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因为小时候没种天花疫苗,我和丈夫分隔海峡73年

作者:罗伯特刘
2022-01-27 18:11

疫情的第三年,年关将近,能不能回家过年又成了离乡人的头等难题。
 
北京突发的疫情,也让身边伙伴不得不临时退票,留在原地,过一个自己照顾自己的年。
 
或许,我们不得不学会适应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是在无常中接受有常,在不确定中去寻找确定。
 
但不管时代怎么变,总有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
 
中国人,无论到了何时何地,求的都是团圆。
 
我在这个月初,曾从北京连夜赶往湖南湘潭,去见一位百岁女兵,她曾和丈夫一起在抗日战场上出生入死,救死扶伤。
 
因战乱,有一天,她和丈夫被迫分离了。
 
这个曾被丈夫深爱过的女人,唯一愿望就是有一天可以和丈夫团圆,一家人好好过个年。
 
这是她活下去的动力,也是她苦难岁月里的快乐期许。
 
她一直等了38年,才终于等到了丈夫的一封信。


1987年的一天,二女儿拿着一封信走到我身边,她想对我说什么 ,却欲言又止。
 
我感觉女儿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我,一定与希纯有关系,一定是希纯还活着,一定是希纯的来信!
 
38年,希纯他怎么样了……一连串的想法在我脑子里翻江倒海。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你快说呀,是不是你爸爸来信了?”
 
女儿支支吾吾,半天不吭声。
 
我发脾气了,对她吼了一句:“你爸是死是活,你总得告诉我呀!”


1939年,我刚来到部队,就领到了一件中尉军衔制服,虽然连申请书都没填,却拿到了一本国民党党证,算是入了党。
 
前不久,我才只是一所护士职业学院的学生。
 
从去年开始,日军的飞机就对湖南实施轰炸,起初,炮弹只是零散地往下扔,只轰炸军事目标,但到了今年,敌人的轰炸越来越密集,炸弹甚至投向了人口密集的居民区。
 
我读书的学校不得不一次次安排转移,转移的路上,我亲眼看见很多百姓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飞机炸弹之下的无休止转移,我身边的许多女生萌生了一个想法,与其东躲西藏被日军飞机的炸弹炸死,还不如去投军,死在战场上。
 
10月中旬,长沙会战告捷,胜利的消息传来,我和同学都非常振奋,我们学校也回到了城内开课。
 
大街上,到处都是热血青年男女的奔走呼告,城里刷出了标语:
 
“蒋委员长有令: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人人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标语里的“男女”两个字,一下子把我触动了,我萌生了参军的想法,眼前似乎又出现了父亲和叔叔的面容。
 
我出生在湖南郴州城里一个殷实家庭,祖辈给家里留下了不少财产,父亲弃笔从戎,在号称“铁军”的第四军中担任叶挺将军的军需官。
 
父亲这一辈,叔父也是个热血男儿,他没有继承家产贪图享乐,而是成了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我七岁那年,父亲和叔父跟着北伐部队南征北战,一家出了两个当兵的,爷爷脸上也有光,但噩耗很快传来,让家庭陷入噩梦中。
 
父亲跟随叶挺一路北上,一路大捷。部队节节胜利,身为军需官的父亲也越来越忙,部队扩编,士兵越来越多,要保证他们吃好、睡好,父亲肩上的担子也重了。
 
次年,因为劳累过度,父亲病重倒下,被部队送回老家养病,后来因病过世。我的叔父则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投进了监狱。
 
那段日子,奶奶和家眷几次带年幼的我去探监。小时候,我对北伐、国民党、共产党这些事完全不懂,但在黑暗的牢房里,叔叔清瘦而坚毅的脸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2岁那年,我的脚意外被烫伤,母亲把我送进了郴州的惠爱医院治疗。
 
我看到医院里护士姐姐忙个不停,精心照顾每一个病人,即便是贫穷多病的患者,护士姐姐对他们还是既温柔又有耐心,让小小年纪的我倍感温暖。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医院的护士工作,治病救人成了我的新目标。
 
