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我国南方有一个村庄,“那里出生的人,注定成为罪犯”

作者:陈拙
2022-03-02 17:09

小时候看王刚老师主持的鉴宝节目,百看不厌的桥段就是他挥着瓜棱锤,把那些精美的假古董砸碎的瞬间,看到古董主人强颜欢笑,我也会很不地道跟着笑。
 
之后我就笑不出来了。
 
这个节目陷入专家鉴定失误、砸碎两亿真古董的停播风波。我没得看了。
 
真古董成为碎片,对收藏者来说可能难以接受,可有的人却司空见惯。
 
我有个律师朋友,名叫张白给,因为他常常不收钱,白白给人办案子。前阵子,张白给接了个盗掘文物案,事发在一个小山村,这儿遍地都是真古董,但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全是碎片。

我说都碎成片了,能掀起什么风浪。他说我太小瞧这了,当地有人说过一句话:“生在这里的人,注定成为罪犯”。

在为其中一个罪犯辩护前,张白给只希望在案件结束后能打破这个悲剧循环,但他逐渐发现,最大的阻力依然来自于这片土地,他决定亲自去村子看一看。

山路忐忑,但我还是按时赶到了琉下村。
 
这个南方村庄近乎诡异的安静。我走近村口,只有小溪水声,沿路是一些老人和孩子。他们默默看着我这张陌生面孔,没有好奇,没有询问,只是看着我。
 
这个村子里的成年男人都去哪了?
 
我眯着眼,逐一辨认着门牌号,来到了一处土房前,这里就是耿建国家。
 
这就是我要找的那家人。
 
几个月前的清晨,耿建国因为“偷”了一袋瓷片,被警察带走。
 
他全程配合,没有拒绝、阻碍、抗拒、逃跑,没来得及看一眼妻子,就被塞进警车里。
 
紧接着,村里连着十几个男人全数归案,被判处有期徒刑七至十余年的重刑。
 
他们都碰了那袋瓷片。
 
而我是他们的辩护人之一。


我从没想过,自己接下案子的第一天,居然会收到法官的警告。
 
耿建国的案子原本是同事时间不够才转给我的,她亲手捧着一摞材料给到我,以表谢意。
 
我翻开案件资料,耿建国,男,58岁。罪名: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
 
他偷的那袋瓷片,是宋朝的。
 
我翻看着这帮人的口供,看看这个团伙里的每个人是怎么讲的。
 
越看越觉得触目惊心。
 
表面上看,案件简单,琉下村几个农民在月黑风高夜,接连几次拿着工具去锄荒地,挖出了几十斤古瓷片,将其卖了换钱,最终每个人到手也就几千块钱,顶多一万出头。
 
诡异的是,我的被告人耿建国,量刑意见却是七年零两个月。
 
要知道盗挖文物上千万的人才判这样的重刑。
 
这帮人造的是啥孽啊?

但我接着往下看,发现琉下村属于“国家重点文化保护单位”范围的时候,一切疑惑得到了解释——级别最高的遗迹,意味着最重的刑罚。
 
他跟警方交代,说自己去挖了三次,获利4000元。但团伙里其他人都说他去挖了五次,公安给他算出来大概获利是有8000元。
 
因为供词有冲突,法官觉得案件还没查清,必须再一次开庭。
 
我猜,这老头坚称自己只去了三次,或许是觉得,少说几次就能被轻判。

但这跟检察官认定的事实不相符,这很难不让检察官和法官对他特殊关照。

这种关照,太危险了。
 
作为他还没正式委托的辩护人,我很快收到了来自法官的问候。
 
那天下午,一个陌生电话打来,传来了低沉的男性嗓音:“我是耿建国盗掘案的审判长。”
 
他接下来的提醒让我记忆犹新。
 
法官让我务必在开庭前去见一见耿建国,确保耿建国不要出幺蛾子。
 
“你去见他的话,要确认一下他到底去了几次。不然他在庭上又提起来,检察官抓住这点说他翻供,我们法院也很难办。”
 
