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短篇故事

精神科医生的圣诞节警告:今天很多人容易犯病

作者:陈拙
2022-01-01 13:30

那天精神科医生陈百忧跟我说了一个事,给我吓一跳——人单久了,容易生病。

因为孤单是一种不太良性的情绪,“单久了”,免疫力会下降,身体的炎症会增加,不光是心理层面的,很多身体上的病都来了。

她还逗我,尤其是大过节的,如果单着,更要注意情绪。

其实孤单并不可耻,相反,讲出心里这份情绪,反而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陈百忧认识一个男人,他坚信自己身体里住着一个“机器人”,但他从不跟别人说,还因为这个古怪的症状被家人抛弃。

他在精神病院越来越孤单,5年都不主动和别人说话。身体里的“机器人”成宿地折磨他,让他没法睡觉。

这时一群来精神科实习的学生,找到了一个拯救男人的方法。

但前提是,他必须开口。



“我姓金,是朝鲜来的间谍。”

话音刚落,围成圈的人群又往里拢了些。
 
人群里,披着白大褂的,穿着病号服的,此刻都无一例外把目光定在花坛上这人的身上。
 
光头,头上一道很长的疤,大家都叫他“老金”。
 
碰上出太阳的日子,这花坛就是老金的主场,整个小院里挤满了来听故事的人。老金也总是不负众望,绘声绘色地一遍接一遍讲。
 
金姓,加上朝鲜族,如此显赫的身份让老金深信,自己一定是朝鲜领袖的某个亲戚,一名朝鲜派来的间谍。
 
因为背负着这重“身份”,他成天过得提心吊胆,生怕被政府发现。

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户姓金的人家被害了,异常惶恐,觉得一定是“那边”开始清除行动了,很快就会找到他头上,于是连夜坐火车逃跑。
 
“在火车上,我遇到列车员查票,那几个列车员一看就是假的,是‘那边’派来抓我的特务,我直接跳窗跑了。”
 
老金自然是没跑成,脑袋开了一大道血口子,当即被送去医院。醒来后不久就被转到了我们科。
 
在老金的身后,一栋带院的二层小楼静静矗立,那就是我们科室。小院的大门总是锁着的,院里院外仿佛两个世界。

这种故事联欢会会定期在我们科室的小院里举办。听众里有医生,有患者,更多的是来实习的学生们。而登台讲故事、演节目的都是精神病人。

这其实是一种教学查房,我们会提前找一些症状已经稳定但发病时症状很典型的患者,来给学生们“讲故事”,加强他们的学习记忆。
 
老金的故事里有好几个典型的精神症状,比如“血统妄想”,“被害妄想”等。他一边讲,一边还让学生们摸自己头上的疤。这种互动的查房形式,学生们非常喜欢,教学效果也非常好。
 
老金还没尽兴,另一个叫“老米”的病人又蹿上去,我一看他那兴奋劲儿,就知道他已经等不及了。
 
“华阴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像开锅……她就是华阴山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
 
这是老米的保留曲目,山东快板《劫刑车》。他连说唱带比划,气氛一下被推向了高潮。
 
下一个节目,谁来?大家一边使劲鼓掌,一边在人群里四下张望。
 
张庆祥竟然在这时候站出来了。

之前的联欢会我就找过他,他推说自己没啥好说的,一直不参加。
 
但如果要在联欢会上选一个最佳节目,张庆祥的故事可一点不输老金。
 
他个子不高,很瘦,挂着浓重的黑眼圈,像小学生一样背着手。也许是我们这边太热闹了,他老往我们这边看,一趟一趟凑到离我很近的地方。
 
我喊住他,“张庆祥,你过来给大家说一说?”
 
张庆祥听见了,像个做错事的小孩,说:“我不行,我说什么啊?”他的声音很轻,但我注意到他的脚正一点一点往花坛上挪。
 
我连忙鼓励,“随便说点啥,说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咋样?”
 
