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短篇故事

人生公证处 | 大城市的单身青年,已经签好合同,给自己安排后事

作者:陈拙
2022-04-07 14:55

清明节那天,我正在做一场露脸直播,请女入殓师孙留仙来唠唠死亡。

除了孙留仙,今天我还要介绍一位新朋友,她是个公职人员,最近几年却迷上了给人办后事。

她叫陈罗甘,是公证员,但不是在福利彩票机面前说“结果真实有效”的那种。她的工作用一句话解释就是:帮你证明你是你,你的意愿是你的意愿。

为什么说她在帮人办后事?是因为她给人出具的公证书,能在人神志不清时,依然能替人做出决定,比如要不要继续治疗,死后怎么办。

陈罗甘说,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找她帮忙。

这些人有着共同的特质,仿佛是这座城市中的透明人:孤独,没安全感,不被看到,甚至在某些时候还遭受着区别对待。

但公证员可以办一项业务,帮助这些透明人,更有尊严地活下去。

我该怎么告诉你这个事呢?
 
你得先想象一下,你一个人,在大城市生活了很多年,收入凑合,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你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娱自乐,家里催婚,但你一直坚持“不将就”,所以至今单身。时间久了,你发现一个人也不错。
 
直到有天,你突然病了,躺在床上翻遍通讯录,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马上来帮你。
 
你独自去了医院,拿着挂号单和检查单,几次三番询问、找路、周转,终于到了最后一步,医生详细和你说完病情和诊疗方案,然后说——
 
“你可以预约手术了。”
“好。”
“你需要家属签字。”
“自己签可以吗?”
“还是通知家属吧。”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很快你会意识到,这只是一个单身人士在当下遇到的诸多麻烦中的一个。如果你一直单身到老,麻烦就会更明显。
 
这样,你可能会出现在我面前,让我帮帮你。
 
小苓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是一个上海姑娘,有房有户口有稳定工作,却因为单身,做手术都做不了。
 
她曾经电话联系过我,语气低落,像是把我当做最后一根稻草。 


我在公证处见到的她。她个子不高,极瘦,戴厚重的眼镜,即使房间里有阳光,她脸色也泛白,没有血色。
 
见面后,一开始她低着头,不看我,也不说话。大概过了半分钟,她看向我,眉头轻蹙,讲述起自己的经历。
 
她今年三十多岁,因为甲状腺和乳腺癌,做过两次手术,但就在几个月前,她的小腹又莫名开始隐痛,后来变成剧痛。
 
小苓又去了医院,医生告诉她,不仅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腺肌症,而且左侧卵巢也有囊肿。
 
不过,比起上两次的癌症,这次情况不紧急,医生建议先吃药观察。
 
可小苓不这么想。
 
每月经期时,她小腹都疼得厉害,就算躺在床上也难以忍受,几乎每次都会疼哭。她想手术,彻底治愈,哪怕医生说,手术会把子宫全部切除。
 
而她之所以坚持,是因为好的身体能给她安全感。
 
2004年,小苓妈妈因病去世。2018年,她爸爸又出了车祸,只能躺在床上,由她照顾,但没有多久,爸爸也去世了。
 
她一直没有成家,只身一人,从此对死亡极度恐惧。
 
同辈的兄妹姐弟,因父亲去世的赔偿金分配,和小苓闹得很僵,所以她只能求助长辈,帮她手术签字。
 
但是,“他们知道我要切掉子宫,不但不关心我的身体,还说什么‘你要是真的把子宫拿了,以后更没人要了’这种话。”说到这里,小苓不禁哭了起来。
 
对她最好的是姑妈,也已经75岁了,姑妈告诉她,签这次的手术同意书可以,但做她的监护人恐怕不行,谁比谁先死还不一定呢。
 
小苓想过找她朋友,但朋友都各自有家庭,没人愿意承担这么大责任。
 
而自己前两次的手术,因为住院请假很久,对公司来说,没开除她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哪怕是为了保住工作,自己都不能再给公司添麻烦。
 
