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英奶奶
真实故事

最后一个远征军女兵:我为她们多活80年,死后却不知葬在哪里

作者:罗伯特刘
2021-12-31 23:33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2021年的最后一天,谢谢大家一年的陪伴,我也和大家说说心里话。
 
这一年其实挺自责,稿库里堆积的稿子,还没来得及补采编辑,讲述者就去世了。
 
但不管我怎么努力追赶,也赶不上他们辞世的速度。
 
远征军女兵刘桂英奶奶视频里的泣血哭诉,环绕在耳边十余年:

为国打仗,我不后悔,但把这段历史掩埋了,我心里难过……
 
我一直在努力记录,就是希望有一天,有些事能有微许的改变。
 
关于中国远征军败退野人山的历史,已经有很多的历史记载和报道了。但我每次看到他们的故事,依然会感到心惊肉跳。
 
一个个残酷到令人毛骨悚然又悲至心碎的真实故事,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还有数万忠魂等待返回。
 
我曾有个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能重返野人山,去祭拜那些无名的英烈。
 
直到看完刘桂英奶奶的回忆,我才明白,那是多么愚蠢的奢望。
 
那夺命的绿色魔窟,我们永远不可能再重走了。

今天的故事有点长,两万字,一个字我都不舍得删,希望你静下心来把它看完。


进入野人山第一天,我们就遇上了一件倒楣事,彻底改变了我们五姊妹的命运。
 
野人山森林里的绿荫浓得怕人,部队只能在密密匝匝的树藤之间钻来挤去,寻找空隙向前穿行。
 
年轻人,好奇心强,刚开始,大家并不怎么感到恐怖。王萍身子灵巧,她不时为大家扒开挡道的树枝藤条,吆喊:“你们加油呀!”
 
可越往里走,林子越黑暗,几步开外就见不到人,脚下是千年积累的腐叶,散发着令人窒息的霉烂气味。
 
踩在上面松松软软的,每向前一步都提心吊胆的,好像到处都有可怕的陷阱。
 
我们正各自努力钻着时,突然有人“哎哟!”惊叫一声。
 
我立步细听,声音又没有了。过了一会,声音又响了,是从我的左前方传来的,像是笑风的声音。
 
我一边喊着,一边从几株交叉的树木上爬过去,只见笑风蹲在地上,双手捂着左脚脖子,哭丧着脸说:“被蛇咬了一口。”
 
我赶忙双手死死卡住蛇口上方的血管,使劲一点一点地挤出毒血,并让护士长用一把野蒿子,拌上唾沫敷在伤口上。
 
这偶然听来的土办法救了笑风一条命,但我们五姊妹的速度就此放慢了。
 
不敢再分开走,你跟着我,我拽着你,一步不离地缓慢而行。在老林子里爬了一天,才走了两、三里路。
 
先头部队沿途搭了一些供宿营用的棚子,树木作柱,芭蕉叶子盖顶,窝棚呈“匕”形状,里面搭有尺把高的架子,作床铺用。
 
找到野战医院住的棚子后,我们赶紧和衣躺下休息。但深夜我就被冻醒了,听着棚外呼呼的林涛声,突然感到不寒而栗。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们往后余生命运的预兆。


我们五姊妹是第5军新22师野战医院的女护士兵。
 
护士长叫何珊,是湖南湘潭人,23岁,长得很漂亮,品性也好,既是我们的头,又是我们信赖的好姐姐。
 
她手下4个兵,除了我,还有王萍、笑风和孙月霞。
 
王萍是长沙人,家里开药铺,瘦高个儿,瓜子脸蛋,嘴唇薄薄的,口齿伶俐,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
 
笑风姓陈,祖籍湖北襄阳,父亲是个秀才,名字来自“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笑风个儿高挑,性格文静、内向,平时爱看书,还喜欢写诗,我们给她冠了个“诗人”的雅号。
 
月霞出了名的胆小鬼,小时候被鬼故事吓掉魂,上哪儿都要拉个人作伴,拉得最多的是我。
 
在1942年3月中旬,我们跟着新22师9000多官兵出征缅甸。
 
刚到缅甸,远征军先头部队200师已经和日军交上火,被困同古城。新22师奉命火速南下增援,野战医院忙开了。
 
担架兵和护士兵跟随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随时救下伤员。我们背着药箱、水壶,跟在连队后面。
 
部队向前推进一点,我们就跟着向前跑一截,而后卧倒,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面。
 
看到担架兵紧张行进,我们也弓着腰小跑上前。担架兵一抬下伤员,我们需急忙找一个隐蔽的场子放下担架,配合医官开始紧张的抢救工作。
 
必须得眼疾手快把剪子、镊子、敷料、消炎粉传递到医官手中。一样东西传错了,医官眼睛一瞪,够你羞愧的。
 
火线上下来的伤兵,多是比较重的伤,伤口包扎好后,我们得细心护理他们。
 
战斗到4月29日,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腊戍被日军占领!  
 
腊戍是缅北物资汇集转运地,也是通往云南豌町的咽喉,该城一丢,中国远征军撤回祖国的主要通道被封锁了。
 
中国远征军不得不开始了全线大溃退。
 
盟军指挥史迪威将军希望杜聿明军长把部队带往印度,他想在那里重整部队,伺机反攻缅甸。
 
但杜聿明归国之心笃坚,就是爬,也要带领部队返回国境。部队中的绝大多数官兵,也都赞成杜长官的抉择。
 
赴缅才短短三个月,大家已经尝够了缅甸战场的苦头,个个归心似箭。我们五个女兵,夹在溃退的队伍中,徒步前进。
 
女兵,在后方是受青睐的,在战场上是需要的,而在速度至上的溃退大军中,却显得不协调。
 
我们背着背包、米袋和药箱,跟着部队连续数日的急行军,一个个军衣被汗水泡得像从水里捞起来的一样。
 
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很不舒服,尤其是我们胸部裹着一块厚布,那是充当乳罩用的。现在布被汗水浸泡着贴在身上,难受极了。
 
几天走下来,脚上已经打满了血泡,旧泡破了,新泡又起,行走时,痛得钻心。
 
晚上也不得休息,眼皮直打架,走着走着,有时就睡着了,撞到前边人的背包上,才惊醒,又强打精神向前走。
 
可当赶到卡萨才得知,日军已经先我们占领了缅北密支那。
 
至此,远征军归国的道路已全被日军封锁。后有追兵,部队只好连夜由卡萨下公路,向西北方向摸去。
 
走了没几天,公路就到了尽头,剩下的全是羊肠小道,机械化的优势,在这里变成了劣势。
 
在一个不知名的村庄旁,近千辆战车组成的长蛇阵,顿时化成了一条火链。
 
望着一辆辆坦克、装甲车、炮车、运兵车,在烈焰中化为灰烬,军长流泪了,很多官兵也都哭了。
 
地图上明确标示着,再往西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沼泽地——胡康河谷和茫茫原始森林——野人山。

这时部队已是草木皆兵,上面通知把能扔掉的东西都扔掉。
 
我们五人原本每人都买有一个小镜子,走到哪,都揣在口袋里,这时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为了避免暴露目标,行进中既不准发光,也不准发声。我们每人在腰上系根带子,后面的人拽着前边的人,在黑沉沉的夜幕下,高一脚低一脚地摸索着缓慢向前。
 
