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短篇故事

拯救疯女:被拐卖5年,解救后的人生没有“重新开始”

作者:陈拙
2022-02-20 17:26

大家好,我是陈拙。

最近我重温了一部电影——《盲山》。

它讲的是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被拐卖到偏远山村后逃跑了很多次,都被抓了回去。

直到生下孩子,才被警察解救出来。

我关注过很多关于拐卖的故事。

有失去孩子的父母,至死都没能把孩子找回。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女孩被解救后。

可就算被警察救出来,被拐卖的女孩也没能恢复原来的生活。

这篇文章是一篇旧文,但我决定重发。因为要理解一个悲剧,我们就要从它发生一直看到结局。

但要想减少悲剧,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它停止在开始之前。



2016年4月,市郊发生一起蹊跷的交通事故。
 
一名骑电动三轮车的男子,在送货途中,被一辆涉嫌超速的小货车撞倒。电动三轮被碾得七零八落,男子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有目击者称,在事故发生前的一个小时里,肇事的小货车一直停在距离该路口100多米远的地方,就像在等着这辆电动三轮车。
 
交警部门的同事告诉我,“那是全市唯一没有信号灯的路口,经过的车辆不多,但车速较快。局里曾多次申请安装信号灯,但规划部门说那条道就要改线了。一直没批......”

被撞死的人叫杨展,负责给附近的大排档送啤酒。他每天下午3点钟左右,都会出现在事发路口。
 
杨展生前是一起特大打拐案的涉案人员,案发后被判无期,不久前才减刑出狱。
 
我会注意到这个案子,是因为他拐卖过的一名女性,就生活在我的辖区。


第一次见到红姐时,我刚接手社区工作不久。

晚上下班后,我在夜市吃宵夜,看到一名红衣女子拖着音箱在夜市唱歌,唱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王菲的流行歌曲《红豆》。

她深情地演唱,伴随一些夸张的动作,看起来很投入,但被音箱放大的歌声并不在调上,声线也有些粗,周围听众时而报以戏谑的喝彩。

我抬头和桌对面的同事开玩笑,说这年头真是个性解放,歌都唱成这样了,还好意思在大庭广众下开口。

同事向歌声传来的方向望了一眼,不屑一顾地说:“红姐啊,你不认识她吗?”

我并不认识,同事接着说:“奥,对了,你刚到咱所......”他像是又想起了什么,补了一句:“以后你会经常和她打交道的。”

同事对我说,红姐的名字里并没有“红”字,被叫红姐,是因为常年穿着一身红色的空姐外套,戴着一顶红色的空姐小帽。

而笃定我会与她打交道,则是因为红姐有间歇性精神病,“别看她这会儿引吭高歌,说不好哪句话惹了她,转头就会打人。”

听完他的话,我有些担心,这里人流聚集,红姐在夜市上犯病了可怎么办?

同事却打包票说没事儿,“红姐的间歇性发病很会挑时间,她天天来这里唱歌,一般没什么问题,附近的居民知道她的状况,轻易也不去招惹。”

同事很有预见性,我果然很快就和红姐打上了交道。

2013年1月,派出所接到报案称夜市有人打架。我和同事出警后,发现打架双方是红姐和一名20出头的男青年,原因是一笔“演唱费”。

红姐卖唱有个歌单,唱一首10块钱,也是她的主要收入来源,看病吃药和日常生活就靠这个。

从当事双方和围观食客的口中,我大致了解了事情经过。

当天晚上,红姐照例拖着音箱在夜市唱歌,那名男青年也在夜市吃饭。

不知是红姐的歌声坏了男青年的心情,还是他本就喝了一些酒,想借着酒劲戏弄红姐。当红姐在邻桌的一曲结束时,男青年甩出5张百元大钞,对红姐说,“你去夜市马路对面的垃圾站,对着垃圾箱唱10首歌,这500块就是你的。”

这是个无理且侮辱人的要求,但红姐二话没说,拖着音箱径直去了垃圾站。

垃圾站在距离摊位不到百米处,十几个堆满了残羹冷炙的垃圾桶发出阵阵异味,红姐放好音箱,试了试音,在众食客的哄笑声和倒彩声里,像平常一样认真地唱了10首歌。

唱完,她回到夜市,向男青年伸出手,让他付钱,不想男青年此时却耍起了赖,非说一首歌10块钱,红姐唱了十首,他只肯付100块。

一边说着,还把一张百元大钞扔到了地上。

没有任何预兆,红姐抓起身旁餐桌上一个半满的啤酒瓶,直接砸到了男青年头上。当啤酒混杂着血液从男青年头上流下来时,人们才反应过来。

男青年抓起桌上另外一个酒瓶要打红姐。食客们有的往一边躲,有的上前拦住男青年。

拉锯中,红姐一句话未说,拖着音箱站在原地,直到警察赶到现场。

我问红姐:“受伤了吗?”。

红姐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上下打量着她,没发现明显外伤,只是红色空姐外套上有一片明显污渍,零星粘着一些食物残渣,应该是被男青年扔过来的东西砸到了。