并且,请假次数多了,小苓自然而然就和同事疏远了,不过点头之交。
 
“陈老师,我真的很无助”,小苓说。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听得我心疼,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她找到我,是想让我给她做意定监护的公证,让自己有个监护人,不再因为这样的事感受到委屈。
 
我转身从橱柜里拿出一份“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的宣传资料,说:“可以试着跟这家监护服务中心的老师聊一聊,或许他们能帮你”。
 
我安抚着小苓,拿了一张信息表让她填。小苓把她两次住院的出院小结、诊断报告,以及她父母的死亡证明递给了我,出院小结上写——
 
“甲状腺癌,半切”、“乳腺癌,左乳全切”。

意定监护简单说,就是一个神智清楚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为自己指定一个监护人,在特殊情况时照管自己,如果未来神志不清时,也可以代替自己做决定。
 
这写在2018年的《民法总则》里,要形成意定监护关系,需要到公证处进行公证。
 
当初,我们单位推广意定监护,主要是为了保障孤寡老年人的个人权益,让他们老有所依。
 
没想到后来,找到我们的单身年轻人越来越多。
 
法律意义上,只要不结婚就都算单身。
 
无论是孤寡老人,还是单身的年轻人,他们的身份都是一致的,就是没有直系家属,这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麻烦。
 
单身不仅会遭遇催婚压力,有的新闻里,找工作都会有歧视,理由是一直没谈恋爱,可能社交能力差,生活单调没创意,所以不录用。
 
即便录用了,也很可能会因为单身,被同事自动默认为可以多加班。
 
而且因为政策限制,单身的人也无法在上海买房。有些城市即便单身能买房,可能房贷利率也会比夫妻贷款更高。
 
很多人想趁年轻多搞钱,老了住养老院,可是新闻里也说,没有子女签字,一些养老院是会拒绝老人的。
 
即便是我,曾和我的师父李老师一起推广意定监护,虽然法律上写的是“十八岁以上”,但我们也没有重视单身年轻人的需求,甚至一开始有意无意忽视了。
 
后来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李老师就和我说,这些人生活在大城市却处处不便,像透明人一样,是城市的“孤魂野鬼”。

我的一位单身朋友说,独自在外,最怕不过三件事:一是生病没人陪,二是遇事没人能商量,三是突然死在家。
 
李老师听说后,说,突然死在家才不可怕,可怕的是死又死不了。我们公证员如果能帮助这些人解决最基本的尊严保障,那就是一件好事。
 
所以,当我听到小苓的经历,我觉得自己有义务要帮她。
 
要做成意定监护,首先得自己寻找监护人,如果找不到,公证处可以帮忙寻找社会监护机构。
 
小苓如果接受我建议的监护机构,她就可以有自己的监护人,但提到需要收取酬劳时,小苓犹豫了。
 
她每月工资4500,担心自己的收入和所剩无几的存款,没有么办法支撑未来那么长的路。
 
不过,她还是说会选择试一试。我与她约好,如果双方都有意向,可以再来找我办理手续。
 
小苓好歹在虹口有一套房,比大多数年轻人要好得多,可能她怎么都能想好对策吧。
 
但自我初见小苓后,时间过去了约大半年,她都没再找过我。

半年后的一天,社会监护机构的负责人给我打来电话,说要带着小苓来见我一面,她又有了强烈的办理意愿。
 
再次见到小苓时,她的状态更差了,脸色更苍白。我问她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大,她听了我的话,刚开口想说些什么,却又哭了。
 
原来这段时间,小苓还是因为疼得不行,打电话恳求姑妈去医院签字。姑妈去了,真的就只是签字,签完字看了一眼小苓就走了,一刻没多留。
 
后来,小苓请了一个护工阿姨过来照顾,但阿姨没有想象中那么体贴。
 
小苓一个人被推进手术室,一个人被推出,当她逐渐恢复清醒时,她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发现自己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旁边一台机器在检测她的生命状态。
 
