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短篇故事

中国援外医生:回国的航班全取消了,我看着朋友死在了枪下

作者:陈拙
2022-03-13 12:45

现在一上网,老能听见有人说自己快“穷死了”。

我有个朋友告诉我,他去过一个地方,那才是真能“穷”死人——

这个地方的人,根本不敢生病,因为他们辛辛苦苦攒一辈子的钱只够去一次医院,治不好就只能等死。

有一半的年轻人根本活不过17岁,甚至没钱收尸。

更要命的是,这地方还肆虐着埃博拉、艾滋病等传染病。还有恐怖分子的无差别攻击。

这个地方叫布隆迪,被称为“非洲之心”,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我的朋友是位耳鼻喉科的医生,他叫谢无界,在去年作为援非医生,被派遣到了布隆迪。

今年3月份,他突然给我带来一个故事:

他竭尽自己所能,帮助了一位非洲父亲。

这位父亲,正试图打破这种令人绝望的贫困,让自己和儿女过上更好的生活。

有一段时间,我很怕接到女儿的电话。
 
女儿刚刚三岁,说话还不太顺畅,电话信号断断续续的,她总是反复在问一句话:“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不久前,医院的院长对我说,“国家有一个任务交给你”,我一下子就懵了。
 
现在,作为援外医疗团队的一员,我和22名中国医生一起,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因为每天回国的航班都是取消。
 
留在这里,我不光要面对最恶劣的医疗环境,还要面对疟疾、新冠和恐怖袭击。


布隆迪离青海有8300多公里,6个小时时差,飞机全程17.5小时。这三个数字,一直刻在我的脑子里。
 
在医院通知我去援非之前,我只在视频软件上刷到过几次布隆迪。
 
大部分都是这么介绍这个非洲国家的: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世界幸福指数倒数第二的国家、联合国都不愿管的国家……
 
视频里闪过几个骨瘦如柴的黑人,甚至是《动物世界》的剪辑。
 
真正到了医院以后,我才知道“穷”这件事有多具体。
 
尽管我所在的基特加省是布隆迪的政治首都,承担着这个政治首都及周边大量村落的医疗服务,但这里只有30位医生及34位护士,根本没有耳鼻喉专科医生。

我必须一个人承担门诊、急诊、查房的工作,常常是24小时候命班,一天要接诊40个病人。
 
而且,我和他们的语言也完全不通,大部分布隆迪人说的是当地语言,一些基本的病情询问都需要我的中文翻译成法语,再找护士翻成当地语,才能和当地人对上话。
 
大部分时间,我只能把他们当成病人。
 
相反的是,布隆迪人对我们非常热情。
 
每次街上遇到,他们都会竖起大拇指打招呼:“萨瓦、萨瓦(你好!)”“谁努瓦、谁努瓦(中国人!)”甚至有的骑着自行车也会撒开把向你转过来,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
 
在医院里,他们也是我见过最听话的病人,有时候本地护士做事比较怠慢,在前台趴着玩手机,他们也静静地坐在长廊上等着。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他们不敢得罪医生。
 
对布隆迪居民的收入而言,看病非常非常昂贵,尤其是专门来大医院找中国医生,长途跋涉来一次医院几乎能花掉他们所有的积蓄。
 
他们会无比珍惜这唯一的机会,打扮得像要上教堂那么体面,带上自己所有的家当比如收音机,一次甚至走七十公里,就为了看一次病。
 
布隆迪对五岁以下的幼儿实施免费医疗,至于大人无论男女,没有钱治,就只能忍着。
 
所以,基特加省医院最常见的是一个女人带着全部家当,千里迢迢来了医院,只为了给她最小的孩子一次治病机会。
 
而她的男人,正在更危险的地方打工,为她垫付这一次路费。有时我会想,这些父亲就像我一样,在孩子的身边消失了。
 
在这个背景下,布朗先生的出现显得特别奇怪。
 
他的第一次出现就很特别,是用中文和我打招呼的。听到那一句“你好”时,我吓了一跳。
 
不少来看病的病人会学一句“你好”,想要对中国医生表现得更礼貌一点。但是大部分学得不伦不类,像布朗先生这么地道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他长得也很让人惊艳,个子高大结实,立体的五官,欧版的双眼皮,甚至有点像某个迪士尼王子。
 