“跟我们回派出所处理吧。”我叫上她。

上车前,同事看看红姐,小声对我说,你坐到后排去。

我问为什么。他有些迟疑地说,看样子,红姐一会儿可能要发病,你提前做好准备。

我点点头,招呼红姐坐上车,自己悄悄从单警装备里掏出防割手套戴上,又把约束带拽出握在手里。

虽然做了防护措施,我还是受了伤。

那天,载着红姐的警车没有回到派出所,而是直接开去了沙市精神病院。如同事所料,红姐真的在车上犯病了。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从一言不发到窃窃自语,然后语无伦次地诉说一件又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嘴里“咿咿呀呀”,眼神时而呆滞,时而迷离,说到激动处,她突然在座位上聒噪起来,手舞脚蹬,喊打喊杀。

她的肢体不断与车厢碰撞发出咚咚的闷响声,我感觉事情不妙,拉开约束带想把她控制住,无奈警车后座空间有限,我不但没能用约束带绑住红姐,反而被她踹了几脚,脸上、脖子上也被抓出血痕。

同事及时停车,来到后座和我一起把红姐控制住。我们等待增援的女警到来之后,连夜将她送去了精神病院。

精神病人入院需要家属签字,但红姐家里只有个70多岁的老父亲,路都走不利索,更别说来医院签字了。

我还在发愁如何处理,同事告诉我,红姐是有工作单位的,单位领导也能签。我没想到疯子红姐也有单位,但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面。

红姐的工作单位是本市第二人民医院,她之前竟是一名医生。

第二人民医院的领导被我们连夜叫来了精神病院,听说是红姐犯病,他们并不感到稀奇。按照程序草草签完字,垫付了治疗费用,就立刻离开了。

回到派出所,我站在卫生间里的镜子前查看脸上的抓痕,有人上厕所路过,笑着说我点子太背。确实,红姐在夜市跟小青年打成那样,也没见犯病的征兆,坐上警车,居然挨着我就精神失常。

我也很无奈,出趟警让自己破了相。但转念一想,既然是间歇性精神病人,谁又说得准她什么时间节点上会犯病呢?

回到值班室,我一边上平台记录警情,一边找同事聊红姐的事情。

人口信息网显示,红姐并不姓“红”,名字里也没有“红”字。看来真的是因为那件大红色空姐外套,她才被人称为“红姐”。

红姐真名叫赵启悦,时年43岁,在册精神病人,大学学历。

“红姐竟然读过大学?”我吃惊地转头看向同事。按照年龄推算,红姐是90年代初读的大学,那时的大学生是稀罕物,在我看来,算是“老知识分子”了。

当年的大学生,回到本地的基本都当上了各单位中层领导,怎么红姐成了现在这样?

同事没说话,上前用鼠标查看了警综平台的记录一番,然后摇摇头说,看来时间太早了,没录到警综平台里面。

我不懂他说的什么意思,追问起来,同事叹了口气,坐回到一旁,说红姐年轻时受过很大的伤害。

“什么伤害?” 

“听说过‘4·17’打拐案吗?”

“4·17打拐案”是局里早年办理的一起解救被拐卖妇女案,后来成为经典打拐案件,案情当年被各种杂志报刊不断挖掘转载,办案手段也被写成了一篇篇技战术交流文章。

“红姐就是当年‘4·17案’的主要受害人,而我当年正好经办过那起案子……”

1994年,23岁的赵启悦从大学医学院毕业,旋即分配回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

赵启悦是本市人,父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下海经商的人,母亲是一位中学教师,家境很好。当时没有计划生育,但她是家里的独生女。

她从小就聪明懂事,学习成绩优异,在邻里间很受喜爱。

来到市第二人民医院以后,作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赵启悦也立刻得到领导的重视。
 
二院原是一家央企的附属医院,再前身是北京一所著名医院的分院,60年代初,二院随央企搬迁至我市,只负责收治患病的企业职工和家属。
 
90年代初,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过程,二院脱离央企归入地方卫生系统管辖,之后一方面开始收治地方上的普通患者,另一方面,由于缺少了企业母体的资助,二院医生的收入骤降,很多骨干医生被兄弟单位挖走,留下的,多是一些能力有限的人。
 