“睡得不好,我总是睡得不好,‘机器人’总闹。”张庆祥看着我,像是很为难,声音越发小了。
 
我代为重复了一下,学生们顿时来了兴趣。
 
“机器人是啥?”
 
“就是我身体里那个啊。”他的声音还是很小,目光一直没离开我。
 
学生们却越发好奇,七嘴八舌地问他,“机器人长什么样啊?你见过它吗?它在你身体的哪个部位呆着?”
 
张庆祥求助似的看着我,特别想从花坛上下来,正好这时护士喊大家回屋吃饭,他赶紧溜掉了。
 
张庆祥这次的表现,其实已经超出我的预期。做他的主治医生五年了,他从来没有主动跟我说过一句话。
 
住院久了,患者和我们很熟,想要什么一般都会让我们帮忙给家里打电话,但张庆祥一次也没有跟我提过要求。他好像什么都不要,实在缺了,就让护工帮忙买,再记个账。
 
我最常见到他的地方,是在他病房窗户下的暖气片旁边。
 
不管天冷天热,张庆祥总在那个角落呆着,有凳子也不坐,有时候护士看他蹲太久了,让他起身活动活动,他就在走廊上应付着走几步。一下没看住,人就又回暖气片前蹲着了。
 
张庆祥抽烟很凶,但带过滤嘴的成品烟太贵,他就用烟丝自己卷。往暖气片旁一蹲,他的手心里总是摊着一团焦黄色的烟丝。
 
我有时一个人去病房转悠,他看见我,打算站起来,我说不用,他就埋下头继续卷烟——

大拇指一点点地揉搓,再把烟丝小心翼翼地放在已经拆好的小白纸上,用手搓成烟卷,最后舔一舔手指头,把一头、一尾捻一捻,一支烟就做好了。
 
看着他慢慢的,一支一支地卷着烟,我有些出神。
 
人和人的痛苦是不相通的,很多人会抱怨自己很忙,没时间,但住在这里的患者,每天都要想很多办法来打发漫长的时间。
 
卷烟,就是张庆祥打发时间的方式。
 
他装着烟丝的铁制月饼盒就放在边上,红艳艳的,上面有四个大字:花好月圆。

他的床头桌上常年放着一个蓝绿色的搪瓷杯子,杯子里泡着一团粉乎乎的东西。
 
我问,这是什么?张庆祥赶紧把杯子拿过去背到身后,解释说刚吃完东西,还没来得及刷。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的假牙。
 
张庆祥还没到40岁,牙已经都掉光了。因为长期吃氯丙嗪。
 
氯丙嗪是第一个抗精神病药物,早年间有青霉素一般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但副作用很大,服用久了牙龈萎缩得厉害,现在已经很少用了。
 
摘掉假牙的张庆祥嘴巴是瘪的,两瓣嘴唇虚虚地贴着牙花子,看起来至少五六十岁。
 
张庆祥很在意这个,不希望被发现,见人的时候都会戴着假牙,我前几次查房一直没发现。后来口腔溃疡反反复复,他没办法,只好吃完饭就摘下来泡着。
 
无奈,认命,不抵抗,这是张庆祥给我的第一印象。我总觉得他很憋屈,又不知道怎么办。
 
他不愿意从暖气片旁边走开,我也没法陪他一直蹲在暖气片旁边。


精神病院的生活看起来像不断地重复,但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之中,一些细微的变化正在发生。
 
学生走后的第二天,我去查房,发现张庆祥竟然没蹲在暖气片旁卷烟,他坐在床边,一看见我就赶紧站起来,感觉一直在等我。
 
“我昨天说得不好,说得不好,让陈大夫丢人了。”他像做错了事情似的,反复说这一句。
 
我安慰他别放在心上,张庆祥却重新提起话头,“机器人没有样子,我也没有见到过,只知道他就在我的身体里。”
 
张庆祥的话让我一下有点内疚。
 
当他的主治医生这么久,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他深入聊过他身体里那个机器人的事,只是当成一个既定的事接受下来——或者说,一个精神病人发病时的臆想。
 
我接着他的话问,机器人是液体吗?是固定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吗?
 
