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架
冰血长津湖 冰血长津湖13:水门桥 真实故事

冰血长津湖13:水门桥中的女兵“我刚完生孩子,就上了战场前线”

作者:罗伯特刘
2022-02-08 00:00


今天年初八,继续用好故事给各位“战友”拜年。

昨天我们讲了水门桥战场上,指挥官徐放带着弟弟去打仗 ,打完却不敢进家门。(点开蓝字就能看)

徐放在水门桥前线还碰到一个女兵,他第一时间拦住了她的去路 。

女兵刚生完孩子一个月,她只身一路向水门桥追赶。

在冰天雪地中她不分昼夜急行军,每天多达40公里。

累了就找个隐蔽处休息,渴了就抓把雪吃,最饿的时候就剩7颗黄豆。

她冒死前行的目的,除了救人,还要找到前线的丈夫。

刚出生的孩子,还等着丈夫取名字。






1950年12月1日,我的丈夫奉命率部前往水门桥,阻击从长津湖撤离的美军陆战1师。
 
丈夫时任20军60师参谋长,他们是桥边拦截美军撤退的最后一道力量。
 
与此同时,作为60师卫生队指导员的我也接到紧急命令,带队赶赴水门桥前线支援救护。
 
我刚生完孩子才一个月,就千里迢迢追到朝鲜战场,怎么也得和丈夫见上一面。
 
孩子还等着他起名字,婆母还等着我们回去尽孝。




三个月前,在嘉定留守处,我即将分娩,丈夫的警卫员突然回来,告诉我丈夫已经离开山东北上,派他回来照顾我。

我作为20军党委的秘书,比他们还更早知道部队将出国作战的消息,心里有了底倒也不慌。
 
再者,我16岁就参加新四军,早已见惯了战场上的生死。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战士哪有不上战场的,何况那些十八九岁的女兵也都去了。
 
只是,我们是夫妻,更是战友,不能让他一个人去打这场仗。孩子刚满月,我就从吉林辑安跨过了鸭绿江。

此时,美陆战1师已经从长津湖开始突围,我所在的20军也南下到黄草岭的水门桥一带,层层阻击逃往兴南港的敌人。
 
到达辑安时,恰好遇见十几名刚出国就冻伤的连排干部病愈归队,我们一行人以每晚急行军80里的速度跨过了鸭绿江。
 
途径朝鲜后浦时,突然遭遇美军夜航机轰炸,隐蔽过后刚刚出发,街道旁就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哭声。
 
我本能地走过去一看,发现几具躺着的尸体,一个婴儿还在死去母亲的怀里啼哭。刚做母亲的我受不了,说什么也要带上这个孩子。

一边的警卫员急了,说如果带上的话不光会影响急行军,婴儿也会死在我们手里。

我知道他说的对,这里是大后方,天明后一定有人会来救,跟着我们进前线反倒危险。我只能狠下心将婴儿移到了离火堆近的地方,一步三回头追赶起了队伍。

为了减少目标,我们分散成十几人单独行动,不分昼夜行军,累了就找地方隐蔽休息,没过两天我的手脚就都冻伤了。
 
一位朝鲜阿妈妮得知我刚当了母亲,一边给我轻轻搓擦,一边说:“志愿军同目,朝思密达(志愿军同志,真好)!”

这样急行军了五天,我们终于赶到了位于乾慈介的20军军部,警卫员连夜去了黄草岭找丈夫,其他人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我本来已经调往了师里的组织科,可到前线一看,部队伤员太多了,军卫生部已经频频告急,军组织部长就让我去军治疗队任临时指导员。

