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我要当冠军:27岁,我锯掉一条腿,成为职业运动员

作者:陈拙
2022-02-25 10:23

这些天一直在看冬奥会,也看了很多写运动员的报道,发现这些故事都逃不过一个铁律:奥运冠军从小就知道自己要做奥运冠军。

但事实是,在成为奥运冠军之前,他们经历各异。单板滑雪冠军苏翊鸣最早是童星,14岁才正式开始专业训练。

“我要当冠军”更多是看故事的人因为冠军们后天的光环,赋予当初的他们一种美好的想象。

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谁都没法一早下定论,选择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就更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因为竞技体育的残酷往往超出常人的想象。

但今天的故事里,有个男孩坚定地选择要做一名职业运动员,决定的时机也和所有人相反——

27岁那年,锯掉一条腿之后。



我躺在手术台上,像毛毛虫一样蜷缩着。
 
头顶的手术灯亮着,满目惨白,我身边围满忙碌的医生、护士,金属器械碰撞的声音不时传来。
 
麻药刚刚打进来了,一阵巨大的疼痛后,我的下半身失去了知觉,但意识仍旧清醒。
 
耳边很快传来“滋滋”的声音,来来回回,像在锯很硬很硬的木头——那是医生正在拿锯子锯掉我的右小腿。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锯断人的骨头是这种声音。


三天前,我签下了截肢手术同意书。

骨科主任反复和我确认是否想好了。在他的从医生涯中,曾面临过很多艰难的时刻:
 
如何对出了车祸醒来的人说,你的腿没有保住;对糖尿病足的病人开口,你的腿已经坏死了;对骨肉瘤的病人说,如果不截肢,癌细胞就会扩散到全身……
 
但像我这样主动找到他要求截肢的,应该是第一个。
 
在被推进手术室前,父母看着我,脸上都是鼓励的笑。我已经忘记这是他们第多少次目送我进手术室了——只是这一次有些不同。
 
“滋滋”的声音还在继续。手术室里又进来一个医生,看到我的瞬间,语气平静,说的话却吓了我一跳,“哎呀,刚进来就看到这么血腥的场面。”
 
我忍不住在心里想象正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突然后知后觉,医生每锯一下,我的腿就脱离我的身体一点。
 
很久之后,母亲告诉我,那天我的手术做到一半,有个护士拿着一个黑色塑料袋出来,问谁是家属?平日严肃沉默的父亲主动站起来,接过了塑料袋。
 
那里面裹着的,是我刚被切下的,余温尚存的小腿。
 
父亲浑身发抖,在医院的走廊里嚎啕大哭。母亲说,她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父亲。
 
等手术做完,坐起身,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空荡荡的右半边,残肢被纱布裹得严严实实,只有一根小拇指粗的透明管子伸出来,排淤血和积液。
 
但让我自己都惊讶的是,我竟然流不出一滴眼泪。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点滴一滴滴落下,手里攥着止疼泵。护士说,要是疼得受不了,就按一下这个,会好受一些。可我却松开了手。
 
闭上眼,任由无尽的黑暗吞没我。那个曾经满场狂奔,进一个球可以兴奋好几天的自己再也回不来了。
 
从拄拐到截肢,我已经快两年没有跑起来了,都快忘了“跑”是什么滋味。我被困在这具身体里。
 
我不奢望再返回球场,但我有个底线:至少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生活。
 
只是没想到,当时在病床上憧憬的生活,有一天竟成了一种对我的“惩罚”。

完成美国的学业后,我到北京的一家留学机构做了一名老师。
 
我的专业是建筑设计,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辅导学建筑的学生准备作品集,帮他们申请院校。
 
一次,一个学生跟我说,她想做残疾人康复中心,让那些装了假肢的人能有一个好的康复环境,“这些人很需要帮助和关怀。”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
 
