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我要起诉日本政府“怀孕7个月时,我被日军捅了37刀”

作者:罗伯特刘
2021-12-16 18:59

国家公祭日那天,我发了保卫南京的最后一位将领的故事,不少读者留言说,要去复仇,杀光日本人。

我宁可相信,这都是气话。因为我们是人,有良知,有道德,绝不会像曾经的日军一样,做出兽行。

这也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的观点。

当年,她怀孕7个月时,被日军连捅37刀,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她曾经对日本只有仇恨,但是去了日本之后,她改变了想法。



经过三个小时的飞行,我和妈妈终于到达了东京成田机场。
 
这是1997年2月6日,我第一次来到日本。
 
对这个陌生的国家我有许多想象。不过,基本都是负面的。
 
妈妈从小就给我们讲她的故事。南京大屠杀期间,她从日本人的刀下死里逃生,自此留下了一生的伤痛。
 
她恨透了日本,我也跟着不喜欢这个国家。我和妈妈来到东京并不是旅游,而是来打官司。
 
状告的,是日本政府。
 
只是这趟旅程一开始就很不顺利——我们刚下飞机,就被卡在了海关。


面前的机场工作人员,嘴里说着我和妈妈都听不懂的日语。他们拿表给我们填,我们看不懂,急得一直打手势。
 
时间一点点过去,最后整架飞机的人都过关了,我们还困在原地,急得团团转,把身上所有的证明材料都拿了出来。
 
最后我总算想起来,跟妈妈说:“人家不是给你名片了吗?快拿给他们看。”
 
妈妈一听,赶紧掏出来。我把好几张名片递给他们,指着上面的名字,也不知道指的到底是谁。
 
他们开始一张名片一张名片地打电话。兴许是名片起了作用,我们终于顺利过了关。
 
却马上陷入另一个困境——我们找不到门了。
 
能看到的通道都是封闭的,我问妈妈:“怎么全是这样子,没有门我们怎么出去啊?”
 
妈妈虽然不是第一次来日本,但也不晓得。
 
过了会儿,她突然指着一块牌子说:“这上面不是有一个人吗?是一个走路的样子,是不是门啊?”
 
我往妈妈说的方向走,走到一半,玻璃“哗啦”一下子打开了,吓了我一跳。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自动门,我以前没见过。
 
接我们的人早就等在外面了,都是“中国人战争伤害索赔团支持委员会”的人。
 
他们手上正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妈妈的名字——李秀英。
 
“妈,你看!”我下意识地用手指了指,结果机场的灯突然变得亮堂了起来。
 
身边的旅客全都自觉地让出了前面的路,我们如同电影明星般地往前走去。
 
接待的人问我们,吃过饭没有。还没等我回答,妈妈就说:“吃过了,吃过了。”
 
我在心里嘀咕:吃过什么啊,就是飞机上那点可怜巴巴的飞机餐。但妈妈私下提醒过我,人家都过饭点了,不要跟别人讲我们没吃过。
 
他们这下高兴了,说要是你们都吃过的话,我们就马上开会。
 
我们坐上了去市区的小汽车,路上一共四个小时。车里只有妈妈、我、委员会的律师团,以及翻译。
 
这时候,妈妈向律师团提出了一个令她不解的问题:“你们都是日本人,为什么要帮我一个中国穷老太,我没有钱给你们的。”
 
这一次我们来日本,路费、生活费、诉讼费,所有的开支都是免费,全部由这些日本人来承担。
 
我和妈妈第一次知道他们,是在1995年。

那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工人日报》的记者,说有一群日本律师想帮妈妈。
 
这群日本律师正在帮侵华战争的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
 
妈妈一开始是不愿意加入的。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就发表过《中日联合声明》,说“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妈妈虽然很不理解,但还是愿意相信国家。
 
可这记者说,政府代表的是国家损失不赔偿,不代表受害者个人的损失不赔偿。
 
妈妈一听,有道理。
 
在记者几次三番的说服之下,妈妈终于同意,加入起诉日本政府的队伍,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记者很快帮我们联系到了北京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
 
没过多久,就有人到家里告诉我们,日本律师团的人已经到了南京,住在古南都酒店,叫我们第二天早上过去。
 
妈妈第二天过去一瞧,那有六七个人,他们扛着摄像机,要采访妈妈,收集证据。
 
视频采访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拍到晚上,整整拍了两天。妈妈视频委托他们,帮助她起诉日本政府。
 
但那个时候,其实她还没有想清楚,这群日本人,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来帮助自己的。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妈妈,她又问:“你们律师就是靠嘴巴赚钱的,凭什么帮我,有什么目的?”
 
