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广东天字一号案:凶手只留下一支烟,我找遍了全国13亿人

作者:陈拙
2022-05-01 00:15

我尝试过用一个短句介绍今天这起发生在广东的案子:

最硬核的十年追凶;

撬动城市命运的无头命案;

从业二十年老法医的压箱之案...

但直到发布前的一刻,我终于想到了最合适的:广东天字一号案。

这起案件背后的影响因素,所用到的技术,绝大多数都是你无法从其他罪案故事中见到的。

那些在以往案件故事里来不及展现的东西,在天字一号案里,我将带你一一去看。


每个案子都有自己的命。
 
2011年底,我所在辖区接连接到三起命案,每一起案子的受害人都和“警察”有点关系,但它们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先是一名女中学生失踪,三天后,我们找到女孩时她已经变成一具浑身赤裸、严重腐败的尸体。
 
女孩父亲是当地派出所所长的亲戚,案子发生后,每天都有领导打电话来询问进展,但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归。
 
没过半个月,派出所一名警察的父亲大早上被人砍死在自家经营的诊所内。
 
前两起案子的发生时间相近,案情又复杂,一直找不到突破口,局长直接在市局的年底总结会上吃了瘪。
 
我们每年最后一个月的25号统计数据,在命案必破的年代,这个“成绩单”意味着被省里点名批评,一年到头的辛苦也得不到承认。
 
这要是再来一宗,局长肯定会在队里发飙。
 
但“天字一号案”就像是卡着点来了。而它一来,直接后果就是,另外两起哪怕跟警察沾了关系的案子,也全靠边站了。
 
它折腾了我们整整十年,占据了我迄今为止法医生涯的二分之一。
 
当时,天字一号案发生不过半个月,就牵动了警局上下所有人的精力。
 
窒息肉眼可见,队里没人开玩笑,平时压根见不到的局长天天来办公室“督战”。
 
桌子上堆了厚厚一沓纸,全是从视频里截取的低画质图像。每个经过的人都会拿起,放下,下意识摇头。
 
这模糊程度只能看到像素块,但那几乎是离凶手最近的线索。
 
谁也没想到,这样让人绝望的状况持续了将近5年。
 
直到2016年8月26日,各大新闻网站的头条被同一件事占领——
 
曾经名列中国十大悬案的“甘肃白银案”历时28年告破,强奸杀害了14名女性的嫌疑人高承勇落网。
 
新闻发出的第二天,刘队把我叫到了他办公室里。
 
刘队是和我同一个学校毕业的法医师兄,现在也是我们技术队的副大队长。
 
“甘肃的兄弟能行,我们这个案子肯定也能行。”刘队语气坚定。
 
我抬头,几乎一瞬接住了这句话的信息:白银案首创的破案方法,天字一号案也能用。
 
我们几乎喜极而泣。


时间跳转回五年前,我刚遇上“天字一号案”的时候。
 
那时候它还不叫这名,听着挺弱的:滨江花园案。
 
但滨江花园这地方属实不弱,号称我们这儿最安全的小区,隔着一条小河,斜对面就是最大的街道辖区派出所,一两百号警察在那里上班,整天都有警车经过。
 
离我们局也近,开车最多五分钟,不少同事图上班方便都选择住这个小区,光我们刑警队就有四个兄弟。
 
2011年12月25日,我到办公室还没把凳子捂热,就接到了技术队刘队的电话。
 
这会儿来案子,除非当天破案,不然加上那两宗和警察沾边的无头案,今年年底的报表铁定不好看。
 
但直到我提着物证箱出门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办公室里就剩一个女法医了。
 
“滨江花园有个大案子,去两组人了。”她在我身后喊了一句。
 
滨江花园,听到这个名字,我心里就暗道不妙,在那儿犯事,等于是在几百号警察眼皮子底下玩花招,谁会这么干?
 
又是什么样的案子,能让所有警力都扑过去?
 
就像每个人出身、经历不同,案子也一样。“出身”在滨江花园,我预感这案子不会小。
 
而事实证明,我的预感应验了。
 
车子刚停在小区门口,我就瞧见胜哥正在问小区保安情况,他脸上胡茬都冒出来了,估计是又熬了一宿。
 
胜哥向来是外侦队的主力,也是我的搭档,我俩同一年入行,配合出过不少任务。
 
“你们不是号称最安全的小区吗?就这几个老头子能看好这个小区?”胜哥拍着桌子训斥小区的物业主管。
 
本以为这小区肯定是保安众多,进出登记完整,但问完主管才知道,小区总共十七栋楼,夜班就只有六个保安在岗,而且都是五六十岁的半老头子。
 
小区一共三个门,六个保安分两班,也就是说,同一时段每个门口就一个老头子看门。
 
对照高档小区的安保标准,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名义上的夜间巡逻,也根本是形同虚设。
 
物业主管边强笑边解释,物业费一直没涨、这次的情况纯属偶然……
 
“那监控总没问题吧。”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每个门口的监控都是好的。”
 
但胜哥眼珠都快贴到屏幕上了,还是觉得那个图像中的人模糊不清。
 
“你们这是什么时候安装的监控?”
 
“2003年啊,我们小区建成的时候就安装了。”
 
2003年,监控设施还极不完善,一是覆盖不全,二是摄像头普遍像素很低。这种情况下,出现命案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因为你看不清那个丧心病狂的家伙长什么样。
 
怎么找?
 
当年的白银市就因为种种条件受限,在连续出现十一位女受害者后,整座城市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女性不敢单独出门。
 
如今8年过去,视频监控技术有了质的飞跃,没想到滨江花园完全没赶上,仍然沿用着03年的摄像头。
 
如果一个案子的命运有无数个分岔口,那滨江花园案在第一个分岔口就走错了。

几分钟后,我站在小区一栋靠近山边的楼前。
 
监控显示,今日凌晨五点,嫌疑人穿了一身黑衣,低着头,整个人像被包裹在一圈黑雾里,慢慢从楼道里探出头来。
 
大楼的第十八层,此时走廊上密密麻麻站着十来号局里的兄弟。
 
1801房显然是中心现场,门厅里满是交错的带血足迹,刘队就站在客厅中间,眉头紧皱。
 
作为技术队的带头人,刘队永远是一副满脸严肃的样子。他身形削瘦,常年留个寸半头,只站在那儿就有一股说不出的威严。
 
见了我,他赶忙示意去外围取物证,我放下箱子,排开人群,沿着消防楼梯上散布的血迹往下走。
 
楼道里的血迹也不少,明显都是一趟形成的,从血迹形态来看,是有伤者从楼上跑下去过。
 
我沿着血迹下了一层半楼,就看见几位局里的大人物正围在一扇窗边,窗台上扎着好几截烟头。
 
其中就有新到任的刑警大队长吴大队。
 
他是从基层派出所所长升上来的,干外侦出身,现在外侦队和技术队都归他管。
 
吴大队绷着一张国字脸,见我来,他扯出一个讪笑,掐掉了烟头,其他人也赶紧捡起自己刚抽完的烟头,撤离了楼道。
 
我望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觉得有些好笑。通常,所有在案发现场出现的,与查案无关的行为,都会被视作自己人添乱,偏偏这种“蠢事”又无法完全避免——
 
有次晚上我开车去勘查一个命案现场,我们五六个人,至少花了大半个小时,来回走了三四遍,就为了找一把凶器,直到开车准备离开现场时,才发现刀就卡在靠内的车轮子边上。
 
属实无语。
 
见人都走完了,我才凑到窗边,那里正对着一个空调主机,满是灰尘的机箱顶端印着一个清晰的足迹。
 
这很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足迹通向十七楼的大阳台,再往上一层就是十八楼的中心现场。
 
我赶紧折回1801房,阳台边果然也有新的攀爬痕迹,看来凶手就是通过十六楼中间的楼梯爬上去的。
 
栏杆上没有绳索的痕迹,凶手应该靠的是徒手攀爬。
 
这么高的距离,如果摔下去,绝对粉身碎骨。
 
1801这间屋子里到底有什么东西,能让凶手这么玩命?
 
