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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老年痴呆了,却有年薪50万的公司请她去上班

作者:陈拙
2022-01-22 09:20

大家好,我是陈拙。
 
这两天,很多人都被一个“新冠”感染者感动,因为他的行程显示,18天辗转了28地打工,很令人心酸。
 
他没有固定工作时间,也没有固定工作地点,他走入一个个北京的黑夜,常常工作到凌晨,甚至只有一次就餐记录。
 
社工侯小圣说,她也接触过一个感动人的打工者,一个70岁的老奶奶,记性奇差,楼梯也下不了,还要去上班。
 
但入职六周后,这个奶奶就成了最好的员工。


苏珊来的前一天,我们小组四人刚从一个血淋淋的现场回来。
 
有个男人突然躁狂发作,在跟家人吃晚饭时,拿桌上的餐刀划伤了自己哥哥。家人报警后,警方把他们家团团围住,然后打电话给我们。
 
警方希望我们能以社工的身份出马,安抚嫌疑人,让他放下刀,自己从房子里出来。他们把屋子围了里三层外三层,里面的人越来越紧张,一直在大喊大叫。
 
我翻了一遍男人的病史,马上意识到那个受伤的哥哥才是问题的关键。嫌疑人以前从来没伤过人,冲动之后发现被枪口指着,可能以为自己罪名很重,所以才破罐子破摔。
 
我把信息同步给搭档罗茜,她没犹豫,一个人走进了警察的包围圈,隔着窗户冲男人喊话,告诉他哥哥没事,小伤而已,他会原谅你的。
 
先前一直狂躁不安的男人听到这些话,举着刀呆住了。
 
罗茜趁热打铁劝他放下了刀。紧接着,荷枪实弹的警察从我们身边冲过去,按倒了那个男人。我和罗茜长舒一口气,退到人群外面,等着接手男人被起诉或入狱后的工作。
 
这是我们俩搭档做社工的第三年。我是内卷出名的中国留学生,罗茜是被多家机构抢着要的法学硕士,全机构最危险最紧急的案子,几乎都会交给我们小组。
 
但我们怎么也没想到,那天回到机构时,老大告诉我们,要给我们塞一个新成员。
 
档案写着她的基本资料:苏珊,1950年6月17日生。
 
一个70岁的奶奶,要怎么当我们的搭档?

在此之前,我没少见过想来当社工的志愿者。在澳洲,司法社工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它足够高薪,我们的平均时薪约等于人民币175元,缺人的地方会开到年薪50万以上,这还不包括慷慨的项目资金。
 
它也足够受人尊重,机构甚至得明文禁止社工和案主谈恋爱,因为案主可能会过分信任你、崇拜你,就像一个被四十岁大叔洗脑的小妹妹,这种关系是极端不平等的。
 
人人都觉得社工是个肥差,我们也乐于让他们来体验一下,反正,不是每个人都留得下来。
 
只有真正成为社工才会发现,这是一个像拆弹特警一样危险的工作。
 
因为关注弱势群体,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社会边缘人群,甚至不少走上了犯罪。这些人的心理就像炸弹,谁也不能保证哪句话会踩到雷区。
 
我们要在凶案现场拆弹,在凌晨三点爬起来拆弹,还要在看似平静的对话里发现炸弹然后拆除。
 
这可不是一个七十岁的奶奶能干的活儿。
 
我一句句地跟苏珊解释,她也一句句地听着,腰板挺直、身子前倾,像是努力要听清我说话,又像是单纯年老造成的驼背,脸上没什么表情。
 
一直到我全说完,她才慢吞吞地从包里拿出了一沓病历,上面是医生给她的诊断:轻度老年痴呆,预计1~3年内发展为中度。
 
这意味着,她最迟会在三年后完全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以及所有的记忆。
 
苏珊奶奶说,她希望在自己失去所有记忆之前,能以真正社工的身份做一次咨询。她还说,她年轻时在社区工作,从三十岁一直到七十岁,有丰富的和人交流的经验,会尽力不给我们拖后腿。
 
我一下子被打动了,同时还有点尴尬,觉得自己特别小人——只因为不想给工作添麻烦,就可以拒绝一个七十岁老人最后的愿望吗?
 
