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短篇故事

在身体里种“瓷片”的妈妈:我只是想参加女儿的婚礼

作者:陈拙
2022-03-06 16:23

大家好,我是陈拙。
 
给你们提个醒,长时间久坐久站保持一个姿势,小腿容易发肿,肉眼看不太出来,但严重的时候,稍微按一下就有一个浅坑。
 
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她的妈妈起初也是小腿浮肿,没在意,但一个月后,这种浮肿开始蔓延到全身各处,胳膊变得有小腿那么粗,连眼睛都肿成了一条缝,整个人成了一个“发面馒头”。
 
专家通过显微镜,发现她妈妈根本不是普通的水肿,而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病——
 
肾脏内有一大堆砖红色的点状物,它们正在一点点吞噬她的肾脏。

我发现我妈这段时间总是偷偷看手机。
 
和我闲聊、出门遛弯,哪怕正忙活着家务,她的手指都离不开手机三分钟。
 
我趁她上厕所,屏幕还没自动上锁的功夫,忍不住偷看了一眼——一个亮着红点的微信群占据了她的列表第一,此刻还在不停冒信息。
 
我好奇地点开,消息里夹杂着一堆我看不懂的学术名词,我继续往上翻,发现这个群每天都有成员退群。
 
每个人退群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
 
但又不断有新的人加进来,所有人的对话都围绕一个问题——我们还能活多久?

我突然感到很紧张。
 
我的妈妈,不也是这个群里的一员?



我读大三那年,突然接到我妈的电话通知。
 
“我不上班了”。
 
我一听就愣住了,我知道工作对我妈意味着什么。
 
辽宁朝阳,市中心最闪亮的奢侈品店门前,最漂亮的那个女人就是我妈。她在那儿一待、一站,就是二十年。

我妈生了一副让人羡慕的模样,身材纤瘦,皮肤白皙,一张鹅蛋脸小到每次敷面膜下巴都能富裕出一大截。
 
更让人嫉妒的是,她审美也不错。季度新品一发布,她就给自己搭一身,再配个之前滞销的产品做点睛之笔,这样搭好了往店门口一站,就是活招牌,顾客都跟着她成套成套地买。
 
老顾客的穿衣尺码、喜好、生日、年龄都被她藏在一个笔记本里,走哪儿都不离身,跟我逛个街看见漂亮衣服也会停下来琢磨。
 
我妈有句至理名言,“人永远不要闲着,不然就废了。”她对自己和自己的工作简直配得上这俩字:热爱,我不理解为什么突然要辞职。
 
电话那头磨叽半天终于说:“我生病了,得去沈阳看,这边看得不好……”
 
原来半个多月前,我妈就发现自己的腿有点浮肿,起初根本没当回事。奶奶那段日子正好住院,我爸在外地工作,妈妈不让他回来,说自己一个人能搞定。
 
她白天在店里站足13个小时,下班又跑去医院照顾奶奶,睡眠不足,小腿水肿是家常便饭。她倒也不在乎,每次离开医院前还得去趟洗手间,化妆包一掏,美美地补个妆再走。
 
但能让她辞了职去看的,肯定不是小毛病。
 
妈妈是被老姨扶进沈阳最好的医院的。
 
腿部的浮肿渐渐蔓延到了全身各处,皮肤里还藏着数不清的疙瘩,大概花生粒大小,一碰就一个红印子。
 
躺在病床上时,眼睛已经肿得张不开也合不上,上下眼皮像四个硬块贴在鼓胀的脸上。两条腿肿得像萝卜,一按一个坑,走路直“秃秃”。
 
更可怕的是,在医院一待半个月,连病因都没查出来。
 
我给妈妈打电话,问她疼不疼,难不难受,她没直接回答我,说奢侈品店里还留着她的位子,她一直挂念着回去上班。
 
“不管做多久检查,我就想知道这是什么毛病。”
 