律师团的人都笑了。
 
妈妈又严肃地说:“你不讲,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也没有一句话回答你。你不要问我任何话,我不会回答你。”
 
最后,一个姓中野的律师说,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李妈妈,你讲对了,我们律师就是靠嘴巴赚钱的,但是我们赚别人的钱,不赚你的钱。我们到中国,不是专门为你,是顺便帮你,所以你的费用不用担心。
 
为什么我们要帮你呢?因为你李秀英做的事情,在中国来讲是了不起的。你能够活下来,更了不起。你的证据,从法律的角度上讲,是不可逆的,是推翻不了的。
 
我们钱很多,就是没有名,东京最大的法庭,我们平常来不了,但现在我们带你打官司,就能上东京最大的103法庭。我们这样的小律师,仗着你李秀英的名字,就能上。
  
中野律师最后说,但是官司可能打很长时间,你能不能拿到钱,能拿到多少钱,我们都不知道。
 
妈妈听了之后,就说不管你们赔多少钱,哪怕赔我一分钱,你们就是输了,对不对?我是要你们赔礼道歉,向全世界赔礼,向中国赔礼。
 
“只要你们道歉,可以不要你们钱。”作为受害者的妈妈,以为这场官司赢定了。

开庭那天是2月12日。
 
我和妈妈,还有律师们,从下午1点开始,在东京地方法院外面排队登记,等待入场。

离开庭还有15分钟时,我发觉身旁的日本律师们神情很不安。翻译一个劲地说:“李妈妈,里面穿制服的不是日本兵哦。”
 
原来,律师们知道我妈妈恨日本军人,害怕她看见里面穿制服的法警会感到不适,跟他们发生冲突。
 
妈妈却说:“我懂,他们是警察,我怎么不懂?当兵的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帽子上面带耳朵的,脚上穿大皮鞋,挎大刺刀的。”
 
这下才让律师们放心。
 
时间到了,原告、被告、法官、律师,还有听众们,大家各走各的门,陆续入场。等到大家坐下来的时候,整个103法庭里挤满了人。
 
大法官的个子矮矮小小的,坐在大大的椅子上,显得更加小。他坐在审判席的正中央,旁边还有两个法官。
 
在他们的右边是我们控方的律师团,左边则是日本政府辩护方的律师,每边各六个人。
 
被告的律师们都凶巴巴地铁着脸,像是鬼子进村。他们一个个都穿着大皮鞋,跨啦跨啦地响,还夹着本子,很严肃,瞧上去洋洋得意,对人不客气。
 
开庭前,法庭的彩色大屏幕中,播放着有关妈妈伤害案的影视图像。
 
第一份视频,是美国牧师马吉拍摄的,他是当时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主席。60年前,妈妈在鼓楼医院医治刀伤时他就在现场,拍下了这段珍贵的影像。
 
片中的鼓楼医院里,躺满了受伤的人。镜头扫过其他病人,最后来到一个女人的身上,说,这就是我的妈妈李秀英。

妈妈的遭遇,已经在开庭前的一场国际记者招待会上讲过。
 
出国前,南京外事办的科长曾找我和妈妈谈过话,说我们这次来日本属于私人探访,面对记者说话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跟妈妈约好了,接受采访时一定要能互相望见,以免她一激动说错话。我选择了一个可以和妈妈对望的位置坐下。
 
如果我觉得她说得对,我就冲她点头,如果不小心说错了,我就把眉头一皱,跟她摇头。
 
每到这时,妈妈就会休息一下,喝一口水,或者去上厕所。她一去卫生间,我就跟着她,告诉她讲到什么地方可以停了。

各国的记者们都随着妈妈的讲述,回到了60年前的那个冬天。
 
1937年12月19日,是个无比寒冷的冬天,距离13日南京沦陷,已经6天了。
 
妈妈当年才18岁,怀着七个月的身孕,躲在国际安全区的五台山小学地下室里。
 
那是个美国人的小学,我外公觉得,那里相比安全区里的其他地方要更稳妥些。
 
可那天上午9点多钟,妈妈才刚吃过稀饭,一车日本兵直接冲了进来。
 
地下室分内外两间,男人全部住在外面,女人在里头。早在前一天,日本人就来过,抓走了外间住着的所有年轻男人,只剩下了四五个老头子。
 
这一次来,他们端着枪就冲进了女人所在的房间。
 
为了保护年轻妇女,老太太坐在前面,小孩子夹在中间,稍微年轻一点的全部坐在后头。可日本人专拣年轻的姑娘往外拖,很快就轮到了妈妈。

妈妈心想,拖走年轻姑娘一定不干好事,宁死也不能受日本人的侮辱,于是心一横,挣脱开了日本兵的手就往墙上狠狠撞去。
 
她当场昏死在了墙角,右额头上肿起了紫黑色的大包。
 
日本人吓坏了,以为她死了,很快把目标转移到了别人身上,生拉硬拽了其他的几个女人,便离开了。
 
我外公是警察,当时正在难民区维持秩序。他跑回地下室,看到妈妈晕在地上,喊啊、叫啊,总算把她叫醒了。妈妈一摸自己的头,短发、额头上全是血。
 
等到傍晚,天色暗了下来,妈妈和难友们远远地就听到有人的脚步声靠近。
 
又有三个日本兵来了。
 
他们用刺刀赶走了外间还剩下的男人们,就大摇大摆地进到了里屋要抓人。
 
其中两个把老人和孩子全部赶到一边,抓到两个女人就往前屋里拖,丝毫不管她们的大喊大叫。
 
还有一个日本人,腰上挂着军刀,在屋子里来回溜达,四处打量。他一看到躺在床上的妈妈,就朝她走来,嘴里喊着“姑娘、姑娘”,一边叫还一边动手来解她旗袍上的扣子。
 
妈妈正躺着,心里气极了。日本人一靠过来,她就伸手去抓他裤裆里的东西,但没抓着。
 
他弯下腰,妈妈猛地就从床上跳了起来,一个鱼跃,迅速抓住了他腰上的刀柄,夺过了军刀。
 
我妈妈是山东人,13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家里的父亲、叔伯、兄弟,不是警察就是军人,这令她从小就十分男性化。她还跟我外公学过拳术,脾气坏、力气大、体质也好。
 
