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父亲的秘密:这个爱捡垃圾的老头,曾经送了毛主席2辆坦克

作者:罗伯特刘
2022-01-05 21:56

昨天我连夜赶到长沙,参加一位女兵奶奶的追悼会。


年前我曾和她约定,要专门把她的经历拍成纪录片,让更多人看到,可她没等到我就离开了。

自从记录战争故事,我已经习惯和时间赛跑,但总赶不上老人离开的速度。

今天故事的讲述者也曾一再跟我说,他把父亲的故事讲出来,不只是为记录自己的父亲,也是为记下仅存在于他父亲回忆中的战友。

他们为了保卫国家,牺牲在不知名的青山上。因为离开的太早,无人记录,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希望当你看完今天的故事,能记住这些本该被我们记住的一群人。

拉锯战到了最紧要的时刻。
 
癌细胞开始扩散转移,疼痛折磨得父亲不能坐下、躺平。
 
但父亲坚决不吃止痛药。
 
疼痛袭来只是皱紧眉头,就那么默默地煎熬着,连一声呻吟都没有。

父亲在和癌细胞做最后的抗争。
 
“生病怕什么,这就跟打仗一样,你不怕敌人,就能打胜,你怕敌人,就要打败仗。”
 
这是父亲曾经对我说的话,现在轮到他来执行了。
 
特务兵出身的父亲,能打赢生命中最后这场战役吗?


从我记事起,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好脾气,见谁都笑眯眯打招呼,他从不喝酒,但喜欢抽烟。
 
那时男孩子们喜欢收集香烟盒,经常拿出来比试比试,小伙伴们对我的香烟盒总是充满不屑。因为我父亲抽的香烟是最寒酸的,1盒才8分钱。
 
父亲要搞点好烟抽很容易,他先后在镇人武部、县土产公司当一把手,掌握实权,但他好像不开窍。
 
一天晚上,家里来了一个客人,走的时候,将两条大前门香烟留在了桌子上,父亲的笑容倏地消失,黑着脸说:“快带走,信不信我把它从窗口扔出去?”
 
不仅如此,每每遇到涨薪,父亲也经常把名额让出来,有时气得母亲连8分钱烟钱都不想给他。
 
烟瘾上来的父亲难受得抓耳挠腮,但也耐着性子,心平气和给母亲做工作,直到成功说服母亲为止。

除此之外,父亲也是个心灵手巧修修补补的好手。家里锤子、起子、钳子各种工具一应俱全,不管我家和邻居家坏了啥物件,他都能修起来。

一双破烂不堪不能再穿的鞋,几下鼓捣,还能再穿一段时间。一把损坏了的门锁,七弄八弄,也能接着使用。

但父亲最喜欢的,要属修雨伞,他经常去垃圾箱里捡别人扔了的坏伞,哪怕散得不成样子,也能把它修好。修好后,谁要就送上一把。

战友觉得父亲“不务正业”,他也不解释。做特务兵的,技多不压身艺,再说有些物资,还是用战友的生命换来的。修修补补,变废为宝,成了父亲的终生习惯。
 
这样的父亲,怎么会像个征战沙场的老兵呢?

周围的人根本知道父亲的过去,就连最亲近的母亲,也只知道点他的片鳞半爪。
 
不过我还是从一些细微处,发现一些端倪。
 
父亲中午从来不午睡,总是身姿笔挺地坐在板凳上看报纸,床上的被褥历来叠得就跟豆腐块一样平整。
 
父亲调到县土特产公司任经理后,公司要造几间仓库,依靠人工挖土方进度太慢,父亲就从外单位调了几辆推土机过来。
 
毒辣辣的太阳底下,父亲天天跟一根木头一样,直挺挺地戳在工地上,人晒得漆黑漆黑的。
 
开推土机的司机都忍不住找我报怨,这个领导怎么像个牢头一样,在工地上盯得大家连喝口水的机会都没有。
 
只有从这一点上,我才相信父亲当过兵,但从来没有想到他九死一生,曾经立下过赫赫战功。

父亲出生在浙江慈溪,家中生活贫困,没机会读书,8岁就去一家酱坊当小伙计,混口饭吃。
 
15岁那年,抗战爆发了,慈溪的街上热闹起来,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纷纷涌上街头,发传单、贴标语、演讲、演戏、出墙报……
 
这些抗日活动,父亲也经常参加,但总觉得像隔着衣服搔痒,不过瘾。他想上战场跟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干,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加入。
 