听到法官这么说,我顿时警铃大作,一半为耿建国,一半为自己。
 
我当时赶紧打了个哈哈,说耿建国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没记清楚,不一定就是有意隐瞒。
 
挂完电话,我冷静下来,法官的话其实有道理。
 
这本来是一个全员都认罪认罚的案子,包括耿建国也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因此获得了轻判。他现在频频改口,轻判很可能被撤掉,刑期从七年直接升到十年。
 
我那年还是一名新手律师。
 
更不想让人知道我接下案子以后,啥也没干,就让当事人在里面多待了几年。
 
开庭那天上午,我去往一百多公里外会见耿建国,长途奔波里多了一丝拯救的意味。
 
只是在路上的时候,我莫名想起一次去菜市场买蟹。
 
菜农给每只蟹都捆上了四个粗粗的橡皮筋,橡皮筋吸水之后比蟹本身还重。我当时就纳闷这螃蟹天生神力吗,非要这么捆?而那个菜民笑眯眯地收了我79块钱。

或许他们天生就有一种小聪明吧。
 
我没戳穿那个菜农,可如今面对耿建国,无论如何,我已经做好了戳穿他的准备。
 
他是我的当事人,我不能让他害了自己。

我赶到看守所,向窗口的民警递上手续和律师证。
 
他录入信息的间隙,我打探道:“兄弟,这个案子在你们这算是比较有名么?”
 
“可不是嘛,”他盯着电脑,漫不经心地答道,四年前那一批差不多也快放出来了,听说也基本都争取到减刑了,毕竟都是些老实的农民。“这批估计又得送进去了。”
 
他说的这些老实农民,都是耿建国村子里的同乡。
 
我来到了会见室,面前是黑色铁栏杆。
 
而耿建国穿着蓝色马甲,顶着花白的头发,戴着口罩,和看守的警官一起从铁门处进来。
 
他坐下的那一刻,我开始感觉到不对劲。这位老人缓缓推开讯问椅台板坐下,静静等待自己被拷在椅子上。看到我之后,也不主动和我搭话。
 
我没感受到对方任何耍小聪明的迹象,只是想到了四个字:逆来顺受。
 
我做了自我介绍,问他,检察官有跟他说这个要判几年么?
 
“她跟我说要判七年多。”

我不由得抬起头来看着他,因为他的语气实在是太平淡了,像是无所谓一样。
 
得知自己要坐7年大牢,也只是摸了摸黑白相间的寸头,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我继续询问他的文化程度,他老老实实地回答:“小学没读两天。”
 
我有点意外,划去了笔录上写的“小学”。可能觉得我没听清楚,耿建国想要更大声一些,拉下了口罩,那是一张饱经风吹日晒的脸,抱歉地向我挤出一个笑容。
 
他一直都有这种轻描淡写的本事。
 
他跟民警说,盗掘瓷片就是“去山上逛下”。
 
盗墓团伙,就是十几个村民喝顿酒,就能组成一个团队,挖土的到出货的一应俱全。
 
盗挖这种重罪,他说在村子里叫作“做事。”给儿子娶媳妇要“做事”,盖小楼房要“做事”,生病买药要“做事。”仿佛这就是劳动人民清清白白自食其力。
 
我让他说说整个作案的过程,好知道他到底去了几次,看看是否和认罪认罚书上一致。
 
于是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老人,开始讲起了他和村子的故事,讲起了那些被古代工匠精心锻造的各种器型——花瓶、莲瓣碗、莲瓣盘、双鱼洗、八卦炉、折沿洗……
 
他开口的那一刻起,我渐渐忘了法官交代的事儿,忘了自己来这的目的。
 
我终于意识到了一件事。
 
生活在琉下村的村民,正经历着一种我无法想象的生活。
 
这是一个“注定”会犯罪的村落。

八十年代末,琉下村被划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区,停车坪那儿竖了块碑。起初,他们那是逢人就说,我们村的石碑那是国家级的。
 