她虽然从来没见过拿着军刀的军人,心里害怕极了,但她暗暗告诫自己,日本兵也是人,也是父母生出来的,没什么可怕的。
 
于是她拿着军刀就从床上滚了下来。
 
她想起外公说过的诀窍,要占墙角才没有后顾之忧,于是赶忙靠在了墙角上,决心豁出去了,拿刀使劲朝日本兵捅去。
 
日本兵吓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女人也会反击,急忙抓住她的手腕。
 
妈妈急中生智,用头狠狠撞他,拼命咬住了他的手,日本兵顿时痛得啊啊大叫。
 
另外两个日本兵听到叫喊声,急忙放下手里的女人,端着刺刀跑了进来,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妈妈的右手还高举着军刀,被日本兵摁住手腕,左手则紧紧攥住日本兵的衣服不放,两个人正在搏斗。
 
尽管这名日本兵全副武装,而妈妈还怀着孕,穿着行动不便的棉旗袍,但她个子高大,仍旧占了上风。
 
赶来的两个日本兵见到这场景,拔出刺刀,冲上来就往妈妈的身上刺去。
 
因为顾及自己的同伴,这两个日本人一直刺不中她。妈妈的对手长得又矮又小,她完全把他当作盾牌,以抵挡攻击。
 
于是他们把目标转移到了妈妈的头部,对着她的脸一通乱砍。
 
很快,她的脸上、耳朵、鼻子、眼睛、嘴上还有大腿上瞬间就被刺了许多刀,牙齿也全部都被打掉了。
 
妈妈顿时痛到没有知觉,仿佛他们刺在木头上一样,她根本记不清自己到底挨了多少刀。
 
鲜血从各个伤口处喷涌了出来,血流如注,浑身是血的她看上去不像是个人。
 
妈妈的嘴里涌上来了许多血,她愤怒地把那流到嘴里的满口鲜血,一口一口地全部喷在了日本兵的脸上。
 
地下室里,墙上、床上、地板上,全部都是血,妈妈却一点也不害怕,只想着跟他们拼命,把他们全都杀掉。
 
突然,她的腹部传来了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日本兵的最后一刀,刺入了她正怀着身孕的肚子里,刺透了她的棉袄和卫生裤。
 
她眼前一黑,再一次昏死了过去。

法庭的彩色大屏幕中,继续播放着妈妈相关的影视图像。
 
只见妈妈躺在病床上,头发乱糟糟地竖起来。她脸颊臃肿,头大如斗,瞧着不像个活人,身上到处是伤口,浑身裹着治疗的纱布。

第二和第三份,是两份文字材料,分别是当年为妈妈医治过伤口的美国医生威尔逊日记,和德国国社党党员、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日记中,有关妈妈伤势的部分。
 
视频里,一边是60年前妈妈伤疤的原始照片,一边是现在妈妈伤疤的照片。一条刀疤对一条刀疤,一张一张地放着。
 
法庭十分安静,只听到一阵阵的抽泣,不少人用手帕擦着泪水。
 
突然,旁听席上有人叫喊,发出了抗议。叫喊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抗议三位法官不认真观看与案件有关的重要录像。
 
法官连忙站起来解释:“这部影片我们已经看了许多遍。我们都知道,你们放心。”
 
人群这才安静下来。
 
妈妈镇定地站在原告席上,望了望旁听席上的日本民众。
 
如果人们仔细看她的脸,就能够看到那些骇人的白色刀疤,隐藏在她深深的皱纹里。
 
一个甲子过去,这些伤痕却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小时候,我会因为好奇,摸摸妈妈脸上的刀伤。她告诉我,“是日本人刺的”。
 
但我当年太小了,对她的讲述没有什么感觉,只觉得这些疤痕软软的,很好玩。记忆里,妈妈穿着短裤给我们洗澡时,我们还会趁机摸摸妈妈腿上的疤。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软软的伤疤,是因为妈妈受伤之后没有缝针,表皮一直没长好导致的。
 
当初,那三个日本兵刺伤了妈妈之后便离开了。
 
外公跟我们说,他看到鬼子走的时候是三个血人,身上脸上全是血,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等他回到地下室再看到妈妈的时候,她正躺在地上,已经感受不到呼吸了。
 
后来他们分析,日本人是有政策的,干完坏事一定要把人杀掉,不留证据。妈妈之所以能活下来,应该是他们没想到她挨了那么多刀还没死。
 
外公当时也以为妈妈死了,只得请人挖了个坑,打算将她埋起来。他们又弄了个门板,把妈妈抬出了地下室。
 
那几天南京正在下雪,冻得人直哆嗦。没想到妈妈到了外面,冷风一吹,有人看到,她被割裂的破嘴正“噗噗”地往外冒泡泡。
 
他们赶紧告诉外公,李秀英还没有死,不能埋!

