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我的朝鲜之恋: 她是我的领导,也是我70年的秘密

作者:罗伯特刘
2022-02-18 08:59

写真实故事的人,常会面临一个困境,那些有着传奇故事的人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他们。

我们的作者萧牧牛退休后,早上总喜欢骑着单车出城郊遛弯,有天过桥的时候偶遇一个老人。

老人独坐在桥头,胸前挂着块奖章,精神看起来不错,萧牧牛主动上去攀谈,还给老人拍了几张照片。

等萧牧牛把照片洗好过了塑,想送给对方时才发现,没留电话。

他只能回到桥边,顺着周围的村子挨家挨户打听,终于找到了老人的家。

老人家里挂着朝鲜人的合照,细问之下才知道,这些老照片中,本应还有一张,是个上海志愿军女兵的。

而女兵照片消失的背后,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


2020年的8月1日,建军节,市委领导来看望我,带来一枚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章。
 
我看完后,把纪念章认真收到小布包里。
 
这小布包里面都是我的宝贝,一枚“中国人民志愿军”布质胸章,四枚抗美援朝纪念章,还有一些老照片。
 
老照片已经严重褪色,人像模糊不清,我忍不住轻轻地用手揩拭照片上的灰尘。
 
不料,这一擦,照片上的人像更模糊了。
 
而那70年来,从未遗忘的记忆,却更加清晰了。


那是1953年的春天,我们21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奉命入朝参战。
 
我是61师第341炮兵团测地连的,队里是清一色的南方兵。
 
当炮兵,除了要会打炮,我们测地连还得做大炮的眼睛,负责进行方位、高程等方面的测量,保障它们命中敌军目标。
 
部队从江苏的昆山出发,一路往北。经过四天四夜的辗转,行程几千公里,才到达吉林通化。
 
坐着闷罐火车从辑安鸭绿江大桥入朝时,我坐在车厢里,背靠厢壁,过桥时听见车轮有节奏地撞击铁轨的声音。
 
虽然是黑夜在封闭的车厢里,但我从声音中可以判断出来,火车正在过桥。
 
到了朝鲜境内的熙州站,我们下了车。经过八九夜的雪地行军,进到丰松里地区集结。
 
因为我们是第二批入朝,先前回国的战友见了我们讲,上去就别怕死,冲锋的人反而更不容易死。
 
可还没上前线,朝鲜的天气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虽然已经是三月份,但对我们这群南方兵来说,这还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冷的天气。
 
