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外交部高度重视:一份边境密报,改变30万人命运

作者:罗伯特刘
2022-01-14 10:06

今天的故事有些不一样,讲一个退伍老兵回乡之后,从电影放映员到外交部长亲自接见。

他的家在中国的边境,深受战争其害,不少乡亲纷纷扶老携幼,准备逃离家园。
 
老百姓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爆发战争;他们也不知道混乱的局势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而老兵熊振明必须知道,守土有责。
 
要守住脚下的这寸土地,就得让人民吃饱饭,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也是他后半生最难的一场战役。



1988年8月14日,我突然接到县委书记的电话,要我去县里接受新任务。
 
我匆匆赶到县委办公室,书记紧紧握住我的手,笑着说:“小熊,你要准备挑重担呀。”
 
县委书记要任命我为金平县副县长,待开人大会选举后,再正式任命为县长。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勐拉区3万百姓的脱贫,我都没有想出法子,全县二三十万人民,要带领他们脱贫致富,谈何容易。
 
我赶紧对书记说,不行,真的不行,你赶快换其他能力比我更强的人吧。
 
县委书记一下严肃起来,说熊振明,你听好了,你是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对老百姓又有深厚的感情,就凭这一点,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这一晚,我一宿未眠,脑海里反反复复思考着:金平县的贫穷原因到底在哪呢?


我一年前刚被任命为勐拉区区委书记,这是金平县最大、最穷的区,比邻越南。
 
记得我上任的第一天,刚好是个赶集天,街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当车在离区政府还有三里路时,突然被吵闹的人群堵住了,只听有人在大哭。
 
我下车一看,原来是一辆手扶拖拉机翻下了河边,坡下有人在往上爬,有人在痛苦地呻吟。
 
路人告诉我,拖拉机翻下山沟一个钟头了,区干部来看过,见已经死了人,认为不吉利就跑了。
 
我听了很气愤,赶紧组织路人爬到坡下去救人。伤员救完后,还有7个遇难者遗体,少数民族怕见死人,大家不敢弄。
 
我来不及多想,背起遗体,一手扶住遗体,一手抓住树枝杂草,一步步往上爬。大家见我这样,也都来帮忙,两个多小时全部背上了公路。
 
抢救好伤员,安慰好死者亲属,我才匆匆赶到区里报到,区长、副书记20多位干部都来迎接我。
 
面对区长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开口就问道:“请问在场的,你们谁知道今天拖拉机翻车的事,有几个人到过现场去?”
 
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吭气。
 
我抑制不住气愤的心情,问参会的干部,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你们这样见死不救,叫我们如何取信于老百姓?
 
这话是问大家,也是对我上任父母官的警醒。
 
当时勐拉区还处于战争状态,上任第二个月,我去到了金水河热水塘村调研,这里与越南的封土县只有一河相隔。
 
刚到村口,就见几十个村民携老扶幼,挑着背囊、行李要离开村子。
 
我好奇他们这是要去哪里?一问才知道,原来越军经常往寨子屋顶上打冷枪,想吓跑中国公民,然后占领这些土地。
 
村民不堪其扰,准备逃离自己的家园,另谋生路。
 
这怎么行!
 
这是我们祖祖辈辈居住生活的地方,不能让敌人占领,大家守土有责。我反复给大家做工作,先安抚下村民,然后调来民兵排守护。
 
与次同时,还为村民送来粮食,保证这三十多户人家有饭吃,村民都很淳朴,能吃饱肚子,又返回寨子居住。
 
但危机并没有就此解除。

村民们上山砍柴,对面越南人就会打冷枪,目的就是挑衅骚扰边民的正常生活。
 
如果砍柴的是男子,他们会不断开枪,不许靠近越南边界砍柴,如果是妇女他们就会留点情面,少放几枪。
 
所以村里出现一个怪现象,男子都在家躲着,出门干活是由妇女来承担。
 
更可气的是,村里的牛经常要到界河边喝水,越南人就趁机将牛赶到他们那边,之后专人看守,不允许牛回到中国这边。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把抢走的牛在河边放养,来气村民。
 