那时二医院急需新鲜血液的注入,尤其需要赵启悦这样正经医科大学的毕业生。
 
医院领导把她当成了宝,第一年并没有下放她到科室,而是作为储备人才,安排她全国各地的兄弟单位交流学习。

赵启悦的出事,恰巧就发生在一次培训途中。

“二院虽然离开了北京的兄弟单位,但两个医院之间的关系紧密。咱们市二院资源有限,所以很多被领导视为‘可塑之才’的青年医生,会经常被派到北京总院进行培训。”

1994年4月17日,赵启悦又一次被二医院派往北京学习,为期一个月。

那天,医院总务科的工作人员给她买好火车票,又安排一辆小汽车把她送往火车站,在目送赵启悦走进候车大厅后,工作人员才离开。

几天后,二院接到北京总院电话,称本应参加培训的赵启悦没有如期报到,是不是放弃了培训机会。

二院回复说,赵启悦几天前已经乘车前往北京,可能有事耽误了,请总院照顾一下。

又过了几天,总院再次打来电话,说赵启悦依旧没有报到。

那时的通讯设备远没有现在先进,连固定电话都需要申请,二医院无法直接联系赵启悦,便联系赵启悦家人,问她走后有没有跟家人联系。

赵启悦的家人说没有,二院这才觉得事情有些严重,赵家在北京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她还能去投奔谁?

此时,赵启悦已经失联七八天了。

赵启悦家属赶紧去到派出所报警,本地警方对送赵启悦前往火车站的医院工作人员进行了盘问,没有得到有效线索,又联系了北京市公安局的相关所队,试图查找赵启悦下车后的活动踪迹,同样也没有结果。

民警对列车沿途经停的所有站点进行了联系、走访和调查,但也没能摸到有关赵启悦的蛛丝马迹。

“那个年代,手里没有手机,路上没有监控,住店也没有身份证联网登记信息,走丢一个人很容易,但想找到一个人,却相当困难。”同事叹了口气,掐灭了手中的香烟。

赵启悦失踪后,警方、单位和家人一直寻找。赵启悦的父亲更是停了生意,母亲也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老两口远赴全国各地找女儿。

“当时市面上关于赵启悦的传言很多,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她死了,有人说她父亲做生意得罪了人,所以她被人报复绑走了,也有人说她跟野男人私奔了,甚至后来还有人说她被一些‘秘密单位’征召,派到台湾当‘间谍’去了......”

赵启悦的父母不理睬风言风语,在几年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两口子花光了半生积蓄,拖垮了身体,也没有换回女儿。

赵启悦的母亲最终病逝在寻女的路上,没能再看女儿一眼。 

5年后,1999年的8月,赵启悦的去向终于有了线索。

某天,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抓住一名“偷小孩”的女人,后经审讯,女人对自己在站前广场趁幼儿父母不备企图拐走孩子的罪行供认不讳。此外,经工作,民警又在她身上挖出了其他几起拐卖儿童的案子。

审讯后期,女人知道自己罪大恶极,为了逃过一死,向警方检举了自己知道的另外几起案子。

令民警震惊的是,1994年赵启悦失踪一案,就包含在内。

“那个女人曾有个姘头,叫杨展,两人一同生活过一段时间。杨展曾经向女人透漏,自己以前在我市拐过一个女的,还是个大学生医生......”同事提到这里时,语气里犹带着一些忿忿不平。

警方随即对杨展开展抓捕,几个月后杨展落网,在供述中验证了女人的检举——他确实拐骗过一个“大学生医生”,被他以四万元的价格卖去了安徽农村。

警方立刻对线索进行了核实,通过秘密工作,确定了赵启悦的身份,然后在安徽当地警方的帮助下对赵启悦进行了解救。

赵启悦那时已经在当地生了一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另一个,她的“丈夫”面目丑陋,是个瞎了一只眼的瘸子,因为讨不到老婆,从人贩子手里买下赵启悦。

解救过程非常困难,民警遭到了全村人的围攻,村民在这件事上极端团结,他们可能会觉得,今天你不帮别人保护媳妇,明天自己媳妇跑了,就什么都没了。 

一个媳妇上万块,一辈子也就买得起一个了。

“现在西华所的教导员老沈,那次被山民打成了重度脑震荡,差点撂在那里。但好在最后还是把赵启悦救了出来......”

