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短篇故事

主治医生给我一份顶尖医生名单,他说这里的人才有可能救我爸

作者:陈拙
2022-01-19 09:50

最近我才知道,人需要一直“充电”,不然就可能会死。

一个医学研究报告说,人体中有生物电流,如果电量失衡,就可能会生病。

年龄越小电量越多,15岁前约有6伏的电力,相当于能点亮两个电灯泡。40岁左右就只有4伏左右,到六七十岁,就只剩下2伏左右。

人体没有电,生命也就结束了。

神经外科医生杨正经跟我说,他就遇到过一个人,几乎整个北京的重症医学科专家,都看过这个病人。

那个病人就像一个掉电特快的“电池”,想要维持生命,就必须每天不断往身体里“充电”。

老李总是随机在病床上醒来。几点,多久,都不受控制。每次醒来,看见的也不一样。
 
幸运的时候,他在晚上昏睡七八个小时,白天醒来两三个小时,女儿们在一旁陪他聊天,或者外孙女和他视频。
 
不幸的话,他在白天昏睡十多个小时,晚上醒来一两个小时,病房里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他只能盯着天花板发呆。
 
还有很多时候,他随机醒来十几分钟,又昏睡过去几个小时,再随机醒来,旁边病床上的人已经换了一个。
 
他的所有生命体征都正常,就是血压不好,像个“电池人”:注射升压药,意识就清醒,能和人正常交流,四肢也可以活动。
 
一旦药物用完,你会眼睁睁看着他“停电”,渐渐四肢不再动弹,眼神失去光泽,口唇逐渐变青紫,皮肤颜色变得暗淡,甚至心脏停止跳动,最终走向死亡。
 
直到护士把药物重新续上,他才能继续存活。
 
这样的日子,老李已经持续两个月了。他体内的“电池”正在迅速老化,醒来的时间越来越少。


“大夫,大夫,我爸爸怎么样啊?”
 
那女人站在ICU门口,一边哭一边问我。
 
ICU里面躺着我刚接诊的患者,正是这个女人的父亲——60多岁的老李,留着短发,个子不高,穿一身黑色中山装。此时他烦躁不安,左耳朵流血不止。
 
因为躺着的缘故,他的血流到耳朵和后脑勺那个位置,本就半数全白的头发,已经被染成了红色。

我拿了一张干净的垫子铺在老李的头下面,血如果从他的耳朵里流出,护士就用棉签擦干净,然后消毒。不一会儿,垫子就被染得通红。

我把嘴凑到患者的右侧耳朵旁边,很近很近的位置,大声问他的名字。

“李,宝,亮”,很细弱的声音很缓慢地说。

别的问题,接连问了几次,都没什么用。

我给他做了检查,发现除了血压偏低,其他情况都还算稳定。

但看完老李的CT结果,我不禁心头一惊——老李的后脑勺有地方骨折了,并且一侧大脑半球表面有一层厚厚的出血,前额部分的脑组织也有挫伤,因而他后脑局部的软组织肿胀得很厉害。

此时,老李的女儿正一边哭一边向我说老李发病时的情况。
 
她说,父亲这两天就不舒服,今天上厕所的时候突然摔倒了,过了几分钟才醒过来,结果左耳朵流了血,她赶紧打120送过来了。

她一边说一边流泪,老李喜欢抽烟喝酒,身体不怎么好,有长达40年的高血压,糖尿病也患病10年了,冠心病8年,去年心脏刚放了3个支架,腰椎也做过手术……
 
我感到情况不简单,随即扯了张病危签字单。
 
那个女人哭得凶了起来,拽着我问:“我爸就是摔了一下,怎么会这么严重?”
 