父亲的邻居,是慈溪出了名的大户,家里的大小姐是共产党员,长得也十分漂亮,为了抗日把家里的钱大把大把拿出来支援游击队,这在当地无人不知。
 
父亲恳求大小姐将他带去了游击队。可队长却说父亲年龄太小,连枪都扛不动,等过几年身子长结实了再来。
 
回家后的父亲一直郁郁寡欢,直到1941年4月,日军侵占慈溪,民房被占,妇女被奸,无辜百姓被枪杀,伤天害理的坏事就在父亲眼皮子底下发生。
 
一年后,父亲再也按耐不住了,又去根据地找游击队,接待他的人,问父亲叫什么名字。
 
父亲回答说:“我叫章华胜。”
 
新队长指指新兵名册,让父亲写下自己名字,他挠着头皮,有些难为情说,自己不识字。
 
队长有些遗憾,看人长得挺机灵的,怎么就不识字呢?对父亲说要打胜仗,没文化不行,交给父亲一个重要任务,学文化。
 
参加游击队真好,能打日本人,还能学文化。父亲如愿以偿成了浙东游击纵队的一分子。
 
游击队在沦陷区开展工作,困难重重,一方面日军要来围剿,一方面国民党也来挤压。
 
夹缝中求生存,随时都可能牺牲。

父亲第一次参加的战斗,是打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虽然抗日,更多是捕杀革命干部,甚至向日伪军告密,以借刀杀人。
 
这次,忠义救国军又抓走游击队税收人员,抢劫被服厂棉衣、棉裤,被逼无奈,游击纵队决定进行一次反抗斗争。
 
父亲才刚学会了打枪扔手榴弹,本来挺紧张,但上战场发现,还没怎么开打,忠义救国军就溃散了。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边战争刚结束,日军调集部队开始在慈溪大规模开展“清乡”运动,禁止百姓自由出入,并对根据地疯狂围攻。
 
处于封锁环境下的根据地,缺吃少穿,游击队得自想办法,队长找到我父亲,说一起去打秋风,怎么样?
 
打秋风就是去日占区摸据点,搞点物资回来。
 
日伪军据点在集镇入口处,驻有一个排的伪军,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除留两名伪军守岗外,其他伪军要去集镇四周巡逻。
 
参与行动的队员共8人,分成两个组,冒充成赶集市的老百姓。父亲跟队长一伙,队长和另一个小组的组长带有手枪,其他人只有一把短刀。
 
父亲多少有些紧张,只见队长几个健步窜到了伪军面前,控制住对方亮明了身份。伪军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更别说抵抗了。
 
这次大家拿到了几袋大米,还有两支步枪、一些子弹和手榴弹。队长让父亲背上一支步枪,说,这支枪以后就属于他了。
 
这是父亲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战利品。

因父亲执行任务表现出色,不久被调了特务连,战斗任务更重了。
 
在敌控区与日军进行周旋,不能老被日伪军撵着跑,那样老百姓就会对游击队失去信心。
 
但要打痛日军,就像是在刀尖上行走。除了勇敢,机智也很重要。
 
特务连专门成立了一支行动队,父亲是其中一员,任务是专门去端日军的小据点。
 
在大家一次次的轻装奇袭下,敌控区两三个鬼子带一个班伪军的小据点全撤了。
 
离家两年多,父亲决定回家看一看年迈的老母亲。

当他深夜出现在老母亲面前时,老母亲差点认不出眼前的男人是自己的儿子,父亲比以前长壮实了。
 
父亲冒险在家住了一夜,天亮前才返回游击队,翻城墙时被巡逻的伪军发现,密集的子弹朝他射来。
 
好在父亲身手敏捷,没有被打中,安全地回到了队里,但他的老母亲却倒在了地上。
 
母子再也没能相见。

父亲生病是2003年的夏天,他已经81岁,时常感到胸闷、气喘、咳嗽。
 
我让父亲去医院检查,他不愿意,说人年纪大了,有个头疼脑热,是正常的事。
 
到了秋天,情况加剧,拉着他去医院一检查,是肺癌。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几次带他去复检,还是被确诊了。
 
要不要瞒着父亲?我觉得没有必要,特务兵出身的父亲,也许早就察觉到蛛丝马迹了,瞒着他没有意义。
 
是我跟父亲谈的。知道实情后,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习惯性的伸手取香烟,又缩了回来,前阵子,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他已经戒烟。
 