4年后,我如愿进了惠爱医院,做了一名护士。做了两年护士,我希望学习更好的护理知识,帮到更多人,所以考取了湖南宝庆护士学校,来到了邵阳。

报名参军后,我被分配到第五战区第22集团军独立工兵13营医务室,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
 
工兵营了解到我在惠爱医院工作过,惠爱医院是美国人的医院,那时的湖南湖北,对美国人开办的医院很迷信,刚好又有个职位空出来了,于是我一进医务室,就当了中尉司药员。
 
在工兵营,我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人。

我一进到工兵营,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这里全是男人,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尽量照顾我。那天,部队接到开拔的命令,从邵阳往湖北襄阳迁徙,全部用两条腿走。
 
我也做好准备,要求与男兵一样徒步行军,可是营长却说,你一个女孩子,体力耐力都不如男兵,靠两条腿走不仅会累坏你,还会拖累部队进程。
 
无论我怎么央求,他就是不同意,最后丢给我一句话:“执行命令,骑马去!”
 
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拗不过营长,只能是骑马去。
 
我不会骑马,首次上马战战兢兢,还好,马儿老实,又有一位士兵牵着,一路上走得倒还顺利。
 
我骑在高高的马背上,看着那些背着背包匆匆行军中的男兵,我既为自己是男兵中唯一的女兵而骄傲,又为那些和我一样年纪在艰难跋涉的男兵而不安、心疼。
 
到了工兵营不久,我就成了大家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副营长车炯,对我的追求最热烈,但我那时一心想的是多学习,多积累医护经验,根本没有恋爱的想法。

车炯是我的上司,他这个人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炯炯有神充满活力。有事没事的,他常来我的医务室看望我。
 
虽然他很优秀,但我却不喜欢他,又不好拒绝,他是上司,我总怕拒绝对方后,他会给自己的工作使绊子。
 
为难之下,我想到了陈希纯这个老熟人。
 
我和陈希纯之前都在惠爱医院工作,我们和另外三个同事因为脾气相投,“结拜”成了五兄妹,大家经常在一起聊天,互相帮助。
 
陈希纯比我先入伍,也在工兵营,当我们第一次在军营见面时,看到彼此军装,我还有些尴尬。
 
我在惠爱医院学习时只是个护士,学历、见识都不如他。他在部队是中尉军医官,如今我一入伍也是中尉军衔,自觉有些惭愧。
 
我想,如果让陈希纯来“充当”我的恋人,暂时解围,车营长一定会放弃对我的追求。
 
当车炯又一次来和我套近乎,希望我成为他的女朋友时,我随口说,自己和陈希纯是一对。
 
车炯根本不相信我的话,说如果我们真是恋人,那就立刻结婚,如果不结婚,他就可以追求我,他要和希纯公平竞争。
 
结婚怎么行?我只好拿抗日当借口,说大敌当前,哪还有心思结婚。
 
车炯却更坚定了,说结婚不妨碍抗日,如果我们结婚,他就祝福我们,我只要成了陈医官的妻子,他是绝不会去追求陈太太。
 
“一句话,你们入了洞房,我第二天就上前线。”
 
战争年代,士兵随时都要上战场,谁也不能保证能不能活下来,所以一旦遇见喜欢的姑娘,恨不得马上表白。
 
我有些着急,其实那个时候,我和陈希纯相互都有好感,只是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在医院工作时,陈希纯就很受追捧,他个子高挑,长相英俊,还是个才子,喜欢唱戏、会拉胡琴。

他脾气性格好,在工兵营,他从来都是鼓励伤病员要快乐,说快乐才能快快地康复。
 
他业务水平高,能教我许多医护知识,我们两个都信奉基督教,我们在一起有得聊,总有说不完的话。

可我又有些担心,总怕俩人的婚姻会不幸福,因为犯了两点忌讳。
 
在我的老家有个规矩,同一个姓氏的人是不能结婚的,更何况,我和陈希纯在惠爱医院工作时还结拜过兄妹。
 
车副营长的追求逼得我无奈,我只能去找陈希纯商量,他说那我们先把结婚的事给办了,这样副营长就不会再来找我,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营长给我们挑了个好日子,他说我们要把日寇赶走,军人婚还是要结的嘛,陈淑是我们营唯一的女中尉,陈希纯又是营里优秀的医官,婚礼当然要好好操办一下啰。
 