部长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张口就要枪,说万一遇见敌人,没有枪不行。
 
他当即解下了自己的手枪,又多给了我一个弹夹,说枪给我,但派不出人送我了。

听完这句话,我已经对这场仗有了心理准备,等我到了位于山沟里的治疗队,才真正感受到了它的残酷。




所谓的20军治疗队,不过几栋破茅草屋,里面足足挤了200多名伤员。
 
队长黄坤负责一个室,女军医车淑琴负责一个室,除几名医务骨干之外,护理员都是上海解放后参军的江南姑娘,以及一个班的十六七岁的小青年。

医疗队最大的问题是断粮缺药,尤其是因为断粮没有吃的,又因担心轰炸不准生火取暖,伤员的抵抗力急剧下降,有的轻伤员成了重伤员,有的重伤员则因此而牺牲了。

我与队长当即决定,将治疗队所有人一分为二,男队员由事务长带领去附近山村,寻找老百姓逃走时遗落的土豆和黄豆,女队员劈柴隐蔽生火,给伤员烧炕取暖,烧水洗敷料布。

可找粮的苦苦找了一天,只找来了几十颗冻地蛋和一小包不到一斤的黄豆,女队员好不容易烧起火溶了雪水洗出了敷料布,但一凉开又会立马冻成厚厚的冰条。

几名年轻的女战士,手也洗肿了,耳朵也冻肿了,还有的冻得哭出了声来。
 
她们都还是孩子啊,又都在江南长大,从来没有遇见这么寒冷的天气。所以我和队长没有半句批评,因为她们能来朝鲜战场,已经很不简单了。

而伤员们忍着饥饿和伤痛,一整天就吃这点东西不说,不但没有药,连一块干净的敷料布也换不上。

揭开伤员的包扎敷料布一看,一个个黑乎乎的手指头和脚指头都掉了下来,我和队长却束手无策,我急得直想大哭。

突然,有位伤员指着我们发泄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都快要饿死,成叫花子兵了!”

“什么叫化子兵!我们把美军王牌陆战1师打成了那个熊样,困难是一时的,只要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能胜利回国。”

伤员们争论着,同时也在提醒我们,现在最最重要的同题是要千方百计找到吃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下去。
 
我和队长决定组织全体医护人员,径直翻过广城岭,去军里的转运站背粮拿药。




伤员们听说后着急了,硬硬省下了小半斤黄豆给我们,说你们要不吃几粒黄豆的话,恐怕连广城岭都爬不上去,命就没了。
 
广城岭海拔1700多米,往返得20多公里。

我接过黄豆,一一给分给大家,我先是按每人10粒分,到了最后我和队长分到了7粒。

这时,队长又下命令说,黄豆晚上不准吃,要等出发之前才能吃。所以当天夜里,大家只能喝白开水充饥。

第二天拂晓,大家吃下了黄豆,又喝了一肚子水,便朝离军转运站最近的广城岭爬去。

当天下午三点多,我们赶到了军转运站,吃了几块压缩饼干稍事休息。男的一律背30斤以上,女的至少背20斤,又紧接着开始往回返。

拿到了粮食和药品后,我突然又紧张起来。
 
因为治疗队只剩下伤员了,如果敌人绕过警戒部队偷袭,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我和队长没办法,只有赌一把了,否则伤员也将活活饿死和冻死,到那时我和队长依然是大错。

虽然有压缩饼干垫底,但再次爬上广城岭时,女兵全都走不动了,这20斤的负重可比平时背100斤还难。

我也走不动了,可我是指导员啊,这个时候我必须拿出个主意来,否则到了夜里,冻也把我们冻死在广城岭了。

想到势单力薄的伤员,我让队长和事务长带领男战士先走,然后扎紧粮食和药品,带头朝着雪深的地方往下滚。

这一招果然灵,原本十分艰难的下山,成了一场滑雪比赛。

我和女兵们走几步滚一段,滚一段走几步。到后来,文工团出身的女兵们,竟唱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小路》: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他在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实在叫我心中挂牵,我要勇敢地为战士包扎伤口,从那炮火中把他救回来……”
 
大家唱着歌,相互鼓着劲,直到黄昏,我带着女兵终于回到了治疗队,而且没有一个人掉队,粮食和药品也没有半点的损失。

这天晚上,伤员们吃上了出国后的第一顿热饭——面糊糊,因为里面加了压缩饼干,既好吃又有营养。

伤员们感动得流泪了,说什么也要女兵们吃上几口,但女兵们只是闻了闻,按规定只吃了两片压缩饼干。

这天夜里,大家累得一早就睡着了,可我却怎么都睡不着。
 
白天女兵们唱的《小路》,既是一首军歌,也是一首情歌,那句“他在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实在叫我心中挂牵”,让我想起了一直在前线的丈夫。
 