从阳台进到主卧,一个中年女人陷在床里,鲜血染红了大半床铺。她头部的血顺着脸颊往下流,与颈部的血痕连作一片——
 
那里应该是她的致命伤,一截脖颈被砍数刀,每一刀都深达颈椎。
 
她的一双手脚被绳索紧紧缠住,我几乎能够想象出她死前挣扎的模样。
 
我注意到女人身上只穿了一件真丝睡衣,没有穿内衣裤,显然最初是熟睡状态。
 
女死者的丈夫贺明和保姆还在医院救治,两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伤势都颇重。
 
房间里倒是没有物品丢失,床头价值几万的劳力士,抽屉里躺着的翡翠玉佛,柜子里的金饰,以及保险柜里的几十万现金都丝毫未动。
 
相比之下,与主卧连着的客厅是一片凌乱,菜刀、洋酒瓶倒在地上,都是贺明家里的物品,凶手基本是就地取材。
 
边上,一件廉价的黑色西装染着大量血迹,孤零零躺着。
 
第一次勘查结束,我们从中心现场带回了大量物证,有很多秘密正等着被揭开。

回到局里,我们首先对现场信息进行了整合:财物丢失不多,凶手没有携带凶器,加上明显的攀爬痕迹……
 
技术队很快统一了破案方向:凶手应该是个盗窃犯,初始动机就是偷东西。
 
至于对女主人的捆绑行为,可能是想逼问钱财或者保险柜密码之类的,只是后续的发展让他来不及行动。
 
不久,DNA化验结果出来了,有两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是现场发现的黑色西装,上面同时验出了凶手和被害人的DNA。
 
这个案子最早报警的是男主人贺明,他是从床上爬起来就跑出门的,不可能丢一件西装在客厅,这件衣服的主人应该就是凶手。
 
在衣服口袋里,我们翻出了五个抽过的香烟过滤嘴,都被掐掉了烟丝,检验出来的DNA和衣服上一样。
 
我把那几张过滤嘴的照片找出来,摆到了会议桌中央,聚过来的人瞬间把我挤到了最外面。
 
一群老同事看一眼就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凶手能够将自己抽过的香烟过滤嘴放回口袋,说明他对DNA是有一定认识的。
 
2011年,DNA检验属于高级技术手段,一般只应用于省厅和发达地市的公安局,全国大多数市级公安局还没有自己的DNA实验室。
 
就连白银市也是因为连环杀人案太过恶劣,才刚刚建立。眼下这个凶手对DNA的敏感程度,不禁让我心口一紧。
 
凶手很可能是一个盗窃的惯犯。
 
但这个想法很快被驳回了。
 
案子的命运很大程度上被握在破案的人手里,但这些身处其中的人,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往往很难在某个具体时刻统一想法。
 
几个小时后,局里召开案件分析会,胜哥所在的外侦队就对我们的分析嗤之以鼻。
 
“贼有必要等一晚上就盯着那一家人偷?最后还啥都没捞着?”
 
其实这种内部会议上,大家互相反驳是常事,外侦查案靠的是基本的推理,也是经验之谈,而我们更相信技术和数据,肯定会有想法上的冲突。
 
但胜哥这次的态度让我有些意外,我几次扭头看向他,他注意到我的视线,只是稍稍偏了一下眼神,连语句都没有停顿。
 
他之前向来支持我的判断。
 
刘队在胜哥发言完毕后,又一次强调了我的分析,但是他这个技术队的副大队长,最终也没有拗过新上任的吴大队。
 
每个案子里总有几个关键人物,他们出场,破案方向一拍即定,所有人都得陪着案子一起去验证。剩下的,只有时间能给我们答案。
 
作为关键人物之一,吴大队显然更支持胜哥他们的看法。按照他的话来说,他更相信自己的办案直觉,而不是技术分析。
 
但在我看来,这也许不是办案直觉,更像是他急着破案——
 
贺明这个老乡出了事,不赶紧破案,他面子上太难看。
 
如果是寻仇的命案,受害人与凶手一方必定有直接或间接的仇怨关系,排查起来方便,破案也容易很多。相反,随机盗窃案里,凶手往往没那么容易抓到。
 
最后局长拍了板,大部分的侦查先按照寻仇的思路。

贺明手术完,麻醉刚过没多久,胜哥夹着书提着包,坐到了他的床边。
 
眼前的男人脸上留着一条爬满线头的伤口,像极了扭动的赤红蜈蚣,看起来格外狰狞。
 
长长的刀伤划过左眼球,他注定会瞎一只眼。
 
“我本来睡得很熟,忽然觉得头痛,一睁开眼就看见他拿酒瓶子砸我。”
 
躺在病床上的男人一边讲,一边挥舞着裹满纱布的右手,大约是牵扯到脸上的伤口,他呲着牙,吸着凉气,整个脸庞越发扭曲。
 
被袭击的时候,贺明完全是熟睡状态,他条件反射地拿着枕头抵抗,直到房门被打开,刀光在刚进门的保姆身上晃过。
 
他连滚带爬地从床上翻下来,在客厅和追出来的凶手划了几招后,捂着伤口一边大声呼救,一边跑出了大门。
 
凶手没有再追上来。
 
贺明强调,自己只是个简单的生意人,没什么仇怨。
 
这话听起来半真半假。

胜哥查过贺明的关系网,包括他的妻子、合伙人,还有最常见他的酒吧经理,确实和他自己说的八九不离十,大家平日里都是和和气气的。
 
但“简单的生意人”,事实并非如此。
 
贺明,三十六岁,表面上经营一家贸易公司,背地里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把钱借出去放贷。

黑白两道都有不少认识的人,甚至有传闻区里几个领导都借他的手放钱出去。
 
贺明和吴大队就是这么认识的。借着这个关系,贺明经常请他吃饭,辖区的派出所长、警长,更是他酒桌上的常客。
 
但贺明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只负责放钱出去,催收都是找其他人处理。

也就是说,借钱的人可能知道贺明这样一号人物,却从来没有见过他黑脸。
 
这些年来,贺明公司里的几个员工,都是正正经经纳税交社保,他自己在档案上更是清清白白。
 
外侦力主的“寻仇”这条线索,到这儿,好像一下断了。 

就在胜哥跑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和队里的同事在现场找到了新的线索。
 
监控显示,凶手前一天傍晚就从小区的车库门进了案发现场那栋楼,比真正的案发时间提前了数个小时,但一直等到第二日凌晨五点才作案。
 
这一晚上,他到底在哪里,又做了些什么,这些问题必须得弄明白。
 
从十六楼的楼梯间,到十八楼的中心现场,有一个地方凶手必定绕不过去。
 
十七楼。
 
这里很久没人住了,所有摆设和装修都很简单,临时赶回来的屋主也察觉不出是否有物品丢失。
 
我看了一圈,只在阳台的玻璃窗户上有一个明显的接触痕迹,可惜那个手印是戴着手套留下来的。
 
这再一次提醒了我,我们面对的也许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队里的痕迹员正比划着受力角度,我一抬头,窗户边的壁挂空调上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一条足有一米长的方形木棍,一端被刀削掉了棱边,形成了一个方便握持的把手。我用力抓住木棒挥了挥,重量适中,握持舒服,是个打人的好凶器。
 
