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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夫妻:不能治好这个女孩,我俩可能一起被告上法庭

作者:陈拙
2022-01-25 21:33

我最近看见一个说法,让一对夫妻离婚的最快方法,就是让他们在同一个公司当同事。

因为在同一家公司,原本一个人的工作很容易变成夫妻俩人的共同工作。

有奖励时,俩人是竞争关系,而一旦其中一个出错,风险不但不能分摊,还会在每个人身上加倍。

不久前,我认识了一对医生夫妻,妻子在血液科,丈夫在ICU,他们不只在同一家医院,还接管了同一个患者——

那是个白血病晚期的女孩,连化疗都对她毫无作用。

为了救下这个女孩,妻子决定试一试国际上最先进的治疗技术。

在此之前,这个偏僻小城市所有血液科医生,没人做过这种尝试。

她甚至还拉丈夫一起,把ICU的治疗手法,用在这个一脚踏进鬼门关的女孩身上。

夫妻间共同承担的风险,在那一瞬间,被拉到最大。


我和丈夫研究生毕业后,就进入同一家医院。

和别的夫妻不太一样,别人算的是结婚几周年,而我计量在一起的时间单位是,和他救过几位病人了?
 
我在血液科,他在ICU,医生之间,不同科室隔行如隔山。
 
他的病人血液系统出现问题,我会帮助他判断。
 
我的病人呼吸循环一旦受阻,他会指导我操作。
 
小芦是唯一那个,他不放心让我去救的病人。
 
小芦来的时候是2018年的年关,年底病人多,护理站打来电话,说来了一个病人,让我去处理。
 
还没进门,我就看见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女孩静静地坐在病床上,旁边坐着一位中年女人,床上清清爽爽,明显住院经验丰富。
 
见我走过去,中年女人立马站起来,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摞厚厚的病历递给我。
 
我接过病历快速扫了一眼——小芦,省城某医院就诊,诊断为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过,但复发了。
 
短短几行字,差不多给这个女孩判了死刑。
 
小芦还没说话,她妈妈直接说,复发以后,省里医院的医生让她们回当地治。而小芦只是看着我轻轻点头,眼睛里没有一丝波澜,全程保持沉默。
 
眼前小芦妈妈紧接着还要说什么,我害怕她说得太多,给小芦心理压力,赶紧把她领出病房,请到医办室。
 
复发,没钱,回当地治,病人知道全部病情,态度不明朗。
 
我生怕这又是一场死局。


两年前,小芦在我们这个高考大省,以百分之五的概率顺利考上了985。
 
命运重新洗牌,上大学后,小芦得了白血病。
 
正常人的骨髓,里面都是健康的造血干细胞,它们就像是庄稼种子,撒在地里,有的长成红细胞,有的长成白细胞,有的长成血小板。
 
白血病就是有一些种子发生突变,长出来的不是庄稼,成了杂草。它长得比庄稼快,抢占土地,白血病细胞多了,好的细胞就没处长了。
 
小芦得的是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她骨髓里到处疯长的就是这种杂草。
 
这种白血病只有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才有希望造出新血,获得治愈。

但小芦已经错过了最佳的移植时机。她在前几次化疗后没有尽快移植,现在白血病复发,骨髓里杂草丛生,成了废弃的荒地,造血功能停摆。
 
我和小芦妈妈说,现在还有一条路,再化疗几次,把骨髓里的白血病细胞数量打下来一点,咱们可以考虑强行移植。
 
没想到她妈妈一听到移植就表示拒绝,她急切地解释道:“俺妮儿从一得病,就自己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病情我们一直都没瞒着她,好多主意都是和她商量之后拿的。”
 
小芦的路,是自己选的,她太懂事了,宁可选择死。

知道自己的病情以后,她最大的主意就是坚决不做移植。
 
她上边有姐姐,下边有弟弟,家里经济条件很一般。但小芦一确诊,爸爸就开始筹钱,她姐姐、弟弟也积极准备去做配型,打算给自己的姐妹移植。
 
她可能嫌移植花费高,从一开始就拒绝移植,也拦着姐姐、弟弟去做配型。
 
 “配型的话她姐和她弟也没多大痛苦,就是抽点血,采干也没有什么风险,就是打点刺激因子”,我不解,这么好的配型条件,怎么连配型都不做一下呢?
 