在战争的阴影下,村民的生产几乎停止,生活也回到原始状态。
 
原来大家住的是茅草屋,高大透风凉快,如今变成了光秃秃的泥墙,竖起了几根柱樑,屋顶盖的是石块。这种奇怪的石块屋低矮潮湿阴暗,不低头无法进去。
 
一问,才知道这是防止越军打燃烧弹,之前的茅草屋就是被燃烧弹烧了,腿脚慢的老人就一起烧死了。
 
低矮的石块屋,一是越军看不见,二来石块屋能防子弹,也烧不起来。
 
这是村民困境中的智慧,但我听了只剩心酸,没有和平,村民脱贫致富根本无从谈起。
 
刚安抚好村民,我又突然接到消息,说金水河半坡哨所遭越军偷袭,已经打起来了。
 
该哨所安排有民兵十人驻守,他们配有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榴弹。我要他们先阻击抵抗,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
 
随即组织区里的民兵,带上机枪前往增援。越军看到援军后,又组织一个排多次向哨所进攻。越军死伤十多人也没能前进一步,这才放弃。
 
这都是战争造成的。
 
战争的残酷,我这个老兵比谁都体会得深。我是1968年参军入伍的,在云南边防民族第1支队3营10连服役。
 
才到部队几个月,我连就作为先遣连,护送我国工程技术专家进入老挝,此时老挝人民的解放战争进入了高潮。
 
老挝爱国战线党请求我们帮他们修建战略公路,以便将我们援助的武器弹药运送往各战场,因为整个老挝北部没有公路,我们的援老武器弹药,只能靠人扛马驮。
 
我们第一阶段的警卫任务,是从中国磨憨口岸进入老挝的孟夸县,全程两百多公里。
 
此时,越南战争已有高潮,美军飞机每天都对北越城镇进行狂轰滥炸,我们到达的孟夸,正是美国飞机每天轰炸所经过的航线。

先遣连行至南乌河时,正值雨季,江水滔滔,浊浪滚滚,在江面上圈起一个个漩涡和怪圈。部队正准备扎竹排渡河,突然,叭叭叭……,从南乌河两岸的原始森林里,发出四颗信号弹。
 
这是有人向敌机指示轰炸目标。霎那间,只见四架美国B一52轰炸机,呼啸而来,随即投下一颗颗巨型炸弹。
 
敌机狂轰滥炸,机枪不停扫射,足足炸了两个多小时才溜走,13名战友受伤。
 
更危险的还在后面。

先遣连到达与泰国交界的孟洪时,我的战友普正华突然患病,四孔流血,生命垂危。
 
因我们是同乡,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自己不行了,跑不动了,万一敌机轰炸,让我一定要照顾他。
 
我请他放心,保证只要我在,他就不会有事。当天深夜,我连6班护送他前往野战医院救治。
 
不料,第二天中午,7架美国飞机向他们扑来,投下一颗炸弹,然后再低空扫射,全班除一人幸存外,全部壮烈牺牲。
 
当我和战友们赶到时,只能先将战友血肉模糊的遗体,用毛毯一一裹好,用竹子抬着向梭罗寨子后山狂奔,躲避敌机的再次轰炸。
 
直到安全后,才为战友们重新清洗换衣服,用毛毯裹好,进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将他们入土为安。
 
为防敌机再次轰炸,我们在坟墓上用树技草坯盖上,直到天亮才安葬完毕。
 
我将他们的名字一一写好,装入压缩饼干塑料袋里,放入遗体衣服里,以防弄错。后来,他们移葬在老挝孟赛中国烈士陵园。


1970年1月,部队换防,我们才从老挝撤回,我在32师94团7连担任班长。
 
这期间,我经历了一件命运转折的大事。
 
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全军掀起了开发中草药的热潮,为国家减轻负担。
 
我们班白天挖中草药进行初加工,再带回团部制成中药。每天上山挖药,裤子被棘刺划破,破衣服只能拿到生产队去缝补。
 
裁缝是位很漂亮的姑娘,叫马莉。战友侯少华,每天趁去补衣服的机会去她家,一来二往,俩人好上了。
 
我发现后提醒他,边防战士不允许谈恋爱,这可是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赶快改正。他不听我的劝告,让我少管闲事,他很快要复员了,准备带马莉回去结婚。
 
听他这么一说,如果复原后真带姑娘回家结婚,倒也没有什么,对他的行为我尽管看不惯,也没有向领导反映。
 
但纸包不住火,领导还是知道了,找侯少华谈话,要他回去后向连队交代。
 
一天,部队完成了挖中草药的任务,准备集合回部队。可一清点人数,没有发现侯少华,大家连忙分头去找。
 
我突然听到后山传出两声枪响,朝枪声跑去,发现马莉姑娘倒在血泊中,而不见候的踪影。
 
事关重大,连里当即组成追逃小组追击,我也守令参加。团长亲自下令,如果追捕失败,让侯少华逃亡国外,追逃小组将受到军法处置。
 
我们追了一天,也没有发现候少华的踪迹。当天晚上,到了离缅甸边界不远的耿马向阳大队,我们不敢休息,在大队吃了口饭,准备继续追捕。
 
没想到我上完厕所往下坡山回,突然发现侯绍华从树林里出来了,端着冲锋枪一步步向大队走去。
 
我立即冲到他的面前,大吼一声:“候少华,不许动,把枪放下!”
 