女孩不知道,她想帮助的人,此刻就坐在她面前。
 
每天我都会小心翼翼地包紧假肢,穿上长裤,一番打扮后才正式出门。
 
从外观上看,没有人知道我失去了一条小腿。
 
父母当时非常反对我出门时露出假肢。我们家在一个小县城里,人口不多,父母常居本地,有很多朋友,他们不愿意去面对那么多人,一次一次揭开伤疤解释。
 
我完全理解和尊重他们的意思,所以截肢后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到了北京,为了继续维持这个“健全人”的形象,每天到公司后我会先找一个没人的教室,脱掉假肢,把里面的汗水倒出来,再擦干净,穿回去。如果教室都有人,我就躲去厕所。
 
六点半出门,到调整好假肢正式开始工作,已经快十点了。
 
所幸给学生上课是一对一,我可以一直坐着,残肢也可以趁机放松一下。
 
上课是开心的,把在国外学到的东西教给他们带给我很多成就感。然而,学生们生涩却又理所当然的设计理念,常常让我想起没截肢时的自己。
 
刚学建筑时我也充满着所谓的人文关怀,甚至觉得设计可以拯救世界。

直到我自己截肢之后,才发现假肢中心一个没有电梯的小二楼,就足够把像我这样的人挡在门外了。
 
残疾人究竟需要什么?我该不该告诉学生们我的情况?
 
犹豫良久,我选择了沉默。
 
因为我几乎不露假肢出门,身边知道我真实情况的人并不多。我只会在残疾人的群里分享一些自己复健的故事,或者在短视频app上发一些健身的视频。
 
截肢后,我没法再踢足球了,但还保持着健身的习惯。我考取了私教证,兼职做健身教练,周内上班,周末健身。
 
稳定的收入,平淡的日子,不光对一个残疾人,对很多健全人来说这都是很好的生活了。

可有时闲下来,盯着电脑屏幕发呆,看着窗外人来人往,我就会问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吗?
 
工作更多是脑力活动,能让我短暂忘记自己身体的残缺,可每天下班后的通勤却始终提醒着我,自己已经是一名残疾人了。
 
我从家到公司要换乘四次地铁,来回至少5小时。
 
那是异常煎熬的5小时,因为假肢没有知觉,我总担心踩着别人却察觉不到,这让我时刻神经紧绷。

另一方面,长时间站着会让我的右腿承受很大的痛苦。
 
截肢的神经末梢本就敏感,不能承受很大的压力,站立时右腿的残端会逐渐下沉,顶在和假肢接触的位置,我残缺的右腿就会越来越疼,但我只能一直卡在人群中,动弹不得。
 
每到这时,看着埋在人群里的老弱病残座位,我就心情复杂。
 
截肢后,我曾想过会不会有人给我让座,但早晚高峰的地铁,能挤进去已经是各凭本事了,我又不愿露出自己的假肢,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到老弱病残的座位上。我的外表完全看不出是残疾人,也不会有人给我让座。
 
我的日常就在这样“看似正常”,和总也无法摆脱的遮掩、憋闷之间摇摆。
 
内心深处,那个一直无法被正视的残缺的自己,总会从一些缝隙里跳出来,问我: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就在我陷入日常生活的疲惫时,一个自称是盲人运动员的人找上了我。
 
他在网上找到了我的健身视频,发私信说觉得我体力不错,问我想不想加入残疾人自行车队?
 
盲人运动员?那他怎么打字,怎么练自行车?我觉得这是个骗子。
 
对面的人却说,他的教练正在招募参加第二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队员——那是残疾人在国内最高级别的赛事。
 
我一下来了兴趣。
 
我以前也是一名运动员,留学时在大学足球俱乐部里踢前锋。

奔跑、射门、进球、心脏拼命跳动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真正活着。我一度把足球当成了我的全部。
 
有一天,我踢球时不小心被人踩了一脚,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了“右下肢血管畸形引起的先天性动静脉瘘”——我右脚脚背的动脉和静脉之间有许多异常连接,血液很难到达脚的末端。
 