这个古朴山村地方偏僻,发展受限,这方石碑显然是他们最值得称道的东西。
 
后来石碑的影响开始逐渐显现了。
 
村干部越来越频繁地提醒村民,挖到地底下的东西,必须要上报,否则就是破坏遗迹,大家种地都麻烦。而且因为地下有古董,地基不能打深,盖新房一般也就是两、三层。
 
但很快,大家发现除了麻烦,还有随之而来的暴利。
 
一个衣着华丽的古董商走进了闭塞的山村,敲开村民家的门,问家里是否有古董可以卖。
 
村民家是都有些古董,但那都是传家宝,就告诉他没有,结果他说碎瓷片也行。村民才知道原来这些瓷片可以换钱,品相好一点,能拼凑出完整器形的碎瓷片,可能有好几百块,再好一点的或者稀少一点的,可能几千块或者上万块。
 
要知道,在未来的十几年之后,琉下村村民的人均收入仅有4600元。
 
这引发了村民去山上、溪里捡瓷片、甚至去墙里抠瓷片的热潮,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相当于你家就住在印钞机旁边,只要趁着没人注意,你使使劲,它就往外吐钱。
 
而耿建国前半生从没碰过这台“印钞机”,但因为疫情,他无法再去外地打工,回到家里,好些日子都没收入。
 
最后是一个年轻人大壮,邀请他去“做事”,而且担保上面有“关系”,绝对不会被抓。
 
耿建国讲起自己做事的全过程,影响最深的,就是三种声音。
 
一声急促的吆喝。
 
连绵不断的哗哗声。
 
最后一种,是器物碰撞在一起的清脆的叮叮声。

去年12月的一天晚上,他吃过晚饭,接到了大壮的电话,喊他去山上逛逛,耿建国看了下窗外,天色还没完全暗下来。他也不是没有顾虑,天有点阴,去山上的话万一下雨怎么办?
 
大壮说天气预报不会下雨。耿建国答应了,挂完电话去找锄头。
 
他们为什么会叫上自己,耿建国没问,也没有深究,“可能是因为我做事情实在一点,他们才叫我一起去挖。”
 
太阳西沉,人心反倒开始躁动起来,那声吆喝就是这时响起的。
 
喊话的人就是邻居老季,对方也被选中参与这次做事。
 
老季的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后,不知怎么就疯癫了,基本没有自理能力。
 
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接下来两年间,老季先是母亲中风,半身不遂,失语,父亲又跟着股骨头坏死,必须要手术,村里人都过得紧紧巴巴,老季上哪筹钱去。
 
所以他来到耿建国家门口,一声声吆喝急得很。
 
耿建国收到了讯号,简单告诉妻子自己要出去一趟,和老季摸黑出了门。
 
村子不大,从耿建国家走到后山点位也就十几分钟。两个老人赶到时,已经有人在忙活了,手电筒的光束都聚在荒地中央的大坑里,周围的几棵茶树都掩映在黑暗中。
 
邻居老季是最卖力的那个,旁边有人持锄头,有人拿铁皮,两个人在挖土,老季站在坑里一个人用铁锹把土铲到簸箕里,然后举起来,递给坑边的耿建国。
 
耿建国年纪大,就负责倒土,搬石头。
 
他说,大山里很寂静,只能听到倒土的声音,一簸箕一簸箕,“哗哗”的。
 
为首的大壮不怕村里人听到,人们都知道,这个点上山的人指定是来挖瓷片的。有的村民按捺不住,透过窗户看到山上的亮光,也自觉顺着光亮的指引上山去,要来一起挖。
 
这边稍微挖了一米多,一些碎片在土堆里发着莹莹绿光。
 
“挖到了”,几个人压低的嗓音透着兴奋。
 
夜晚刺激着感官,另一种声音出现了,铁锹插进地里,撞击瓷片,发出清脆的“叮叮”声。
 
成堆的瓷片被从坑底运上来,耿建国听大壮的指示,就着微弱的光线,把好的瓷片拣到一边装进蛇皮袋。
 
下山后,耿建国扛着十斤瓷片,交给大壮,之后回家睡觉,等着分钱。他第一次“做事”,相比起砍毛竹的时候扛一挑毛竹走几里地,这个活轻松多了。
 
干了两次之后,耿建国他们都收到了大壮派人给送过去的现金。老季更是拿到了八千块钱,这抵得上老季一年的收入,但还不够去填父亲手术的窟窿。
 
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们胆子越来越大,挖的瓷片越来越多,几十公斤的碎瓷片都被大壮高价卖给了村里最大的古董商。
 