痕迹员站在窗台上,探手试了试,和我想的一样,这个高度很容易把木棍放在空调上。窗台上的灰尘也不平整。
 
显然,这个木棍是新放上去的。
 
寻常的楼里不会有人放一根木棍,除非有一个地方,平日里就是木头扎堆的——我想到了天台。
 
从消防通道的楼梯上去,通往天台的挂锁是个样子货,用力一拧就开。
 
楼顶的几条木方边上留着一些削下来的木屑,单凭肉眼也能轻易分辨出,那正是木棍上新鲜削下来的部分。
 
隔热砖的缝隙里还残留着极少量的烟灰,加上地面散落的烟丝碎屑。这些和现场衣服口袋里的香烟过滤嘴,都对上了。
 
从现场勘查来看,事情已经非常清晰:凶手在楼顶待了整晚,期间,他从十六楼的空调机爬到十七楼,在那里转悠了一圈,发现没有收获,才上到了十八楼阳台。
 
这就是一个小偷!
 
我们真得做好大海捞针的准备了。
 
数据比对是项大活,一时半会儿出不了结果,视频截图似乎成了最有希望的线索。
 
来回倒腾几遍后,凶手的样貌大致圈定——
 
30岁左右的男性,体型中等、板寸头、发际线较高、身高在165-168之间。
 
但没有任何显著的五官特征,总结起来就四个字:路人长相。
 
茫茫人海里,上哪儿找一个“路人”?

按照以往惯例,一个案子的影响力一般在一周之后就会慢慢消退,但滨江花园案成了特例。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贺明。
 
通常,受害者很难在一桩案件里掀起多少风浪,但贺明黑白通吃的身份让案件走向一下子变得很复杂。
 
他不断在自己圈子里放出案件消息:只要有人能够认出凶手,奖二十万;如果抓到人,直接给五十万,生死勿论!
 
这个时候局里还没有发悬红,贺明私底下给出这样高额的奖励,多少让局里上下脸面无光。
 
贺明甚至直接追到了局里,我们局长、市局的刑警支队长、管刑侦的市局副局长,他都一一去拜了码头,目的就一个——
 
“希望队里把所有精力都投到这个案子上。”
 
一个案子究竟能走多远,走成什么样子,我们并不是唯一的判定者。案子被推着往前走的时候,人也在被各方力量不断拉扯。
 
贺明的一番操作真正见了效。
 
先是局长在年底的各种会议上被大小领导追着问滨江花园这案子的进展。他每次被问哑巴了之后,就回来给我们开会。
 
吴大队几乎没有离开过局里,每天一大早就拿着保温杯坐进办公室,不管是技术的分析会、外侦的汇报、又或者情报的研判会,他都去插上一脚。
 
问起情况,一个小细节没弄清楚,就是你工作没做到位。胜哥他们进出办公室都格外小心,手里只要有线索,宁愿在外面跑也不在队里待着;

外侦的兄弟不知道审了多少平时不屑一顾的小偷,免得被吴大队认为没有干活。
 
办公室里每个人都精神紧绷,1998年的白银警察局仿佛重现。
 
当年,白银案凶手连杀四人,连轴转的警察们靠着茶、烟、饼干加咸菜控制情绪,维持体力。

去送换洗衣服的警属眼看着警察们身上的警服慢慢变得松垮,整个人“小”了一号。
 
整队人蓬头垢面,案件资料摞得到处都是,五部线索征集电话立在屋子中央,没完没了地响个不停。

大多线索没有派上用场,但越来越频繁的电话声像是某种宣告:门外的恐慌、不满已经快要烧起来了。
 
不仅是我们办公室,这座城市都被滨江花园案的威力卷了进去。
 
往常年底,按照广东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年货,各种户外大屏上也会反复播放喜气洋洋的新年广告。
 
但那一年,局里给滨江花园案的凶手发了十万的悬红,各大电视,报纸,甚至网吧的电脑上,都是案犯视频截图里那张灰白色的脸。
 
镇上所有的高档小区都在忙着加装防盗网,本来应该回家的安装师傅硬是被排满了工期。
 
本地人见面,互相问候完,紧接着的话题就是,“你知道滨江花园那个案子吗?”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仍然很难想象,2011年末同期发生的三个案子的命运,从那一刻起,因为一个贺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大家只记得“滨江花园案”,只谈论贺明一个受害者。

我第二次见到大家话题里的主角,已经是半年以后。
 
贺明脸上的伤口完全愈合了,只留下浅浅的疤痕,当初破碎的眼球也换成了义眼。
 
那个义眼活动自如,只有当我仔细观察眼球时,它的逼真才会立马破裂:瞳孔根本无法变化,那只是一个能够映射物体的高分子球体罢了。
 
检查完,我正准备收拾验伤工具,贺明盯着我问道,“已经半年了,案子是不是破不了?”
 
我停顿了一下,清晰地感觉到他语气低沉,话里满是压抑着的无奈和愤怒。
 
这半年,贺明一直试图用自己的影响力和人际关系,推动案子往前走,但滨江花园案的命运没能如他所愿。
 
那些过去被贺明用作释放情绪和压力的途径,随着时间走远,也成了谣言乱窜的渠道。
 
案子发生后,外面闹出了各种风言风语,有传他在外面乱搞女人惹出的事情,也有说他贪了其他金主的大笔资金才被人报复。
 
贺明自己也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在什么时候得罪了人。合伙人觉得放贷惹来的麻烦太多,从此和他断了来往。

这下贺明的贸易公司,真的只能做点倒手的小买卖了。
 
案子没破,吴大队和其他局里领导也躲着他。这个案子不仅摧毁了他的家庭,也撕裂了他的人际圈,生活圈。
 
真是世事难料。
 
老局长在2014年退休了,离开前的最后一次专案组会议上,他留下一句,或许自己真的不适合管刑侦,这些年来那么多案子都没有搞定。
 
老局长的语气里满是失望。我们都知道他说的是哪些案子,光2011年就有三宗未破命案,最讽刺的就是滨江花园案——

这大概是唯一一个翻过年后又重新成立专案组的案子,但历时三年,仍然毫无进展。
 
身为同行,我们都很清楚,当一个退休警察得知自己追凶多年的案子终于破获时,第一反应常常是羞愧、自责,而不是开心。
 
甚至有一部分人,他们可能等不到破案的那一天。

与此同时,远在两千公里之外的甘肃白银市,警方正面临着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把一名普通男子的DNA,和十一起连环杀人强奸案的凶手相匹配。
 
