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最可怕的精神病家族:他们会对彼此做什么事儿?

作者: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声音极为敏感,信息一多就能将他们吞噬。这让琳赛回想起一个患病的哥哥,有时会对背景噪声特别敏感,比如电扇的嗡嗡声。 无论是日常遭受的情感伤害、长期的贫困、还是童年时受到的创伤性虐待,这些经历都不会直接导致精神分裂症,但会提供“让脆弱生根发芽的机会,最终发展成精神失常。”
2022-01-15 10:02

我哥们前阵子租房碰到个挺玄乎的事儿。
 
那房子空置很久,地上铺了玻璃渣,还有小刀倒插进沙发,刀尖朝上。他觉得这事儿太玄了,还特意去找了个风水先生。先生说,这是针对楼上的阵,意思必定要你断子绝孙。
 
我哥们问了楼上那户,但人家二胎政策后生了仨。
 
哥们相信诅咒仍然存在,只是这家人平时积德,有福报。我说你只猜对一半,家族诅咒存在没错,但往往能被科学解释,甚至努力后还可以破解。
 
我多年前就看到过这样的故事。
 
事发在美国隐谷路的一间老宅。这户人家生育了十个男孩,两个女儿,而诅咒就显现在这些男孩身上。其中超过半数男孩,成长到一定岁数,会莫名嚎叫、颤抖,从此性情大变。
 
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丧失理智,小部分人乱伦性侵自己的妹妹。
 
奇怪的是,他们在遭受诅咒之前,都是最疼爱自己妹妹的哥哥,可以为保护她们竭尽全力。
 
最小的女孩在遭受多年折磨后站了出来,开始研究这所谓的“家族诅咒”,而专家在考察后告诉她:你们家是全美国最大的精神病家庭。


我哥们前阵子租房碰到个挺玄乎的事儿。
 
那房子空置很久,地上铺了玻璃渣,还有小刀倒插进沙发,刀尖朝上。他觉得这事儿太玄了,还特意去找了个风水先生。先生说,这是针对楼上的阵,意思必定要你断子绝孙。
 
我哥们问了楼上那户,但人家二胎政策后生了仨。
 
哥们相信诅咒仍然存在,只是这家人平时积德,有福报。我说你只猜对一半,家族诅咒存在没错,但往往能被科学解释,甚至努力后还可以破解。
 
我多年前就看到过这样的故事。
 
事发在美国隐谷路的一间老宅。这户人家生育了十个男孩,两个女儿,而诅咒就显现在这些男孩身上。其中超过半数男孩,成长到一定岁数,会莫名嚎叫、颤抖,从此性情大变。
 
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丧失理智,小部分人乱伦性侵自己的妹妹。
 
奇怪的是,他们在遭受诅咒之前,都是最疼爱自己妹妹的哥哥,可以为保护她们竭尽全力。
 
最小的女孩在遭受多年折磨后站了出来,开始研究这所谓的“家族诅咒”,而专家在考察后告诉她:你们家是全美国最大的精神病家庭。


四哥是家里第三个发病的,被发现时已经死在胡桃街4041/2号的公寓里。
 
警员到达现场时,发现地板上躺着一对年轻人,旁边是一把点22口径的步枪。女方面部中枪,脸上满是鲜血,四哥的枪伤则在头部。
 
现场警察勘查后确定,是四哥杀了自己的前女友后又开枪自杀。
 
四哥的死给加尔文家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大家还没从悲伤中走出来,没多久,父亲又因为中风住院。而目睹父亲中风后的十哥,在上九年级代数课时突然向同学胡言乱语起来。
 
十哥也精神失常了,很快被送去了科罗拉多市的一家私立精神病诊所。
 
玛丽唯一的安慰是,姐姐还在。姐姐和自己一样是正常人,愿意听自己诉苦,也愿意听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是家中自己唯一的盟友。
 
可1975年圣诞节的晚上,她突然得知,姐姐要被妈妈的好友领养了。她哭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伤心、更大声。
 