外公赶紧把她送到了鼓楼医院。
 
那天值班的护士和我妈妈是邻居,还是在培育小学读书时的同学。她瞧见我妈妈,却没认出来,只看到担架上的人身上全是血,昏迷着不能讲话。
 
她问我外公:“李伯伯,这是谁呀?”
 
外公当时就哭了,说:“这是秀英。”
 
护士惊讶极了:“秀英怎么搞成这样子了?”
 
“日本人戳的。”外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
 
她呜咽道:“快,我去叫医生。”

因为怀着孕,妈妈被送到了妇科病房。她当时浑身是血,脸肿得很大,旗袍被日军的刺刀戳了许多洞,米色卫生裤上的血粘得根本就脱不下来,最后干脆是用剪刀剪开的。
 
美国医生威尔逊为妈妈处理了伤口。当时他只有24岁,也觉得我妈妈救不活了,便出于同情仔细地为妈妈缝合了脸上的刀伤。
 
后来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勇敢的女人。
 
因为小腹上刀伤太深,已经刺入了子宫,在妈妈腹腔中孕育了近七个月的胎儿停止了呼吸。当天夜里,她在昏迷中流产了。
 
威尔逊医生跟外公说,妈妈肚子上的那一刀是关键。如果不发炎,她可能还有得活,如果发炎可能就没命了。
 
美国牧师马吉听说了妈妈的故事,便拿着摄像机来医院里看她,拍下了一段珍贵的影片——也就是后来在东京上诉时,现场播放的那段。
 
这之后,妈妈昏迷了整整7天。当她醒来时,整个医院都为之震动,没人能想到她挨了37刀还能活过来。
 
那个护士钦佩地跟她说:“秀英,你胆子真大,要是我,我得吓得呆了、瘫了,你还能跟他搏斗,你真勇敢。”
 
妈妈只说:“我不屈服他。”
 
她还问起了自己的孩子,护士告诉她,那是个男孩。
 
她住院住了整整两个月,直到除夕前夜才出院。
 
因为南京的家已经被日本兵放火烧了,马吉牧师开车把妈妈送到了珞珈路25号丹麦人住的大铁门内,那里是收容难民的地方。
 
在这个东京地方法院最大的法庭里,除了我们和翻译之外,几乎全是外国人,但是妈妈并不害怕。
 
她依然是那个勇敢的中国女孩。


宣布法庭纪律后,妈妈宣誓:“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中野律师开始就事实经过向妈妈连连提问,妈妈说一句,旁边的翻译就译一句。
 
讲着讲着,旁听席上传来了呜呜的哭声,不少在场的日本年轻人都开始抹眼泪。哭声越来越高,妈妈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原本一脸严肃,忙着记录的被告方律师团,在听到妈妈的讲述之后都停止了记录。他们一个个低着头坐在那边,最后把本子盖了起来。
 
妈妈说完,法官询问控辩双方的律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提问,有没有什么需要反驳的。
 
被告方的律师团说,没有了,对案情事实没有异议。
 
他们最后一句话都没有说,站了起来,朝妈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就退场了。
 
法官又问妈妈:“您需要什么样的赔偿?”
 
妈妈反问,我失去了一个儿子,要不然我儿子今年就60岁了,你们说怎么赔偿?
 
法官又问:“那您要赔偿多少钱?”
 
妈妈还是反问,一个儿子值多少钱?你们当年就应该赔偿的,到现在,加上利息是多少?我就要你们赔我的一个儿子,你们要赔我。
 
最后,法官还询问了妈妈许多日常的问题,生活怎么样,经济来源靠什么?
 
法官还好心地叮嘱妈妈:“要打赢这桩官司需要很长时间,请您保重身体,祝您看到这一天!”
 
妈妈向他道谢。
 
我们的律师们都异常兴奋,说:“这里每一次开庭,法官从来没有与原告谈及案子以外的问题,今天是一个例外!”
 
庭审结束,我们刚走出103法庭,就听见大老远有两个日本人又喊又哭。
 
只见两个块头很大,20岁左右的日本年轻人跪在地上,哭着爬向了妈妈。
 
其中一个,一边跪着一边嘴里还叽里咕噜地说话。翻译说,他讲的是:“我们的前辈犯了这么重的罪,过去我不知道,我代表前辈向你谢罪。”
 
妈妈很感动,赶紧上前把他们搀扶了起来。
 
那些天,我和妈妈走在路上,经常被人认出来。打招呼的人特别多,他们都会边向我妈鞠躬边说着什么。翻译告诉我们,他们都在讲“对不起”。
 
但妈妈在日本并不喜欢出门。

有中国留学生跑来看她,说要带她出去玩。妈妈不肯,说:“我们中国比这里好,我不要出去看。”
 
我们家从来不买日货,所以到了日本以后,我妈妈也什么都不买。要她出去上街,看看有什么需要的,妈妈都说不去,“有需要的,我家门口都能买到。”
 
有一次,律师团的人非要我和我妈妈一起去浅草寺,说那里是跟南京夫子庙一样著名的景点,可以去看看。跟我们同行的,是一个女翻译和她的女儿。
 
他们给了我们2万日元,说不买东西不要紧,可以路上买点吃的。妈妈不肯要,我就替她收着了。
 
我觉得只是到处玩一玩,没什么关系,妈妈却严肃地说:“你要买东西,离我远一点,你自己买。”
 
等到了下午快吃晚饭的点,我问她:“你肚子饿了,买点东西吃下不行吗?”
 