一根10厘米长、差不多钉子那么粗的针刺进了妈妈的肾脏、腰侧、胸部、骨头,提取各处器官的组织和骨髓液。
 
化验单上的每个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看不懂了。
 
老家的医生说,妈妈得的这个病,全中国只有两家医院接诊:南京军区总医院、北京协和。

医疗资源少,多数情况下意味着“疑难杂症”,存活几率更低。
 
我不敢再多想,回老家接上妈妈,连夜往更近的北京协和赶。
 
协和的门诊大厅,墙壁上挂了不少医生的照片,我一张一张仔细看过去,快看到尾巴,才终于在一位医生的名字下边,看到了那几个更小的字:淀粉样变性。
 
我几乎一瞬间就意识到,这可能是这间医院里唯一,也是全中国唯二能救我妈妈命的人了。

医生告诉我们,“淀粉样变性”是一个罕见病,每十万人里差不多会出现一例。
 
一些由蛋白质形成的纤维样物质,因为状似淀粉,被叫做淀粉样物质。这些物质就像一粒粒的沙子,一旦进入患者的体内,患者就将面临一场破坏力极强的“沙尘暴”。
 
它们不会分解,而是像沙子一样沉积在各个器官里,加大器官的负担,影响运作,直到供血功能一点点被吞噬,器官逐渐衰竭、坏死。
 
如果淀粉样物质沉淀在心脏,人最多能活三个月。
 
医生在妈妈的腹部和牙龈分别取了切片,拿去化验,确认这些“沙子”沉积在了妈妈的肾脏里,这个病也被细化成了“淀粉样变性肾病”。
 
医生还没讲,我们也没敢问,这个病的存活期到底有多久。
 
我心里一边打鼓,一边用手指够口袋里的手机,搜索到的一篇医学论文里跳出一个让我手脚发麻的数字——三年。我一瞬闭紧嘴巴。
 
“为什么?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妈妈这一问把医生也给难住了。截至目前已有的资料,没人知道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也不知道该怎么预防。
 
我妈不说话了,我很少看见她低头,她一直是个有点小骄傲的女人,穿着高跟鞋站在奢侈品店里,画着精致的妆容走在路上,从来都是微微仰着脖子。
 
但此刻,她的额头快要与摊在手心的化验单平行了,我看不出她的情绪。
 
等妈妈再抬起头,她的面色还算平静,我听见她吐出几个字,“有病就治。”
 
我知道,对于这个突然找上门扰乱了她的工作、生活、甚至骄傲和美丽的怪病,她的态度坚决,解决它。
 
但解决的方式、代价,其实我们一无所知。
 
因为国内的病例太少,这种病在内地甚至没有生产药物的厂家,唯一的救命通道就是找香港的代购。
 
药来的那天,东北已经很冷了,印象里,除了买大件电器,我们家从没有收过这么大的快递。
 
冰块裹着万把块的大药盒,我蹲在家门口,一个、一个拆,冷气从那些小盒子里嗞溜嗞溜往外冒,冻得我直要掉眼泪。
 
太多了。我把药搬进屋里,再倒到妈妈的手心里。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没听过名字的怪病开始闯进我的家了。
 
而首当其冲的是我的妈妈。

药是一把一把吃的,一次最多能吃50多粒,盖满整个手掌都不够。
 
这样的大剂量下去,副作用很快袭来,再加上病症无时无刻地损耗身体,那个总是仰着头的女人躺倒了。每次吃完药那一个星期,妈妈只能卧床,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
 
一次,我搀着她上厕所,她整个人无意识地、止不住地发抖,我伸手扶她,颤抖就会从她的身体顺着我的手传递过来,我也跟着发抖。

她说身体里好像有一只手在不停挤压她的心脏。
 
她的免疫力在一天天变差,温度稍有些变化就会染上感冒;前一天多走了几步路,或者由人扶着爬了几个台阶,第二天就起不来床。
 
印象中永远昂首挺胸踩着一双细高跟的妈妈,正一点点变得瑟缩、脆弱。
 
吃药期间,我妈也在做化疗,每个月都有一个星期她得连着打三五天的针。相比药物带给身体的负担,化疗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摧毁一个人的面容。
 