1976年1月的那天永远烙在了玛丽的记忆中——10岁的她站在隐谷路家的前门,无法自制地哭着,目送着父母带着13岁的姐姐驾车远去。
 
她记得,爸爸妈妈走时让哥哥们保护好她。但玛丽很清楚,那不是保护。一种孤苦无依的无助感充斥了她年幼的心。
 
在玛丽看来,自己的家好像被错误地一分为二了,分成“留在家里”和“离开家”的两类人;而不是“疯了的”和“清醒的”。
 
隐谷路的房子成了所有患病兄弟的大本营,当他们在外面闯了祸时就会回来,其中包括已经成年搬出去了的二哥。
 
留在家的人里面,玛丽和九哥马修最为亲近。马修会制陶,而且手艺很好,所有人都很喜欢他。玛丽也很喜欢马修做的陶艺。
 
他还教她踢足球。玛丽曾在一篇作文里写到九哥马修,他被描述成她最仰仗的人,成了姐姐走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玛丽的守护神。
 
但1976年春天,马修高中毕业,后来也离开了家,进入当地一家私立学院念美术。
 
马修的学校离自己被收养妹妹的家很近。一天,他带着自己制作的一只花瓶来到那个妹妹的家里。
 
马修上楼前,楼下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声,接着,马修浑身赤裸地出现在妹妹的面前——他在上楼前已经脱光了自己的衣服,专程带来的花瓶也砸碎了。
 
加尔文家其他男孩发病前,至少都会表现出一些先兆,但马修的发病实在太突然了,让人难以接受。
 
听到消息的玛丽第一次意识到,那种折磨着他哥哥们的“东西”似乎加快了速度。
 
1977年,在妹妹的养父母家发病后,马修终止了制陶课程,回到隐谷路的老家。
 
九哥回来了,玛丽却不能再把他当成自己的保护神。当时12岁的玛丽成了家中唯一神智正常的孩子。
 
一天,玛丽被十哥找麻烦,父母、大哥当时都不在家,她只能去找马修求助。结果马修和十哥两人在客厅打了起来,就像过去大哥和二哥那样。
 
两个哥哥都失控了,一种她从未见识过的力量被释放。她确信,再不制止,他们绝对会杀死对方。
 
于是玛丽冲进自己的卧室,扣上锁,打电话报警。
 
“咚!咚!咚!”有人在撞她的门。
 
她知道门外是马修,那个她曾经最喜欢的哥哥。马修不喜欢警察来家里。
 
玛丽不敢想,如果马修把门撞开了会对自己做出什么事。可她能做的,只有浑身发抖地坐在卧室里,盯着手中的电话。
 
所幸警察及时赶到,马修被送去了医院。
 
这是玛丽第一次亲手把一个哥哥送进医院。尽管对方曾是她最喜欢的哥哥。

在过去的三年里,玛丽一直在寻觅逃离这个家的途径。她想为自己找到一条生路。
 
玛丽告诉父亲,自己想去寄宿学校。她申请到了霍奇基斯中学,在离家2000英里的康涅狄格州,是一所贵族私立学校。
 
玛丽即将上八年级,她想,如果她能顺利入读寄宿学校的话,就有机会不用再回到隐谷路的那个家了。
 
每多在家呆一天,玛丽都能感受到新的威胁。
 
1979年的春天,一个凉爽的夜晚,玛丽无法入睡。她知道二哥会来找她,但她还是尽力假装熟睡,好像只要睡着了就可以摆脱那场即将发生的噩梦。
 
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让玛丽感到恐惧,因为她已经有了经期,她害怕怀孕。
 
因此,当二哥向她走来时,她第一次控制不住地喊出声来——
 
“滚开,离我远点!”
 