于是,营长安排军需官给备了点烧酒,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举行了婚礼。当时婚礼在晚上举行,晚上日本飞机是不来轰炸的。
 
婚礼晚上,车炯喝得大醉,我担心他借酒撒泼,但他终于没有闹事。第二天酒醒,他头也不回地去了前线。
 
多少年以后,想起车炯,我心里总有一丝丝的愧疚。走上战场的他,是多么痛苦呀。后来得知车炯也结婚了,太太跟着他随军多年,心里才安慰些。
 
结婚这事,当初是赶鸭子上架被逼无奈,太匆忙了,连老家的母亲都来不及通知。后来母亲知道后,说我是有主见的人,相信我的选择。
 
确实,我们有共同的爱好、信仰,还有使命,要不是战争,这是多少夫妻梦寐以求的。
 
希纯是医生,我是护士,我们在照顾伤员时总是尽心尽责,哪怕敌人的炮火从头上飞过,我们也不会丢下伤员逃跑,必须得沉住气对伤病员进行抢救包扎,最后撤离。
 
战争的残酷,使得我们这对文质彬彬的夫妻,同生死共命运,也成了真正的军人。
 
这样的生活我们过了整整5年。
 
可1944年的一天,我刚下前线,就接到了退伍的消息。

我和希纯所在的工兵13营,属于国军“第五战区”,之前驻扎在樊城,后来调防去了湖北枣阳。
 
工兵营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在部队前面铺路、修工事,另一个就是“断后”。我们去一线打仗的机会不多,真正的危险在于 “断后”。
 
“断后”的时候我们要帮助收留其他部队的伤员。只要是中国伤员,哪怕是老百姓,我们都要管。
 
我们与日军驻点相距不过几里,这让我们日夜都充满了危险。哪怕敌人的炮火从头上飞过,我们也不能丢下伤员逃跑。
 
在战斗激烈的时候,前方撤离下来的伤病员无法计数,护士包扎伤员是一个接一个,我们的工作时间常常在24小时以上,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即便是这样严酷的环境,我也坚持了下来。
 
1944年我从前线刚下来,接到退伍通知时,脑子是懵的。纸上写道:陈淑,女,有贡献,但不适合继续在部队服务。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也很生气,我甚至想去找当时的最高长官李宗仁要个说法。
 
有人劝我要理智,因为希纯还在部队服役,这事一旦闹开,肯定会对希纯造成影响。我想了想,觉得有理,放弃了告状,乖乖接受命运,去了重庆定居。
 
1945年抗战胜利后,希纯也离开部队,到重庆和我团圆,在一家地方医院做医生。第二年,我们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我也成了一名全职妈妈。
 
我的性子比较急躁,有时孩子调皮惹我生气时,我对孩子一顿吼骂。希纯脾气性格好,对孩子们特别有耐心。

每次我吼孩子时,他总是扯扯我的衣角,说算了,不要骂孩子了。这样骂她,还不如打她两下。
 
我疑惑说,打她会疼啊?
 
希纯回答,“打她是让她长记性,因为你骂的语言太狠了,会伤害孩子心灵的。”
 
希纯说得有道理,我以后就是生气,也会注意不说狠话了。
 
希纯什么都听我的,对我体贴、关怀备至。茶余饭后,两个女儿一边嬉戏,一边当我们的小观众,希纯拉京胡,我唱京剧。
 
那时,我和希纯最喜欢唱的,也是《四郎探母》里的一折:“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
 
杨四郎(杨延辉)兵败被擒后改名木易,文武双全,辽国人把他招为驸马。他也并不求慷慨赴死,结婚生子,朝欢暮乐,一日日下去,似乎忘了一切。
 
直到有一天,四郎听到一个消息:他的母亲押解粮草来到宋辽边境,随行的还有兄弟姐妹,和新婚数日就分别的妻子。
 
前尘往事一一涌上心头,他想起自己的宋人身份,便哀告公主妻子。公主得知真相后,虽然惊愕,却镇定帮他盗取令箭,助其出关探母,条件只有一个:归来。
 
几百年间,台上唱戏,案上说书,大家喜欢杨家将的故事,无非是感叹战火纷飞中,夫妻别离,骨肉分散,一个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于时代是渺小的,于个人却是全部。
 
