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短篇故事

因为病人喝水少,我要把他截肢,你们看完别骂我

作者:陈拙
2022-02-10 22:50

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都在刷屏“开挂”的谷爱凌。我成为不了她那样的人,但我认识另一位“开挂”的人,把他拉来写故事了。

他叫刘开心,是一名医生,在医院最难的科室之一心外科。

他出生在高考内卷第一省山东,选择学医后,考上了中国最好的心脏专科医院,老师是中国最好的心脏外科专家之一。

30岁出头,老师退休,带着他去了中国最好的大学,创办了大学附属医院的心外科,几年时间,科室又成了中国顶尖的心外科。

今天是他的第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格外有意义,因为故事的争议特别大,而他是站在被质疑的那一边的。

他说,自己理解,那个哥哥在最后一次手术前,“杀死”了自己的弟弟。

7点50分,我坐在办公室等那个人,已经快半个小时了。
 
到了8点,他要是还不来,我得去给病人查房、换药、开检查。
 
可是直到8点05分,我还是没有看见他。
 
查完房、换完药后,已经是早上9点左右的光景。不久后我有台手术,所以没顾上回办公室,我径直向手术室走去。
 
我们科是全国顶级的心脏专科,接触的几乎都是危重病人,很多人把我们这里当最后的救命稻草。
 
我怎么也不相信,我等的这个人,会在办理住院后放弃治疗。要知道没住院前,他是那么渴望我们能收治。


我是在2019年冬天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
 
那天我跟主任一起出门诊,叫到“王一”的时候,已经是那天上午所剩不多的几个病人了。
 
王一不高,1米7左右,人很瘦,穿一件深色西装外套,陈旧但整洁,里面套一件白色衬衫,感觉是个干练不张扬的人。
 
刚进门诊室,他就把手里抱着的厚厚一摞资料往桌上一放,转身出门去了。没多久,他又抱了一摞检查结果单折了回来。
 
他分门别类地跟我和主任介绍:“都是这一年的片子,有CT、核磁、胸片......”
 
狭小的桌子被王一不断从袋子里掏出来的资料越堆越满,已经没什么多余的空间了。
 
他这才停了手上的动作,站在那里看着主任和我,一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点头满是歉意地笑着。
 
后来,他又把那些掏出来的资料和病例收了回去,一边收一边说:“带得太多了,放不下了,我抱着吧,你们要看什么,我来找。”
 
我盯着他,悄悄地比划了一下那些病历的厚度,拇指和食指使劲儿伸开,勉强能够到的样子。
 
王一很细心,看到了我的小举动,尴尬地笑了笑,用力颠了颠怀里的病例,说:“这是最近三个月的,之前的在外面箱子里,如果需要的话,我再去拿。”
 
见这情形,我和主任心里有了些底,问王一到底是什么病。他告诉我们,得病的不是他,是他弟弟,王生。
 
王生的病是缩窄性心包炎,10年前做过一次手术,但术后身体一直不好,总反复出现症状。
 
前些年吃药还管点用,过去的10个月,病情突然严重恶化,住着院还勉强能维持,一出院回家就不行。
 
王一一边说,一边找检查报告,话还没说完,最近几次的心脏彩超结果,就被他从那一厚摞病历里找出来了。
 
我数了数,足足6家医院的彩超结果,都是全国规模很大的心脏中心出具的。
 
像王生这样厚的病历,我见得不少。因为,我所在科室接收的危重病人数量非常多,占比在全国应该是最高的。
 
虽然医院建科时间不长,但主任却是全国公认的危重心脏外科的领航人。
 
即便是当年,他在阜外这样的顶级心脏专科医院,接手的也都是别的医生不敢做手术的重病人,常常被认为是心脏外科最后的保障。
 
自从在阜外退休,主任就带着我们师兄弟几个来到现在的医院,创立了心外科。开科不久,就有很多重病患者慕名而来,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治疗。
 
2018年年初,王生的病情开始恶化,王一就带着弟弟从深圳、广东一路向北,边打听边找医院治疗。
 
但都快把中国跑遍了,也没有医院能接收王生。
 
找到我们医院,也是王一听别人推荐来的,说如果这里还接收不了,就让他死心了。

心包炎其实是个说法简单,实际上非常可怕的病。
 
患病的人,相当于心脏外面被包了一层厚厚的铠甲。心脏被裹在铠甲里,就会受到压迫,活动能力也因此受到影响。长此以往,甚至心脏的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由于铠甲和心脏是紧紧粘在一起的,所以手术剥离的难度很高,在术中损伤到心脏是常有的事儿。
 
