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架
冰血长津湖 冰血长津湖12:弟弟 真实故事

冰血长津湖12:带弟弟打完水门桥后,我不敢再回家过年

作者:罗伯特刘
2022-02-02 21:28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今年的贺岁档有些特别,有两部战争片。

没有回家的伙伴,昨日去看了《水门桥》。

她说去年写了十几篇长津湖的故事,也知道电影是艺术渲染,但每一个牺牲时还是让人很难受。

因为这些人的牺牲,是为了我们的万家灯火。

有人守护团圆,才有万家团圆;有人以身许国,才有山河无恙。

第一时间去看《水门桥》的观众,我想很多都是牵挂长津湖中,“千里”和“万里”两兄弟的命运。

电影的结局伙伴没有告诉我,她想让我回京自己去电影院一看。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另外俩兄弟的故事,他们在水门桥战役的结局。

哥哥徐放,是水门桥之战的指挥官,唯一的弟弟也瞒着他偷偷参了军,成了前线最危险的运输兵。

他下达的每一个命令,都决定着弟弟的生与死。

他答应过父母,一定要带弟弟回家。
 
他的愿意能实现吗?






12月6日清晨,我60师奉命南下水门桥附近,准备阻击北援的美联军。
 
水门桥位于古土里和真兴里之间,敌人无论南下撤退还是北上增援,水门桥都是唯一的公路通道。
 
此时,师里两个团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主要战斗力集中在了180团。
 
我时任60师政治部主任,而我的弟弟徐文华就在180团的运输队。
 
长津湖一战,180团也早已残缺不全,除了战斗伤亡,还有冻伤饿伤。在敌机的严密封锁下,后勤连土豆也运不上来。
 
形势十分危急。



文华整整小我10岁,是我唯一的弟弟,这一年他才26岁。
 
弟弟是受我的影响,在抗战时也瞒着父母,悄悄参加了浙东游击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我所在的60师178团解放了家乡金坛县城,我才回到了趟家乡。
 
因为部队将随时继续南下,团长劝时任政委的我赶紧回家看看。
 
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回家,我带上警卫员匆匆赶回家里,没想到父母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弟弟呢?”
 
我告诉他们,弟弟在180团担任军需员。但他们不知道啥是军需员,只问我军需员打不打仗。
 
为了叫他们放心,我说军需员主要在后方组织运输队运弹药和吃的,不直接打仗。
 
父母还是担心,看我有警卫员保护,也让我给弟弟带话,子弹不长眼,要他保护好自己。
 
当天大早,因部队要攻击溧阳,我只能匆匆告别父母,答应他们等新中国成立了,一定带弟弟回家。
 
上海解放后,因为敌特形势复杂,我和弟弟都没有时间回去。新中国成立半年后,母亲实在想儿子心切,就让父亲专程找来部队,我们哥俩与父亲平生照了第一张合影。

1950年9月中旬,部队离开上海北上山东邹县之前,我特地请假回了一次老家金坛,将照片送给了母亲。

因为当时抗美援朝是属于高级军事机密,临别时我只告诉父母,我和弟弟又要去打仗了。
 
父母还以为我和弟弟要去打台湾,让我打完仗一定带着弟弟回趟家,说他年龄不小,也该成个家了。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因为与美军作战我心里也没底,对于朝鲜什么样更一无所知。
 
