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朋友送我一本毛主席的书后,我家深夜被特务包围

作者:罗伯特刘
2021-12-30 07:15

刚刚看了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今年的主题是——抉择。
 
里面有几句话特别打动我,无论大小,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主动求变,都是期待一场苦尽甘来。
 
何处是生门,何方是出路?谁能争得先机,谁能笑到最后?
 
落子无悔,抉择本身就是向前。
 
今天的故事主人公是位远征军老兵,来自湖南湘潭,他从15岁开始做抉择,有些是主动的,有些是被动的。
 
不管主动或是被动,他都没有被大流左右,因良好的家风,他遵从了自己的良知,在一条特殊之路上,成了最幸运的那一个。



1949年农历八月十四日,中秋节前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晚。
 
一辆大帐篷卡车停在监狱门外,从车上下来十多名武装宪兵,他们带着一大捆绳索,朝牢房走来。
 
牢房门被打开了,宪兵一个个点名字,点到一个,就五花大绑押出牢房,周围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宪兵,气氛十分恐怖。
 
正在焦急万分时,“贺明俊!”一声呵斥,我也被点到了。
 
两个宪兵过来将我捆住,一路押出监狱,朝一辆大卡车拖去。卡车很高,车门下放置着一条高板凳,我们一个个踩着高板凳,被推搡进了卡车车厢。
 
宪兵警告我们说:如果逃跑,当即枪毙。


我想自己今天死定了,很可能被拉去枪毙。
 
这几天,衡阳监狱里的重刑犯,已经被一个个拉出去枪毙了,我肯定也逃脱不了。
 
此时的长沙已经宣告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对白崇禧集团穷追不舍。
 
白崇禧见势不利,将其指挥下的部队主力重点部署在湘南衡宝公路两侧,以及粤汉铁路衡山至郴州一线,想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进。
 
衡宝战役一触即发,衡阳局势已经很紧张了。
 
衡阳是湖南省第二大城市,是全国著名的工业城市,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发生著名的衡阳保卫战。
 
死就死吧,反正每天见得多了,天天都有被拉出去枪毙的人,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什么是生离死别了。
 
但是心里还是念叨着我的父母和哥嫂,遗憾自己死前没法见上他们一面,心里悲伤,只能暗自流泪。
 
我家在湘潭县南谷乡,有六兄妹,我排行老四。父亲是小手工业者,他走街串巷磨剪刀,手艺特别好,非常受人欢迎。

父亲曾举着双手,对我们说:“我的每根指头要养活一口人。”
 
这话一点都不假,一大家子全是靠父亲一个人的手艺养活。虽然生活贫苦,但是父母很重视对我们的培育,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供我们读书。
 
我们兄妹学习都很努力,我的大姐毕业于湘潭女子中学,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大姐夫陈国宪,后来远嫁四川。

我只见过大姐夫三次,但给我记忆特别深,大姐夫儒雅随和,英武果敢,他与林彪是同学,都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
 
抗战时期,大姐夫任国军旅长,参加过淞沪会战,在中条山战役中牺牲,死的非常惨烈,后来进了国军英烈馆。

大姐夫牺牲后,随军的大姐强忍悲痛,在陕西宝鸡一所小学教书,靠微薄薪水养育两个女儿。
 
虽然大姐夫是国军将领,但他的弟弟陈伯钧却是中共党员,后来还成了新中国的开国上将。
 
兄弟俩虽然就职于不同的阵营,国难当头,都积极投身于抗战,他们不平凡的经历深深影响着我。
 
也让我走上一条特殊之路。

运载我们的大卡车一路颠簸,我们的双手都被捆绑着,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卡车一直把我们送到了衡阳火车站,只见火车站人声鼎沸,拥挤不堪,外逃的人都在这里等着上车。
 
我这才知道自己不是赶赴刑场,心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知道这下不会被枪毙了。
  
我们从卡车上被扔下后,押进了火车车厢,火车离开衡阳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到了广西桂林。
 
宪兵将我们押到广西第一监狱,解开绳索,套上脚镣和手铐,投进牢房。
 
监狱分为“改”、“过”、“自”、“新”四个监房,每间监房五个监室,每个监室关押着12名犯人,共用一个马桶,每天臭气熏天。
 
我被关在“新”字号监室。每天下午三点钟到四点钟为放风时间,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自由活动,聊天等。
 