最后一次,还没来得及卖,警察第二天直接进村,在他们家中搜到了成麻袋的碎瓷片。被带到派出所后,警察分别讯问他们:“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派出所吗?家里的瓷片哪儿来的?”
 
有人狡辩,说以前在山上捡的。
 
有人把警察当傻子,说去景德镇耍的时候买的。
 
只有耿建国一进去就招了,把怎么去挖的到挖完回家睡觉的过程,说了个底朝天。
 
我问耿建国,为什么一把年纪还这么干呢。
 
他说儿子结婚了,成家立业了。但女儿还要出嫁呢,得攒嫁妆,他怕自己来不及了。
 
他说到这些时,眼角的皱纹时深时浅。

会见过程中,耿建国很爱笑,他也意识到,我和警察不一样,放松了起来。会见室的小窗只能透进来一束光,打在我俩身上。
 
我稍微严肃了些,把起诉书的内容念给他听。耿建国边听边点头。
 
我尽量用最通俗的话和耿建国说明,因为琉下村在全国重点保护单位红线内,光这个情节基准刑就在十年以上。至于到底去了几次,对法官判多少年来讲不是关键点。
 
我又跟他确认具体去了几次,有人给你作证吗?
 
耿建国说确实没人给他作证,“也许是我记错了。”
 
他说得很坦诚,也没跟我胡搅蛮缠,我开始相信,这老人确实是忘了。
 
既然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供词,我确实可以和法官回复了。但离开看守所时,我的思绪却飘回了刚刚的会见室里。

耿建国的平静一直持续到了临近结束,我问他,“有什么想要对家里人说的么?”
 
像是突然想起了自己有家人,耿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眼中开始黯然起来。
 
他的手很粗糙,指甲又厚又长。手偏黑,也许是光线原因。耿建国的拳头握紧了又松开。
 
他喃喃自语,“我妈已经82岁了,让她不要担心我呐。”
 
“妞儿已经26岁了,没嫁人。帮我跟我儿子说,让他们照看着点儿。”
 
“我老婆身体不好,让我儿子常回家看看他妈。”
 
耿建国眼睛上似乎蒙着一层雾,望向很远的地方。最后他说自己会争取早点出来和家人团聚。
 
我把耿建国的话都电话转达给他儿子,我告诉他,耿建国还有机会减刑。
 
一般情况下,如果家属能够退赃退赔,法院可能酌情扣减刑期。“不过可能只减一两个月。”这对于七年的刑期来说就是一点零头。
 
耿建国儿子沉默了一会,说他会接妹妹来一起生活,也愿意替父亲出这个钱。
 
 “我会照顾好妹妹,我们等着爸爸回来团聚那一天。那一天就算早到来一个月也好。”

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已经接近午饭时间。
 
耿建国的表弟打电话过来,说开庭前无论如何要和我吃顿饭,我说自己找家快餐店随便吃点就行。结果他们愣是顺着我在市中心广场吃快餐这个线索,找到了正在啃汉堡的我。
 
耿建国表弟是个光头大汉,看起来非常不好惹,进门后一个箭步冲过来,握住我空着的手,使劲晃了晃:“律师,我们这回全靠你了。”
 