好几千伤兵,也加入了撤退大军的行列。雨季的山间羊肠小道,正常人行走都不便,何况伤员!他们在大部队后面跟进。
 
那可怜样子,任谁看了都会伤心。
 
大多数伤兵渐渐落到后面,伤轻些的跟上了我们医院队伍。没有谁招呼,我们几个女兵不约而同走上去,让伤兵把手搭在我们的肩上,支撑着前进。
 
部队走远了,我们野战医院的队伍还在后面磨磨蹭蹭。周院长一会快步走到队伍的前面,一会停下来看看后面,为难地踌躇着。
 
部队一天走上一二十里,我们走的不到一半,与部队的距离越拉越大,这是危险的。
 
我们不得不丢下伤兵,向前赶路了。伤兵们满面愁容地望着准备动身的我们,有人哭了,有人黯然神伤。
 
我们含着泪水安慰大家,把米袋里的粮食匀一点给他们,把药也留一点给他们。
 
边走边回头向他们招手,边走边抹泪,野战医院的职责是救死扶伤,现在却要丢弃他们,每个人的脚步都重得带不动身子。
 
杜军长本想带领部队由胡康河谷绕道回国,但在胡康河谷迂回跋涉了近一个月,结果又是竹篮打水。
 
此时已是雨季,河谷中是汹涌澎湃的河水。
 
摆在我们面前只剩下一条路可走,远离胡康河谷,翻越野人山区绕道转入祖国。
 
一直跟随部队的缅甸向导,听说远征军要进野人山,大惊失色:“那是魔鬼居住的地方,去不得,去不得呀! ”
 
据说,当地有人曾冒险翻山贩运盐巴,结果十有八九有去无回,向导寻机溜了。
 
杜军长不信邪,归心似箭的中国远征军官兵也不信邪,大家决定要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条路。

越接近野人山,路越难行。
 
这天,一条湍急的河流拦在了我们面前,河面有200多米宽,河水顺着山涧哗哗地流着。对岸是望不到头的悬崖陡壁。
 
护士长和我正值经期,我们只能默默地在水中逆流而上,河水时而泛起一片鲜红,慢慢扩张开去。
 
后来才得知,有1500名重伤兵行到河边时,不愿拖累部队,最后请求给他们一点汽油,集体自焚了。
 
在水中整整走了两天,才爬上了对岸一条窄窄的山路。又走了一天,眼前仍是悬崖峭壁。
 
不知是什么人,在什么年代,竟然在石壁上凿孔建了一个栈道,像一根细线伸向远山,看不到头。
 
桩木已经陈旧,有的开始腐烂。男兵们一个个扒在山壁上慢慢向前挪步,远望队伍像一条黄褐色的壁虎趴在石壁上。
 
这条栈道有多长我搞不清,只知道我们五姊妹从上午走到天黑,才走到头。听说有两个弟兄不幸掉下万丈深谷。
 
谁也没有想到,这栈道竟然是一座通向鬼门关的“奈何桥”。
 
路没有了,太阳没有了,天没有了,我们被淹没在一片绿色的黑暗里。

万把人的队伍,在黑森森的古林中钻了三天,前进不到10 里路。
 
人钻不过去可以爬,可每个营用来驮物资的牛马就难办了,我至今不清楚这些牛马是怎么过栈道的,也许是绕道入山。
 
再往后路好走了一些,但这是多少工兵兄弟用命换来的啊!
 
照前三天的速度,猴年马月才能爬岀野人山!军长命令先头部队,在盘根错节难以通过的路段,用双手开岀一条路来!
 
伐木的工兵弟兄开始享受特殊照顾,一天吃两餐。可那管啥?准备半个月的口粮早没了,现在粒米不见,全靠野草、芭蕉根充饥。
 
没有几天,官兵饿死、累死过半,有的吃不消,饮弹自杀了。
 
后续部队顶上去,要不了几天,还是老样子。挥刀抡斧的活, 不吃饭咋行!
 
第一个连队倒下去了,第二个连队又补充上去,要不了几天,又因饥饿成批地昏倒在路旁。
 
一个个官兵,随着伐倒的树木倒下去,再也没有爬起来。
 
杜军长无可奈何地命令将驮物资的100多匹战马全宰了, 让官兵们饱餐了一顿。
 
再往下,就一点法子也没有了。鞋煮着吃了,皮带煮着吃了,连手枪套也成了肚中物。
 
大家一看情况不妙,这样拖下去,非都饿死在野人山中不可!身强力壮的官兵开始加快步伐向前赶,队伍从此散了。
 
我们野战医院的队伍也在散伙,腿较快的担架兵先走,军医官看我们磨磨蹭蹭的也只能走了,院长交代完护士长后,追赶前面的部队去了。
 
就在官兵们都各奔生路的时候,有两个男护士加入了我们5个落伍女兵中,这就是徐进宝和钱小鬼。
 
徐进宝体态壮实,性格坚强而爽快。钱小鬼本叫钱一平,因他十分活泼可爱,年龄又小,人人都叫他“钱小鬼”。时间一长,人们就把他的真名给忘了。
 
俩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关心同情我们是一个方面,此外也有爱情的因素。
 
出国前,我就看出徐进宝对护士长何珊有那么一点意思。
 
医院全体官兵集合时,他总是往前站。开始我琢磨不透,他个子高,理应站到后面,且他平时不爱岀风头,这是怎么回事呢?
 
几次下来,我似乎看岀了一点端倪。凭感觉,徐进宝爱上了护士长。
 
但护士长似乎无动于衷。是不爱徐进宝,还是出于其它考虑,我不明白。
 
现在我们7个人结伴同行,徐进宝总是往护士长身边靠近找话说,护士长只是淡淡回应,礼貌地道谢。
 
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山坡上宿营,安排好睡的地方,徐进宝邀护士长去找点柴禾,两人过了好久才回来。
 
自此后不见了徐进宝脸上的笑容了,话也明显少了,他总是哑声地孤零零地走在前面。
 
姊妹们也都看岀个中蹊跷了。我常没话找话与他搭讪,想帮他解脱尴尬的局面。
 
但显然没有用,后来遇到第66团一个工兵排长,他跟徐进宝是安徽同乡,硬拉徐进宝与他结伴一起走。
 
这样下去很尴尬,徐进宝也觉得自己该走了。临走,他对我们关照又关照,要我们不能分开,要钱小鬼多操心。
 
最后,他犹豫了一会,还是等护士长走到身前,不好意思地说:“何珊,只因为过去我不知道……请你原谅。”
 
护士长正眼看着徐进宝,说不怪你。
 
徐进宝一步一回头地走了,一会就消失在茫茫的丛林里。
 
护士长望着那远去的背影,紧紧抿起薄薄的双唇。看得岀,她对徐进宝也是有好感的,但她为什么又这般冷而无情呢?
 
徐进宝说“只因为过去我不知道”,护士长心中隐藏着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我不好问,也不必去问。女儿家,谁心中没有一点“秘密”呢!