好在我们那会已经能穿上棉皮鞋,鞋底很厚,一只鞋足有四斤重。
 
刚开始时穿不惯,穿着这么重的鞋急行军,夜里赶路,连续走百八十里,脚底磨得起了血泡。休息间隙,卫生员就用针头帮我们挑破,把血水挤出来。
 
到达集结地,部队安顿在朝鲜老百姓家里分散租住。我们测地连与炮兵团团部被安排在同一个村子的老乡家。
 
但我没想到,跟我们班一块住的,还有个女兵——陈黎。
 
当时,其他女兵要么在师部文工团,要么在救护队,陈黎作为我们连唯一的女兵,还是我们的首长,偏偏分在了我们班,要跟我们这群大老粗挤一个屋。
 
她剪的齐耳短发,个头挺拔,脸和眼睛都圆圆的,穿上军装显得英气,站在兵堆里特别出挑儿。
 
虽然天天见面,但我们男战士都是些农村兵,不怎么会讲话,平时不敢与陈黎开玩笑,见到都客客气气。
 
倒是陈黎更主动,她性格随和,从不疏远或躲着男战士。
 
平时,她负责给我们补习文化知识,教大家唱歌,和一些常用的朝鲜话,让原本不识字的战士,也能够读报写字,和老乡交流。
 
连长没什么文化,我在战友中算是文化较高的,大部分战士识不了几个字,有的干脆是文盲。
 
常有战友会找我,问这个字怎么读怎么写,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就一个一个教。
 
无意中,就这样成了文化教员陈黎的助手。

不上课时,陈黎就会去连部处理一些文案工作,她习惯拉我一块去,让我帮着做些抄抄写写的事情。
 
陈黎还夸我的字写得工整,有骨力。
 
来去连部的路上,陈黎会主动与我聊天,聊聊工作外的事情。
 
我慢慢得知,她是上海人,过去家境优越,是个大小姐。上海解放后,她刚好高中毕业,就直接从学校去参加革命工作。
 
因为有文化,被部队安排做文化教员,一到部队就享受排级干部待遇。
 
而我,只有小时候的穷日子能讲。
 
我告诉她,家里买不起水鞋,雨天为了不踩湿脚,我们就穿木头鞋,鞋底是一块厚厚的木板,有四五公分厚,很重,走起路来木屐打在路面上,卡嗒卡嗒响,就像打快板一样好听。
 
我以为她会因此看不起我,没想到她觉得很有趣,听后大笑起来,说这是她从没经历过的。
 
我们平时在工作上接触得比其他战士多,所以她对我的要求也更高。
 
有一次,我看见朝鲜老乡农舍外的烟囱上晾烤着烟叶,烟瘾一下犯了,越看心里越痒,老乡也不在场,我忍不住干脆摘了一片,偷偷用旧报纸卷来抽。

可刚点上就被陈黎撞见了,烟还夹在手上,我低下头,说不出话,脸也火辣辣的。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我们部队的纪律,小欧同志,难道你忘了吗?尤其在朝鲜,我们更要遵守纪律。”
 
陈黎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我,我知道她说的都对,更说不出话来了。
 
她又接着问我,年纪轻轻,怎么烟瘾这么重?
 
我没有隐瞒,烟是在老家干农活时学会抽的。十三四岁的我,读完小学,看父亲每天起早贪黑,干不完的活,我就休学了,留在家帮着父亲种烟叶。
 
在家干活的两年,农活学会了,烟也学会抽了。后来,父亲还是逼着我考学。虽然考上了中学,但我的烟瘾始终没戒掉。
 
陈黎没有责怪我,好奇问部队不是每月发了8块钱津贴吗,为什么不去买烟?
 
我告诉她,家里困难,兄弟姐妹多,津贴我全部寄回家里去了。说着,我从衣服口袋里拿出家里寄给我的合影给她看。
 
照片中,拖儿带口,一大帮的小孩子。
 
陈黎看着照片,竟然又笑了,哈哈哈哈,大娃带小娃,人丁蛮兴旺的嘛!
 
我看得出,她的眼神透着同情。

我的家乡在江西省龙南县城郊的农村,濂江河北岸的百福坝欧屋。整个屋场都姓欧。
 
家里七口人,就我一个男孩。家里只有两间小小的土坯房,土改时分到三亩地。
 
好在父亲有种烟、打烟秧的本事,全靠他卖烟皮和烟秧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还供我读书。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没有做过田事。在家带孩子,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妈了。
 
虽然孩子多,但她很少打骂我们。家里有点什么好吃的,恨不得全都分给我们。
 
父亲母亲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但他们舍得让我去读书。
 
可家里缺劳力,姐姐干不动,那年干旱严重,要从濂江河里取水灌田,别人家多少都有两三个男丁搭手,可我们家只有父亲一人。
 
取濂江河水,办法很原始,很费气力。在河岸边打两个木桩,用一根麻绳拴住大大的挖水斗的两耳,固定在木桩上,然后一边站一个强劳力,不停地晃动挖水斗,往河里舀水后,再倒到岸上的水圳里。
 
动作要连贯,很费手劲,女娃没这种体力。看到父亲一人累得吐舌头,我跟父亲说,我不读书,还是帮着你耕田种土。
 
但是父亲不同意,叫我一定要有文化。转而却“唉”地一声,一脸的沮丧。
 
我心里一直想,怎样才能帮到这个家?
 
机会终于来了。
 
那是1950年10月,我们文通初级中学全体师生被通知到操场集合,听县里来的干部作抗美援朝宣传动员报告。
 
刚解放一年的龙南,什么设备也没有。报告员做演讲时,全凭一张嘴皮子。好几百人的会场,只有放大嗓门喊。一场报告下来,声都哑透了。
 
报告员说,对于参军参战军人的家属,人民政府会给予优待和照顾。还现场公布了具体的优待措施和照顾政策。
 
师生们听得群情激昂。校园里“保家保田”“参军光荣”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
 
我也当即决定:参军去!
 