我想起了当初自己生病时,父亲对我说的话。
 
那时我刚23岁,元旦前夕单位要布置舞台,为举办全县书画展作准备,我作为美工每天都要忙至深夜。
 
一天起床,我发现自己的脸部浮肿,以为是工作忙,没当一回事。三个月后,我被诊断为肾功能衰竭,当时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父亲当时说出的话,至今仍回荡在我耳边:“生病怕什么,大不了去医院里治,这跟打仗一样,你不怕敌人,就能打胜,你怕敌人,就要打败仗。”
 
那时,父亲依然没有给我讲他当年打仗的事情。
 
动手术要很多的经费,父亲回老家为我筹手术钱,因心急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进医院缝了十多针,他让大家瞒着我。
 
第二年,我在上海一家医院成功做了肾移植手术,年过六旬的父亲天天在病床前守护,笑咪咪地跟我说这说那,装出轻松的样子。
 
因为父亲的鼓励,我活了下来,打赢了这场仗。
 
我结婚生子后,父亲每次带孙子出去玩,不管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会主动介绍说:“你看,这是我儿子的儿子,可爱吧?”
 
现在,我应该把父亲对我说的话,还给父亲了。而且,他是真正的战士,这道理比谁都懂。
 
“爸,生病怕什么,大不了去医院里治,这跟你上战场打仗一样,把病当作敌人,只要轻视它蔑视它,就能打败它。”
 
听我一说,父亲直了直腰身,嘴角笑了一下,我也跟着他笑,把眼泪往肚里咽。
 
可眼前这个81岁的老战士,能打赢这场战吗?

年轻时的父亲不仅身经百战,他和战友后来缴获的战利品,还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阅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下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可高兴劲还没过,内战就爆发了,国民党大批部队日夜兼程向浙东解放区步步紧逼。上级要求新四军浙东纵队分批次北撤,开赴苏北地区。
 
部队一路撤到了嘉兴澉浦。这里三面环山,一面背水,三面山上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浙东纵队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前无援兵、后无退路、山穷水尽之际,父亲和战友被集中在城内的广场上,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站在台上,大声地问全体指战员:“我们打鬼子、打伪军有错吗?”
 
“我们抗战有功,没有错。”大家高声回答。
 
司令员接着问:“刚才,国民党来信要我们缴枪投降,你们答应吗?”
 
战士们被激怒了,把手中的枪举过头顶,“坚决不缴枪投降!坚决不答应!”
 
战斗打响了。
 
父亲和战友们坚守在一个叫扇子山的阵地上,经过多轮的争夺,阵地守住了,稀疏的星光下,很多熟悉的战友就牺牲在自己身边。
 
这天的第一顿饭也送到了阵地上,炊事班给连里烧了一百多人的饭,来吃的只有三十多人。
 
部队夜里紧急突围,天色微明时,终于越过了重兵驻守的澉浦地区,跳出了包围圈。经过长途跋涉,部队到达了苏北涟水。
 
这是一段难得的平静日子,许多战友都申请回老家探亲,父亲也决定回去看看。
 

到家才知道,前次离家时,老母亲听到枪声万分焦急,扭着一双小脚跑出去看儿子,脚下一滑摔伤了骨头,不久就去世了。
 
父亲返回部队后,随部队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血战。到1949年初,部队被改编为“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20军60师”,此时父亲已经是副连长了。
 
渡江战役很快要开始了,这是解放家乡的战役,很多战友异常激动。可父亲一点也不开心,家乡就在眼前,但许多战士回不了江南,永远长眠在长江的北岸了。
 
浙东纵队北撤一万五千多人,回来只剩两三千人,“北撤一万五,归来两三千”,军史里留下了这一笔。
 
而父亲开心不起来的重要原因,是他没能把小徐带回来。

父亲第二次探亲结束归队时,走到半路听见后面有脚步声。
 
扭头一看,没发现什么人,再走一段路,又听到了后面有脚步声。父亲不觉提高了警惕,往前快走几步,又轻轻地拐个弯,绕到了那人的身后,一看,是小徐。
 
小徐是个孤儿,就住在父亲隔壁,靠给大户人家帮工维持生计,没吃过几顿饱饭,个子瘦瘦小小的。
 
在父亲探亲的这些天,小徐就缠上了他。父亲讲什么他都竖起耳朵听,眼睛里满是羡慕和向往的神色。
 
小徐要跟父亲一起去部队当兵。这怎么行?
 