但二哥还是侵犯了她。
 
几周过去,直到玛丽确认自己没有怀孕的迹象时,才松了一口气。
 
可紧接着,在八年级末的一次聚会上,男生们约玛丽和她朋友去镇上一个有名的幽会场所喝酒。
 
酒过三巡,男生们找到一个内嵌式壁橱,打开门,悄悄地引导玛丽走进去,然后一个一个跟着玛丽进去。
 
几小时后,玛丽醒了,她的脑子一片混乱,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她打开壁橱门,摸索着进了客厅。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玛丽却一阵发抖。她捂着肚子跌跌撞撞地走到屋外。
 
她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畸形的成长环境让玛丽长期以来都在练习压抑自己的情感,这逐渐成了一种习惯。
 
她总面带微笑,一副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的样子。
 
从壁橱里跑出来的那一刻,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去霍奇基斯中学,然后,再也不回来。
 
玛丽终于如愿,那年,玛丽出现在了霍奇基斯中学,成了一名9年级的新生。
 
在新的学校,玛丽被老师问起名字。她突然害怕起来。
 
她的家室非常好,父亲是军官出身,现在仍担任要职;母亲则是富商家的女儿,朋友非富即贵,领养姐姐那家就是当地著名的石油大亨——玛丽都不知道自己家到底有多有钱,但她不敢说自己的名字。
 
她怕大家知道,她就是那个“远近闻名”的加尔文家的女儿。她的家,已早不再因为有钱闻名,而是因为盛产“疯子”。
 
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疯子”中的一个?
 
玛丽急中生智,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祖父的名字“琳赛”,她看到过父母不愿意别人知道家里情况时,就会撒这样的谎。
 
她要用一个新的身份活下去。

“琳赛”的新学校之旅从一开始就非常惹人注意,她有严格的家教,穿格子裙和有领衬衫,像个预备学校的女生。但霍奇基斯中学的女生都是一副颓废嬉皮士的打扮。
 
在其他方面,琳赛也很引人关注。这里的大部分学生入读时都已经10年级了,而琳赛入读的是9年级。这一点足以成为其他孩子们的谈资——不按部就班上学的人必定有什么不寻常的原因,她是被别的学校开除了吗?
 
她眼泪汪汪地问老师,他们怎么会这么想。

但她很快想出了一种生存策略。
 
她成了学校的一名运动员,这些课余活动足以让她挨过学校的时光。说起来,这还得益于九哥马修以前的教导。
 
1982年,琳赛在霍奇基斯上学的第三年,她突然接到消息,之前最温和体贴的七哥精神也出问题了。
 
至此,加尔文家的12个兄弟姐妹中,已经有6个疯了。
 
琳赛被深深的恐惧笼罩,下一个疯掉的,会是自己吗?
 
她飞回去看望七哥,所见的景象让她更加惊恐。
 
七哥被注射了药物,对她毫无反应。琳赛从来没有去看过其他发病的哥哥,她突然想起,曾经她最仰慕的哥哥马修,会不会现在也是这副模样?
 
答案是肯定的。
 
回到寄宿学校的琳赛发现,自己内心的愤恨消散了,反而感受到了和生病的哥哥们亲近的一面:他们在发病之初会被强制退学或者丢掉工作,没有一个地方接纳他们——有时候她也有相同的感觉,尽管她没有发病。
 
她还是在乎他们,而且并不希望哥哥们伤害彼此,毁掉这个家。
 
她第一次开始思考他们疯狂行为以外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救哥哥们?

1979年,美国精神学家弗里德曼发明了一种测量大脑活动的方法,只需在受试者的头皮上贴一个小电极,电极就能以电波的形式检测到脑电活动,并且不会给病人造成痛苦。
 
电波的波动幅度反映了大脑活动的强弱,幅度越大,大脑的活动越强。
 
在实验中,弗里德曼会把相同的“咔嗒”声播放两次,测试受试者听到这两下声音时的反应。两次声音完全一样,之间只有短暂的时间间隔,通常是半秒钟。
 
这种双咔测试出现之初,是为了测试大脑的“感觉门控能力”,它的异常是精神分裂症的潜在特征之一。
 
弗里德曼研究发现,所谓“正常”的大脑,也就是非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对第一次咔嗒声的反应都比对第二次的反应大,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却做不到这一点。
 