确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中美各个医院求医,做了7、8次介入手术,试图堵住脚上动静脉的异常连接。

但这就好像洪水来了补堤坝,补好一块就会有另一块被冲开,没完没了。
 
协和的血管外科主任告诉我,“这种病一般都是以保守手术开始,以截肢结束。”如果不截,右脚坏死的部分会逐渐蔓延到更多区域。
 
到后期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拄起了双拐,脚面也开始破溃出血,需要每天吃止疼片才能入睡。我几乎与竞技体育绝了缘,直到最后截了肢。

我已经太久没有感受到我的腿了,它瞬间绷紧、发力,甚至运动后的酸痛,都让我怀念。
 
我立马去查了残疾人自行车的比赛,当看到里约残奥会的比赛视频时,我一下呆住了——
 
原来盲人运动员骑的是双人车,领骑员在前,盲人在后。

盲人运动员把自己的头紧贴在领骑员的背上,两人保持着相同的高频率蹬踩踏板,拼命向前,在场地里一圈一圈飞驰。
 
我被钉在屏幕前,浑身动弹不得。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比赛,此前我一直以为双人自行车就是放在公园里给游客玩的。
 
看着他们咬紧牙关玩命冲刺的样子,我感觉自己身体里也有一股熟悉的力量被唤醒了。

当时下定决心截肢的时候,我在网上做了大量的调研,看过许多截肢的自媒体博主的故事:原来一个没有小腿的人也可以穿越戈壁滩,也可以登珠穆朗玛峰……
 
我是不是也能去参加自行车比赛呢?
 
我了解到,残疾人体育是分级别的,相似的残疾类别会被划分在同一个组里。

跟我同一级别的几个人的成绩跟国际上相差还是挺大的。我有健身的底子,以前也长距离骑行过,兴许我能超过他们呢?
 
更重要的是,自行车一共有五个单人项目,每个单项的冠军奖金高达几十万。要是都能拿到名次,就是上百万。
 
从我出事以来,长年累月的治疗、手术几乎花掉了家里所有积蓄,父母到处借钱,还欠下了好多外债。如果我能拿到奖金,就能填上家里这些窟窿。
 
我鼓起勇气拨通了车队教练的电话,对方语气很冲,“你想好了吗?这个事情不是闹着玩的。”
 
训练在广东梅州,队里管吃管住,但训练没有工资,要参加就意味着我得辞职。

至于最后能不能真的登上残运会的赛场,能不能拿到名次,“看你的本事了!”
 
一切都是未知。
 
我不敢告诉父母,他们一直觉得我的病和我爱踢球脱不开关系,要是知道我没了一条腿还要去练自行车,肯定不答应。权衡再三,我决定先不告诉他们。
 
但女朋友肯定瞒不住,她是我截肢之后才认识的,不嫌弃我。交往三年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这一走,能不能成很难说,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试探着告诉她,令我感动的是,她非但没有反对,反而像是预料之中,对我说:“看来你都已经想好了呀,那就去吧。”
 
在女友的鼓励下,我跟公司提了离职。
 
主管眼睛瞪得滚圆,疑惑地看着我,我大概猜到了她想问什么,于是拉起裤脚,第一次主动向别人露出假肢。
 
看着我金属的小腿,她惊得说不出话。
 
我告诉她,我要去参加残运会,得去广东参加自行车队的训练。
 
沉默了很久,主管最终答应了,“祝你取得好成绩。”
 
2020年11月,我踏上了去往梅州的旅程。

一到机场,我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一回头,就看到一个一身红色训练服的男人在和我招手。
 
男人留着寸头,身材魁梧,戴副墨镜,运动的痕迹让他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是教练。
 
当时私信联系我的盲人运动员越哥,也来了。车上,越哥坐在副驾朝着我笑,我顿时有点惊讶,越哥不是盲人嘛?
 