我们20军原计划在沈阳发放御寒棉衣,可半路上突然变成前卫,火车到沈阳站后没有停车,而是径直开到了鸭绿江边的辑安。
 
仓促出国的部队只顾执行命令,所以除了武器弹药和吃的,许多战士因害怕掉队,连堆在江边的棉大衣也没来得及拿,穿着江南的薄棉衣就出国了。
 
当时,我们师领导都有一个想法,等部队到了朝鲜再补给也来得及,因为当时的天气还不算太冷,再者上级传达说,御寒的棉衣到了朝鲜后可以解决。
 
可是部队进入朝鲜不久,美军飞机就封锁了运输线,不但得不到御寒的棉衣,连肚子也填不饱。
 
弟弟原在180团后勤股担任干事,因为后勤一直十分吃紧,战斗打响后便加入了一线运输分队。
 
一夜激战后,长津湖南岸已经打成胶着状态,我也顾不得穿梭在炮火中的弟弟了。




当时下碣隅里的美军陆战1师只剩两个连的战斗力,师长史密斯电令古土里的联军,再次北上增援。
 
这支增援的特遣队除近千名士兵、上百辆军车外,还有29辆M26坦克。

如果让这支特遣队成功增援,下碣隅里严重伤亡的志愿军将雪上加霜。
 
此前,我60师的178团、179团已经轮番打退了敌人的四次增援,得到消息后,我部的指战员已经枪在手、弹上膛了。
 
由于我们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迫击炮、机枪、冲锋枪和手榴弹一起开火,特遣队用6个小时才越过我们的防御,还只前进了不到一半的路程。
 
轰炸机、远程大炮和坦克是敌人的三大件,可我志愿军一样也没有。
 
我赶到179团的前线指挥所时,联军特遣队以强大的地面火力,掩护车队冲过了化被里山口。
 
化被里山口以北是个更加狭窄的山谷,如果敌人天黑之前冲过去,那我们就会彻底失去阻拦他们的最佳机会。
 
我掌握了大体的战况后,告诉179团指战员,战斗他们自己指挥,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但有一条,决不能放过敌人。
 
此时的联军特遣队也摆出了决一死战的架势,17辆坦克一齐凶猛地向四周的山头射击,步兵拼死向北突进,前面成片的战士被枪弹击倒,后面的再蜂拥补上。
 
激烈的战斗中,我们打光了所有的迫击炮弹,敌人的坦克掩护先头部队冲出了峡谷地带。
 
防守在峡谷北出口的,是179团1营1连3排,包括副连长寿志高在内只剩下27人。
 
寿志高是浙江诸暨草塔人,抗战期间失去了右眼,获过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
 
见特遣队还有坦克留在后面,只身掩护仍在峡谷里的车队,寿志高当即命令火箭筒开火。

可火箭手打完仅有的六枚火箭弹,坦克依旧纹丝不动,炮口朝南守着拼命北上的后续车队。
 
寿志高朝火箭手吼道,继续打,愣什么,打它的链轨!
 
战士无能为力,火箭弹全都打完了。
 
“这个乌龟王八壳子。”寿志高骂了一句,转身命令身边的3排长华永林,命他用炸药包干掉目标。
 
在机枪的掩护下,华永林带领2名战士冲了上去,可还没等靠近就接连倒在了坦克的机枪火力下。
 
第二个爆破组虽然改变了战术从左右两侧朝坦克摸去,但也倒在了半路上。
 
寿志高叫骂着又同时派出了两组战士从四面送炸药包。
 
这一次,坦克突然安静下来。
 
等4名战士越过障碍物起身抱着炸药包从四面冲上去时,坦克突然来了个360度旋转,将毫无遮挡的战士连人和炸药一起击中,剧烈的爆炸声响彻山谷。
 
寿志高在派人去营里调迫击炮的同时,又咬牙连续派出了第5组、第6组……直至到了第8组。
 
27个人的生命,挨个进入倒计时。
 
此时,营里的迫击炮弹也已经打光,阵地只剩下最后三人,也是最后一组。

后续的敌车队跟了上来,掩护的坦克开始移动,为队伍让路。

敌人车队一旦越过峡谷的最窄处,再想阻击将困难重重。

寿志高挥手打出了2枚掩护手榴弹,另外两名迅速跑到了上一组牺牲的位置,可刚捡起炸药包还没跑出几步远,两人就先后倒在了机枪下。
 
趁着爆炸的烟雾,双手各夹着一个炸药包的寿志高,急速仰卧在公路的弹坑里,两声巨响过后,这辆夺去了27名志愿军战士的坦克,终于起火瘫痪。
 
这些场景,都在指战员的望远镜中。



见燃烧的坦克堵住了峡谷公路,战士们冲下峡谷,拦腰死死截断了特遣队的车队。
 
不等后续的敌人反应过来,信号烟弹腾空而起,1营全体出击,将后面还没有逃出峡谷地段的车队,分割成4段包围起来。
 
战斗到黄昏时分,这支被史密斯倾注了极大希望的美英联军,已经大难临头。
 
特遣队不甘心束手就擒,人数最大的一支,指挥两辆卡车合力顶开了拦路的坦克,趁179团换防之际朝北发起了攻击。
 
眼看敌人跨过一座水泥桥就要冲出危险的峡谷,2营副营长毛杏表立即下令炸掉水泥桥,将特遣队拦在桥南。
 
敌人豁出去了,调来了一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一个速射就将两个班的战士击倒大半。