如果他能分离出这种异常,并且有这种基因异常的人,确实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那么就能证明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确实存在。
 
弗里德曼预感自己即将迎来一项重大突破,这一突破不仅有助于理解精神分裂症,还可能有助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
 
而要开展这样的研究,他需要一个发病率高,并且数量众多的大群体 ——一个大家庭。
 
去哪儿找这样的家庭?彼时的弗里德曼毫无头绪。
 
于此同时,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也有一个研究员,他想研究不止一个家庭成员患精神分裂症的家庭,并把这样的家庭称为“多发性家庭”(multiplex family)。
 
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不仅要关注患病的家庭成员,还要关注没有患病的每一个人,甚至最好是关注一代人以上。
 
如果能发现一种,只出现在患病家庭成员身上,而其他健康家人身上没有的基因异常,这将会是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学铁证。
 
但这对研究对象的条件异常苛刻:基因的来源要相同;同时要有一定的变化和组合;家中患病孩子的数量越多越好。
 
这个研究员,和精神学家弗里德曼都没有想到,尤其是弗里德曼——一个符合他们研究要求并且有着12个孩子的庞大家庭,离他的实验室只有一小时车程。

1984年,琳赛以班里前几的成绩从霍奇基斯中学毕业,进入科罗拉多大学。
 
琳赛一门心思拿全优,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有时会突如其来地感到恐惧。
 
她厌倦了假装一切正常,她想寻求帮助,却又不知道去哪儿找。
 
琳赛开始尝试一种叫“致幻蘑菇”的毒品,她认为服用后的感觉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感受应该很像:一种绝对的恐惧。
 
自己会不会成为加尔文家下一个发病的孩子?
 
琳赛通过姐姐养父母的帮助,找到了一个治疗师。
 
琳赛对自己家庭和成长经历的细致讲述,无疑是治疗师从此前所有病人那里听到过的最痛苦的故事。可琳赛自己却很冷静。
 
对于琳赛来说,这种倾诉如同循循而来的渗透,在一周三次稳步而紧张的治疗中渐渐显露出不可思议的成效。
 
当然,琳赛希望治疗能快一点。她想把问题解决掉,想找个人,任何人都行——驱散她的恐惧。
 
为了哥哥们和她自己,她也希望治疗师能解释清楚精神病的本质和诱因。
 
创伤或性侵,会造成精神失常吗?
 
马修、七哥、十哥之所以进精神病院,是因为二哥对他们做过什么吗?

事实上,在加尔文家六个男孩开始发病的年代,人们对精神分裂症并不了解。

层出不穷的理论彼此相悖,患者们经历了被关精神病院、电休克治疗、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的轮番混战。

专家们提出了一个概念:易感阈值(liabilitythreshold),易感性超过某个理论值的人,就有可能患上精神分裂症。

在他们看来,家族病史、童年遭受创伤,这两者可能会叠加在一起,让一个人的“易感性”不断接近这个理论值。

但如果各种因素累加起来没有达到这个值,那么哪怕一个人携带精神分裂症的基因,也可能一辈子都不发病。

这意味着琳赛也有患病的可能。她携带这种基因,并且童年遭受过严重的伤害。
 
在治疗期间,琳赛决定谈一谈八年级派对那晚,发生在壁橱里的事情。
 
刚开始时她有点含糊其词,“我有件事跟几个男孩有关。”
 
治疗师知道,得让琳赛按她自己的节奏来讲,并且克服自责的心理。
 
“我对母亲撒了谎,是我活该……”
 
“别这么说。”治疗师告诉琳赛,“不是你活该。”
 
“当时为什么我不离开壁橱呢?”
 