解救过程几乎是电影《盲山》的翻版,只是在电影里,被拐卖的女孩想要带走孩子却不得,赵启悦却不同,她的孩子也被救了出来,跟随挺着大肚子的母亲一同回到了本市。

这个孩子并不像父亲身有缺陷,而是个正常人。

“孩子?平台上的户籍信息里没有显示赵启悦有孩子啊?”我有些疑惑。同事说,那个孩子他也只在解救过程中见过一次,后来听赵启悦的父亲说,全家人都接受不了那个孩子,直接过继到外省的远房亲戚家去了。

至于赵启悦肚子里怀的孩子,回家不久就被她打掉了。

民警在对杨展的审讯中,得知了他拐卖赵启悦的整个过程。

杨展比赵启悦大4岁,本地人,在陪母亲看病时认识了作为医生的赵启悦,他有意接近,后来经常就母亲的病情向赵启悦咨询。

杨展长得一表人才,人也风趣,对母亲的病情显得很上心,渐渐地,就得到了赵启悦的好感。

杨展是个无业游民,但在与赵启悦接触时,谎称自己在机关单位工作。

“机关单位工作”的杨展因为“家境不好,又需要应酬”,经常向家境优渥的赵启悦借钱。

按照杨展的说法,他最初想和赵启悦“耍朋友”,就是看上了她的家境不错,希望在交往过程中能从赵启悦身上“混点钱”,解一下自己的燃眉之急。

杨展没有正当收入,平时却酷爱玩老虎机。欠下一屁股赌债,为了还债,他四下寻找搞钱的途径,也确实从赵启悦那里搞来了不少钱。

后来,他由“混点钱”转为拐卖,是因为认识了一个名叫刘贵的人。

刘贵自称做生意的,很有钱,杨展曾经受雇给他跑过几次腿。杨展被要账的人逼得没办法时,想到可以找刘贵借钱,但刘贵并不理睬他。

刘贵对杨展态度的变化,缘于知道杨展有个在医院工作的女朋友。那以后,他不但答应借给杨展钱,还经常撺掇杨展把赵启悦带来认识。

杨展并不知道刘贵为何对自己的医生女友如此感兴趣,却也不想放弃借钱的机会,便找机会约了赵启悦吃饭,谎称刘贵是自己的叔叔。

单纯的赵启悦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与“男友叔叔”刘贵见了面,席间,刘贵谈的都是些家常事情,像一次真正的亲戚聚会。

这样的“聚会”又进行了三五次,杨展虽然每次都帮忙约见,心里却想不明白,刘贵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直到有一天,刘贵把杨展单独约了出来。

刘贵看中的是赵启悦的医生身份,他想让赵启悦帮忙给他在医院“搭个桥”,联系几个二院妇产科的医护人员,掌握一些婴儿信息。

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推行了10多年,有些家庭超生又交不起罚款,也有些家庭不能生育,或者生不出儿子就想买。

上世纪90年代,一个健康男孩的价格大概在两到三万元左右,女孩八千到一万,而给到亲生父母手里的钱,大概是男孩一万,女孩三千。这是一笔天文数字了。

刘贵口中的所谓生意,竟然是贩卖人口。

杨展吓得手里的酒杯都掉到了地上,贩卖人口是重罪。但刘贵随即说,这个买卖特别来钱,而且风险不大。他所做的,只是联系那些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又交不起罚款的家庭,问他们愿不愿意把超生的孩子卖掉,愿意的话,刘贵再去联系买家。

刘贵游说杨展,说这个买卖的关键点在于联系产妇,最好的地点就是在医院妇产科。孩子一旦回了家,知晓的人便多了,父母再行买卖,风险势必会变大。而在医院出手,回家后即便有人询问,也可以推说产下死婴,直接交由医院处置了。

当时的二院,刚刚从企业医院向地方医院转制,开始接收周边农村产妇,几乎集中了附近百公里内的所有产妇。

对刘贵来说,这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富矿”。而赵启悦,就长在这片富矿上。

刘贵口中的生意低风险,高收益,杨展想到自己欠下的几万块巨款,还是被说动了,奔着这趟买卖的赚头,他决定亲自去游说赵启悦。

他没想到,一向温顺好骗的赵启悦断然地拒绝了自己。

情急之下,杨展把自己玩老虎机欠了一屁股债的事儿说了出来,为了博同情,无业游民的身份也暴露出来。

赵启悦非但没有同情他,发现被骗之后,直接提出了分手。

“据杨展交代,之前他和赵启悦谈朋友时,不但经常混吃混喝,时不时还能从赵启悦手里骗点钱花,前后有几千块钱吧,另外,赵启悦还有一台莱卡相机放在杨展那里,不过后来经过警方调查,相机早都已经被杨展卖了。杨展那次本想借赵启悦的关系赚个大钱,没想到事情一说出来,不但‘大钱’赚不到,连以前的‘长期饭票’都要丢。”同事掐灭了烟,说到赵启悦的决定时,言语中带了些赞赏。