哪怕是在铠甲被完全剥离后,心脏也会因为长期受压迫而丧失部分心肌功能。术后,大量液体涌入心脏里,心脏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它们,还是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即便是心脏外科技术日臻成熟,普通的心外科手术死亡率基本都能保持在1%-2%的当下,这类手术就算在最好的心脏中心,死亡率也会高达5%。
 
这就像一个穿着钢马甲的孩子从1岁长到18岁,发育一定是异常的。这时候给他取下马甲,他的身体也不会立马变得像正常人一样。
 
看了王生的病历,几家心脏中心的检查结果出入不大,王生的心脏已经缩得只有正常人一半大,心功能非常勉强。
 
主任一边拿着资料自言自语,一边问王一:“病人现在怎么样?”
 
只见王一掏出手机,迅速找到一段他给弟弟录的视频,双手把手机捧到主任面前。主任看完,不禁“吆喝”了一声,“真够严重的!”
 
看我一直探着头,主任把手机递给了我。
 
视频里的小伙子正如王一所说的,瘦得特别厉害,四肢纤细,肚子很大,应该是有很多腹水排不出去。他的皮肤很薄,呼吸的时候能看到肋骨一根根暴露出来。

王一说,他弟弟这样已经有10个多月了,尤其是近5个月,体重掉得特别快,现在勉强能上2楼,睡觉必须要垫高后背。这些其实都是心衰的典型表现。
 
主任犹豫了一会儿,最终告诉王一,他弟弟还是可以做手术的,只不过风险很大,让王一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主任话音一落,王一黯淡的眼睛却突然瞪了起来,闪着光。他说话的声音一直是抖的,就连接过手机的双手,也清晰可见地在颤抖。
 
他说,他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只要我们肯给他弟弟做手术。顿了顿,他红着眼圈儿说了句:“你都不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
 
王生的病情一直反反复复,所以每次入院都要做很多检查,但是那些检查都不能治本,他弟弟的情况越来越差,还经常被人拒之门外。
 
但即便这样,王一都没有放弃带弟弟再去下一家医院。
 
主任让王一随时和我联系,并嘱咐我说王生的病情非常重,等他住进来,需要多调养些时间,这样上手术的时候才会更踏实一点。
 
而王生能不能上手术只是一关,能不能下手术是第二关,能不能出监护室、恢复是否顺利,则是第三关。
 
我盘算了床位,跟王一说三天后就可以入院了。王一听罢,后退了两步,深深地对我鞠了一躬,说:“谢谢您刘医生,我们这就回去准备。”
 
他的鞠躬让我觉得受之有愧,也让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王生救回来。

王生入院当天,他妻子推着轮椅把他送到医院里,王一则跟在后面,背着大包小包。
 
床位安排妥当后,王一停留在了护士台,听着护士的安排跑前跑后的,我好不容易抓了他一个空闲,让他忙完了来办公室找我。
 
他笑着点了点头,幅度不大,力气也很小,看得出来,他这几天被折腾得不轻。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他眼神里的兴奋。
 
等他办完手续,坐在办公室的时候,屋里的空调也止不住他满脸的汗水。听他喘气的声音趋于平缓,我才跟他说,我需要了解病人的治疗过程。
 
虽然我不断提醒他说重点,但记录病情也用掉了大概半小时的时间。
 
越听他讲,我越是打心里佩服这个男人——作为兄长,他这些年一直陪着弟弟看病,对弟弟的病情了如指掌,就算我问到他每次住院是因为什么指标不好,而导致弟弟的身体出现了其他问题,他都能迅速且清楚地告诉我。
 