毛杏表带领留守的预备队冲上去支援,将攻击到桥头的美军又打了回去。
 
看着桥南黑洞洞的大炮,毛杏表急忙提醒身边的战士注意隐蔽。刚说完,两发炮弹就落下来,毛杏表当场中弹牺牲,预备队战士也伤亡殆尽。
 
34岁的毛杏表,是浙江奉化人,参加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后,因荣立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并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观礼,还成了全国著名的战斗英雄。


才三个多小时的战斗,仅一级人民英雄就牺牲了两位,这令我十分震惊。那时我也根本来不及想弟弟怎么样了,眼前牺牲的都是和弟弟一样的年轻孩子。
 
我和团政委赶到阵地时,战士们已经将敌人又打回了桥南汽车防御圈。
 
可一听说敌人一辆坦克就让我们牺牲了27人,团政委咽不下这口气,命令2营长和教导员把预备队都调上来,往死里狠狠地打。
 
面对铺天盖地的子弹和手榴弹,无力反击的敌人只有躲在汽车防御圈里,不敢抬头。
 
见敌人已经无力突围,我才反应过来,不能再硬打死拼了,得打巧仗,减少战士们的伤亡。
 
我下令部队有次序地连打三发步枪子弹,尔后只吹军号、喇叭和哨子。
 
连打三发步枪子弹,是告诉敌人,投降吧!此起彼伏的军号、喇叭和哨子,则是要刺激和扰乱敌人的神经。
 
这一招,果然比起真枪实弹更有效,尤其是在这四面被围的峡谷深夜,更让美军恐惧异常。
 
有的敌兵精神恍惚起来,开始大声呼叫,有的甚至胡乱开枪射击,还有四名突然跳上一辆吉普车,企图突围逃跑。
 
朝南开出几十米,我志愿军战士一阵射击,司机和队员当场死去,白人军官腿部负伤,一个黑人士兵的头部受伤。
 
白人军官一头栽倒在车下,一旁的黑人也乖乖举起了双手,战士冲过去将黑人揪下了吉普车。
 
一名战士以为倒地的军官已经死去,顺手取下了对方身上的手表和钢笔。团参谋看到后,当场批评了他,说他是发洋财,违犯纪律要受到处分。
 
战士不服气,认为美国佬军官已经被他打死了,缴获尸体上的战利品没什么不对,也没犯纪律。
 
一听死的是名军官,团参谋便上前踢了两脚,没想到倒地的敌人一下子坐了起来,原来刚是在装死。
 
而且这军官竟用中国话问:“你们是中国志愿军吧?”
 
参谋吓了一跳,感觉到面前的人不是一般的美军军官,让战士背上对方,押着黑人回到了不远处的团指。
 
仔细问过,才知道刚才这场骚乱是怎么回事。



我一审才知道,这个军官是英国人,叫查伊,是陆战1师后勤处的新闻官,参加过仁川登陆和攻占汉城,在报纸上发表过大量的战斗照片。
 
他曾在中国大使馆从事新闻工作,不仅会讲汉语,也懂共产党军队的政策,知道共产党的军队不杀俘虏。
 
他见志愿军确实没有伤害被俘的黑人士兵,才敢开口讲话。
 
搞清这些基本情况后,我用短语告诉查伊:现在优待你,请你回去叫他们放下武器。我们不杀他们,我们优待俘虏。
 
查伊听懂了我的意思,但有些为难,说他有困难。
 
我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说自己去喊他们投降,这违反了他们的军纪。
 
这时,查伊想起了托瓦。说黑人托瓦才是这次冒险逃跑的始作俑者,走前还跟其他人保证,要回古土里带一车弹药再回来。
 
查伊说托瓦平常不怎么把军纪当回事,建议我派托瓦回到防御圈传话。
 
果然,托瓦同意了,传完话的托瓦带来两个谈判代表,是陆战1师联络官麦克劳伦指定的。
 
麦克劳伦让他转告中国志愿军,说他们准备接受中国人的投降,会根据日内瓦条约的规定对待我们,给我们热饭吃。
 
话中透着狂妄。
 
我知道这是美军在拖延时间,于是严肃地警告托瓦,回去告诉你们的长官,他必须立即投降,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托瓦再次回到防御圈,麦克劳伦交代他,美军将在次日清晨6:30 以后投降,理由是需要时间来照顾伤员。
 