监狱四周高高的围墙上布满了电网,瞭望塔的探照灯晚上射出雪白的亮光,令人感到惊悚恐怖。
 
一个星期后,我们才被解开手铐,重重的脚镣还是得戴着。
 
我想念家乡,想念哥嫂弟妹。

在桂林关押了几个月,我成天期待有一天能释放出去。这种期盼让人更加焦虑,家里人的可能都不知道我在这里,要救我根本不可能。
 
我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有一天,我在监狱牢房的墙壁上悄悄写下——“老八,快来救我们。”
 
这里的老八,是指共产党的八路军,现在只有他们能救我了。
 
我被抓之前,曾在湘潭电机厂工作。当时电机厂在三个地下党员的领导下成立工会,他们见我有文化,参加工人运动很积极,于是我被推为电机厂工会主席。
 
我和工友们成为了地下党的外围力量,我们成立了一支二十多人组成的工人纠察队,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作斗争。
 
晚上,我们乔装打扮,不穿工装穿便装,轮班在工厂车间悄悄站岗、巡逻,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工厂设备,销毁工厂财产。
 
白天我们贴革命标语,护厂、护产、改善职工生活,组织工友罢工闹工潮,用尽一切办法拒绝迁往台湾。
 
1949年夏季,国民党特务嗅到我们纠察队巡逻的讯息,准备派国民党宪兵大肆抓捕工人运积极分子进行镇压。
 
地下党领导得知消息后,悄悄通知我,说长沙警备司令部要来工厂抓带头闹事的人,让我赶快离厂躲避,待好转时再回厂。
 
于是,我和我的几位工友以被遣散的名义,领取了五十五块银元的遣散费离开了工厂。
 
我带着银元去了祁阳县的洪桥镇,那时父亲已经带着全家人在这里租房居住做生意,收购盐、大米、黄花菜、湘莲运往广州卖,赚了的钱都交给大嫂管理。
 
回到洪桥后,我主要和大哥学做生意,闲暇之余读读书,虽然读些闲散之类的书,但足以打发郁闷的时光。
 
有一次外出做生意,在火车上,我认识了一个叫陆正清的四川人,原来他也是租住洪桥的房子做生意。他见我喜欢看书,有时也借一些书给我看。
 
有一天,他很神秘地对我说,他在火车上捡到两本书,这两本书很有意思的,让我拿回家去看。
 
他又特别叮咛道:“不过,看完后立即烧掉。”

我非常好奇,这是两本什么书?
 
陆正清把我带到他的住处,在一个隐秘的角落拿出这两本书交到我手上。
 
我一看,一本是毛主席《告全国人民书》,一本是《任弼时1949在北京的讲话》。这是两本活页文选,未开拆,全新的。
 
此书绝不是捡到的,一定是有意给我的。
 
我小心谨慎地带回家,身旁无人时,再拿出来看。我看完后很激动,因为书里面讲的那些道理令我振奋。
 
我把书交给父亲看,我的父亲曾经是一位老地下党员,他一定对这两本书感兴趣。
 
父亲是最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曾接受地下党交给的任务,割断敌人的电线杆子,以切断敌人的通讯来打击反动武装势力。
 
后来,白色恐怖时期,大革命失败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父亲被迫离开了党组织。
 
我从小就很崇拜我的父亲,无论是他挑着磨剪刀担子走街串巷的身影,还是他干活儿时那份认真执着的神情,在我眼里都是最帅最棒的,因为我觉得他干的都是大事情。

父亲接过书,悄声问我书的来历,我告诉了父亲,他的神情很兴奋,休息时就到房间里读这两本书。
 
不久后一个宁静的夜晚,忙完了一天的家人正睡得沉沉的,忽然,“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我和家人。
 
急冲冲的进来几个穿便衣的人,父亲问:“你们是什么人?什么事情?”
 
对方回答:“我们是查户口的。”
 
原来是驻洪桥的交警四总队(武装特务组织)深夜入户搜查。他们闯入父亲的房间,在父亲的枕头下搜出了这两本书,特务兴奋得叫起来了:“原来你们是共产党!”
 
随即将我和父亲捆了起来。
 
特务又闯入我嫂子的房间,将我们家辛辛苦苦挣来的钞票、银元、金器全部搜走了,这天幸好我哥哥去广州不在家,幸免被抓。
 
我当时的第一想法,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千万不能被特务带走。我反复说明,书是我的,与父亲无关,你们要抓就抓我一个吧,不要抓我父亲。
 
周围的邻居也帮助母亲苦苦哀求,这才未带走我父亲。
 
临离开家时,大嫂从柜子里拿出一床上好的毛毯,对我说:“明俊啊,天气慢慢变凉了,把这床毛毯带上,冷时能够挡挡风寒哪!”
 