结束谈话前,我嘱咐他明早会有一次抽血,护工也会来指导病人和家属做检查,让他在病房别离开。
 
第二天下午,我收到了王生的检查结果,一切没有我想的那么乐观,伴随而来的其它问题,都严重影响着我们对他的判断和治疗策略。
 
由于他的心功能很差,于是连带着肝脏、肾脏的功能指标都出现了严重异常。
 
特别是肝,已经到了肝功能衰竭的边缘,这不仅增加了他术后肝衰竭的可能性,还严重影响他的凝血功能,术中出血会比普通病人严重,并且不好止血。
 
我想找到王一商量一下后续的治疗方案。
 
走到病房的时候,王一没在。王生和他妻子都在休息,他半坐着,眼睛耷拉着,没什么光亮,一直吸着氧,但喘息声还是很大。
 
我不禁想到王一跟我说过,这一年多来,弟弟王生从没睡过一个整觉,很多时候都是坐着,跟熬鹰似的熬一宿。
 
如此的折磨却还让这个人这般活着,我很清楚,很大原因要归功于他的哥哥王一在背后默默地付出。
 
我问他们,哥哥去了哪儿?王生妻子抢先告诉我说,王一下楼打饭了。
 
我随即让她约王一明早8点前见面,并特意强调,让王一尽量早点到,8点后我需要例行查房,9点后我还有一台手术。
 
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我一直等到走向手术室,他都没有出现。

通往手术室的走廊里,玻璃反过来的光照在我身上。
 
我不敢相信,王一可能因为弟弟的病情太重,到了要动手术的前一秒,选择临阵脱逃,但这样的事情以前出现太多次了。
 
正这么想着,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走廊远处传来——“刘医生!”
 
我回过头去,光影下一个黑色的剪影向我这边跑来,等近了我才看清身形轮廓,是王一。
 
那一刻我竟然兴奋起来,站在原地等他过来。
 
还没等喘平气,他就连连跟我道歉,说最近事情多,人实在是太累了,早上定的闹钟没听到,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8点多了,他就赶紧往医院跑。
 
我摇摇头示意没关系,然后把昨天的检查结果大概跟他说了一遍。他两只手放在胸前,握得紧紧的。
 
我提醒他,手术风险非常大,让他在我去做手术的这段期间好好琢磨琢磨,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去手术室了。
 
再见他的时候,是我下手术后,在楼前小广场,他正在长廊边的长椅上抽烟,眼睛盯着地板,没什么表情,但看起来很专注。
 
“想啥呢?”我问他。
 
“还能有啥,我弟的病呗。”他长叹了一口气,像是问我,又像是自问:“你说他咋就这么倒霉?”
 
我没办法回答,转而问他,这些年是不是一直都陪着弟弟看病。他告诉我说,因为弟媳妇没什么文化,病的事情都不太懂,所以前前后后都是他跟着。
 
他原本是做生意的,之前也有个小公司,身上有点积蓄。
 
这些年陪着弟弟看病,那点钱也都花的差不多了,就连公司也卖了,说是没有时间管理,但我想着,多半是为了给王生看病凑钱卖的。
 
因为像这种重病人,刚入院后,什么都没做呢,就得先交至少10万块钱押金,看着几十几百万的钞票,到了医院里,都不经用。
 
可以想象,王一自己的家庭,很可能因此被拖累。这样的家属我以前也见过,长期陪着兄弟姐妹看病的,顾不上自己的小家,常常因此跟爱人、孩子发生争执。
 
他看了看我,仿佛意识到什么,连忙说:“我还行,有些路子,靠着朋友帮忙什么的,有收入。刘医生,钱不是问题,您千万别担心!”
 
他这是误会我了,我摆摆手告诉他,自己只是觉得他挺了不起,不仅前前后后操持着弟弟的病,还拿着钱养活了两家人。
 
他有些不好意思,下意识挡了挡自己变红的眼睛,说:“自家兄弟,应该的!”
 
我没有再接话,只听他像是喃喃自语说着,这些年因为病得重,怕家里父母担心,所以王生逢年过节都不敢回家,还好有亲戚照顾。
 
他想着,能尽快把弟弟的病治好,这样也能早点给父母一个交待。
 
我告诉王一,因为王生的病情很重,所以我们想更多地了解患者家属的想法,才好安排后续的治疗。
 
王一很坚决,告诉我只要有办法就愿意试一试,毕竟王生的病情总反反复复的,不做手术也没什么出路。
 
后来,他又问我这次手术需要多少钱,我让他先预备着20-25万,多退少补。
 
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点点头说,该做的检查就做,让我不用害怕,并且强调对于手术的风险他都已经非常清楚了,需要他配合的地方,随时说。
 