在社工守则里,第二条叫做“先人后己”,机构付你这么多工资、居民这么信任你,不是为了让你这么怕事儿躲事儿的。
 
组员们都不说话,我一咬牙,点头答应了。
 
不就是六个礼拜吗,只要我们好好教,一定能教出有史以来第一个七十岁的社工志愿者。

在此之前,我没少见过想来当社工的志愿者。在澳洲,司法社工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它足够高薪,我们的平均时薪约等于人民币175元,缺人的地方会开到年薪50万以上,这还不包括慷慨的项目资金。
 
它也足够受人尊重,机构甚至得明文禁止社工和案主谈恋爱,因为案主可能会过分信任你、崇拜你,就像一个被四十岁大叔洗脑的小妹妹,这种关系是极端不平等的。
 
人人都觉得社工是个肥差,我们也乐于让他们来体验一下,反正,不是每个人都留得下来。
 
只有真正成为社工才会发现,这是一个像拆弹特警一样危险的工作。
 
因为关注弱势群体,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社会边缘人群,甚至不少走上了犯罪。这些人的心理就像炸弹,谁也不能保证哪句话会踩到雷区。
 
我们要在凶案现场拆弹,在凌晨三点爬起来拆弹,还要在看似平静的对话里发现炸弹然后拆除。
 
这可不是一个七十岁的奶奶能干的活儿。
 
我一句句地跟苏珊解释,她也一句句地听着,腰板挺直、身子前倾,像是努力要听清我说话,又像是单纯年老造成的驼背,脸上没什么表情。
 
一直到我全说完,她才慢吞吞地从包里拿出了一沓病历,上面是医生给她的诊断:轻度老年痴呆,预计1~3年内发展为中度。
 
这意味着,她最迟会在三年后完全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以及所有的记忆。
 
苏珊奶奶说,她希望在自己失去所有记忆之前,能以真正社工的身份做一次咨询。她还说,她年轻时在社区工作,从三十岁一直到七十岁,有丰富的和人交流的经验,会尽力不给我们拖后腿。
 
我一下子被打动了,同时还有点尴尬,觉得自己特别小人——只因为不想给工作添麻烦,就可以拒绝一个七十岁老人最后的愿望吗?
 
在社工守则里,第二条叫做“先人后己”,机构付你这么多工资、居民这么信任你,不是为了让你这么怕事儿躲事儿的。
 
组员们都不说话,我一咬牙,点头答应了。
 
不就是六个礼拜吗,只要我们好好教,一定能教出有史以来第一个七十岁的社工志愿者。

那天下午三点,正好大家午休,突然,我们听见了行李箱轮子咕噜咕噜的声音。
 
苏珊奶奶把红头发又漂成了白金色,剪了一个摇滚乐队主唱的发型,画着哥特式眼妆,踩着舞步走进办公室,还拖着一个小号行李箱大小的音箱。
 
还有人没抬起头,她又拍拍手,确保所有人都看了向她。
 
场面一度十分安静。下一秒,苏珊奶奶爬上桌面,冲台下一鞠躬,从包里掏出一个话筒:
 
“这是——属于——我的——完美一天!希望——你也——青春永驻!”

重金属摇滚乐的声音震得我脚下的地板都在发抖。
 
这场演唱会最终因为老大捂着耳朵出现而戛然而止,但在那以后,全机构都知道我们有了一个朋克奶奶。
 
苏珊后来解释,这只是为了在“世界音乐日”给我们所有人放松。我们很难跟她解释,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行为约等于广场舞大妈外放音乐。
 