小芦妈妈也没办法,说孩子就是不想让姐姐、弟弟冒一丁点风险,自己病了,可还要给他们留一条后路。
 
移植三十万起,化疗才一万起,虽然知道可能复发,小芦还是只做化疗。
 
就只是化疗,前前后后也花了10多万,家底快被掏空。
 
得病之后,小芦一直都积极配合化疗,“恶心、吐、吃不下饭、掉头发、发烧、各种难受,但从来不言语”,妈妈看着女儿渐渐在自己面前凋零。
 
还是化疗吧,小芦妈妈说着就要哭出来,我安慰她,别急,还有办法。
 
我和她妈妈一起回到病房,确认了小芦的意见,小芦说她上网查过了,还是想化疗一次试试,小芦语气平常,听不出任何情绪。
 
我立刻给小芦安排了检查,结果不容乐观:骨髓中的白血病细胞占到了近80%。

我给小芦换了一种化疗方案,化验结果显示一有好的迹象,我就去病床前鼓励她:“细胞降了,注意别感染,坚持几天细胞长上去了就能回家了。”

入院以后,我很少看到小芦有情绪波动。我也有过青年男性患者,该崩溃还是照样崩溃。也许是小芦已经掩埋了自己的无助和绝望。

进行了一个周期,28天左右的化疗后,小芦骨髓中的白血病细胞基本未降。
 
我有点担心小芦承受不了这个坏消息,只是告诉她比咱们期望的还差点儿。
 
这些话老病号一听就知道有所保留。小芦没说什么,但走出病房的时候,小芦妈妈跟了上来。

我跟她撂了实话,这个疗程的化疗没有效果,必须要考虑其他治疗方法。
 
虽然小芦目前身体状况还可以,也没有明显的感染部位,但骨髓中白血病细胞持续居高不降,仍然会导致身体恶化。

最坏的结果是,二十岁的小芦可能会在三个月后死亡。

我得去找我丈夫一趟了。

小芦让我想起第一位和丈夫联手救治的病人。
 
这个病人也是临过年没几天来的,急性白血病,白细胞长得特别快,瘀滞在血管,堵住了肺。

病人喘上不来气,我给丈夫打电话,描述了病人的情况,问他:“你们收不收这个病人?”
 
丈夫当时给我的回答是收。
 
到了ICU,丈夫给他上呼吸机做插管,血直往外喷,没过两天,这个病人就去世了。我和丈夫很默契地没有再讨论这个病人,只是再有类似病人,我们会针对病情讨论更多。

我们都不希望相同的悲剧发生第二次。
 
晚上下班回家,我找出电脑里存着的最新诊疗指南又看了一遍,然后钻进厨房,和正在忙碌的丈夫说起了小芦的病历:
 
“青年女性,B急淋,化疗缓解后复发,给两疗程化疗都没缓解,也不打算做移植,你说我咋办呢?”
 
吃饭时间是我俩为数不多能凑一起的机会,往往用于讨论病情。
 
我们家孩子听到这些也感兴趣,关心起这病人到底要咋治,他小小年纪,桌上摆的绘本是《人体解剖图谱》、《微生物》、《寄生虫》。
 
而丈夫又是对我一通盘问:“这家人怎么样啊?治疗态度积极不?”
 
“经济情况怎么样?别治着治着,没钱跑了。”
 
“现在国外挺火的那个什么CART,她能做吗?”
 
我当初和小芦妈妈提出的备选方案里也有CART治疗,但她还是一口回绝,寄希望于化疗。但其实化疗多次后,小芦骨髓里疯长的杂草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耐药性,不再惧怕我们撒播的化疗药物。
 
2012年4月,一个美国女孩在经历了白血病两次复发后,就用CART治好了。
 
CART疗法,就是在女孩身体里培养一批“杀手细胞”,摸进她的骨髓,铲除这些杂草——先把病人体内有杀伤功能的T淋巴细胞采集、分离出来,在实验室,人为地给这些杀手细胞进行特训,专门杀伤坏细胞。
 
在体外,这些“杀手”细胞生长、扩增,到一定数目,再回输给病人。
 
受过培训的“杀手“细胞再次回到体内后,一边继续扩增,一边到处寻找坏细胞,找到后就一把抱住,消灭它们。
 
目前的CART疗法,可以用于治疗小芦患的这种B细胞型白血病。
 
之前省城的医生跟小芦提起过这个技术,费用要二三十万,当时她根本不敢考虑。况且,CART只在全国顶级的医院开展实验,我们省只有省级医院做过十几例。我们医院更是一例都没有。
 
