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150名战俘被押送回中国,女战俘中途被求婚

作者:罗伯特刘
2022-02-19 08:43

北京首届冬奥即将接近尾声,不少运动员被志愿者暖心服务,感动喊话——舍不得走。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七十多年前的初冬,根据《奥林匹克宪章》,中国志愿军也举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奥运会。

那次奥运会的地点和运动员都很特别,运动场在战俘营,参赛的都是各联合国军的战俘,共14国。

比赛项目除了长短跑,还有摔跤、棒球、足球等等,天气太冷,取消了游泳,和真正的奥运会差不了多少。

战俘营里的奥运会,是中国奥林匹克精神和优待俘虏政策的经典体现。

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个老汽车兵,他在19年的军旅生涯中,接受过一次特殊任务——运送战俘。

副军长亲自下令,要他全程照顾好每一个战俘,中途不能有任何闪失。

老兵要带着上百战俘穿越火线,还要和战俘长途朝夕相处,而这些战俘,刚刚要了自己战友的命。

老兵能心甘优待战俘,顺利完成任务吗?

我不敢眨眼,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夜幕降临,周围黑簇簇的,格外宁静。一辆运输车翻倒在不远处的山沟。
 
如果敌人缴获这辆运输车,他们会有1万美金的奖励,如果抓到我,还能多拿2千美元。
 
我趴在挖出的土坑里,现在能保护运输车和我的,只有身边的机枪和手榴弹。


在人们的眼里,后勤兵最安全,不用上战场,可战争往往不分前方后方。
 
1972年7月15日,正值援老抗美高潮,我接到任务驾车前往老挝,为高炮团运送炮弹和粮食。

出国门后,我的汽车行驶在车队最前面,途经一座大桥时,我忽然发现前面树林有人在晃动。
 
有情况!
 
话音刚落,枪声响起,车前窗玻璃应声而碎。
 
我要驾驶员低头减速,立即下车跃身匍匐在公路边,朝树林方向开火了。
 
敌人没有还击,四周很快平静了下来。刚才敌人偷袭,幸好子弹打偏了,我的驾驶员只是手背受了伤。
 
而后面的一名驾驶员却没这么幸运,听到枪声,由于紧张,一个急转弯车翻下了20多米的山沟,人被压在方向盘上,动弹不得。
 
我掰开方向盘,使劲将他拖出来,脸部和手臂都被玻璃划伤了,看着血糊糊吓人,好在伤口不深没有大碍。
 
我们只能把车上的粮食卸下来,装在其他车上。一番折腾,已经是傍晚时分,我们没办法赶在天黑之前,把车从山沟里拖出来。
 
车上的炮弹粮食必须马上运往兄弟部队,翻的车也必须保护,不能留给敌人,也不能遭到破坏。
 
早有情报反映,敌人正在重金悬赏我们的运输车和驾驶员。如果敌人缴获这辆运输车,他们会有1万美金的奖励;如果抓到我,他们还能拿到2000美元。
 
看连长左右为难之际,我主动要求留下,独自守护这辆翻沟里的汽车。
 
我留下1挺机枪,1支冲锋枪,800发子弹,10颗手榴弹,在翻车的树林里,左右两边都挖好简易掩体,伪装好后准备迎敌。
 
可从夜里等到凌晨,也没有见一个敌人上来,心想白等了一晚上,正扫兴中,树林突然传出响声,有人说话。
 
我忍不住了,一激动端着冲锋枪朝树林开了火。奇怪,对方并没有还击。
 
又过了一会,突然枪声大作,然而子弹也没有打向我。正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喊我,那是副连长的声音。
 