苏珊奶奶的世界,似乎一直缺乏“边界感”。
 
有时我带些卤鸡爪、炒鸡胗之类的“中国食物”去,苏珊奶奶就会忍不住问我:“这是能吃的吗?”说话时揪着自己的领子,好像自己被鸡挠了一爪子。
 
在政治正确比空气还重要的社工机构,我已经八百年没听过别人干涉你的饮食习惯了。
 
但是次数多了,我也懒得跟她解释,就在她面前故意一口咬断鸡爪,嚼得嘎巴响。
 
苏珊奶奶更卓越的一项战绩是,她曾经凭一己之力让全机构戒了烟。
 
社工工作压力大,几乎所有社工都有点烟瘾。机构其实是禁烟的,但每天下午两三点最累的时候,我们都会聚到小木屋里,抽电子烟。
 
但有一天,到处散步的苏珊奶奶突然发现了这里。她推开门的一瞬间,我们都吓了一跳,有种小时候被奶奶抓到偷偷抽烟的惊恐。
 
苏珊奶奶像赶小鸡一样,把我们全赶出了屋子,放话要让我们全都改掉这个坏毛病。
 
第二天上班,桌面上映入眼帘的先是黑色的肺和溃烂的口腔图片——苏珊打印了一套戒烟广告,贴在我们每个人桌上。
 
这一整天,只要我们小组任何一个人站起来,她就会马上说:“不许抽烟!”还要我们发誓自己没带烟出去。
 
我们都被她搞得烦不胜烦,只能阳奉阴违,抓住一切机会偷偷抽烟。
 
苏珊发现抓不着我们,很快换了策略。她看到有人起身预备溜去抽烟,突然幽幽地问:“你们的工作不就是帮案主戒烟瘾、酒瘾甚至毒瘾吗?结果你们自己还抽烟?”
 
我们对视一眼,揣着烟的手一抖。
 
社工不怕威胁不怕暴力,就怕道德绑架,苏珊奶奶算是狠狠地踩中了我们的软肋。
 
这之后每次掏出烟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自己某个戒瘾戒得满地打滚的案主,就不好意思地放下了。到现在两三年了,我再也没抽过烟。
 
现在想起来,苏珊奶奶其实有点像我爸爸,一个不太标准的东北老爷们。他也热衷于用一些奇怪的方法让我放松下来。
 
比如高三的早上,偷偷关掉我的闹钟,等我惨叫着跑出房间才告诉我已经请了假,然后让我在家躺一整天“配合他撒谎”。
 
出国留学以后,我再也没遇到过一个像这样粗暴地关心我的人,直到苏珊奶奶出现。
 
我几乎要喜欢上她了,如果她不是非要当一个“真正的社工”的话。

第二周的周五,我正式通知苏珊,她可以开始接触档案了,等到有合适的咨询,我们会叫上她。

苏珊奶奶高兴坏了,她再三保证,自己一定会好好表现,让我多给她上咨询的机会。
 
机构里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就是整理档案,这也是志愿者的工作内容。社工忙起来没几个顾得上好好放文件,但到了找资料、打申请的时候,没有档案又不行。
 
一些有经验的志愿者,每天都会来办公室的长桌上,抱走一堆纸片儿,根据案主姓名和记录纸的颜色一点点分开,再放进不同的档案盒里。
 
但苏珊奶奶不一样。她的工作方式是在桌面上就开始分拣,时不时把眼镜摘下来,做会儿自创的眼保健操。
 
等到她确认,自己把某个案主相关的材料都分离完毕,才会去把这个人的档案盒取来。
 
最开始我只是觉得,她一直坐在长桌边有点挡路,但没几天,我突然发现一个重要案主的资料消失了。
 
这个案主在四年前确诊了癌症,但没有第一时间找到正规的机构申请救济金,而是碰上了一个号称能治好她癌症的骗子。
 
她花了上万澳币参与骗子的“冷冻疗法”,直到对方卷款跑路了,才想到找我们求助。
 
我们的档案盒里装着她申请救济金和起诉骗子的资料,一旦弄丢了,补办麻烦不说,还怕耽误了她的治疗。
 
我脑子嗡地一声,立马跑去问苏珊。苏珊很努力地在回忆,但光是努力是没用的,她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把档案放在了哪。
 
我只能发动几个同事帮忙找,每个人听见我的问题时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社工机构里的每个人都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培训,可能从来都没犯过这种错误;但听说档案是苏珊弄丢的,他们又只能叹一口气。
 
毕竟,我们都知道,她有阿尔茨海默症。
 
我们是“先人后己”的社工,要帮助弱者、要尊重奶奶,可是具体到生活中,阿尔茨海默又真的这么具体、麻烦、让人抓狂。
 
花了一下午又一个晚上,我终于在休息室的书架上找到了那两盒档案。我十分郑重地和苏珊约法三章,要求她只能在档案室里整理档案。
 
她满口答应,但好像完全没意识到我在忍着脾气不骂她,下一句又开始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让她去做咨询。
 
我当然记得,苏姗奶奶来的最初目的是做一次真正的咨询,但说实话,这时候我已经彻底没有信心了,只想把这件事糊弄过去。
 
她早晚会忘记的,反正她有老年痴呆,不是吗?
 