徐进宝对何珊的一往情深,勾起我对他的想念。
 
我们是在湖南衡阳认识的。我岀生在长沙郊区,三、四岁被送到城里刘家做养女,不幸养父母相继遇难,只能到长沙市贫女院安身。
 
1937年夏,我从贫女院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入长沙湘雅医院护士助理班。这年的11月12日深夜,睡梦中的我被一阵爆炸声惊醒。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惨案。
 
我跟着逃难的人群一路逃到衡阳,后找到79陆军后方医院,成了外科室护士。
 
在79陆军医院,我认识了同是逃难来到医院的许还山。
 
他和徐进宝都是安徽人,个儿高挑,面相英俊,很注意整洁,头发随时梳得油光可鉴。在医院里很受欢迎。
 
后来他们三个安徽老乡,带上我和一个女伴,来到刚组建的新22师野战医院,做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新22师隶属国民革命军第5军,这是国军第一支机械化新军,精锐中的精锐。
 
许还山因工作干得岀色,文化程度又高,很快被提为上士,调往到第66团卫生队当少尉医官。
 
我们虽仍在一个师,很难见面,只能靠书信得知他的近况。
 
那时部队不允许谈恋爱,也怕同事说风凉话,我暗涌的情愫只能深埋心底,对他也不敢表露。
 
随着抗战形势的严峻,为保卫滇缅路的畅通,蒋介石调集重兵进行整训,准备入缅作战。
 
大约是1941年初,第5军奉命抵达中缅边境集结,我们新22师在芒市驻扎下来,这里还风平浪静,医院里也没有伤兵,工作很闲。
 
直到1942年3月8日,缅甸仰光失陷!部队才一下忙开了。
 
成捆成捆的新军装,新毛毯,新胶鞋,还全是崭新的美国料子军服。
 
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
 
美式军装漂亮又帅气,每个人都在照镜子,欣赏自己的模样。照相馆里挤满了人,小邮局里也挤满了人。

一个黄昏尚未明灯时,钱小鬼鬼鬼祟祟地塞给我一张便条。我在灯下打开一看,几个熟悉的字迹呈现在我眼前:“要去缅甸打仗了,作好思想准备。”
 
没有称呼,也没有落名。但我从寥寥数字里看到了深厚的爱,知道了许还山的心还是那颗心。
 
那时,年轻的我们对死亡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军人就该上战场,报效祖国。
 
部队开赴缅甸以后,成天行军打仗没有他的音信,我也很少有精力去想他。现在突然担心他会不会有什么不测?
 
第66团跟在我们师医院的后面,我每天边走边回头望,盼望从后面赶上来的人中发现熟悉的身影。
 
队伍一班班上来,又一班班地走了,就是不见他的影子。
 
大难临头各自飞,逃生路上他估计也没心思顾及我了,但转念一想,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这样的人。
 
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我疲惫地行走着。

有一天,刚到一片芭蕉林里,忽然后面有人连跑带喊:“小钱,小钱,你们等等我! ”
 
我心里一阵惊喜,正是许还山。心里高兴,但又不好意思叫他,只是眉开眼笑地看着他。
 
他胡须好长,头发也长得像个犯人,军服邋邋遢遢皱皱巴巴的,像个叫花子, 我心里一阵酸楚。在他眼里,我也是瘦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
 
大家早已知道我们的秘密,都笑着往前走了,给我们一点独处的时间。他很心疼地说:“有我在你身边,就好了!”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靠得如此之近,我闻着他身上汗渍渍的气息,听着他怦怦的心跳,一股热泪夺眶而岀。
 
我空荡荡的心,终于有了依托。
 
野人山,真的有野人,我们曾远远围观过一次。
 
他们身材瘦高,长发披肩,用兽皮草裙遮羞。野人对我们,我们对野人,都存在着一种畏惧心理,碰见他们也不敢接近。
 
我不明白,在这原始洪荒的天地里,他们是怎么生存繁衍下来的,他们知道外面那偌大的世界吗?
 
他们第一次破天荒地看见外面的人类,是不是也当我们是一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
 
小队继续行走,后来又跟上来一个大胡子男人,四十岁左右,一跛一跛超过了我们,大家眼睛齐刷刷看向他右肩,那是一支卡宾枪。
 
护士长赶紧上去套近乎,我们也围去上关切他的腿伤。我们需要他,他也离不开我们。
 
他流脓的伤口如果不及时清理,很快这条腿就会被感染废掉。而没有枪,我们估计也逃不过猛兽之口。
 
他是第64团副营长,勤务兵已经病死在后面了,这枪就是勤务兵的。
 
从此,我们的小团体多了一个新成员。每晚睡觉前,营长先打一枪,夜里睡觉时,还把枪放在手边随时备用。
 
笑风被蛇咬后,虽然没有发作, 但总是感到心里闷胀难受,精神格外差劲。大家都很关心她,她的毯子,被我们抢着背来背去,护士长抢得最多。
 
为了打破笑风的烦恼,我和护士长总是跟在她后面,拉些不相干的话跟她讲。
 
现在多了老营长,团队也多了一丝生气。营长用长官特有的沉稳口气,说:“姑娘,坚持走出山,走出山什么病都能治得好。”
 
没想到,厄运总是伴随着笑风。
 
这天傍晚,我们走进灌木丛生的山凹里方便,笑风跛着腿独自上前了。
 
刚蹲下大概只有三、四分钟, “救命呀一一!”笑风凄厉的惨叫从前面传来。
 
那是笑风的叫声。
 
我们急忙拎起裤子站起来,笑风被一条大灰狼扑倒在地,脚在蹬,手在抓,已叫不岀声音了。
 
老营长跑得喘气都来不及,端起枪就放,太急,没有打中。听到枪声,狼惊慌地衔起笑风就跑。

许还山丢掉手中的棍子,回头夺过营长手里的枪,连放两枪,狼被打中后腿,叼着笑风原地转了一圈,拖不动才松了口,用前腿扑跳着仓皇逃命。
 
老营长跑上去抱起笑风,她的颈部动脉血管被狼咬破了,血流如注。老营长撕下衣袖都堵不住。
 
鲜血浸透了衣袖,一滴滴滴到地上。笑风嘴唇嗫嚅着,像要讲什么,很快又闭合了。
 
第一次眼睁睁地看着同伴惨死,每个人都哭得死去活来。死亡的阴影,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在老营长的带领下,我们继续向前挪动。
 
老营长的年龄、职务,以及沉着的性格,甚至连那满脸的络腮胡子,无形之中给我们带来了信赖与依托。
 
他一瘸一拐走在我们前面,不停拨开挡住道路的树枝,用手在滑溜的陡坡上抓出给我们搭脚的小坑,遇到危险处,就招呼我们小心。
 
我们拄着棍子跟在后面,男的照顾女的,身体强的搀着身体弱的,一点一点地移动。多走一步, 就多一分生的希望啊!
 
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一块湿漉漉的油布,在泥浆里不停地摔倒,不停地爬起。心里饿得发慌,山在旋,树在转。

我扭头看看月霞,她的脸色也难看极了,那满是泥水的脸,简直像一张死人脸。
 
“我们休息吧!"我叹口气对老营长说。
 
歇,上哪歇?
 
棚子里都躺着死尸,有两个的,有三个的,有七八个的。我们一连看了几个棚子,都是这个样。
 
我们终于找了个只有一个死人的棚子。我们不忍心把亡友抬进雨里,只能把尸体抬到靠边,跟他共处一棚睡了。
 
一歇下来,身上更感到冷。大家分头找烂竹朽木,堆在棚里火塘的余火上,边烤边吹,轮流烤干衣服。
 
肚子再饿,累了也能困一会。醒来,就烦了。
 
满耳朵都是雨打芭蕉棚的啪啪嗒嗒声,大家爬起来坐着火堆边,呆呆地发愁。
 
死了这么多人,我能不能走出去?
 
连日下雨,山洪爆发,再往前路被阻隔了。大家看着洪水面面相觑,老营长坐在乱石密布的河边,沉默良久,决定先住下,等河水降下去再涉水过河。
 
河岸附近不见提前搭好的棚子,只能找来一些藤子, 撑起一个简易棚子。
 
3个男子汉又把他们的毛毯让出来,挡住有风的方向。钱小鬼找了一些淋湿的干树枝想生火,可是,老营长身上带的洋火只剩下4根了!
 