张庆祥说是的,是液体的,但不固定,会动。
 
“那有颜色或者气味吗?”
 
“没有。”
 
“我能用彩超或者做CT看见它吗?”
 
“任何检查都查不出来……”
 
我第一次详细、认真地跟张庆祥讨论了他身体里的机器人。那也是我第一次听他说那么多话。
 
接下来几天,张庆祥都不在暖气片旁蹲着卷烟了,而是每天都等着向我汇报机器人的新情况。
 
原来张嘴都费劲的张庆祥,说起机器人就对答如流。
 
我有点兴奋,趁热打铁问他,“下周学生来,你愿意再跟大家讲讲吗?”
 
他说他可以试试。
 
这一次,我刚把学生们带到小院里,张庆祥就主动迎上来跟我打招呼——平时他都是等我走近了才问个好。
 
我感觉他跃跃欲试,就让他第一个说。
 
联欢会难得没有以老金的间谍故事开场,张庆祥没有推辞,站上花坛就开始说——
 
“我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机器人,它是液体的,没有形状,也没有颜色和气味,它随着血液被带到我的全身各处。它也不能被任何的仪器检测出来。如果我不听它的,它就会给我过电,折磨我……”
 
一点没有卡顿,声音也比上一次大了很多。他可能在心里练习了很多次。
 
他说完看向我,我立马向他竖起大拇指。他一下露出一种少见的害羞,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学生们听得很认真,有的甚至拿出小本记起了笔记,有人举手提问,“机器人是一个还是很多?”
 
张庆祥非常确定地回答,“机器人只有一个。”
 
“那它是男的女的?”
 
这回他稍微犹豫了一会儿,回答,“男的”。他犹豫的时候总会看向我这边。
 
“既然是液体,怎么区分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张庆祥又求助似的看向我,我赶紧替他接上,“对于这种我们检测不到的东西,肯定很先进,既然机器人告诉张庆祥自己是男的,那就肯定是男的。”
 
我知道这理由很牵强,但病人的幻觉很多时候都像一个更高形式的存在,是不能质疑的。有命令性幻听的患者,甚至会毫不怀疑地执行心里“那个人”的命令。
 
“那机器人跟你说话吗?”
 
“有时候会跟我说。对了,他的声音是男人的声音,所以我知道他是男的。”这个回答很好地解释了刚刚关于机器人是男还是女的问题,但听起来很像他临时找的理由。
 
“他是从小就在你的身体里面,还是什么时候住进你身体的?”
 
“他是在……我算一下,1997……不是,1971……”张庆祥低着头,自言自语地算着,“对,它是在我26岁那年住进我身体的。”
 
学生们的问题千奇百怪,但张庆祥会认真地思考,认真地回答。
 
回到病房的张庆祥很兴奋,我竟然在楼下听到了他和护士聊天的声音。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他主动和别人说话。

对于精神病患者,有一个争议是我们到底应该淡化他的症状,还是强化他的症状?
 
一遍一遍的讲述肯定是一种强化,这样对于消除症状是不利的。
 
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个“机器人”在他身体里已经住了十几年了,任何药物都不能消除,所以找到一个跟症状和平友好的相处模式,也是一种治疗的办法。
 
和症状相处,首先就要了解症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让他反复讲机器人的故事,就是反复描述自己的症状,这也是一种治疗。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感觉给学生们讲故事的那段时间,张庆祥身体里的机器人好像比较配合,出来得不那么频繁,他整个人很有精神。
 
几次查房下来,张庆祥已经成了我们教学的“固定班底”,他的故事也越来越完整——
 
“那是1997年,到处都张灯结彩迎接香港回归,那一年我26岁,在一个下着雨的傍晚,我下班回到家,正准备躺在床上休息。一个机器人进入了我的身体,他叫高文强。从他的名字和声音,我知道他是个男的。