“你是不是以为所有盲人都是戴眼镜,拿着盲杖的那种啊。”教练看出了我的疑惑。
 
越哥笑了,向我解释他有光感,不是全盲。我忍不住又去看他的眼睛,虽然眼神有点散,但掩不住眼里的光芒。
 
我不禁叹气,这么好看的眼睛怎么就看不见了呢。越哥却很坦然,“领骑员就是我的眼睛。”
 
来之前,我也担心过跟其他残疾人运动员待在一起,自己会不小心说错话,触到别人的隐私或禁忌,毕竟之前我就不会公开聊自己的缺陷。

但在那间小小的宿舍里,我像找到了“组织”。

我和越哥还有一位领骑员住在一起,住宿的条件很艰苦,是教练自己租的居民楼里的屋子。

每个房间里有高低四个床位,一百多平米住了十几个人。厕所是老式的蹲便,对于我这样只能单脚蹲的人确实费劲。
 
虽然简陋,但他们早早帮我铺好了床,腾了放东西的地方,床上还放着几套干净的骑行服。
 
“别嫌弃啊,我没穿过几次,昨天刚洗过。你先穿我的,等比赛的时候会发新的。”越哥热心地招呼我,我一下很感动,满口道谢。
 
队里大家伙各自是不同的残疾类型,有像我这样的肢体残疾,也有越哥这样的盲人,还有一些脑瘫患者。

我第一次置身在这么多残疾人中间,那感觉很奇妙。
 
之前我在县城的街上很少见到残疾人,偶尔见到感觉也很陌生,自己像是他们中的一员又好像不是。但跟队友们待在一起,我很清晰地知道,他们是我的同伴。

安顿下来准备训练,教练却向我泼了一盆冷水——不许我上路。
 
“你坐保障车副驾,跟他们后面,看他们骑。同时每天练骑行台,(一种类似于动感单车的室内设备)保持体能。”
 
听完我就呆住了,这不是浪费我时间吗!我放弃了工作,瞒着家人,离开了女朋友,从北到南跨越上千公里来练自行车,却连路都不让我上?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和大家一块骑,非要把我单拎出来?如果是因为没经验,那不是更该练吗?我起步已经晚了,路都不上怎么练?

接下来的一周,我开始了这种早上眼馋别人,下午一个人在室内练骑行台的日子。
 
教练租了一个40平米不到的铺面,里面堆满了自行车。除了车就是我,每天只有我一个人去那,换上骑行服,就开始练骑行台。

这和我当初看的在赛场飞驰,不断超车,把对手甩在身后简直天上地下。

想着队友们在公路上飞驰,我却只能原地练这种模拟器械,不免有些沮丧。
 
屋里密不透风,汗湿透了衣服再滴到地上,或攒在我的硅胶套里。
 
硅胶套是用硅胶做成的筒状的套子,类似袜子,套在残肢和假肢接受腔之间,能保护残肢。

这种材料虽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我能运动,但它是完全密封的,残肢出了汗以后无法排出就会在硅胶套里越攒越多。
 
我不能总停下来倒汗,残肢就会一直泡在汗水里,很容易被磨破。
 
好几次我的残肢已经磨破了,非常疼。但这些伤口没法用创口贴或纱布之类的东西包扎,因为即使包扎了第二天骑的时候也会被蹭掉,痛苦会一直伴随骑行的过程。
 
有时等训练结束一看,硅胶套里,血水和汗水早混在一起。
 
整整一周,整间屋子,大片大片的时间,只有我和我自己。
 
想起当初刚穿上假肢时,我也是像这样,一个人,从最基础的站立、迈步开始练习。

第一次穿假肢的时候,我感觉所有的肉都挤在一起了,顶着我的残端,只坚持了一小会儿就痛得受不了,赶紧脱下来。
 
残肢末端的皮肤脆弱得和新生儿一样,我得让它不停地跟假肢接受腔磨合,直到磨得像脚后跟一样粗糙。
 
第一天,我连3分钟都坚持不了;第二天,我逼着自己练4分钟;等到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我终于可以在家慢慢地踱步了。
 