记得那是冬天里为数不多,十分暖和的下午,我和王一告别时,空气里散发着一丝青草和泥土的味道,有种蓬勃、重生的感觉。

经过一周多的精细调整,王生的状态改善了不少,在和麻醉科、心内科一起评估、讨论后,手术按计划进行。
 
手术并不好做,从8点开台,结束已经到了下午5点,其中,因为本身凝血功能就不好,止血就止了近3个小时。

术后,王生的心脏被打击得很严重,所以心功能很差,需要一直拿个小皮鞭狠狠抽它,才能保证它是清醒且运转的。术后给他注射的药物,就是这个小皮鞭。
 
王生的药物剂量很大,约莫是一般患者的3倍,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王生的心脏很辛苦,但也要它一定扛住小皮鞭的抽打才行。
 
我把王生推出手术室的时候,窗外整个天空都映照着夕阳蓬勃后的倦感,残晕逐渐退却,夜色尚未吞噬。
 
等我把病人术后的一切都安排好,在监护室门口,我见到了王一,他就像在村口站了一天,等着孩子归家的父亲。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王一更像是王生的父亲,他对王生的付出,并不单纯只是兄弟间的付出。
 
他说,父母岁数大了,身体和精神都经不住打击,弟媳妇没文化,什么事情都不太懂,就连签授权委托书的时候,夫妻的“妻”字,都是看了半天比划着写上去的。
 
所以,王一必须要去做个家长。
 
我嘱咐王一,手术做了只是第一关,后面能恢复成什么样子,能不能出得了监护室,还要看王生的造化。
 
王一握着我的手,连成句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低着头,转身,又在转回来,一个劲儿弯腰向我致谢。
 
王生的妻子就像丧失了站起来的力气,一直坐在旁边,上半身前倾着,流着眼泪,听着我和王一的谈话。
 
我安顿好他们,回去写完病历,对我来说,这段日子以来,悬着的心也算是放下了一半。
 
王生平稳地度过了术后的前2天,他的心脏功能恢复很快,药物也不断下调,术后第3天,就脱掉了呼吸机,晚饭时,就开始自主进食了。
 
夜里,我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正平静地睡觉,那时,连平时很烦躁的输液器、监护仪的声音,在我听来也悦耳不少。
 
术后第4天,我见到了王一,他看到我来监护室,便远远地跟我打招呼,而且改口喊我:“刘老弟!”
 
他整个人非常兴奋,迎上来拉住我,告诉我王生这两年来,终于在昨晚第一次睡了一个整觉,感觉弟弟一觉醒来就像重生了一样。
 
没等我交待清楚对异常指标的担心,王一就急着要请我喝酒吃饭,见我一直拒绝,他就也没再坚持。
 
凯撒说过,人不愿意看清全部事实,人只愿意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那部分。
 
大概是手术太顺利,王一、王生兄弟俩仿佛都只听到了“手术顺利”,却忽略了“心功能还是差,不要掉以轻心”的事实。

王生术后第5天的清晨,我接到了护士的电话,王生状态不是特别好。
 
我放下材料,立马赶回了病房,快步走向王生的床位。
 
只见他半靠在摇高了的床头,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滚而下,喘气声短而急促,眼睛瞪得大大的,透着焦虑,也透着惶恐。
 
面前的简易餐桌上摆着半碗粥,还有一个空空的餐盒。
 
王生的爱人站在旁边,拿着手绢不停地擦着他头上的汗,紧皱着眉头却说不出一句话,而王一在一旁握着手,脚步不听使唤一样的左右摇摆。
 
旁边的监护仪发出刺耳的报警声,血压、心率的指标不停的闪着:血压76/45mmHg;心率170bpm——一个远低于、一个远高于正常标准。
 
见我来了,王一的眼睛立马放光,迎上来问我说,王生早上还好好的,吃了早餐就开始不舒服,让我看看是怎么回事儿。
 
我没理会他,摸了摸王生的脚,湿冷湿冷的,看了看指标,和我预测的差不多:王生心衰了。
 
我问王生早上吃了些什么,才知道他竟然吃了两个大包子、一碗粥,还有一个苹果和一个橘子。
 
王一一边回忆王生的早餐,一边说:“他觉得饿,我以为是好事儿……”
 
我的火气“腾”地一下上来了,冲着王一喊:“我昨天怎么交代的?少食多餐!一次吃这么多,心脏怎么受得了!”
 