他是液体的,没有颜色没有气味,也不能被任何仪器检测出来。随着血液循环被带到我的全身各处。
 
他就是来折磨我的,如果我不听他的,他就会给我过电。我以前做过电工,我知道被电是什么感受。虽然从外面没有办法测出这个电流,但我是真实地有被过电的感觉和疼痛的,这个你们医学上叫‘幻触’。”
 
患者们经常用术语描述自己的症状,这在精神科的病房里并不少见。

患者们反复入院,看病的过程中多多少少看过自己的病志,有时也会听我们讨论病情,时间长了,专业的术语可以张口就来。
 
“现在,我也能随时跟高文强对话。”
 
说完这句,张庆祥就熟练地表演起来——他先对着空气问一句,“你叫什么名字?”然后把手放在耳朵边,像西游记里孙悟空的顺风耳那样。
 
几秒钟之后,他换成一个冷酷的声音说,“我叫高文强。”
 
这是他新增加的内容,机器人也有了“高文强”这个名字。我在想,是不是他自己个子比较矮,内心渴望“高”和“强”?当然,也可能是周润发的“许文强”给了他灵感。
 
然后他又变回自己的声音,问,“你为什么要折磨我?”
 
用“顺风耳”听了几秒钟后,他得到了“高文强”的回答,“我现在不能告诉你,等你死的那一天,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
 
说完还不忘解释一下,“刚刚那句话是机器人说的,这个叫‘幻听’,听到的是不存在的声音,但对我来说,这个声音是从我耳朵里听到的。”
 
看着张庆祥活灵活现地表演,我忍不住想,这是他原本真实的症状,还是一个他为学生准备的节目?
 
张庆祥越讲越好,慕名来听他讲故事的学生越来越多。后来,还在理论教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课堂上提到他。

有些学生来实习就盼着能看到他,还有一些人专门为他准备了小礼物。
 
这样愉快的交流持续了一段日子,我能感受到张庆祥的状态在一点点变好,虽然“高文强”还是在他的身体里,时不时跳出来给他过电,但他不总窝在暖气片旁边卷烟了。
 
讲故事、被大家喜欢,给了张庆祥从未有过的成就感。
 
直到一次表演的意外突然而至——

那天,学生们正追着张庆祥问问题,突然有个病人犯病了,吵得很厉害,我只好中途离开去查看那个患者。
 
十几分钟后,当我回来的时候,整个气氛变得很低落,大家问问题,张庆祥就瘪着嘴,也不太愿意回答了。
 
查房匆匆结束。
 
回了办公室,我立马问学生刚刚都说了什么。
 
“就问他有没有谈过恋爱,想不想出去。”
 
听到这里,我脑袋嗡的一声。
 
我特别后悔刚才离开了。每次查房之前我都会强调,有些问题是不能问的,对患者来说,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只会徒增烦恼。它们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我们只能假装看不见。
 
学生走后,我上楼去找张庆祥。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看见我了也不说话,问话也不答,中午饭放在床头柜上压根没动过。
 
“我想出院。”
 
就这一句,声音不大,但说得清清楚楚。
 
我最害怕跟患者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只要想出院的念头一出现,得不到满足,患者通常要犯病,而且会折腾很久。
 
其实封闭病房里的患者,如果有合适的监护人能保证病人在院外按时吃药,确实不用一直住在医院里。
 
但张庆祥恰恰没有监护人。每次家属探视,他的屋里永远只有和他非亲非故的一个女人——“嫂子”。
 
一次,他嫂子大包小包带了好多东西来,我去开门的时候顺手接过一个包,没想到那么沉。
 
包直接掉地上了,里面全是罐头。
 
嫂子说自己要出一趟远门,多给张庆祥备点吃的,罐头放得住。
 
 “你出门了让他哥送不行吗?” 我条件反射地说。
 
按理说有嫂子肯定有哥哥啊,他嫂子也快人快语,“指望不上,要是能指望他,我就不跟他离婚了。”
 