原来敌人本想活捉我回去领赏,没想到副连长带了边防部队一个警卫排赶来了,将围困我的敌人包围了。
 
看着敌方现场留下两具尸体,我心里一阵冷汗,要是副连长晚到,此刻躺在地上的也许就是我。
 
等天亮后,高炮部队开来牵引车,将我翻下山沟的汽车拖了上来,又派出汽师将车修好,我们的运输任务总算完成。
 
就在我们启动车准备返回时,10架美军的飞机相继出现在上空。
 
紧接着,一颗颗巨型炸弹在树林中炸响,刹那间硝烟弥漫,令人窒息。

敌机低空俯冲射击,一架敌机贴着树枝从我头上飞过,我清楚看见美军大鼻子飞行员探出头,伸出两个指头,他为刚刚轰炸了目标而得意忘形。
 
我真想端起机枪向敌机开火,可一想到必须先保护我的车,忍住了,没有开枪。
 
我们的汽车都是经过巧妙伪装的,在美军的狂轰乱炸中,除了有的车被弹片击裂,车轮胎被炸裂,整体汽车完好。
 
就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突然有人大喊:卫生员!卫生员!
 
只见一名战士背着血淋淋受伤的战友,从阵地上下来了,我见状,叫上其他运输兵战友,跑去高炮阵地抢救伤员。
 
两门高炮被炸毁,炮架下一片血迹,4名战友就牺牲在炮位上,阵地战壕坑里,还有8位战士受伤。
 
敌机还在轰炸,我们冒着炮火,背着伤员往汽车隐蔽方向走去。
 
敌机整整轰炸了两个多小时,下午三时,防空警报解除。经清点人数,我们的炮兵部队牺牲12人,伤22人。
 
我刚刚运输弹药粮食的汽车,现在只能用来运输伤员和战友的遗体了。
 
连长要求,一辆车载4名烈士,伤员2人一辆车,让他们平卧,免受新的痛苦。中途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必须绝对保证伤员的安全和烈士遗体的完整。
 
那是我第一次运送烈士和伤员,他们的分量,比我以往运过的东西都要沉重。
 
经过数小时紧张驾驶,我们将烈士运送到老挝陵园,伤员运送到了中国口岸,交给了早在等待的救护车。
 
在不少人的眼里,当汽车兵舒服,油门一踩,走遍天下,离地三尺,高人一等。
 
只有我知道,其实汽车兵最辛苦,命令一到,即使半夜也得出发,平时其他战士休息,我们还要检修车辆,随时保持能出发的状态。

十年援老抗美,我们硬是在老挝的高山密林间,开凿出一条条的简易公路,这些路山高路陡,除了美军的轰炸,日常遇到的危险也并不比战斗部队少。
 
1978年4月,我被提拔为连长,我带着运输队从援老部队撤回国内,紧张了十年,我真想休息了。
 
那时汽车兵吃香,到地方可以谋个好职业。可没想到的是,很快,我突然接到一项新任务:训练新兵。
 
打仗的部队,怎么会要我这个汽车兵训练呢?
 
上级首长告诉我,各野战部队都已经开往对越南作战前线,新兵的训练只能交给我们后方部队。
 
我刚当运输兵时,就是给越南运输援助物资,曾经一衣带水的国际兄弟竟然开打了。
 
新兵到连队的第二天,我给他们上课,讲援越抗美、援老抗美的经历,还有一个个战友的牺牲。年轻的战士群情激愤,都想早点上战场,为国争光。
 
一个月的训练结束后,一个新兵来到我的办公室,坚决要求上前线。他个子挺高,但脸上稚气未脱。他说自己叫李书高,19岁。
 
在李书高的身上,我依稀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
 
我18岁从湖南郴州宜章县入伍,当时是援越抗美的高潮,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往越南边境,战士们站在军列高炮旁,戴着钢盔,威风凛凛。
 
我看着他们热血沸腾,心想,也许我也很快会出国作战了。可刚到部队,就被泼了瓢冷水,我被分配去当了汽车兵。
 
我找到指导员,当面说,当汽车兵没劲,我要到作战部队去。
 
指导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样的,想打仗的兵是好兵,你听我的,好好学会驾驶技术,有了过硬的本领,我保证带你上战场。
 