那段日子有多疯狂,即便是今天,在当地随便找一名成年男性,对方也能和你说上几句。
 
白银市总共采集23万个指纹、10余万份血样。
 
除了违法犯罪人员,还有一切和凶手有部分相似特征的男人。
 
这样的办案量在我国刑侦史上都极为罕见。
 
2015年,是白银案很关键的一年。甘肃省公安局转换办案思路,开始加强DNA数据库建设。
 
同一年,在广东,我们的滨江花园案也出现了巨大转折,但却是截然相反的转折。
 
吴大队转去了政工室,专案组彻底解散了,案子侦破开始变得遥遥无期。
 
我和胜哥、刘队也都有了新的工作,刑警队不只要管杀人放火的命案,其他盗窃案、诈骗案、贩毒案同样有任务有指标。
 
滨江花园案得为更多新案子让出一条路来。
 
直到2016年8月,我突然接到消息,甘肃白银案侦破了,突破口就是Y染色体,它为男性独有,来源也是唯一的——通过父系遗传。
 
同一个男性祖先,他的男性后代会有非常相似的Y染色体数据。越是关系接近,Y染色体相似度越高。
 
再加上国内起名,基本都是按照男性姓氏冠名,也就是说同一个姓氏的男性,Y染色体数据会非常相像。
 
这个发现带来的惊人效果是:以往常染色体比对,只能被动等待案犯再次进入警方视线。他不再犯案,不被警察发现,没有被取到DNA数据,我们很难比中发现他。
 
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比对凶手留的染色体数据,分析寻找出他可能所属的家族。

等于从被动等待变成了主动出击。
 
随着白银市的DNA数据库建设不断推进,采集到的指纹、血液样本全部被重新检测了一遍,再录入库中。
 
这一次,案子终于出现了转机。
 
2015年下半年,犯罪嫌疑人的一名亲属因为违法犯罪,偶然被划进了采集范围内。
 
很快,技术人员发现这名亲属的Y染色体信息与杀人凶手完全比中。
 
排查进展到这一阶段已经看到了曙光,但紧接着,专案组就要面对分散在全国各地,属于该家系的十万名成员。
 
十万里挑一,就像在一座广袤的森林里找一棵普通的树。
 
大家兵分几路,从整个高姓家族、被比中亲属的父辈兄弟等近亲成员分头查起。经过不知道几轮排查后,最终摸到住在白银市一学校小卖部里的凶手高承勇。
 
这是国内第一起靠Y染色体破获的案子。
 
白银案案告破的第二天,我和刘队在办公室里见面,那一刻,我俩已经达成了新的默契:不就是Y染色体嘛,我们这案子最不缺的就是DNA。
 
时隔近五年,重启调查,滨江花园案好像真的“命不该绝”。这种感觉就像是看着早已冷却的灰烬,拨开表面才发现,里面还有滚烫的火星。
 
现在,白银案把这堆灰烬点燃了,我们就不会再轻易让火焰熄灭。

当天上午,我就去档案室又把滨江花园案的档案和物证都借了出来,连夜把凶手的DNA家系数据做了出来。

当时Y数据还没有全国联网,零星的数据就得一块地一块地地跑。
 
为了滨江花园案,“法医出差查案”,成了我们这里破天荒的事。
 
我们先后去了甘肃、北京,听说河南、山东的DNA数据多,我们又紧跟着去了这些地方。
 
当时央视有一档非常火爆的节目叫《挑战不可能》,里面有很多行业内的专家。刘队笑着说,要不是请不到李昌钰,不然让他也看看咱这个案子。
 
2017年7月,白银案破获近一周年,我和胜哥在上海出差比对的时候,终于发现了湖南永州两个和我们数据很接近的人,分别是吴姓和黄姓。
 
这是我们第一次得到有明确指向性的线索,但当时数据的特异性不是很高。

因为技术所限,当年检验试剂盒只能检验十几个Y染色体位点,小范围排查可能有用,在大范围内排查就可能比对出全国各地几百个家系。
 
我有些担忧地和刘队说,这个指向未必是对的。
 
刘队靠在椅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可这是唯一的线索。如果没问题,明天你就去趟永州。”
 
入行十多年,我第一次坐六个小时的车去查案。到了当地,我们又多绕了两圈,才找到住的地方。那是整个县城里唯一一家能够刷卡,开正式发票的酒店。
 
永州境内多山,这座县城是为数不多的平原地区。但等我们进到村子才发现,这里同样留不住人。
 
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去了广东打工,他们把孩子留在村里,由老人看管。
 
对中人员黄某家里也不例外,父亲已经过世,母亲接近七十岁了,她倒是能听得懂普通话,见到我们也挺热情。
 
但她一张嘴,一顿方言输出,我们直接愣在原地。
 
胜哥笑着挤兑我,来的路上我才吹嘘,四川、湖北、湖南话都有些类似,作为四川人我应该可以听得懂一些。
 
结果不要说我,就连陪我们入村的治安员听起来都异常费劲。
 
现实里的查案过程就是这样,我们可能会被很多本来没放在眼里、甚至完全没想到的小bug卡住。

这之于案件整体的命运走向,只是很小的一步,那时那地,却是横亘在我们眼前的全部。
 
回到酒店,胜哥和前台妹子聊了几句,说起我们听不懂乡下的方言,妹子笑着说,这边的方言确实难懂一点,但是听久了也不难。

得知她第二天刚好休息,胜哥干脆邀请这个妹子出任我们的临时翻译。
 
等我们在妹子的协助下,真“听懂”了家属的话时,案子一下出现了惊人的转机——
 
黄某居然不是黄家的亲生儿子,反倒是从一个吴姓家族抱来的。
 
等于被我对中的两个不同姓氏的嫌疑人,本质上还是同一姓氏家族。说起来,两者甚至有些远房亲戚关系。
 
吴姓家族的嫌疑陡然升高,我们好像终于离凶手进了一步。


我们甚至有了新的工作代号。
 
2017年,部里开会要求全国范围集中清理命案积案,这项任务并不算入年底绩效考核,所以省内别的地方没有谁专门搞这个。

可刘队在会后留住了大家。
 
“别人不搞,我们也要搞,不仅要搞,还要大搞!”
 
这一天,他给清理旧案的工作取了一个代号:破晓行动。
 
滨江花园案因为时间跨度长、侦办难度大、影响力深远,成了破晓行动里名副其实的“天字一号”。
 
从永州回来,我们带回几十个吴勇家族的样本,之前的悬红通报,也发到了永州下面的各个乡镇和网吧。
 
这下,天字一号案彻底走出了广东,它的路好像越走越宽,很多永州的同行也都听说了这个案子。
 
可惜我们自始至终没有发现明确和凶手相关的样本。
 
随着调查范围不断扩大,我意识到了最关键的问题:吴姓在当地也算大姓,加上周边几个县,至少好几十万的同姓人员。

我们的检验条件和试剂数量,根本做不到锁定某一个家族。
 
“试剂和技术都不够?”刘队有些生气,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通,“不够你就找省厅,找公司,有困难就解决困难。”
 
联系生物公司买了新试剂之后,更多DNA数据被检验了出来,这次的结果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凶手和吴氏家族的差异竟然非常大。
 
两大姓氏同祖时间超过两千年,在这个时间跨度上,当地人群在历史上都经历过极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根本没法溯源。