妈妈却突然开始骂我:“你眼睛长得直直的吗?”
 
我问:“怎么了?”
 
“你看看,离我们三公尺远的地方,有什么人?”
 
我赶紧扭头一瞧,这才发现有扛摄像机的人老远跟着我们,应该是东京电视台的。
 
妈妈说,我跟别人讲了,我是一个不买日本货的中国老太,我到日本来了,我能买东西吗,就是饿死了也不会买。
 
那些记者发现妈妈看见他们了,索性朝我们走来,跟我们说:“不要紧,李妈妈你买东西我们不会拍的。”
 
妈妈却说,我要买什么东西啊,你们要有钱,就把钱给我,我拿着钱回中国买我们自己的东西。
 
那几个记者就不说话了。
 
等到了浅草寺门口,电视台的记者又问妈妈,这个寺里面有许多穿和服的老人,他们都是当时去中国打仗的兵,您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妈妈就说,他们现在穿的是和服,我就拿他当日本的老百姓看。如果他们换上军装,再把靴子、帽子戴起来,扛着刀,我就不知道我是怎样想的了。
 
看完浅草寺,他们又带我和妈妈一起去看东京都厅。那是一栋政府大楼,有五十几层。
 
记者不无炫耀地跟妈妈说,你看我们房子那么高。
 
妈妈却说:“这个东西是劳动人民盖的房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说着她又提到了抗日战争,说,你们好好地过日子,能盖房子,不都好吗?为什么要跑去打中国呢?
 
后来,那记者再说,妈妈就回他你们打中国打错了。你们要打我们,你打得过吗?你打不过。
 
我们中国人,死了都要咬你一口。


在日本接受采访时,总是会有记者问我妈妈,为什么当初丈夫丢下她自己逃难去了?
 
妈妈都会很激动地耐心解释,说不是这样。
 
我的爸爸陆浩然是天津人,跟妈妈经人介绍认识,1937年3月才刚刚结婚。
 
他在国民党118师做电报员,妈妈本来随着他一起住在上海的川沙县里。
 
可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局势突然变得危急起来。许多日本飞机会停在川沙县的江边,白天前往上海去轰炸,晚上就再飞回来。
 
而在返回的途中,这些飞机会把没扔完的炸弹到处瞎丢,随时有炸到平民房顶的可能。
 
这样的情况令我的父母焦虑不已,但因为爸爸需要跟随部队,不能随便离开上海,不得已,就叫舅舅带着怀孕的妈妈,一起逃到南京投奔我外公。
 
过了不久,他又随部队来到了南京,找到了妈妈,本来是想带着全家人一起走的。
 
但那时候妈妈的肚子已经很大了,他们逃难需要坐船,妈妈会很不安全,部队里也不会同意路上带一个孕妇。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商量着,要爸爸带我舅舅先走,外公和妈妈留在南京,等局势安全一些再团聚。
 
妈妈受伤后,过了好几个月,爸爸终于收到外公朋友的信,这才知道了妈妈跟日本兵殊死搏斗被刺伤的事。
 
他立马向部队打了报告,请上面给他派了个去上海的公差,打算冒险前往南京寻找妈妈。
 
因为敌占区通行不便,爸爸只带了一把雨伞就出发了。
 
他从武汉绕道广州,又从广州到香港九龙,再从九龙乘船到上海,一路靠着打零工来维持生活。
 
等到他终于到南京的时候,已经是1938年8月了。
 
他在城西北的广丰厂粮食仓库里找到了我外公,在金陵大学的学生宿舍里见到了妈妈,那是马吉牧师带着她几经辗转才找到的新的藏身之处。
 
他们相见的时候,爸爸已经认不得妈妈了。
 
妈妈的脸颊浮肿,肉被豁开,眼皮翻起,嘴巴也被割成了好几瓣,被剃光的头上刚刚长出了短短的猪鬃般的新发,长得活像一只大狗熊。
 
他心疼极了,抱着妈妈痛哭,安慰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马吉把妈妈交到爸爸手里,对他交代了三件事:
 
第一,你的太太是好样的,你不可以嫌弃她;
 
第二,你要好好照顾她,南京大屠杀是个大事件,将来李秀英会是个很好的历史见证人;
 
第三,日本人也许会回来杀人灭口,你们要当心。
 
爸爸把这些话牢牢记在了心里。

妈妈在战争中毁了容,爸爸从没嫌弃过她,反而更心疼她。
 
他总是跟我们念叨,说我妈这辈子吃了太多苦。
 
因为妈妈的后遗症,她没办法出去工作,家里几乎全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过活。我们家一共有九个兄弟姐妹,五男四女,还带着姨妈、舅舅还有外公一起生活。
 
为此,爸爸打了两份工,一个人养活了家里十几口人,却从来都不抱怨。
 
他性格也特别老实,脾气很温和,和妈妈很少吵架,一直都很支持妈妈。
 
他还很乐意帮助人,如果有人有困难找他借钱,不管最后会不会还,爸爸都会借,有时候就算家里第二天都没钱买米了他也会借给别人,大家都说他是“冤大头”。
 
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里,我爸爸安慰我们,如果被人欺负了,心里要明白,是别人在欺负我,但我能忍下来。
 
我小时候比较活泼,三妹出生后不久,别人家没有小孩的跟我爸爸说,你看你生了一个老三,又是个女儿,生三个女儿了,把老二给我们喽?
 