我是信了指导员这话,才心甘情愿做个运输兵的,只是没想到,一当就是19年,经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一次次和死神擦肩。
 
现在和十余年一样,浩浩荡荡的部队也开往越南边境,大战在即,送决心书的新兵很多,大家一心想上前线杀敌立功。
 
新兵中,只有李书高当面向我请战,我记住了这个年轻人。
 
前线部队来接新兵时,李书高又一次找到我要求上前线,看他决心很大,我把他交给了边防的一个团。
 
他很高兴,离开时激动地向我敬礼,说他一定要杀敌立功。
 
没想到,等我我再一次见到“李书高”的名字,是在一张名单上。

新兵训练一结束,我接到命令,带全连车队运送弹药,前往云南金平前线。
 
车子一经过金平县城,我就感觉到战争的气氛,空军战机在上空轰隆隆巡航,街上没有行人,只有民兵巡逻。
 
我们的炮弹要运往十里村,沿途只见少数民族老百姓赶着骡马,驮着弹药箱赶往前线,还有人身背架子,架子上放着一箱子弹。

车子走走停停,直到下午,我们听见了发射炮弹的呼啸,和阵地传来的枪炮声。
 
卸完弹药,一个边防团的副连长,问谁是张昌华连长,我说我就是。
 
副连长眼睛红红的,他把我拉进有红十字旗标志的帐篷里,里面摆着8具烈士遗体。
 
他把名单交给我,让我在上面签字。我掏出钢笔在名单上签上了名字,但没有细看。
 
交接烈士遗体的时候,副连长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哽咽道:“拜托了,千万别弄错,只有战后才能去祭拜他了。”
 
我这才仔细去看名单,“李书高”三个字赫然跃现在我的眼前。
 
一开始我不敢相信,想着一定是同名同姓的人,不会是我训练的新兵吧。可名单上写着:李书高,湖南新化人,19岁,1979年12月入伍。
 
没错,是我训练的新兵。
 
我向副连长追问李书高牺牲的经过。
 
这天清晨,李书高所在的连队攻打一处阵地,副连长知道他是刚入伍的新兵,让他跟在老兵后面,不要靠前。
 
他的班长准备将一个敌方哨兵干掉,班长悄悄接近,不幸被敌人发现,班长中弹牺牲。李书高眼明手快,他匍匐前进,一枪干掉了敌哨兵。
 
当连队发起冲锋时,李书高冲在前面,不幸被敌人的冷枪打中了胸部。
 
我听着流下了眼泪,来到李书高遗体旁,轻轻地为他抹去泥土血迹,我自责不该将他分到战斗部队,他太年轻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独儿,家里只有一个妹妹。我不敢想象,他父母知道后该如何面对,又该有多悲痛。
 
从李书高烈士之后,每当再运送烈士的遗体,我都要亲手为他们整理遗容,并发誓一定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机会很快来了。前线指挥所来电,让我去接受新任务。
 
我匆匆赶了去,指挥所设在灌木林里,坑道上覆盖网罩树枝。
 
从坑道上走进去,一位身材魁伟的首长,正在用望远镜观察阵地,阵地上不断传来敌我双方激战的枪炮声。
 
这是11军的副军长,首长转过身,笑着握了握我的手,说,你这个老兵连长,我现在要交给你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
 
我一个小连长,副军长亲自下任务,这会是什么任务呢?

副军长接着说,以后凡有我军抓获的越军俘虏,都由我亲自押送,中途不能有任何闪失。
 
我赶紧向副军长敬礼:“请首长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押送俘虏有什么难的,让他们坐车,又不是走路,我心想这任务很一般嘛,值得副军长亲自过问?
 