凶手甚至可能不是属于这个地区,也就是说我们前期的调查功夫有可能是完全白费。
 
我大受打击,我劝胜哥也放弃吴氏家族这条线索,这根本没有意义。
 
刘队坐在办公室的旧沙发上,端着我递过去的茶杯,慢慢地抿,直到滚烫的茶水都变凉了,他才放下水杯。
 
“再跑一趟试试。”


又一次到永州,DNA仍然没有进展,我和胜哥打算换个思路,翻查当地的盗窃案,也许有能对上凶手足迹的。
 
这天我俩刚准备结束一天的比对工作,永州的痕迹员刚好经过,他凑上来,半是好奇半是打趣地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发现?”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把手里的照片递过去,对方盯着照片上的足迹看了一会儿,忽然抬起了头。
 
“这个鞋子有点眼熟,前几年我们这边有挺多这种鞋印的现场。”
 
我和胜哥眼睛都亮了。还真是人多力量大,这几年算是没白带着天字一号案到处流浪。
 
出了警局,我们赶忙去了当地的鞋店和鞋厂,几个老板都给出同样的信息——
 
这个鞋底是由本地一家专做鞋底的厂家生产,销售范围集中在永州地区,很少销往外地。
 
这至少说明,凶手老家应该就在这边,才会在这里买过鞋子。
 
案件好像一下子有了转机。
 
这几年,我们带着天字一号案满世界地跑,光永州就不知道去了多少趟,整个刑警圈子几乎也都对这个无头命案见怪不怪了。
 
这案子的命仍然被拽在我们手里,但好像也因为我们投出去的所有人力、物力、财力,和更大的世界紧紧连在了一起。
 
从最后一家鞋厂出来,天色已黑,我和胜哥回到县城,找了一家路边的小饭馆,看着窗户外面并不繁华的街道。
 
胜哥把车钥匙丢给了我,今天的调查结果值得喝两杯庆祝一下,哪怕没有人作陪。
 
两个啤酒罐子一碰,我和胜哥难得一起笑了。我们好像习惯了天字一号案在身边,会因为它的突破而开心,因为它的受阻而失落。
 
我太想快点陪着它走到终点,看看它真正的样子,看看我们一起努力过的这些年,究竟能开出怎样的花,结出怎样的果。
 
其实每一次庆祝,或者颓败,我们都不是“没有人作陪”。


鞋底的线索出来后,我们马上面临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经费不足。
 
几乎每一个案子都逃不脱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

这些因素无法直接给案件命运下定论,但它们像一张无形的网,决定了整个办案过程有多大的伸展空间。
 
曾经,贺明是那一张“网”,他主动投入财力,撬动了警局大部分的精力,把办案空间拉得很大,但他也不是决定能否破案的那个人。
 
永州当地对近些年盗窃犯的DNA尚未采集完全,进度条就卡在了经费上,有部分样本甚至没有来得及检验。
 
除了钱,还缺时间。即便预算有保证,检验完所有样本至少还要一年多。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刘队之后,他坐在那儿,很自然地拉开抽屉,翻出一包香烟,拆开点上,全程一句话也没说。
 
这么多年过去,我已经很习惯他的沉默,那里面往往有让人安心的力量。我坐在一边,等着他开口。
 
“要不联系当地公安局,协助对方把这些样本都检验了?”我愣了一下,没料到他会是这个想法。
 
协助对方全部检验?这意味着光样本和数据,就会花掉我们近百万。
 
面对一笔近百万的巨资,刘队在几分钟内就做出了选择,这个选择背后压着多重的担子,我并不能完全体会,但看着这个大我没几岁的师兄,刚刚四十出头,已经半边白发。
 
我就知道无论条件是什么,他都不会放弃天字一号案。
 
我们局虽然位于经济发达地区,但实验室的经费几乎每年都不够,一般到了十月份就会欠耗材公司的钱,后面两个月基本靠赊欠。
 
不是说局里没钱,而是平时做预算,财政习惯性打压,总是不会足额给付。
 
这个案子前前后后出差的次数也不少了,现在贸贸然又要额外拿出上百万的资金,绝不容易。
 
意外的是,第二天,局长竟然 “轻而易举”同意了这个冒险的想法。
 
拿出近一年的耗材经费,压在天字一号案这一条命上。不得不再一次让人感叹天字一号案的命真的“硬”。
 
同时期发案的另外两宗仍没有进展,但某种程度上,天字一号案已经和我、胜哥、刘队,甚至是整个刑警队的命运都捆绑在了一起。
 
扛着这份重任,2018年底,我和胜哥再次来到永州,住进当初第一次住宿的那个酒店时,我们发现之前熟识的那个前台妹子不见了,她的同事告诉我们,她回家休产假了。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兜兜转转两年了,当初刚工作还没谈恋爱的妹子都生娃了。
 
每天,我和胜哥照样干日常工作,但只要DNA检验有新的反馈,我们就像蜜蜂闻到花香一样,立马飞扑过去。
 
除了吴姓,我们又排除了好几个随机对中的邓姓和张姓人员。

有些是因为入赘改姓,有的是因为抱养孩子,各种情况反反复复,直到一个新的家族信息出现。
 
它比之前所有排除的家系都更加接近。


命运仿佛总爱和人开玩笑。
 
这边,我和胜哥正带着天字一号案往前赶,另一边,公安局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新局长一上任,就开始抓各种纪律学习,局里传闻近期就会有大的人事变动,新官上任三把火,谁都怕这把火点到自己头上。
 
一时之间,查案突然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这些案子里自然也包括天字一号案,我和胜哥不得不提前离开永州。
 
那段日子,我和胜哥情绪都不高,尽管知道这种“小插曲”出现在办案过程里,再正常不过了。但我仍然会为天字一号案鸣不平。
 
我们像是停在了离破案最近的地方,也许只差几步。
 
就在这时,我收到了这些年来最让我振奋的消息——十年前的一桩女工奸杀案抓到凶手了,用的依然是Y染色体的比对信息。
 
它算是我职业生涯的“一号案”,我手里第一宗靠DNA破获的积案。
 
白银案、女工奸杀案……好像每破一个案子就是在这条路上立起一块路标,白银案是第一个,女工奸杀案就是第二个。
 
在这条路上走久了是会怀疑的,怀疑自己,怀疑一切。但这一个个路标就是最好的加油站。
 
我希望天字一号案会是下一个。
 
因为只要一直有路标,就一直有在途中奔跑的人。
 
我恨不得立刻就跑去永州,但现实是,我在心里念叨这一天念了足足两个月。
 
2019年春节结束,新局长的这阵“纪律风”也刮得差不多了,我和胜哥终于等来出差的机会。
 
这次出去前,胜哥调取了永州地区所有的户籍资料,整理后,筛选出符合凶手年龄段的杨姓人员,列成了一张表。
 
我几乎可以确定,凶手就在这张表上的几千人里。
 
结果到达永州第二天,我们刚在村里找到杨家的族谱,胜哥就接到了队长的电话。
 
之前的人员调动并非传闻,新局长上任后直接搞了一个大轮岗。

除了没有人能轮换的法医,凡是在一个岗位上待了十年以上的警察,都要去另一个单位交流。
 
胜哥这个在刑侦大队待了十几年的老家伙,要在两天后,到治安大队报道。
 
从入行开始,胜哥就待在外侦队,一干就是十五年,他一直觉得自己是绝对的主力,虽说轮岗是大调整,他总有种“被嫌弃”的感觉。
 
我知道他很不想走,但很多时候,调令是个人无法对抗的。
 
离开前,胜哥被刘队叫到了办公室,两人郁闷地抽了好几支烟。

最后刘队摁掉烟头,说干脆自己再去找局长谈谈,让胜哥晚点走,至少搞定天字一号案再走。
 
胜哥最终没有接受刘队的好意。
 
我理解胜哥对这份职业的责任,但我也清楚,天字一号案对于他的意义有多大。
 
这么多年下来,从最初一趟一趟熬人的侦查,到因为白银案重燃希望,再到现在,走到哪儿我们几乎都带着它,天字一号案就像我和胜哥的一个老朋友。
 
这个案子从哪儿来的,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我们比谁都清楚,也最关心它最终要落在何处。