苏珊奶奶的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甚至有时我让她去电脑前查个资料,她走到电脑前就忘记要查什么了。直到我等不及了请假来找她,才看见她一个人还站在那,又不敢问人。
 
我都已经开始担心她会不会某天在来上班的路上走丢。
 
可是只有“要当社工”这件事,她就是不忘记。
 
每次我们接了案子走进咨询室,苏珊奶奶都会唰地抱起自己的夹子,目光炯炯地盯着我们。我们不得不每次都硬着头皮告诉她,下次一定。
 
比她晚来的志愿者都已经开始上咨询了,她看我们的眼神越来越让人难以承受。 
 
眼看已经有点拖不下去了,终于,我们小组接到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家暴案,可以让她试试。

这个案子的案主是一个印度女人,曾经被她的前夫家暴、囚禁。
 
几个月前,她被反家暴机构解救了出来后,已经在我们这里做过好几次咨询,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心理干预,整个人状态相对稳定,只要提一些固定问题就好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放心,正式上咨询前两天,我和搭档罗茜又给苏珊奶奶做了一次培训。
 
罗茜整理了一些比较常见的法条拿给她,并且带她模拟了这些法条适用的场景,我配合这些场景,教她从社工的角度提问。
 
苏珊奶奶依旧非常认真地在记录,不过我对她记录的效果存疑。
 
果不其然,我们拿走她的笔记向她提问,她全忘了,根本回答不上来。
 
咨询在即,我们没时间让苏珊奶奶从头学起,只能用最笨的办法——让她少说话。我们给她规定了在咨询的最后五分钟才能提问,说少错少。
 
走进咨询室,我和罗茜坐在案主对面的座位,苏珊奶奶一个人坐在桌子侧边。还没来得及再叮嘱她,案主就已经进来了。
 
当着案主的面,我不好意思再跟苏珊奶奶强调不让她说话。
 
抱着一丝侥幸心理,我想,她应该能记住。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和案主聊了几句基本情况,问到她最近有没有和她在印度的父母联络时,苏珊好像被“印度”这个词触发了开关,突然问:
 
“在印度,家暴是不是很常见?”
 
我脑子嗡的一声,案主惊愕的神情我至今还记得。
 
这个问题精准地同时踩住了刻板印象与种族歧视两大雷区,尤其苏珊奶奶是白人,这就类似有个美国人问我:“在中国,女人是不是都得生男孩?”
 
如果这真的是个拆弹任务,苏珊现在无异于一把火把引线全烧了,横飞的炸弹碎片变成了两张停职通知书,拍在了我和罗茜的脸上。
 
印度女人呆了一瞬间,爆出一句脏话,接着大声质问苏珊是什么意思,并嚷着要找负责人投诉。
 
罗茜马上站起来道歉,向她解释苏珊只是志愿者,她不需要回答这个人的问题,以后也不会再接受这个人的介入。
 
我则一把拉起苏珊,把她推出了咨询室,嘱咐她再也不要出现在这个案主面前。
 
没有时间和她解释,告诫她不要乱跑之后,我赶回去和罗茜一起安抚案主。
 
印度女人当时正在念叨着要换机构,骂脏话,同时一遍一遍问我们“那个女人是什么意思”。
 
我和罗茜不停地赔礼道歉,说不管她想投诉、换社工还是换机构都没问题,这次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没有任何人可以觉得她的遭遇是合理的。
 
劝了半天,印度女人终于一摆手,气冲冲地走了。
 
她最终没有投诉我们,但罗茜和我还是爆发了成为搭档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罗茜坚持苏珊奶奶必须换组,她只会毁了我们的每一个案子。
 
“她问的问题经过思考了吗?”罗茜在小木屋里咆哮,“她把我们前几次咨询全都变成了没有意义的废话!”
 