之前都是借用前面部队火塘里的火,大家都懂得这几根火柴关系着自己的生命。第一根火柴划着了,小钱哆嗦着急忙把它伸向枯叶。
 
树叶太潮湿,在一小团淡淡的火苗下,没有丝毫反应。大家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望着小钱擦划第2根火柴。
 
一下、两下……由于这根火柴头小,又有点潮,小钱擦了半天,也没有擦出一丝火亮。
 
这时老营长忙完进来了,见火柴只剩两根了,他忙关照说:“别慌,大家想法搞点引火的东西。”
 
找点什么呢?
 
暴雨淋湿了山中万物,身上除了一套湿漉漉的衣裳别无它物。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不由自主地摸摸身上。
 
这时护士长从自己贴身小口袋里摸出两张皱巴巴的纸,用颤抖的手小心展开,伸向营长擦着的火柴上。
 
火,终于点着了。
 
那纸上一定珍藏着护士长的秘密,徐进宝离开的原因,也许从中可以找到答案。

我们在河东岸时,不断有路过的难友在此冻死、饿死、甚至吊死。
 
六七天后,雨终于住了,河水不像先前那么急,老营长用背包和藤条打结,在岸这边系好了,又泅渡到对岸系在树上,给我们做牵引。
 
本来许还山要去泅渡,老营长死活不让,他不想年轻的许还山去冒这个险,老营长带着创伤未愈的腿下了水。
 
大家都聚集到河边的石头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当老营长冲过了一个个浪头,绕过一个个漩涡,游到对岸时,连爬上岸的力气都没有了。
 
拴好牵引绳,老营长又游回来带领我们渡河,他在前面带路,许还山在后面保护,我们下水了。
 
水,越来越深,淹没了我们的腰,淹没了我们的胸,淹到了脖子。
 
“姑娘们,过深水时,要屏住呼吸,抓牢绳子! ”一个浪头把老营长压到水里。
 
四、五米之遥,这是地狱与生存的决战。
 
水已淹到我的颈子了,许还山急忙抓住我的裤腰带,把我向河中心送去,我抓住绳子,倒了两下手,就被浪头冲打得高度紧张,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这时老营长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把我拉到了浅水里。
 
现在深水区还有两个人,王萍和许还山。王萍怕水,走不多远,就吓得不敢挪步了。
 
许还山和老营长在水里已经搏斗了很久,也没有多少力气了,老营长不停喊着:“别怕,抓住绳子,向前!”
 
王萍一步步走向深水区,她刚进深水里,就死死抓住绳子不肯放,许还山推她也推不动,她已被洪水冲糊涂了。
 
老营长只好艰难地游过去拉她,一个浪头打过来,河里的三个人都被淹没了,我的心吓得猛地提到嗓子眼上。
 
老营长终于又浮出水面,他用胳膊夹住王萍艰难地游过来。
 
就在这时,突然上游翻卷的巨浪裹挟着一棵连根拔起的树木,向他们袭来。
 
王萍的手刚抓住了河这边浅水区的绳子,树木在绳子上只弹了一下,就向老营长的头上压去。
 
大家吓得闭上了眼睛,屏住了呼吸,心想老营长水性好,等树木一过还会游出来的。
 
可是,老营长永远不会游出水面了。

每个人都在岸边痛哭流涕,我们只想活命,只想爬出一条生路。
 
再往前,死的人更多,应该是野人山里最可怕的瘴气,悬崖陡坡处死的人一堆一堆。我们从死尸身上慢慢跨过去,含着泪水往前走。
 
月霞胆子小,特别怕死人。可越是怕死人,死人越是和她过不去。一天下山时遇到一个陡坡,搭脚往上一跳,谁知一脚踩下去,腿上爬满了蛆虫,臭气扑鼻。
 
原来泥团是一具腐烂的尸体。月霞吓得两眼发愣,我们捏人中,掐肩骨,好半天才哇的一声哭醒了。
 
受此惊吓后,她一蹶不振。一天半夜,我恍恍惚惚听到棚内有呻吟声,起来一看,月霞发高烧。
 
她迷迷糊糊任我们摆布,我们只好安营扎寨守候,第4天,月霞烧退了,人也清醒过来。
 
她硬撑着坐起来,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怎么都没走?”
 
得知已经等了3天,她闭上眼睛淌泪了:“你们应该走啊!"
 
每个人都很清楚,在山中多停留一天,离死亡就多接近一步。也很明白,月霞的病十之八九难以挽救,可谁能忍心抛下她不管。
 
月霞高烧反反复复,开始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吐的全是黄水。每次高烧退下去了,她醒过来又是怨:“怎么,你们还没走?! ”
 
几天后,她不再说话,喂水时把头一歪不喝,晚上睡觉也不理我们。一种预感可怖地笼罩在大家的心头。
 
这位文静的江南姑娘,善良得不能再善良,她原本可以在家采桑喂蚕、织布绣花,做个好姑娘、好媳妇,但现在她却求死不能。
 
月霞死意已决,什么都听不进去,喂她水喝,她咬紧牙关不张嘴。
 
她的病情也在进一步恶化,开始进入第三轮高烧了。全身热得灼人,我们不停地用凉毛巾给她敷,也无济于事。
 
她的神志也开始错乱,掀掉毯子,扯掉难以遮体的破军装, 一丝不挂。双手不停地抓胸部,皮都抓破了一层。
 
我们捺住她的手,她把上身往起一抬,扒开我们的手,直到弄得大家都精疲力尽才不再动弹。
 
我不明白虚弱得像一片枯叶的她,哪来那么大劲。
 
那天,大家都出去找吃的去了,她趁我岀去解手的机会,猛地推开身边的护士长,颤巍巍地跑出棚子,大声吼叫着向山崖跑去,坠入了悬崖。
 
我们伫立崖边,欲哭无泪,欲叫无声。


现在队伍只剩5个人了,明知处处有险恶,也只能一条死路走到底。
 
这天上午,我们行进在一片桉树林中。钱小鬼在前面开路,许还山殿后,我和王萍、护士长走在中间。
 
走着走着,我无意间发现王萍头顶一条青绿色的树藤慢慢扭动起来。
 
定眼一看,那是一条毒蛇!
 
只要被它咬一口,不出半天,就会窒息而死。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下意识地叫喊起来:“蛇!蛇!”
 
王萍一惊,掉转头来,愣愣地望着我。大蛇在藤上慢慢地蠕动着,头越伸越低,红色的信子一伸一伸的。
 
钱小鬼转头也看到了那条大青蛇,他一个箭步窜到王萍面前,举起手中的棍子就向蛇抡去。
 
大青蛇脖子一缩,棍子扑了空,王萍吓得拔腿就跑。大青蛇受到攻击,高高地昂起头,瞪着红青的眼睛,“嗖”地向小钱伸头袭去。
 
说时迟,那时快,钱小鬼竟然闪电似地伸出右手,一把抓住了大青蛇的脖项。
 
钱小鬼高高地举着手中的蛇,看来他抓得很准,大拇指和食指正好紧紧地掐住了蛇腮,蛇头在他的手中动弹不了。
 
因祸得福,我们品尝了一顿“清水炖山鸡",在这野人山,这可是连军长、师长也享受不到的美餐呀。
 
欢乐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短暂。灾难接踵而至,王萍也发烧了。
 
开始几天,钱小鬼几近是半抱半架着她走,王萍瘦高个儿,钱小鬼每向前走一步,都十分吃力。
 
烧得迷迷糊糊的王萍那对调皮的眼睛,变得无光无色,钱小鬼急得在棚里走来走去,他心里明白,王萍现在最需要的是药物与营养。
 
钱小鬼带着虚弱的身子,在林子里钻来钻去,竟然找到一团绿豆大的、灰褐色的、半透明的蚂蚁蛋。
 
不知是蚂蚁蛋的作用,还是野人山这种怪病都是周期性发烧,王萍的烧退了,能挪动几步了,我们又慢慢地往前赶路。
 
蚂蚁蛋,终归不是神丹妙药,第二轮高烧很快又开始了,王萍已经烧得三天三夜不省人事了,额骨更加突出,嘴唇干裂,口腔黏膜上满是燎泡。
 
钱小鬼趴在王萍身边,攥着她烧得滚烫的手,泪水扑簌簌地往下淌。一朵爱情的小花,刚刚绽开,就面临着夭折的威胁。
 
对男性来说,野人山的爱情只会带来负担,带来累赘,是完全的奉献和灵魂之爱。
 
钱小鬼让我们先走,他决定留下来照顾王萍,王萍躺在地铺上,让钱小鬼一起走,她不行了。
 
钱小鬼扑到王萍身上,呜咽着哭开了,边哭边哽咽着说:“我不能没有你,我不能丢开你,就是死,我们也死在一起!”
 