年龄太小了,才15岁,当兵就要打仗,子弹不长眼睛,万一牺牲了怎么对得起他早逝的父母?
 
父亲让小徐回家去。但小徐站着不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亲。
 
这眼神太熟悉了,和当年自己想加入游击队一样热切,父亲心里一动,当下改变了主意。
 
“跟我走吧。”父亲说。
 
小徐一蹦三尺高,抢过父亲身上的包裹背着,蹦蹦跳跳地走在了前头。
 
路上父亲教会了小徐基本的部队纪律,到部队后,安排他在连队当通讯员。
 
小徐把部队当成自己的家,把战友当作自己的兄长,嘴巴甜,手脚勤快,全连上上下下都非常喜欢这个小头兵的。
 
训练起来小徐特别能吃苦,只要给他时间,肯定是一名优秀的战士。
 
1946年12月,宿北战役打响了,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江苏省宿迁以北地区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作战。
 
第一次参加战斗,小徐兴奋得一个晚上都没有合眼,父亲叮嘱他,记住了,战斗一打响,你跟在我后头。
 
凌晨4时,部队开始行动,干掉哨兵,一举突入曹庄,歼灭国民党整编第11师的工兵营、骑兵营大部,俘虏官兵600余名。
 
措手不及的敌军顿时陷于慌乱之中,天亮后,才发觉我军进攻曹家集的兵力不多,属孤军深入,立即调集部队反扑。
 
发现敌人的企图后,下午父亲随部队在新店子附近地域进行集结整修。夜里的战斗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小徐开心不已。
 
父亲没说什么,他知道真正的硬仗还在后头。

宿北战役刚一结束,部队又接到了新的作战任务。这次,要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
 
第一快速纵队是国民党的最强王牌军,全是美械装备,坦克就足足有45辆。
 
打它不容易。可要是打下它,那就光荣了。
 
好多战友甚至是第一次听说坦克这种装备,更别说亲眼见过了,很是好奇,小徐就是其中之一。
 
很快,敌快速纵队多辆坦克向北继续推进,逼近枣庄,父亲也向北防线进驻至峄县泥沟一带,打算跟这些铁王八来个硬碰硬。
 
一月的鲁南,正是最寒冷的时候,呼啸的寒风无孔不入,天阴沉沉,低低压在人头顶。父亲所在的营,战斗任务是吃掉三辆坦克。
 
战友们在一个小镇的土城墙上修筑工事,幸好有河道阻隔,坦克难以推进,一时只能在对岸打转,隆隆机械声,震得刚修筑起来的工事,刷刷刷地往下掉土渣。
 
大家都缩着脖子,压低身子潜伏在工事里,只要一伸头,就会成为敌人的活靶子。
 
作为特务排副排长的父亲,在掩体中为了侦察敌人坦克的火力情况,灵机一动,用一根树枝将钢盔伸向高处晃了晃。
 
“叭叭叭”,一梭机关枪的子弹扫射过来,有一发子弹正好打在钢盔上,火星四溅,钢盔飞出老远。
 
父亲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时,原来蹲在父亲身边的小徐,因为好奇,想要亲眼看一看敌坦克到底长什么模样,探出了头去。
 
父亲伸手去拉他时,已经来不及了,从坦克里迎面打出的一颗子弹,正中小徐的额头,顿时鲜血如注。
 
小徐软软地倒在了父亲的怀里,先还能张张嘴巴,一会儿,眼神越来越暗淡,瘦小的身子越来越硬,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小徐的牺牲,令父亲既悲痛欲绝,他再也不能带他回家了。
 
营里决定抽调三十名不怕死、体质好的指战员组成突击队,敲掉这些铁王八。
 
父亲报名参加突击队,要为小徐报仇。营长一拍桌子,同意父亲的请求。
 
人有弱点,坦克也有弱点,找到敌人的弱点,就能制胜。大家分析后得知,坦克的尾部、侧面、履带是薄弱环节,可作为攻击目标。
 
经过筛选,三十名突击队员很快就抽调到位了,编成三个班,1班由副营长带队,2班由副连长带队,3班由父亲带队。
 
大家深感责任重大,对付这些宠然大物毕竟是第一次,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1月3日早上,雨雪交加,天地间雾茫茫一片,能见度极低,地面变得泥泞不堪。
 
在望远镜里,父亲看到对岸三辆坦克履带上粘满泥土,开开停停,停停开开,变得十分的笨拙,这正好是一个打坦克的极好机会。
 
父亲急忙请示指挥部,能否马上出击?
 