我去军组织部报到时,首长一时忙得没提及丈夫,我也没问。
 
我的觉悟告诉我,自己不能问。


可我心里想,我千里迢迢来到朝鲜战场,你蔡群帆怎么也得让我见上一面,孩子还等着你起名字呢。
 
我是浙江慈溪人,上初一那年,日军占领了我家乡,不得不随母亲躲到了乡下的老家三七市镇。

不久镇上来了一位老师,将失学的孩子们组织起来读书。说是读书,其实每天大多是听老师讲抗日救亡的道理。

可不出半个月,整个浙东地区都沦陷了,日军也占领了紧邻慈溪的奉化。
 
这时,慈溪来了一支代号“达谊”的部队。
 
当时国民党的“烧毛”部队都在撤,慈溪却来了一支抗日支队,来的第三天就跟日军干了一仗,一时间名声大振,吸引了许多爱国青年学生。

1942年的妇女节那天,读书会的老师又给我们讲抗日救亡的道理,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

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毛主席在延安女子大学成立时的讲话,却让我热血沸腾,让我下定决心要去投奔新来的抗日支队。

母亲识字明理,我没有多想,给她留下一封“女参加抗日是大孝”的家书,就随着地下党辗转找到这只部队。

原来,他们是从上海浦东来的新四军,支队政委叫蔡群帆。
 
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会和他有那么深的缘分。

因为是敌后抗日,支队没有固定的根据地,除了刺探日军情报就是征粮,经常要与两面派的乡长们打交道。

慈溪鸣鹤乡的乡长,既为新四军征粮也替日伪征税。日伪在鸣鹤乡设立据点后,他翻脸变成汉奸,仗着日本人撑腰,私吞了新四军之前派给的粮款,支队里也一时拿他没有办法。

我知道消息后,私自决定女扮男装,只身去活捉这个汉奸乡长。

一天夜里,我围上过了膝盖的深蓝色竹裙,随身带了两颗真假手榴弹,再戴上一顶毡帽,扮成捕鱼的小赤佬,划着乌篷船绕过了日军的碉堡,停在了白洋湖边乡公所的大门前。

我提着鱼篓骗过了门口拿着棍棒放哨的乡丁,冲进屋里用真手榴弹敲醒呼呼大睡的乡长,把他蒙上眼睛五花大绑之后,又押着他回到了乌篷船上。

船刚回到白洋湖对岸,汉奸乡长就连连求饶,答应如果饶他一命,回去后马上返还粮款。

我就这么单枪匹马活捉了汉奸乡长,又要回了十分紧张的粮款,一下在支队和当地有了名声,可我也暴露了。


那是1944年的冬天,我被秘密派到慈北的洋浦乡开展地下工作,可刚去就遭汉奸告密,被日军宪兵队突然包围抓到了东山乡。

日军宪兵剥去了我的棉衣、鞋袜,关进潮汐的木笼里,连冻了几天几夜,接着上刑、逼供、诱供、假枪毙……
 
能用的招数都用了,见我一口咬定是流亡学生,才慢慢放松了对我的刑讯逼供。

一次,来送饭的人刻意用手点了点饭团,我赶紧打开一看,里面藏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的表现我们都知道,一要保持气节,二要保存力量”。
 
末尾两个数字是组织的联络代号。我顿时明白,支队已经着手开始营救我了。
 
第二天,送饭的人又带来一支短铅笔和一张空白小纸条,我在回条上写道:“海枯石烂,我永不变!”
 
转眼两个多月过去,春节前的一天,日军宪兵突然将我押送到了宁波做苦役。

这时,有个年轻的女人三天两头来找我劝降,得知她是日军宪兵队长的小老婆后,我反过来做她的思想工作,给日本人当帮凶,是没有好下场的!