但丈夫的建议提醒了我,小芦只有成为我们的第一例CART治疗患者,她才有活下来的机会。
 
吃完晚饭,我还是熬了个夜,查阅了大量有关文献,做了详细的记录。
 
第二天早交班会上,我向全科医生汇报了小芦的病历。
 
我说这家人之前嫌贵,可现在也没什么其他办法了。主任一听,提出可以跟生物公司申请减免,我们的第一例,怎么也得照顾照顾。
 
讨论结束,我填好了疑难病例讨论记录,如果日后有纠纷,这算是一种保护措施。

小芦的化疗已经结束,她和妈妈就在病房里不声不响,也很少主动来找我,静静等待我们去查房,接受属于自己的下一步方案。
 
一个早晨,小芦等来了我的告知。
 
我刻意用了递进的方式去强调:“我们地区、我们医院、我们科室之前并没有做过CART,如果你们同意做,将会是我们科、我们医院、我们地区的第一例,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
 
但我向她们保证,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协调一切可及的医疗资源,尽可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第二天我去查房的时候,只问了一个问题:“考虑好了吗?”
 
小芦和她妈妈和家人商量之后,决定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
 
回家后,我把小芦同意做CART的事情告诉了我老公。
 
我的语气开始上扬,说这两天就要准备制定CART治疗日程表了。
 
在我最兴奋的时候,他猝不及防给我浇了一盆凉水:“你打算给她做CART了?行不行啊你们?”
 
我和丈夫的性格天差地别。我做事总觉得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他就会衡量之后再做判断。
 
血液科的病人需要医生不断给他们希望,即使治疗方案没那么有效,也还有纠正的机会,可ICU的医生永远奋战在生死第一线,下一个错误决策可能就会满盘皆输。
 
这么多年的默契,他泼我冷水已经在我意料之中了,他总是希望我做事之前再多考虑一下。
 
那几天在家,无论是等饭还是吃饭,我耳朵没有清净过。他一遍又一遍念叨我,别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可别最后费力不讨好。
 
他提的时候压根儿没想到小芦会同意,也没想到我们能把事攒起来。
 
我把指南打开,蹲电脑边上一条一条跟他分析可行性。
 
我言辞恳切,病人家里明确表示,哪也不去就在咱这治了,也不能眼睁睁看她死啊!
 
我让他放心,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全科上下都很重视小芦,我跟我导师,还有别的做过CART的专家也都联系过了,有问题可以随时给他们打电话。
 
虽然他总是泼我凉水,但家里往往是我主事儿,他没再多说,让我考虑周全,要跟病人家属交代好。
 
距离过年已不到一个月,大街小巷都张灯结彩,逐渐有了新年气息, CART治疗也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我给小芦安排了各项相关检查,小芦的身体状况很好,几天后,按照计划好的日程表给她安排采细胞。
 
早晨交完班,我和护士陪她一起去单采血细胞。
 
小芦的血液顺着管子缓缓流到机器里,我们需要的杀手细胞被分离出来,收集到一个盛放血制品的专用袋子里。
 
过程持续了三个小时,我边留意她的反应,边跟她说话解闷。小芦妈妈也加入了聊天,我才知道,小芦的专业是动漫设计。
 
小芦从小就不爱给人添麻烦,上了大学,力所能及的时候还要帮同学熬夜画图,小芦妈妈耿耿于怀:“孩子得白血病是不是跟老熬夜也有关系?”
 
工作人员把小芦的细胞带回实验室,制备杀手细胞,我们也继续按计划做其他相应治疗。
 
实验室不断传来好消息:小芦的细胞数量足、质量好,制备的杀手细胞也非常好,完全足够回输。
 
这说明即使面对小芦骨髓里占据百分之八十的顽固杂草,我们依然有数量优势,这场堆人大战正式吹响了号角。
 
预处理期间,小芦明显比之前要开朗了,化疗药物依然让她不好受,小芦不再是一声不吭地忍受,在查房的时候主动问我,今年能不能回家过年,她想家了。
 
这个被病痛折磨许久,从省城回到家门口,已经对治愈不抱什么希望的女孩,第一次期待回家过年。
 
但我只能安慰她,“别想那么多,能回家的时候自然就让回家了。”
 