他们一行来了四个人,三男一女。耿建国妻子是最后进来的,她红着眼眶,面色有些萎黄,看上去五十出头,头上已经冒出许多银丝了。
 
快餐店声音嘈杂,他们把我围在中间,我装作看不到顾客和店员投过来的异样目光。
 
一提起碎瓷片,他们就有讲不完的话。
 
耿建国的表弟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有一阵子,他头沾上枕头,心却像是枕在金山上,“晚上做梦,都会梦见自己睡在了一座金山上。”
 
这也是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过程。
 
曾经耿建国无疑是个“良币”,没有因为盗挖古董,而挣过一分钱。
 
但因为方圆十几里都被划入保护区,竹林便道修得少,山林更不能砍。那些和耿建国一样,没有犯罪的村民减少了一大块收入,只能种香菇或者出去打工。
 
耿建国起初不舍得离开,开始种地种香菇,但一下地就要挖到碎瓷片,磕着锄头不说,还要把这些明晃晃、能换钱的瓷片上交,让人饱受煎熬。

后来,耿建国出门打工远离这片土地,直到年老力衰回来,也没等来家乡发达的那一天。
 
还是老样子,地不好种,发展又受限。唯一的变化,是那些像大壮一样赶盗掘的,盖起了三层小楼,成了当地人们羡慕的对象。
 
他后来宁愿去山高路远的地方砍毛竹,也不肯老老实实种地了。
 
直到要为女儿准备嫁妆,大壮说动他来一起“做事”。
 
耿建国的妻子恳求我:“律师,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法官讲,让他给我丈夫少判几个月,有五个月也行。”她顿了顿,“我身体不好,七年太长了,怕见不到他了。”
 
我看着她头上泛起的白发,很怕这个老妇人突然问一句,为什么耿建国要判七年多。
 
但她没问,只是说同村的人都这么判,她也不懂。这夫妻俩,一个因为不懂法,入了刑,一个因为不懂法,连追求公正都办不到,任凭命运和她开玩笑。
 
那天早些时候,我握着手机想了一会儿,还是拨通了法官的办公电话。
 
这时候联系法官谈案子,无疑是一个很差的时机。
 
他可能会觉得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不要节外生枝。可我觉得还是要赌一把,简单交代了和耿建国还有村里的情况后,我单刀直入,只说了一句话:“您觉得这是一个悲剧吗?”
 
虽然还没有被确认,但我始终觉得可能让耿建国他们减刑的情节,不止退赃退赔。
 
法律中有个说法叫期待可能性。指从行为时的具体情况看,可以期待当事人做出合法行为。跟耿建国接触后,我认为期待他做到知法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我提及这一点,就是想问问法官,这个量刑还有没争取的余地。
 
法官没有正面回答,他说公检法也不可能凑到每个村民耳朵跟前说,不要盗挖瓷片。但现在已经一直在做普法工作了。
 
法官说也要体谅他们的工作。言下之意是我现在属于没事找事,管好自己的当事人就好。

马上就要开庭了,我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帮这家人减少多少刑期。

下午,我赶到法庭,十几个律师逐渐坐成了一排。
 
大家都是这个盗墓团伙的辩护人。
 
大家三三两两在庭前交流,都觉得就为这么些钱,就要坐七至十余年牢实在是太不值当了。
 
有一位指派辩护人对于这个赔钱案子颇有微词:“其实这些人也不值得同情,普法工作做了这么久,之前还有巡回法庭摆镇上。还去做这样的事情真是。”
 
这种置身事外的态度激得我无名火起,反问她:“你平时没有参加过普法活动么?他们这帮人白天少见在村里,有些干脆就是快过年了才回村里。再说,就以发发围裙的那种普法仪式能让村民知道些什么?”
 