那女人听后,哭着说她也是被日军下乡扫荡抓来的,并答应让日军宪兵队长派一个小脚老妇人来看管我。

营地里有个平常锁着的小门,只有犯人亲属来探监才打开。一天傍晚,我发现小门的锁虚掩着,于是向老妇人编理由说家中找了个保人,一会儿来门口与自己见面。

老妇人以为门口有哨兵把守,不会有什么问题,恰巧这时门口一个哨兵也没有,我出小门一拐弯来到马路边,招手跳上一辆黄包车去了偏远的四明会馆。
 
到了目的地后,我脱下一件衣裳给车夫充作车钱,然后躲在停尸房的棺材后面,等到了深夜才潜入农田,狂奔了一天一夜,终于回到了中共慈溪县委的秘密联络点。

我能从日军宪兵队的营房里跑出来,大家既高兴又有些怀疑,地区委员会对我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组织审查。

看完地委送来的材料,支队长萧群帆一直坚定站在我这边,说我参加新四军,活捉汉奸乡长,被捕又逃出来,要有问题就不是现在了。
 
后来,地委通过地下关系查清了我的表现,这才解除了对我长达数月的内部审查。
 
1945年9月,抗日支队奉命北撤到苏北,编入了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后来的20军,蔡群帆担任军参谋处长,我则调任了军卫生队指导员。

我们相知相爱,慢慢走到了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组织批准正式结为夫妻。

同是军人,每次群帆上前线,对我来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可我没想到,这次的消息来得这么快。




就在我们背回粮食的当天夜里,后半夜前线又送下来一批伤员。
 
担架队的队长告诉我,58师的参谋长胡乾秀和174团政委郝亮,以及几名参谋都牺牲了。

原来12月8日这天,长津湖撤退的陆战1师又开始朝水门桥方向突围。到了下午,一度攻占了临近水门桥的1304高地。

拦截阻击的58师首当其冲。师长将仅剩下的400多人,交给参谋长胡乾秀指挥,命他坚决夺回高地。
 
胡乾秀二话没说,带上警卫员就去了高地前线。

等指挥部队夺回高地,又死死封锁住了通往水门桥的公路,胡乾秀和郝亮这才回到了地窖里的指挥所。

高地得而复失,美军身后的工兵将寸步难行,若水门桥不能尽快修复,整个陆战1师将难逃厄运。

我军如此快速的反击,也让陆战1师察觉到,附近一定有指挥机关。为此敌人派来了可以超低空飞行的10架F4U海盗机。

8架飞机直奔目标高地实施狂轰滥炸,2架则绕着高地四周低空飞行侦察。

一架低空飞行的敌机发现了指挥部藏身地窖外的天线,一个大回旋后接连发射出了两枚火箭弹。
 
另一架也过来掷下一枚凝固汽油弹。地窖内的胡乾秀和郝亮以及参谋、通讯人员,瞬间淹没在一片火海中。

等附近的几名警卫战士冲进去,被炸断大腿的胡乾秀已经奄奄一息,郝亮以及所有参谋和通讯人员已经全部牺牲。

警卫战士将胡乾秀简单包扎,轮班将他背到师卫生队时,胡乾秀早已牺牲在了战士的后背上。
 
作为军党委的秘书,军团以上干部都记在我的脑子里了,胡乾秀和郝亮,我都再熟悉不过了。
 
34岁的胡乾秀,湖北阳新县人,13岁参加红军,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担任了新四军52团参谋长。
 
1945年率领部队于江苏高邮县三垛河两岸设伏,一举歼灭日军1个大队和伪军1800余人,击沉日军汽艇三艘,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新中国成立后,胡乾秀升任任9兵团20军58师参谋长后,被派去南京军政大学深造。

刚过一年,得知部队准备赴朝作战后,胡乾秀立即申请刘伯承院长批准,中断学业返回了58师驻地。

当时军政大学是被上级重点培养的干部才能去的,见自己的参谋长突然归队,师长还问他为什么不珍惜机会好好深造。
 
胡乾秀的回答真诚又简单,“读上几年书,不如打上一场仗,我到朝鲜战场学习好了!”