如果我去当兵,政府就会派人来帮我们家了。对军人家属,政府有补助。我在部队,每月还能领到津贴。
 
我把当兵的好处全都打听得一清二楚。去当兵,家里就不用这么苦了。
 
但那时家里就我一个男丁,父母一定不会同意我去上战场,我心一横,干脆瞒着他们得了。
 
当征兵人员问到我时,我就说18岁了,家里同意去当兵,他们就给我进行了登记。
 
那时报名不用给户口本,年龄由自己报。其实我1935年出生,实际年龄还不足16岁。但我个子长得快,已经超过了一米六。征兵人员并没有怀疑。
 
就这样,体检合格,我顺利地成为了一名新兵。
 
送兵时,全部300多名新兵在县城集中,红鞭炮炸开后的纸花落满了大街。街道两旁,站满了欢送的人群。还有姑娘们组成的秧歌队,都在为我们送行。
 
我的心情说不出来的复杂。人群里不会有我的父亲母亲和姐妹们,等他们晓得了我招呼都不打就去当兵,他们会多难过……
 
来不及与亲人告别,我和这群新兵被送到300公里外的赣州。
 
到赣州后,我才给家里写了一封短信,告诉父母,我当了兵,叫他们把学校里的东西拿回去。
 
我之前读书是在学校寄宿,一直很懂事,从没让家里费过神,所以父母一直很放心我。
 
现在,我人已经在部队,生米煮成熟饭,父母着急也没办法了。

了解我家的情况后,陈黎每个月都拿出自己的津贴,买一两包香烟送给我。
 
当时我们住的这户朝鲜老乡家,跟大多数朝鲜人家一样,男主人上了战场,只留下老人、妇女和三个孩子在家。
 
大孩子比我小不了几岁,我们刚住进去不久,就有种天然的亲切感。陈黎则像个大姐姐,关心着这家三个孩子的生活,跟两个女孩的关系处得尤其好。
 
就连房东邻居家的五个孩子,也常跑来串门,与我跟陈黎的关系很好。

朝鲜农家每户都有一个大炕,晚上全家都挤在上面。我们住到他们家后,也和他们一起同睡一张炕,我们睡里边,他们睡外边,各盖各的被。
 
为了防风保暖,朝鲜农家的房子都是单层,门洞很矮小,像我们老家屋子的窗户一般大小,要勾头弯腰才能进到屋里。门上挂块厚厚的布帘子,能有效保温。
 
大炕下有条砖砌的烟道,从后墙通到屋外,用来排烟。朝鲜的冬天,屋外温度可以冷到零下二三十度,没有炕床取暖,是很难过冬的。
 
住在朝鲜老乡家,我把阿妈妮烧炕,劈柴,挑水的零碎活都揽过来,有空就干。

吃饭上我们也能帮就帮。
 
当时部队的给养,是从国内运过来的,能吃上大米饭,而且菜里有肉。部队食堂开饭时,我和陈黎都会用饭盒多打些饭菜回来,分一些给他们吃。
 
朝鲜老乡家吃的是苞粟、高粱饭,菜是辣子、马铃薯,他们也总会叫我们一块吃。
 
我的勤快和关照,很得朝鲜阿妈妮喜欢。有次,她在山上挖到一棵野生高丽参,那可是补身体的好东西。
 
阿妈妮切成片拿给我,用手朝我比比划划,我看懂了她的意思,她是叫我吃掉。
 
我按照阿妈妮的意思,把几片生参放在嘴里嚼碎,嚼着嚼着味道就出来了,甘甘的,带点苦味,和着渣一块咽了下去。
 
我下意识回过头,忽然发现陈黎正在看我,我们的目光都有些慌乱,我赶紧把目光移开。
 
这次,陈黎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似乎有什么不一样了。

在老乡家住了有两三个月,部队调防,这两家的孩子舍不得我们这群哥哥姐姐走,还送了他们的照片给我们做留念。

调防后,我们61师作为志愿军预备队,负责担任抢修东海岸防御工事的任务,为春季反登陆作战作准备。
 
闲时陈黎仍负责教战士们学文化,战时她要不在连部帮忙,要不就在炮兵团的杨副师长身边协助处理一些文件资料。
 
我们连到达指定地域后,就开始执行守备,构建工事。
 
一方面,为加强朝鲜东海岸防御力量,奉命进至咸兴地区协同朝鲜人民军担负东海岸守备任务。
 
另一方面,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结合野战工事的反两栖登陆防御阵地。
 
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作业,完成挖掘坑道、壕沟、开口、各式掩体的任务,其中挖掘堑壕和交通壕将近150公里。
 