但偏偏,胜哥得在这一步,停下来。
 
没有人知道胜哥什么时候能回来,天字一号案还愿不愿意等他。
 
离开那天,胜哥遗憾地在当地村委门口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那是他最后一次带着天字一号案去永州。

一般来说,时间拖得越长,破案的不确定性就越大,如果办案的核心人员出现变动,对案子来说只会雪上加霜。
 
眼下我面对的正是这种情况。
 
胜哥走后,我和新搭档又去过几次永州。但就像我惯用的24号解剖刀一样,换刀如换手,对方的办案风格让我很不适应。
 
胜哥列的名单被锁进了柜子里,完全弃用了。在新搭档眼里,我们查了几年都没有查到,思路未必正确。
 
破案方向改成了入校调查,从凶手或他近亲属的孩子查起。
 
因为入村调查村民配合度比较差,大规模采集DNA容易引发大量投诉。而查孩子有学校和老师的协助,孩子容易配合,工作也好开展。
 
但我没有再和他们一起出差。在我看来,这不是个聪明的做法。
 
凶手正值壮年,他很可能不在本地生活而在外地打工,那他的孩子很可能也不在家乡上学;

说得再极端点,如果他没有孩子,那采集再多学生的样本也是无用功。
 
这一查又是一年。
 
破晓行动让一大批陈年积案陆陆续续浮出水面,作为头阵的天字一号案却始终停滞不前,成了那个孤零零的“一号”。
 
我想象不到,下一个属于天字一号案的机会什么时候会来,或者,还有没有。
 
十年过去,天字一号案仿佛成了那个一开大会,就势必会被拎出来当众数落几句的“差生”。

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案子差了几口气,只有我、胜哥和刘队知道,天字一号案能走到今天,使了多少劲。
 
每当我以为它快要走不下去的时候,它总还能坚持着多走几步。
 
其实,天字一号案也在用它的方式支撑我们。


2020年春节,疫情开始肆虐全国各地,所有人的生活节奏完全被打断,这座城市需要我们站出来守卫它。
 
本来安排好春节的轮休全部取消,从正月初一开始,我们就全员回单位上班,检查入境车辆和返工人员,接着轮流执勤高速路服务站点,和临时隔离酒店。
 
等过完正月,防疫工作告一段落,我们的工作也清闲了不少。

人人在家隔离,大街上连个人影都很难看到,想犯案的也是“心有余力不足”,90%的常规案件都没了。
 
全区召开了开年后的第一次刑侦工作动员会。
 
会后,分管刑侦工作的吴局叫了队里几个案件经办人一起碰头。
 
天字一号案刚发生时,吴局还是吴大队,现在他副局长都干三年多了。

通常来说局长满五年就要调整岗位,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对天字一号案负责。
 
会议室里安静得只能听见呼吸声,吴局坐了下来。

他那张熟悉的国字脸不再像当年一样紧绷,几道又宽又长的皱纹拉松了皮肤,早年明亮的眼神也变得浑浊、黯淡。
 
听说这些年,贺明没少找过这个老乡,但吴局一直在刻意躲着对方。
 
案子破不了,他也没脸见人。
 
“案子到底有没有进展?”吴局一声吼,打破了静默。
 
白银案追凶28年,公安局换了八任局长;天字一号案的这十年,正局长也换过四个了,每一个都盯着这案子。

如果说有进展,是因为我们已经向凶手走了很多步,但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是最后一步。
 
“我说不定明年就不管刑侦了,今年要是破了案,我们开开心心把当年局长的那瓶路易XO喝了。”吴局放缓了点语气。
 
2012年,老局长留下一句话:“春节前把案子破了,我给你们留一支路易XO”。
 
如今八年过去,这句承诺还在,说话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
 
在无期命案面前,一个警察的职业生涯、甚至整个人生都非常短暂。

白银案的28年命数里,等到终于破案那一天,有的人退休了,有的转岗了,还有的老警察只剩下一张泛黄的警官证。
 
“到了年底,还不破,你们都别干了,我换能干的人上。”吴局最后发完话,离开了会议室。
 
会场上的领导里,属刘队最过意不去。他知道吴局的意见很大部分就是针对自己,毕竟他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都跟着案子的人。
 
会议结束后,刘队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他疲惫地靠在椅背上,桌上烟灰缸里已经摁掉了五六根只抽到一半的香烟。
 
“我立了军令状,天字一号案,今年必须破。”
 
刘队让我回去再想想办法。

案子查到现在,到底还有什么办法没试过?
 
点开电脑,我熟悉的一切扑面而来——
 
密密麻麻的数字,我点着鼠标,在一个个数字间挪动、比对。
 
和天字一号案共度的这些年,这个过程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五万多条随机比中,要怎么才能把人揪出来?
 
我想起胜哥的人员列表,那个被锁在柜子里已经搁置了大半年的表。
 
按照前期调查区域,我筛选出永州户籍、年龄段相符的人员,再根据Y染色体确定的姓氏,几样信息交叉比对之后,标出了四个重点人员。
 
突然,一条信息让我瞬间神经绷紧——
 
一个叫杨顺利的男性,六十来岁,他的染色体与凶手有一个非常少见的相似点,出现的概率只有不到万分之一。
 
我连忙给深圳DNA实验室的同事打了个电话,他们这会儿刚好在处理一宗命案,正安排人加班检验。

我拜托他们帮忙补充DNA数据,顺利让数据复核搭上了最快的顺风车。
 
挂了电话,我赶忙把这个消息告诉刘队。
 
“你有多大把握?”刘队仍是抽着烟。
 
“不知道,这种盲比的,只能等明天的结果。”其实我心中满是期待,但是真到了要肯定答复的时候,我也有些忐忑。
 
烟头上的火光一点点变得微弱,一根烟快抽完了。
 
“要不要我们开车去把样本取回来,今晚加班处理?”刘队突然来了一句,很快,还没等我应声,他自己意识到了,那也是明天早上才能有结果。
 
“还是等吧。”
 
那晚,我回到家,满脑子都是天字一号案,贺明的义眼,还有那些血衣、烟头、皮鞋,翻来覆去像放电影一样。
 
十年了,我第一次因为这个案子失眠,在谜底揭开的前一天晚上。
 
就在一个多月前,“南医大强奸杀人案”的凶手被抓获,这个案子与白银案一样走了二十八载,最终停在凶手的那枚Y染色体前。
 
天字一号案要走多少年?