时隔五年,母亲再一次陪我去户外散步,看着我能慢慢走起来的时候,她瞬间红了眼眶,一直在我身后给我拍视频。
 
那时是我一个人的战斗,如今也一样。
 
我在和我的假肢对抗,一点点驯服这条“新腿”。我得带着它征服骑行台,上公路,最后登上自行车的残运会赛场。
 
我脚下蹬得飞快,听着自己的心跳,那种久违的“活着”的感觉又回来了。
 
有一天,我看教练在调试一辆新的公路自行车,一下子兴奋起来。
 
调整好车子,教练看着我郑重地说:“明天是你第一次上公路,你记着,就一件事,注意安全。你可能会跟不上,跟不上就一个人到路边慢慢骑,掉头的时候注意来往车辆。切记,安全第一。”
 
看不起谁呢?教练话音没落我就腹诽,练了这么多天,就等这一下!
 
看他们练一周了,说实话,也没那么快,况且队伍里有男有女,我又是跟骑的,不用破风。
 
跟还跟不上吗?

我们的训练内容是,沿国道从梅州的郊区骑到临近的一个小镇。

单程20km,往返四次,大概是北京市中心到天津郊区的距离。要在2个小时内骑完。
 
教练开着保障车,打着双闪,压在车队最后。车后屁股上贴着醒目的“运动员训练,注意避让”的大字。
 
沿途的风景很美,冬天的梅州还是青山绿水,湖泊被太阳照得波光粼粼,我却没有任何心情欣赏,更不敢分神。
 
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
 
我的假肢很不舒服,我能感觉出残肢上的硅胶套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屁股也很疼,长时间保持一个坐姿十分难受,但我不能停下来做任何调整,因为一旦调整就意味着掉队。
 
按教练的话说,比赛的时候你也停在路边调整吗?
 
我咬牙跟在队伍的最后,呼吸无法忽略地越来越急促,心率已经接近170,但前方的队友却丝毫没有放慢速度的意思。
 
都不累吗?队伍里还有五个女队员呢。
 
但目之所及,所有人都目视前方专注地蹬着车。
 
还有多远?快到了吗?我第一次感觉时间过得那么慢,双腿越来越沉,肺像被撕开了一样火辣辣地疼。

我甚至出现了可怕的想法:摔倒吧,直接摔倒就不用再骑了。
 
“30km了!”这时,教练在我身后的保障车里喊道。
 
一半都不到?!我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心里一卸劲,前面的队员一瞬落我好远。
 
教练这时超了上来,摇下车窗朝我喊,“你慢慢在后面骑,没关系。掉头的时候看车,注意安全。”
 
说完,他就加了脚油门,朝前面的大部队追去。
 
车后醒目的大字在我眼里越来越模糊,我就直直地看着教练的车、整支车队一点点变小,直到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直接把车停下,放在路边,脱掉了假肢。
 
汗水从硅胶套里倾泻而出,整个残肢都被泡得发白。我把残肢在袖套上蹭了蹭,坐倒在路边,等汗水沥干。
 
国道上的车一辆辆从我眼前飞驰而过,我累得说不出话,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用酸胀和疼痛向我发出抗议。
 
我以为自己以前经常踢足球、健身,转行练自行车应该不难,没想到第一天就被打脸了。

这才30公里,我的队友们要骑70公里,比赛的时候也是70公里,而环法的职业运动员一天要高速骑行160多公里!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接下来的几天,情况也并没有好转,我非常稳定地在差不多的距离掉队,然后一个人默默地骑,连队友的影子都看不到。
 
我心里越来越乱,我本想在比赛中拿冠军,用高额的奖金给家里减轻负担,可到了车队我才发现,我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在和队友的交谈中,我发现大家几乎都跟我一样是冲着奖金来的。但又不完全一样,他们比我的处境更难。
 