走出指挥所,群联处的干事见我不以为然,又特别讲了这是件政策性很强的事。
 
就在昨天,前线部队俘虏一名越军排长,战士们出于愤恨,一枪托就将他的头部砸伤。还有一个部队,为了替战友报仇,将越军轻伤俘虏打成重伤,给我们的俘虏工作造成被动。
 
因此,优待俘虏工作是件严肃政治任务,必须执行好,要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对越军伤员必须治疗。
 
我心里也知道优待俘虏政策的重要性,但一想到我差点几次死在对方的手里,气就不打一处来。
 
干事把我带到简易公路右边一山洼树林里,树林里有12个越军俘虏,坐在草地上。有3个头上扎着纱布,还有两个腿受了伤,走路要拄着拐杖,一颠一跛。
 
他们不时用眼睛望着拿枪的战士,样子很恐慌。
 
干事拿出俘虏名单,让我登记,将俘虏押去指定的地方。
 
俘虏们刚被押到我们的车旁,一个干部跑了过来,介绍自己叫华山,是边防部队的军医,他把我拉到受伤的俘虏身边,对俘虏说:“是不是我救了你?”
 
俘虏点了点头,用生硬的中国话,对华医生说感谢。
 
战地救援,时间就是生命,我好奇华医生为什么不救战友,要去救这个俘虏?
 
原来几个小时前,华军医接到阵地报告,我们的一名战士受了伤,要他赶快去抢救。
 
华军背着药箱马上跑到了阵地,当时敌人的机枪封锁了道路,华军医只能匍匐前进,大约离受伤的战士还有30多米时,草丛里突然伸出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衣服。
 
只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在说:快救救我。
 
华军医看清这是一名越军士兵,他的大腿血流如注,看来是想要偷袭我们的阵地,但是被枪打伤。
 
战友就在不远处,要不要先去救他?华军医犹豫了一下,爬过去问越军士兵,你愿不愿意当俘虏?
 
俘虏点了点头:“我当俘虏,我当俘虏,我跟你走,快救我。”
 
华军医拿出急救包,把他的大腿包扎好,然后要他不要动,马上带他走。
 
可就是耽误了这么几分钟,华军医想再去救战友时,几个越军跑下来,将受伤的战友给拖走了。

华军医近乎恳求地对我说,张连长,你可要保护好他呀。
 
“我是先救了他,才耽误了救战友,将来交换俘虏,我担心战友怪我没有救他,越军俘虏可以作证。”华军医说。
 
是呀,这些俘虏不仅是我们的战士拿鲜血换来的,他们还涉及到将来把我们被俘的战友交换回来。
 
这样一想,确实运送俘虏比之前更复杂了。
 
但我没想到,对这些俘虏的待遇,甚至比我们的战士还要好。
 
我们押送俘虏的途中,作战区与公路有一段缓冲区,大约5公里没有公路,我们的伤员都要走路,重伤员才有战士抬运。
 
而为了俘虏的安全,不仅让他们坐车,部队还派出一个连的民兵,逢山开路,逢沟架桥,遇到打滑的泥土路,民兵用木棍、藤条、石块铺出路来,一步步将车往前移。
 
有几辆运输俘虏的车,几乎全由民兵抬出,俘虏们坐在车上冷笑着。我很不甘心这些血海深仇的手下败将,竟然享受着皇帝的待遇。

不仅如此,部队还给俘虏准备了新衣服,那是蓝色咔叽布做的,质量相当好,当时我们自己人都穿不上。
 
以至于后来,在双方交换俘虏的时候,还有几个俘虏舍不得这身好衣服,过国门时,将衣服悄悄装进挎包,结果被越方发现惨遭毒打。
 
饮食方面,除了主食大米荤素搭配外,军供站还专门为他们做越南米线、油炸饼、糯米花生饭。
 
同时,每人发了一个卫生盒,里面装有感冒药,清凉油,泻立停等药品,都标上了越南文字。
 
这待遇,哪是我出生入死的战友所能想。
 
有一天,我端着特别为俘虏做的越南菜,给一个越军俘虏吃,我问他,他们又是怎么对待我们的被俘人员?
 
