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开口,虽然台词一路上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
 
最后,我还是把烈士证书、立功奖章和抚恤金递到两位老人手上,硬着头皮说:“胡安华在战场英勇杀敌,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已壮烈牺牲了……”
 
两位老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眼圈慢慢红起来,他们把我递过去的东西一扔,哭喊道:“首长,我不要这些东西,我只要我的儿子……”
 
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的疼痛,想起如果牺牲的是我,那我的父母该如何受得了这种打击。
 
我只好哭着,扶住两位老人,他们全身颤抖,像寒风中的枯树。
 
我退伍回到了老家后,通过考试,成了一名乡镇文化站干部。这些年,我从来不主动跟人说起这段经历。
 
有一度时间,我非常的痛苦,我既想他们,又怕想他们。我很内疚,因为我没有把7班的兄弟们都带回来。
 
但我真的非常想念他们啊。

201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40周年的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要去看望牺牲的兄弟们,在他们墓前点一支烟,祭一杯酒。
 
我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当我远远看到“马白烈士陵园”几个字的时候,我失声大哭起来。
 
战场上条件简陋,7班的兄弟们都没来得及有合影,更没有牺牲兄弟的单独照片。我只好掏出手机,把他们的墓碑拍摄下来,永久保存。
 
现在,当我想他们的时候,就拿出来墓碑的照片看一眼。人常说,年纪大了泪腺就会干枯,而我恰恰相反。
 
看一次,我流泪一次。


在部队中,形容班长是“兵头将尾”。
 
别看班长是个无品的官儿,其实管事不少,责任最大。
 
就像揭德群老班长一样,虽然只是个临时的官,却一生都在想着7班。

想着那冷雨夜的口琴声,和河中心倒下的年轻身影。

他想让大家都活着,但死去的人又何尝不一样呢?

他们的7班只存在了不到27天,却把命交给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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