谁会想到,有一天离别的会是我们。

那段时间,应该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那样的家庭生活真的美好极了,我感到非常满足。
 
可这样的幸福日子没有维持多久,内战爆发了,希纯作为前军医,被紧急召回部队。
 
当时我有个多年的好友,告诉我南京有个“交警总队”缺医生,问希纯要不要去。我们想了想,交警总队不上前线,也不会参与到内战里,就决定搬到南京。
 
到了南京后,希纯晋升成了上尉军医,我生下了第三个女儿。
 
我们住在南京的南台下关,房子的墙壁是用篾片和泥巴糊成的,条件很简陋。
 
当时家里养了一条全身毛发黑得发亮的宠物狗,我们都叫它小黑。小黑是孩子们最爱的玩伴,它成天与孩子们玩耍在一起,“汪汪,汪汪”地叫得欢。
 
有一天,忽然来了几个军人,把一根绳索圈套在小黑脖子上,把它带走了。孩子们一个个都哭成了泪人儿。
 
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当时的总统府官邸不远,狗叫声影响了官员们的工作和休息,这一带住户养的狗都被带走了。
 
1949年初,小女儿才满两个月时,就传来消息说解放军要过江了,交警大队让家属们先行一步撤离南京。
 
离开南京的那天是白天,月台上熙熙攘攘,站满了军人和家属。一对对离别的夫妻拥抱告别,军属泪眼婆娑中,带着孩子拎着行李登上了火车。
 
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不知有多高兴,她们开心地笑着,闹着,完全不知后面的灾难在等着我们一家人。
 
希纯的部队也乘这列火车开拔,我们是一起离开的南京,只是军人和家属在不同车厢。
 
我们家属到达湘南郴州后,又传来消息说,部队里的官兵要去福建,事情紧急,甚至不许官兵回家探望家人。
 
分别前,希纯赶来抱着孩子一个一个地亲吻,我们在人群中相拥流泪。

不久后我听说希纯的部队要去广州了,我惴惴不安,总是觉得会出事,立即带着三个女儿随部队的安排坐火车去见丈夫。
 
不记得坐了多长时间的火车,后来又改乘汽车。好多辆敞篷大汽车,上面坐的是撤退的士兵和军官家属。
 
每一辆车里站着一个手举小红旗的士兵,万一前方出现了什么紧急状况,最前面车辆上的旗手就高举小红旗给后面的车辆发信号,每台车依次向后面的车辆摇旗示意。
 
山路崎岖,我们途中辗转几次,又不知走了多少天,都没有见到希纯。最后一次消息传来时,我才知道希纯已经被部队裹挟,坐上了去台湾的轮船。
 
希纯留了个心眼,他怕这一去回不来,上船前便给我留了信。说他曾打算偷跑回来,被抓后差点遭枪毙,希望我想法从广州先去香港,然后再去台湾和他团聚。
 
然而在香港港口,我被拦了下来。
 
当时香港港口规定,上船者必须接种过牛痘疫苗,偏偏我小时候没有种过牛痘,没办法登上去香港的船。
 
我只好暂时待在广州,等待时机去香港。

在广州人生地不熟,我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通过广告,我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了一间价格低廉的二楼出租屋。
 
说是屋子,其实就是在过道靠墙支起一张简陋的板子床,能睡下我们娘四个。
 
我帮人干点零活儿贴补家用,常常忙不过来,就要六岁的大女儿帮着带两个妹妹。
 
下楼时,二妹跟在姐姐后面,扯着姐姐的衣服怕摔着,大女儿手里还得抱着几个月大的三妹,因为不方便,只好把三妹扛在肩头。
 
有时大女儿兴冲冲地跑回家,捧着碎块木片给我看:“妈妈,我刨的木头可以当柴火用啊。”
 