俘虏回答说,一天保证能吃上一顿饭,原则上是不饿死就行了。
 
他说的应该符合实情,想到我的战友在异国受难,我悄悄取消了对俘虏优待的伙食,改成与我们普通战士吃一样的。
 
对负伤的俘虏,原本规定中途要让医生换一次药,我也取消了。一个腿受伤的俘虏,伤口化脓了,沿途叫个不停。
 
一想到李书高的牺牲,我就恼火,忍不住一脚踢过去:“叫什么,死不了,到昆明会给你治疗的。”
 
顺利运送完12个俘虏后,我又接到更大的运输任务,150位俘虏,还有30个女的。
 

这一百多俘虏聚集在一个峡谷,离越南只有千多米,枪炮声在周围此起彼伏。
 
我将伪装好的车,从便道开进峡谷,山坡两旁是高山树林,沟边是石头杂草,杂草上坐着一排排越军俘虏,个个都垂头丧气的。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女俘虏,我竟然一点也恨不起来。
 
倒不是因为女俘虏长得漂亮,而是看着她们清瘦的面容,上身穿着普通的花格衣服,看上去就是普通的家庭妇女。
 
她们应该在家抚养小孩,照顾老人,如果她们战死了,她们的父母、丈夫、儿女会有多么悲痛。
 
我自言自语地说,你们真有本事,抓了这么多女兵。
 
听见我这么说,旁边一个指挥员露出了苦笑。
 
这天上午,我们边防部队攻下了4号高地,全歼了敌人,高地背后有三间茅草屋。战士们冲进屋内,发现只有一个头戴斗笠的妇女正在烧火做饭,战士们没有管她,又朝另一家草屋搜索。
 
进入第二间屋,只见一个年轻妇女下穿花裙,上身裸露,正在洗衣服,战士进来了,她站起来,向战士微笑。
 
战士们稍有迟疑,就有敌人从暗道朝他们开枪,一个战士倒在了血泊中,另一个战士被打中受伤。
 
听到枪声,一个排的战士赶了过来,敌人从暗道的不同角度开枪。刚才那个裸露上身的妇女也端着冲锋枪向战士们扫射。
 
指挥员的介绍让我有了警惕,对这些女俘虏要像对待男俘虏一样,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她们很可能会利用女性柔弱的一面,逃跑或是脱衣服制造麻烦。
 
指挥员又把我带到前排俘虏中,指着一个穿军装胡子拉碴的俘虏说,他叫武柏,是个村长,他害死了我们4个战友。
 
武柏的村子,全村皆兵,在阵地上拼命抵抗。但最后是武柏带着全村人投降,他们人数最多。
 
我一听,要是运输途中,有人带头闹事,中途逃跑,武柏村的人最多,最容易响应,必须要防范。
 
我翻看俘虏的花名册时,还发现这批俘虏中有两个越军军官,一个副团长和一个副营长。
 
我留心这两个人的样貌。副团长高个儿,黑皮肤,秃头;副营长结实粗壮,左边的眉毛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
 
他们和别的俘虏很不一样,没有唉声叹气,副团长的眼睛一直望着我们的车篷,看起来若有所思。
 
如果俘虏闹事,这两个人很可能就是主谋。
 
这150个俘虏我要尽快送到昆明集中点,中途不能有任何闪失,押运的俘虏越多,中间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就越大。
 
我清楚这趟任务的艰巨。
 
果然,车刚要启动,8号车的一个胖俘虏突然捧着头大叫,在车上打起滚来。

从前线到昆明700多公里,中途要休息一个晚上。我将150个俘虏分别安排坐在25台车上,每台车都有足够空间让他们能躺着睡觉。
 
女俘虏分在男俘虏中,每台车坐两个女俘虏,便于看守,防止她们一起闹事。
 
武柏村子的村民也被分开,每辆车坐两个,分散在20辆车上,这样即便有人带头,他们也没有条件集中。
 
俘虏副营长坐第一辆车,副团长坐在第21辆车上,在车队末尾。这样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俩人离得太远,没办法相互通气。
 