我让翻译发出最后通告,必须在6点前投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托瓦像走马灯一样,第三次回到了防御圈。
 
我没想到,这一次,换成了麦克劳伦亲自来与我谈判。他提出了六个条件:
 
一是保证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二是对伤员给予医治;三是除武器弹药和公文外,私人的财务、纪念品一概不能没收;四是生活待遇与中国军队一样;五是容许与家人通信;六是战争结束后遣返回国。
 
我用严厉的目光盯着麦克劳伦,告诉他,中国人民志愿军说到做到,前提是他们必须放下武器,全部无条件投降!
 
麦克劳林故技重施,开始不着边际地扯着话题,企图拖到天明后等飞机来救援。
 
谈判必须速战速决,不能再这么拉锯下去,我限他十分钟之内必须投降!
 
麦克劳林再次带着托瓦回到防御圈,级别最高的陆战1师运输官西利上校报告说,如果他们放下武器,就可以把伤员送回古土里。
 
当时,美军周围全是伤兵们的哀嚎声。
 
西利考虑后,表示同意集体投降。
 
磨蹭了一会儿,麦克劳林终于掏出了自己的手枪,对走近的志愿军团参谋说,他并不是因为被击败了才投降,他投降是为了伤员们。
 
投降的命令很快传遍了防御圈,虽有个别将士不服气,但最后,包围圈里380人的特遣队官兵,除少部分逃跑外,其他全部投降当了俘虏。
 
一个团让240名美英军集体投降,这是长津湖战役唯一的一次。
 
从此,这个峡谷在美军中有了一个名字,陆战1师叫它——地狱火之谷。





此战后很快,长津湖的美军开始突围,我师奉命南下水门桥附近,准备阻击北援的敌人。
 
水门桥位于古土里和真兴里之间,敌人无论南下撤退还是北上增援,水门桥都是唯一的公路通道。

此时,我师的178团、179团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主要战斗力则集中在了180团。
 
180团也早已残缺不全,除了战斗伤亡,还有冻伤饿伤。敌机的严密封锁下,后勤连土豆也运不上来。
 
等我们刚到达水门桥附近,下碣隅里的敌人就凭着十分强大的机动能力也撤进了古土里。
 
形势十分危急,水门桥离古土里不过4英里,距离真兴里即将北上增援的敌人也仅有7英里。
 
180团此时奉命紧急占领水门桥南侧的1081高地。
 
如果说水门桥是美联军南逃的命门,那么该高地则是他们逃命路上最后的咽喉要地。

这天晚上,黄草岭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冒雪行军的部队一直到8日黎明前,才终于进入目标阵地。
 
这处高地北邻水门桥,公路在这里有一个横U字型的大拐弯,除了可以阚制水门桥,又可以三面打击北援或南逃的敌人,是一个天然的阻击阵地。
 
我被派去负责180团的阻击任务,参谋长则留在了水门桥以北,组织另外两个团剩余的部队战斗。

我赶到目标高地指挥所时,180团已经做出了战斗部署:
 
1营防御U字型的底部,2营和3营防御U字型的两侧,同时,除了团政委留守电话,团长、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也去了一线部队。
 