可是上级不同意,认为尚有一些战术细节未安排好,另外,一些武器弹药还没未补充完毕,不能冒然出击。
 
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出击?求战心切的父亲早已经急不可耐跃跃欲试了。
 
等待,漫长的等待。
 
傍晚的时候,需要的武器弹药全部到位了,每位突击队员都配备了两支驳壳枪、手雷、手榴弹和炸药包。
 
这些装备加在一起差不多有四十公斤重,光一个炸药包就有十五公斤。
 
当天的晚餐炊事班特别做了安排,有大白馒头和炒菜。大家都知道,也许有的战友,吃了这一餐,就没有下一餐了。
 
晚上下了一天的雨雪停住了,气温骤降,寒意刺骨,但战士们子弹上膛,手榴弹开盖潜伏在阵地上。
 
天地间一片漆黑,一片沉寂。一场攻坚战即将拉开序幕。
 
这时,两发信号弹腾空而起。顷刻间,重机枪、轻机枪、大炮、小炮等向敌人阵地打去。阵地变成了一片火海。
 
营长一声怒吼:“突击队上。”
 
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三支突击队猛地跃出工事,快步向敌坦克靠近。
 
父亲对付的是106号坦克。坦克轰轰地发动起来,转动炮塔用炮和机枪朝父亲他们密集地扫射过来。
 
父亲带队踏着蛇形步伐,朝坦克的侧面飞奔而去。子弹、炮弹嗖嗖地从身边擦过,激起的碎石、泥土兜头盖脑泼过来。
 
父亲快速接近了坦克,一个纵身跃上了坦克。坦克拼命地在原地打转,并快速地转动炮塔,想把父亲甩下来。
 
他一缩身子,紧紧地吸附在坦克上,待身体站稳,取出一枚手榴弹。正要拉出引信时,突然记起了营长的话。
 
赶紧用手榴弹使劲敲击着炮塔顶盖,朝坦克内大喊:“赶快滚出来,否则,老子要叫你坐土飞机上天了。”
 
果然,坦克兵打开顶盖,举手伸出了脑袋,哆哆嗦嗦地说:“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任务圆满完成,回头看副营长带领的班,也顺利得手。而副连长带领的突击班,却遭了毒手,突击队员全部打倒在地,副连长也不幸光荣牺牲。
 
见此情景,父亲火冒三丈,随即带领突击队员火速前去支援。转眼之间就冲到坦克前,把炸药包投在坦克履带上,点燃引信几个侧翻,卧倒在一低洼处。
 
“轰隆”一声巨响,坦克履带哗啦啦断成了好几截,像一条死蛇,坦克顿时成了一只死王八。
 
这次攻坚战共俘敌坦克手、机枪手11人,手枪8支,缴获敌坦克两辆,炸毁一辆。此战,父亲表现突出,被授予八一红旗战斗英雄奖章。

而他们缴获的坦克,后来还参加了开国大阅兵,被毛主席检阅,这算是对小徐最好的安慰。

父亲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入朝打的第一仗就是长津湖战役,他当时已是178团的一名副营长。
 
走得太仓促,父亲身上穿的还是薄薄的棉衣,他说自己死都不怕,但在朝鲜被寒冷和饥饿折磨得够呛。
 
部队不断地穿插,为了不暴露目标,父亲和战友们将棉袄反穿,让白色内芯和雪地混为一体,后勤补给困难,经常是一袋炒面要吃好几天。
 
有的战友走着走着,就软软地倒在了地上再也起不来了。有时候在雪地里宿营,再次集结时,许多战友卷缩着身子永远不再醒来。
 
阵地上飞机轰炸,大炮开火,炸弹密集得就像是夏天的蚊子,战士们好不容易修起来的工事瞬间化为一片废墟。
 
一发炮弹落在了父亲左边5-6米的地方,他眼前一黑,掀起的泥土将他整个人都埋在了里面。

几位战友看到后,冒着敌人的炮火,用铲子和双手将父亲刨了出来。
 
抖掉身上的泥土,摸了一下自己全身上下,没有受伤,但父亲发现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只看见几位战友冲他快速地张合着嘴巴。
 