每辆车两个民兵看守,我坐最后一辆车断后,一切看起来万无一失。
 
没想到还没启程,就被胖俘虏叫停了。我只能推迟行动,叫来军医检查,发现他没有问题,是在装病。
 
可如果不解决胖俘虏的问题,交换俘虏时会说我们不人道,而且俘虏在大吵大闹。路况很差,俘虏集体闹事的话,车子摇晃起来,很容易翻车。

胖俘虏还在车上不停打滚,大喊痛死我了。
 
我让人去通知其他车上的俘虏,说8号车上有人病了,原地休息,不准动。病保证给他治好,如果是大病,就送去医院治疗,先稳住了其他俘虏。
 
军医跟我商量,马上给他安眠药,让他睡上几个小时。
 
我觉得是个好办法。军医对装病的俘虏讲,他头痛是因为得了感冒,要他吃止痛药,把药和水壶递给了他。
 
俘虏有点不情愿,但还是把药吃了下去。半个小时后,他不再喊头痛,沉沉地睡着了。
 
车队开动。
 
25辆车拉开的车队有200多米长,因为公路窄,弯道多,如果遇到别的车插队错车,我们的车很容易掉队,必须一台台车紧紧追随。

最担心的是公路上堵车,晚上要是到不了军工站的宿营点,不排除会有俘虏趁机抢民兵的枪逃跑。
 
出发前我规定,不论俘虏如何闹事,或是遭到袭击,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如果俘虏有异常情况,向他们靠拢,就朝天鸣枪。
 
每一个小时,我都会让车队停下来,询问民兵车上俘虏的状况。
 
副团长俘虏接受过我们的训练,知道我们优待俘虏,吃饭的时候总是不忘对我说,他爱吃花生米,能不能给他弄点来。
 
为了稳住他,我还真给他弄过两次花生米。
 
副营长俘虏的样子更开朗,还对俘虏们说别叹气,已经是这样了,必须面对现实,他说他当了俘虏之后,最担心的不是政治,不是没有工作,是怕找不到对象。
 
每次停车检查,他总是想法子靠近女俘虏,看我走近,就故意对其中一个说,他愿意娶她。
 
他表现很反常,好像是故意摆出这个样子给我们看的。

我们押运俘虏的车驶出前线,往金平县城开,边防部队派出一个班战士护送我们。
 
这个时候太阳渐渐落山,周围森林里的光线开始变得昏暗。突然,我听见车队前方传来两声枪响。
 
我提着冲锋枪跑过去一看,第一辆车的边防战士倒在驾驶室里,身下一片血泊,已经没有了呼吸。
 
而车上的俘虏正大喊大叫,都挣扎着要跳车,民兵拼命拦住他们。第二辆车的一个俘虏,挣脱民兵跳下了车。
 
我看俘虏已经跑出去十多米,端着冲锋枪朝他脚下打去,要他停下来,否则当场击毙。俘虏害怕了,停了下来。
 
果然,带头的就是俘虏副团长和副营长,他们大叫着要跳车。我只好把副团长和副营长的手捆住,嘴里塞上毛巾。
 
车上的俘虏跪在我面前,求我饶了他们,希望不要枪毙他们两个。
 
开战以来,越军一直在宣传,如果被解放军俘虏了,必死无疑。
 
眼下俘虏想逃跑,是因为听到了枪声,以为我们会在这里对他们进行集体处决。
 
我向俘虏解释,不会枪毙他俩,现在绑住他们,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怕被特务袭击抢走,因为我们有战士被特务打死了。
 
为了稳定俘虏的情绪,我让战士将牺牲战士的遗体抬出驾驶室,放在车边,让俘虏们看见。
 
翻译向俘虏解释,刚才越南特工袭击我们车队,战友为了保护俘虏牺牲,但我们优待俘虏的政策不会改变,一定会把他们安全送到目的地,最终会让他们回国。
 
没看到遗体的众俘虏不相信,还在大喊大叫要下车。
 
我只能安排边防战士和民兵,一次押解两部车的俘虏下车,让他们来到牺牲战友遗体旁,亲自确认。
 
看到真的有中国士兵牺牲,俘虏们都低下头,集体陷入了沉默,有的女俘虏还流泪了。
 
坐在最后一辆车的武柏,跪在牺牲战友的遗体边,说这和他死去的孙子差不多大呀,这该死的战争何时才能结束?
 
