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

我在非洲当医生 | 治不好这个孩子,老婆不让我回国

作者:
2022-05-09 00:14

大家好,我是陈拙。

前几天,我看到一条既屈辱又吓人的新闻:



这个患者事后调查才发现,他的主治医生来自一种特殊医院——莆田系。

这种“莆田医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对患者完全不负责任,爱让患者做检查,误诊多,最极端就是新闻里这种,手术做一半让加钱。

援非医生谢无界就曾在非洲遇到过不少这样的坏医生。

其中有一个医生曾信誓旦旦地告诉他,我们这样治疗,才是救患者的命。

谢无界后来发现,他真的没说谎。

走进手术室的一瞬间,我被扑面而来的热浪闷住了鼻子。
 
手术台对面是唯一的光源,从铁皮窗户的缝隙中露出来,隐约还可以听见窗外市集喧闹的声音。
 
几只苍蝇从窗户钻进手术室,绕着不大的手术室转了两圈,又停在手术刀上,来回搓动触手。
 
无菌环境当然是没有的,但不开窗,手术室只会更热。
 
护士笑着对我说没关系,这只是“小动物”,有时候他们还能在手术室看见老鼠呢,她会帮我驱赶的,这是她的工作之一。
 
我面前的病床上,躺着一个瘦得吓人的小孩,没有钱打麻药,他睁着两只大眼睛目光炯炯地看着我。
 
旁边的护士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拨弄手机,计算她的下班时间。这是她最关心的事儿,有时手术刚到一半,只要到点了,她也会马上推门出去。
 
没有麻药、没有无菌环境、没有检查设施,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人为这个快要死了的孩子痛苦。
 
这是布隆迪,世界上最穷的国家。2020年,我被国家派遣到这里援助医疗建设。
 
出发前,我做了很多准备,设想在医疗条件差的非洲怎么做手术。
 
我从国内背了4把间接喉镜,专门找退休老医生学习自制鼻骨复位器,我甚至试着模拟一个人怎么完成一些复杂手术。
 
我一直记得援非医疗队老医生的一句话,“我们中国医生去非洲,是去填补医学空白的。”
 
我想改变布隆迪,想把这里的耳鼻喉科建设起来。可是站在手术室的这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每天都在被非洲医生颠覆三观。
  
最不可容忍的一次,我眼看着有个一岁大的小女孩在非洲医生手里烧了整整八天,而那个医生还笑着对我说,这很正常,因为这里是非洲。 


那是我当天的第一个病人,早上来上班时我就注意到了她和她妈妈。
 
背着孩子的妈妈看起来才十五六岁,衣服破旧,甚至沾着泥巴,只有用来裹孩子的黄色方巾被保护得很干净,两只黑瘦的脚丫从方巾下伸出来。
 
年轻的妈妈疲惫地倚在门口,呆呆地望着诊室。
 
护士开始叫号时,叹着气指了指方巾里的婴儿:“米娅”。
 
顺着她的手指,我看到了足以震惊一辈子的画面:一个瘦得像老鼠一样的孩子,蜷缩在方巾里。因为太瘦,她眼睛出奇大,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孩子的嘴在微弱地一张一合,做的表情是在哭,却没有任何声音。
 
护士告诉我,米娅是儿科治疗的病人,儿科的医生邀请我对她进行会诊。她已经连续发烧8天,儿科想知道她是不是患有什么耳鼻喉科疾病。
 
这份病历显然并不完整,只有三张血常规、一张疟原虫血图片检查、一张字迹潦草的护理记录单和给药记录单,连基本的文字病历都没有,全要我自己猜。
 
这算什么会诊,如果我猜错了怎么办?
 