因为我知道,CART治疗会引起一种致命的并发症——细胞因子风暴。

这种风暴,起源于“杀手”细胞释放的炎症因子。

“杀手”细胞是具有杀伤力的免疫细胞,在消灭异物的同时,会释放一些炎症因子。
 
我们无法阻止炎性因子的释放,所以处理细胞因子风暴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只有用可以和炎症因子结合的特效药,或者可以消除杀手细胞的激素,压制各种症状。
 
说白了,就是该来的躲不过,我们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千方百计地帮他们挺过这一关。
 
治疗前,我和同事制定了各种应对方案,储备了足量的特效药——托珠单抗。

因为托珠单抗不是常用药,我算好用量,写了申请,请药剂科从厂家定来450毫克的托珠单抗,放在护理站的冰箱。
 
三年前,那个美国女孩在治疗过程中,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细胞因子风暴。她在重症监护室里靠呼吸机熬过了两周。
 
CART细胞回输之后,我每天都提前半小时去上班,第一个查看小芦的情况。
 
交接班的时候,我也托同事多留意她的病情,小芦成为我们所有人都默认的固定关注对象。
 
前几天,我每天回家都跟老公通报小芦的情况,甚至带着点得瑟,看看,今天又没发烧,体温还正常着呢。
 
他提醒我,别高兴得太早。
 
我并不是特别在意,之前有一次,我考了驾照要买车,他让我先用旧车练技术,我不同意,非要买。他跟我上了两次路,然后就给我看车去了。
 
好像我决定的事情,最后就一定得做,他一般是先劝劝,还会协助我完成。
 
在我们都把她当保护对象时刻注意的时候,小芦也在默默观察着所有人。

只要不输液不占手,我经常看到她抓着铅笔在速写本上勾勾画画。

后来我去查房,护士去给她换液,她就塞给我们每个人一张画,只是说送给我们,画上是专属的卡通头像。

老是有病人或者家属给我们送钱、送卡,如果当面拒绝不了的话,我们都会给他交到住院费里面,可小芦送的画大家都欣然接受了。

我换上了她给我画的头像,寥寥几笔,却很传神,所有人依然知道那是我。
风平浪静中,蝴蝶还是悄悄扇动了翅膀。
 
回输后的第7天,小芦体温开始升高,我给她做了化验,化验显示各项炎症因子指标开始上升,白细胞下降。
 
这表明杀手细胞进入小芦体内后,锁定了肿瘤细胞,正在小芦体内和肿瘤细胞进行殊死搏斗。而此时她的身体是最虚弱的时候,免疫力非常低。
 
因为免疫力太低,我们把她转移到有罩子的层流床里,降低严重感染的风险,让她注意个人卫生,吃高压锅蒸过的灭菌但没啥滋味的饭菜。
 
这时的小芦更加沉静了,隔着透明的罩子看她,小芦的轮廓略微变形,好像瘦了一圈,弱弱小小的。
 
第8天,小芦体温升高到39.5℃,她体内一种叫IL-6的炎症因子,相比治疗前升高了1386倍,我死死盯住这个数字。
 
炎症因子是参与炎症反应的各种细胞因子。在杀手细胞杀伤肿瘤细胞时,它就像传令兵,告诉更多的杀手细胞们,需要投入战斗了。其他杀手细胞收到传令兵的信号,就像打了鸡血,投入到战斗中。

适量的炎症因子会引起人体适度的炎症反应,可以提醒我们,喂喂,注意了,你有病了。
 
但现在小芦身体里的炎症因子濒临失控。越来越多的炎症因子,引起强烈的炎症反应,而炎症反应越厉害,释放的炎症因子会更多,引起更强烈的炎症反应,如此循环,炎症因子来得又多又快。