5月13日,接到参加东线反击作战的命令。我61师旋即进到谷山地区集结。我们炮兵团也积极跟进。
 
傍晚时分,部队还在加固工事,三人一组,各管一段。我这组三个都是赣南籍的老乡。
 
我们正埋头挖筑防御掩体,突然,天空响起轰鸣声。我抬头望去,是一架美军战机正向我军阵地飞过来。
 
不远处还站在刚来视察的首长杨益三,是61师的副师长兼我们炮兵团团长。
 
我随手抓起身边的油布,冲过去把首长扑倒。当我们刚趴下的霎那,一枚炮弹落在了我刚才挖战壕的地方。
 
一声巨响,沙土石块混着浓烟和热浪,雨点般落了下来。一块拳头大的石头飞过来砸到我的脊背上,剧痛从一点蔓延全身。
 
我翻身掀起油布,好在身下的杨副师长安然无恙。
 
这块油布我随身携带。行军时用来包背包,被子不会淋到雨,晚上睡觉时铺在地上当席子防潮,下雨天还可以支起来做雨棚。想不到今天,它还救了杨副师长的命。
 
回头一看,我的两位老乡战友还在壕沟里卧着。
 
王德旺是龙南县城下南门人,离我老家很近,见他趴在沟底一动不动,我过去拍拍他的肩背,喊他快起来,莫装死!
 
他还是一动不动。首长帮着把他翻过身来,发现他头颅流血,已经咽气了。
 
我又急忙奔到另外一个老乡战友黄三球身边,他老家就在我们邻县,我也很熟悉。
 
他躺在沟里,微眯着双眼,嘴里发岀轻轻的呻吟声。我一看,他的左手掌没了,是被炮弹弹片削掉的。
 
弹片从他的左手腕处削掉了左巴掌,鲜血从断臂口汩汩流出。
 
我赶紧喊卫生员来给黄三球包扎伤口,好在止住了血,保住条命,留下了右手掌,以后还能写字。
 
卫生队开始在一边负责处理死伤战友,任务不能停下,我又开始继续挖战壕。
 
杨副师长走过来,询问我的情况。他使劲拍拍我的肩膀,问我叫什么名字,还夸我的名字取得好,够响亮。
 
保护了杨副师长,意外叫我躲过一劫,还荣立了三等功。这让我跟陈黎的距离终于缩近了一点点。

1953年7月13日,金城战役爆发。
 
在一周前,部队就奉命到达集结地区,陈黎被提前派去团部负责上传下达、收发文件的工作。
 
我所在的炮兵第341团负责608高地的坚守,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包括牺牲。
 
每个人的帽檐、衬衣领子上和裤头上都写有部队番号和自己的姓名。每个人的左手腕上都用针筒打上两滴黑色的液体作为记号,方便牺牲时辩认。
 
这两个黑点到现在都还保留在我的皮肤上,至今没有褪色。
 
见不到陈黎的日子里,我会在作战间隙给她写信,讲战场上的事情,讲自己的心情。信写好后,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当时对我们来说,守高地时的第一大难题就是缺水。
 
附近只有山沟里才有水,炊事班隐藏在山里,可又不能生火,一生火就会暴露目标。战士们都吃不上饭,只能勉强吃几块压缩饼干充饥。
 
敌人的焦土战术,地毯式投弹,把高地炸得到处冒烟,寸草不生。缺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时刻威胁着战士们的生命。
 