王一站在一旁,低头不敢看我,小声说抱歉,他以为术后应该增加点营养,就给弟弟多准备了些吃的。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说完,我意识到自己情绪有些失控,又平复了一下。
 
我给王生用了抗心衰的药,并告诉王一,先观察3小时,如果效果不好,还得转回重症监护室处理。
 
安排好这些,我就去赶着做下一台手术了。术后,我又立马朝监护室走去。
 
王一在门口焦急踱着步子,见我过来正要和我说话,我摆摆手止住了他,“我先进去看看再说“。
 
他不再吭声,停在那儿看着我从他身边走过去。
 
监护室里,王生很安静地侧躺在那儿,看起来稳定了不少。
 
我跟管床护士交接了一下情况,护士告诉我,王生泵了利尿的药,尿出来了,人明显好多了。
 
两天,王生尿了3.5升,心衰症状大有缓解,稳定以后,我们让王生回到普通病房。
 
王一站在床边,当着我和王生的面,举着手,像发誓一样,大声说:“我就算渴死你,我也不敢这么惯着你了!“
 
看着他的样子,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王生的情况稳定,我准备去手术,出门前,护士跑过来告诉我,王生今天的化验结果出来了,血色素很高,血液粘稠,问我要怎么处理。
 
我刚想放下的心又悬到嗓子眼,多半是因为这两天利尿药用得多了些,加上王生本身的血色素就高,一下子血液浓缩了,这很容易导致血栓。
 
这下子可好,扛过了心衰,又要抗血栓。
 
本想着给他放放血,但主任说王生的心功能太弱,放血一是危险,二是放血量不好把控,只好继续调整药物,再多给王生输些液体,还得让他多喝水才好。
 
第二天一早,常规查房,我见到躺在病床上的王生,他显得很不自然。
 
他告诉我,自己的右腿疼,说罢,挽起裤腿让我看。
 
王生的右腿颜色有些苍白,我摸了一下,腿是凉的,并且两只脚温度也不一样,我把他的裤子往上翻了翻,才看到他右腿膝盖附近有一小片淤青。
 
王生告诉我,昨晚9点多他感觉到腿疼,一开始以为是躺了好多天,腿疼很正常,忍忍就能过去,结果没想到疼到现在。
 
我和主任四目相对,这可不是好兆头。主任让我做个超声检查看看血管,我快步走出病房,正撞见王一买饭回来。
 
他本来很高兴地要和我打招呼,看我脸色不对,突然很慌张地说:“这次我真没给他喝水!昨晚护士交代了让我们多给他喝点,我都给制止了!”
 
我看看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我知道他是为弟弟好,也不好责怪他。
 
顿了好一阵子,才让他一会儿带着王生去做个超声,等拿到结果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我刚离开,就听见后面传来一句:“这是又咋了?”
 
看着超声结果,我的心沉了下去。
 
由于血液太粘稠,在大血管里瘀滞了,造成阻塞,以至于离得心脏远的血管,没有血流通过,再远处的组织因此而缺乏供血和氧气。
 
时间一长,这些组织就慢慢死亡了——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
 
紧急会诊后,外周血管科的医生初步判断说,应该还有机会给王生做介入治疗,把栓塞的血管取出来就好。
 
主任让我抓紧准备,务必争分夺秒。
 
我把王一叫到了办公室,外周血管科的同事把所有情况详细给他说清楚后,让他尽快做决定,再晚怕是没有机会了。
 
王一听了,连忙问:“您说没机会是指什么?”
 
外周血管科的同事告诉他,如果手术做晚了,栓塞太严重,就只能给王生截肢,来保住他的命。

空气瞬间凝固了。办公室能清清楚楚地听到电脑散热器的轰鸣,以及钟表的滴答声。
 
我感觉王一此刻是茫然的,他的眼神有着瞬间的空洞,但他很快定了定神说:“那等什么?抓紧手术吧!”
 