很多人会认为,人摔一跤好像问题不大,但其实人的脑袋并不轻,大约15斤,15斤重的东西砸到水泥地上,而且大脑本身就柔软得像豆腐,就算颅骨再怎么坚硬,情况也不会太乐观。
 
此刻,老李左侧后脑勺有一个很大的包,头上虽然有血,但却摸不到伤口。我用纱布把血仔细都擦干净以后,里面立马又有血渗了出来。
 
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如果血是从耳朵里渗出来的,就证明老李有颅底骨折的情况。
 
人只有在头部遭受了很大冲击时,才可能导致颅底骨折,随之而来的就是从耳朵里渗血,也就是所谓的脑脊液耳漏。
 
这种出血很麻烦,不能堵,只能让它自己慢慢止血。

因为,如果用棉花把耳朵眼塞住,被污染的血水会逆流回去,把细菌逆到了颅内,就要造成致命性的颅内感染,最终病人难逃一死。

听懂了我说的话,老李女儿更是慌神了,一个劲儿问我该怎么办。

我告诉她,老李的病情后续可能还会加重,现在能够救老李的办法,只有开颅来缓解后续的脑水肿。这就像人的嘴巴被蜜蜂蛰了以后,过几天会肿得像香肠,老李的脑子受伤了,将来也会肿。

我让老李的闺女赶紧通知其他家人来医院。

老李只有两个女儿,送老李来医院的,是大女儿,匆匆赶来的小女儿怀着孕。

她们商量了十分钟,再次见到我的时候,斩钉截铁地要求手术治疗。后来,小女儿还特意嘱咐我,一定要给老李用最好的药和最好的技术。

因为出血太多,我们要切开老李右侧的脑袋,给他减压。减压手术一旦做,就要做彻底。所以,老李的手术切口很长,类似于一个“?”的形状。

艰难地在老李的头上钻了4个孔以后,我们用铣刀把骨头取了下来。剪开老李脑子表面的最后一层膜后,他脑子里的淤血“呲”了出来。
 
原本淡黄色的脑组织已经发紫,找了半天,我们才感受到老李微弱的脑搏动。由于长期吃阿司匹林,老李脑子里的血块比较硬,像熟的猪血一样,难清理,费了些功夫才弄干净。
 
最终,我们把巴掌大的一块骨头从老李的脑袋上去掉了,为的是防止术后老李的脑组织肿起来顶到骨头,如果是这样的话,到时候可能会面临再次手术。
 
当我把老李头上的巴掌大的骨头交给家属的时候,两个女儿都哭了,大女儿甚至连看都不敢看一下。
 
手术的减压效果不错,术后第2天,老李开始有睁眼的反应。
 
但大部分时间,老李都在胡言乱语,就像喝酒喝多了似的,不停说一些我们听不清的话:“把我放开!院子里的草还没除呢!”“干嘛抓着我!放开!我得去除草!”
 
因为额叶损伤,会产生精神症状,老李能滔滔不绝地说四五个小时的话,嘴唇因此干裂起皮,一直自言自语到没有口水,唾液也变成了白色的痰泡。

幸运的是,老李不像一些病人,会不停地说污言秽语,他只是一直要除草,或者叫“月芳”这个名字。

我把这事儿给老李的女儿们说了,她们听了以后哭着告诉我,月芳是她们几年前去世的母亲。

老李向来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妻子没生病以前,在家中的小院里种了许多花花草草,老李负责打理杂草。

妻子走后,老李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把小花园打理得格外精细,时常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发呆。
 
没想到对妻子的思念,已经深入了老李的潜意识中,以至于他半昏迷的时候,都还想着要把花园的杂草除干净。

我给他做了检查,评分不错,很明显的是他眼睛里有光了。

再次复查CT的时候,虽然他插着管子不能说话,但是看到两个女儿时,他欣喜若狂,连血压都一下子升高不少。

我看他眼角里流出来了泪水,左右手各攥着一个女儿的手,非常用劲儿。

两个女儿看见父亲醒来后认得自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等把老李送回病房,她们才不再遮掩,哭着跟我连声道谢。
 
老李最初恢复意识的时候,常常紧握住我的手不放开。老李的手劲儿是真大啊,我的手被他抓得生疼。

这是老李求生的表现。大多数病人在重病后终于清醒的情况下,都会死死抓住出现在自己身边,穿白大褂的医务工作者。

我跟老李说了很多话,把他如何受伤和治疗的情况简单的介绍后,鼓励他说:“老李,你很棒!咱们好好治疗,一定要配合我们医生啊。”