上阵地时,每个人都背了一壶水。但夏季炎热,打了一天仗,没到下午,水就被喝得底朝天。
 
大家渴得唇干舌燥。有的战士实在是渴得难受,就接战友的尿来喝。这时,指导员命令我们活动小分队的几个战士,联合炊事班的战士一起,到山沟里背水。
 
前方打仗的战友急需水来救命,我们心里着急,天不亮就背上一桶水往高地上赶。
 
天上不时有美军的飞机在空中扫射,追着扔炸弹,我们得豁出命来赶路,赶得全身上下都被汗浸透了。
 
衣服湿了干,干了湿,最后穿在身上的衬衣变得硬梆梆的,就像家乡的“烫皮骨”(一种米制小吃)。
 
背水上山时,耳边不断响起嗖嗖声,那是子弹穿过林子的声音。我们只能抓紧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把水送上高地。
 
放下水后,又立即在大炮前各就各位。
 
那会我的个头已经窜到了一米七五,手劲也蛮雄的,被派去推炮弹上膛。
 
当时,每开一轮炮,敌人就能判定我们的方位,会迅速组织炮火向我们反攻。所以每向敌方阵地炮击一轮后,就必须马上转移阵地。这样也能消耗他们的弹药。
 
金城反击战中,除进行大规模火力反击,我们师还组织了冷枪冷炮,小股出击,抓俘虏的战略战术,我部又接连夺取了两处高地。
 
在15天的战斗中,我61师歼敌千余人,缴获了一批机枪和自动步枪,击毁一批坦克装甲车,还俘虏了一些南朝鲜军人。
 
志愿军对待被俘的南朝鲜军人,采取的是宽大教育的政策。做饭给他们吃,让他们吃饱后再接受教育。在确认他们口服心服后,放他们一条生路,让他们回去。
 
金城战役,我方的伤亡也不小。一开始我也不清楚确切的数字,直到我退伍时才知道,一起去朝鲜战场的300多老乡,回来的只剩三分之一了。
 
金城战役结束之后,美国被迫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志愿军官兵在阵地上欢呼胜利。
 
我终于见到了陈黎。

大庭广众之下,所有人都在欢呼,没有我们说话的机会。
 
但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她,看她要走时,我赶紧过去,悄悄把信递给她。她愣了一下,伸手接过来,朝我点点头。
 
停战协议生效后三天内,我们打扫完战场,从军事分界线后撤2公里,转入防御守备,负责“三八线”的警戒。
 
我们的任务也变成帮助驻地人民重建家园。这时,我才有机会再与陈黎一起执行任务。

一天,完成了手头的任务,陈黎主动约我去杨益三副师长的住处,我有点忐忑,但她说杨副师长很平易近人。
 
杨副师长的家也安置在一户朝鲜老乡家里。去了我才知道,杨副师长的爱人李传惠大姐也一同入朝了,在师炮兵团司令部任管理员。
 
他们两夫妻是老乡,都是安徽六安人,李大姐把我们迎了进去。一支烟工夫,杨副师长才回来。
 
刚进到屋,他就吸吸鼻子,“嗯”地一声问道:“谁抽了烟?”
 
陈黎向师长报告,是她拿了根烟给我抽的。那是师长放在屋里的中华罐头烟,香味非常浓,我是第一次抽这么好的烟。
 
停战了,大家的神经才稍许放松下来。杨副师长提议,晚上打打扑克牌,轻松轻松。他们两口子搭档,我和陈黎搭。他还定下惩罚规矩:谁输了谁挨刮鼻子。
 
一晚下来,我们双方各有输赢。陈黎手下毫不留情,刮得杨副师长直叫唤,鼻梁上是红红的印子,把我们都逗笑了。
 
打牌间隙,见杨副师长喊我抽烟,坐我对面的陈黎看着我,捂着嘴笑起来。
 
“笑啥呀,小陈,男人会抽烟很正常嘛!”杨副师长说着,嘴里吐出烟圈。
 
陈黎指了指我,说:“这是个大烟虫。”
 