“因为壁橱里有三个男生跟你在一起。”这时,治疗师冒险使用了那个词——
 
“他们‘强奸’了你”。
 
琳赛没有对治疗师的措辞感到震惊,反倒一下释然了。
 
在向治疗师倾诉之前,琳赛从未将那晚的细节告诉过别人。她惊讶地发现,真的有人会在了解完她所经历的一切后仍然关心她、尊重并理解她,并且希望看到她变得强大。
 
对琳赛来说,把被强奸的经历告诉治疗师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也为接下来的一步做好了准备——她将同样清楚地向家人坦白。
 
这一次,坦白的内容与二哥有关。

琳赛决定跟母亲谈一谈。
 
她曾很多次向母亲敞开心扉,但母亲的回应总是那样,“你说得没错,但你得往前看。”母亲总提醒她有些人过得还不如她,让她学会原谅。
 
因此,当琳赛告诉母亲过去几年来,她被二哥性侵过无数次,而母亲只是淡淡地回应她,自己小时候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时,琳赛并没有特别惊讶。
 
她没有在意母亲对细节的轻描淡写——母亲曾引以为傲的纽约幸福童年,其实有一个更真实的版本:母亲曾为了保护妹妹,被自己的继父性侵。
 
那次与母亲推心置腹的谈话大概是琳赛一生中最百感交集的时刻。她被母亲的坦率震撼到了,琳赛需要母亲站在自己这边,告诉自己二哥的行为是错的,但母亲没有。
 
在自己健康的孩子和患病的孩子之间,这个母亲以前从来没有站在过健康的孩子这一边,现在也不会。她反倒开始跟琳赛说:“二哥的精神病很严重。”
 
接下来,母亲又告诉她,最早发病的大哥童年也有过被牧师性侵的经历。
 
琳赛一下觉得,她终于找到了一些家人发病的原因。
 
 
琳赛告诉母亲,自己不会再和二哥共处一室了。而母亲回应她的只有沉默。
 
后来的一天,琳赛回隐谷路的家吃晚饭。这是上高中后她第一次回到这个家。
 
那原本是加尔文家一个平静的夜晚,直到二哥走进了屋子。
 
琳赛紧咬住嘴唇,但没用,她控制不住自己了。她站起来,开始尖叫。
 
“你他妈的浑蛋!你性侵了我!”
 
“没这回事!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但房间里其他人的反应吓到了二哥,他发现没人听他的,父亲叫他滚出去,说自己再也不想见到他。
 
整晚琳赛都忍不住在哭。七哥过来安慰她,“你没有撒谎,”他抱着她,“我知道你没有撒谎。”
 
那之后的很多年里,琳赛常常会想起这一幕——那个家里,还有七哥相信她,父亲也相信她。
 
大学毕业后,琳赛已经接受治疗师治疗7年,她不再担心自己会不会突然发病,因为治疗给她带来了积极的变化。
 
她想,或许哥哥们也不该再被送进精神病院里,应该给他们也提供改变了她人生的那些心理治疗。
 
琳赛的这个新想法里,隐含着对母亲强烈的质疑。琳赛坚定地认为,在童年阶段,母亲一直把“送进精神病院”作为一种管控哥哥们的手段,压制他们、软化他们。
 
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哥哥们以往接受的治疗中,似乎缺失了一项:吐露心声。哥哥们从未获得过她的治疗师给她提供的那些帮助。
 
琳赛觉得,哥哥们可能受到了不当的治疗甚至虐待。医院不过是给他们开了点药,并没有做什么其他治疗。
 
在琳赛看来,无论这些药物的使用目的有多合理,都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额叶切除手术(被广泛用于治疗不听从管理的精神病患者,切除额叶后,人会失去很多功能,几乎就是“行尸走肉”)。
 
会不会还有别的办法?
 