我问团政委,挡住敌人还有什么困难?政委表示没有任何困难,只一点,战士们没有吃的。
 
向团民运干事一问才知道,当地老百姓家里除了活命的口粮只剩下耕牛了。
 
我让他立刻出发,天黑之前买头耕牛来,杀了给前线的战士吃。
 
民运干事有些为难,部队纪律不让吃百姓家的耕牛,即便是白给也不能吃。我交待他,但凡是牛就只管去买,出了问题我负责。
 
鹅毛大雪还在继续下,没有半点停歇的意思,10米之外只能看见个人影,雪的平均厚度深及膝盖,有些地方能没过大腿根。
 
后勤装备与敌人相差甚远的战士们,要爬上阵地都很困难,更何况大家出发前,连饭都没来得及吃一口。
 
战斗到8日黄昏,我们虽保住了高地主峰,以及横U字型北侧阵地的大部分阵地,但南侧阵地只剩下18人。
 
去找食物的团民运干事也回来了,却两手空空,他走遍了周围所有的村庄,连一头耕牛也没找到。
 
他说,若不是碰上我弟弟徐文华所在运输队,他自己也恐怕回不来了。
 
这时,要不是民运干事提及运输分队,我都想不起自己的弟弟,因为水门桥附近的形势更加危急了。



光12月8日这一天,白天敌人空前猛烈进攻,入夜,鹅毛大雪还是一刻不停。
 
敌人的火力,更加表明了这处高地的重要性,它不仅可以阻击北援之敌,还可以近距离封锁水门桥,阻击敌人。
 
此时,我的心里十分矛盾,如果大雪一直不停,将加剧高地上战士的冻伤,如果雪停了,敌人就会恢复炮火支援,我们仅有的地形优势将不复存在。

12月9日早晨,持续一夜的大雪停了下来。
 
附近的敌人朝高地打光了仅有的炮弹后,又喊来8架战斗机反复轰炸和扫射,真兴里方向的远程榴弹炮也开始了炮击。
 
火力支援足足持续了两个小时,敌人才开始了三面的步兵攻击。
 
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高地上竟然没有还击一枪一弹,就连一声军号和哨音也没有吹响。
 