他穿着配套的西服、裤子、可以反光的皮鞋,整个人体面得有些拘谨。
 
我招呼他过来坐下,他没有动,只是焦急地用当地语和黑人护士说了几句什么。
 
翻译告诉我,这位布朗先生是带他的女儿来看病的,想问中国医生能不能允许她先进来,因为她的情况很紧急,其他病人也都同意了。
 
这里很少见到父亲陪孩子来看病的,我更好奇了,点点头表示同意。

布朗先生激动地用法语连声说着谢谢,倒退着出了诊室,不一会儿,将一个还在啜泣却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小女孩抱了进来。

布朗先生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小女儿,今年3岁。

两天前,孩子玩耍时将一个豆子放进了右耳,当时大人都没有发现,后来才注意到孩子哭闹时总抓右耳。
 
布朗先生已经跑了好几家医院,在其他医院用水冲过,也用耵聍钩取过,但是没有成功,而且在取的过程中有些耳道出血。
 
其他医院的医生建议他来找中国医生,他才专门跑到了基特加省医院。
 
我戴上头灯看了下孩子的右耳,可以隐约看到白色异物嵌在外耳道里,位置很深,耳道粘膜已经充血肿了起来。
 
可能是因为有血液浸泡,又加上前面的医生用水冲过,豆子已经被泡大了,严严实实地卡在耳道里。
 
类似的状况我们在布隆迪见得太多了,病人病情都很重,但大多都是轻病拖成重病的。他们只有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才会跑来找中国医生,寄希望于我们能化腐朽为神奇。
 
援非之前,医疗队的老师也总跟我说,我们来非洲是要改进他们医疗技术的,就要治别人不能治的。
 
我试着碰了一下孩子的耳朵,她吓得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拼命挣扎。这种情况下我完全不敢动手取豆子,必须得上麻药。
 
但基特加省医院根本没法给孩子打全麻。
 
明明是非常简单的手术,我却只能建议布朗先生去更大的医院。
 
翻译把我的建议转告给了布朗先生。布朗先生右手抱着孩子,左手抓着一顶很旧的牛仔帽子扣在胸前,越攥越紧,帽子的边缘已经被他抓得卷了起来。
 
他犹豫片刻,低头吻了吻自己的女儿,又跟护士说,他希望中国大夫能再给孩子一个机会,他所有的钱都用来给女儿看病了,甚至已经不够坐车回家了,更别说去其它医院手术治疗了。
 
我没有看布朗先生的眼睛,但我知道他大概正在看着我,并且希望我能以坚定的目光回复他。
 
可是我只是沉默着。
 
护士等了一会,见我没有回答,遗憾地向布朗先生摇了摇头。
 
听到布朗先生衣服摩擦的声音,我终于鼓足勇气抬起头看他。他微微弯下腰向我、护士和翻译鞠了一躬,用法语轻轻地说了声“谢谢”。
 
布朗先生将捏得皱皱巴巴的帽子戴在了女儿的头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准备出诊室门。
 
他的女儿还在啜泣,他自己的眼睛也已经红了。
 
我想起出发前来非洲前,三岁的女儿也是这样嚎啕大哭。
 
我可以和妻子、父母用很多方式解释自己离开的意义,可是却没办法跟女儿讲道理。
 
她只知道爸爸要走了,就要拉着我哭,哭着哭着,我原本可以压抑的难受也涌上心头,忍不住也掉了眼泪。
 
在布隆迪,每天午休的时间,是国内七八点钟吃完晚饭的时间,只有在这时候打电话回去,才有可能碰上女儿没睡,能和她聊上两句。
 
我试着给女儿看非洲的花花草草,举着手机烧着话费,刚走到门口,信号又断了,再接上,女儿已经开始哭了。

有时候碰上中午有手术,下手术台已经是国内的午夜,女儿早就睡着。一周、甚至一周多,见不到一次女儿。
 
再后来,女儿开始在电话里走神,说两句就烦了,想走开去玩点什么东西。父母和妻子在电话那头苦口婆心地骗女儿回来跟我说说话,听起来特别心酸。
 
我开始逃避跟家人打电话,不想面对自己已经不是女儿最好玩伴的事实。
 
同为人父,我太清楚一个父亲不想伤害女儿的心情。
 
“阿当!(先生)”我叫住了布朗先生。
 
趁着自己没有后悔,我赶紧把手术的危险一股脑告诉了布朗先生:如果没有全麻,孩子在取出异物的过程中很可能乱动,异物离鼓膜非常近,一旦碰到鼓膜,就会给孩子的听力带来不可逆的损伤。
 