那恰恰是她最在意的事情。
 
有天起床,妈妈突然发现脸上到处长起了小红点。
 
刚被确诊的时候,她的四肢、肩背上也会长各种疙瘩,但当时因为身体太过肿胀,被她忽略了。这下长在了脸上,红通通的一大片,妈妈不干了。
 
她立马到医院配了药膏,对着镜子,挨个红点仔细涂抹。
 
涂到一半,突然把药膏撇到一边,有些生气地对自己吼,“不治了!治什么玩意,满脸都是疙瘩!”
 
可发泄完,她很快又拾起药膏,默默地继续涂。
 
对付这种病最难的地方就是要对它有足够的耐心。它的进展不快,但只要肾脏里那些淀粉样物质还在,血液里就还有毒素,对抗往往要持续终生。
 
这天,妈妈突然给我打了个视频,我一接起来,就看到她顶着一头齐耳短发,笑眯眯地问我,“你看我的短头发,好看吧。”
 
妈妈的头发其实掉得只剩小拇指粗细,都能看见一小块裸露的头皮。但我跟着她笑,我说好看,真好看。
 
我们好像还说了很多话,但我只记住了这一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夸她好看,这对她很重要,而她对我很重要。
 
有时我盯着她头上稀疏脆弱的几根“毛”,总会晃神,没得病时妈妈爱穿花裙子,一头卷卷的披肩长发,走起路来波纹一甩一甩的。
 
剪了短发后,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穿起了宽松的运动服,脚底再配一双白色球鞋。
 
她从不会主动跟我表现出悲伤,这些都是我自己感觉出来的。只要能从床上坐起来,她总要出去走走。
 
她显然不甘心这样活,也不能接受这样活。

我意识到,对妈妈来说,治病的第一关卡就是适应,适应所有的变化、落差。
 
从一个美丽的职场女性变成憔悴的病人,从一个优秀要强的顶梁柱变成需要人照顾的“废物”,每一个变化,都是除了病痛以外的艰巨挑战。
 
为了时刻守着她,我把被子搬去了她屋里,晚上两人贴着睡。
 
这种体验其实有点陌生。
 
妈妈工作这么多年,朝八晚九,基本全年无休,我从小是在奶奶家长大的。算起来,我和她一起生活的只有高中那三年,还经常是我走了她还没醒,我回来她已经睡了。
 
那天我俩躺着,我刚要陪她说说话,她却突然坐起来了。
 
所有的抽屉都被她拉开,房间一下子变得有些挤,妈妈蹲在那些抽屉的夹缝里,一会就收拾出了厚厚一沓文件,指着它们,看着我说——
 
“这个银行卡的密码你得记着,XXXXXX。”
“这些是我留给你结婚用的钱,要是他给你找新后妈,咱手里有的花。”
“这是你姥爷留给你的嫁妆,得收好了,不给别人拿走。”
“这个保险单的钱你每年记得交啊,我要是走了,能报钱的……”

我忍不住了,打断她,“说什么呢!不说活到99,80岁还是可以冲一冲的。”
 
妈妈也不听,只顾自己说。
 
我见她这样,指着我的那张保单逗她,“那要是我去世了,你也能报钱呗。”她说那当然,我立马回嘴,“那我死比你合适啊,这样你有钱拿。”
 