这样的结果却令杨展气急败坏,他找到刘贵,怨他给自己出了个馊主意,让他赔偿自己的损失。

刘贵不但没答应,反而让杨展马上把之前从自己手里借的钱还上,不然就让他好看。

听到“还钱”,杨展的气焰一下消了。刘贵威胁他,如果不还钱或者胆敢跑路,他一定先去杨展家弄他妈,再找人打断杨展的腿。

闻此,杨展只得换了一副面孔,垂头丧气地求刘贵宽限一些时间,容他再想办法筹钱。

刘贵没同意,但给杨展指了一条“明路”。

“他说通过几次接触,发现其实赵启悦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目标’......”同事接着说。

刘贵当初把赵启悦当做自己的机缘,耐下心来花时间接近,一朝被拒绝,心里的不甘可想而知。谁也说不好他是气急败坏的报复,还是真的拿赵启悦当成货物。

刘贵对杨展说,23岁,性格单纯,刚刚大学毕业且家境优越的赵启悦除了能帮他们在医院“搭桥”之外,本身也可以给他们带来不菲的收益。

杨展首先想到的是绑架,但刘贵说,绑架是大案,警察一定会死咬不放,难免竹篮打水一场空。

杨展问刘贵那怎么办,刘贵说他可以联系买家,把赵启悦卖到山里给人做媳妇,这年头既有人收小孩,也有人收能生小孩的女人。

杨展还是不放心,要是赵启悦跑回来咋办?

刘贵却很自信:“这个你放心,被卖到山里的女人是逃不回来的,再者说,她只要在山里生了孩子,这辈子就撂在里面了。”

当晚,两人一拍即合。

赵启悦与杨展分手之前,曾经告诉过杨展,自己4月中旬要单独去北京参加一场培训。

杨展知道具体的车次和日期,他意识到,这就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他再次找到赵启悦,说要把以前欠赵启悦的钱和贵重物品还给她,赵启悦信以为真。杨展又说钱和贵重物品不在自己手里,让赵启悦在武昌站跟他下车,去他的一个亲戚家拿,之后会再给她买张火车票,不会耽误她的行程。

除了最后摊牌时,杨展一直是个正直、上进的青年形象,赵启悦想不到,曾经交往的人背后,会有这样一个下作的阴谋。

赵启悦跟随杨展来到他所说的“亲戚家”,不料等待她的不是杨展的亲戚,而是刘贵跟他的同伙。

等到赵启悦的父母报案时,赵启悦已经身在四五百公里外了。

“赵启悦最初失踪时,你们没有查过杨展吗?”我问同事。按照正常办案流程,刚刚分手的前男友杨展在赵启悦失踪之初,应该首先被警方纳入侦查视野。

但从案子的最终结果看来,如果没有在火车站广场因“偷小孩”被抓的女人检举,警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

“唉,这事儿就得怪她父母了……”同事叹了口气。

原来,赵启悦和杨展交往了三个多月,赵启悦父母对此竟一无所知。父亲常年在外忙生意,难得回家一趟。母亲一直是所在学校的教学骨干,那段时间带高中毕业班,也没有时间过问女儿的事情。

警方曾推测赵启悦是否因感情问题离家出走,对此还专门向赵启悦父母询问过她的感情生活。但赵启悦父母坚称女儿没有谈男朋友,更不会因此离家出走。

医院同事对赵启悦和杨展的事情了解的也很少,那个年代,人们对“处对象”一事的看法严肃保守,对于两人的关系,赵启悦一直没有公开。

警方在摸排过程中,也曾有人反映那段时间有个病人家属常来医院找赵启悦,警方甚至派人找到过杨展,但杨展坚持称自己只是因母亲的病情找赵启悦咨询,警方当时也没能找到其他线索,便把杨展的嫌疑略过去了。

赵启悦被解救成功后,民警又顺线抓捕了刘贵等犯,一个地跨六省的特大拐卖妇女儿童团伙被摧毁。2000年初,法院宣判,刘贵及其团伙几个主要人员因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罪被判死刑。

杨展则被判无期徒刑,是唯一免于死刑的人。


施害者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他们给受害者带来的伤害却还在持续。至少在赵启悦身上是这样。被解救回来的她没有回归正常的生活,而是成了红姐。

“给我讲讲红姐吧,她被成功解救了,可后来为什么又患上了精神病?”