细胞因子风暴已经出现,很快,小芦全身的细胞都会被波及。

我们必须更加严密地观察她的体征变化。

医护人员不可能随时陪在她身边,我嘱咐小芦妈妈,一定要注意小芦的体温情况,小芦有任何不适立刻告诉我。
 
小芦妈妈每小时用消过毒的温度计给小芦测一次体温,记录在每日清单的背面,薄薄的一张纸上面写满了数字,体温过高的几处被她圈了起来。
 
医办室总有人进进出出,小芦妈妈拿着纸,在医办室门口再三张望,确定我不是很忙,才走进来,小心翼翼地问我,孩子这个体温算不算正常。
 
我去病房的时候,看到小芦烧得软绵绵,还反过来安慰她妈,烧退了就好了。

小芦从来不当着自己妈妈的面说自己有多么难受,能忍就忍,也很少频繁地喊护士来处理情况。

我问她,有哪难受吗?她说还行,最多的时候说自己没劲、不想吃东西。她不夸大自己的痛苦,却让人更加心疼。

每次看到小芦在忍,我就忍不住想去体会她的感受。

发烧,骨髓抑制,炎症因子还那么高,单拎出哪个来都够受的,更不要说叠加在一起了。
 
我不断地查资料,给在省里医院工作的导师打电话,给外省做过CART的专家打电话,请教解决办法。
 
专家们建议体温控制不住时,就用特效药,实在控制不了,就只能用激素。
 
听到他们在那边讲到死亡的失败病例,我心里一沉。
 
接下来的两天,小芦的体温飙到了41.0℃,口服退热药物、物理降温都没用,我让护士给她用了足量的特效药。
 
用了药以后,小芦的体温短暂下降后,又再次回升。小芦的凝血功能和肝肾功能都出现了异常,心电监护显示心率加快、血压偏低、血氧饱合度一直在往下掉。
 
炎性因子又翻了十倍,达到了11876倍,小芦彻底困在了细胞因子风暴中,血压下降,多器官衰竭,呼吸窘迫,死亡的进度被无限拉快。
 
小芦妈妈的眼泪越抹越多。
 
令人绝望的是,给她注射了少量激素以后,体温依然没有下降的趋势。小芦的脸烧得通红,她体内的炎性因子已经失去了控制。
 
层流床里的小芦带着氧气面罩,经常闭着眼睛,不知道是在睡觉,还是因为痛苦在忍耐。
 
机器一直往外吹风,她含糊地和我说一两句话,得把帘子扒开一条缝才能听到一点微弱的声响。帘子里的她像是被卷入平行时空,正在经历一场看不见的厮杀。
 
要不是床头的心电监护仪显示她的呼吸、心率、血压还算平稳,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还活着。
 
我心一横,大不了就再用激素,保命要紧,管不了那么多了。

小芦已经出现相当严重的细胞因子风暴,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一是用药抑制杀手细胞在体内的增殖,但这样会影响疗效,增加白血病复发风险。另外一个是赶紧另寻其他办法。

可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思路,除了用激素,我想不到任何办法。
 
小芦高烧不退的第二天中午,我约老公一起去医院食堂吃饭。我满脑子都是小芦的情况,尝不出来什么饭味儿。
 
和在家里的讨论一样,我又一次讲起小芦的最新病情:“她从昨天开始一直持续高热不退,托珠单抗、激素都给了,效果不明显,IL-6持续升高,比基线高了1万多倍。”
 
看着对面夹菜的老公,我又是一声叹息:“查文献都没见过这么高的,文献里高出五六千倍的病人都死了,怎么办啊?”
 
说完这些话之后,我松了一口气。有些话我根本不敢和小芦妈妈说。
 
我告诉她,这关也许要靠小芦自己挺过去。
 
我不想小芦就这么死了,可我确实不想给她用激素,复发的话那不是白费劲了吗?
 
他边吃饭,边认真听我说完,缓缓地说:“你天天跟我叨叨她的事,我也仔细想了想,查了查,要不要考虑连续血液净化治疗?直接把血液里的炎症因子过滤出去,应该就降下来了吧?”
 
作为一名擅长用药的血液科医生,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操作的反应是:简单粗暴。
 
血液净化治疗,就是将病人的血液引出体外,经过仪器,清除掉血液中的毒素废物,再输回病人体内。
 
血液净化早期主要用于重症肾衰竭患者,后来ICU病房里很多严重感染的病人也会出现细胞因子风暴,这时候,丈夫会给他们上血液净化。
 
丈夫一开始并不清楚小芦的细胞因子风暴因何而起,但听我总是在家提起,他就想起自己之前那些感染的患者,顺理成章地想到了血液净化。
 
这是ICU医生的拿手戏,却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我一心只想用药灭掉炎性因子。
 
我觉得有戏。我随便扒拉了两口饭,要先撤,他看我手忙脚乱,又忍不住说:“至于吗?把饭吃完再走也来得及。”
 
把他丢食堂,我跑回科室查文献,组织我们科和重症科讨论,大家都觉得是个不错的思路,主任给我提了一把劲:“想到就赶紧去做!”
 