特务把我五花大绑,押到了华中长官司令部连夜审讯。

审判官审问我,问我这两本书的来历。我怕连累陆正清,就谎称说我是做盐生意的,这是我在衡阳市买废报纸夹带回来的。
 
法官又问,这是在衡阳什么地方买的?
 
我随口说,在衡阳的一个地摊上买来的。
 
“是真的吗?”
 
“是真的。不信,你们去调查嘛!”
 
他们不信,让两个特务穿着便衣带着手枪、手铐押着我去衡阳市满大街地找这个地摊子。
 
我心想坚决不能供出陆正清,只要我咬死是在地摊上买的书,特务也拿我没辙。我带着敌人在街上转悠了找了两个小时无结果,他们只好带我回总队。
 
过了几天,司令部一名姓沈的官员再次审问我,审问得很详细,我按照上次的说法回复。
 
法官厉声说我撒谎!
 
他们在衡阳市查遍了所有街道,根本没有卖废报纸的人,哪有这个卖旧报纸的地摊子?
  
我还是一口咬定,的确是在地摊上买的,地摊子上也不可能天天都有废报纸吧。
 
敌人审来审去毫无结果,过了两天,他们无奈,只好把我作为嫌疑犯关进了衡阳市警备司令部监狱。
 
当时,心里想的就是不能出卖地下党组织,不能出卖同志。 
 
虽然法庭没有判我的罪,但这种事,要说多大都可以,反正要让我掉脑袋也没问题。
 
我在桂林监狱待了几个月后,桂林即将解放,监狱将重犯全部枪毙了,不够枪毙的嫌疑犯只要交了两块银元做保释金,也可以无罪释放。
 
我被宣布为嫌疑犯,只要交保释金即可释放。可是,我身无分文,又无法和家人联系,上哪儿去弄两块银元交保释金啊!
 
我天天盼望着解放军来解救我们。
 
有一天放风时,狱友老方悄悄地对我说:“小贺,你交保释金就能出去,出去后请帮我做件重要的事。”
 
老方湖南常德人,他约摸四十来岁,文质彬彬的。我们在放风聊天时认识的,他问我是哪里人,怎么被关进监狱的,我一五一十都告诉了他。
 
他见我也有点文化,与我聊得来,两人交谈甚欢。
 
“什么事?你说吧。”虽然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出得去。
 
老方说,如果我出去,请我帮他送封信到一个地方。这份信我不能拆开,更不能弄丢了。
 
老方还说,事情如果办好了,他一定会报答我,如果办不到也不会怪我。他是相信我,才会请我帮忙做这件事。
 
但是……
 
老方停顿了一下,非常严肃地看着我,“千万不能让信落入别人手里,如果你背叛了我,以后我们也会设法找你算账。”
 
不用猜,老方一定是共产党组织的人,不然怎么会这么神秘呢?不然为什么不交保释金出去呢?

为共产党做事,我心里升腾起一股劲儿,觉得自己身负重任。
 
我当即表态说:“老方,请你放心,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坚决做到。”
 
他瞅了一眼周围,四下无人,他随即交给我一封信,让我出狱后去桂林北郊一个吊脚楼找一个女的,把信交给这个人就行。
 
他面色严肃,一再交待我不许拆开这封信,不许背叛他,一定要把这封信亲自送到收信人手上。
 
我郑重地点点头,请他放心。
 
老方交给我四块银元,两块做保释金,两块给我做出狱后的生活费。
 
看管监狱的牢卒见我交了保释金要出狱了,想敲我的竹杠有意为难我,拖延时间不找人给我解开脚镣。
 
当时我脚上的脚镣是没有锁孔,完全是被铆死的,只有用锤子砸才能砸开。
 
戴着沉重的脚镣无论如何是不便行走的,我只好把大嫂给我那床从家里带来的高级毛毯卖给牢卒,换了两块银元请人来砸开我的脚镣,我这才迈出了牢房。
 
走出牢房,天空蔚蓝,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我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好好洗个澡,我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有洗澡了。
 
我找到一家澡堂子,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洗完一身干干净净,心里也滋润润的,这才赶去完成老方交给的重要任务了。
  