我甚至把孩子的一生都算了进去,我说,孩子还这么小,一旦听力受损,以后学习甚至智力发育都可能跟不上,这次的操作会给孩子这一生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
 
“不是我给孩子一次机会,如果非要说的话,是希望孩子能给我一次尝试的机会。”

在基特加省医院的耳鼻喉小儿急诊,最常做的手术之一就是异物取出,但即便如此,诊室里连一把用于异物取出的耵聍钩都找不出来。
 
幸好,我已经熟练掌握了自制耵聍钩的方法:5ml注射器的针尖稍稍磨钝,再将磨钝的针尖前端约3mm处掰弯成一个弧度。

专业的耵聍钩有很多种大的角度,此外针尖基本是直角的,但注射器的针尖掰到直角就很容易断了,多次实验后,我基本确认了一个钝角的角度是可以用的。
 
除了耵聍钩,该有的体检、麻药、射灯只能省去了,原本该用酒精给泡肿的豆子脱水的,但我怕孩子更疼,也一并省去了。
 
我在门诊室里摆了几个凳子,嘱咐护士、翻译和布朗先生一起上阵,把孩子五花大绑起来。
 
虽然听不懂中文,但我一摆手势,护士就主动按住了孩子的双手。我心想是不是这种“人工麻药”的事儿之前的中国医生没少做,连护士都被训练出来了。
 
布朗先生要用肩膀承受住女儿的头颈。为了让女儿更好受力,他微微侧着身子,没有将背部完全倚在靠背上,只用左侧肩膀靠在椅子的一侧。
 
这个动作是非常难受的,豆大的汗珠已经顺着布朗先生的脸颊流下。
 
布朗先生可能是怕女儿痛,本该夹住女儿的双腿一直不用力,小女孩像条鱼一样一直往外蹦。我拍了下布朗先生的腿,他才恍然大悟,慢慢加大了力度。
 
孩子越来越紧张,啜泣声变成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兼带着大喊“妈妈”。
 
我在心中默念着“下手要轻”、“下手要轻”,只有这一次机会,豆子一旦滑进去,孩子的未来就毁了。
 
稳了下心神,我将耵聍钩伸进了耳道。
 
操作开始的一瞬间,我能清楚地听到布朗先生屏住了呼吸,同时不忍心地把头扭开了。
 
昏暗的灯光照在孩子的耳朵,可以看见耳廓周围的血痂。我将孩子的耳垂微微向下拉扯,方便看见豆子的位置。
 
就因为这个细微的动作,女孩的哭喊声更大了。
 
顾不得考虑孩子和布朗先生的想法,我被眼前巨大的豆子难住了。
 
前几位大夫的不当操作导致豆子严重泡发,和耳道根本没有一丝空隙,我不可能把耵聍钩伸到豆子后面再往外钩,只能想办法破坏豆子。
 
耵聍钩向着豆子的中段扎下去,自制的耵聍钩在这时候倒是比正儿八经的耵聍钩更好用——好歹它曾经是个注射器,比钩子更尖、更锋利。
 
慢慢的,我将耵聍钩尖端扎进了豆子的中段,虽然用了很小的力气,但豆子还是被微微推了一下。
 
孩子哭得更厉害了,甚至有些背过气去了,布朗先生的呼吸声也随着女儿的哭声越来越急促。
 
我再次深呼吸,开始尝试把豆子往外钩。
 
好像听见很小很小的咔哒一声,豆子脱钩了。孩子脑袋晃了一下,耵聍钩的钝面撞在她水肿的外耳道上,瞬间擦伤了粘膜,流出一丝鲜红的血液,慢慢流向豆子。
 
我的汗也渗过手术帽,滴到了自己的眼睛上。我想放弃了。

布朗先生没有动,仍然闭着眼睛把头扭在一边。女孩一直在哭,小脸都有点哭白了。他们都没有要放弃的意思。
 
他们给了我再一次机会。
 
我再次深呼吸,将耵聍钩的尖端水平向右地扎入豆子。靠着耳道壁的支撑,这次耵聍钩抓得比第一次要牢的多。
 
我慢慢地尝试勾出异物,豆子终于肉眼可见地开始移动。
 
一口气憋了四五分钟,终于把豆子提到了接近外耳廓的地方,落在了我的手心里。我再次检查了孩子的耳道,没有残留物,没有伤害鼓膜,我终于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另外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还在严阵以待地控制着孩子。我拍了拍布朗先生,把手中的豆子给他看。
 