她非常害怕,颤抖着伸出手去,想要拉拉阿姨的手,阿姨却站在一旁不动,甚至故意躲开。
 
住院半个月,周围都是热热闹闹的探访家属,带来鲜花和水果,只有她床前冷冷清清,她在上海那么多亲戚,一个来看的人也没有。

小苓感觉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了,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孤苦伶仃。
 
她急切地需要有一个能陪在自己身边的人,哪怕不是时刻相伴,至少能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和她并肩度过。
 
在我的建议下,社会监护机构的人给小苓重算了支付费用,小苓终于决定签约、公证。
 
没想到,没等公证资料准备好,她就因为排便不顺、小腹疼痛再次入院,并且可能还会再次手术。
 
小苓怕自己没办法签字,想找监护机构帮忙,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让她先跟监护机构签个协议,等出院了再做公证也行。
 
然后,我连忙给监护机构负责人打电话,让他赶紧带着合同先去医院找小苓,而且得问问医生,这个姑娘为什么这么容易生病。
 
负责人来到医院,找到小苓,签了合同,并且见到了小苓的医生,询问她的情况。
 
其实,小苓没什么器质性病变,但心理状态非常消极。负责人和医生都觉得,她是心理上的问题,而不是身体。
 
但小苓拒绝任何心理治疗,只想做手术,医生却觉得没必要,不愿安排手术。负责人拿了她的病历到其他医院咨询,结果和这家医院的医生一致。
 
最让我们不解的是,不到半年,小苓接连辞掉了两个照顾她的阿姨。
 
这两个阿姨在离职时,都来找机构负责人发牢骚了,觉得小苓太娇气,而且精神上可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让负责人尽快带她去看心理医生。

小苓没有再手术,两周后,她在机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出院回家。她的出院报告上密密麻麻写了9项诊断结果,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终于有了机会,问小苓为什么要不停换阿姨。她告诉我,那些被换掉的阿姨,都不相信她。
 
自从生病,她一直进食困难,有时候吃上几口就开始干呕,她想看病、手术,可阿姨却一直让她吃抗抑郁的药,还让她凡事别那么矫情,别那么作。
 
“要是我爸妈还在,他们一定会相信我,带我去最好的医院治病......”小苓带着哭腔说。
 
我相信小苓,因为就在一年前,我也因为甲状腺癌开了刀,术后的确非常难熬,因为做了麻醉,嗓子里生了很多痰,当晚,我一直咳嗽,第二天早上才渐渐开始吃些流质食物。
 
况且,我曾听医生说,人在极度焦虑和恐惧时,很有可能会呕吐。我想,小苓大概就是这样。
 
后来,我跟机构负责人说:“有事没事,让人多陪陪小苓吧。”
 
因为疫情,耽误了大概两个多星期后,我拿着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上门,终于给小苓和监护机构做了公证。
 