如果有人切切实实地倾听哥哥们的声音,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于是,她做出了一个决定:做一个哥哥的监护人。
 
那年她26岁。
 
她想让自己的家变得正常起来。

1991年12月,十哥先是在精神病医院住了6个月,然后回到了家,准备在琳赛的监护下生活。
 
琳赛送十哥去预约好的医疗机构接受会诊——博尔德精神健康中心,那里主张药物和谈话联合治疗。
 
琳赛的男朋友带十哥去滑雪和溜冰。
 
十哥的肌肉记忆像是苏醒了过来,整个人进入了一种放松的状态,身体突然有了过去和兄弟们一起打冰球时的活力。
 
“他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琳赛的男友回忆说:“他透着自信,在冰场上显得神采奕奕。”
 
十哥似乎在努力,也有可能找回原来的那个他,这让琳赛感到高兴,也看到了希望。
 
琳赛觉得十哥非常希望向所有人,包括他自己证明,他可以恢复健康,他没有疯。

博尔德的一名病例管理人员注意到,十哥在努力学着解决问题。
 
一次,琳赛带十哥去参加科罗拉多精神病病人联盟的一个会议。十哥在会上令人动容地谈起了自己和警察的一次摩擦,“像我这样的人,需要特殊的训练才能变得足够敏感,才能不让人感觉受到了威胁。”
 
这样顺利的阶段持续了一个月或稍长一些,直到十哥提出,自己不用再吃药了。
 
这之后,他会整夜不睡,急速地说话,快到几乎不喘气的程度,把从前的幻想讲个不停。
 
琳赛的尝试开始显露出失败的迹象。
 
1984年,国立研究所的那位研究员发现了加尔文家的情况,并告知了精神学家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一走进加尔文家的家门,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研究样本。
 
这可能是全美国病得最厉害的精神病家庭。
 
他把十哥带回了琳赛的公寓,顺理成章地成了十哥的医生。
 
琳赛注意到,弗里德曼描述哥哥时,用了“脆弱”这个词。她之前从没这么想过。
 
晚上没睡好,或者漏吃了一次药,也可能引起精神病发作。弗里德曼告诉琳赛,这种脆弱实际上与人的“感觉门控”(sensorygating),或者说大脑正确处理即时信息的能力(或失能)有关。
 
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声音极为敏感,信息一多就能将他们吞噬。这让琳赛回想起一个患病的哥哥,有时会对背景噪声特别敏感,比如电扇的嗡嗡声。
 
无论是日常遭受的情感伤害、长期的贫困、还是童年时受到的创伤性虐待,这些经历都不会直接导致精神分裂症,但会提供“让脆弱生根发芽的机会,最终发展成精神失常。”
 
而加尔文家祖传的“什么也别说”的情感压抑,成了加速精神分裂发病的催化剂。
 
弗里德曼邀请琳赛说服家里人,做一次最新的测试。
 
琳赛答应了,她决定回家和母亲聊一聊。但没想到,这一次对话,让琳赛心中那个温和、正直、愿意站在她这边的父亲形象轰然倒塌。
 
母亲告诉她,在父亲中风前的很多年里,他至少有过6个女人,而且父亲有重度抑郁,曾接受过电疗。
 
一个可怕的想法一瞬击中了琳赛:
 
那些她曾以为全都遗传自母亲的特质——譬如无法真正集中注意力、精神脆弱等等——会不会实际上都来自父亲?

1998年,加尔文家几乎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弗里德曼的实验室里接受了耗时数天的测试。
 
测试结果显示,加尔文家有很多人,包括没有患精神分裂症的成员(比如琳赛),都无法抑制对第二次咔嗒声的反应。
 
弗里德曼从来没想到,自己开展的测试脑部活动的实验——双咔测试——会成为精神分裂症检测的标准测试。
 
研究的下一步是,搞清楚相较于能抑制这种反应的人,那些无法抑制这种反应的人是否具有某种相同的遗传性状。
 
于是,他采集了包括加尔文家在内的9个家庭的数据,一共104人,其中36人患有精神分裂症。
 
他在那些对双咔测试反应不正常的样本中,寻找共有的遗传模式。最终,追踪到了染色体中出问题的准确位置——一个叫作CHRNA7的基因。
 
这也是科学界鉴定出的,第一个确定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基因。更重要的是,这能帮助大众更好地理解,精神分裂症发病的机制。
 
他和所有参与测试的人一起,创造了历史。
 
但加尔文家在实验过后,开始走向不可避免的消亡。
 
2001年3月2日,二哥在自己的公寓里孑然死去,年仅53岁。医院的记录说他死于抗精神病药物引发的心力衰竭。
 
琳赛认为,二哥的死传达了非常清楚的教训:精神分裂症不规范的治疗和精神分裂症本身,一样危险。
 
数数家里另外四个患病的哥哥——大哥、七哥、九哥马修、十哥……琳赛不由得想,谁会是下一个?
 