跟胡乾秀一样,33岁的团政委郝亮也是主动要求来参战的。
 
他是山东莱西人,中学毕业后回家乡担任教员,秘密加入民族先锋队,是20军首屈一指的政治干部。

20军自浙江嘉兴移师山东枣庄时,郝亮已经被任命为军组织部部长。

能去军里当组织部长,这是一件令许多人羡慕的事情,可郝亮舍不得174团这支他从家乡带岀来的部队,请求军首长,说等和同志们一块到朝鲜打完仗回来,再与候任政委交接。

没想到,一去不返。
 
听到这个消息,我先是愣了一会儿,突然控制不住躲在一边哭了起来。

连这样级别的指战员都牺牲了,我更加担心起身处前线的丈夫。



长津湖战役开始后,丈夫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
 
自12月1日,陆战1师从长津湖撤退,开始突围的第一天,我军就炸毁了他们的必经之路——水门桥。
 
没想到美军的后勤能力十分强大,炸毁一次,他们修复一次。

第三次炸毁水门桥时,丈夫还靠近做了仔细观察,并判断这一次修复至少需要个把月,而到那时,陆战1师肯定早已不复存在了。
 
可到了12月9日夜里,美军占领桥头阵地后,却又一次修复了水门桥。看着疯狂撤退的敌人,大家都预感到这将是我们对美军的最后一击了。

而此时,负责在桥边阻击敌人的60师和58师,两个师只剩200多人,就算是全部战死,也无法挡住还有1万多人的陆战1师。

这分明是一场生死碰撞。
 
胡乾秀牺牲后,丈夫奉命统一指挥20军的一线战斗部队,继续在水门桥附近阻击突围的陆战1师。

丈夫侦察完前线地形后,将阻击位置设在1304高地以南水门桥以北的一个小峡谷内。此时的阻击部队只能去打巧仗,否则将伤亡殆尽。

当天的后半夜,美军断后的10辆坦克行进到小峡谷时,打头的那辆突然失灵停在了公路中间,顿时挡住了后面9辆坦克的去路。

此时,60师还有一个专打坦克的特战班,再加上赶上来的26军的2个火箭筒班,丈夫下定了坚决打坦克的决心。

与此同时,他又挑选了5名侦察兵出身的战士,化妆成朝鲜难民靠近美军,择机近身攻击掩护坦克的步兵。

丈夫知道这几名战士将有去无回,刚要说些什么,战士们就抢先说:“首长,我们坚决执行命令。”

5名侦察兵吸引美军步兵火力牺牲后,火箭筒班和特战班趁机靠近击中了4辆坦克,爆破组又打掉了4辆,剩下的2辆在步兵掩护下逃出了伏击圈。

丈夫又指挥部队继续攻打美军的步兵。可哪里知道,美军一个排的步兵全部穿了防弹衣,志愿军的轻武器不但打不倒他们,反而增加了自己的伤亡。
 
战士们并没有停止战斗,端着武器继续步行追击敌人。但在美军强大的装备之下,12月10日拂晓,陆战1师最终全部撤过了水门桥。
 
当天上午,军卫生部命令治疗队前移黄草岭,说水门桥附近的伤亡十分严重,大量的伤员等着救治。

我急忙带上治疗队的骨干出发,等到了目的地已是深夜了。

这时我才知道,兵团部已经命令20军撤出战斗,而因为通讯落后传达不顺畅,一时没有接到命令的一线部队,他们还在奋力徒步追击敌人。

丈夫怎么样了,是死是活,还是负伤,我一概不知。




丈夫原名叫蔡和民,上海人,父亲去世后,与在纺织厂做工的母亲相依为命。

还在上海中法学堂读书时,丈夫就参加了上海地下抗日救亡组织,改名叫蔡群帆。

1939年年初,24岁的丈夫到浦东担任中共青浦工委军事部长。中共地下党为了保护婆母,派交通员将婆母秘密送往山东胶东抗日根据地。

秘密离开上海的那天夜里,婆母说自己的儿子在上海,去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
 
地下党交通员只好编假话,说丈夫已经去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去那可以见到儿子,婆母这才匆匆坐上客轮去了根据地。

婆母认字又能吃苦,不久就成了支前模范,还参加了胶东八路军,可抗战胜利了也没打听到儿子的下落。

这时,有消息说儿子的部队已经去了东北,婆母又赶紧乘船去了东北,一边在四野的服装厂工作,一边打听儿子的下落。

可新中国都成立了,已经升任正连职的婆母还是没有儿子的消息。

直到1950年元旦后,婆母又打听到,儿子参加的是新四军部队,大都属于陈毅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只要去上海找到陈老总,就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儿子。
 