没人知道,但用这个方法破掉的案子越多,这条路上的路标就越多,只要我们不停下,总有一天,我们当中会有人带它跑到终点。
 
凌晨三点,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再醒来,手机屏幕正亮着,杨顺利的检验结果出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看了眼前一天找出来的凶手档案。
 
牛皮纸袋的四角早已被磨出毛边,我拿出纸袋里的DNA图谱,它也露着几分陈旧。
 
上面有许多被擦掉的铅笔字印迹,是前几次手工比对时留下的;旁边落着两滴茶渍,我记得那是一次晚上加班不小心弄上的;

这一张还是去年年中重新打印的,它的前几任更早时报废在了垃圾桶里……
 
原来从白银案破获到现在,也过了这么久了。我像在看着一个老朋友一样看着它,我熟悉它的一切。
 
我捏着图谱开始对照,一遍结束后,我端起茶杯,猛地喝了口,嘴里立马像被滋出了泡,我才意识到茶水是刚沏的。
 
我手忙脚乱地吐出茶水,稳定了一下情绪,又拿起铅笔比对了一遍。
 
放下笔,我拨通了刘队的电话,我听见自己用尽量平稳的声音说出——
 
“杨顺利和凶手很可能是父子关系。”
 
杨顺利本身没有犯罪记录,16年前他被人偷了东西,报案后要比对盗窃案现场遗留的DNA,才留下了他的样本。
 
好像每个案子都会遇上运气,16年前的一个偶然事件,为天字一号案争取到了最关键的机会。
 
但运气的前提,很多时候是大把不计回报的付出。
 
这一次,我们终于追上了凶手的脚步。


2020年3月1日,晚八点,正值疫情期间,深圳街头空无一人。

我和同事隐在一条冷巷子里,眼睛一瞬不眨,直盯着不远处的一家临街店铺——
 
那里的二楼正亮着灯,门边放着一袋垃圾,明显是有人居住的状态。
 
我们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拿到一份DNA样本。
 
杨湘军,杨顺利的儿子,临街店铺的主人,就是我们的采集对象。
 
同一时间,刘队带着一个外侦兄弟正赶往永州。
 
我们需要确认杨湘军是否是杨顺利唯一的儿子,这决定了他是否是天字一号案唯一的嫌疑人。
 
我们在等刘队的答案,有消息前,领导让我们看好环境就行,不要有大动作。
 
但就这样离开我实在不甘心,又盯了一会儿,我选择从门口拎走一袋垃圾。
 
贼不走空,我也不能走空。
 
一整个晚上,我都在DNA实验室对着一袋垃圾反复翻,快到天亮时才确定,它与杨家扯不上一点儿关系,也许是邻居留下来的。
 
另一边,刘队大清早就进了村,因为和永州公安局有过多次合作,他很快就找到了村长和杨顺利本人。
 
户籍上显示,杨顺利只有杨湘军一个儿子,但村长说杨家好像有两个娃。
 
最后还是村支书找了杨顺利家一个堂兄,确认杨顺利还有一个小儿子,叫杨勇军,当年为了逃避计划生育政策没有登记。
 
刘队有些庆幸,还好没有让我们那边贸然动手,否则真有可能惊了凶手。
 
现在我们不仅要确定杨湘军的行踪,还要找到他的弟弟杨勇军,两人都有重大嫌疑。
 
近水楼台,我们决定先搞定眼前的杨湘军。
 
但怎么采集杨湘军的样本成了大问题,贸然行动很容易打草惊蛇。最后还是吴局拍了板:
 
“采,用防疫检查的名义采!”
 
一个小时后,我和同事穿着隔离服,带上N95口罩,胸前挂了一个刚刚在彩印店印刷出来的防疫检查证。
 
我俩对视一眼,还真挺像那么一回事儿。
 
采集过程很顺利,DNA结果很快出来了,杨湘军不是凶手,但他的DNA和凶手的很接近,两者很可能是兄弟关系。
 
除非杨顺利还有第三个儿子,不然凶手就是弟弟杨勇军。
 
同一时间,永州杨村。
 
刘队在一本记录婚丧嫁娶的族谱里,找到了一处手写的黑色字体,位置刚好在“次子勇军”的配氏一栏——
 
刘家莲,广东韶关人,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一日生。
 
两边消息一碰撞,我们通过分析杨勇军妻子刘家莲的各种社交软件信息,立马锁定了杨勇军的踪迹。

他也在深圳,住在距离哥哥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出租屋,平时没有固定工作,主要以打零工为生。
 
抓捕时间定在了周一下午,所有还在广东的外侦人员全部聚到了一起。
 
这是队里2020年第一次全体出动。
 
天字一号案该迎来它命定的结局了。

新任刑警大队长给这次行动的微信群取名“路易XO”,大家就等着凯旋回来,把那支十年前老局长留下来的洋酒给开了。
 
抓捕当晚,我留在办公室里等待外侦组的好消息,这时,手机屏幕突然亮了。
 
我点开消息,愣了一下。
 
是胜哥,他给我发来一张照片——
 
出租屋里,一个中年男人蹲在地上,被外侦同事摁着,我一眼认出,那就是杨勇军。
 
几秒钟之后,我们的“路易XO”群里出现了相同的照片。
 
按理说,这种级别的抓捕行动,不是案件小组的人不会知道相关信息。很快胜哥又发来一句:是吴局发给我的。
 
在吴局心里,胜哥一直是天字一号案的一份子。
 
“路易XO”群里的消息还在不停弹出,鞭炮、敬礼、掌声,各种五颜六色的动图铺满了整个屏幕。
 
放下手机,我拎着采DNA的工具箱站到门口。
 
我准备好了,这个让我们追了十年的凶手,我要好好看一看。
 
没多久,一个男人低着头,从无边的黑夜里慢慢显形,来到留置室的灯光下。
 
他的轮廓和当年监控里的差不多,打眼看去都是一团黑影,但这一次,他身边的那一团黑雾被我们拨开了。
 
抓到杨勇军的当天晚上,我连夜检验了血样,终于在第二天早上五点多确定了,这人就是在滨江花园案发现场留下DNA的凶手!
 
走出实验室,天已经完全亮了,回头望去,淡蓝色的天空下,公安局大院里那颗木棉树开得好极了,满树都是火红的花朵。
 
点开手机,刚好看到胜哥发的朋友圈,配图就是大院里这棵木棉树,配文写道:一晃八年,离别成载,从此再无绣春刀。

天字一号案,他跟了八年,最后最重要的一刻他却没能在现场,警察生涯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
 
我给他的朋友圈点了个赞,留下一句评论:
 
路易XO也有你的一份。
 
在Y染色体这条路上,每个成功破获的案子都是一块路标,“天字一号案”这块,是我们一起立下的。

我们距离真相只剩下最后一环:他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
 
在整个审问过程里,搞出了这么一宗大案的杨勇军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当时自己忽然就变得这么凶残。
 
2011年,杨勇军四处打工也存不下钱,面对母亲越来越频繁地催婚,一次他和老乡聊天,对方告诉他广州周边多的是有钱人。
 
“随便弄一家,就够你吃半辈子。”
 
杨勇军听完立马上了心,又向对方讨教了一些心得,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在12月25日这天来到了我们辖区。
 