我反驳她不该对一个新手志愿者这么粗暴,罗茜接着就开始嘲笑我,假慈悲,粉饰太平,只知道帮苏姗奶奶考试作弊,在咨询时话都不让她说。
 
吵到最后,罗茜冲我大喊起来:“你就是想显得自己高尚!”
 
这句话一下踩中了我,我整个脸开始发热,马上用更大的嗓门回呛她。好像吵赢了就可以不用面对某些问题。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罗茜已经气冲冲地把门甩到墙上,跑回了大办公室。

我和苏珊一块儿被孤立了。
 
每天苏珊奶奶走进办公室和所有人打招呼,只有我会回应她。她想分享什么话题,只有我接话,然后假装没事地尬笑。
 
吃午餐时大家坐在一张桌子上,只要我和苏珊奶奶一插话,就会骤然安静两秒钟,然后转向其他的话题。
 
罗茜甚至会强行加快吃饭速度,就为了减少和我待在一张桌子上的时间。
 
从小到大,我都没受过这种待遇,就像人群中的脏东西一样,被所有人不动声色地绕开了。
 
尤其让我难过的是罗茜。从我进机构的第一天起,她就是我的搭档。
 
以前每次我俩一起进咨询室前,她都会给我发短信,问我准备好上战场了吗?现在她不仅不发短信了,只是走进来拿笔捅捅我,然后转头就走。
 
甚至我刚来的时候,她都没有这样对我。
 
那时候我也和苏珊奶奶一样什么都不懂,整天追着她问,她不耐烦了,就让我问别人去,甚至看到我就翻白眼。
 
后来我才知道,罗茜那时看我和现在看苏珊奶奶一样,她觉得我们根本没有符合社工工作的技能,就不该在这儿浪费时间。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扭转大家对我的态度。也许是因为有过同样的遭遇,现在我也希望能给苏珊奶奶一个机会。
 
但这个理由显然不能说服所有组员和我一起承担风险,印度女人是没投诉我们,下次呢?没人愿意为了一个奶奶无厘头的愿望丢掉工作。
 
更让我郁闷的是,苏珊奶奶似乎完全没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
 
尽管小组里的其他成员已经完全不和她说话了,她仍然一如既往地在机构里来回穿梭,一会给大家发吃的,一会帮忙收拾杂物。
 
有时候,她甚至作为一个“前辈”和新来的志愿者攀谈,给志愿者们讲真正咨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我快被气笑了,好几次我路过她的座位,都想问她,知不知道自己上次给我们惹出了多大麻烦,却始终没有说出口。
 
直到有一次,我听到她和其他志愿者提起之前这次咨询,她说知道自己在咨询里问错了问题,一直在找机会想要和案主当面道歉。
 
我肺要气炸了,等苏珊走出办公室就在走廊上拦住她,也顾不上礼貌用语了,劈头盖脸地问她,怎么一句话也记不住,我们不是说过你不要再和这个案主有任何接触了吗?
 
她先是不说话,随即就反问我,那她能做点什么弥补案主。
 
“什么也不能做,”我有点失控,“这不是跟人过家家,做错事道个歉就算弥补,你不懂,就别总擅自行动!”
 