我按照老方说的地址,在桂林南郊东转西转,找了两个小时,总算找到了老方要找的人。
 
在一个吊脚楼,见到了一位五十开外的妇人,她用警惕的眼神望着我,问我是谁,一听说我是老方派来的人,她脸上露出笑容,连忙迎我进屋。
 
我当面把老方的信交给了她,她打开信,看着看着,眼里湿润了,眼睛红红的,她失声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
 
她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也跟着哭了。想起老方,看着眼前的大姐,心里一下激起对共产党人的敬仰之情。
 
此时,我更坚定的认为,老方一定是共产党员,他一定是知道自己走不出监狱了,所以才让我把这个情报向他的上级报告。
 
过了一阵子,这位大姐心情平静了一些,说非常感谢我,还夸我是个善良的小伙子。
 
大姐给我泡了茶喝,但没坐多久,我们就握手告别。她叮嘱我,路上有狗腿子,要多加小心。
 
终于完成了老方交给我的任务,心中的重担一下获释了。
 
回到桂林市后,我四处打听有没有招收打零工的地方,我想赚点回湖南老家的路费钱。
 
有一天,我正在漫无边际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一家电影院门口,正在我好奇看电影海报的时候,电影散场了,看完电影的人陆续走了出来,忽然听到有人喊我一声:贺明俊!
 
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是谁呢?

我扭头一看,原来是我读湘潭电机厂技校时的同学张承觉。
 
看到他,我几乎惊呆了!只见他穿着一身美式空军服,挎着一支手枪,很神气。
 
他看到我,也很诧异,问我怎么也在这里?
 
我说一言难尽,简单的和他说了一下我的处境。
 
他说他从技校毕业后,加入国军,现在是一名中尉飞行员。解放军就要打过来了,他下午马上要随飞行大队飞往台湾了。
 
他又仔细问我技校毕业后的经历,又问我是怎么到的桂林。
 
桂林当时还没有解放,是国民党统治的地盘,四处都是便衣特务。

我当时也不知这位老同学的真实来头,为了保护老方和他的地下党组织,我隐瞒了自己在桂林监狱和后面发生的事情。
 
我对老同学说,我是退役后为了找工作,一路流浪,到了桂林。
 
他竟然一点也没怀疑,不仅相信我说的这一切,热情邀我同他一起去台湾。
 
他说既然你现在工作无着落,你又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就凭你这一点,你到了台湾,一定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跟我们一起去台湾吧!” 老同学热情邀请。
 
说起去台湾,我之前有比这更好的机会。
 
我是1941年考入了湘潭电机厂技校,那时我才15岁,和张承觉一样,成为了电机厂技校第一届学员。
 
毕业后,我分配到云南昆明电机总厂技术室当了一名车工。离开家乡快两年,我特别想念家人,就请假回湖南老家探亲。
 
可刚回故乡不久,日寇入侵,湘潭沦陷,我们全家逃到了乡下奶奶家南谷乡。

我一边往老家赶路,一边气得哭了起来,我恨死日本鬼子了。身为热血青年,满腔怒火却报国无门。
 
到老家后,我每天义愤填膺,坐卧不安,四处打听有没有打日本鬼子的队伍,恨不得马上加入抗日武装力量打击日寇。
 
奶奶见我这样,有天对我说,听说南谷成立了一支抗日自卫队,专门打日本鬼子的,问要不要她带我去看看?
 
奶奶的话刚一说完,我高兴得蹦了起来:“太好了,奶奶,您带我去吧!”
 
奶奶看我像一下活过来了,连声说“好,好,好。”
 
她迈着三寸金莲,亲自带我找到抗日自卫队大队长张迪光的面前,说张队长,我孙子每天都念叨着要打日本鬼子,今天总算找到你们了,我把孙子交给你们,你们带他去杀日本鬼子吧!
 
张队长摸摸我的头,仔细打量了我一下,说不错不错,是个机灵的小鬼。有问我熟悉这一带的路吗?
 
奶奶抢着我前面,说他咋不熟悉?我这孙子从小就灵泛得很呢!拾柴禾,捡煤渣,这十里八村的,他哪里没去过?
 
张队长一听可高兴了,说他们正缺少通信员,让我去给他们当通信员。我高兴得不知说啥好,两脚一并,“腾”地立正:“是!保证完成任务!”
 