爸爸说:“不要说三个女儿,生四个女儿我都不嫌多,男娃女娃都能当兵,我要生一个排的人,将来当兵。”
 
我们家的生活很清贫,经常揭不起锅,可以说是穷得一塌糊涂。
 
有时实在没办法了,买不起米的时候,我就会帮妈妈把家里的床单、被窝洗干净,和她一起拿去当铺,换几毛钱去买。好在那时候米便宜,一斤才几分钱。
 
因为人多,家里房子却小,所以屋里除了一张桌子之外,就全都是床。我们姐妹四个,加上姨娘,五个人睡一张床。
 
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勤俭节约过日子,每次烧柴做饭前,她都会检查一下豆秆上有没有剩余的豆子可以吃。
 
像芹菜的老根子,一般人会扔了,但是妈妈就会留下来把它剁剁碎,再做别的菜。她几乎不吃鸡蛋和肉,会省下给我们吃,而自己总是在锅里“刮东西吃”。
 
每年春天,大家都要把冬天穿的棉衣拿出来缝缝补补,还要到外面做鞋子。我们家这些事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做的,妈妈一天到晚做工。
 
我在家里排行老二,因为妈妈不能干体力活,所以我10岁就在家里干家务了。妈妈后来生弟弟妹妹的时候,我也会帮她坐月子,帮着她和爸爸照顾弟弟妹妹。
 
16岁的时候,我去工厂里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1987年,爸爸去世之前,把妈妈托付给了我。他省吃俭用给妈妈留了500块钱。当时的500块钱,相当于10个月的工资。
 
妈妈一辈子都很要强,只有在提到爸爸的时候,她才会有一丝黯然与自责。
 
她一直认为是自己的身体拖累了他。


那些被日本人刺伤的刀口,给妈妈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
 
她经常头晕目眩,脑子里像有一个知了,一天到晚嗡嗡叫。被日军刺伤的左眼也会止不住地流眼泪,每次洗脸都痛苦不已。
 
天气预报,我妈妈是最准的。她的身体仿佛一个气象台,每当天气恶劣或生病时,腿就会钻心地疼痛。
 
因为嘴边被戳了好多刀,她的牙齿也全部变得松动,不能嚼东西,只能安装了假牙。
 
嘴不成形,吃东西很困难,吃饭、喝水,都会从鼻孔中流走,饭粒经常从鼻腔里喷出,鼻涕也会不断从鼻子旁边的豁口中流出来。

打小我的记忆里,妈妈几乎不出门,哪怕是走到巷口买些油盐酱醋这样的小事,也会交给我或者大姐。
 
那时候,妈妈的脸像个大盘子,很肿很大。因为脸上明显的刀伤,所以她从来不照镜子,又因为腿上的刀疤,所以也从来不穿裙子。
 
她不出门,怕被人认为是个疯女人。其实在家她性格开朗,喜欢读书看报。
 
除了这个原因,妈妈也担心当时抗战还没有胜利,万一自己出门有什么意外,就不能亲口说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了。
 
她一辈子都记得马吉跟她说的话,老跟我们讲,“历史留了我这样一个活口”。
 
妈妈后来还患上了严重的贫血,手指关节都不能伸、不能弯。
 
除了生理上的疾病,妈妈的精神也一直备受煎熬。
 
晚上,她总是不睡觉,一个人坐着想问题,一根香烟接一根香烟地抽。所以我会特意在她抽烟的时间之前,催她去睡觉,帮她把被窝盖起来。
 
睡着的时候,她经常做噩梦,梦见日本军队进入了南京城。她总在深夜喊着“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每到这时,我都会被她吵醒,然后赶紧把她叫起来:“妈,你做噩梦啦,哪里还有鬼子啊!”
 
等妈妈惊恐地睁开眼,再看看四周,才发现是虚惊一场,最后她自己也笑了。
 
她的床头总是放着一把手电筒。如果枕头边没有手电筒,她就会在可以够到的墙角放一根棍子。
 
那都是她防身用的武器,如果有人来侵犯,她可以用手电筒照他的眼睛,还可以当作榔头来防身。
 
她还把自己的指甲留得又长又尖,像是獠牙一样,因为她觉得指甲也是一种武器,可以用来抓人。

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给妈妈洗澡时,被她尖尖的指甲划疼、划伤。

虽然不能出去工作,但是妈妈会在家纳鞋底贴补家用,常常会叫上我们几个子女一起帮忙。
 
平日里,妈妈只要感受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一点点的报酬,就会很开心。
 
有一回,南京市长请妈妈到东南大学去做报告,大概两个半小时。回来的时候,她带回来了两盒饼干,说是市长送的。
 
我们家的小孩从来没有吃过饼干,这两盒饼干,绝对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妈妈高兴坏了,没舍得吃,带回来分给了我们兄弟姐妹。
 