苏珊呆呆地望着我,个儿高高的红发朋克奶奶第一次露出了受伤的表情,好像我们斥责她、孤立她、把她赶出咨询室,都没有这一句“什么也不能做”更伤人。
 
她真的很想做咨询,我突然发现,我们都没有问过她为什么。

我终于静静地站在茶水间外面,听苏珊奶奶讲完了她的故事。
 
之前她常在这里泡茶,等待茶冷的时候,就把手像袋鼠一样揣进自己的兜里,开始讲她年轻时候的事情。
 
但我们总是很忙,听个只言片语就跑了,社工的工作很紧张,年轻人之间的闲聊也总比她的故事有意思。
 
现在我也被孤立了,也没人跟我聊天了,只有在茶水间里听苏珊奶奶讲故事。
 
在苏珊的回忆里,她的四十年是“黄金般的一生”。
 
她热爱组织活动,喜欢看见大家热热闹闹在一起的样子,她办过车库义卖,街道图书角,军团日烤肉派对,在夏天自己动手,把整个活动室的墙面漆成蓝色。
 
她从十一月就开始准备圣诞树,自己去各大商场货比三家,甚至还动过自己砍树的念头。
 
她为社区里接近70户家庭做手写贺卡,有些新住户是年轻夫妻带着孩子,她甚至把活动室腾出一间来作为临时的日托所,好让这些孩子和家长有处可去。
 
“社区活动中心是我的第二个家,”她说。
 
苏珊在第二个家里投入了太多,多到她甚至很难再说出哪里是她真正的家。
 
她经历过三次婚姻,有四个孩子,最亲近的是第一个孩子皮尔森。她怀皮尔森的时候还在计划扩建活动中心,怀着孩子这件事给她的工作带来更“有趣的挑战”。

做最有挑战的事,是苏珊一贯的思维模式。
 
也许因为是在社区里长大,皮尔森也很热衷于帮妈妈准备社区活动。

每到假日甚至周末,他就会从大学回家,帮她装饰圣诞树,帮她在日托所带孩子,在开放日为来参观的居民指路。
 
他总是隔着人群比口型,“我很好,妈妈。我还不饿,一会儿休息。”
 
直到大二那年,这个年轻的孩子意外去世。
 
皮尔森的葬礼上,苏珊整个人在发飘。

作为母亲,她想要找到一些和皮尔森之间的回忆来做悼词,但脑子里只有社区活动。
 
那一次社区修建祷告室,皮尔森一个人完成了钉木龙骨架的活儿,而她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跟谁学会的。
 
苏珊忙着照顾整个社区,唯独不记得自己的孩子。
 
皮尔森葬礼过后不久,苏珊找前夫去要一些皮尔森的遗物做纪念品。拿完之后两个人聊了一会,前夫轻描淡写地告诉她,皮尔森小时候经常在家里问,“妈妈去哪儿了?”
 
“皮尔森一直很想妈妈,”他说,“和妈妈一起工作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陪伴家人,现在让你知道也许太晚了,但总比不知道要好。”
 
苏珊曾经是整个社区的妈妈,可她从来没和自己的儿子好好聊一次天。
 
所以她才会那么想坐上咨询室的桌子,和具体的人聊聊,解决他们的问题。她想成为“一个人”的妈妈,在自己失去所有记忆之前。

我终于想到了实现苏珊愿望的方式。
 
我的学校课堂里,有一些模拟社工咨询情景练习。有时候会有志愿者作为模拟情景里的案主,这正适合苏珊奶奶。
 
我又回去找了罗茜,想再和她合作一次,帮苏珊奶奶开一次小灶。
 
我还没说两句,她就摆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说你要装高尚就装到底,怎么又来道德绑架我了?
 
我做足了心理准备,她一问,我就主动承认说,我是没有发自内心地尊重苏珊奶奶,我们都对不起她,所以更应该努力为她准备这次机会。
 
罗茜最后心软了,答应了下来,说自己可不一定能做好。
 
没几天,她又掏出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和最开始一样,她负责总结所有可能用到的法条,我负责教苏珊奶奶社工的提问方式。我俩周末一块加班,轮流监督她背。
 
我和罗茜约好,谁也不能对苏珊奶奶发火,结果就会看到罗茜趁着苏珊奶奶低头写字,对着窗户无声地呐喊:“杀了我吧!就现在!”
 
在我俩濒临崩溃的前夕,模拟咨询的日子终于到了。
 
我把苏珊带到学校那一天她很兴奋,因为这一次我们没有参与,是她全程独立面对这位案主。
 
开始之前我握住她的手,“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看材料,材料里涵盖的点都提到了,就算成功,好吗?”
 