短短几句话让我很惊讶——已经离了婚的嫂子,没有任何义务再照顾小叔子了啊。
 
“啥义务不义务的,我不管他谁管?”这个结实的东北女人答得轻巧,但我知道这一句话,要背的责任有多沉。
 
我们有个患者的哥哥,为了照顾患病的妹妹,每次相亲,一见面就跟对方说我有个住精神病院的妹妹,我必须管她,三十多岁才结上婚;

还有个患者的妹妹,为了照顾得精神病的姐姐,和丈夫离婚,还用家里仅有的钱给姐姐交了住院费,最后自己儿子交不上学费,只能读职高……
 
这些患者至少还有血缘关系,沾着亲,可张庆祥只有嫂子。
 
张庆祥的父母在儿子发病之后,整日发愁,没几年就先后去世了。
 
张庆祥还有个哥哥,本想让他哥接他回去,他哥不接,张庆祥一急眼,掐着他哥的脖子按到床上,要不是有人拉开,张庆祥能把他哥掐死。
 
他哥说精神病要杀人,谁爱管谁管,反正他不管了。从那以后看都不来看,更别提接回去住了。
 
张庆祥那一次犯病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半夜在病房里走来走去,不睡觉,也不吃饭。最后还是嫂子来,才把人劝住。
 
嫂子回忆,自己刚跟他哥认识的时候,张庆祥还是个学生,骑着自行车追风似的,过来就喊她嫂子,喊得她都不好意思了。追着要打他,这人一下子又骑跑了。
 
我看着眼前木得跟雕像似的、牙都掉光了的张庆祥,很难在脑子里拼凑出那个把自行车骑得风一样的年轻人。这种对比总是让人无限悲伤。
 
嫂子眼看着张庆祥毕业,眼看着他工作,又眼看着他谈恋爱,“我没见过那个女孩,还开玩笑说让他哪天带回来给大家看看呢,结果忽然就分手了,人还被查出来这个病。”
 
从那之后,张庆祥的生活里就只剩嫂子。
 
每次嫂子来,先帮他把记的账都还了,再留够好几个月的住院费生活费。碰上天气好,还会把他冬天要穿的厚衣服拿到院里晒着,搬走脏衣服去水房里洗,一忙活就是一整天。
 
等太阳落山,嫂子不得不走了,张庆祥就站在病房的窗户前,盯着他嫂子的背影,一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才回自己的病房。
 
我管了张庆祥好多年,他从来没有让我帮忙打过一次电话。可能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嫂子,所以才什么要求都不提。
 
我不敢往下想,如果嫂子再婚,对方知道女人还有一个精神病的前小叔子要照顾,有几个愿意?

我跟张庆祥说,出院的事我定不了,得主任说了算。
 
他转过身去,面对着墙,不再理我。
 
第二天早上查房的时候,我竟然有些认不出他来了,他表情恐惧,脸色黑青,眼眶凹陷,几乎整个晚上都在受“电刑”。
 
机器人在疯狂地折磨他,连着好多天他都睡不着,想出院的念头一出现,“高文强”就会给他过电。
 
吃不好睡不好,他本来就瘦,这下子直接瘦到贫血了。
 
学生又一次来的时候,张庆祥仍在闹出院,他明确表示不想再讲“高文强”了。
 
等我们结束,学生都离开了,我才从护工那儿听说,他趴在厕所的窗户上看学生的大巴车,一直到连影子也望不见了才从里面出来。
 
这仿佛成了张庆祥的一个心病,只要有学生来,他就躲进厕所趴窗户,抽烟也抽得更凶了。
 
患者们住在一起,情绪很容易互相传染,尤其是碰上有人想出院,往往闹得特别大的没走成,其他人反而着急起来。
 
当时我们有一个患者,从来不吃茄子,觉得茄子长得贼眉鼠眼的,看着就不舒服。他还有视物变形症,觉得床太小了,像婴儿车,一到要睡觉就非常纠结。实在困了,才把自己卷成猫似的,勉强躺下。
 
他看这个世界都是反的,衣服反着穿,水杯饭盒都倒扣着。
 
这个患者眼见张庆祥整日闹腾,心里的防线先一步垮了,外出的时候趁护工不注意,翻围墙跑了。
 
我们赶紧开车出去找。
 
在离医院一两公里的地方,就看见他拎着一个小包坐在路边。
 
主任问他,你咋没回家?
 