听到我们这边的动静,旁边一排警察也转过来看热闹,这位辩护人愣住了,安静了几秒之后说,她也是听检察官说的。
 
检察官一来,我们这些辩护人第一时间就围了上去,大概是说家属们都愿意退赃退赔,希望检察官能松几个月出来。
 
检察官表情纹丝不动,意思也很明确,认罪认罚已经签过了,检察院建议刑期就不改了,不过可以作为一个情节供法官裁量。
 
“叮铃,叮铃”,门口传来一阵一阵金属碰撞的声音。两个主犯身穿防护服,戴着手铐脚镣,被叉到了被告人席上。
 
未到庭的被告人视频连线参加审判,庭外,法院给家属们开启了信息中心的大屏幕。
 
家属们没有看到,开始直播庭审之前,法官对着被告人们打预防针:“实际上很多人也希望我们给你们轻判,你们犯的这个罪(同等情节下)基础刑就在十年以上。已经给你们从轻处置了,你们要怀有感恩之心。”
 
嫌疑人们倒是没什么反应,辩护人席听到这些话窃窃私语起来。
 
法官“啪”地敲了下法槌警告我们,庭审算是开始了。
 
庭审到了耿建国的环节,我却没由来地紧张起来。法官问耿建国,这个认罪认罚具结书是按他自己的意愿签署的么?
 
大屏幕中的耿建国带着疑惑仔细看了看,眼睛转向左边,似乎在努力回忆,“没什么印象。”
 
“那这个字总是你签的吧。”法官的耐心快耗尽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虽然只是个程序性问题,但是我又不好出言提醒。
 
此时法官突然想到了什么,托了一下眼镜,冲着我喊话:“庭后你跟公诉人再给他做一下认罪认罚好了。”
 
过了几天,我跟检察官一起去看守所给耿建国做新的认罪认罚。见耿建国之前我又问检察官,耿建国这边都准备退赃退赔了,能不能改下量刑意见,检察官拒绝了我。
 
检察官说,如果给耿建国更改量刑意见,那团伙中的其他人都要改,甚至其他案子的嫌疑人也要改,没有只给他一个人改的道理。

检察官的话里,带点对这个村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某种意义上这个村的村民就是命运共同体。
 
大壮回村指认现场,触景生情,可能是觉得不公平,就为了立功把另一伙盗掘的村民供出来了。只不过他们挖到的东西比耿建国他们更少,而且还没有贿赂文保所工作人员的情节。
 
事实上这些年来,琉下村的盗掘案屡禁不止,留在村里的村民,只要远远看一眼后山,可能都会心痒痒,要是恰巧人在山上忙活着挖笋挖香菇,那就是一伸手的距离。
 
会动手的也基本都是各自家里的顶梁柱。
 
他们被抓人,家庭就撑不住了,可能又会有家庭成员铤而走险。
 
要说这些顶梁柱为钱铤而走险也就罢了。邻村的一个中年妇女,因为家里做饭没菜,约朋友一起上山采香菇,途径被人盗挖过的坑位,临时起意,拿着手里的小锄头在附近挖了挖,打算装香菇的蛇皮袋里装了二三十片碎瓷片。
 
她们被文保所的巡查人员当场发现后逃走,后来主动自首,被判七年。
 
从普通村民到成为刑事犯人只是挥一锄头的距离,政府决定当着全镇居民的面来一场审判。
 
四年前的某一天,太阳很大,镇上的小学广场,一群人撑着花花绿绿的伞,在太阳底下坐着,旁边阴凉处的大爷、大妈头上都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广场上呈“品”字型摆着三张桌子,中间那张后面拉着横幅,依稀能看见“XX市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字样。被抓进去的村民的盗掘案就在这里开庭。
 
当时在巡回法庭出庭支持起诉的,也是这位检察官。
 
村里早早通知每家每户都要派人来旁听,村主任慷慨激昂地教导村民们,挖到瓷片要上交。
 
而开展这个讲座时,耿建国在内的很多“潜在犯罪分子”都还在外打工,到不了场。
 
很难说巡回法庭到底效果如何。
 
耿建国告诉我,他春节回到村子,只听到村民依然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去“做事”,还说要是上面来检查,那避避风头就好了。

耿建国新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已经签好,这个案子拖到第三次开庭,已经把律师们的耐心都快磨没了。
 
老季,也就是我当事人的苦命邻居。他的辩护人是一位女律师,姓徐,着一身淡绿色西装,手里拿着的一张透着红印的纸引起了我的好奇。
 
我问她那是什么?
 