侯少华倒是乖乖放下了枪,嘟嚷道:“你们咋这么快,赶到了我的前面。”
 
原来他是饿了,准备到大队去找吃的,没想到被我们赶在前面。我们这才得知,侯少华要带马莉逃往缅甸,姑娘不答应便杀害了她。
 
侯少华被押回部队,被军事法院判决了死刑。
 
我因这次在追逃小组表现好,被调往军区独立训练大队,专门对泰国共产党训练军事干部,后被调往边防独立团。
 
团长本来准备提拔我当排长。结果外调人员回来后说,我大爹当过国民党保长,便取消了我提干的机会。
 
在部队服役5年后,我揣着150元复员费,回到了家乡金平县,仍然在原单位放电影。
 
家乡的乡亲们,还是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我虽然干的是放电影,心里想的却是如何让家乡不这么穷。
 
对于贫穷,我有切肤之痛。

我就出生在云南金平新安村,一个贫困的苗族家庭,家里有11个兄弟姐妹,因无钱看病就医,我的大姐、二姐、小妹、大弟相继病故。
 
我小时候也两次病危,父亲看我是活不成了,把我丢在山上,母亲不忍心将我捡回,算我命大,竟然活过来了。
 
一天,父亲郑重地对我说,熊家这么穷,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读书的,家里决定借钱让我去读书。但有一条得记住,读书识字后要去当兵,为国家尽义务。
 
父亲虽然没文化,生活在祖国边境的他,知道守土有责,他年轻时曾多次给解放军顾问团当向导,支援越南抗法战争,以为越南革命胜利了,我们就安全了。
 
没想到,战争的阴影几十年笼罩在家乡的土地上,影响着我们几代人的命运。
 
我知道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特别用功,因成绩优秀,直接从二年级跳到了四年级。令我痛心的是,父亲没有看到我学业有成。
 
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刚到寨子口,就听见呯呯呯三声枪响,这是苗族的习俗,死了人必须打三枪,我想哪家有人没了。
 
可当我跨入家门口,才知道死的人是父亲,他只是患了肠梗阻,因无钱看病而死。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趴在父亲身上痛哭。
 
穷,就是我从小最深刻的感受。
 
我初中毕业后,报考了县里的放电影人员,这是国家干部,行政29级,每月工资28元。
 
之后,我走村串寨,成了吃千家饭,睡万家床的电影放映员。虽然我参加了工作,但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的遗愿,长大后去当兵。
 
五年服役,算是完成了父亲的部分遗愿,父亲说的守土有责,是我现在应该去做的。

就在我上任副县长几天后,苗族姑娘付红闯进了我的办公室,未等落座,她就说希望你这个当县长的,把我父母找回来!
 
原来,十年前,因家里生活困难,小付红的父母将她送到姑姑家,带着哥哥、弟弟到老挝谋生去了,如今杳无音信。
 
随着年龄的增长,付红特别思念父母,却又无法找到,于是想到我这个曾去过老挝的父母官。
 
我问付红,像你家一样,去国外谋生的情况,其他寨子还有吗?
 
爽快的付红说:“有、有、有”,许多人都到了国外找生活去了。
 
我一听坐不住了,马上叫来办公室和民政局的干部下乡调查,因生活困难到国外谋生的村民到底有多少,作为我上任当县长后的第一项工作来抓。
 
我先来到了铜厂乡大塘村,走进农户家里了解调查,才知因村里人多地少,上面又不拨救济款,无法生存。不少村民到缅甸谋生,如今生死不明。

解放30多年了,还有人逃难到国外去谋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又确实是事实,我心里不知是个啥滋味。
 
紧接着,我又带着干部走访了其他村子,发现竟有几百户人家,3900多人从金平县逃往西双版纳,有的到老挝,缅甸,越南异国他乡谋生去了。
 
几千同胞前往异国他乡谋生,让我痛心疾首。事实告诉我,全县人民要脱贫,边疆要稳定,发展才是硬道理。
 
当务之急是解决绝对贫困人员的基本生活,不能再让人民逃难发生。

我立即把调查来的贫困村民数据、原因写成报告,准备呈报州和省里,力争得到上级支持,争取解决他们的温饱,稳定民心。
 
写完报告,我要秘书和办公室的同志立即上报。秘书看了看报告,摇了摇头说不行啊,上级一分钱也不会拨下来。
 
我不解反问他:“这是为什么?”
 