这么重要的高地竟然没人反击,就连进攻的敌人也十分诧异,犹豫了片刻,才立即集体投出手榴弹接着冲上了主峰。
 
见本应守在主峰阵地上180 团1营2连迟迟没有动静,高地北坡上的另外2个排开始猛烈地还击。
 
已经打红了眼的战士们誓死抵抗,60多名官兵全部战死在高地的北坡上。
 
因为失去了高地优势,当天下午,敌人在敌机掩护下占领了我2营防守的全部U形阵地,从而打通了与水门桥北侧的联系。
 
战斗到此时,敌人付出了372人的战斗伤亡,我180团也失去了成建制的攻击能力。双方零星的战斗仍没有停止。
 
这时,我越来越纳闷起来,因为自始至终没有听见1081高地主峰上的1营2连打响。
 
同样百思不得其解的团长赵鸿济,立即带上警卫员去了一线,这才明白,为什么高地会被敌人如此轻易占领。
 
因为我军守卫在主峰的部队就在他们眼前,只是一动不动地趴在战壕里,早已被冻死了。
 
赵鸿吉只能连夜组织零散的部队继续战斗。我也交待警卫员赶紧回团指挥所,让团政委命令运输分队连夜运送弹药。
 
12月10日清晨,赵鸿济带领临时组织起来的1个排得到弹药补充后,又返回一线阵地开始了阻击。
 
而此时,美军早已经攻下了桥北的所有阵地,上万名美军和千余辆卡车冒着零星的枪声,源源不断地越过了第三次修好的水门桥向南逃窜。

好巧不巧,运输分队也派人来给我送信,说我弟弟负伤后躺在了公路边。



夜间运输任务完成后,弟弟和几名已经体力透支的战士,一下阵地便一头栽倒在路边一颗树下休息。
 
天亮后,一架贴着树梢的敌机发现目标后,立即扫射投弹,几名战士非死即伤,无一幸免。
 
我跑出指挥所赶到那处路边时,见弟弟还活着才放下心来,受伤的他说自己没事,叫我别管他,赶紧回去指挥战斗。
 
可我刚回到一线指挥所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又一个消息传来,赵鸿济团长牺牲了。
 
团政委也让人传来了指令,说兵团部命令20军全部撤出战斗。
 
年仅32岁的赵鸿济,是我们20军最年轻的一位团长。
 
他的警卫员告诉我,自己团长原本负了轻伤,可还是不下阵地,就这样战斗到最后一刻。
 
夜里,我和警卫员带着几个缴获的罐头,去看望负伤的180团参谋长和自己的弟弟。
 
因为后勤保障十分困难,180团只在阵地附近的山洞里开设了卫生队,所有伤员包括团参谋长都在这里接受治疗。
 
而等我赶到冰冷的防空洞时,团参谋长已经闭上了眼睛。
 
我刚安排好将他的遗体送回国内,卫生队队长就找过来问我,是不是有个弟弟叫徐文华。
 
我说是的,问他人在哪个防空洞里,想去看看。
 
可卫生队队长说,徐文华同志也已经牺牲了。
 
我先是一愣,很快冷静下来,请他带我去看看弟弟。
 
蹲在弟弟遗体身边,我默默地看了好久,才交待说:“做好登记,和普通干部战士一样,就地掩埋吧。”
 
我心里也清楚,原本只负伤不重弟弟,如果能吃上个肉罐头,那怕只多上一件棉衣与毛毯,或许就能挺过去。
 
可我知道,当兵上战场,谁都可能会有这一天。
 
何况60师的伤亡多达3203人,光冻伤就有1663人,我身为师政治部主任,却连一点补救的办法都没有。
 
当天夜里,我一夜未眠,我甚至担心自己能活着回国,那时我该怎么去见父母啊。
 
我担心部队将弟弟的烈士证书寄给父母刺激到他们,于是就让警卫员去团民运股要来了烈士证书,心想如果自己能活着回国的话,就亲自当面和父母讲。
 
我揣着弟弟的烈士证书,又经历了第一次战役后,于1952年11月回到了国内的浙江驻地。



一直等到这年春节前,我才鼓起勇气回到家乡。我答应过母亲的,一定将弟弟从战场上带回家。


我让吉普车停在村外,等了好一会儿才敢走进家门。

见我从战场回来,父亲高兴之余赶紧向我打听弟弟的下落。仔细打量着我的母亲也接着话追问,弟弟怎么不回来探家。
 
我避开父母的眼光,拿出烈士证书,说出了那句一直讲不出口的话,弟弟牺牲了。
 
父亲的脸色瞬时变了,母亲也嚎啕大哭起来。
 
我跪在父母的面前,愧意汹涌,我这个儿子,没有完成父母亲交代的任务啊。
 
警卫员喊着“首长”将我扶起来,父亲更不解了,说我这么大个首长,怎么连自己的弟弟都护不住!
 
我只好说明了弟弟牺牲的详细情况,母亲听后哭得更厉害了:“你当哥哥的,又是首长,怎么还不能给弟弟一口吃的,一件棉衣啊!”
 
父母亲的话让我有口难言。
 
作为师政治处主任,60师长津湖战役的伤亡我再清楚不过了,可除了上级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只能规规矩矩听着他们的埋怨。
 
我也无法再去安慰母亲,因为我刚一开口,母亲就哭得更厉害了:“你倒是把弟弟找回了啊!”
 
当天我陪了他们一整夜,直到父亲不再言语,母亲流不出眼泪。
 
拂晓时分,我留下了自己出国作战两年的全部津贴,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家门。
 
此后,我不敢轻易回家看望父母,他们一见到我就会想起弟弟。


电影让人泪目,真实的历史同样令人动容。

徐放带回了勋章,却没带回弟弟。他一辈子都在对弟弟的怀念和歉疚中。

大家也许会好奇,徐放兄弟是不是长津湖电影中兄弟俩的原型。

我想说,像他们一样,一起走上战场的兄弟还有千千万万。

能够一起回家的,却是少有的幸运儿。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无论是在什么年代,国家遭遇到了大型战争,都会有一家人参军的现象。

他们是父子,是兄弟,他们甚至还是夫妻。

下一篇,为大家讲述一个志愿军女兵的故事。

她生完孩子才一个月,就匆匆赶往水门桥。

她要去救人,更要去找人。

要找的这个人,就是她的丈夫,水门桥之战的指挥官之一。

可她急行军赶到水门桥阵地前线时,她却不敢询问丈夫的消息。

理智告诉她,首长不主动说,她就不能问。

明晚,我们陪女兵一起赴水门桥。

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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