原来武柏村子里的青壮年全都去参军打仗,他原本想带全家逃亡国外,结果被部队拦了回来。
 
部队命令他在村里修建工事,每人发了武器。上级规定,谁敢逃跑,就要送去军事法庭判刑。
 
战争打响后,他们村子死了6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武柏的孙子,只有16岁。
 
武柏是村长,他要对全村的人负责,不能再死人了。他让全村人都不要再开枪,举着白旗,主动向我们投降。
 
是呀,这些俘虏,他们也有亲人,他们的亲人也在盼着他们回家呀。

车队进入金平县城后,我们并不能安心。
 
沿途有不少百姓手捧鲜花,有的老人提着煮熟的鸡蛋烧饼,要慰问我们的车队,我们缓缓而行,不敢暴露车上押的是俘虏。
 
我之前押运俘虏时没有经验,在一次路经县城堵车,有好奇的路人掀开蓬布,看见是俘虏,百姓们群起攻之,操起棍棒、石头就打车上的俘虏。
 
经过县城后,到了一个矿区停了下来,我们准备在这里休息。这是定点的军供站,我们不敢大意,到饭点,用箩筐装着饭菜送到车上给俘虏吃。
 
见车上人没下来吃饭,附近的老百姓以为车上是伤员,主动拿着鸡蛋水果前来慰问。
 
一个老大爷掀开帐篷看见是俘虏时,一下大喊起来,群众围过来,俘虏吃饭的碗都被打掉了。
 
我们极力劝阻,但是没有效果,我理解群众的心情,拖下去只会引来更多人围攻。只能冒着群众的石头棍棒,立刻把车队开走。
 
车队快到达昆明时,休息途中,副营长俘虏主动找我,对我说,他要娶那女俘虏。这时,我已经完成了任务,心情也不错,告诉他一路配合得不错,等他们回国后就去结婚吧。
 
副营长这才苦笑了一下,说他这几天一直在说服女俘虏,其实是想要她和自己一起申请政治避难,留在中国结婚、生活。
 
如果将来交换回去了,谁会看得起一个俘虏呢?此时,他的话语间才透出了无奈和悲观。
 
当我将他交接给接管俘虏的干部时,副营长反过头来对我大声说,要我给他讲讲好话,他一路上表现很好。
 
不知为何,我突然对他也恨不起来了,点了点头。
 
有战争就会有战俘,他能做到副营长,想必也是身经百战的一条硬汉,但此刻求生心切,成了一个可怜人。
 
这是我运送战俘最多的一次,他的命运也让我一直记挂于心。
 
几个月后得知,中越双方在广西友谊关先后5次交换战俘,中方向越方释放1636名俘虏,越方移交我方被俘官兵238名。
 
同一场战役中,我的运输任务早已光荣完成,而他们的命运故事才刚刚开始。


每一个走上战场的士兵,都想立功、回家。

但战争残酷又现实,登陆场上的士兵大多只有两个选择:已被打死或者将被打死。

而如果不幸成为战俘,是最最无奈的一种选择。优待战俘的国际协议,大多数国家并不会遵守。

还在交战的双方,会把所有的愤恨发泄在战俘身上,让其受尽折磨。而受到优待的战俘,他们将被自己的国人唾弃。

战俘经历所带来的创伤,无论心理还是生理上,都将无比惨痛。

我看过很多战俘营的故事,但这是我第一次从一个运输兵的视角,看到这些刚刚缴械投降的战俘。

他们失去手中的武器,也随之失去了对战争的狂热,不管是军官还是村民,都只想战争早日结束,回家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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