王萍也凄切地哭开了。
 
大家嘴上不讲,心里都很着急。小钱说兴许她的病能好,就尽可能撵上大家。要是追不上,后面还有掉队的难友,就与他们结伴走。
 
他说就是背,也要把王萍背出去。
 
虽然担心,但也确实是唯一理智的选择了。第二天,我们含泪告别了。
 
想到这也许就是生离死别,此生再也见不到了,顿时万箭钻心,我抱着王萍嚎啕大哭起来。
 
泪水中,我们仨牵肠挂肚地继续上路了。


再往前,是座峰尖插到九霄的山峰,一步还没爬,我的腿已经开始发抖了。
 
更难的是,护士长的经痛毛病又犯了。她木然地望望前面的山峰,右手捂着小腹,有气无力地让我们先走,她歇两天再追上我们。
 
“不行!要走一块走,要死一块死! ”我不假思索地说。
 
许还山也把瓷缸递到她手里,蹲在她身边,说现在只剩下三个人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分开。
 
护士长抬起头望望我们,咬咬牙,又艰难上路。
 
好不容易爬到山顶,我们找到了一个没有死尸的空棚子休息,许还山卸下毯子就去找柴禾和吃的。
 
天黑了才垂头丧气回来,只有一小捆死树枝和一小把芭蕉根,我们已经吃了几个月的芭蕉根,无色无味,重要的是无毒。
 
天亮站在山尖往前一看,我打了个寒颤,心凉了半截,眼前还是看不到边际的万山丛岭。
 
上山容易下山难,坡陡路滑,两条腿一点力气也没有,轻飘飘地走路直打颤,稍不留心,就会失控撞到前面的树上,甚至滑进无底的山谷。
 
护士长的腹部仍是一阵阵地绞痛,不得不手捂肚子身体前倾着走,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我们想搀她、扶她,这时也难插上手。
 
护士长靠下山前冲的惯性,向前一截一截挪动。走一会,便坐下歇一会儿。
 
走到一棵树旁,护士长抱着树干,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小刘,我这肚子痛得不行。”
 
她煞白的脸上沁满了汗珠,我扶她坐下,让她靠在我的身上,把手伸进她的怀里,轻轻搓揉她的腹部。
 
护士长痛苦地合着双眼,头无力地垂到我的肩上,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气。
 
望着护士长瘦得脱相的脸,弯弯的眉毛,沾满泥灰的笔挺鼻梁……我的心既崇敬又伤感。
 
这原是一个多么标致的姑娘,这原是一个什么也压不垮的女子啊!
 
在同古抢救伤员时,她一连两天两夜没有睡觉,每当双眼皮打盹,我见她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脸一阵抽搐,又打起精神忙这忙那。
 
后来才知道,她口袋里装了两根废弃的针头,一犯困就扎自己一下。
 
撤退路上,她从没叫过苦,一会儿帮笑风背毯子,一会儿夺下孙月霞的药箱,还想方设法鼓励我们。
 
她没有垮在战场上,没有垮在征途中,但这次可能要垮在这吃人不见血的野人山里了。
 
“走,我们得走!”护士长稍事休息,又支撑着爬起来,歪歪斜斜地向山下走去。
 
孰知,下面路东是一溜斜坡,路西是无底悬崖。我正准备爬起来赶路,只听见许还山惊叫一声。

护士长刹不住车向左侧悬崖直冲而去。
 
我吓得心一紧,眼一闭,只有一个念头:护士长完了!
 
我和许还山不顾一切地向悬崖跑去,崖下三、四米处,岩缝中伸展出一棵藤蔓缠绕的大树,像吊床一样地把护士长兜在了半空中。
 
护士长命真大!

我和许还山急得团团转,不知怎样才能把护士长救上来。
 
悬崖笔陡笔陡的,没有一处可搭脚的地方,护士长又已精疲力竭,是根本爬不上来的。
 
许还山把捆毛毯的背包带子解下来,一头系在崖边的一棵柚树上,一头丢给崖下的护士长,让她在腰上系牢。
 
然后我们俩人合力脚蹬树根,把吃奶的劲都用岀来,才把护士长救了上来。
 
经过这场惊吓折腾,护士长的身子更觉不支了,她是不肯给别人添麻烦的人,不愿这样连累我们,开始坐在地上滑行。
 
山坡上,不都是软绵绵的枯叶,到处有风刮雷劈的树桩、树杈,锋利的石头,刺人的棘簇,没有半天,护士长的裤子就磨扎破了,两个屁股血糊糊的。
 
就这样,走走停停过了四、五天,我们才终于下了山。
 
烦人的雨,又开始下,护士长湿淋淋的头发下,一脸死灰,没有一点血色。
 
我们仨人连滚带爬又翻过一座山峰,不能往前爬了,把护士长弄到芭蕉棚里,赶紧生火烤干毯子,把冻得发抖的护士长裹住。
 
好久,恢复过来的护士长说,肚子疼得厉害,要大便。我们赶忙搀她到棚边。
 
不好!
 
她泄的全是黑色的水,臭味也不正常,头上滚烫滚烫的。她的肚子泄得很历害,不时哭丧着脸对我们说要拉。
 
开始,我和许还山还搀她去门边,来回折腾她受不了,蹲久了起都起不来,只能叫她就拉在棚里的木架上。
 
我把护士长搂在怀里,泪流不止,我知道护士长已经无望了。
 
护士长不但工作踏实能干,心又极细,对我们比亲姐姐还要好。
 
外岀开会总是不忘给我们捎点小礼物,让我们高兴高兴。夏天的夜晚,帮我们掖好蚊帐,冬天的夜晚,她三翻五次地起床帮我们盖好被子。
 
她的烧退了一点,干裂的嘴唇微微张开,我高兴得赶忙喂水。她的眼睛半睁半开地望着我。
 
有气无力跟我交代,肚子疼好一点了,但心脏感到特别难受,这不是好兆,要是死在战场多好呀。
 
“我的未婚夫,在西北当兵,有半年多没有来信了。可能…… 咳!……”
 
难怪徐进宝那么追她,她都没有反应,原来护士长心中早有所爱。她瞒得好紧。
 
护士长断断续续说,母亲在湖南家乡,身边有一个弟弟。不要把她的死告诉家人,担心母亲受不了……
 
我的泪水扑簌簌地往下掉,许还山这个很少落泪的汉子,也淌泪了。
 
护士长却显得镇静,她抚摸着我的手说:“桂英,我们五姊妹,现在就剩下你了,无论如何也要爬出去,把情况向院领导作个汇报。我没有尽到责任啊,没能把你们带出山。”
 
望着嘀嘀嗒嗒漏雨的棚顶,她止不住哽咽着继续说:“如果有机会见到姊妹们家里的人,别忘了代我向他们问个好。拜托了!”
 