他带着嘴里的管子,使劲儿点头,还伸出大拇指给我比赞。

两个闺女还把他的收音机送到了监护室里,放在他的耳边,简单地给他放些爱听的戏曲。

但几天后,老李情况开始恶化,开始发烧,全身都出现毛病。

在用上抗炎药物后,老李的体温慢慢稳定,他的精神不是很好,清醒的时间不多,不清醒的时候多是说胡话。
 
尽管有了意识,但老李非常虚弱,连咳嗽都很费力,需要护士每小时给他吸一次痰。
 
抗生素已经升级,但老李依然持续低烧,精神不好。有时见他清醒,我就会给他打气加油,他偶尔也能虚弱地说几句话:“谢谢,杨——医生,我一定,配合,治疗。”
 
他每次都把那个“杨”字拉得很长。
 
老李的眼睛很大,睁大的时候炯炯有神,但是反应稍微迟钝些。每次醒过来的时候,眼睛很有精神地看着我们忙里忙外,偶尔也会客气地说笑。
 
有一天,老李出现了胸闷的情况,并且血压莫名其妙地低了起来。老李的大女儿因此专门去寺庙里给他求了个平安符,嘱咐我帮忙放在老李的枕头底下。
 
术后半个月,有一天大约凌晨1点,老李突然捂住自己的胸口,想要坐起来但没力气,他看向四周,不停地寻找他认识的人,非常惊恐。
 
护士见状,赶紧拿来画板,老李颤抖着在画板上写着“心不舒服”,那个“脏”字实在写不出来了。很快,老李的心率飙到了140左右,发生了快速房颤,意识逐渐模糊。
 
此时,老李的血压非常低,我们给老李戴上了呼吸机,第一次给老李用小剂量的去甲肾上腺素,以提升血压。并且用了微量泵,精准控制药物的输入。
 
等老李再次清醒过来时,他的手已经被约束了。他四处张望着,非常不安。我赶紧冲了过去,握了握他的手,他紧紧地攥着我,不敢放开。
 
他盯着我看,仿佛在说,他不甘心这样,他还要活下去。但很明显,他的手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有力度了。他流着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害怕。
 
我帮他擦掉泪水,缓缓对他说:“现在血压有点低,我们用点药,帮你把血压升上来就好了。”
 
当我说这句话时,我完全没有想过,老李会自此变成了一个“电池人”。

从那天起,每次给上升压药以后,老李似乎还是那个从前的老李,他可以配合我伸出手指,也可以紧紧攥住我的手。
 
但他不能再说话,两只手也被适当约束起来,身上多了很多输液的管道。一个坚强、活泼的老头,彻底失去了自由。
 
邪乎的是,老李的血压始终不稳定,只要停了药,血压就会降到100/70以下。
 
升压药就像是他的续命电池,给了药也就充了电,药物一旦用完,他就像电脑慢慢断电关机,慢慢失去意识,陷入昏迷。
 
刚开始,老李1天用10支去甲肾上腺素是基本够的,可是后来因为逐渐耐药,他每天要用到20支。
 
最令人不解的,是老李除了血压不行,呼吸薄弱,持续低热之外,其他的指标都不错。维持了半个月后,去甲肾上腺素已经不足以给老李这个电池人提供充足的电量了。
 
那天,我们把药物用量加到了最高,老李还是沉沉地昏迷着,并且血压持续走低。
 
我眼看着一个人在我面前从面色红润渐渐变得口唇发紫,只好给他用上了维持血压的最后武器——盐酸多巴胺。
 
一支药2ml:20mg的规格,每次25支,配成配成50ml的液体,通过静脉持续泵到人身体里面,血压得以维持,老李得以神志清醒。
 
不一样的是,人有昼夜节律,但老李没有。
 
大部分时间,他都处于昏睡状态,上午有一两个小时能够很清醒,下午有一两个小时可以保持清醒,晚上也有一两个小时清醒,只是何时清醒,醒多久时间不定。
 
一开始,护士见他醒了,会问他:“老李,你醒了?”他听到后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或者跟护士们打着手势交流。
 