他愣了一下,马上转过头深深地吻了一下女儿的后脑勺,然后不住地对我说谢谢。
 
看着我掌心的豆子,布朗先生突然掏出了一块雪白的手帕,要把豆子包起来。我很奇怪,请翻译问他为什么要留下这颗豆子。
 
布朗先生说,除了这个女孩,他还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想把这颗豆子带回去,让他们也从这件事吸取教训。
 
说着他把帽子按在胸前,彬彬有礼地向我们鞠了一躬,起身准备去缴费。
 
我跟布朗先生说,这只是个小操作,也没有损耗器械,不用交钱了。布朗先生听懂翻译后一下皱起了眉头,很严肃地拒绝了我。
 
他的神情固执得我不敢再问。我几乎能想象,他回家面对自己的五个孩子,也是这么严肃的样子,就像我女儿捣蛋受伤后我板起脸跟她讲道理那样。
 
我有些好奇布朗先生教育出的另外四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但我预想自己应该很难见到他们,也不希望我们会再见。
 
但天气稍凉的旱季,我又一次听到了布朗先生那句标准的“你好吗?医生。”
 
布朗先生还穿着上次那身西装。我看着他眨了眨眼,用当地话说“Ingo(进来)”。这是我和护士新学的,布朗先生听了一愣,面带微笑地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这次跟着他来的是个男孩,看起来和他差不多高,捂着鼻子龇牙咧嘴的。布朗先生用本地语介绍说,这是他的大儿子莫查,撞伤了鼻子。
 
我有些惊喜还能见到他们,而且幸好伤不是很重,我还有心情开玩笑地用拳头在自己的鼻子上挥了挥,问他是不是打架了。
 
没等布朗先生开口,莫查用熟练的英文对我说道:“你好医生,鼻子上的伤不是打架造成的,是我自己弄的。”
 
布隆迪很少有人说英语,莫查的英语让我眼前一亮。
 
他很有礼貌地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一名鼓手,因为“操作不当”弄伤了鼻子。
 
我对鼓手的印象还停留在礼乐队里那种戴着带穗礼帽的鼓手,我直起身学着那个样子敲了两下,问莫查是不是这样?
 
他先是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莫查见我更加迷惑了,把手从鼻子上拿下来,作势要给我大展身手了。

莫查把椅子移开,腾出了一片空地,简单活动了下四肢关节。
 
好像是某个瞬间,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像鹰一样锐利且坚定,然后人像豹子一样跳了起来。
 
这种跳跃有点像三级跳远的最后一跳,修长的身体在跳起来后前倾同时曲髋伸膝,整个人像即将合起来的书本那样最大限度地弯折,用手碰触自己的脚尖。
 
落地后,他又快速地向后撤步,回到原点,然后再次跳起,总共跳了三次。
 
跳完以后,莫查握住了他的“鼓”。他双膝微曲夹住鼓身,胳膊高高抬起,看起来鼓面至少在他的腰以上。
 
隐形的鼓槌时而跃于鼓面、时而敲击鼓的侧面,还随着手指上下翻飞。莫查脚下也没有闲着,围着虚拟的鼓转了一圈又一圈。
 
我好像真的听到了热烈又神秘的鼓声。
 
后来我才知道,莫查表演的是布隆迪的“大鼓舞”,是最古老的舞蹈之一。
 
因为布隆迪地处非洲中部,国土像一颗心脏,被誉为“非洲之心”,布隆迪大鼓舞开始前的那三个跳跃,就被称作“非洲心跳”。
 
我后来专门去市场找了布隆迪大鼓。这种鼓有大有小,最高的差不多到我的腰上10cm左右,小的也有小臂那么长。
 
鼓身是一整段木头挖空制成;鼓面则是一整张生牛皮,甚至可以摸到上面的毛,牛皮不用铆钉而用几个突出的木棍绷紧,看起来特别原始。
 
鼓槌也很配套,歪歪扭扭的,有的甚至长短也不一样,但是一敲声音洪亮、稳重。

老板告诉我,在布隆迪王国时代,鼓是王朝的象征,大鼓舞是宫廷专属的舞蹈,凡是重大节庆或迎宾活动,都要表演大鼓舞。年轻男子穿着白袍站成半圆,围绕大鼓奔腾跳跃,场面特别壮观。
 