对于CART治疗引起的细胞因子风暴,文献显示,没有任何人用过血液净化这种方案,这招确实很险。
 
我们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但是从原理上分析是可行的,最重要的是,不会影响小芦体内的杀手细胞。

我赶到病房,小芦妈妈就坐在床边守着小芦。
 
我告诉她,现在有个新方案,可以把小芦转到ICU做血液净化治疗,直接把血里的炎症因子滤出去。
 
我安抚她,“这种方法虽然在咱这种情况上没人用过,但在类似的需要把血里的坏东西去除的病人身上,应用的挺多的。“
 
小芦妈妈打了几个电话以后,含着泪感谢我,说ICU花费高,孩子爸爸已经去筹钱了。
 
做家长的前怕狼后怕虎,他们最怕的也是小芦复发,功亏一篑。
 
我跟丈夫打电话,让他做好接收病人的准备,赶紧查文献,看看具体用哪种方式清除炎性因子。
 
丈夫说他早都查好了,他已经在脑海里毙掉常规方案,找到了最优方案。
 
丈夫说,常规方案是让小芦的血液流到一个筛子里,透过筛子眼漏下去的物质就能被清除。
 
小芦现在体内明显升高的是以IL-6为主的炎症因子,如果把小芦体内的炎性因子作为目标物质去清除,筛子眼和炎性因子的大小差不多,很多都卡着下不去,一次就只能清除血液中的0.7%-5%的炎性因子。
 
现在小芦病情危重,时间紧迫,根本等不起,我们想要的清除效果是百分之百,得用最快的速度把她血液内的炎症因子降下来。
 
必须转换思路,甚至得用相反的方法——用眼儿更大的筛子,把好的细胞捞出来,其他的物质统统扔掉,包括炎性因子。
 
丈夫想到了血浆置换用的血浆分离器,它的筛子眼就大得多。

像是为了让我更放心,他给我解释了血浆置换的原理,我连连夸他靠谱,是我的好战友。
 
我让主任和ICU那边打好招呼,又快速打印了一张空白的转诊单,来不及填,直接夹到小芦的病历里。
 
和下午值班的同事做了交接,拜托她务必尽快、安全地将小芦转入ICU。
 
在脑子里反复梳理好几遍,保证每一个环节都没有漏洞之后,我才下班回家睡觉,准备一会儿来上夜班。
 
一觉醒来,将近五点,天都快黑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转过去没?怎么样啊?”
 
“放心,活着呢。”

很多我和丈夫各自的病人,最后都成了我们两个的病人,经验可以共享,但风险并不能两人分摊,而是在每个人身上加倍。
 
所以我每次要往他们科转病人的时候,丈夫都要先跟我仔细确认病人的经济情况,家属态度,存不存在纠纷的隐患。
 
不是每个病人他都会收,转科的证据也一定要留存好,我知道他在保护他们科室,也在保护我们两个人。
 
如果出事,两个人都可能受牵连,这个小家庭会不会倒塌,我们的儿子怎么办?
 
但这次,我来不及写转诊单,丈夫也来不及仔细盘问我,那张跟着小芦一起抵达ICU的空白转诊单,他默默填好了,时间不允许我们考虑这么多,别人的妈妈已经把女儿的命押到了我们手上。
 
ICU亮如白昼,丈夫在电话里让我放心,我同事亲自把小芦护送到了ICU,他已经给置管、约血浆了,很快就能做上血液净化治疗。

我嘱咐丈夫,要记得按我之前复查指标的频率给小芦送化验,“上午下午各查一次,结果出来了赶紧跟我说,有什么病情变化或者处理不了的赶紧给我打电话。”
 
他嫌我唠叨,说对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又连忙拍马屁安抚他,起来随便做了点吃的,就去医院去上夜班了。
 
同事知道我紧张小芦,交班的时候和我讲了小芦转院的经过。
 
ICU跟我们在不同院区,由于高烧,加大氧流量后,小芦的氧饱和度还是偏低。同事找120要了辆车,又担心随车的医生不了解她情况,自己跟车把小芦送了过去。
 
我代替小芦和她妈妈跟同事道谢。
 
我虽然嘴上没和丈夫说谢谢,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应该做的。

我习惯了他对我的好,也习惯了他对病人的好,而且我俩认识18年了,我坚信他可以做到那个程度,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默契,我不想去打破。
 