我不住地流泪,不住地点头。
 
护士长望着棚外黑沉沉的天,像想起什么似的又对我们说:“我还没有听说过野人山这么惨的事。你们要是走岀去了,别忘了把这么多人惨死的情况告诉世人……"
 
上半夜,护士长就静静地走了,虽然她顷刻会变为白骨,我们还是尽力在周围扒拉了一些枝叶,将她瘦弱苍白的遗体盖了起来。我没有哭,眼泪已经干涸了。

有时候,太悲伤反而无泪可流。

不知什么时候,我甚至产生了幻觉,有一种炫目与黑暗,光芒与阴影交相辉映的印象。
 
曲折的、幽深的寂静甚至让人感觉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我深深感到一种迷惑,如一次与永恒的秘密接触,被未知的强大力量所震慑。
 
可沿途一具具倒卧的尸体,累累白骨,都是战友们啊!
 
靠近死亡,才能得到真正的结束。

眼前的许还山颤骨突岀老高,只剩下根根肋骨和一层起皱的皮,头搭在肩上抬不起来。
 
是我们把他拖累得这么苦哟,我真不忍心再连累他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拖下去,与其两人都死,不如保一条命。
 
我一屁股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让他先走,别管我了。
 
他眼里噙满了泪水,望着我说:“桂英,你就是说一千道一万,我也不可能丢下你不管的。再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没有你的照顾,我一个人也是走不出这死人国的。”
 
于是,在野人山最高峰的山脚下,我们这对衣衫褴褛、弱不禁风的男女,你搀着我,我扶着你,又开始艰难移动。
 
刚开始我可以根据月经,估摸又过去了一个月,后来又累又饿,月经一点也不规则,就无法计时了。
 
一天,我们走进一片枯黄的茅草地,见茅草已枯黄,我们才知秋天已经来了。我们在野人山原始森林里,已经熬过了整整一个夏季。
 
就在这片茅草地不远处,我的小命差点断送。
 
那天下半夜,我想小解,来到棚外正准备蹲下,猛然发现不远处有一双绿莹莹的眼睛。
 
不好,肯定是猛兽。我惊得浑身直打哆嗦,缩紧了肩膀,心想这下完了。
 
跑肯定是不行的,唯一的希望,就是棚里的许还山能醒来,但转念一想,面对这头猛兽,他有什么法子呢。
 
人在死亡的绝望中,谋生的思维是相当敏捷的,我想了无数种方法,都行不通。我已经完全绝望了,尿憋得慌,我解开裤带,索性蹲下来。
 
就在我蹲下的瞬间,“唬”一声咆哮从野兽的胸腔深处发出,震得树木颤抖,山谷余音不绝。
 
野兽一步一步向我走过来,我身子在瑟瑟发抖,全身汗毛直立,头皮发麻,只恨地下没有裂口让我钻进去。
 
绝望中,我感到一阵晕眩。
 
野兽在向我一步步逼近,距离大约只有十几米远了。我看清了,这是一头大黑熊,肥得滚圆滚圆的,脑袋大大的,腿粗粗的。
 
我下意识地拎着裤子,站起来。我根本没想到,这一站的作用太奇妙了。那熊顿时像是吃了镇静药,原地站住了。
 
奇怪,它为什么不猛扑过来?是它害怕人类?是它今夜已猎食饱了?
 
我们又开始了当初的对峙,只是距离更近了。
 
熊的吼声惊醒了许还山,棚里传来喊我名字的叫声,我没有回答。我怕自己的任何反应,都会挑起熊的进攻。
 
但我想许还山肯定要出来找我。牺牲自己,保全许还山的念头占住了我的心,我咬着牙,抿着嘴,向熊走去,心里想,给你吃罢,你这畜牲。
 
一步,二步……


奇迹发生了!
 
就在我向熊逼近的时候,熊并没有扑上来,它却意外地摆摆头,目中无人一扭一扭地消失在黑暗的丛林里。   
 
一场惊吓,我更加力不可支。
 
许还山没有放弃最后的信心,仍在搀拽着我一步一挪地往山上爬,途中几次昏迷,不省人事了,在许还山的照料下,我奇迹般闯过了危险期。
 
老天还算开恩,从这时起极少下雨。烦人的雨季已经过去,后边又爬上来几个难友,我们结伴继续向山上攀登。
 
我问他们在途中可见到一男一女两个落伍兵,他们说看到一男一女两具刚死的尸体。

一定是王萍他们俩了。
 
狂风、悬崖,山顶稀薄的空气,都让人无比绝望,只剩麻木的躯体混混沌沌慢慢移步。
 
下山约又走了三四天。这天,空中传来一阵飞机的引擎声,虽然隔着密林看不见飞机,但从隆隆的机声中,可以判断岀它飞得不高。
 
分不清是日军的,还是美军的,但这确实是希望之声。
 
大约又爬了四五天的时间,这天我们又越过了一道山梁。走着,走着,许还山突然惊叫起来:“桂英,桂英,你看那是什么?"
 
顺着许还山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山下有一大片开阔地,搭满了花花绿绿的帐篷,还有袅袅炊烟!
 
突然,突然,太突然了!
 
深山老林里竟神话般地冒出人烟,我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痴呆呆地站着,看着。
 
是帐篷,是炊烟!是真的,这是真的!

我们互相拥抱着,欣喜的泪顺着腮边往下淌,不约而同地说:“我们有救了!”、“我们有救了!”
 
我欣喜若狂地用双手围成喇叭形,向后面的难友喊起来:“弟兄们,前面到了!前面到了!"
 
我反复重复着那么一句话,一直站在山头向来路喊了好久。
 
钻出荫翳的森林,眼前一片生的气息。天也亮了!原来不知是谁把周围的树砍倒了,大树砍不动,就把树杈砍掉了。
 
这是我们进山以来,第一次见到野人山辽阔的天。
 
许还山拉着我没命地跑呀,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跌倒。近了,才看清,帐篷全是用油布和降落伞盖的。
 
降落伞真好看,红的,黄的,绿的,白的,花的,五彩缤纷,全是用光滑柔软的尼龙布做的。

帐篷里的人听到喊声都出来了,站在那里向我们微笑,原来这是救援我们的帐篷。
 
我们跑到帐篷里一看,嗨!粮食一麻袋一麻袋的,堆得像小山。一个帐篷里还放有大箱小箱的药品。
 
大家看到我一个女兵,都好奇拉我坐下问话,许还山去登记领米煮饭,我们有了自己的帐篷,他铺好毯子要我躺下。
 
负责人要我们头几天尽量少吃,好多人因饿极了,吃得很多活活胀死。
 
一生当中,我吃过最香的饭,就是野人山供给站的饭。
 
此时我才纳闷,这些帐篷是谁搭的?