大部分清醒的时间,老李都躺在那里无所事事。觉得无聊了,就听听床头的收音机,女儿们来探望的时候,会拿着手机进来,给他看孙女的视频,为他鼓劲儿。
 
有时,他自己一个人会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想事情,或者让护工给他刮刮胡子,剪剪指甲,他自己就看着天花板发呆。
 
每天查房,老李都会像以前一样,冲我使劲儿点头,攥着我的手,生怕我会走开一样。他对我非常依赖,似乎一天看不到我就会很慌张。
 
而我每天在查阅完内科课本后,都会跟上级大夫以及心内科的大夫会诊,由此来决定当天的治疗方案。
 
“杨大夫,怎么会这样啊,怎么都半个月了,他越来越不好了呢?”
 
自从老李的病情急转直下,他的两个女儿每天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我眼见着她们脆弱的神经快经不起折腾,却找不到老李出现这些症状的原因。

老李术后一个月,每天一共只能时不时清醒三四个小时。
 
而他的药量,已经从起初每小时5ml,每天用60支盐酸多巴胺,增加到了每小时用15ml,每天用180支。
 
本来就不胖的老李,至少瘦了20斤,看着他瘦骨嶙峋的样子,和他已经长出来的白头发,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一日三餐全靠鼻子的胃管打进去营养液,24小时的呼吸靠机器输送,24小时的血压靠药物维持。我再次提交了全院讨论,心内科说不清楚为什么原因,只是考虑心源性休克。
 
我们给老李做了气管切开,那根长长的塑料管子从老李嘴里拔出来了。
 
那一次,老李醒了好几个小时,状态不错,终于可以用舌头舔舔自己干瘪的嘴唇了。他不再握着我的手了,只是扭过头来,比着口型对我说着“谢谢”两个字。
 
良久,他望着天花板,没有再说话。那一刻,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科室数次讨论老李的病情,但这似乎超出了神经外科的研究范围,然而心外科也解释不了。那时,距离老李第一次手术,已经过去了40多天,药物用量越来越大。
 
每小时20ml的用量,每天200多支药,护士常常掰安瓶掰到手痛,但老李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每天一共能醒来的时间已经远远不足4小时。
 
在他为数不多的清醒的时间里,收音机里的戏曲也不好好听了,眼神开始变得涣散,有好几次,他拿着笔写字:“大夫,我是不是快不行了?”

老李越来越焦虑,越来越害怕。

两个女儿交替着来医院探视询问病情,她们已经不再哭泣,而是很有重点地问:“今天的血压怎么样?今天的体温怎样?”当听到我一如既往的回答的时候,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女儿们每次探望,都是掉眼泪,握着老李的手不停鼓励。但是老李反应平平,偶尔把头别过去,看着窗外。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焦躁不安和绝望,因为甚至很多大夫都开始放弃老李了。但我还是想再尝试一下。
 
我把老李的病情在一张纸上详细记录了下来,想分析一下发热的曲线、病情变化的时间节点、血压的变化曲线,看看能否找出来一些蛛丝马迹。

我跟老李的两个女儿说,我已经没什么办法了,但可以去求助别的专家。我给了她们一张重症医学科特别厉害的医院名单,让她们拿着我写的资料和老李的病历去咨询。
 
两个女儿如获至宝似的拿着名单,不住地点头称谢。虽然语气疲惫,但她们不放弃的劲头丝毫没有减弱。
 
一个星期后,她们拿着片子回来了。没想到这些医院的专家们也说没什么好办法,并且告诉两个女儿,我们已经给老李治疗得很好了。

该死!怎么是这种意见?这让我怎么办呢?