不久部队来了一个人,他是附近一支名叫“抗日正义军”分队派来的通信员,来请张队长火速派一名熟悉地址的人员,送份紧急情报。
 
大队长当即派我去送情报,目的地是宁乡灰汤抗日正义军的总部。
 
那位正义军的通信员很严肃地交待我两条,第一,文件不许拆看,送到后必须索取总部收条;二、如果失误,军法从事!
 
我血往上涌,心中腾起一股力量:“请您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我一边往老家赶路,一边气得哭了起来,我恨死日本鬼子了。身为热血青年,满腔怒火却报国无门。
 
到老家后,我每天义愤填膺,坐卧不安,四处打听有没有打日本鬼子的队伍,恨不得马上加入抗日武装力量打击日寇。
 
奶奶见我这样,有天对我说,听说南谷成立了一支抗日自卫队,专门打日本鬼子的,问要不要她带我去看看?
 
奶奶的话刚一说完,我高兴得蹦了起来:“太好了,奶奶,您带我去吧!”
 
奶奶看我像一下活过来了,连声说“好,好,好。”
 
她迈着三寸金莲,亲自带我找到抗日自卫队大队长张迪光的面前,说张队长,我孙子每天都念叨着要打日本鬼子,今天总算找到你们了,我把孙子交给你们,你们带他去杀日本鬼子吧!
 
张队长摸摸我的头,仔细打量了我一下,说不错不错,是个机灵的小鬼。有问我熟悉这一带的路吗?
 
奶奶抢着我前面,说他咋不熟悉?我这孙子从小就灵泛得很呢!拾柴禾,捡煤渣,这十里八村的,他哪里没去过?
 
张队长一听可高兴了,说他们正缺少通信员,让我去给他们当通信员。我高兴得不知说啥好,两脚一并,“腾”地立正:“是!保证完成任务!”
 
不久部队来了一个人,他是附近一支名叫“抗日正义军”分队派来的通信员,来请张队长火速派一名熟悉地址的人员,送份紧急情报。
 
大队长当即派我去送情报,目的地是宁乡灰汤抗日正义军的总部。
 
那位正义军的通信员很严肃地交待我两条,第一,文件不许拆看,送到后必须索取总部收条;二、如果失误,军法从事!
 
我血往上涌,心中腾起一股力量:“请您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1944年3月,我听说中国青年远征军在长沙招兵,立即步行到长沙参加考试。
 
天保佑!面试,笔试,体检都合格,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青年远征军战士,分在205师615团3营9连。

入伍后的第三天,我们就启程到贵州修文县马关镇营地,接受军事训练。
 
我们上午进行军事理论学习,下午军事实践训练,受训科目繁多,练习打各种武器,卡宾枪,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等,都是我们训练的内容。
 
每天都是大汗淋漓,虽然辛苦,可没有士兵临阵脱逃,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国门。艰苦训练了六、七个月,我的训练成绩门门是优。
 
这一年的冬天,我的母亲在家乡病逝。接到信后的大姐,兵荒马乱,无力拨冗返乡凭吊,伤心欲绝的她面对湖南的方向,烧纸钱祭奠母亲,跪拜三天后一病不起,很快也病逝了。
 
短短的时间内失去两位亲人,我的心悲痛不已,更想上战场杀敌,赶走这些可恶的日本人,早日回家和亲人团聚。
 
有一天,团里接到命令,与驻扎在贵阳的部队换防。我们到达贵阳后得知,这是准备开拔去缅甸对日作战。
 
蒋介石还专程到贵阳视察我团,我们在城郊大校场迎接蒋介石。他给我们训话,至今我还记得他当年训话的情景,话语犹在耳边响起。
 
他殷切地对我们说,你们即将开赴缅甸,奔赴前线与日寇作战。这是你们报效祖国的时候了,希望你们不怕牺牲,保卫祖国,消灭日寇。
 
全团庄严肃穆,跟着团领导高喊:“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接着唱起军歌“烽火满天,血腥遍野,中华民族遭受着空前的浩劫,我们是远征军……”
 
每个人都群情激愤,热血沸腾,恨不能立刻上战场杀鬼子。
 
我们也全部换成美式服装,武器也全部换上了全新的美式武器,随时待命。
 
大家都穿上统一的内衣,内衣上印有几师几团几营几连及士兵姓名的番号,万一阵亡牺牲了,通过番号可以知道是哪个部队的了。
 
可还没等到出发的这一天,1945年8月15日,一声电令:日寇宣布投降,205师奉命全部复员。
 
我心里一阵遗憾,训练了这么久终究还是没有上正式的战场。但更多的是激动,日本侵略者终于被赶出了中国。
 
上级给每位军人颁发《中国青年远征军、陆军少尉军官适用证书》以及《中国青年远征军205师通讯录》一本。
 
此时,宪兵司令部专程来到我们团,准备挑选二十五名优秀战士去台湾担任宪兵军官。我有点文化,成绩一直优秀,我被推选来。
 
长官对我说,你们是最幸运的了,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光荣的机会。
 
可我心里却想,台湾那么远,我如果去了何日能回乡?回不来家中的亲人怎么办?
 