他签完字后站起身来,对着我俩各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两位,拜托了!“
 
看着护士们忙东忙西,王生很惶恐,一直在问王一究竟发生了什么。王一一边忙着帮护士收拾,一边安慰王生。
 
他轻轻地捋了捋弟弟的背,告诉他没什么大事儿,只不过是因为卧床久了,血管里的血液凝固了,做个小手术,从腿上伸个管子,把血块掏出来就好了。
 
听了这话,王生才显得踏实下来,他自己慢慢移到了转运床上,但眼神仍然飘忽,我感觉到了他内心的犹豫和挣扎。
 
我看着站在一旁的王一,他不断地安慰着弟弟,重复着那句:“没关系,小手术,一会就回来了。”
 
说完,他冲我生硬地扯出一个淡淡的笑容,我能感觉到他心底同样有诸多惶恐与不安。
 
我想起手术前那个春意盎然的下午,他告诉我,将近10年的时间里,他早就习惯在弟弟面前变着法地鼓励、安慰,有时候为了让弟弟安心,甚至会用一些小小的谎言来欺骗弟弟。
 
而所有的负面情绪,都由他自己承担。
 
来北京前的那段时间,王一跟我说他总做噩梦,像魔怔似的,不断梦见王生去急诊心衰抢救的样子。
 
他看着弟弟不停地喘,人都快喘不动了,肋骨看得清清楚楚,吓得他突然醒了,夜里在床上坐着不敢再睡,就这么熬了一宿又一宿。
 
虽然有时候,他能感觉到弟弟清楚自己的病情,每次住院,他也能感受到弟弟的痛苦,但他也知道,弟弟当着自己面,总会尽量显得坚强些。
 
这种心照不宣的彼此隐瞒,总让我心里忍不住地难受。
 
直到患者接送处的自动门缓缓关上,王生进了手术室,一瞬间世界仿佛就安静了下来。
 
我在家属等候区门口站了一会,趁着这个机会和王一仔细说了王生的情况。
 
王生感叹着,看个病就像是走迷宫,到处都是陷阱,避无可避。我告诉他,重病人大多都是这样,不是这里容易出问题,就是那边惹是生非。
 
说着说着,王一突然就沉默了,盯着脚底发呆。我能感觉到,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个男人顶着多大的压力。
 
他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一直以来都挡在弟弟的面前,不仅不停地帮弟弟稀释着压力和负能量,还要不断地压迫自己,转回头,再继续给身边的人信心和勇气。
 
他可能真的太累了。
 
我正想着该如何安慰一下这个疲惫不堪的兄长时,接送处的门开了,术间护士找到我,告诉我血管科的张主任叫我进去。
 
我看着护士的眼睛,心里突然升腾出厚重的不安。我们缓缓走进手术室,路上,她小声嘀咕着说,张主任说王生的情况不乐观。
 
见到张主任后,他单刀直入,告诉我王生的右腿缺血时间太久,已经出现了坏死的征象,恐怕没办法介入取栓,唯一的方式只有截肢。
 
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张主任嘱咐我,一定要跟王生的家属多沟通一下,毕竟王生刚经历了心脏上的大手术,不知道家人是否还能接受,再去冒一个可能更大的风险,来截肢保命。
 
术间到家属等候区的路程显得尤其遥远,一路上我脑海中总是在浮现王一的各种表情与反应,至于张主任和我说了多少,我好像都没有听进脑中,只是应付着答应着。
 
“王生的家属在吗?”
 
我看到王一举着手小跑着过来,很客气地和张主任打招呼。兴许是看我眼神凝重,王一木然地望着我们,似乎也感觉到些许不对。
 
我始终不知道怎么开口,还是张主任把情况跟王一解释清楚,问他怎么考虑接下来的治疗。

“截肢?”
 
我看到王一的眼神一下子就空洞了。仿佛有种想流泪,但是无从流起的感觉。
 
他呆呆地站在那儿,双手交叉握着,能明显的看到手背被抠进去的手指掐出的一道道凹痕,而手指也被硬硬的压成了紫色。
 
他好像在颤抖,从躯体,到下肢,是那种没有规律、无意识的、随处的颤抖。
 
身后,王生的爱人才从远处慢慢挪过来:“哥,咋地了?我刚听说……”
 
“没事啊,弟妹,没事,我们再让医生想想办法。”说罢,他转过头来盯着我们,眼睛充满期望。
 
良久,张主任摇摇头,告诉他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王一顿了顿,说要跟王生的妻子商量一下。张主任同意,提醒他不要拖延太久。王一点点头,拉着我,问我是不是能等他一会儿,我向张主任示意后,留在了门口。
 
我离王一他们还有一段距离,没怎么听清他们具体的考量,只听到没一会儿,王生的妻子就开始哭,王一也跟着掉眼泪。这是这么多天来,我第一次见他掉眼泪。
 
从来,王一都是他们家最乐观、开朗的那个人。
 
后来,王一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感觉他有很多想说的话,但却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平复了好一会,他站起身来,走到我跟前,颤抖着,缓缓地伸出两个手指,嘴巴一张一合,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两年了,刘医生,两年了……”
 