听说望江的住宅都比较贵,有钱人多,杨勇军就沿着河边一路走,最后盯上了滨江花园。
 
进到贺明的主卧后,床头就放着钱包和手机,杨勇军刚把钱包里的钱揣进口袋,贺明的妻子醒了。
 
女人刚要喊出声,杨勇军就把菜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让她自己用充电线捆好脚,又把对方的手也绑起来。
 
他刚把女人绑好,正准备找点东西塞住她的嘴巴,杨勇军听到贺明嘴里嘟囔起什么,情急之下他拿起洋酒瓶就砸向贺明的头,想把对方砸晕。
 
这一下砸过去,没把贺明砸晕,反倒是把对方砸醒了。
 
两人开始搏斗,边上贺明妻子大声呼救,混乱中,杨勇军也记不清自己到底砍了女人几刀。
 
他追着贺明往客厅去,中途又顺手把保姆砍倒在地。鲜血也溅了他自己一身。
 
在客厅和贺明打斗一番后,对方逃出了屋子。杨勇军也非常慌乱,顾不得拿什么财物,把身上的血衣一脱,就跑出了小区。
 
从无前科,也没有经验的他,第一次作案就犯下惊天血案。
 
他毁掉了贺明的家庭,也把自己的人生赔进去了。
 
2015年,终于有一个女人愿意跟他一起过日子,杨勇军打算结婚。
 
对方是个广东女孩,这事当时在村里引起了不小轰动。讨个广东媳妇对当地人来说,够稀罕。
 
本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对于身上背着一桩血案的杨勇军来说,他根本开心不起来,这一切已经快把他压得喘不过气了。
 
每次出现邻里纠纷,对方不光嘴里骂,连拳头都招呼上了,杨勇军也只能躲着,缩着,生怕事情闹大,自己就“进去”了。
 
他一直不肯要孩子,任何时候过夫妻生活,杨勇军一定会戴避孕套。
 
父亲在出租屋里被偷东西那次,喊他来帮忙处理,他没有去;母亲在老家去世,所有亲友都赶回去送葬,他没有回。
 
杨勇军的这十年,最好地说明了一个人只要做过一次法律之外的事,就会永远失去堂堂正正做人的机会。

通常,凶手归案,法院做出判决,一个案子基本就意味着结束。但天字一号案的路好像远没有走完。
 
2020年4月底,距离天字一号案破获整一个月,我在会议室里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法医小陆,十年前他曾经在我们队实习过,现在已经是他们分局的法医主管了。
 
小陆说,他是来取经的。
 
天字一号案告破之后,惊动了省刑侦总队,对方在我们的总结基础上,又发了一篇大案总结。

那段时间,整个部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天字一号案。
 
小陆就是看到了文章,为一个积案专程赶来的。
 
案子本身并不复杂,大约十六年前,在小陆辖区两个相邻不到十公里的村子,先后发生了两起抢劫强奸杀人案,受害人互相并不相识,年龄悬殊也很大。
 
唯一的共同点是两起案子都发生在村路边,现场都留下了精斑。通过DNA检验,确定为同一人作案。
 
十多年过去了,除了案件刚发生时参与调查的警察,其他关于案件的资料,只剩下小陆手里那一沓纸。
 
 “啥都没有,我能咋办。”如果不是清理积案,小陆说自己甚至不知道他们辖区在他入行前,还有这样的大案未破。
 
他也找过领导,分管的局长一听到就推脱,他忙乎了一个多月,结果连专案组都没有拉起来,总之就是要人没人,要钱没钱。
 
听到这里我才发现,原来相隔不到一百公里,同属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区域,竟然还有这样的办案生态。
 
我忍不住打断小陆,现在是没钱没人,可你不去做,谁去做,不做就连一丝希望都抓不到。
 
天字一号案是这样,白银案更是如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指纹识别技术还非常不成熟,负责白银案的警察得拿着放大镜,一个一个比对。

如今技术突飞猛进,案子反倒垮在了人力上。
 
技术和人,哪一个落下了,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事在人为,至少先开个头,一旦有突破进展之后,再和局长谈,或许就会容易很多。”小陆走之前,我用力拍了拍他的肩。
 
我再次接到小陆的电话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可疑家族,还在犹豫要不要花大力气去跟进。
 
在我看来,小陆回去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比对出数据,这进度和天字一号案完全不能比。

但一想到他们面临的是没人没钱的窘境,又觉得有些欣慰,起码在我们的鼓舞下,事情有了开头。
 
我在电话里叮嘱他,“跟,必须得跟。而且得和领导说破案的希望非常大。”
 
果然没两天,小陆就发微信过来说,专案组成立了,他隔天就出差去深入调查。
 
天字一号案从发现线索到最后意外锁定,花了整整四年。

这一次刚过国庆节,得知小陆他们的案件已经破了,我赶紧打开电脑,翻到了他们的内网通报。
 
凶手是个背负重刑的越狱犯,2000年,他逃出监狱后,在村道上遇见两个女孩,一时生了邪念,用相同方式对她们先奸后杀,带着搜刮来的财物,离开了珠三角,再也没回来过。
 
直到小陆重启调查之前,他始终过着正常人的生活,但这之后,Y染色体技术的日益进步会将这张网织得更广,也更密——

逃脱法网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
 
因为技术背后,是一群手握技术、对罪恶穷追不舍的人。

天字一号案的告破激励了很多同行,各地纷纷开始大规模清理积案,一个个潜逃的罪犯被我们从茫茫人海里揪了出来。
 
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

“天字一号案”已经不只属于“破晓行动”,它是整个广东省的“天字一号”,也是Y染色体这条侦查道路上的“第无数号”。
 
在它前头,有白银案、南医大奸杀案这样惨痛的大案;

在它后边,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小案子”,而它立在那儿,本本分分地做一块路标。
 
就是对所有为真相付出过努力的人们,最深的致敬。

这篇故事之于我和小刀,都有点特别。
 
一个甘愿化身孤岛的法医,十年间独自漂流,四处探索。在这个故事里,我们试图探讨人和技术的关系,探讨一件罪大恶极的案件能带来的意义。
 
到底有什么意义?
 
故事里的人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技术疏通了案件大的方向,但人的韧性和坚持也很重要,两者缺一不可——

有时人跑在技术前面了,就得等一等,耐住寂寞;有时技术跑在前面了,跟的人得确保自己一直跟着,跟住了,得第一时间掌握它。
 
这个交替往复的过程可能会持续好多年。
 
我们在新闻里一扫而过看到的那些大案被破获,就是这么一步步跑下来的,没有捷径,但过程足够动人。
 
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都会问:会有结果吗?
 
或许这个故事就是最好的答案——

你此刻无人问津在做的这件事,究竟对一百年后的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不知道,但很多伟大的改变,确实可能在这个坚持的过程里发生。
 
就像小刀他们在做的这件事。
 
或许二十年以后,即便是刚入行的年轻警察,也能在每一次出发时少些迷茫,少走些弯路。
 
因为有无数路标替他们辨明方向,那是一个个经历过“天字一号案”的人留下的。
 
“要去种下那颗种子,会长大的。”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也可以关注法医廖小刀投来的猛料——

他讲述了自己法医生涯里遇上的两宗最离奇的案子,其中一起牵连出了当地一个地下黑市,专门贩卖尸体,明码标价2万一具。

在“黑市”里看到的景象,让他终身难忘。

分享到:

花朝晴起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