原来走在最前面的第5军军部,也同样厄运难逃。
 
杜聿明军长也染上了回归热,几天几夜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官兵们只好用担架抬着他前进。一天夜里他醒来以为到了昆明,一问才知道仍然在野人山里。
 
杜军长原想把部队带回祖国,现在部队已是穷途末日,电台也被洪水冲走,只有听天由命了。
 
得想法子与外部取得联系,不然部队会全部葬送在野人山的。于是饿得浑身无力的官兵,从地上爬起来,也不知累死了多少人,终于在山顶上开了这片几百平方米大的开阔地。
 
从空中向地上看,大概只有几间房子大,但还是成功吸引了美国空军志愿队的飞机,他们正是奉命来寻找杜军长的。
 
当杜军长在野人山中苦苦挣扎的时候,史迪威已走捷径翻越群山顺利抵达印度,并飞往重庆,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要在印度整训一批中国军队,反攻缅甸。
 
蒋介石对此不抱多大希望,几经讨价还价,史迪威终于如愿以偿。于是,才有了美军飞机来寻找消失在野人山中的远征军。
 
杜聿明答应率部掉头向西入印度,这已经是7月尾的事情,我们到站上已是9月中旬了,比大部队整整晩了两个月!
 
在山上供给站休养一段时间后,大家慢慢恢复了人形,但我是灾星未满,在供给站休息两三天后,两腿竟然瘫痪了。
 
这个毛病比死还难过,吃得饱饱的不能走路,屎尿还要许还山处理。站上没有治瘫痪的药,我整天哭。
 
我急,他也急。我翻出帐篷准备寻死,许还山知道后抱起我就哭,哭得那样伤心!

如果我没有坠入爱河的话,那我根本活不下来,爱能救人,我是被爱情拯救的。

我知道不能这样去死,那太对不起许还山,对不起死去的四个姊妹。
 
在山中供给站休养了个把月,可怕的冬天就要到来,站上的人快走完了,我们不得不下山去。
 
一个睛天的上午,许还山把米和毯子捆好,放在站上,背着我出发了,走一截放下我,他又拐回去背东西。
 
背着人下山,既吃力,又危险,弄不好两个人都会滚下山去。就这样走走停停,一截一截地往山下移动着。
 
走了几天,我见他累得不行,执拗地坚持自己下来慢慢走。我撑着一根棍子,另一只手搭在许还山的肩上,一步,一步,慢慢地挪动。
 
好久没下地了,腿就好像不是自己的腿,一着地,痛得钻心。我咬着牙,强迫自己,再走一步,一步一下地数。
 
没想到越走距离越长,三天下来,我能自己拄着棍子走了,一天也能走上二三里。
 
整个山中只有我和许还山两个人,最后的跋涉虽也艰苦,但心情大不一样了,前面是看得到的希望。
 
大约走了十几天的光景,一座比较宽的索桥,出现在我们面前。
 
建桥的材料,只有靠大象从山外运来,这座桥绝非十天半月能建成。为拯救这支落难的队伍,外面的人做了不小努力。
 
桥下的峡谷是一条天然的分界线,向上是野人山,向下走就是印度列多的地界。
 
我们终于战胜了千难万险,走岀了野人山,走出了死亡!
 
我与许还山面向群山,久久地伫立着,泪流满面。

我们到达列多已是11月,收容部队的工作已近尾声。
 
见我一个女兵下得山来,收容站里的人都很稀罕,跑来观看。我身上衣服被荆棘撕成了一条条难以遮体的布帘子,头发乱蓬蓬像个鸡窝,虱子成把抓,一副野人的样子。
 
美国服务人员十分同情我们,不嫌我们身上邋遢,都心疼地围上来,拉着我的手,伤感地问这问那。
 
我不懂他们的话,只好笑笑。他们送来香皂、肥皂,要我们多洗几遍。
 
我单独用盆在帐篷里洗。洗了三遍,盆中水还是泥巴浆一样。整整花去大半天,才算洗干净。
 
这里是临时收容站,下山的官兵在这里集中休整,而后用火车送到朗姆茄军营。
 
朗姆茄位于印度北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人在这里建起一座庞大的战俘营,现在又成了美军训练中国远征军的基地。
 
这里没有都市缤纷的色彩,举目所见都是军营的森严。一幢幢营房,匍匐在高墙铁丝网内,身着军服荷枪的中、美军人,来往穿梭执行着军务。
 
当我出现在野战医院门口时,还离好远,就被一个洗碗的担架兵认出来了。
 
他全身怔住了,僵僵地站在那里,不一会,才大声喊起来:“大家快来呀,小刘没有死,小刘回来了!”
 
整个医院顿时哄起来了,同事们纷纷从房间里跑岀来,我连招呼也应不过来。
 
徐进宝挤进人群,抱着我的双肩直晃:“小刘,这不该是做梦吧!他们呢?小钱呢?何珊呢?……”
 
我心里顷刻一凉,轻轻地摇摇头。
 
他转身抱头蹲下,双手不停揪扯着自己的头发,不言不语。
 
一个个医官也跑来向我祝贺。大家簇拥着我来到院长住处。
 
进了房,我没看清院长面容,一声“院长”呼出,身子已跪倒趴在地上,伤心地大哭起来。
 
院长在流泪。医官在流泪。老兵在流泪。新兵也在流泪。
 
大家都冷静后,我才抽泣着汇报了这一路的惨状。院长听完,说他都知道的。
 
当得知我是和许还山一起爬出来的,院长有些激动说:“把他调回来,你们完婚吧!”
 
当晚我俩就以夫妻名义向院长致谢,院长语重心长地说:“你俩是一对真正的患难夫妻,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命和情谊。”
 
我们不约而同地点点头。泪水,从我眼中涌出。


野人山的大劫难,震惊全军,轰动全国。
 
记者、作家向朗姆茄纷至沓来。画家叶浅予先生也来了,听说有一个女兵爬出了野人山,特地从军部赶来给我画画,准备拿到重庆去展览。
 
画完后,叶先生把画像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画夹里,抽出一张送给我。
 
我当时不知道叶先生的名气,只觉得重庆派来的一定很有名,把这幅画小心收藏了。
 
没想到,正是这幅画,在我后来最绝望的时候,投来了第一抹曙光!
 
朗姆茄有一个美军医院,师里原有女兵都死在野人山了,国内运来的补员兵也都是男的,我成了这里唯一的中国女兵。
 
这偌大的军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女人,就是我们廖耀湘师长的太太,她是乔装打扮随驻印军抵达的。
 
廖师长夫妻二人感情很深,廖夫人在战争时期也一直跟随左右。他们特别接见了我这个特殊女兵。
 
劫后余生,在印度,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到1942年底,至朗姆茄训练的兵力已达32000多人。训练场上插了巨大的标语牌:“下劲苦练,杀回缅甸!"
 
第二年秋季,部队开到野人山边缘地区,进行丛林适应性训练去了,每个连队只留下个把弟兄照看营房,许还山已经跟着部队出发了。
 
这时我已怀胎数月,即将临盆了。在美军老医生的帮助下,我的女儿哇哇落地,我给她取名叫“竺兰”,纪念她的出生地。
 
伴随着孩子的出生,中国远征军报仇雪恨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战斗打响后,廖夫人邀我陪她前往印度的旅游胜地葛伦堡度假,我人在风光秀丽的葛伦堡,心却日夜牵挂着野人山中的战事,牵挂着连孩子的面都没见着的许还山。
 
好在令人振奋的消息不断从前线传来,我与廖夫人成天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
 
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在豌町西南的芒友胜利会师,中印公路胜利贯通。
 
在胜利的欢呼声中,驻印军回到了阔别三年的祖国怀抱。
 
在朗姆茄留守处的人员,也接到命令,由中印公路回国。消息传到留守处时,我抱着女儿竺兰高兴地跳起来,激动的泪水不知不觉夺眶而出。
 
出国已经三年了,日思夜想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怎么不叫我激动万分呢!
 