妈妈一巴掌拍在我身上。
 
这个病不光折磨着她的身体,也渗进了她的心里,成了讳莫如深的伤口。
 
我看着妈妈撑在床上整理那些单子,脸上没了笑,总觉得她不全是在“交代后事”——她是想为我,为这个家再做点什么。
 
她想证明,自己不是那个“废物”。
 
在这个关键时候,我爸赶回来了。
 
我爸是干建筑的,东北的冬天太长,光冻土期就有两三个月,一年到头也没啥活,他就跑去海南,在那儿一干就是十多年,和我妈每年也就十多天能见到面。
 
我爸有着一副搬砖的体格,内里却藏着一颗文艺的心,热爱吟诗作对,属于妥妥的文科浪漫男,觉得钱够花就行,属于知足常乐,“毫不上进”那类型。
 
但妈妈一生病,这种根植在我爸脑子里数十年的玩乐主义立马瓦解。

为了让妈妈安心治病,他麻溜换了家高薪公司,还接起了兼职。我妈趁此机会给他制定了一份新的攒钱计划,实际由两人一起完成。
 
大目标只有一个:每年攒10万块。我妈负责具体落实每个细节,比如把我爸的烟和酒换个便宜的牌子。
 
这要搁以前,我爸得把桌子掀了。但这一次,他就像个小学生一样,我妈提什么要求他都点头,接了“霸王条款”还在那儿笑。
 
看着我爸在那儿跟我妈逗乐,我心里暗暗给我爸竖了个大拇指,他知道现在的妈妈最需要什么。
 
他当然要做妈妈的依靠,但他也是在用这种方法“示弱”——你不会变成“废物”的,我需要你,你的依靠,所以你得好好活着。

我和爸爸带她出去遛弯,爸爸走在中间,我和妈妈一左一右,远看就像父亲带着两个女儿。跟以前出门被夸“姐妹俩”没什么差别。我们时刻准备好告诉她,在我们眼里,她还是那么好看。
 
但我压根没想过,有一天,妈妈一步都走不了了。
 
在摧毁了她的容貌和自信过后,这个病又要夺走她的双腿和她苦撑的体面。

最开始是左腿疼得沾不了地,妈妈一发现,就给我下了指示,赶紧买根拐杖来。
 
我点开淘宝一看,买一对减5元,当时我没过脑子,还说了句不然买一对吧,说完就意识到不对劲了,这玩意谁会希望两只都用上?
 
我默默下单买了一只,拐杖到家后,妈妈还跟我小声抱怨买丑了,颜色不好看,我答应给她重新喷漆她才勉强接受。
 
彼时我们还没意识到,腿疼,是个大问题。
 
腿疼来自股骨头,股骨头是连接大腿根和骨盆之间的骨骼,人体所有的直立活动都靠它支撑。过多服用激素,人的股骨头就会坏死。
 
右腿也出现问题的时候,妈妈刚好在老家。老家的房子没有电梯,她一下子被困在了那小小的两室一厅里。
 
我没法想象她一个人要怎么过,就想一切办法参与。
 
我的微信列表里,老家附近的蔬菜店、水果摊成了最活跃的好友之一。隔三岔五,我就发过去一个红包,让他们挑些新鲜的水果给我妈送上楼。
 
附近的朋友全部被我使唤上,送个米面粮油,走的时候再帮忙把垃圾捎下楼。
 
接到妈妈电话的时候,我以为她会抱怨在家待得无聊,谁知她来了一句,“你那个视频会员到期了,咋续上呢?”
 
我一打开视频APP,历史记录里跳出了好多片子,都是“已看完”。她看各种剧给自己找乐子,闷了,就找赋闲在家的大姑、退休的老姨,各种亲戚挨个聊天。
 
她也不避讳自己的病,自嘲现在像个发起来的大馒头,眼睛都肿没了,脚也成大脚丫子了,套不进去她好看的高跟鞋……

有时候跟我视频,妈妈也会一展歌喉,放声高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尽管她五音不全。
 