“她大概是在2004年左右精神开始不正常的吧……”同事一边回忆一边说。那大概是赵启悦被解救出来的第四五年,她身上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老家传来消息,和她一起被从安徽带回来的孩子死了。送去亲戚家一年后,孩子从道路旁的两个储物棚中间冲出去,迎面撞上了一辆疾速驶过的大货车。

司机赔了一笔钱,却没有坐牢,因为交警认定,孩子监护人和司机各负一半责任。 

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赵启悦变得木然呆滞,每天下班之后便去商店买各种各样的儿童服饰和用品,半夜再蹲在小区外的十字路口烧掉。

当时就有人说,她似乎受了刺激,精神出了点问题。

第二件事,是她的工作问题。赵启悦被解救后,医院按规定恢复了与她的劳动关系,给她提供工作岗位。但赵启悦要当医生,医院不同意,说让她先适应一段时间再说,把她安排进院办做些行政工作。

不久之后,同事们纷纷向领导诉苦,说赵启悦难以相处,热衷于与人吵架,还经常在公共场合污言秽语地骂人。

院领导把她从院办调到了药品仓库,但她什么都不做,还是经常和人吵起来,不久,又把她调去了医院工会,让她只负责一些杂事,但赵启悦依然我行我素。

最后,医院安排她去了后勤苗圃,让她每日与花花草草作伴,调整一下情绪。

这也不是什么好办法,赵启悦3个月之后,就不愿再上班了。医院乐得甩开这块烫手山芋,顺水推舟地答应每月发给赵启悦基本生活费,让她在家“疗养”。

第三件,也是最敏感的问题,赵启悦的婚姻。

赵启悦被解救回本地一年后,父亲看她的生活逐渐平静,毕竟女儿只是30岁不到的年纪,便张罗着想给她寻一门亲事。

可赵启悦从失踪到被解救,一直是本地的一条重磅新闻。很多人同情她的遭遇,当面或背地里诅咒那些害她的人“不得好死”,但当有人提起赵启悦的婚事时,几乎所有人都神情复杂地笑笑,或是摇摇头,说这事儿自己帮不上忙。

曾有人试图把赵启悦介绍给一些离异或是丧偶的男士,但当对方听到赵启悦的遭遇后,多数都是摇摇头,表示同情之后婉言谢绝。

2003年,一个外地来我市工作的大学生结识了赵启悦,并与她谈起了恋爱。大学生小赵启悦4岁,为人端正,不受风言风语的影响,说自己不计较赵启悦过去的遭遇,愿意与她走下去。

大概谈了一年的恋爱,周围的人可以明显感觉到,那期间的赵启悦不再那么暴躁和敏感。经常有人看到她和大学生在夜市吃饭,身上已经有了过去单纯的影子。

两人几乎走到了婚姻的边缘,但结婚前夕,大学生的父母知道了有关赵启悦的往事,断然拒绝儿子与她交往,并以死相逼,要求儿子辞职回老家工作。

那段感情最终还是以分手结束,分手后,赵启悦消失了一段时间,人们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但再次见到赵启悦时,她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太正常。

“好好一个姑娘,父母辛辛苦苦培养了半辈子,终于成才了,结果遇到这种事,几个人贩子为了几万块钱,把她一辈子毁了……”同事叹了口气,表情愤恨中又怅然若有所失。

2005年初,赵启悦开始出现行为异常,她有时在街上走的好好的,突然拉住陌生的过路人要跟对方聊天。如若路人拒绝,她先是破口大骂,然后便是追打。

赵启悦的邻居也报警,说自己有时在楼道了遇到赵启悦,主动跟她打个招呼甚至多看她一眼,就会引起赵启悦的暴怒,之后不久,自己家的玻璃或停在楼道的摩托车就会被砸。

不仅路人和邻居,连赵启悦住处附近的小卖店、超市也时常报警,原因是她经常无缘无故地跑去人家店里闹事。

有时赵启悦会毫无征兆地跑到大街上,脱得只剩内衣后在快车道上狂奔,那个时候,赵启悦的父亲只好抱着一张毯子,和几个相熟的邻居一起在街上追逐赵启悦,追到之后用毯子把她的身体包起来,再把她强行带回家去。

人们纷纷躲着赵启悦,背地里议论她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赵启悦的父亲一直向其他人道歉,然后解释说女儿只是有些事想不开,很快就会好的。

10个月以后,赵启悦因无故打砸一辆出租车,被路人扭送派出所,派出所协调二院保卫处和赵启悦的父亲把她送去省会做了精神鉴定,得到的结果是,间歇性精神病。

拿到鉴定结果时,赵启悦的父亲几乎当场昏厥过去,在当地住了半个月的院。

“他可能接受不了现实——找了女儿好几年,倾尽家产,妻子也在路上死了,好不容易女儿回来了,却成了精神病人。”同事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然唏嘘。