车队登上畹町大桥,望着手持鲜花,夹道欢迎的人群,我的双眼又一次模糊了。当初出国时,也是此情景。
 
在云南曲靖,我与许还山匆匆见了一面,战火又把他招向湖南芷江。我们在芷江相逢,随后开去上海,不到三个月,又开赴东北战场。
 
1946年,我孤身一人在上海分娩了第二个女儿。
 
一个无职业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但不知为何,东北战场上的许还山一直杳无音信。不得已,我带着两个女儿,踏上了千里寻夫的征途。
 
东北战事吃紧,部队调动频繁,我拖着两个孩子在战火中辗转一年多,也没能见到许还山的面。
 
我想,肯定是他军务很忙,不好请假。
 
女人的心,常常太善良,太天真!

1947年尾,我在锦州附近的汤干子镇,终于找到了许还山,他是团里的卫生队队长。
 
我一路奔波虽很疲劳,但心情激动得不能入睡,靠在床铺上等待丈夫的到来。直到深夜,他才回来。
 
可他轻轻推开门后,见到我连句话都没有,看了眼孩子后,就木然地坐到凳子上。沉默许久,才望着我说:“桂英,我对不住你。”
 
许还山有了其他女人,对方已经怀孕了,他说不能对不起她。许还山走了,我带着一对孩子睡了,泪水湿透了枕头。
 
第二天我含泪登上返回沈阳留守处的火车,东北解放前期,在许还山的安排下,我回到他安徽老家怀宁县的乡下。
 
家中只有婆母一人,由于祖上传下了一些家业,家境还算殷实。不知是婆母性情怪癖,还是许还山有话于她,我们的到来,婆母多有不悦。
 
到1948年春,许还山从东北给婆母来信,让我回长沙,随信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合影。
 
婆母从此翻脸不认人,成天骂我死不要脸,赖在她家。亲人的侮辱,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多少个夜晚,我想跳水自尽。
 
可看着床上熟睡的女儿,孩子投胎投错了门,我解脱了,她们尚小啊。不能重走我这个没有母亲的老路。
 
在婆母的欺辱下,我忍无可忍申请了离婚,在新政府的保护下,家中的不动产房屋和田地一分两半,与负心的丈夫和狠心的婆婆一刀两断了。
 
好在我有些文化,镇上小学聘请我当了一名老师。后分配到容岭小学执教,在这里四年,我也经人介绍,与一位姓谢的基层干部结了婚。
 
我们有了两个孩子,一起熬过三年自然灾害,可生活再艰难,又怎能与野人山中的困难相比呢!
 
然而,一个政治风浪打来,我被吞没了。
 
“反右”运动开始,老师都要向党坦白交待历史问题。我想来想去,自己一个孤儿受尽磨难,有什么可交待的,便把参加远征军的经历讲了出来。
 
这下可闯了大祸了!
 
远征军?远征军是干什么的?一个女人出过国,耸人听闻!
 
便顺藤摸瓜,审问起来:“你出国究竟干了哪些事?”、“你与外国特务有哪些联系?”
 
该说的,我都交待了,稀奇古怪的传闻在教师间散开了,说我是暗藏在大陆的女特务,说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钦佩我,我的老实是装的。
 
我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不知所措。会场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我成了批斗对象,主持人让我把黑历史都交待岀来。
 
小组批斗后,大组又进行复斗。我被批斗数月,究竟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从未有人告诉我。
 
就这样,我被下放到了偏远的农村,第二年老谢也跟着我下放了,不久他又染上了肺结核病,被肺病活活折磨死了。
 
运动一个接一个,我一个也没躲过。
 
“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几度来抄我的家,我怕叶浅予老先生为我画的画被抄出来,给我罪加一等,便含泪把画和照片全烧了。



直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我才看到了希望。
 
小女儿不能上学,大女儿不能入团,要她们与我划清界限。我一辈子抬不起头不要紧,让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我死不瞑目啊!
 
可我等了七年,那场大战仍被历史的尘埃覆盖着,没人提及,我的平反也就无从谈起。
 
时间进入到1985年,这年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我总感到这年要发生什么事儿。
 
这种预感真的变成了现实。
 
在这一年,党和国家开展了隆重的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一些领导人的讲话、文章中,对中国岀兵缅甸作战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省城一家医院工作的二女儿来信告诉我,她看到了一篇报道,是关于孙立人在缅甸抗日有功获奖的情况,虽然夹在报缝里只有几百字,它还是令我们全家欣喜。
 
因为它是一个信号:中日缅甸之战可以公开报道了。
 
护士长何珊临死前的一幕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了她要我把野人山大劫难告诉世人的遗嘱。
 
是啊,我这个侥幸活下来的人,现在是时候把那段经历公诸于世,这也许就是老天让我活着的意义。
 
于是,我背着子女,偷偷地动笔了。
 
我当时没有分文收入、没有栖身之所,靠在子女身边轮流生活,文化程度又不高,要再现四十年前的那场经历是困难的。
 
我从儿女们给我的零用钱中节省下一点钱,买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用白纸装订了本子,到哪里就背到哪里。
 
夜晚孩子们都睡下了,我便开始一点点回忆,一点点记下来。在泪水浸泡中,我终于完成了我的回忆录。

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叶浅予先生仍然健在,是北京的大画家,便试着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推荐发表我写的回忆文章。
 
叶老仍记得我这个爬出野人山的女兵,他立即把我的回忆文章转交给《新观察》杂志社。不久,文章在《新观察》刊登了岀来。
 
第一次尝试的成功,使我的胆子更大了。
 
我多次找有关部门,申请组织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査,给予平反。接待我的同志一翻档案,说,你有啥要平反呀,本来就没有给你定什么罪,戴什么帽子呀?
 
我的档案里只有关于“错误思想严重"、“历史问题复杂”的记载。
 
天呐,这些年来,批了斗,斗了批,都是因为乡下一些人乱来一气。
 
1990年6月的一天,当我从怀宁县信访办公室,用颤抖的手接过退休通知书和退休金时,我热泪盈眶。
 
这年我已是七十高龄了。
 
晚年我努力清醒地活着,接受了很多媒体、志愿者的采访,子女们不理解,他们担心我激动,害怕我出事。
 
我一遍遍重复讲述那段地狱中爬行的日子,只为世人不要轻易遗忘,那些永留野人山中的白骨与忠魂。
 
他们还挣扎着想要返回。



女作家李小蛮是第一个将刘桂英奶奶带上央视的寻访者。
 
她对奶奶的崇敬,不仅在于爬过野人山的顽强,更有后来几十年的善良和美德。
 
受尽磨砺却对别人的苦难有恻隐之心;对关心帮助过她的人赞不绝口;为数不多的生活费捐给山区贫困学生;劫后余生的美式军毯无私捐赠。

同是女人,我们都为奶奶感到不平,都会受困于男女爱情世界里的忠诚与背叛。他们的爱情在野人山都过来了,却又为什么过不了寻常夫妻这道坎。
 
每一个从生死场上走来的老兵们,回忆是痛苦的,不回忆,更让人无法忍受。
 
也许战地爱情尽管浪漫,但共同经历的肮脏污浊,死神来临前的绝望,谁愿意日日以痛苦的回忆相伴?
 
刘奶奶接受那么多采访,从不提前夫的名字。
 
我想,那是对共患难的感恩和慈悲。
 
今年的11月16日,刘奶奶在合肥家中逝世,结束了一个世纪的传奇。
 
他们曾经爱祖国胜过世界上的一切。那是真的爱,可以献出生命的爱。
 
而现在,奶奶的骨灰还没有落葬。她为野人山的忠魂多活了八十年,她死后应归于哪里?子女们很苦恼。
 
每一个国人,都应为此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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