这些都是她在那间小屋子里,甚至是一张椅子上,找到的乐子。
 
等她拿着拐杖站起来,那个几十平的家又成了她的训练场。五十多岁的妈妈这辈子第二次开始重新学走路。
 
刚用上单拐的时候,她左手撑着拐杖,一起步就容易同手同脚,但左腿疼得厉害,没法总是支撑她,她就把拐杖换到右边,没半天就适应了。
 
走顺当了,拐杖在她眼里就不止是辅助行走的工具了,她会坐在椅子上,手握两根拐杖在地上来回摩擦。走近看,才知道拐杖底下垫了两块抹布,擦地呢。
 
她还多出一项“绝活”来:要洗抹布了,就用拐杖脚一挑,抹布直接抛进手心,都省得弯腰了。
 
我一直没往深了想,面对这么大的变故,妈妈的这些乐观、坚强,都是从哪儿来的?也没完全懂这些东西之于她的意义。

我很久没看见妈妈在家里穿裙子了,那天她起了个大早,一醒来就换上了生病后我给她买的一件宽松连衣裙。

我心里一咕噜,多半是有客人要来。
 
果然,她的前同事要来看她。妈妈一边指挥我收拾屋子,又嘱咐我切点水果。
 
同事一来,妈妈就露了笑,她听着对方说她变样了,也跟着说自己瘸啦,再也穿不了高跟鞋了,突然发现运动鞋还挺舒服的。
 
听她们聊得挺开心,我怎么也没想到,人一走,我妈的脸就沉下来了,甚至有些气急败坏,她大声质问我,“为什么要用一个菜盆子装水果?为什么不用水果盘?”
 
我一下子被她问懵了,脑子里蹦出一连串问号:这有什么关系?至于发这么大火吗?
 
妈妈生病后,家里很多东西都闲置了,我当时去厨房找盘子,一看那水果盘上结了一层厚厚的油垢,摸着都粘手,就随便找了个灶台边洗菜的铝盆子装。
 
我完全没意识到问题出在哪儿,随口回了句,用什么都一样!我妈竟然不说话了,她转身回了自己房间,没一会儿,我听屋里传出细细的哭声。
 
我很少见我妈哭,这件事像根刺扎在我心上。

直到后来我偶然看到《父母爱情》那部剧,剧里的大小姐带着两个孩子上海岛,打算跟驻军的丈夫团聚。一路上风尘仆仆,她却不舍得丢下一大堆杯子。
 
丈夫看得一愣一愣的,但女人告诉他,我就是要过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
 
我一下子想起了妈妈的水果盘。
 
她失去了好看的外貌,失去了健康的双腿,那个好看的水果盘在她眼里,就是最后的体面。
 
她其实一刻也没有忘记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也一刻都没有想过要放弃找回这样的生活。
 
我用轮椅推着她出门时,她还和我开玩笑,说早知道当初买拐杖,就直接让我买俩了,5块钱的优惠券还能用。
 
我看着她两脚安分地踩在踏板上,虚肿的脚丫已经换上了平底鞋,第一次没接她的话。
 
生病以前,妈妈从来没有买过一双平跟的,她总觉得自己个子不高,高跟鞋才能体现她的气场。但其实她在家里穿拖鞋都是腰板笔挺的。
 
现在,只有我放假回来陪着她,她才愿意出门,出去了眼睛也不转溜了,不主动和人搭话。
 
有几次她忍不住偷偷看别人,对面通常是那些正在逛街的年轻女孩,或者橱窗里的漂亮衣裳。
 
我问她要不要进去逛逛,她却朝我摆摆手。
 
她其实是害怕的,害怕别人觉得她不像个正常人。
 
她也难受,尤其是怀念起曾经的样子,用她的话说,“要是我以前穿上这件衣服,那美的哟。”
 