此时我面前虽然只有莫查一个人,但他表演的热情丝毫不减,一只手敲鼓,一只手抛着鼓槌,舞步活泼热烈,好像一头小狮子。
 
直到他突然松开手捂住了鼻子——那只隐形的鼓槌敲断了他的鼻骨。
 
他无奈地停下来,用英语对我说:“就是这样受的伤。”
 
我呆了片刻,终于想起来鼓掌,一边打趣他,接下来可能要有些酸有些疼了。
 
他受伤的情况比较明显,右侧鼻骨下陷,一按就痛,伴随有肿胀,显然是右侧鼻骨被击打骨折了。
 
我需要给他进行鼻骨复位,否则骨头就会长歪,影响呼吸,像大鼓舞那种跳跃动作多、呼吸要求大的运动,可能都会很麻烦了。
 
莫查听了我的话,却沉默了下来。

布朗先生坐在门外,不住地往里看。我和莫查说的是英语,他一句都听不懂,但可能是注意到莫查情绪低落,有些着急。
 
莫查低着头,双手在运动裤上擦来擦去,半天才小声地问我,医生,能不做手术吗?
 
他说,他爸爸布朗先生已经失业半年了,妈妈也生病好久了,每天都要吃药。家里没什么积蓄了,今天带的钱也不多,他不想花家里的钱。
 
莫查越说声音越小,和刚才那个昂扬振奋的小鼓手完全不一样了。
 
鼻骨复位只是个小手术,但是他大概听到“手术”这个词就害怕了。在布隆迪,一个普通的全麻手术约等于普通人近三个月的所有收入,他不想花家里的钱。
 
我又想起布朗先生带回去的那颗豆子,如我所料,他真的在贫困的条件下把自己的孩子教得很好,既厉害又懂事。
 
我想尽可能地放松莫查的担忧,想方设法简化这个手术。
 
我告诉他,我们可以不去手术室,他不用付额外的器械和人工费用;他也不用付麻药的钱,就用之前的病人剩下的麻醉药,但可能剂量有些不够,需要他忍忍疼。
 
莫查眼里泪光闪闪,一边向我鞠躬,一边不停地说谢谢。
 
我又在诊室里开始自制“鼻骨复位器”,找了一把直钳,缠上胶布就算做成了。

上一位病人剩下的麻药很不够,我估量了一下,只够做个浸润麻醉,也就是防止莫查打喷嚏影响手术,基本不能止痛。
 
我向莫查说明了这个问题,并且向他强调,这相当于把骨折一瞬间的疼痛延长到手术的好几分钟。
 
莫查虽然点了头,但毕竟还是个孩子,看着我和护士在他身边准备,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双手在裤兜内反复摩挲,把裤腿都提起来一截。
 
我用英语问他,需要布朗先生过来陪他吗?莫查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一旁的布朗先生明明听不懂英语,但好像心有灵犀一样,一个健步便跨到莫查的身边,将手搭在了儿子的肩膀上。莫查也把手从兜里拿出来,紧紧握住父亲的手。
 
我把自制的鼻骨复位器伸进他的鼻子,一手捏住鼻梁,一手把内凹的鼻骨向外推。随着清晰的“咔”的一声,莫查痛得往后一缩。
 
我没阻止他,示意护士递给他一面镜子,鼻骨接上了,但我怕接得不够好看,想让他再检查检查。
 
布朗先生得知手术完成了,立马蹲下身仔细端详莫查的脸,还试图用手去摸孩子的鼻子。我赶紧抓住他的手,让莫查告诉他这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布朗先生吓得连声说“对不起”。
 