这些都是她看到铁路上的枕木腐烂,用稚嫩的小手,一小块一小块地抠下来的。我抚摸着女儿满是污垢的小手,心疼得直掉眼泪。
 
在广州苦苦煎熬几个月后,小女儿得了重病。我想尽办法救治女儿,但都没有效果。
 
万般无奈之下,我也只好信迷信,扎了一个大大的花圈立在地上,我抱着小女儿一边祈祷一边从花圈的中心穿过去,希望祛除病魔,期待奇迹的出现。
 
小女儿最终还是夭折了。
 
那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用一块干净的包袱布裹着小女儿,在一棵大树底下的废弃绷子床,我把小女儿放在绷子床上。
 
我趴在地上失声痛哭,一边喃喃自责,我对不住希纯,没有保住小女儿的性命,千万别怪我呀。
 
两个女儿也哭了,周围有人在看我们,二女儿不许别人围观,使劲轰他们走开。
 
后来请人用草席子滚成卷,埋到野外乡下去了。
 
希纯迟迟没有音讯,夫妻始终无法团聚,但我总记住分别时他的话:
 
让我照顾好自己,等着他,一家人一定会有团圆的那一天。
 
我在广州等了八个月后,再也熬不住了,只好带着两个女儿先回了重庆,然后回了希纯的湖南老家双峰县。
 
回到老家不久,抗美援朝爆发了。
 
大量的志愿军伤兵从朝鲜转回中国医治,医院人手紧张。希纯的姐姐当时在湘潭的中心医院工作,我之前在部队做过护士工作,就介绍我去她医院上班。
 
我一听当然很高兴,有了工作就有了钱,抚养女儿的负担也可以减轻些了。
 
当时一边紧张工作,一边盼着和希纯团聚,日子过得还十分充实。
 
女人们嘛想事情比较简单,我心想共产党既然能够解放新中国,能够把美帝国主义打到三八线,那一定也能解放台湾。
 
这样,我和希纯应该很快就会有重逢的那一天。
 
人活着,只要有奔头,就什么苦都不怕。

我当时每月工资39元,带着两个孩子,钱虽然不多但也够花了。
 
因为没有希纯,为了能多陪陪女儿,我就争取多上夜班,这样白天就能回家照顾女儿,夜里值班还有几毛钱的补助,真是一举两得。
 
许多护士不愿到传染科工作,说是害怕,我身体好,又注意消毒,脑膜炎、伤寒、肝炎病,我都不怕,都是我去。
 
病号们都说,只要一听到楼道里走路的声音,就知道陈大姐来上班了。我因为工作太过努力,几乎年年都是医院先进工作者,有一年,我还被评为劳动模范。
 
基因的力量很强大,两个女儿一个长得像希纯,一个长得像我,从小也招人喜欢,在医院里和小伙们也闹腾得厉害,“爸爸”、“台湾”对她们来说,都只是个熟悉又陌生的词语。

大女儿对她爸爸还有点模糊印象,二女儿两岁多就跟她爸爸分开了,她们的爸爸是活在照片中的人。
 
虽然希纯没和孩子生活在一起,但他从小喜欢文艺这点却遗传给了两个女儿。
 
那会儿我家就住在湘潭京剧院附近,因为希纯我也喜欢京剧,常常在晚饭后领着两个女儿去听戏,因为和京剧院的人很熟,我们都从不收门票的侧门进去的。
 
医院的人也都知道我喜欢京剧,只要有活动晚会都会让我上台唱上几句。我唱的还是戏迷最熟悉的《四郎探母》: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
 
一声声直入心扉,时间不曾停止,剧中的人变动、成长,却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
 
被困孤岛的希纯,有了爱他的公主吗?他那么英俊,脾气又好,喜欢他的人一定很多。
 
有时候我自己都分不清,是活在戏里还是戏外。
 
戏听得多了,两个女儿也成了小戏迷。大女儿把压岁钱攒下来,买花儿和珠子之类的饰品戴在头上,把枕巾当水袖,站在床上舞来舞去,逗得我和她妹妹直乐。
 
每当这时,我就想,要是希纯在多好呀,我们一家一定是天下最幸福的一家。
 
这一天,何时才能到来呢?
 