他们基本上都是从很小就残疾了,不像我是成年之后才遭遇的意外。

运动对于我来说是追求、挑战,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改变命运唯一的路。
 
但冠军只有一个,籍籍无名的才是大多数。他们有人在比赛前摔断了锁骨,有人器材出了问题,但竞技体育不看过程,成王败寇就在结果那一瞬间。
 
听大家讲自己的过去,我不禁陷入了沉思,我轻视了这项运动,也轻视了竞技体育的残酷。
 
实际上,在我们车队,只有我一个人是刚刚加入的,其余十几个人已经在梅州集训了大半年了,最长的练自行车这个项目已经两年。

很多省队里的职业残疾人运动员,从五、六岁就开始训练,而我已经二十七了。
 
十几年的积累,意味着他们比我多出上万小时的训练,这之间的差距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轻易赶上的。
 
我没啥天赋,又不够努力,不单是这些投入,我连拿冠军挣奖金的欲望都比不过人家。

我总想着练不了就回去继续做老师,可他们不会想着“退路”,所以更能吃苦,也拼得更狠。
 
我们的训练条件很差,屋子临街,每晚都很吵;床就是一块木板铺上床单,睡得很难受;空调坏了没法制热,我的左脚被冻肿,一到晚上就又疼又痒;伙食更是差强人意,我经常吃不饱,只能自己再点外卖……
 
这种种,都让我一再想到放弃。但队友们不在乎这些,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每天的训练、备战一丝不苟。
 
随着训练强度增大,我的硅胶套受损越来越严重。一个硅胶套要大概两万元,破了只能用玻璃胶补,我的已经补得千疮百孔。

每个补丁就像一天的训练打卡,在提醒着我,已经训练了这么多天。
 
我还要坚持下去吗?


我还是一直掉队,总是一个人默默地骑完全程。
 
有天训练,刚出发没多久我就毫无意外地又掉队了,没想到骑着骑着竟慢慢追上了一位女队员。
 
我很惊讶,她是一位领骑员,以前一直在省队训练,实力很强,平时要么带着盲人骑双人车,要么自己骑普通训练车。
 
骑到她身边的时候,我看到她明显面露不适,一问才知道,是生理期。
 
队里的女孩们都特别要强,除非真的严重到无法骑行,否则不会错过任何一次训练,生理期也一样。
 
教练看到后,决定用保障车牵引我们跟上大部队。
 
牵引需要运动员紧紧跟在保障车后面,在自行车的前轮和车尾之间只留一拳的距离。

这样能最大程度上减少风阻,保持体力。但同时也很危险,跟车时,我们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km甚至更高。
 
我跟在车的左轮后面,女领骑员跟在右轮后面。因为没经验,我不敢跟得太近,神经高度紧绷,不敢有一丝分心。
 
就在我聚精会神地踩踏板时,突然听见“砰”的一声,我右边的女孩就不见了。
 
我赶忙降速,回头一看,女领骑员一动不动地躺在我们刚刚骑行过的路上,不远处,她的自行车轮已经弯成了90°。
 
国道上难免有一些小的坑洼,机动车过去没事,对我们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
 
公路自行车的轮胎只有不到三厘米宽,在高速运转的时候压上这些小坑,轻则爆胎,重则连人带车直接掀倒。

保障车牵引的时候,我们没法看到前面的路况,一旦碰到坑,几乎躲不开。
 
曾经最担心最害怕的场景就在眼前,我脑海里一片空白,赶紧停车向她跑过去。
 
凑近一看,女孩的嘴和鼻子正不住地往外冒血,粘稠的血液汇在地上,护目镜摔碎了,一只眼睛出了血眼白成了红色,牙齿也掉了一颗,但女孩没哭,也没说话。
 
教练赶了过来,他表情凝重,检查了一下女孩的伤势,还好,骨头没事。于是挥手让我上前,把人扶到路边。
 
“教练,对不起,我把车子摔坏了。”
 