她也经常给我们讲故事,讲的最多的,就是不能做亡国奴,“亡国奴就像鸡笼里面的鸡一样,被人随意欺负。”
 
她告诫我们:“你们要能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是最好的,如果不能精忠报国,我希望你们能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不要贪。”

妈妈从五十年代初,就开始做南京大屠杀的报告。
 
1951年,我上小学的时候,妈妈带着我一起去铁道医学院(现中大医院)作报告。
  
那是妈妈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述南京大屠杀,也是我第一次听她作报告。因为我们家的生活很清苦,她连当时作报告时穿的衣服都是跟邻居们借的。
 
那天,妈妈在台上没有讲几句就哭了起来,一直哭到了大会结束,台下的听众也是哭成一片。
 
我仿佛是第一次认识妈妈。
 
回来我跟我妈说:“你不要我们哭,结果你自己哭了。”
 
妈妈却说:“你们不晓得那个场景,你们不晓得难过。”
 
这之后,妈妈开始不间断地在各种机构和工厂作报告,逐渐成为了一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重要代表。
 
她一开始还是会哭,后来慢慢的,就不哭了。
 
她还去过特种部队、空军部队里演讲,看见年轻的军人们,就跟他们说:“你们要保卫国家啊,祖国有多少祖先,他们就这样死了,死得多么惨啊。”
 
1985年,江东门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立。妈妈觉得,他们这些幸存者终于有一个小小的家了。
 
在江东门纪念馆,妈妈接待了许多国内外的参观者。
 
有一回,日中学院“日中不再战”访华团的一百多个日本人来到了南京。听妈妈说完自己的故事之后,许多人都哭了。
 
其中一个长发女青年问妈妈:“你们恨日本人吗?”
 
“恨,当然恨!血海深仇,能忘记吗?我流多少血,血的教训,能忘记吗?”妈妈斩钉截铁地回答。
 
实际上,妈妈对于日本情感的转变,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我们母女赴日之前,母亲已经受邀跟着江东门纪念馆的馆长一起,到日本作了一次演讲。
 
那时候,她是带着满满的仇恨去的,想要去看一看自己痛恨的国家究竟长什么样子。没想到这次日本之行,彻底改变了她的想法。
 
她去了广岛,见到了真实世界里的日本老百姓,这才发现,日本和中国的普通民众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
 
中国的老百姓饱受战争之苦的时候,日本的老百姓其实也不好过。他们家里的重劳动力,全被政府强制征兵,此后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也要受外国人的气。
 
见到我妈妈后,许多日本人都跟她说,我们得到报应了,要是不欺负中国,年轻人就会呆在家里,把我们保护起来,不受外国人的气。
 
自那之后妈妈就知道了,和平不是一个国家的事,而是世界的事。
 
国与国之间就像邻居一样的,要互相帮助,要和平,不能打仗。

1937年南京大屠杀之后,妈妈的故事就传到了国外,所以在她还没去日本的时候,日本人都传说,有一个中国妇女不得了,红眼睛,红头发,有很大的块头,三个当兵的人都打不赢她,凶得不得了。
 
可等他们真的见到了我妈妈,却都说,我妈妈很慈祥,一点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
 
妈妈还在北海道给许多小学生做过演讲。

两年后,等到妈妈带着我,再次来到日本时,那些孩子的小学老师专程从北海道赶到名古屋,带来了他的学生们写给妈妈的信。
 
翻译流着眼泪给我们读了孩子们写的信:“英雄的中国奶奶,欢迎您又到日本来。您的反抗救了两个中国妇女,维护了中国妇女的尊严。祝您身体健康!”


这次日本之旅,我们一共去了14天。
 
期间,妈妈参加了和平组织的宣讲大会。会场瞧上去不怎么大,但到后来,人越来越多。
 
本来只给妈妈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演讲,但她激动得不得了,到了点,工作人员叫她下来她也当没有看到,继续在台上讲。
 
最后她讲:历史不能忘记,过去的事情不承认是不行的,世界要和平,老百姓要安宁。
 
台下一片哭声。
 
讲完之后,她去上厕所,我赶紧跟上去,问她,人家都叫你下来了,你干嘛不下。
 
妈妈说:“我来了就是要讲话的,我要讲话我不讲?”
 