抓着布朗先生的手,我才发现他手背上有莫查的指甲印,最清晰处甚至可以看到略微出血的痕迹。
 
布朗先生完全没表现出疼,莫查却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父亲先去缴费,自己配合我们做完后续填塞纱条的工作,就默默走出去坐在了墙边,似乎怕打扰了其他科室要看病的人。
 
我还是很担心他会不会太疼了,趁着护士收拾诊室的时间,跟过去问他怎么样了。莫查只是摇摇头,并不喊疼。
 
我想让他多说几句话,又问他学鼓累吗?这本该是他最感兴趣的话题,他仍然只是摇头,不吭声。
 
留意到布朗先生去缴费了,我顺口跟莫查感叹了一句,你父亲很厉害啊,能教出你这么好的儿子,英语很好而且很懂事。
 
莫查认真地看着我,这回他开口了,他忍着疼说,我父亲是很严格的人。

莫查说,有一天布朗先生在广播里听说英语是门很重要的语言,就开始赶着他学英语。
 
布朗先生认定的事情是没法改变的,虽然莫查至今都没发现学英语有多大的用处,但是被布朗先生鼓励着逼迫着,也只能学下来了。
 
我以为莫查不满意布朗先生逼迫自己,忍不住帮布朗先生说话,说你父亲其实是帮你打开了一扇门。
 
莫查笑了:“我没有责怪父亲的意思,相反,我真的很感谢他,是他资助我上了大学,让我学了圣鼓。”
 
莫查说,他知道父亲也很辛苦、很努力,自从妈妈病了,生活的重担就全落在了父亲的身上。父亲以前很喜欢喝酒,但是上次因为喝酒丢了工作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喝过一口酒。
 
“父亲总说,五个子女是上帝送给他的礼物,他要尽全力去呵护这份礼物。”
 
说着,布朗先生回来了,手里紧紧拿着护士开的生理盐水。
 
我教莫查把生理盐水点进鼻腔,并且叮嘱他两天后过来取出鼻腔填塞物。莫查犹豫了一下,没有把这句话翻译给布朗先生,反而跟我讨价还价说能不能自己取?
 
他不想布朗先生再为了陪他看病花路费,而且,浪费了白天的时间后,父亲就要去上夜班,那样很危险。
 
只是一天的工资,对这个家庭来说却无比重要。我不忍心再拒绝莫查,默许了他不把这句医嘱翻译给布朗先生。
 
布朗先生以为手术已经宣告成功,连声跟我说着谢谢,又邀请我去莫查的学校看他的大鼓舞表演训练。我满口答应他们,就像认识很久的朋友一样。
 
基特加省大学是布隆迪相当好的大学,我很惊讶布朗先生一个人养着五个孩子和生病的妻子,还能供莫查上这么好的大学。
 
同时,我也忍不住期待,等莫查大学毕业,这家人的生活应该很快就能好起来了。 
 
我突然特别庆幸自己来了非洲,我会做耵聍钩,会做鼻骨复位器,只要布朗先生来,不管大病小灾,我都愿意尽最大的努力、用最低的成本治好他们,我也想给他们的家庭保驾护航,就像保护我自己的家庭一样。

但我没想到,这个愿望有这么难实现。

那一天,布隆迪的旱季刚刚结束,有辆急诊车冲进了驻地说有紧急手术需要我。
 
平时我们都是坐大巴从驻地去医院上班,只有出现急诊,急诊车会专门来驻地接我们。
 
说是急诊车,其实车上没有任何生命维持设施,护士也没有紧张的神情,只是平静地告诉我,有一名“双侧上颌部火器贯通伤”的患者需要中国医生的帮助。
 
我跟翻译确认了一遍,她的意思是,有人的下巴被枪打穿了。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谁能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耳鼻喉科大夫,有一天要治枪伤?我临时抱佛脚给队长打电话,加急收了一通伤口探查、监测生命体征、准备切开气管的嘱咐。
 
一下急诊车,戴上两只手套我就直接往急诊室冲,抓着护士问:“枪伤的病人在哪?”
 
护士冲我摇了摇手,又把我向外推了推。
 
我以为她没听懂,同时又有一丝不祥的预感爬上心头,忍不住吼起来:“枪伤的病人在哪?”
 