现在,小苓已经收到了公证书,结束了长达一年半将近两年的寻找监护人的日子。
 
小苓的情况虽然极端,但她总还算幸运——毕竟她是一个上海人,有一套房子作为退路,目前只是看病困难。
 
而更多找到我们的年轻人,遇到的麻烦只会多不会少。
 
小苓找我之后没多久,我又遇到了一个更年轻的人,二十多岁的女孩小萱,她是个医生。
 
小萱比小苓的状态要好很多,面谈那天,她说话做事都十分干脆坚定,甚至“是否能接受意定监护人在未来掌握当事人生杀大权”这类敏感问题时,她的眼神也没有躲闪。
 
小萱也是父母双亡,母亲在她7岁时因癌症离世,父亲则是前两年因病去世。不仅如此,她还有一个患有智力障碍的哥哥。
 
年少时,她和哥哥在邻居和居委会的帮助下成长。尽管如此,她也早就习惯遇到大事就只能自己来拿主意。
 
小萱来到公证处前,已经找到了可以放心托付的意定监护人——和她同届的医学院的同学。
 
或许是因为在医院见多了生命晚末期的不必要疼痛,除意定监护协议外,小萱还希望可以附一份生前预嘱。
 
这样,同学就可以在她神志不清、陷入昏迷无法做出决定时,替她做决定,结束她的生命。

伴随意定监护,其实还有两个配套——生前预嘱和遗嘱公证。
 
生前预嘱中涉及到,当你处于弥留之际,自己要不要输血、插管、上呼吸机,在自己可能长期处于昏迷或成为植物人时,是否选择放弃医疗救治等内容。
 
小萱全部选择了放弃,甚至也已经想好了自己的身后事。
 
她不仅提前安排好了自己哥哥的生活,而且名下的房产、财产该如何分配,她也做了事无巨细的打算,想要用这些财产,去帮助更多有病但却没钱医治的人们。
 
早在意定监护刚开始被推行时,小萱就看到了相关文章,她感觉,或许这项制度能给她带来保障。
 
但她跟别人讲到死亡、身后事这些话题时,很多人都会觉得她脑子有病,年纪轻轻的,每天瞎想什么死啊活啊的事。
 
从读研究生开始,小萱就一直盘算正式办理手续,如今各项事宜都已经办妥当,小萱都觉得踏实多了。
 
但我们经手的意定监护公证并不是一直都这么顺利。
 
2018年,我和李老师办理了多次意定监护公证,那时没经验,只要当事人有需求,就会给办理。
 
上门来咨询意定监护公证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找到我,向我描述各自向往的生活,或者隐秘的愿望。
 
在社会没有给他们的权利足够保证时,我们就是他们的希望。
 
印象深的,是一对新上海人。他们不是本地人,在上海打拼多年,拿到了落户上海的资格,一起在上海生活。
 
但他们的父母都不在上海,对他们的生活几乎不知道。每次,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父母就会连番发问,不断打来的微信语音电话和视频。
 
既然决定一起生活,他们商定,就各自互为意定监护人,至少能在双方生病住院,需要手术时,彼此照应,也省下通知父母,再让父母从大老远跑到上海来的麻烦。
 
但办理类似这些公证给我们惹了不少麻烦。
 
有的当事人和上面那两个男孩一样,父母还健在,就指定自己朋友做意定监护人。
 
结果父母知道了,找上门来,到公证处质问我们为什么要同意办理这个案子,这是鼓励他们的孩子不结婚,甚至要投诉我和李老师。
 
你看,虽然所有程序都是合法的,但当有人想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时,也不会被允许。
 
去年,我的一个当事人的女儿女婿还因此投诉我,写信到市政府,状告我破坏他们稳定的家庭关系。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来调查,还把我和李老师带到小房间里严肃谈话。
 
后来,公证处的领导找到我跟李老师说,我当时对你们两个太放纵,现在搞出来那么大的事,我压力也很大,上面也在给我压力。
 
虽然,领导也肯定对意定监护的推广是好事,但还是要求我们谨慎再谨慎。自此之后,我们在对意定监护人身份的审查上,也逐渐严格起来。
  
现在,我们的办理速度降了下来,但仍然还在坚持。
 
我一直记得小萱当时来找我们时说的话——
 
不管意定监护为什么而设立,只要它帮助着和我相类似的一群人,那它就是好的制度。

意定监护制度,最早出现于我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希望能让60岁以上的孤寡老年群体,可以通过个人意志实现老有所依。
 
2016年,这项制度出现在了《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中,并由陈罗甘的师父李老师等人逐渐推行。

那年,上海是我国所有城市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
 
两年后,这项制度被华东政法大学的学者李霞提出,并加入到了《民法总则》中,同时也将60岁以上的年龄限制,改为了18岁以上的成年人。
 
那年,上海与深圳、北京、广州、重庆一起被列为全国单身重度地区Top5。

2021年,《民法典》中仍旧完整保留了原《民法总则》的相关内容。
 
陈罗甘说,意定监护在西方早已很发达,而在国内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非要说得理想主义一点,她和李老师一直想要维护一种声音——
 
让更多人尽可能无差别地拥有一项权利,即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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