监护室里的其他病人,没有一个像他这样不稳定的。人人清醒的时候都有迹可循,至少人人都有昼夜节律,只有老李毫无规律。
 
有时候护士巡视时,恰好会看见睡了一天的老李在半夜醒来。护士问他,需要什么帮助吗,但老李没有回应。
 
四周的病人都在睡觉,也没有家属和护工,好几个小时,他就是呆呆看着窗外。
 
白天,他女儿再来看他,他又陷入昏迷,或者短暂醒几分钟。
 
有时候,女儿听说他清醒了,就进去探望,但老李精力跟不上,又眼睁睁看着他萎靡,昏睡过去。
 
病房里,老李左右手边床位的病人一直在更换。有一次,他醒来看到自己旁边的病人准备转到普通病房,眼里流露出满满的羡慕。
 
当时,他虚弱地在画板上写道:杨医生,我什么时候能转到普通病房啊?
 
我看到那句话,听见他气管插管里急促的呼吸声,心如刀绞。
 
那是他入院的第29天。
 
自从给老李用上泵表,按时注射升压药后,他每次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表上的数字。
 
有的时候看到药量用多了,他就黯然神伤地把脸扭到另一边;看到剂量变少了,就会特别兴奋地抓住我的手,表示自己会坚持扛下去。
 
就是那一刻,我觉得老李近在眼前,却又离我那么远,触不可及。
 
他孤零零的一个人,面对似乎永远都出不去的ICU,永远都摆脱不掉的升压药泵,每次昏睡后再醒来不确定的变数,以及能不能醒来的恐惧。
 
虽然有女儿来看他,但越来越多时候,他却看不到女儿。
 
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到了最后,我已经知道了他几乎没什么治愈的希望了,但面对他的孤独,我想要做些什么。
 
或许,老李不仅仅是想要让我救他,也想要让我陪陪他,陪他克服恐惧。
 
所以,我每天频繁进出监护室,看望他或者叫醒他、鼓励他。

有时候握一握他的手,或者给他擦拭一下干涩的嘴唇。我想着,这样大概能让老李在昏睡醒来时,不会感到那么害怕吧。


术后第50天,老李每天清醒的时间已经不足2个小时,几乎没办法和我有什么交流了。
 
他每天要用掉将近300支多巴胺,但病情仍旧没有好转。
 
我预感到了,老李似乎也知道了什么。他偶尔清醒的时候十分虚弱,没办法在画板上写字,眼神也很空,我使劲儿喊他,叫他,和他说话,他也不怎么理我。

一天下午,老李两个女儿一同前来,跟我说,想进监护病房跟父亲说说话。

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我让她们穿好无菌服,戴好口罩帽子进去。两人一左一右蹲在老李的床旁,我拿了凳子给她们坐。
 
趁着老李神志还算清楚,父女三人说了很久的话。这次老李的反应非常激烈,血压一下子从100飙到了180,他的两只手一左一右各攥着两个女儿的手,手背上青筋暴起。

大女儿率先喊了出来,泣不成声:“爸爸,我们对不起您啊,我们真的尽力啦,没有办法了啊……”

老李从眼角挤出两行眼泪,使劲儿捏着她们的手,拼命地想去摇头,弄的呼吸机都开始报警了。

随之而来的是二女儿悲痛欲绝的哭声。那哭声太响,已经影响到了别的患者,我只好把她们请了出去。
 
那天,老李难得清醒了两个半小时。

出去后,二女儿说到,刚才她们和父亲做了告别了,他想让她们放弃,但是她们还是不想放弃,但是真的没办法了,“升压药可用的极限是多少呢?”
 
我说:“每小时25毫升,这个量的药2个小时就会用完,但已经是极量了,不能再加了。”

“那好,我们就用到了这个量吧。看看到底会不会有奇迹出现吧。”两个女儿说。
 
从那以后,老李每天需要用掉300支盐酸多巴胺,但清醒的时间却仍然一天不如一天。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老李用掉了3000支多巴胺,仍然命悬一线。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崩溃,看不到治疗的希望。我心里面难过的程度丝毫不亚于老李的两个女儿,经过50多天的共同战斗,我和老李似乎也快成为亲人了。
 
老李被消耗得油尽灯枯,不再是那个充满信心的坚强老头。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了,仿佛就剩下一具空壳,风一吹就碎了。
 