打完牌,在我们告辞时,杨副师长还专门从柜子里取出一包香烟送给了我。
 
打这之后,陈黎跟我成了杨副师长家的常客。有次临近饭点,我们还被留下一块用了饭。
 
没多久,我们有了一次单独外出执行任务的机会。

1953年停战后,部队派员回国内去接新兵。接过来的新兵是给志愿军部队补员的,战争中损失了多少名战士,就补回去多少名。
 
我们炮兵团的兵员在四川成都。等接兵队伍到达成都后,团部又来命令,叫我和陈黎立即出发前往成都接兵。
 
我们穿着军装,每人提着一个帆布军包,从朝鲜上火车,回国后再转火车往成都。

本来我设想,我是男同志,这一路上得照顾好她。没想到,陈黎办事灵活,不管是该倒开水,该吃饭,她都抢先去落实了。
 
她把事事都安排得那么周全,一路像大姐姐一样照顾我,让我心里又高兴,又怪不好意思。
 
没事的时候,我们面对面坐着,陈黎不时侧过脸望向窗外,看沿途风景。
 
也是在这次出差的路上,陈黎向我提出了一个令我想都不敢想的问题。
 
她看着我,突然问我退伍后愿不愿意跟她去上海,做她家的上门女婿?
 
陈黎没有兄弟,底下只有个妹妹,她知道我家在乡下,兄弟姐妹多,生活困难。
 
听完这话,我一下懵了,以为自己在做梦,愣了几分钟都没发出声音。陈黎用手指轻轻敲了下桌面,问我怎么了,我才反应过来。
 
我告诉她,我愿意。
 
我们的家庭出身相差甚远,没想到这层窗户纸就这样被捅破了,叫我既庆幸又感激,真不知是我哪辈子修来的福分。
 
下火车时,人多拥挤,我怕与陈黎走散,下意识地朝她伸手,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牵手。
 
陈黎说,等我们退伍后,就在上海成家立业。但她特别嘱咐我,现在不能暴露我们的关系。
 
当时,部队有明确规定,在驻扎朝鲜期间,一是不准乱砍乱伐树木,二是不准与朝鲜姑娘谈恋爱。第一点执行起来比较好办,第二点却让不少官兵遇到了纠结事。
 
一场战场后,朝鲜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后方留下老人、小孩,未婚女青年和战士遗孀。
 
停战后,一些志愿军战士安排住在朝鲜群众家,日久生情,就有朝鲜妇女向志愿军表白心意,有的甚至拼死要跟定志愿军战士。
 
我就有一位同乡,房东的女儿无论如何都要嫁给他。两个年轻人也彼此产生了感情。
 
就在撤离朝鲜的那天,同乡为把朝鲜女子带回国,把她装在一只麻袋里,扛在肩上企图蒙混过关上火车,结果被发现,把朝鲜女孩截住。回国后,同乡被开除军籍,谴送回家。
 
不仅朝鲜姑娘,作为志愿军战士,战友之间也不允许谈恋爱,我和陈黎只能私下交往,但这对于我也很满足了。
 
到成都后,我们办好接兵手续,就带着新兵的队伍一起乘火车,再次回到朝鲜。
 
顺利完成了接兵工作,我却病倒了。


当时朝鲜战后重建的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们修水渠、建砖窑、架桥梁,还建起了一座电影院。
 
可就在热火朝天开展生产建设时,我突然腹部绞痛不止,吃什么吐什么,吃药打针都不管用。
 
再拖下去怕出人命,卫生队只能把我转到后方医院——设在辽宁丹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医院。
 