他说我不认识路——他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话没说几句,就主动上了回医院的车,再不提出院的事。
 
这个患者回来没多久,张庆祥也跟着安分了不少,他大概也在思考,真出去了,他能去哪里?
 
显然,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我给他嫂子打了电话。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给他嫂子打电话。
 
电话里他嫂子也实话实话,他哥不可能接他回去,自己也没有地方让他住。但还是答应,下次来医院的时候带张庆祥出去转转,吃点好吃的。
 
也许是嫂子的安慰起了作用,也许是逃跑病友的经历让他想清楚了自己真的无处可去,张庆祥平静了不少,只是又回到暖气片旁边卷烟了。
 
到学期末的时候,我正犹豫着要不要找他,他竟然主动说:“我来给大家讲讲吧。”
 
“在我26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下着雨的傍晚,一个叫高文强的机器人住进了我的身体……”
 
张庆祥有了一个固定的开场白,脸上褪去了愁苦、纠结,身体也更放松了。
 
之前,只有在嫂子来的时候,我才能见到这样的张庆祥。
 
往往嫂子还没走到病房,张庆祥已经下到半层来接了。他接过嫂子手里沉甸甸的兜子,嘴上说着带这么多干嘛,面上却不由地笑了。那种开心很单纯,像小孩得到了自己喜欢的玩具。
 
现在,嫂子不来,他给学生讲故事一样可以踏实、松弛。
 
故事最后,他说:“等到我死的那一天,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
 
可真相是什么呢?也许什么都没有。
 
在张庆祥一遍遍的描述里,他的症状越来越生动,”高文强“就像他的老板,一个权威的、脾气不太好,但人不坏的老板。
 
他终于找到了和“高文强”的相处模式,已经很少被“电”了。
 
我经常在想,困住精神病患者的到底是什么。
 
张庆祥重新找到安稳,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是因为有故事可讲,而这个故事来自他的病;但也是这个病让他困在了这个小院里,没有家能回。

张庆祥大概没想过,在他已经习惯了讲故事的时候,会有一辆车来接他。
 
2015年,医院决定关闭这个在郊区的封闭病房,搬到市里的总院去做开放病房。
 
医院之前是独立供暖,现在市政不再允许单位烧小锅炉了,这意味着供暖之前,我们和所有小院里的患者必须搬走。
 
新的病房有一个考核指标,叫“病床周转率”,医保的结算方式也不一样了,不能再收这种需要长期住院的患者,符合出院标准就必须出院。
 
我记得搬走的那个月,每天都很难受,很凶的“院霸”走的时候都哭了。她在那个小院里住了二十多年。
 
张庆祥也被安排去了别的医院。他做了很多努力想留下来。
 
他去找院长,本来他也算我们医院的职工。发病之前,张庆祥在我们医院的一个分院后勤当工人,主要负责烧锅炉,只是干了没多久就开始出错了。
 
有一次他把人家的铝饭盒烧了,说是机器人让他烧的,有人要下毒啥的。他用铲煤的铲子打了同事,闹到最后报了警,人就被送到精神病院了。
 
他希望院长看在内部职工的份上,让他住开放病房。但直到救护车来,他也没能见到院长。
 
他得到的回复是,先去,以后有封闭病房再把他接回来。
 
走了,就是走了。走的那一天,嫂子一直陪着他,我站在边上叮嘱他,“你还是要听高文强的话,让他少折磨你。”
 
后来我在市里一家医院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吃饭时,一个主办医院的大夫无意中提到,张庆祥现在就在她管的那个病区。

我就问,“高文强还住在他身体里面吗?”