在美丽、要强的妈妈心里,那个布满油污的水果盘,洗干净了,永远都比一个菜盆子好。
 
后来我爸就学着她,开始擦家里那些“看不见的灰”。我们都知道这些灰其实在我妈心上,我们擦一擦,妈妈的心就亮堂了。

妈妈的股骨头打了一年的针,这种损伤不可逆,也没有特效药,只能靠止疼针,但依旧没有好转。
 
摆在妈妈面前的只剩两条路:坐轮椅,或者做置换手术,重新安一块“骨头”进去。
 
手术的过程异常残忍,需要把完整的骨头生生截断,取出中间的股骨头,然后打磨、修整股骨头的截断面,等假体放置妥当后,还有几十针的长条缝合,麻药劲过去将是无法忍受的疼。
 
这还不是全部,即便成功做完手术,安进去的人工股骨头,有的是用陶瓷做的,也就三十年左右的使用期限,多半还会因为日常磨损提前退休。一旦损坏严重,手术便等同于白做,所有痛苦都得重来一遍。
 
我们陷入了两难的抉择。妈妈迟迟不愿意做手术,我知道,就是很本能的那种害怕。
 
可就在那一年,我的一件大事提上了日程,家里的餐桌边第一次坐足了四个人,我的男朋友上门了。
 
我们定好了婚期,再过半年就要办婚礼,这直接改变了我妈的想法。
 
“我不能让别人觉得我闺女的妈,是个瘸子。”
 
因为不想在我的婚礼上拄着拐杖上台,妈妈决定做股骨头置换手术。
 
五月,我辞去工作,一路护送妈妈去沈阳。

她上手术台的时候,我就在外面盯着显示屏,本来说3个小时的手术,我在外面等了5个小时。我想快点见到她,我希望任何时候她出了手术室,第一个看见的人都能是我。
 
推出来的时候,妈妈昏沉沉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医生推她回病房,我就在旁边跟着吧嗒吧嗒掉眼泪。
 
手术结束后的第一晚,妈妈被留在观察室里,家属不能进去探望。我在病房里干着急。
 
后来我接到医生的电话,让我赶紧去观察室。我刚到门口,就听见我妈的喊叫声,好像长这么大我都没听过我妈发出这么响的声音。

房间里一共躺了四个人,除了我妈,剩下都是男的。我妈还是唯一一个换了双侧股骨头的。
 
我一进去,她就紧紧攥住我的手,当着我的面哭了。她还不听劝阻吃掉了快超出医生给的剂量的止疼片。
 
我在观察室陪了她五分钟,就被护士催着离开,但剧烈的疼痛让妈妈失去了理智,她哭嚎着拼命求护士让我进去陪陪她。
 
这样的情况反复几次后,护士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把你妈带回去吧,回病房去,她离不开你。

术后那20天是我记忆里最痛苦的20天,却也是我和妈妈,在除了怀胎十月以外,最紧密、亲近的20天。
 
我好像有了固定的生物钟,每天早上六点半,医院的餐车来之前我就醒了。
 
我会飞快地冲出去拿早餐,不然送餐的人会敲门,我担心妈妈被吵醒,醒了她又会感到疼,得轻哼着直到脱力才能再睡过去。
 
白天,妈妈重复着上药、打针、换吊瓶,我就在一边盯紧挂瓶以防回血,一只手伸进被窝里——妈妈睡觉的时候习惯抓着我,这样她安心。
 
夜晚疼痛来袭,妈妈无助地在床上呻吟,我就默默地陪着她。
 
手术后为了防止股骨头移位,哪怕醒了,大部分时间她也只能平躺。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平躺也成了酷刑。
 
想上厕所的时候,我轻轻扶她起来,帮她摆好姿势,在床上铺一层尿垫,再把尿壶给她端过去。
 
一开始我俩都有些不适应,我是不够熟练,她是不怎么好意思。我总得端着尿壶等一会儿,才听见有淅淅沥沥的声音。她轻轻跟我说,你可以戴个手套。
 
她竟然担心我嫌弃她。
 
我偏不戴,我“呛”她,“怎么,我小时候你给我换尿裤戴手套啦?嫌我脏呗?”
 