他回答,我们金平县早已脱贫了,不是贫困县。
 
啊,早已脱贫了!
 
我大吃一惊,立即调出档案材料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文件上明确写道,1985年金平县农民人均有粮200公斤,农民收入201元,这是当年脱贫标准确定的目标,上级批复:符合脱贫指标,宣布金平县已脱贫。
 
由于已脱贫,原来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用的资金,通通一刀切,全部被取消,导致这五年时间里,因资金短缺,全县的各项事业处于停滞状态。
 
必须重新争回贫困帽子!
 
我马上向县委,县政府领导反映,马上召开会议,就重新争回贫困帽子,进行专题讨论。县委领导同意了我的意见,马上召开了会议。
 
专题会议上,县委县政府领导就重新争回贫困帽子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有人决心不大,因为很难重新挣回,因为当年报脱贫的领导已经升官调往上级。
 
我当即表示,为了全县人民的脱贫,凡向上级反映的问题,不论有多困难,应该实事求是,不论有多大的阻力,由我去反映去争取。
 
过后,我不论是到州里还是到省里开会,不论是大会小会,我都大讲我县的困难,上级领导必须承认,我县是贫困县。
 
一次,我率营盘、勐拉两个乡的党委书记,到元江县参加省民族工作部和省民委联合召开的热区资源开发会议。
 
会上,别的县都拔了开发资金,而我县早已脱贫,没有给一分钱。没有资金怎么发展?我对不起全县的父老乡亲,还要老百姓穷到什么时候。
 
会议结束,我找到组织会议的副省长,我劈头质问他,你们当官的都是官僚主义,只知道坐在办公室看文件,画圈圈,把我县说成脱了贫,真是官僚主义害死人啊!
 
副省长也许早知道我县不该搞假脱贫,也许我是他遇到是第一个敢质问领导的基层干部,副省长握了握我的手,微笑道:“好,你的话我听进去了。”
 
一年后,我得知省纪委刘副主任到隔壁的绿春县调研扶贫工作,我立即赶到绿春一路追赶,在老勐村拦住了刘副主任,直接向他反映必须恢复我县贫困县,应一视同仁拨给我县发展基金。
 
刘副主任很同情我县,答应向上级汇报,并拨了20万元给我县,而作为贫困县的绿春,却拨了600万元。
 
这次再次刺痛了我,如果我不争回贫困县的帽子,不争取上级资金援助,我县要发展脱贫,将遥遥无期。
 
我没有放弃任何争回贫困帽子的机会,不论是到州里省里开会,不论是大会小会,不论是什么场合,什么会,我都奔走呼吁、吶喊、呼吁。
 
终于有了结果。
 
1991年11月15日,云南省省委领导重新作出决定:宣布恢复金平县为贫困县。
 
光有省里的支持还不够,因为战争是国与国的,有些事必须中央才能解决。

我走遍了全县大大小小一百多个村寨,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土地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但很多连片的地里都长满杂草灌木,没有庄稼的踪迹。
 