我坐回教室的角落,罗茜尽管又开始不耐烦,但是也始终盯着苏珊。
 
苏珊奶奶带着她不离身的本子,我第一次认真看清了那个本子,银色硬皮,边上夹着各种不同颜色的便利贴。
 
苏珊奶奶明显有点儿紧张,她把水杯从桌上挪到地上,摊开本子,准备开始记录。
 
尽管今天是模拟,但她还保持着能进入机构的着装标准,向案主介绍完自己之后,她想起自己还戴着帽子,赶紧摘下来放在一边。
 
她甚至带了计算器——我在心里竖起大拇指,劳动纠纷的案主或许会问自己起诉能得到多少赔偿,看到社工带着计算器,会增加他们对社工专业度的认可。
 
开始的过程很顺利,我告诉过苏珊,问问题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次性抛出多个问题,不要让案主有被审讯的感受,这些她都做到了。
 
轮到案主提问的时候,他连续问了几个有点偏的问题,我应该向什么机构寻求心理治疗方面的支持?我要是起诉霸凌我的人会有用吗?他会不会受到惩罚?
 
苏珊奶奶一时之间有点茫然,她的方向只传来刷刷翻材料的声音。
 
“公平工作委员会有权施加其认为合适的任何指令,违反停止欺凌指令可能会受到罚款,但必须通过法院,”苏珊翻过一页,然后抬起头,“你可以来我们机构寻求心理治疗方面的支持,我们可以提供,也可以帮你联系你认为专业的任何机构。”
 
漂亮,我在心里说,一个完全社工式的回答,足够写在苏珊社工之旅的最后一页了。

我站在门口,准备迎接她向我们告别。苏姗奶奶走了出来。看见我们俩久违的笑脸,她也笑了起来。

但紧接着,她摇了摇头:“这不是我想要的个案。”


苏珊奶奶的要求让我们小组每个人都觉得惊讶,她提出自己想要当一次案主。
 
她想让我们四个人分别给她做一次咨询,问题是同一个:我是一个在三年内就会发病的老年痴呆患者,我面对自己未知的未来感到恐惧与焦虑,你们是我的社工,要如何帮助我?
 
她甚至已经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向预约了咨询室和时间,一口气预约了两个小时。
 
我们阻止她,没有人能够连续接受四次咨询,因为你要不断重复自己的痛苦回忆、不断地剖析自己。
 
有的案主只是接受一次比较长时间的咨询,就会突然站起来呕吐、头晕站不住,甚至还有人直接犯了心脏病。
 
但苏珊坚持说,她可以,并且一定要按照“最标准的流程来“。
 
我只能按照她的要求,如约在那天下午走进了咨询室。
 
咨询室里阳光很好,照得苏姗奶奶红发间的斑驳更明显了。她坐下的时候肩膀会不自觉地内扣,如果不强行绷着后背,就会佝偻下去。
 
她一只手扶着老花镜,另一只手慢慢地翻自己的本子,星星点点的老年斑蔓延在手背上,提醒着我,她是真的年纪很大了。

我跟她打招呼,询问她遇到了什么问题。
 
苏姗奶奶慢慢地说:“有一段时间,我总是反复地去超市……”
 
有一段时间,我总是反复地去超市。
 
这是别人告诉我的,但我每一次都以为,自己是第一次走进去。
 
我清楚地记得,我明明才刚起床,屋子里没有别人,我想喝水,但是找不到水壶在哪里。
 
外面传来响动,好像有人在偷看我。接着房间里也有什么声音,我把房间的门也关上,坐在客厅里。但接着我的胃开始痛了,我觉得我可能生病了,急症或者癌症,甚至是中毒。我必须马上出门。
 
我记得超市在出门五百米的地方,但是我忘记了自己出门要做什么。街边的人看着我,他们好像马上就要过来骂我,我是不是挡了他们的路?
 
我得回家,但是回家的路是往这个方向走吗?我在哪里?我要怎么回家?
 