2005年底,派出所按照鉴定结果为赵启悦建立了精神病人档案,她正式成为公安机关重点管辖的特殊人口,直到现在。

“赵启悦什么时间开始被叫‘红姐’的?”我问同事。

“2008年左右吧,从她领回一个乞丐来开始。”同事说。

2008年5月,赵启悦去了一趟河南,走时一个人,回来时却带回了一个男的。

男人是个聋哑人,和赵启悦差不多年纪,据说是一名乞丐,此前一直在郑州火车站附近乞讨,赵启悦在火车站结识了他,让他跟自己回了家。

不久之后,赵启悦开始一身空姐打扮在夜市唱歌,而那个聋哑人则跟在她的身后,穿着一身廉价红色空哥西装,白衬衫,红领带,认真地帮赵启悦拉着音箱。

夜市上的人们开始把赵启悦称作“红姐”,那个拖音箱的乞丐则被成为“红姐夫”。

不唱歌的时候,红姐也会和红姐夫一起在街上招摇过市。

爱女心切的赵启悦父亲默认了两人的关系,以为女儿会就此和这个聋哑人过下去,但这样的日子只过了半年。

2008年底的一天晚上,红姐将红姐夫的行李铺盖扔到了街上,把他赶出了家门,没人知道是因为什么。

红姐夫从此不知所踪,又过了几个月,红姐身边拖音箱的人变成了本地另外一名精神病人小豪。

小豪那时只有20出头,先天性智商低下,父母早年间离婚,小豪由父亲抚养,后来父亲患肝病去世,小豪成了“脱管人员”,每日在街上浪荡。

红姐不知怎么和小豪混到了一起,同样的红色的廉价空哥西装,也穿到了小豪身上。

后来,红姐将小豪领回家中同居,赵启悦的父亲虽然坚决不同意两人在一起,但他已经做不了女儿的主,在几次争吵过后,赵启悦的父亲无奈地搬出了自己家,去临近社区当了一名租房户。

红姐同样和小豪在街上出双入对,两人共同生活了几个月后,小豪也被红姐赶出了家门。

后来人们没事寻小豪的开心,说是红姐“拯救”了他,不然他这辈子也尝不到女人的滋味。

有人问小豪,红姐为何甩了他,小豪嘟嘟囔囔着说红姐是“精神病”,自己只是“精神有些问题”,两人“不合适”。

周围人发出哄笑,又逗小豪说你不是精神病,红姐当初怎么看上你?小豪说自己“身体好”。

不过,很久之后,有人再拿被红姐甩的事情跟小豪开玩笑时,小豪却说了一句:“她个精神病、疯子,她想‘弄人’哩,我害怕……”

小豪之后,红姐又换了很多任“男朋友”,这些“男朋友”的来源千奇百怪,有像“红姐夫”那样被她从外地“捡”来的流浪人员,有像小豪一样精神“不清白”的人,还有一些不知道从何而来的男人。

那些人在她身边的时间长则一年,短则十几天,开始时,人们还会像发现一个大新闻一样神秘兮兮的传说“红姐又换男人了”,后来,人们可能见怪不怪,慢慢便不再关注红姐的私生活问题了。

赵启悦作为我的社区管理重点人员,始终与我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

按照要求,我每月需要上门查看精神病人在位情况,赶上大的节庆日或各级重要会议召开前夕,我要联系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嘱咐各种事宜。赵启悦的监护人是她年过七十的老父亲,但他只像个“摆设”,年老体衰,根本无力看护赵启悦。

我只能跟赵启悦直接接触,虽然她的精神病只是“间歇性”的,但我几乎从没见到过正常时的她。她好像总在警察面前犯病。

我曾就赵启悦的病情向精神病院的医生讨教过,看她是否有治愈的可能。医生看过她的鉴定报告书之后摇着头说,她的精神病是终身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

在我担任社区民警的几年中,赵启悦始终我行我素——四处游荡、夜市唱歌、跟人打架、换男朋友。她没出犯大事,但也没断过小事,我送她去过四次精神病院,但几个月后治疗结束,她还会回到我的辖区。

2016年的一天,同事传给我一个视频,点开后,是红姐参加节目的录像。红姐流浪时,会作为群演参加一些影视作品的拍摄,也参加过一些选秀节目的海选。

她戴着大檐帽和墨镜,身着夸张的亮片服装,还未开口,评委已经笑了。红姐不以为意,自顾自地说自己演过几十部电影,是个演员,想跟某大牌影星搭戏,“在一次见面会上,他非常深情地看了我一眼。”

她带来的表演是肚皮舞,动作十分怪异,后台主持人对着摄像机问:“这是肚皮舞吗?”