父亲的耳朵被炮弹的爆炸声震聋了,过了好几天右耳才恢复听力,而左耳永远失去了听力。
 
在朝鲜战场,父亲还参加了二次战役乾磁开战斗、五马峙战斗、千佛山鸡雄山防御战等。

直到1952年10月,父亲才回到国内,结束了两年的抗美援朝生涯。
 
站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父亲第一次感受到和平是那样的美好,这个从来不掉眼泪的铁汉子,一下子哽咽了起来。

在上海修整结束后,师政委通知父亲,让他准备一下,去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教地形课。
 
“这是真的吗?”父亲以为听错了,把听力好的右耳侧过去。
 
政委抿嘴一笑,一边用力地点头,一边大声地喊道:“是真的。”
 
当年参加队伍的时候,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小兵,如今却要去给身经百战的各级军官们上课,父亲有些受宠若惊,但却很自信。
 
父亲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一路走来,他掌握的战斗经验,是每一位英勇的战友们用生命积累起来的,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把课上好。
 
1960年,从军18年的父亲恋恋不舍地告别军营,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到地方上工作。
 
只是小徐的死,终归是父亲心里的遗憾,这也是他回家后,从不讲起自己参加战斗的过往的原因。

直到2002年秋天,开化县老干部局要出一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文史资料,查寻档案时,才发现小县城竟然有父亲这样的人物,准备叫人前来采写。
 
找到我家时,平时也喜欢写写画画的我,心里想不如由我来执笔,借机对父亲来个更全面细致的了解。
 
刚开始,父亲依然不想说,眼睛一直看向窗外的一棵大樟树。我忍不住说:“爸,你再不说,我就要乱写了。”
 
“战争的事,怎么能乱写?”父亲经不住我一再恳求,终于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父亲越说越激动,特别是说到牺牲的小徐时,几度哽咽,伸手取出一支烟,手一直在抖动,怎么都点不着火。
 
父亲无奈把烟和火机放下,无奈说:“小徐是我带到部队上的,我还活着,他小小年纪就牺牲了,这辈子,我都没法交待啊。”
 
父亲这些年,竟然背负着这么沉重的压力。
 
每一次的回忆,每一次的复述,都是让战友们再牺牲一次,那种疼痛别人是怎么也感受不到的。
 
我遗憾自己了解得太晚,父亲的故事整理完不久,他就查出了肺癌。
 
父亲住院后,病情日益加重,癌细胞开始扩散转移侵蚀他的肌体,疼痛已经折磨得他不能坐下和躺平。
 
而这时候,父亲连止痛药都不肯吃,疼痛来袭时,只是皱紧眉头,就那么默默地煎熬着,连一声呻吟都不哼一下。
 
看到这里,我感觉自己比父亲还疼痛,疼痛在心里。
 
在医院里,每天挂各类盐水和药液长达十多个小时,父亲都是目光平视,直挺挺地站立在那里,枯瘦的身子,像大雪压迫下的一棵青松。
 
医院里的患者和医生看到这个场景,都会看上几眼,站在父亲身边的我,心疼之外,更有一份骄傲——这是我铮铮铁骨的父亲。
 
到了次年春暖花开的时候,父亲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回家修养,精神特别好的时候,又开始修起雨伞。
 
然而,胜利是短暂的,敌人又开始了反攻。春夏交替的时候,父亲再次住进了医院。
 
战士也会衰老,但他没有投降和放弃。

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连喘一口气也十分困难,但每一次上厕所,他都坚决不在病床上使用便盆,总是让我搀扶着他去卫生间,保留着一个战士最后的尊严。
 
我给父亲擦拭过身体,除了左耳听力被炸弹损坏,这位经历过大大小小上百次战斗,从枪林弹雨中冲出来的战士,身上再无别的伤口,真的像赵子龙。
 
2004年8月18日,父亲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去陪伴他牺牲的战友们了。
 
这一次,父亲打了败仗。
 
父亲去世后,我遇到各种坎坷,家里也出现几次变故,我有万个理由埋怨命运不公,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父亲临终前对我说的那番话:
 
“比起牺牲的战友,名字都没留下的战友,也不知葬在哪座青山战友,我已经很幸运,你们再苦再难,也要克服困难向前。
 
战场上冲锋号响了,一个真正的战士,就是缺胳膊断腿也得爬起来冲锋,哪有什么条件可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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