大会开得特别成功,影响很大,组织的人高兴极了。妈妈演讲刚结束,就有一位日本老太太走近她说:“我站在您一边。”
 
接着,又有一个白发老人被两个小伙子架着上来了。
 
那是一个日本老兵,他一看到我妈妈,就“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他说:“我有罪,我报应了,我已经得到报应了。”

老兵说,他还没有到80岁,就不能走路了。他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到中国去干过坏事。虽然我妈妈的坏事不是他干的,但是他要代表那些干坏事的人向我妈妈赔罪。
 
他现在日子过得很贫苦,但是他自己亲手做了糕点,送一盒子来,表示他赔罪的心意。
 
说完,他递上用精美包装包着的盒子,开始朝我妈妈磕头,磕得“咚咚”直响。
 
妈妈把老兵搀扶了起来,跟他说,知道错了,知错就改就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希望他以后能多为争取和平做努力,就当是赎罪了。
 
这之后,妈妈还去了日本的各个地方演讲。大阪、横浜、静冈、名古屋……
 
有当地的民间团体跟我们提出,愿意付一笔费用,让妈妈安度晚年,但她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我妈说,我有国家,有九个儿女,有人管我的生活,不要你们来养我。但是该赔偿我的,一分钱也不能少。
 
对方非常吃惊,但还是尊重了妈妈的决定。
 
我们回国后不久,没想到一个叫松村俊夫的日本人,出版了一本叫《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的书。
 
他不仅全面否定了“南京大屠杀”,也否定幸存者的证言,说母亲是“假证人”,是被人们利用扮演着那样的角色而已。
 
妈妈气坏了,认为这是对她的人身伤害和名誉侵权。
 
在日本律师的帮助下,我们又一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把松村俊夫,和这本书的发行人相泽宏明、出版商展耘社都告上了法庭。
 
可妈妈也知道,对方的出格言论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因。



妈妈接受过很多采访,有些人在记录她口述时出现了纰漏,前后对不上,还有些夸大的成分。
 
比如,有人说她在搏斗的时候,和四五个日本人扭打在一起,在地上滚来滚去。
 
就连江东门纪念馆在收录妈妈的经历、证词的时候,都出现了明显的错误。
 
妈妈曾经专门去纪念馆里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改正,工作人员却告诉她,这些资料已经收入了档案,没办法改了。
 
这些错误被松村俊夫这样不怀好意的人挑了出来,成了攻击我们的武器。
 
1999年9月16日,我们起诉松村俊夫的案子在东京地方法院正式立了案。
 
6天之后,我们收到了妈妈“伤害赔偿案”的一审判决结果——我们败诉了。
 
败诉的原因,他们认定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已经说明了“战争伤害不赔偿”的问题。
 
值得庆祝的是,虽然败诉,法院在判决书里,有史以来第一次,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
 
判决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报纸都以“法院承认历史事件”为题报道了这件事。
 
这是历史性的进展。
 
2004年12月4日,妈妈在南京因病离开了人世,享年85岁。
 
仅仅一个月后,东京地方法院就宣布了我们起诉名誉侵权案的终审结果——我们胜诉了。
 
我心里觉得可惜极了,常常想,要是妈妈知道官司打赢了就好了,那样她死也瞑目了。她是带着终身遗憾走的。
  
我一直保留着妈妈生前最喜欢的衣服,那是一件两面都可以穿的外套,黑白粗呢格子。当初虽只花了不到100块钱,却让妈妈欢喜了好几年。
 
她最后一次穿是她临终前摔伤住到医院,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洗过这件衣服,妈妈用过的手帕也收在外套的口袋里。
 
我一直觉得,那上面还能闻到我妈妈的味道,每次我闻一闻,就觉得她好像还没有离开。

妈妈希望我能把她的故事继续讲下去,我也经常会拿起笔写一写。只是我的文化程度不高,故事都在脑袋里,要拿稿子却不一定拿得出来。
 
她还一直叮嘱我们兄弟姐妹,不准家里的任何人拿她的故事出去赚钱。
 
她在国内做了那么多的报告,从来没要过报酬。她说,“是三十几万同胞,换来的我的幸存”。
 
她讲自己的故事,也是为了那三十万同胞的历史。所以我出去讲妈妈的故事,也一直谨记着这条原则。
 
2015年,我跟着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的吴馆长再次去往日本,我是穿着妈妈的衣服去的,他们见了我都说,我太像妈妈了。
 
他们佩服妈妈,知道我是李秀英的女儿后,对我也非常尊重。
 
而我会在每次演讲的时候,把妈妈的巨幅照片放在旁边,仿佛她仍在我身边。
 
就像那年,我们一起来到日本的时候一样。
 
她站在台上,讲述着自己曾经最痛苦的经历,而我则在台下注视着她,向着她点头。 


这几天,我的脑海里全是李秀英奶奶站在法庭的样子。

头昂得高高的,目光清冷,扫过面无表情的法官、凶巴巴的被告律师,及旁听席上神情复杂的日本民众。

那一刻,高下已分。

而胜败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稍微了解日本的读者都知道,事实对日本人来说是不重要的,面子才最重要。

如果被迫面对一个无法面对的事实,他们就选择视而不见,以维护他们“皇帝新衣”般的自尊。

日本在决定投降时,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销毁一切可能被指责的战争罪证,首当其冲就是他们口中的“南京事件”。

这也为日军否定南京大屠杀埋下隐患。

好在有李秀英奶奶这样的人,她勇敢活下来,并勇敢站在法庭上,对全世界人民,露出自己最深、最痛的伤疤。

她那藏在皱纹里的伤疤,就是日军的罪证,它们能开口说话。

秀英奶奶打动我的不仅是她的勇敢和坚强,还有她的乐观及宽容,她有小爱,更有大义。

她是九个孩子的母亲,更是千万中国人的母亲。

我们敬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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