她向我展示:“血书。”
 
那是一张有红头标记的大纸,密密麻麻按满了红色的指印,每个指印上都有不同的名字。
 
老季父母一个癌症晚期一个残疾卧床,家里三个儿子都还小,都指望他。村里人都知道。都愿意为他作证,希望法院从轻判决。
 
这么一张纸怕是要家家户户都走访一遍了。
 
在法庭上,当这张纸被法警递检察官面前时,她轻叹了一口气,向后靠了靠,“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但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后来,“血书”起到了作用,法官为老季单独减了一个月刑期。
 
给耿建国的辩护词,我改了又改,到最终辩护的时候也没达到满意的程度。
 
辩护环节,我一直盯着检察官:“诸位父亲如果不是农民的话,爷爷外公这代人基本都是农民吧。如果我们的父辈出生在这个村的话。我们能够期待他们在出现经济问题时不做出此种行为?我们的法律究竟对于这种教育程度的农民们抱有何种程度的期待呢?”
 
法官看向我,又扶了扶眼镜,我看懂了他的意思:就知道你要这么说。
 
法官当庭宣判,不仅是老季,还给耿建国在内的人各减了一个月,除了大壮。

庭审结束后,我在走廊截住了法官,不是为了耿建国,而是为了这个村子。
 
我那时年轻,带着天真地问,既然这个案子里我们做不了什么,那是不是可以由法院提出司法建议,比如将村子进行征收搬迁,不然这种事情终究无法杜绝。
 
穷根本不是他们去盗挖的唯一原因,环境才是欲念生长的土壤。
 
法官笑了,劝我现实一点,“你知道这么大面积征迁要花多少钱么?林溪市的财政就已经宽裕到投钱到没有产出的山沟沟里?”
 
“就算征迁了,他们以后再回来盗挖怎么办?”我哑口无言。
 
庭审结束后,我再也没去过林溪市。
 
过年前两个月,耿建国的案子已经过去许久,我却总是想到那些说梦见自己睡在金山上的村民,无法被征迁的村子。
 
我抽了个空,只身来到了琉下村。村子里偶尔有背包客走过,留下到此一游的足迹。
 
沿着村子的河道走,看到河床里偶尔还能显现的瓷片。
 
站在耿建国家门前,我仿佛听到了那天清晨的警笛声。
 
耿建国的家人跟我说,警方扣押了家里的一个茶壶和一个瓷碗。那是祖上传下来的,用于祈福。

我想起自己为耿建国写的辩护词:“放在过去,这是一种福祉,但现在,就是一种灾难。”
 
耿建国新家旁边的土房已被废弃多年,残垣断壁里也镶嵌着一些细碎的古瓷片。
 
我离开的时候,阳光擦过碎瓷片锋利的边缘,折射出闪烁不明的光芒。


看完这篇故事,我无法作出任何评价。
 
因为太复杂。
 
耿建国这帮村民犯罪了没有,犯了,应该罚。
 
但这种简单理解的背后,却有更多还未解决的问题:他们是否有因为保护村而被限制,怎么找到更好的出路?怎么开展更有效的普法工作,让他们正视眼前可见的暴富诱惑?
 
张白给当了四年律师,他说,见多了当事人,见多了他们所处的环境。他慢慢发现,自己不再能简单的去看待一件事,而是去试着理解每个人的难处。
 
“任何一种可能性落到当事人身上,都是百分之百的人生。如果你不去尝试着理解,你就无法发现问题,你就无法发声,那么如果有天,这个世界或法律变好了,那是与你无关的。”
 
我在很久以前,和律师朋友讨论过一段话,我想,放在今天的故事里仍然适用。
 
一条律法的改动,要经过专业法律人士的反复考量,结合无数种不同情况去制定。期间层层上报研究讨论,最后通过立法机关的制定与公布程序。这样才能诞生一条更合理的新法。
 
这个世界真正变好的契机,是从有人愿意理解复杂的那一刻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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