于是婆母请假从大连乘船回到了上海。上海当时刚解放,第三野战军云集市郊,吸引了许多来寻亲的家属,尤其寻找高级干部的,都会直接找到陈老总。

春节前的一天,陈老总刚送走几拨人,秘书又报告说,有位小脚的女军人点名要见他。

婆母虽然裹着小脚,但身穿军装的她一点不怯场,先敬军礼,又掏出了正连职的军官证证明身份。

陈老总不光举手还礼,还称呼她为“革命的老妈妈”。听说是来上海寻儿子,就问她儿子叫什么名字。
 
“蔡群帆。”婆母生怕陈毅不明白,开始一个字一个字解释,蔡和森的蔡,群众的群,帆船的帆。

陈老总有些犯愁,第三野战军里,新四军出身的干部成千上万,如果没有更准确的消息,这等于是大海捞针,等找到人春节早已经过去了。

这时,婆母突然想起来之前有人告诉她,儿子后来去的是浙东抗日支队。

而浙东抗日支队正是在20军的前身,如果蔡群帆没有牺牲,现在至少是一名团级干部了。

陈老总赶紧打电话给20军军长,一问蔡群帆人在嘉兴,已经升任了20军的参谋处长,而且刚刚结婚,儿媳妇也在军里担任军党委秘书。

婆母听后高兴地哭起来,陈老总却赶紧道喜:“喜上加喜!革命的杨妈妈,你应该高兴啊!”

找到了丈夫的下落,陈老总又吩咐秘书,用自己的车将婆母送到了嘉定的20军军部。

当时,我和军政治部的人正在筹备春节联欢会,得到消息后,丈夫赶紧来拉我往驻地的大门口跑,边跑边告诉我,母亲来部队了。
 
我这才知道,他们母子已经失散整整11年了。
 
婆母见到我时,左端详右端详,看了好半天悄悄对丈夫说:“有喜了没?”
 
我脸刷一下,红得烧起来。
 
一家人重逢不过一年,我们就要入朝了。临上火车前,我把襁褓中的孩子送到幼儿园,给家中母亲写了家信,又特地去看了趟婆母。
 
那时婆母已经从部队转业,回到了上海的家中,她已病得很重。可她明事理,说这仗和当年打日本鬼子一样要紧,我和丈夫都应该去。

我顾不上那么多了,我必须得找到丈夫,带他回去团圆。



可60师的伤亡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尤其是预备队180团伤亡更为严重,团长和参谋长都牺牲了。

我带着治疗队直奔180团的阵地而去,刚出发不久,遇见了60师政治部主任徐放。

徐放告诉我们,不要往前走了,你们去师卫生队吧。

可我坚持要离阵地近一些,方便就近抢救伤员。徐放不得已说出了实情,180团在1081高地的指战员,没有一个生还,全部壮烈牺牲了。

到了后半夜,我们赶到了60师卫生队一看,情况比我刚到军治疗队时还要糟糕。

所谓的手术室,其实就是一个包扎室。药品只剩下了酒精和碘酒,棉球和敷料布也是拆了棉衣和没穿过的衬衣做的。不仅伤员越来越多,而且送来的伤员牺牲人数也在增加。

到了安置伤员的坑洞里,有一名女护士情急之下,抽自己的血给重伤员输血,直到头昏了过去。

另一个坑洞里,伤员大多已经牺牲,两名女护理员抬累了,躺在牺牲战士的遗体边打起了瞌睡。

我们立即分成几个小组,分头喂消炎药片,替换伤口的敷料布。同时,将随身带的压缩饼干做成面糊,让每位伤员都喝上一点。

这时治疗队的人报告说,负责警卫的班长不让生火。

坑洞里没有一点热气,一时无法后运的伤员,时间久了冻也冻死了。

我找到那位班长亮明身份,告诉他不能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火堆点的尽量远一些,只取不冒烟的木炭。

班长点头同意了,还让我们帮着去一起烧炭。

就这样忙到了第二天的拂晓,伤员的救治才有了个头绪。可丈夫还是没有消息。
 
当我检查完所有的坑洞时,突然有一个人拄着木棍走到了我的面前。我习惯性地问道:“同志,你哪里受伤了?”

见来人拉下护耳的帽子上全是雪,眉毛和胡子上也挂了一层厚厚的冰碴,我还以为来人冻得不能说话了,于是又比划着问:“同志,你伤在哪里了?”

这时,丈夫的警卫员突然冒出来说:“大姐,这是首长啊!”