我猛然惊醒,抬头看着苏珊,她仍然平静地看着我,像我们拒绝她的时候、我们因为她记性差而发火的时候,每一次,她都这么平静地看着我。
 
那一刻、这一刻,她身后一直背着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直到今天,我才看清楚它的模样。
 
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绝症,一旦确诊,你的大脑会无可阻挡地开始退行。
 
长久以来我们所仰仗的专业技能、人际关系,都会化为乌有。你会失去自理能力,不但不能帮助任何人,甚至不能帮助自己。
 
我要怎么回答她的问题?我要怎么面对一个人不可逆的老去、失去记忆?我说不出话来。
 
和苏珊聊完后,我们四个按例要进行咨询复盘,但大家很久都没有出声,我们脸上都是一样如梦初醒又沮丧的表情。
 
最后走出咨询室的是苏珊。她交给了我们每个人一张粉色的记录纸。
 
她说,这是写给我们每个人的。


那是一份观察陈述。是我们之前一直觉得苏珊奶奶永远学不会的东西。
 
观察陈述是社工工作的一部分,要基于和案主的长期沟通,评估他的现状、能力、需求、目标,最后针对他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我曾看过督导还是社工时做的观察陈述,她连案主不断探头想看自己在记录什么这种细节都会写,边上标注造成这种行为的不同可能性,再逐一做验证。
 
在我们心里,这不是苏珊能胜任的。
 
但我们拿到的是一份堪称完美的观察陈述,尽管涂涂改改,但没有写错任何一个部分。我之前一直提醒苏珊奶奶要把记录时间精确到秒,这一次也完全做对了。
 
她像个真正的社工一样,用过去的六周观察我们,记录我们,用自己的经验来判断我们,最后给我们她想说的话。
 
这不是干预也不是介入,这像是发生在社工机构里的一场独属于我们的“治疗”。
 
苏珊奶奶对我说,你独自漂洋过海来,完成了学业并且开始工作,已经是一种巨大的成就了,你应该在余生里都为这件事情感到骄傲,尤其在遇见挫折的时候。
 
“你不必一直追求‘成为厉害的人’,而是应该在自己觉得沮丧的时候想想曾经获得的成绩,那会让你真正振作起来。”
 
罗茜不敢打开看自己的,“苏珊肯定会在里面骂我,”她沮丧地说。“我不是个好社工。”
 
我替她打开了记录纸,纸上写着:罗茜,你是小队里的核心,你有机会在任何地方成为核心,只要你想。她说,不要相信野心会让人发疯这样的话,那是不求上进的人编造出来的。
 
我似乎能想到她的语气,“罗茜,你能实现想实现的一切”。
 
六周已经过去,明天是苏珊志愿服务的最后一天,我们要跟她说再见了。
 
我请前台配合我们,骗苏珊说每个志愿者都会留下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套到苏珊奶奶的照片后,我立刻拿去制卡机那里现做了一张独一无二的工牌,并送到前台去录入了专属于苏珊的一串工号,最后把这张卡交到了她手里。
 
苏珊奶奶当时真的捧着卡转了几圈,还拿给遇见的每个人看,指着照片说“看,这是我”。我甚至看见她把卡举在胸口让前台帮她拍照。
 
督导给了这张卡正式社工级别的通行授权,时长是一天。为了防止志愿者泄漏隐私,这个权限从没给过正式社工以外的人。之前,苏珊奶奶也必须由我们带着,才能进安全门。

那天早上,整个组约好了一起早十分钟到,我们在前台附近装忙,等着苏珊走进大门。
 
安检仪安安静静的,红头发的苏珊奶奶来了。她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前台,郑重地输入自己的编号。
 
打卡机显示白底绿对号,发出叮咚一声。

我们向她挥手,早,社工苏珊。


侯小圣告诉我,她们的社工机构会选择每个学校最好的专业最好的学生,在各种茶余饭后、防不胜防的时间给他们安排突击考试。
 
这就要求,你是一个不用考前抱佛脚也足够优秀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社工。
 
经过这些筛选的学生,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些骄傲,我会拯救所有人、我能拯救所有人。
 
苏珊奶奶的出现,让他们发现自己不能。
 
他们既不能放任奶奶去实现愿望,莽莽撞撞地做社工,也不能解决奶奶的病痛。
 
但也是苏珊奶奶,告诉他们,这没关系。
 
你们的专业技能、健康身体,甚至你们的自控能力、你们的记忆,都有可能失去,可是这没关系。
 
只要你们还记得怎么去爱,不会失去爱的能力,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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