我走到小芦曾经住的病床前,床上的物品已经更换成新的,罩子也已经被护士妹妹做好消杀。
 
几个小时前,小芦还躺在层流罩里双眼紧闭,生死未卜,我给了她一次机会,却让她离死亡更近了一步。离开这张病床,就是争取到了一次新的转机。
 
病房还有二十多个病人准备在医院过年,基本上每个屋都住着人,加上陪床家属,整个病区热热闹闹的。

我想起小芦就躺在这张病床上,跟我说她想回家过年。这一刻,应该没有人比我更希望小芦能在ICU能转危为安,尽快再住进这张床。

晚上八点,进了ICU的小芦,接受的是与血液科完全不同的治疗手段。
 
一根穿刺针被放置进小芦的股静脉,针尾连着中性笔粗细的管道,管道连着一台庞大的机器,用于血浆置换,目的是把掀起风暴的元凶——炎性因子筛出来。
 
小芦身体里流淌着的血浆就是细胞因子风暴的战场。
 
深陷因子风暴的血细胞和杀手细胞由于体积大,可以被滤网捞起来,解脱跟炎性因子的缠斗,就像饺子被捞出了锅。

个头小的炎性因子连同血浆就像饺子汤一样被倒掉。被捞回来的细胞回输到小芦体内,再同时输入新的等量血浆到小芦的血管,就这样完成一次血浆置换。
 
机器先后开了四五个小时,小芦双眼紧闭,她的血管像是从身体中探出,攀到了机器上。血液裹挟着炎性因子从她的身体里流出、分离、回输,顺着每一寸管道不间断流动。

小芦换了两次血浆。
 
丈夫基本上实时通过电话向我汇报小芦的病情变化,有时候是我打过去,有时候是他主动给我打过来。丈夫在电话里告诉我,做过一次血液净化治疗后,小芦体温降到38.0℃。
 
细胞因子风暴控制住了,我知道她能活下来了。
 
我必须时刻掌握小芦的动态才能安心,等待的时间里,要么上丈夫的账号看化验结果,要么直接打电话问化验结果。
 
大年三十的上午十点,血浆置换13小时后,小芦体温降到正常。又做了一次血液净化治疗后,她的精神、意识状态逐渐转好,眼球震颤消失,血压、血氧饱合度恢复正常;
 
42小时后,正月初一下午,化验结果回报显示,飙到基准值一万倍的炎症因子指标基本降至正常。
 
我每天去ICU看望小芦,都能遇到她妈妈。小芦好转得太快了,以至于她妈妈觉得是在做梦,不能相信垂死的女儿能这么快活过来。
 
在ICU住了3天,小芦体温正常,生命体征平稳,化验凝血、肝肾功能等各项指标都有明显改善。按照CART治疗的计划,该复查骨髓象了。

交完班、查完房,拿上骨髓穿刺包,我就跑ICU去了。


小芦在治疗过程中对医生和护士的每一个操作都会有回应,所有人对她的印象都是顽强、有礼貌。

ICU的护士见到我就开始表扬小芦,高烧40度连续烧那么多天,都快有精神症状了,护士给她抽个血,她还迷迷糊糊地跟护士说谢谢。

我内心有点小自豪,穿戴好进去,我让丈夫给我打下手,给小芦做骨髓穿刺。
小芦躺在病床上,见到我很高兴,问我是不是能转回去了?

我告诉她,骨穿后很快就能转回去了,又多嘴问了一句:“是不是在这住的不开心啊?”顺便瞪了丈夫一眼,我的人你竟然敢不好好照顾。
 
他举着推骨髓片用的小玻璃片认真推片,对我的瞪一眼视而不见。
 
小芦没能回家过年,她的除夕夜是在ICU过的。

ICU的病人基本上都没有白天黑夜,昼夜颠倒,因为她是病房里唯一清醒的人,护士特意拉开窗帘让她看看窗外的烟花,小芦很感激护士。
 
我知道,小芦是想妈妈了。
 
我回到科室没多久,ICU通知我们科的护士,小芦一会儿转回去,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主管她的护士妹妹特意跑过来问我是不是真的。我告诉她当然是真的,让她赶紧把层流床备好。我刚查过化验结果,小芦现在血象还有点低,免疫力低下,要小心防止感染。
 