总医院里住满了从前线战场转移过来的伤病员,有残肢断臂的;失去眼睛的;插管呼吸不能说话的,周身绑满绷带的各类重伤员。
 
什么样的伤都有,那情景真让我心惊又心痛。
 
医务人员就是病人身边唯一的亲人。挂吊瓶打点滴,我腾不出手来自己进食,护士同志就一点一点喂流食给我吃,牛奶,葡萄糖水,粥,一晚上七八次。
 
住了不到半个月,我的病情好转了不少,杨副师长来看望我,看我坚决要求回部队,医院才同意我出院,我坐着杨副师长的车回到了61师炮兵团。
 
其实,我想快点回部队,还因为我心里老惦记着一个人。
 
回去的时候正值金达莱花盛开,那是朝鲜的国花。一天早饭后,李大姐邀陈黎和我到不远的山岭上赏花。
 
我们在房东家借来几身老百姓的便装,换上后就出门了。
 
到了山头,李大姐似乎是故意在前面越走越远,我看出来了,她是想给我俩创造点独处的空间。
 
我抬起头,发现陈黎正看着我,我偷偷牵起她伸出的手,暂时脱下军装的我们,就像是一对普通的恋人。
 
有次陈黎忽然约我去一趟平壤,同行的还有驻地老乡家的两个女孩。
 
我们穿着朝鲜老百姓的便装,到了火车站,陈黎向乘务员出示志愿军证件后,不用买票就直接上火车。
 
下了火车,我们走在平壤的街市,走走停停。午饭时间找了家中国餐馆吃饭。老板一听我们说话,就马上猜到了我们是志愿军。
 
老板告诉我们他是湖南人,走日本的时候从中国来到朝鲜的,老父亲还留在老家。见到祖国的同胞,更是格外热情。

吃过饭结账,陈黎拿出朝鲜币付给老板。我在边上心里纳闷得很,部队发的津贴都是人民币,陈黎怎么会有朝鲜币呢?
 
回来的火车上,我好奇地问陈黎哪来的朝鲜币?
 
她有些调皮地眨了眨眼,故作神秘地说,这次来平壤,她已经准备了好几天,用攒的几包配给香烟跟老乡换了今天的饭钱。
 
原来,陈黎这趟约我出来,主要是为了给我打牙祭。叫上两个朝鲜老乡,更多是掩人耳目。
 
这一趟去的时候很顺利,没想到回来却摊上了大事。
 
不知从哪里走漏了风声,我刚回来,排长就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目无组织纪律,不请假就擅自外出,要处分我。
 
好在陈黎已经提前跟杨副师长请了假,这件事才就此平息。排长没抓到我与陈黎谈恋爱的把柄,也拿我们没办法。
 
那是我最美好的时光吧。


1954年的8月,我们即将回国。
 
陈黎找到我,说我们两个人有可能安排在第一批离开朝鲜,但不一定能乘同一趟车。
 
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和一张照片,递到我的手上,说:“这是我上海家里的地址,你回去后给我写信,可以寄到这个地方。”
 
我点点头,说“好”。
 
因为还有其他事要办,陈黎说完转身走了。我站在原地,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她的背影有些心慌。
 
陈黎调动了工作部门,不在我这个连队了。她先我一周回国,我们没能乘同一辆车。
 
走时匆匆忙忙,都来不及告别。
 
火车跨过鸭绿江回国后,火车转成汽车,途经一个三岔路口,左边的指示牌显示:上海方向。可是,汽车偏偏往右边的公路驶去。
 
返回祖国后,我们驻扎在山西的大同。等部队安顿好后,我赶紧给陈黎写了一封信,跟她讲了自己的情况,还告诉她,我很想念她。
 
过去一个多月,我终于等到了陈黎的回信。她告诉我,她在准备办转业回上海的手续。她要我退伍回到家乡后,第一时间给她写信,寄到上海的家里。
 
到了年底,我也退伍回到了老家龙南,分配在里仁区公所,当通讯员。
 
离家四年,能够活着回来,全家人非常高兴,也不再怨我的不告而别。最高兴的,还是我的母亲,她说自己晚上常梦见到我,现在回来了就好,又能经常见着我了。
 
感动之余,我又感到为难——我怎么跟家里人说跟陈黎的事呢?
 