她不说话了,也没再坚持。
 
妈妈刚做完手术,胃口不是很好,为了哄她多吃点,我总爱逗她,说你看这鸡蛋,今天的特别小,她张嘴想咬一半,我装作要把另一半也往她嘴里塞,她鼓着嘴说不了话,就赏我一个白眼。
 
等吃完了,我们两个人又是一通嘻嘻哈哈。换做以前,我和她尤其是她,绝没有机会凑在一起这么“脏乱”地过日子,也想不到这样的日子居然不算太糟。
 
之后,她亲手送走了自己最爱的炖粉条、海鲜和豆制品,每餐只吃水煮菜和水煮肉片,用一整年甩掉了因为激素长起来的五十斤肥肉,甚至比没生病之前还要瘦。

临近我的婚礼,妈妈已经恢复得很好了,走路几乎与常人无异。
 
回老家办喜宴的时候,我带着她回到以前工作的奢侈品店,那个满载她骄傲的地方。
 
我带她在店里选了一条红色的真丝连衣裙。她穿上,站在试衣镜前,一转身,真丝的面料在灯光下扑闪扑闪的。
 
以前的同事都夸她又瘦了,感觉年轻了不少,她自己也笑着说这裙子衬得人好白。
 
妈妈拉着我偷偷说好贵,我不听她的,只说她穿上这条裙子,就是全场除我以外最靓的崽,“让他们看看!我妈有多好看!”
 
她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还嘴硬着呢,数落我没个正经时候。
 
一到家,我就见她找了个透明罩子,把裙子理正,挂进了壁橱里。
 
我的妈妈用了6年时间,终于准备好,成为我婚礼上最好看的女人了。

婚礼那天,鲜花铺了一路,妈妈穿着那条红裙子,像一株盛开的玫瑰,盖过了所有花枝。
 
她牵着我的手上台,把我交给爸爸,又目送爸爸带着我,走向新郎。

我在台上看她,心里已经掀起了无数波浪。
 
我知道,在那条闪亮的红裙底下,妈妈的大腿两侧,有两道长达10厘米的疤痕,它们和裙子一样鲜艳。
 
她一直是个很爱惜自己的人,对待发肤更是精心,一年四季都要抹身体乳,有一点粗糙都会不乐意。但为了我,为了打败这场病,她做了手术,允许这两道疤痕永远跟着自己。
 
作为她的女儿,我真的为她感到开心,更为她骄傲。
 
我想,如果在这场婚礼上还有比新娘更美的人,那只能是我的妈妈。
 
3年生存期的魔咒已经打破,我们还会像这样,美美的,陪伴彼此很多很多年。


我第一次和安冬聊起这个故事,安冬直接把她妈妈喊了过来:妈,你也说说呗。

电话那边,传来安冬妈妈的笑声,她流畅地讲起治病的过程,她的“浮肿”、“小红点”、还有体内至今嵌着的那块“人工股骨头”……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和女儿的趣事。

场面一度相当欢乐。

我意识到,她真的做到了自己说的那句“有病就治,能治就好好过。”

尽管很多时候,她会把这份坚强、乐观归功于一心对她好的家人,“他们都这么照顾我,迁就我,我还能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生活呢?”

但我清楚,当这位母亲瘸着腿,整天待在那间两室一厅的屋里找乐子;当她顶着一双浮肿的腿,医院单位两点一线地跑时,那些日子都是她一个人扛下来的。

她一直在努力做那个让家人安心的人。

得病的人没有犯错,更不是“废物”,安冬和妈妈的故事或许就是一种提醒——

在病魔面前,除了药物和医疗手段,我们还有很多战胜它的力量,比如家人间的爱、支撑,甚至“爱美”,也可以成为一种力量。

只有自己对自己的生命尊重、不放弃,奇迹才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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