那个大夫有点懵,问“高文强是谁?”

我心里有点不满,她怎么能连“高文强“都不认识?但又不知道从哪讲起。离开了那个小院,“张庆祥”可能都不会再被提起,更何况住在他体内的“高文强”?

我突然悲伤起来,不再说话。

气氛变得有点尴尬,一起去的师姐赶紧解释说,就是那个机器人。那位大夫恍然大悟,“哦,机器人还在,还是经常给他过电。”

我提出,想去她病区看看张庆祥。
 
护工一边给我们带路,一边说:“张庆祥不咋爱吱声,成天都一个人呆着,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人。精神病嘛,都这样。”
 
顿了几秒后,他给了个听起来挺好的结论,“倒是从来不惹事。”
 
到了病房门口,护工喊了一句,“张庆祥,有人来看你啦。”
 
暖气片前蹲着的那个瘦瘦小小的身影抬起头来——
 
他的脸上还挂着浓重的黑眼圈。很明显,“高文强”还是让他晚上没法睡觉。
 
看到我的瞬间,他的眼睛里写满了不可思议,下唇不住地抖动起来。
 
“陈...大...夫?”
 
他慌乱地站起来,那个本来放在腿上,装满烟丝的旧月饼盒重重地砸在了地上。还是当年在我们那儿住院时用的那个,都生锈了。

“住得习惯吗?”我一边蹲下帮忙收拾撒落的烟丝,一边问他。
 
张庆祥仍是满脸错愕,似乎不相信我就在眼前,忙乱又着急,眼睛都有些泛红了。
 
收拾好烟丝,他终于平静了一些,满怀希望地问我们,是不是新病房可以收他了?
 
他以为我们是去接他回去的。
 
我和师姐互相看了一眼,特别后悔就这样贸然地来了。
 
师姐安慰他,说现在暂时还不能,以后那块地要重新盖,盖好了大家都能回去。
 
张庆祥明显很失望,但还是挺感动。不难想见,除了他嫂子,我们应该是唯二来看过他的人。
 
看完张庆祥的整个下午,我的脑子里一直是当年我们那个在郊区几乎与世隔绝的小院。
我仿佛又回到那些时光里,张庆祥站在小院的花坛上,带点羞涩,又很明快地给所有人讲他和“高文强”的故事。
 
午后的小院里洒满阳光,有一束落在他身上,把他也照得很亮。


如果张庆祥有机会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我想,他应该会在新病房里过得好一些。
 
医院重新改造后,我们依然有教学查房,来的学生里经常有人会问,“老师,那个身体里有机器人的患者还在吗?”
 
我有些惊讶,问,你们怎么知道的?
 
他们说听前几届师哥师姐讲的啊,他很有名的。
 
甚至有时候我去其他科室会诊,那些之前在我们那里实习过的学生,有的已经留校当医生了,见到我还会问,“张庆祥现在咋样了啊?高文强还在吗?”
 
大概因为不断有人问起,我也时常想起他。
 
动画片《寻梦环游记》里有一句话,“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而我会记得你。”
 
在那个小院里,有学生听张庆祥讲故事,为他鼓掌,送他小礼物。他和他的故事被很多人放在心里,放了很多年。
 
其实,他早就不是一个人了。


动画片《寻梦环游记》里说,“如果在活人的世界里没人记得你了,你就会从这个活人的世界消失,我们管这个叫终极死亡,我们的故事,只能由我们生前认识的那些人来讲。”

陈医生和我聊起张庆祥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曾经的张庆祥只能一个人默默在暖气片前卷烟,后来他站上花坛,完整地讲出高文强的故事——“讲故事”成了支撑张庆祥好好活着的念想。

每多讲一遍,就能在学生们的脑海里多停留一会。

而现在,看到这儿的你,又将成为张庆祥故事新的见证者。

让一个人的人生在故事里被延长,也许就是我们每一次记录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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