区公所离家有二十多里路,我们赣南是山区,路很难走。因为工作忙,我就住在单位,很少回家。
 
当时通讯员的工作是很辛苦的,除了送通知、拿文件,还要接送人。区公所的交通工具就只有两辆单车。区委书记一辆,我一辆。
 
记得有一次,区委书记叫我去一趟东坑,把区长接回来开会。
 
东坑离区公所大约有三十多里路,我一气不歇地骑到东坑,已经汗流浃背了。等找到杨区长,就又得马上载她回区里。
 
这条路上坡下岽,沙石路面,滑趟趟的。牛高马大的杨区长往后座架上一坐,感觉单车轮子都缩了一圈。
 
上坡时,她坐在后面,我掌握不好单车重心容易跌跤。下来走路时间又赶不及。
 
杨区长干脆挪到了前面的横杠上,可刚坐上去,铁塔般的身体就完全把我的视线挡住了,只好又坐回后架。
 
就这么折腾了一路,我终于把杨区长驮回到区公所,总算完成了任务。
 
通讯员工作辛苦,但工资能高些,一个月有38块钱。当时小学老师的工资才不到20块钱。
 
第一个月领到工资,我送回了家。第二个月还没来得及送,父亲就走到单位找我要钱。
 
我原本是想把一部分工资攒起来,找个机会去上海见陈黎。
 
现在看到父亲来找我,没有其他事,只是要钱,我心里有些恼火,把两个月的工资都给了他,也干脆摊了牌。
 
我把与陈黎交往的事同他讲了,还告诉他,我打算去上海与她结婚。父亲听了,沉默了几分钟,他说不同意我去上海。说完就走了。
 
我不知道,更难的还在后面。

又过了一个月,等发了工资,我回了一趟家。看我母亲的表情,明显是她晓得了我要去上海的事。
 
母亲见了我就哭起来,她用哀求的口气对我说:“定崽,你走了,这头家怎么搞?老弟老妹都还细。”说完她竟呜呜地哭了起来。
 
站在我跟前的母亲,表情痛苦,挺着个大肚子,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抹着泪。
 
我到部队后,她生了个老弟。到我退伍回家,母亲又怀孕了。
 
屋里的大姐和三个老妹,还有老弟,看到母亲哭,他们也哭了起来。老弟老妹边哭边喊叫:“大哥莫走!大哥莫走!”
 
母亲是个性格坚强的人,我自小到大,从来没有见过她哭过。老弟老妹一定是被母亲的痛哭吓住了。
 
见母亲流眼泪,我的心疼得不比她轻。
 
父亲蹲在屋外门口的阶沿边,佝偻着身子,勾下头,一口一口地吃着闷烟。他猛吸一口,浓烟把他呛得不停地咳嗽。
 
我看一眼耸动着肩膀咳嗽不止的父亲,猛然发现,他苍老了许多。
 
我的心软了,不晓得该不该去上海。
 
好好思考了一个星期后,我给陈黎写了一封信。信里告诉她,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只能放弃这段感情,留在家乡,担起这个家。
 
写完最后一个字,我已经泪流满面。
 
不久,陈黎回了一封信给我。她说理解我的选择,但她舍不得。
 
陈黎希望我能再次慎重考虑自己的前途,如果想通了,可以来上海找她,半年之内她会等我。若两人真的无法结合,那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
 
我不甘心啊!可是,无可奈何。
 
父亲母亲怕我反悔,这年的新年刚过,就赶忙发动亲友四处给我物色对象,夏天,便匆匆忙忙地给我把婚事办了,让我彻底死心。
 
结婚后,那张写有陈黎家庭地址的纸条,我一直保存着,与送我的照片放在一起。
 
只是,1965年家乡发了一场大水,房屋倒塌,当我把照片和纸条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时候,纸条上的字被水化掉了,照片也都看不清了。
 
我小心地擦拭,朝鲜房东家的两张还算清晰,而陈黎的那张完全看不清了。
 
这就是天意吗?
 
我把朝鲜带回的物件,都统一放在我的小布包里,很少打开。今年我已经87岁了,陈黎90岁了。
 
她,还健在吗?一切可安好?还记得那个18岁的大烟虫吗?


发这篇故事,有些纠结,既希望陈黎奶奶看到,又不希望奇迹发生。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很多错过,很多遗憾。

但不是所有的遗憾都能诉诸于口,有讲述的机会。

欧爷爷这么多年,从没向家人提起过这段往事,只是所有的一切,都深刻在他的心底。

这世间,就是有许多温恭善良的人,他们守住许多秘密,漫长一生,匆匆此别;这世间,也有许多谦卑负重的人,他们藏住许多热情,等待一生,不舍那时。

我们身边,总是隐藏着许多故事,身外冷暖,喧嚣尘世,总是爱听的不听、爱说的不说,于是生命匆匆流落,直至无可寻觅。

无论什么样的爱情,隔着70年的时光,回头看去,早就褪去了世俗绚丽色彩,而是生命中不舍,又不得不舍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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