这时,女领骑员慢慢恢复了意识,想起来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弄坏了自行车。
 
教练一边安慰她,一边掏出纸巾擦掉了她脸上的血,赶紧叫车去医院。
 
我呆呆地望着他们远去,瘫在路边,久久说不出话来。才想起每次训练出发前,教练一定会说的不是今天要完成什么目标,而是四个字:注意安全。
 
我们分成两路:助教和几个领骑员带上工具去国道上把坑填平,避免之后再出问题,我则和剩下的队友去了医院。
 
病床上,女领骑员看我们来了,羞愧地把头捂了起来,口齿不清地说:“别看我,我现在可丑了。”

她半边脸都成了紫色,整个肿了起来,嘴唇也外翻,门牙缺了一大块。
 
她身边,由她领骑的盲人运动员们围着她,安慰她,他们看不到她的伤势,但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领骑员受了伤而难过。
 
女领骑员只歇了一周,就回来训练了,没有人在乎她样子如何。

那一刻我才明白他们之间那种感情,无条件的信任、支撑,按越哥的话来说,“他们的命都掌握在领骑员手中。”
 
之后一个月,我又经历了一次摔车。那回是我后面的人不小心蹭到了我的车后轮,结果连带着后面几个人摔了一片。

一个女孩的锁骨当时直接就被摔断了,另一位盲人的膝盖也被摔破,里面的骨头都露出来了。
 
后来越哥告诉我,摔车也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得学着接受。

上一届全运会,他们比赛第一天就摔车了,严重到无法进行后面的项目,只能弃权。
 
准备了四年却这样收场,再用四年重回赛场,这其中的滋味是健全人无法想象的。
 
眼前的队友们让我肃然起敬,我的心里有了自己的答案。

比赛的时间一天天临近,我欣喜地发现,自己渐渐可以跟上队伍了,有人掉队的时候,我还能追上去。
 
从一开始的70、80公里,到后来的120、140km,我能骑完全程了。
 
我开始有了点信心,想着坚持练下去,还有机会。
 
这时,教练却突然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
 
“比赛提前了,提前了半年,就在4月下旬。”
 
这下我彻底懵住了,这意味着一个月之后就要比赛。
 
我从11月到现在只练了不到三个月,才刚刚入门。别说取得成绩了,现在参加能不能完赛都是个问题,我甚至还没有开始练场地自行车。
 
自行车的比赛分为场地赛和公路赛。我们原计划先在梅州练习公路,之后再到广州练习场地,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之前所有的计划。
 
我很清楚,这样大概率是拿不到名次的,也不会有奖金。

但残运会四年才办一次,如果这一次放弃,我还能等下一个四年吗?
 
眼下我辞掉了工作,又坚持了这么久,这都是我的选择,就因为拿不到名次放弃,是不是太可惜了?
 
我因为突然的变故苦恼,告诉女友时,她反而有点开心,“这样我们就能快点见面了。而且,其实你去的时候,我就没想着你能一下子拿名次。”
 
她这才告诉我,她高中是练田径的,知道运动员有多苦,也知道竞技体育,付出和回报都是以年为单位的。

她鼓励我,“既然时间提前了,就好好享受比赛本身吧。”
 
她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三年前骑车去环青海湖。
 
那时,我才刚装假肢半年多,就一个人跑到青海湖在当地租了辆自行车,三天骑了三四百公里。
 
当时也不是为了达成什么目标,就是单纯想做这件事。
 
后来事实证明,正是那次经历让越哥找上了我,才让我有了这样一次成为运动员,到赛场上飞驰的机会。
 
谁说竞技体育只有结果重要,于我而言,这个让我正视自己缺陷,并且不断从中获得信心的过程可能更加珍贵。
 
我决定,不管结果如何,都要完成比赛。


比赛前一周,我们提前到深圳适应场地,我第一次看到其他省的运动员——
 
有大腿截肢单腿骑车的,有下肢瘫痪使用手摇车的,还有骑三轮车的脑瘫选手,大家都在各自的组别里整理装备,调试自行车,热身……
 
一次性看到这么多残疾人运动员,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曾经我一直在想,中国有8500万残疾人,可我很少在大街上见到他们,这个数据是对的吗?