一问才知道,从1979年对越自卫作战以后,越南人就开始故意破坏村民种植的包谷和橡胶林,每年损失都达数百万元以上。
 
特别每年到到割胶时,越南人就会放火烧山,村民辛苦种植的农作物,不但没有收入,反而要组织村民扑救山火,村民只好放弃土地种植。
 
我得知后,派出民兵守护边界,保护村民的劳动果实。可越军并不甘心,他们改变方式,派出小孩来界河边,以摸鱼为由,然后唆使他们对边界种的庄稼放火。
 
掌握这一情况后,我也让村民派出了少年在边界观察守候。看到两个越南少年从金水河界河潜入,准备放火烧山时,四个中国少年猛扑上去,阻止了他们。
 
两个对付一个,越南少年吓得瑟瑟发抖。他们并没有打越南少年,而是拿出准备好的糖果饼干,送给他们,提出交个朋友,今后不要再来搞破坏了。
 
这一招果然见效,之后,再也没有发生越南少年闯入中国边界,进行放火烧山的事件。
 
无商不富,这个道理适用于各个地方,金平县也是如此。
 
这里与越南交界的五百多公里,有国家一级口岸,省级口岸,还有众多的边境通道,开展边贸生意,是解决边民温饱最有效的办法。
 
我不断向上级反应,希望尽快开通中越边界口岸,让村民们恢复边贸往来。
 
但当时中越两国还没有正式开通口岸,边境百姓做生意困难重重。村民们为了生存,只能以身犯险。
 
当时中国的小商品在越南很受欢迎,可每当他们交易完成,准备过河回家时,就会突然冲出越南警察,说他们非法入境,或者走私,必须把钱留下,否则就要拘留他们。
 
遭到越方警察敲诈钱财的案例越来越多,这让我意识到,开展边贸生意,必须尽快恢复中越两国口岸。
 
口岸不恢复,不建立,合法的生意就没有保障,两国边贸就无法发展,边民脱贫致富的路就被堵死了。
 
这一切没有上级支持,靠我们县根本无法解决。好在重新恢复贫困县后,终于引起了上级的重视。
 
省计委综合处牵头,各部门领导和专家组成的小组,立即深入我县调查了解,摸清我县的资源经济及社会发展状况。
 
在积极争取下,州、省拨款资金8千余万元,建设了两座水电站,特别是麻子河三级电站的建成,不仅提高了全县的经济建设,更让我增强了尽快让全县脱贫的信心。
 
我召集县各部门领导开会研究,决定尽快形成一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向中央各部门汇报。几个月后,由我组织的《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形成了。
 
报告列举的事实是,从1950年解放到1988年38年间,金平都在支援前线,保卫边疆。而国家对金平县的经济建设投入,累计投入不超过1000万元。
 
我又组织人员录制了一部录像报告,反应战区损失和战后重建困难。

录像中,越军对我县边境一带进行炮击,边民房屋财产损失严重,越军埋设的地雷,连续发生人畜炸伤炸死事件,事实真实震撼。
 
同时,为了做到实事求是,我们还将越南是如何对待战区农民的,写在报告上进行比较。
 
越南的做法是:一是对边境战区农民,一律免去农业税;二是边境地区儿童一律免费读书;三是越南政府对边境地区的农户每户为他们购买一头耕牛,用来发展生产。
 
我那时只想反映问题,完全没想到这份报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形成后,经县委,县政府审定后同意上报省委,后形成专题研究,上报北京。
 
1992年7月15日,我带领汇报小组前往北京汇报。
 
在北京,我们先后到了外交部、财政部、计委、农业、民政部门递交报告过后,我们住在外交部宾馆。
 
第二天,一个年轻人来到我们的住处,他笑着问道:“谁是熊县长?”
 
我回答后,年轻人说,外交部副部长要见我。
 
我想一定是昨天递的报告起了作用,这么快就有了反应。

一个外交部的副部长,管理国内外大事,我一个小小的基层县长,受到如此重视,我的压力更大了。
 
很快,我来到了外交部的办公室。刚落座,高大儒雅的副部长走了进来,我慌忙站起来,副部长满脸笑容握住我的手说:“你辛苦了。”
 
接着,他说看了我们的报告,金平县各族人民,为保卫边疆,稳定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家感谢你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接着,副部长又详细的询问了我县农民收入,主要来源是什么,小孩读书,有病就医,我与越南边民交往情况等等,我都一一作了汇报。
 
他不停在本子上记录,不时提问。汇报完他点了点头,看来他对我的汇报还是满意的。
 
更没想到的是,之后我与外交部结下了不解之缘。
 
两年后,我又接到上级电话,要我到外交部去汇报工作。因为是第二次见面,没有客套话,副部长开门见山问我,如果投资扶贫你县,要从哪些方面扶贫最有效?
 
对我县急需扶贫的地方,我了如指掌,口岸因战争早已成废墟,要赶快建立起来;建产品加工如橡胶,矿产等工厂;少数民族失学高,必须建职业学校……
 
我整整汇报了一个上午,副部长听得特别认真,末了他说:“国务院已经决定,指定金平县为我外交部的扶贫点,不久我还会去考察。”
 
我内心无比激动,有中央的支持,金平县脱贫的步伐一定会加快。
 
第二年,副部长率外交部扶贫小组人员,来金平县实地考察,我指令公安局安排好警车开道。
 
副部长看到警车,一点都不高兴,把我拉上了他的车严肃地说:“怎么搞的,你把我当外宾来迎接,我可是来扶贫的,赶快把警车撤走!”
 