我几乎没有半点犹豫,就婉言拒绝了上级的好意,长官也没有勉强我,随我意愿。
 
不久,我就复员到后勤部贵阳汽车修造总厂,考上了八级车工。后来,几经辗转回到湘潭电机厂工作,才有了被抓的遭遇。
 
现在,老同学张承觉又邀请我去台湾,我还是婉言拒绝了,我考虑的还是家里亲人,他们不知道我的下落,肯定担心死我了。
 
我想家人,我一定要回家。

老同学见我态度坚决,说那也好,我们在桂林街头,就此紧紧地握手告别。
 
不久,解放军进城了,我随解放军走路一起到了柳州,找到了另外一个老同学陈乃华的家,在他家住了半个月,时局稳定了,火车也通了,我才回到湘潭。
 
此时已经是1949年底,我回到家中时,亲人们都惊呆了,不敢相信我还活着。
 
我被从监狱拉走后的第二天,因为是中秋节,我大嫂做了几个好菜,带着弟弟妹妹到衡阳警备司令部监狱来看我。
 
只见牢房空无一人,他们都以为我被枪毙了。回家当着天朝南跪拜,烧着纸钱祭奠我,一家人伤心不已,哭作一团。
 
看着从天而降,“死而复生”的我,说起中秋节祭拜我时的情景,又嚎啕大哭一场。
 
因为有技术,我不久就返回了衡阳电机厂工作,两年后被调湘潭电机厂技工学校任教,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为湘潭电机厂培养了数千名技术工人。

风风雨雨半个世纪,多少英雄熬过了残酷的战争,都没能躲过那一次次的暴风雨。而历次运动中,我几乎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和伤害。
 
我大哥贺明启毕业于黄埔军校,曾任国民党的排级干部,解放后他领头组建了湘潭市建设委员会,积极投身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经常被羞辱批斗。
 
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是国民党的一个排长”,游街示众,身体、心灵都受到极大伤害。
 
我在“四清”运动时,学校进驻了工宣队,他们看过我的档案,得知我参加过国民革命中国远征军,把我的名字列入“地富反坏右四类分子”名单,准备把我流放新疆,进行强制劳动改造。
 
当名单送呈厂领导审阅时,厂长看到我的名字大发雷霆,把桌子一拍:“简直是胡闹!怎么会有贺明俊的名字?如果贺明俊去流放新疆,那我们当领导的个个都得去新疆!”
 
在厂领导的重点保护下,我免受了流放之苦。
 
在批“白专”路线时,我被造反派批为“只专不红”的人,他们用白粉笔在我的工具柜上写着“贺明俊——白专道路走资派”,几次想把我作为典型拉出去游街批斗。
 
但我的学生不仅悄悄回避这样的事情,甚至从中斡旋,尽力保护我,不让我受到任何冲击和羞辱。
 
回望一生,我常常感叹,自己是多么幸运的人。
 
退休后,我一直过着清闲又平静的生活,很少说起曾经的往事。直到2015年9月,我获得了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七十年前的腥风血雨奔至心底,那是时代赋予我的青春记忆。


贺老的幸运不全是偶然。

不管是因为父亲的教育,还是大姐夫兄弟的影响,面对复杂的党派之争,贺明俊内心不知有过怎样复杂的心情。

但国难当头,他积极投身国军抗战队伍,传递情报;危难关头,他也没有出卖地下党朋友,以求自保脱身。

当年送他书、为此入狱的陆正清同志,解放后就分在洪桥区政府工作,贺老也从来没有去联系过对方。

他所做的一切选择,在当下也许并不能看出全部的意义,半个世纪后,才发现每一次抉择都事关大是大非。

在历史的风云巨变中,每一个人既被抉择,又在抉择。

抉择虽难分福祸,但求无愧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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