几天后,女儿们安排了家里的亲属过来探望老李,但他已经没什么明显的反应了,一天也只能随机清醒仅仅几十分钟。
 
他两眼放空地看向窗外,看起来内心很平静的样子,但我知道,那其实是深深的绝望和痛苦。
 
有一次,趁老李清醒的时候,我握住他的手说:“对不起,老李,真的对不起,我没能把您救过来,对不起。”
 
老李的手很凉,已经没什么力气来握住我的手了,他似乎冲我摇了摇头,眼神里没什么涌动,但又似乎没有摇过。那时他已经不再惊恐,只是双目失神地看着天花板。
 
最后的时刻,已经没什么抢救的办法了。在我和老李做过告别后,他的求生欲很快就垮塌了。两种升压药都用到了最高剂量,但老李却全然昏迷。
 
因为正常人是依靠这两种药物维持生命的,而老李从一开始就依靠着这些药物维持血压。
 
在两个女儿的同意下,我们关停了老李的供药泵。不足半小时,他的心率高达180-190,形成心脏室颤。
 
唯一能解救老李的最后办法就是电击除颤。但两个女儿不想让父亲的胸口被除颤仪电糊,于是放弃了电击除颤。
 
不一会儿,老李的血压就测不到了,凌乱的心电图曲线变成了直线,报警器嗡嗡作响。

我为老李拉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心电图,看了看表,写上了时间:凌晨1点40分。
 
老李的生命定格在了62岁,他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而我的心里也一下子空了,一切变得苍白无力。
 
走出监护室,我交待完老李的死亡事实,轻拍了拍他的两个女儿,头也不敢回地离开。随之传来的,是家属们撕心裂肺的哭声。

一直以来,老李都是监护室里为数不多可以每天清醒的病人。到现在我还记得,他住在23床,一直住了59天。
 
在他去世前几天,我问他,会不会因为我们没有把他救回来而怪我们。他平静地望着天花板,轻微地摇了摇头。
 
他眼神空洞,但我仍然觉得,他是个孤单的斗士,不停和病魔搏斗。
 
如今,我还会遇见很多“老李”——那些住院时格外孤独的人。在北京这个城市,生病来医院没人陪伴的可不少。
 
他们大多从外乡来这里工作,生病了没有亲人照顾,或者不愿意和亲人说,报喜不报忧,选择独自承受一切。
 
喊人换药、吃饭、上厕所这些琐事,对一个病人来讲都是麻烦,他们每天都要自己面对。
 
偶尔有朋友来探望,也只是短暂停留一小会儿,也就走了。
 
还有一些病人,甚至没有名字,没有身份,连来探望的人都没有,一直孤零零住到出院。
 
他们需要独自面对未知,独自战胜恐惧,独自接受好或坏的结果。
 
但他们又比老李幸运,总是有规律可循,让我可以抽出时间,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睡眠,也尽可能地多陪陪他们。
 
陪他们的时候,我还会想起老李。在他电量最低的时候,偶尔醒来,身边只有我陪着。他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对世界的留恋。
 
虽然我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大夫,但是我想,我可以一直做陪伴病人的那个人。
 
这样,他们到医院时,就不会再害怕,就会想到,虽然这事儿不太好,但至少还有个人能陪着我一起面对。


医院是一个生死场,常常面临告别,也常常面临无法告别。

杨正经一直记得老李两个女儿的哭声,因为老李的特殊情况,这场告别似乎可以被无限延后,除非她们自己终止——而这个决定又恰恰最难做出。

我曾经在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网友在父亲去世后,打开了家里一款赛车游戏。

他突然发现,游戏记录了上一次最高分玩家的形象,它会和你同时出发,一起奔向终点——那是父亲留下的游戏记录。

他一次次玩着这个游戏,不愿意超过父亲的记录,不愿意说出告别。

但最后,他无论多不舍,还是会关掉游戏,回到现实。就像老李的女儿,再不舍,也要去告别。

杨医生说,面对生死时人是最孤独的——在我看来他还漏了后半句——也是最勇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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