时间一天天过去,两个女儿也在长大,不少人开始给我介绍对象,但我想着希纯,想着女儿,婉拒了对方的好意。
 
有一次,湘潭市的副市长夫人亲自给我牵线。说是一位南下干部,到医院来看病,见过我,很喜欢我,拜托市长夫人来说媒。
 
医院里每天那么多人,我哪里记得住谁是谁。我连“见个面”都没答应,只推说两个女儿还小,我还要上班。
 
我要跟别人结婚了,希纯回来怎么办?

自从和希纯分开,我们就音信全无。
 
刚开始我心里一点不慌,因为我知道他就在那里,也知道他不会变心,我们团聚只是时间问题。
 
可能真的是我的福气好,两个女儿都遗传了希纯的好脾气,从小没怎么让我操心过,还像小大人一样,处处关心着她们的妈妈。
 
大女儿中学毕业后不想当老师,直接考进了湘潭市京剧团。二女儿读到高二,恰逢广州军区歌舞团来湘潭招生,我也鼓励她去试试。
 
初试、复试,整个湘潭市只有她一人顺利通过。有一天,两位军人到医院找我,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部队派人来政审。
 
我当然实话实说,从参加工作起,每次填表我都是如实汇报,况且这么大的事,我想隐瞒也瞒不住。
 
结果,因为“海外关系”,二女儿最终没能录取,后来她也考进了湘潭歌舞团。

到了最难的时候,医院好多医生被批斗。但工友们对我很照顾,没对我说过啥狠话,贴大字报都没说最严重的“海外关系”,只说我11天吃掉了9只鸡。
 
那是因为我一直不太会做饭,平时都是吃医院食堂,我北京的表亲来了,其他的菜不会做,我每天只会炖鸡给他们吃。
 
不久后我和两个女儿都被下放了,我到了炎陵县的公社卫生院,基层卫生院缺医少药,我只插了一天秧,老乡们就不让我再下田干活。
 
我一直在这个卫生院工作到退休,公社上下对我都挺照顾,医生嘛在哪里都是治病救人,我也没有觉得多苦。
 
到1973年,我和希纯已经分开了24年,两岸关系有新变动了,政府开始来询问希纯的事。
 
当时湘潭广播电台开办了对台广播,有个栏目叫“亲友信箱”,让大陆的亲人去这个栏目广播,呼唤海峡对岸的亲人早日归家。
 
统战部也让我带着两个女儿去了,说广播后会制成录音带,送到福建去重复广播,希纯肯定可以听得到。
 
在电台的麦克风前,我先介绍了现在家里的情况,然后两个女儿轮流对父亲喊话:“爸爸,您在哪里?您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吗?我们天天都在等着您回家啊……”
 
大女儿还对着麦克风唱了一段京剧,也不知道希纯能不能听到?
 
后来才知道,《四郎探母》在台湾曾被禁了很久,因为许多台湾老兵听了都会想起远在大陆的母亲,会哭得很厉害。
 
当局把结尾修改后,这部戏才得以重新登台。每次戏院里哭声成片,四郎没见到母亲只有15年,而台湾老兵离开大陆已经二十多年了。
 
“胡地衣冠懒穿戴,每年花开儿的心不开”,那种痛,是刻骨铭心的。
 
又等了几年,我老家郴州的表弟突然来找我,说他们准备去香港,想问问我香港亲戚的地址。
 
我如雷轰顶,才知道一个被雪藏的秘密。

原来就在我们向台湾广播时,滞留台湾的老兵纷纷想法给大陆来信,寻找亲人。
 
封锁几十年的海峡两岸开始破冰。当时两岸没有互通,台湾的来信主要通过香港中转,都是大信封套小信封,台湾寄到香港,拆掉外面的信封,再寄回大陆。
 
希纯也写过一封信来,但他不知道我在哪里,就寄回了郴州的娘家。没想到,弟弟胆子小,看到“香港”两个子,连信都没拆,就把信交给了组织。
 
我一听又气又急,和表弟一起赶回郴州,看着也是满头白发的弟弟,我只有一声无奈的叹息:“你把你姐害惨了!”
 