大年初二,小芦转回我们科,住在之前那张层流床里。细心的护士妹妹给床头贴了福字,还挂了一个小小的中国结。

值班的所有同事都抽了时间去她床边看望她,小芦虽然还很虚弱,但精神很好。
 
罩子上边的机器一直往外吹风,呜隆呜隆响,正常人说话都得大点声,小芦声音很小,我远远看见同事们都趴在罩子旁边使劲听。
 
小芦很快又见到了我丈夫。
 
之前因为小芦的凝血功能没有完全恢复,被放置进她身体,用于血浆置换的股静脉穿刺管一直没取下来。
 
回来两天后复查显示凝血恢复正常,可以取下来了,那个管子比较粗,还缝了两针固定在皮肤上,科室的护士妹妹却不敢下手。
 
我又利用“便利”条件,让在家休班的丈夫来给我干活。小芦和她妈妈特别过意不去,非要把家里人送来的、过年炒的一大袋子花生送给我们。
 
骨髓穿刺结果显示小芦的骨髓被打空,里面基本上什么细胞都没有了,我们给她加强支持治疗,打上了“升白针”“升血小板针”,让小芦加强营养,多吃多喝。
 
恢复期的治疗顺利进行,小芦的各项指标越来越正常,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好。
 
不久后,小芦从层流床里搬出来,先是在床边适当活动,恢复体力,慢慢扩大活动范围,逐渐能在病房楼道里溜达了。
 
28天后,我再次给小芦做了骨穿。复查骨髓象显示:完全缓解,微小残留病变转阴,杂草没再长出来,小芦出院回家了,走的时候,小芦笑得很开心。
 
小芦是幸运的,凶险的细胞因子风暴没有击垮她,反而可能也是因为细胞因子风暴的强烈,反映出杀手细胞圆满完成任务,杀伤彻底,那些杂草连残枝败叶都没能留下。

小芦的骨髓造出了健康的新血,在她体内汩汩流动,使得她后期即使没有做造血干细胞移植,也没有复发。
 
经历了一次席卷全身的风暴之后,她的血液系统焕然一新,白血病细胞几乎绝迹。我常常和同事说,觉得她就像涅槃重生。


小芦出院到现在已经快4年了,她和妈妈一样,成为了一名幼儿园老师,教小朋友画画。
 
四年里,我又做了几例CART治疗,但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每次复查完,小芦都在微信上把检查结果发给我,二十多项指标的数字每次都有细微的差别,我快速浏览:血象正常,骨髓像持续完全缓解,微小残留病变持续阴性。
 
再保持一年,就可以认为白血病治愈了,我每次都第一时间告诉丈夫小芦的检查结果。
 
就好像有个开关,2018年之后的每一个春节期间,也没准是哪一天,我俩也没准是谁,也不知道怎么着,就会突然想起她。
 
即使当时对方不在身边,也会等到在一起的时候,和对方一起感慨小芦又活过了一年。
 
我从没有见过丈夫在ICU抢救的样子,也因为太过熟悉,很难去展开想象。
 
去ICU给小芦做骨穿的时候,我看到小芦氧气罩已经被撤掉,清醒地躺在那里,监护仪上的数字一切正常,我知道了ICU的医护在她身上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
 
那个时刻,我好像看到丈夫就站在我身边,因为每一个这样的病人,我们都并肩站在了一起。
 
病人治愈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的纪念日。

在故事结束后,胡美蓝医生特地告诉我,原本医院没有炎症因子相关检测,但它对小芦的病至关重要。

检验科专门安排了一个检验师,引进了相关的检验试剂盒。可以说,这项检查,就是为小芦一个人开的。

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很多“神医”的形象,靠着个人神乎其神的医术,奇迹般地拯救病人。

实际上,这些“奇迹”,不过是许多个普通医生和科室联和在一起产生的结果。

他们大多数只是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一个片段,和患者的交集,也仅仅是把一张检验单递交到出的瞬间。

但把小芦从死神手中拽回来的人里,不只有胡美蓝夫妇,也有这些人的名字。

这也是胡美蓝医生记录下这个故事的原因。

她希望大家知道,每当一个奇迹发生时,不过都是在证明,有无数个普通人曾为此拼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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