舞蹈完毕,红姐说这次来就是想找个老公,她的择偶标准是年龄24,身高180。一边说着,她右手上扬,摆了个舞蹈的姿势。

回到后台,女人又说:“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问题,爱不爱我才是重要的。”紧接着,她报出自己的手机号码,却被节目组屏蔽了信息。最后,她微笑着手持长绸,对着摄影机转了好几圈。

视频才播放完,我就收到同事发来的消息:看完了吗?这家伙最近可能出事儿了。

同事告诉我,当年唯一免于死刑的杨展死于一场车祸,肇事司机与赵启悦有过一段瓜葛。

肇事司机叫刘钊,51岁,幼年头部被烫伤,伤痕从后脖颈延伸到右眼角,大约是一个成年男子手掌大小的伤疤,上面稀稀疏疏,几乎不见毛发。

他早年来本市跑中短途运输,一直未婚——他是当时与赵启悦同居的男人。

如此巧合的事情,很难不让人怀疑,警方甚至专门就此讯问过刘钊。但刘钊一口咬定自己并不认识杨展,更不会刻意制造这起交通事故。

刘钊说自己和赵启悦在一起,纯粹是因为独身久了,“就想找个女人”。

案发之后,交警部门对刘钊进行了反复讯问,市局刑侦部门也派人参与了讯问。此外,由于死者杨展与赵启悦的关系特殊,派出所方面也要求我对赵启悦进行审查。

我在审查赵启悦的过程中,她依旧保持以前那种时而正常,时而疯傻的状态,当听我告诉他杨展死亡的消息时,她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心情。

尽管办案人员一直都在怀疑这起交通事故的性质,但却始终找不出刘钊蓄意撞死杨展的证据,最后,法制部门研究之后,提出对赵启悦再度进行精神病鉴定。

但鉴定结果依旧是“间歇性精神病”。

最终,交警部门对那起交通事故进行了认定,由于杨展是酒后驾驶,也没有监控证明刘钊超速,双方负同等责任。

肇事司机刘钊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只承担死者杨展的民事赔偿责任。

红姐依旧在夜市唱歌,但夜市里的食客们却没有人再招惹她。

坊间开始流传有关红姐假装精神病报仇,与“男朋友”合谋杀死杨展的小道消息,有时传到我这里,我会叫住那些叙述传言的人,问他们有没有证据,如果有证据,请向公安机关提供。

但所有人都笑着摇摇头,对我说“都是听来的嘛,那有啥证据!”我只好摆摆手,告诉他不要再去瞎传这种事情。

但我心里却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结,因为同事之前跟我讲述红姐的往事时,曾经提到,她曾经的“男朋友”小豪说过,红姐是“精神病”,让他“弄人”。

杨展死后,我和同事曾找到小豪,问他当年红姐让他“弄人”的事情,小豪却说时间那么久了,他早就忘了。我又找过其他跟红姐有过交集的人,但他们的答案也基本和小豪一样。

2016年8月,我调离了原单位,红姐和其他精神病人一起被移交给新的社区民警管控,之后我去外地,没有再跟红姐打交道,但听同事说她又换了“男朋友”,依旧在夜市上唱歌。

2017年11月的一天,我回老单位办事,晚上和朋友在夜市宵夜,正喝着酒,红姐拖着音箱来到我的桌前,把歌单给我,用麦克风问我点不点歌。

她依然穿着过去那件红外套,身边却没跟着别的男人。

我摆摆手,示意她离开。红姐不满地看了我一眼,转身便走。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又把她叫了回来。

红姐以为我改变了主意,转回到我身旁,我示意她别用麦克风讲话,有件事要问她。她把拿着麦克风的手背到身后,问我什么事。

“你真的有精神病吗?”我笑着问她。

“你他妈的才有精神病,你个神经病!”她骂了我一句,转身要走。

“你还记得我吗?”我没有生气,继续问红姐。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摇头说不认识,但我总觉得从她的眼神中,她应该认出了我。

“人家都不认识你,看来你之前的社区工作做得很不到位啊!”同桌的朋友跟我开玩笑道。我没有理他,继续对赵启悦说,我认识你,赵启悦,还知道你以前当过医生。

“神经病!”红姐生气了,转身拖着箱子离开了。

“能告诉我以前你是治什么病的医生吗?”我冲着她的红色背影喊道。她没有理我,仿佛是没有听见。

后来,和同事聊起红姐时,同事说红姐不见了,好像就从那次我在夜市跟她说话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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