他要是早一天告诉我,我就能早一天和希纯联系上呀!他不知道我这二十多年等得多么辛苦。
 
我和弟弟去政府档案处,找到了这封信,信是妹妹写来的,告诉他们和希纯在台湾一切都好,希纯还没有结婚,等着我。
 
我的妹妹也嫁给了国民党军官,和我不一样,他们是一起去的台湾。
 
此后,我就按照香港原地址反复写信,但信都被香港邮局退了回来,说“查无此人”,辗转打电话也没有任何消息。
 
我心里更是冤死了,仅有的一点线索也断了。
 
好在两岸关系逐渐缓和,无数台湾老兵纷纷返乡探亲,他们如《四郎探母》中的四郎一样,长跪母亲的灵前,心中还是那句:“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两个女儿也渐渐长大,虽然是大海捞针,他们还是四处托人去台湾找她们爸爸。
 
1987年的中秋前,二女儿突然拿着一封信走到我身边,她想对我说什么 ,却欲言又止。
 
我感觉女儿有十分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我,一定与希纯有关系,一定是希纯还活着,一定是希纯的来信!
 
分别38年,希纯他怎么样了……一连串的想法在我脑子里翻江倒海。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你快说呀,是不是你爸爸来信了?”
 
女儿支支吾吾,半天不吭声。
 
我发脾气了,对她吼了一句:“你爸是死是活,你总得告诉我呀!”
 
可女儿一开口,我的天就塌了。

当时两岸坚冰已破,可以互通书信了。
 
女儿通过香港的一个远房表嫂,把希纯和我妹妹的情况以及照片发给她,请这位表嫂打听台湾的情况。
 
辗转多次,在台湾同乡会的帮助下,女儿终于和我的妹妹妹夫取得了联系!
 
我拉着女儿的手,急切问道:“你爸爸还活着吗?”
 
女儿眼圈一红 ,哽咽了:“爸爸不在了,已经过世十年啦……”
 
晴天霹雳!
 
我“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那撕心裂肺的痛啊,直钻我的心尖啊!
 
怪不得这一年多,女儿有意无意会和我说:“妈,那么多年联系不上,要是爸爸不在了?”
 
每次女儿这样说,都被我骂回去,希纯怎么会不在,我都还活得好好的。
 
他们看我这样,一直不敢说实话,这次是瞒不住了才不得不告诉我,因为妹妹一家要回大陆探亲了。
 
我这一辈子的希望忽然就破灭了,眼泪止不住地流,坐着想哭,躺着想哭,说话也想哭。
 
我成天对着希纯的照片说话,希纯啊,你忘了我们当初的诺言了吗?分别时,我们说得好好的呀,我们要等着团圆的这一天,我们一定会重逢的。

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地撇下我,你一个人奔赴黄泉了呢?分别时,我们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我白天对着照片哭,晚上抱着枕头哭,哭湿了半边枕头。
 