看着小小的米娅,我对那个未曾谋面的非洲医生产生了愤怒。
 
总是这样,这群非洲人总是这样。
 
本地医疗设施不足,我们问国内要一些医疗器材。结果,捐赠的器材到了港口,竟然被各种地方官延长清关时间,最后还要我们中国医生自己花钱加快进程。
 
虽然本地同时流行新冠和疟疾,可是来往的医生患者没有一个戴口罩的。我想和他们解释,最终还是放弃了,说什么好像都敌不过一句“这里是非洲”。
 
以前我觉得他们是没有意识,但见过了他们手都没洗就冲进手术室,见过了他们随意拿止疼药搪塞生病的病人,我深深地意识到,这就是不负责任。
 
我恨不得找那个非洲医生吵一架,可是我知道即便吵赢了,也没用。
 
我所能做的,只有破译眼前这份病历,给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会诊意见,帮帮这个孩子。
 
病历单显示,米娅已经一岁三个月,但看起来只有六七个月。她有严重的营养不良,还很有可能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
 
病历单里有三份不同日期的血常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显然,孩子发烧跟血象没什么关系,这个检查完全是在浪费她的钱。

 
而另一份记录显示,在米娅发烧的8天里,她的主治医生唯一做的就是给她打抗生素,还先后换了两种抗生素和激素。
 
结果,米娅的体温越来越高了。
 
这个非洲医生的治疗方案肯定有问题。抗生素是用来帮助身体抵御细菌感染的,但也可能会破坏孩子本来的抵抗力,如果孩子得的是其他病,就会越来越恶化,出现现在的情况。
 
但是,这个“其他病”究竟是什么呢?
 
我用耳镜和前鼻镜检查了孩子的耳朵和鼻子,没发现什么问题;但当米娅张开嘴的时候,我知道她为什么被推到耳鼻喉科了。
 
女孩的咽喉处遍布着点片状的白色斑点,像发霉一样,霉斑从喉咙口一直长到舌尖,整个舌头几乎都白了,舌尖的白斑周围还有些微出血。
 
我立刻想到了鹅口疮。
 
我心里一紧,赶忙问米娅的母亲,她们有没有艾滋病?
 
鹅口疮是免疫力极低的情况下才会有的疾病,免疫力低下的原因之一就是艾滋病。
 
护士向米娅的母亲询问得知,她们从没有做过相关检查,不能确认是否有艾滋病。

我的妻子是一名新生儿科大夫,遇到这情况我第一时间就求助了她,拨通视频后,我们一起会诊了米娅。
 
经过她提示,我仔细检查,对米娅的病情有了初步想法。
 
孩子应该是天生体质弱,抗生素对她而言是一把双刃剑,非洲医生给她治病的同时,也杀死了她体内的有益细菌,导致有害的真菌泛滥,出现了鹅口疮和发烧。
 
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别再打抗生素了,把有益细菌养回来,再用药把泛滥的真菌杀死。
 
如果真的是真菌感染,米娅的体温已经算高烧,情况很危急。真菌感染万一恶化下去,变成真菌性败血症,米娅可能撑不过去。
 
我这头忙着把意见写下来,那头,护士已经在催着我去手术室了。
 
这家医院耳鼻喉科只有我一个人,国内医生忙起来是没有个人时间,这里一忙起来,留给每个病人的时间都会不够。
 
我匆匆撂下意见书,甚至没来得及再看一眼米娅,就离开了办公室。
 
忙了一天到晚上,却一夜无眠。我不敢睡,一想到米娅有可能在我睡着的时间里转为重症,我就担心。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医院,借门诊开始前的时间,跑去了儿科。
 
此前,因为要上门诊,我很少在医院里自由活动,只大概知道儿科在哪里。
 
第一次来到这家非洲医院的儿科,才注意到儿科门口左手边有一个小沙滩,沙堆上有跷跷板、滑滑梯、和若干大小不等的转轮,上面爬满了大大小小的孩子,像一个小幼儿园,孩子愉快的喧闹声环绕在耳畔。
 
沙堆边的草地上,有几个背着孩子的女人,升起了做饭的小炉子。
 
我向着病房深处走去,墙边歪七扭八摆着几张小病床,每间病房都住得满满的,目之所及的,都是皮包骨头的孩子。

终于,我看到了昨天那个少女妈妈,她呆坐在一张床边,双眼空洞,时不时用舌尖抿一下干裂的嘴唇,随后干咽一下,好像这个动作也十分痛苦。
 
我远远向她挥手,她没有回应我,只是默默掀开了毯子,把我让到了孩子身边,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因为尊敬医生的缘故,大部分布隆迪的病人都会很主动地跟我打招呼、行谢礼,但这个年轻妈妈的木讷更让人心疼,不敢想象她经历了多少由希望变成了失望的事。
 
我走到床边,用手轻触米娅的额头,烫得让人害怕。她咽部的白色斑点也没有好转,右侧扁桃体几乎都爬满了“霉斑”。
 
难道我昨天开出的治疗方法无效,我和妻子都看错了,这不是鹅口疮?
 