2009年12月7日,七哥独自死于家中,年仅53岁。当地的验尸官报告说,死因是非典型抗精神药物,氯氮平中毒引起的心力衰竭。
 
琳赛说不出那是什么感受。他们曾在发病时伤害过她,但看着哥哥们一个个发病、搬离隐谷路的老房子,就像是看着他们一个个从地球上消失一样。
 
琳赛有些担心马修,好在,他还没有出问题。
 
2009年,有研究人员发现,加尔文家的兄弟们还携带了一个相同的基因突变。这个突变位于一个叫SHANK2的基因上,会影响大脑中的一个重要过程,从而引发精神分裂症。
 
但这个基因组中有三个不同的SHANK基因(SHANK1、SHANK2、SHANK3),这些基因不仅与精神分裂症有关,也和其他一些精神疾病有关。
 
在某些携带SHANK基因组突变的人中,有的人会患自闭症,有的人则会患双相情感障碍,或者精神分裂症。加尔文家就是shank2突变的受害者。
 
而另一个令加尔文一家吃惊的事实是:SHANK2基因的突变源自母亲,她才是导致哥哥们患病的突变基因携带者。
 
半个世纪过去了,琳赛终于给自己的家族找到了一个答案。
 
但她没想到,这之后,她和哥哥们成了很多人的答案。
 
2016年,加尔文家族全员做了一次抽血,留做样本。
 
琳赛和哥哥们的血液被依次封存进试管里,这些样本成了之后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探究精神分裂症遗传学基础的基石——几乎所有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学研究中,都包含了从加尔文一家获得的研究数据。
 
2016年,弗里德曼通过和加尔文一家的合作以及双咔测试,成功证明了产前维生素中应该包含更高剂量的胆碱,以预防精神分裂症和其他脑部发育疾病。
 
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能够扭转局面,预防精神分裂症的方法。
 
那些折磨琳赛和哥哥们的痛苦,现在有机会被提早发现、甚至避免。

2017年7月13日,琳赛还在照顾九哥马修。
 
她先载他去抽了血,接着在药房开了氯氮平。把马修送回公寓后,琳赛转去隐谷路看了母亲。
 
那天,琳赛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没有患病的五哥那天也在家,但母亲就是不愿意她离开她的床边,一个劲用含糊不清的声音竭力喊她,“玛丽?玛丽去哪儿了?”
 
她抓着琳赛,不由自主地颤抖,吃力地说:“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4天后,周一早上,琳赛给母亲喂了一剂止痛药,然后回楼上睡觉了。
 
下午2点,五哥从监视器里听到母亲的呼吸声发生了变化,便过去查看。他站在母亲旁边,看着她深深地吸气、呼气,大约10次之后,便沉寂下去。
 
五哥叫醒了琳赛,琳赛哭了起来,兄妹俩就这样一起待了几个小时,点燃蜡烛和香,坐在后院的平台上,听着雨声。
 
那声音有一种宽慰人心的力量。
 
母亲的葬礼后,姐姐和琳赛有6个月没说过话,也没互发过消息。
 
不想联系的人是姐姐。
 
姐姐觉得琳赛承担了太多,多到会伤害到她自己的程度。
 
琳赛把自己沉浸在家族的烂摊子里,姐姐从没见过琳赛撂挑子,甚至没见她松懈过。她渴望直面父母,指出他们的过错,让他们知道他们把问题处理得有多糟。她想以孩童时从未有过的方式主宰自己的命运。
 
她要自己站在风暴之眼,尽管那是她痛苦的来源。她一直在坚持自己从治疗师那里学到的某些品质。
 
从13岁离开隐谷路,琳赛就决意从此再不回家。而如今,在母亲去世后,琳赛回来得比前些年更频繁了。
 
她想要搞明白那些一直很在意的事情——被关在精神病院的哥哥们到底经历过什么?
 