我哭了一个多月,真是眼泪都哭干了。
 
两个女儿看着我着急,大女儿生病住院要做手术,二女儿让我不能再哭了,再哭大女儿的病好不了。
 
我只能含住眼泪,可心里还是痛呀。
 
希纯73年给我来的信,77年去世,这四年间,要是我们能早点联系上,他可能就不会走那么早,也不会走那么孤独了。
 
我当时真是心如死灰,就连基督在我心里也有点淡了。
 
妹妹回来后,我们更是说不完的话,流不完的泪,我想知道希纯在台湾的一切情况。知道越多,我心里越难受。
 
希纯在金门炮击的时候,就震聋了耳朵,早早从部队退役,在高雄开了一间诊所。
 
希纯是好人,开了诊所也注定不会发财。有病人来,能给钱,他就收点钱;没钱的病人来看病,哪怕给点米,拿几个鸡蛋,他也会给人家看病。
 
他和我妹妹、妹夫住得不远,两家人相互照顾。因为妹妹的二女儿长得像我,希纯就认这个姨侄女为自己的女儿,视如己出。
 
希纯在台湾也爱打牌,只是牌技不好,十打九输。我知道他玩牌不是要赢,只是想分散一下心事,和我一个样。
 
希纯那么优秀,那么乐观,走到哪里都会有女医生、女护士喜欢的。妹妹也希望他能成个家,但他没有再娶,和我一样,天天盼着团聚。
 
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他离我先去了。


1991年,女儿替我办完了各种手续,我从香港转机飞到高雄,终于可以去见希纯了。
 
那天,天气阴沉,妹妹一家陪伴我去见希纯,希纯的墓地在市郊的一座陵园。墓地被成荫的绿树掩映,青幽幽静悄悄。
 
我恍恍惚惚,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朦胧中好像觉得希纯就在前面向我招手,示意我快过去。我三步并作两步,抽噎着,踉踉跄跄,奔到了希纯的墓地前。
 
坟头青草依依,树木葱茏,陪伴希纯的只有蓝天白云,孤帆远影。我轻轻地抚摸着希纯的墓碑,悲从心涌。

希纯虽然与我只有9年的婚姻生活,但他在大陆的那段日子,与我和孩子们度过了甜蜜幸福的家庭生活。
 
希纯爱好文艺,会耍狮子,舞龙灯,吹拉弹唱样样行,尤其喜欢拉京胡。家里的艺术氛围很浓,茶余饭后,他拉京胡,我唱京剧,两个女儿一边嬉戏,一边当我们的小观众,一家人其乐融融。
 
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而现在岁月留给我的是无限的悲怆,满腹的心酸。
 
我们之前有一张军装的结婚照,我的被我一把火烧掉了。我原来以为希纯会保留下来,可在他的遗物中,我也没有找到那张照片。
 
遗物中泛黄的军官证、退役证、开诊所的行医证,上面有希纯不同时期的单人照,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再苦还有两个女儿,希纯什么也没有,一个人飘在孤岛。
 
大女儿的秉性很像她父亲,说话办事就和希纯一样,待人体贴,善解人意,从来都是依着我顺从我。二女儿脾气像我,娘女有时为点小事拧着劲儿,可二女婿总是偏袒我,待我比亲娘老子还要亲。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他们是希纯的化身,是希纯让来照顾我的。
 
这些儿女之福,我曾准备要和希纯一起享,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从台湾回来后,就写了一份遗嘱,放在随身带的小钱夹里,交代女儿后事一切要从简,然后把我骨灰洒进大海。
 
或许随着海流,我可以去到希纯的身边,和他团聚,永远不分离。
 
可一晃,我写的遗嘱已经泛黄,我又活过几十年,成了市里的百岁老人,成了志愿者关爱的抗战女兵。

有时我会梦见,我们一家人在开家庭音乐会,希纯拉京胡,大女儿唱京剧,二女儿唱歌剧,我在一旁只顾乐呵拍手。
 
希纯和女儿起哄,要我也起来唱,于是我走到他们中间,唱起那段熟悉的唱词:
 
“杨延辉有一日愁眉开展......”
 
而最近有段时间,我常梦见希纯,他熟悉的眼睛凝视着我,他总是不说话,但似乎又听到他在说:“淑啊,你一个人把孩子们拉扯大了,你受苦啦。”
 
一觉醒来,枕巾打湿了。
 
不知道这是伤心的泪,还是欣喜的泪,我很久没有这么流泪了。
 
希纯,是不是我们快要在另一个世界见面了呢?


2022年1月3日,陈淑奶奶辞世,享年102岁。

遵照她的遗嘱,后事一切从简。

躺着花丛中的她,面容安详,如熟睡一般,73年,她和她的希纯终于团聚了。

奶奶生前居住的老屋,一尘不染,我和她的两个女儿在那聊了一下午。

她的遭遇,她的青春,她的爱恋,她的坚韧和信念……

那是她的人生,也是一代女人的命运。时代造就了她们,她们展现了自己。

那样的一代人,我想永远不会再有了。因为,历史不会重复。

只是一个女人独立自强的魅力,无论放在哪个年代,放在任何时代背景,都值得我们钦佩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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