我笑了笑,对他说,这警车可不能撤,直到车子上路,我才向副部长介绍了这条公路的状况。
 
这条公路是五十年代初援越抗法时修建的沙土路,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弯大坡陡,只要外地来的车辆,凡提出交警开道的,我们都会满足他们的要求。
 
从交通安全出发,警车实际是当路标用,对外交部来的车辆人员也如此。
 
副部长听完不再批评我,沉吟一会,才说你们在金平工作辛苦了,真不容易。
 
考察组回去后不久,这条公路由省、州出资四千多万元,改建成功,由过去山道弯弯的沙石路,变成了宽大笔直的水泥路。
 
说实在,从我担任县长第一天起,我只知道一定要为全县人民脱贫致富动脑筋,想办法。而对书写《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上级会怎么重视,心里并没有底。
 
可万没想到的是,外交部对我们的扶贫是动了真情,他们的真心让人感动。十余年间,外交部先后几十次、上百人来金平调研。
 
不仅如此,外交部利用他们的工作关系,分别向各个使馆官员、夫人,介绍金平县的困难,希望提供爱心援助。
 
于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大爱,向边远的金平袭来了。

1995年2月21日,我接到上级电话,立即赶到北京外交部接受捐赠。
 
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接受捐赠,让我一个边境县城的县长,享受了外宾礼节的待遇。
 
刚开始我有些忐忑,因为这是代表全县人民接受外国扶贫捐赠,该讲些什么,又不该说什么,最担心说错话。
 
好在我与外交部干部打过交道,在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不少好的东西,尤其学到了文明礼节,想着,我又充满了信心。
 
说来也怪,这天北京天气格外好,阳光明媚。一下飞机,不仅有专人接送,小车带着我直驶钓鱼台国宾馆,在19号楼停了下来。
 
大厅鲜花盛开,五星红旗和韩国国旗在鲜花的衬托下,鲜艳夺目。外交部副部长和韩国大使馆大使黄秉城,早已在大厅等候,两旁站满了各国记者。
 
我被安排在大厅前排就坐,捐赠仪式开始后,韩国大使拿出一个大红包朝我走来,上面写有“捐赠”二字。
 
韩国大使馆向金平县民族职业中学捐赠34万美元。我很激动,但也很冷静,站了起来接住这份厚重的友谊。
 
捐赠仪式结束后,韩国记者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说:“感谢韩国人民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愿中韩两国的友谊世世代代传下去。”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我县的脱贫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了起来,不断向前推进。
 
金水河通往越南的柏油路建成了,实现历史上油路第一次过江,大大的促进了中越两国的贸易交往。
 
在战后废墟上建成了清水河国家一级口岸,成功与越南马鹿塘口岸开通,货车相互过境运输,让中越边贸生意火了起来。
 
口岸两国边民,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热闹非凡。消息很快传到了国外,很多在国外谋生的村民,也返回来了。
 
我为此专门去到口岸,我对口岸负责人说,今后见到有金平县的人出入,请通知他们回来发展,今非昔比,金平需要人才。
 
战区也恢复建成了一栋栋办公大楼,就在政府开展的如火如荼时,边境农民的战后重建积极性却不高。
 
我为此专门去召集全村村民开会,宣布政府的好政策,说政府每户出资3万元,自己出一部分钱,把大家的原始石块屋重建。
 
谁知我的话音刚落,就有村民反对:“我不建房!”
 
我问他为什么。对方说:“如果房子盖好了,敌人一发炮弹打过来又毁了,那可不是白盖了。”
 
村民讲的是事实,是最朴实的道理,我也没有绝对把握,以后不会再发生战争。
 
但我还是向大家保证:“如果再有战争爆发,我就一定同你们住在一块,我保证为你们挡炮弹,因为我们是同胞兄弟。”
 
听我这么一讲,老百姓这才同意拆旧房,盖新房。笼罩家乡半个世纪的战争阴影,逐渐烟消云散。

我曾经走过云南的边境线,生活在边境的人,更知道“国”的意义。
 
他们都明白一个朴素的真理:没有国,哪有家,祖祖辈辈践行着守土有责。
 
和云南其他边境县一样,金平县的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才正式结束,他们终于跟上全国的步伐,奔向小康社会。
 
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更是这四十年难得的和平时机。
 
没有和平,不论熊县长们如何努力,也无法在战火中重建一个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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