急诊室里所有的人都转了过来,推我的护士也吓了一跳,怯怯地指了指最里面的那张床。
 
虽然这张床被放在黑暗中,虽然躺着的人下半张脸完全被血迹覆盖,虽然很久未见,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是布朗先生。
 
那个坚强的父亲此时此刻正躺在我的正前方。
 
没有滴滴作响的监护仪声,也没有忙碌抢救的医生护士,也没有围在周边哭泣并焦急询问的莫查、小女儿和其他家人,有的只是还剩小半袋还未输完的血,仍在一滴滴地缓慢地输注。
 
他的瞳孔已经放大了。我不知所措。
 
急诊护士告诉我,布朗先生是一名被雇佣的小巴司机,他和一车乘客在回基特加的路上遇到了恐怖分子设立的路障。布朗先生放缓行车的同时,路障后跳出了抢劫的恐怖组织人员。
 
布朗先生没有停下车,反而加速撞了过去,夺路而逃。
 
我不知道他那一刻是怎么想的。
 
对一个贫苦的司机来说,停车任人抢劫本该比跟武装恐怖分子作对要好,但也许他是不想让车上的乘客受伤。
 
前不久,就在基特加省附近的路上就发生了类似的事件,那一次前后三辆车上的人都被机枪扫射而死,车也被烧了。
 
也许布朗先生是太害怕这辆来之不易的小巴车被歹徒抢走,他刚找到工作不久。
 
也许就像莫查所说的那样,他的父亲是很伟大的,他不止思念自己的孩子,也知道车上其他人会思念家人,所以他一个人勇敢地踩下了油门。
 
恐怖分子持枪追击布朗先生的小巴,但布朗先生车技很好,车上所有人都幸免遇难,除了他。
 
子弹击中了他的下颌,布朗先生拖着中弹的身躯开了50分钟山路的车,来到了中国医生所援助的医院。
 
或许他是记得我在这里。
 
但我来迟了,布朗先生被抬进急诊室后约5分钟就去世了。我甚至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我想在诊室等布朗先生的家人们来,我想看看他的五个孩子,可是却被告知他们的家离基特加省医院很远,我必须尽快回到门诊,不能一直在这里耽误时间。
 
我给布朗先生合上了双眼,然后匆匆离开了急诊。等我再回去的时候,布朗先生已经不在那里了。
 
我不敢再去基特加省医院大学找莫查,我怕真的得知他因为父亲的去世被迫退学,这一家刚出现曙光的长路就这样中断。
 
下午,结束工作后,明知道国内是半夜,我还是忍不住打了个电话回去。家里只有妻子醒着,还在熬夜输入病例。
 
我断断续续地把布朗先生的故事讲给了她。我讲这个父亲和他的子女,讲他怎样努力地把孩子们举出泥潭。
 
最后,我几乎恨铁不成钢地说,不明白布朗先生为什么要和歹徒硬碰硬,他是不是太看轻自己的生命了,他难道没想过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隔着八千三百公里,电话那头的青海一片静谧。妻子说,在这样一个国家,他也没办法。
 
那天,我的女儿已经睡熟了,我没有叫醒她。

我暂时不打算告诉她布朗先生的故事,她还无法理解这些。

但我会一直记得布朗先生,是他让我更加思念女儿,也更加知道如何去做好一个父亲,知道即便身处困境,依然可以给孩子们最好的成长。

此后我时常想象,自己回国之后,要陪着女儿去做的很多事情,陪她玩水玩沙子,好好长大。
 
我会成为一个好父亲,会比布朗先生更好,陪她走更远的路。

也许到那时,我会找一个机会,再和她说起这个故事:在非洲,有一个布朗先生,是我的朋友。

谢无界告诉我,他一直期盼着,在他的帮助下,布朗先生一家的生活能真正好起来。

但当他看到结局,只剩一个念头,他可以治病,但不能治命。

杀死布朗先生的,不是意外,而是其他国家的动乱。

我之前问过谢无界一个问题,读者会愿意看到这些远在千里之外、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故事吗?

他想了想,回答我:“当然。”

“布朗父子”所经历的,在一百年前,我们也曾经历过相似的。“布朗父子”让自己生活更美好的愿望,我们一直都拥有着。

这是一群人试图通过努力,挣脱身上困顿的故事。

我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个故事。

因为我坚信,这些勇敢的人和挣脱的过程,值得被更多人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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