见牵挂了这么久的人活着回来了,我顿时热泪盈眶,一时无语,不知说什么是好。

原来,丈夫拂晓才奉命撤离了战场,因为战士们都集体抗命,说累死也要继续追击陆战1师。

没有办法,一直到战士们累得全都瘫倒在雪地里,丈夫才再次命令撤出战斗。
 
战士们不甘心又内疚,流着眼泪说:“首长,我们让美国鬼子跑了啊!”

不光是基层的战士们这样,丈夫统一指挥的58师172团团长也不愿撤出战斗,说谁的命令他也不听!

说完,带着仅有不到一个班的战士继续追击,直到精疲力尽倒在了雪地里。

因为急着去军里汇报,丈夫说了几句话就要匆匆离开。我急忙追上去,告诉他必须赶快给伤员运吃的和药品,否则牺牲还将继续。

当天夜里,后勤部队便运来了粮食和药品。

我们终于活了过来。


当时陆战1师已经全部撤出了黄草岭,敌机减轻了对后方的轰炸,转眼就是元旦,新年要有新气象。

军治疗队和60师卫生队联合决定,要给全体轻伤员洗了一个热水澡,换上新运来的棉衣。

而所有的女兵,除了我和另一名女军医结了婚,其它都是清一色的小姑娘,可她们没有一丝的害羞,到是伤员们都扭捏捏捏,遮这掩那的。

年轻的女战士们说,把她们当成自己的亲姐妹好了,说了好半天,伤员们才肯答应洗澡,有的竟哭得稀里哗啦。

半个月以后,重伤员已经后送到了国内的医院,我们奉命护送可以走路的轻伤员南下咸兴休整待命。

翻过黄草岭主峰的那一天,我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一眼,水门桥和1081高地就在眼前,北去的长津江宛如一条飘带,如果没有战争,这里绝对是一处美丽安宁的观景地。

1952年的11月底,20军奉命回到了国内的辑安。正当南下上海时,志愿军总部又将丈夫调到了中朝联合红十字会,负责去南朝鲜视察与交涉志愿军被俘人员事宜。

命令当天夜里到达,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分别时,他叮嘱我,回到嘉定后第一时间去看婆母。

我到了上海后,连一别两年的孩子都顾不上看一眼,径直去了上海的老房子,可老家的亲戚告诉我,婆母已经病逝一年多了。

我流着眼泪又去了幼儿园,可孩子根本不认我,连声妈妈也不叫,我不抱还好,一抱哇哇哭得更厉害了,我也跟着哭起来。
 
没有办法,我只好又回到了部队,孩子继续留在幼儿园。
 
回去才得知,胡乾秀参谋长牺牲不久,他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妻子为了纪念他,给小儿子起名叫胡忆朝。

1954年春天,丈夫完成了任务回到了上海。
 
见到婆母的遗像时,他跪在地上,顶天立地的军人嚎啕大哭起来,任凭亲戚怎么劝也长跪不起。

我赶过去时,丈夫还傻跪在那里。
 
我只能流着泪劝他,我们失去了妈妈,可有多少战士的妈妈失去了儿子啊!

她是女兵,更是女人。

当她们毅然投身战场时,先要克服的是身体与观念上的障碍。

我们无法想象王苏菲在冰天雪地中如何克服身体的极限,也不知道她由此留下何种后遗症。

那时的女兵不要说配枪,可能连一身合体的军装都没有,就要在生死一线的战场上穿梭。

在前线士兵伤亡严重的战斗中,她们还得冲上阵地拖回一个个体重远超自己的伤员,勇气令敌手震惊。

但那么多的战争电影中,女兵为主角的少之又少。

人类已接受了战争中女性缺位、配角的认识。而她们的感情史和心灵故事,更是被长久忽略。

在朝鲜战场上,王苏菲是女兵,女人,还是妻子,母亲。

她的故事应该被更多人看到。

明天我们将带来水门桥系列的第三篇。

一个特战班,班长带领18个特战战士,坚守水门桥第一道关卡。

侦察、战斗、穿插、阻击,个个有绝活!

但阻击战斗还没开始,班长就带头违反了军纪。

这是为什么?

明晚20:15分,在那最寒冷的一战,看人世间最温情的一面。




点击阅读全集:冰血长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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