刚说完这句话,他的眼泪又夺眶而出。他呜咽着对我说,就在昨天,他还以为,一切就结束了,什么都会好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眼前浮现出那一摞厚厚的,来自各个医院的病历,以及他抱着那摞病历在主任门诊憨厚的笑容。
 
没有人能说清,在那个笑容背后,有多少煎熬、难眠的夜晚。人最痛苦的,莫过于在看到曙光之时,一巴掌,把你拍向万丈深渊。
 
最后,王一紧紧地抱着头,指尖仿佛要陷进头皮里,我听他一字一句说:“我们不治了。他不能截肢。”


王生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他告诉我自己喘气费劲,我见他血压也开始波动,高压只有80,心想,病情肯定是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和王生的家人们协商后,我联系了救护车,王一想把弟弟带回老家,说这也算是王生的最后归宿。
 
救护车刚到医院,我们就陪着王生一起出院了,一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只是径自推着病床走向电梯。
 
王生却一直在左顾右看,满脸恐慌和疑惑,他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来,一直在问他家里人,为什么要出院,不是要再做一次手术吗?
 
王生的妻子只要一看见王生,就立马背过身去抹眼泪,我同样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后来干脆也背过身去,想把这一切景象留在看不见的地方。
 
床边,除了他的家属之外,还有我、一个护士、一个转运师傅,但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虽然我一直背对着王一和王生,但是通过声音,我能感觉到,王生正努力让自己从床上坐起来,他侧躺着,还是没有停止询问,
 
久了,我听见王一低沉的声音突然打断了他:“别问了,你这情况不好了,要给你截肢。我没同意。你要截吗?”
 
低沉、决绝,满是无奈。
 
我仿佛听见王一心里在说:“我可以帮你隐瞒很多次真实的病情,可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隐瞒一条丢失的腿和未知的以后。”
 
整个楼道安静极了,只剩下王生粗重的呼吸声,一下又一下,仿佛是在对降临在自己生命中的苦难,做着的最后的抗争。
 
几声粗重的喘息声划过,我听见王生说:“哦,这样啊……那肯定不行。那……不治了……我们回家吧。”
 
我悄悄回过头,看见他说罢往后一躺,眼睛直直地望着天空的方向,像是放弃,更像是解脱。
 
随后便再也没有了任何声音,空气里是可怕的宁静。
 
我就这样,看着一家人走进电梯,看着电梯的门安静而缓慢地关上。
 
一小时后,我接到了王一的短信:返家路上,王生去了。


这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我还是会常常想起王一,想起这个不断付出,最后一刻却选择放弃的兄长。
 
事后,我跟朋友聊起来,他说,王生的哥哥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当初就应该同意给王生截肢。
 
但我不这么认为,我理解王一的决定,王生的手术风险很大,经济、精神的压力都担在王一身上。
 
他不是放弃了一次手术,而是在坚持了10年的无数次治疗之后,放弃了。这么多年,王生承担着身体上的痛苦,而王一则为他分担精神上的痛苦。
 
我可以想象,是否截肢的决定,王生本人也无法轻易做出选择。这个选择无论怎么样都是痛苦的,王一最后一次为弟弟分担了痛苦,以及这个选择之后的更多痛苦。
 
很多次,我路过医院楼前的小广场,还会想起坐在长椅上抽烟的王一,这是我印象里他唯一排解压力的时刻。
 
我们一起说了很久,很长很细的烟带从他嘴边飘着,他却一句也没有说起自己的难处。


可能很多人会和刘开心的朋友一样,觉得王一就是个不负责任的哥哥,无法理解他最后放弃给弟弟截肢的决定。
 
但我想,其实在我们身边,不少人都无意中扮演过王一的角色。
 
他们不是不负责,相反,他们是习惯了保护家人,总在面对困难、危险、失败的时候,独自承担下一切,对家人报喜不报忧。
 
他们的家人因此减少了许多担惊受怕的时刻。
 
刘开心至今还会想起王一,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这样的人,远离家乡在北京工作,也对家人报喜不报忧。
 
他知道,很多人也是这样。
 
你是否会想起了身边那个对你报喜不报忧的人。
 
或者,你就是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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