在医院主楼的地下层,琳赛推着两辆手推车,上面堆满了文件夹,纸张从边边角角中戳出来,每一张都写着她哥哥的名字。
 
从这些泛黄的纸页上,琳赛第一次得知——
 
大哥曾在12岁的时候企图自杀,后来又试图用氰化物和酸剂杀死自己和妻子;
 
他最喜欢的马修哥哥曾因病遭受过电击。
 
第一次知道自己哥哥们在病痛的折磨下,脆弱的那一面——这是母亲直到去世时都在隐瞒的事情——她想维持住“生病前”这个家的美好,直到无可维持。
 
几年前,琳赛曾经问过姐姐的养父,为什么自己没有像姐姐一样被送到他们家。
 
养父说:“我和你的父母都觉得你心智更坚强。”

这是琳赛第一次听人这样说她。
 
琳赛已经不再怪母亲了。“我认为父母确实没有给我们应有的帮助,”她说,“但他们自己也是毫无头绪。”
 
母亲葬礼结束几个月后,隐谷路上,那个曾经作为所有患病家人集合地的老房子被挂牌出售了。
 
琳赛觉得,她家的故事不该只关乎那些“家里的秘密”。
 
弗里德曼的胆碱试验和SHANK2基因的发现,让她坚定了探究这种病的信心——她们一家的悲剧,将会给未来一代又一代人带来助益。


2017年夏天,弗里德曼在他丹佛的实验室里,做了一个不常见的决定:允许一名大学生到实验室来跟着他实习。
 
这个年轻人是科罗拉多大学的医学预科生凯特,对神经科学特别感兴趣。
 
但更重要的是,她想当一名弗里德曼那样的研究者,研究她自己家族的疾病——精神分裂症。
 
6月一个晴朗的日子,凯特第一次走进弗里德曼的实验室,见到了实验室的技术员、助理和所有研究生。有的研究生比她年长5岁之多。
 
有人开凯特玩笑,说大概是她家“捐了不少”才有机会把她弄到这里来。
 
她略带嘲讽地笑着说:“你的意思是捐钱吗?还是人体组织?”
 
凯特是琳赛的女儿,跟妈妈长得非常像,同样明亮的眼睛,一样轻松的笑容。
 
凯特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像当年自己的母亲、姨妈和几个舅舅一样。
 
在她出生的很多年前,她的家人曾来过这里,研究人员给他们的头贴上电极,然后让他们听那些“咔嗒咔嗒”的声音,测试他们的听觉门控能力。
 
凯特身边的那些柜子里,保存着来自她家人的遗传物质,通过研究和分析这些遗传物质,研究者发现了CHRNA7基因异常的证据。
 
那些胆碱补充试验中出生的孩子的数据,也保存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这些实验都源于她6个舅舅的贡献,可能会改善一代又一代人的健康状况。
 
她外公的大脑或许也保存在实验室的某个角落里。
 
她很好奇,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看看它。



作为最小的孩子,琳赛的经历最糟,处境也最危险,受到的伤害也最直接。
 
她本来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病发的孩子,但她身上有股狠劲儿。
 
因为这股狠劲儿,她给自己和家庭的命运硬生生凿开了一个岔路口。
 
如今的琳赛仍站在护理院里,照顾着自己曾经畏惧的大哥。
 
她也在为其他患病但还活着的哥哥做着同样的事,他们需要活的久一点,再久一点。
 
因为时至今日,专家也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与加尔文一家相似的病例。
 
在过去的近40年里,美国所有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预测,甚至预防方面的突破几乎都能看到加尔文家的影子。
 
这家人的DNA就是最完美的研究样本,毫不夸张的说,加尔文家族的悲剧,直接推动了整个精神病学向前迈了一步,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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