直到今天我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们真的存在,而且当中有一部分人是以这样勇猛的姿态。
 
我最关注的当然是和我同一级别的选手,全国上下一共8人。
 
这当中只有一位跟我一样,是小腿截肢的,我们的难点在腿;另外还有双手手肘以下截肢的,他们在骑行的过程中比较难掌握好平衡。
 
比赛前我已经做了调研,除了我,其余人全部都是从小入选省队,训练了十几年的。其中两个还参加过残奥会。

看着他们在场地里风驰电掣,我才知道专业级别的运动员究竟什么样。
 
场地赛我骑下来了全程,虽然结果是最后一名,但相较我第一次看场地连斜坡都不敢上的样子,这个成绩我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疫情原因,女友没法来赛场,只能在北京看直播,后来听她同事说,当时她激动得像个孩子。
 
相比于压根没练习过的场地赛,我更熟悉公路赛一些。但那种高强度和高压下的竞技真的让人喘不过气,第一个项目比完,出来我就吐了。

最后,公路的两个项目我都拿了第五。

然而,最让我意外的是,我们最看好的越哥,在盲人双人车项目里居然是倒数。
 
原来,他的领骑员在比赛前痛风了,一度痛到抽搐,只能带病上场。

比完赛后,越哥坐在地上,拉开骑行服的拉链,他的头发和脸都是湿的,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
 
他盯着地面,一言不发。
 
是他把我带进了这个赛场,看他红着眼眶难过的样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心里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已经非常幸运了。
 
越哥在深圳经营着一家盲人按摩店,因为训练,店都交给了同样是盲人的弟弟打理。
 
比完赛当晚,我、越哥和其他队员在他的按摩店里喝酒。

回想起过往四个月艰苦的训练,每个人都唏嘘不已。看着越哥父亲满头的白发,我能想象出在座每个队友的背后,那个同样伤痕累累的家庭。
 
我们喝得酩酊大醉,在按摩床上呼呼睡去。
 
第二天一早,我悄悄告别了还在熟睡中的队友们,踏上了回京的旅途。
 
带着在这里、和这样一群人,共同经历的一切。



我的生活又回归了平静。我换了一家留学机构,做起了老本行,重新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

不同的是,这回我在入职之初就坦诚了自身的情况。
 
老板十分震惊,却并没有想象中的为难,而是最大程度地接纳了我。
 
我开始穿短裤,会直接把假肢露出来去上班,这是那四个月做自行车运动员带给我的,习惯,也是底气——骑行服一直都是短裤;你的身边,只有专注冲刺的队友,没有其他目光。
 
同事们知道我的情况后,也都对我展现出鼓励和包容。原来真的没有那么可怕。
 
现在再有学设计的学生来询问我残疾人的需求,我不再像过去一样避讳,而是直接露出我的金属小腿,从自身出发跟他们交流看法。
 
那四个月的骑行让我更加坦然地面对自己经历过的一切。如果可以,希望我的故事也能给更多和我一样的人一点鼓励。
 
我残肢的伤口缝合处有24针,清晰可辨,每次穿戴假肢的时候都能看到,刚好是我截肢那年的年纪。

现在5年过去,那些伤口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提醒着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完美的,但也不必完美。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和很多生来残疾的人不同,胡朋克是在24岁时才成了其中一员。他一度无法接受自己截肢的事实,陷入了掩饰和封闭中。

但“健全”本就不是生活的最终目的,4个月的运动员生涯让他找回了活着的感觉,也让他接受了不完美的自己。

现在,无论是在北京的地铁上,还是深圳的赛场里,他都能轻松地和自己相处,不带任何回避和掩饰。

胡朋克希望,自己的经历可以鼓励更多人正视自己,接纳自己,找到自己的活法。

不管是健全的身体还是残疾的身体,一个勇敢的灵魂都无法被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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