我匆匆赶到护士站找米娅的病历,看到给药记录单的一刹那,一股邪火从纸间窜到了我的头顶——
 
米娅的主治医生根本没有参考我的意见,他非但没有加用抗真菌治疗,还不知道为什么开始给米娅治疟疾了!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米娅有疟疾,他到底在干什么?
 
我质问护士这是怎么回事,但可能是因为法语不太好,护士看起来一脸茫然。
 
我深呼吸了一下,再次问,到底谁是米娅的主治医生?
 
这回她们听懂了,告诉了我一个名字:查尔斯医生。
 
她们指了指儿科大门外一个独门独院的小房子,告诉我,“查尔斯医生”现在就在内科医生休息室。

我几乎是闯进了休息室,虽然敲了门,但完全没等回应。
 
休息室里只有一位黑人医生,正捧着书坐在书桌后面,听到响动抬头看向我,眼睛惊讶地瞪大。
 
他黑胖的脸上戴着蓝色眼镜、留着络腮胡,身材略显富态,却穿着一件有点女气的粉色衬衫,风纪扣像是钉住的一样整齐。
 
“查尔斯?米娅的主治医生?”我的法语水平不允许我把这句话说得很礼貌,我也不想对他很礼貌。
 
黑人医生应了一声,把手里的书扣在了桌子上,问我是谁?
 
我没有回答他,直奔主题追问:“为什么不加用抗真菌治疗?为什么要进行抗疟治疗?”
 
查尔斯耸耸肩,说:“你是那个中国医生吧?你的会诊意见我看了,没有可取之处。”
 
他说,我的判断都是基于鹅口疮症状,但米娅口腔中的白斑根本就不是鹅口疮,而是喝奶残余的奶凝块,因为她太虚弱了,一口奶要很长时间才能咽下去。
 
我立马反驳他,奶凝块能擦掉,鹅口疮擦不掉,到底是什么取个样不就知道了?
 
查尔斯撇了撇嘴说,检验鹅口疮需要做真菌图片,他已经问过了,本院的检验科做不了。
 
我满腔热血被浇了一盆冷水,确实,我也没法确诊米娅的情况。
 
即使如此,米娅明明没有检出疟疾的疟原虫,查尔斯给她进行抗疟治疗难道就对了?
 
面对我的质问,查尔斯打量了我一圈,说,你是青海来的?据我所知,你们很少见到疟疾病人吧,但非洲到处都是疟疾。
 
他是在暗示,在疟疾方面他比我懂得多得多,毕竟,“这里是非洲”嘛。
 
我一下有点心虚,也许有其他症状表明米娅确实是疟疾?
   
我放缓了语气劝他,如果现在不进行正确的抗真菌治疗,一旦真菌入血导致真菌性菌血症,米娅可能会死的。
 
查尔斯又笑了:“疟疾不治疗,也是会死人的。”
 
他宽慰我说没关系,他已经在昨天下午、昨天夜里和今天早上加急给米娅做了三张疟疾血图片,结果快出来了,就能确认米娅是疟疾了。
 
他甚至还友好地笑着说:“米娅会慢慢好起来的,我的中国朋友,你不用担心。”
 
那个笑容在我看来格外的刺眼、虚伪。我放弃说服他调整治疗方案了,米娅等不起了。
 
我深吸一口气,冷静地问他,如果我给米娅做了真菌涂片检查,哪个地方能看这个载玻片呢?
 
查尔斯说,最近的检查点在20公里外的一家瑞士医院。
 
“这个费用无法算在免费治疗里,而且价格不菲,米娅妈妈的情况你也看见了,她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笔没必要的花销……”他的表情很轻蔑,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打断了他:“去瑞士医院检查的费用由我来付。”
 
我没有告诉他,我执着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不治好米娅,视频会诊的妻子会和我一直吵架吵下去。

早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和妻子就是最好的战友。她是标准的学霸,我则是标准的吊车尾。每到期末考试,她就耐心地陪我在图书馆学习,给我划重点。
 
工作后,我们不在同一家医院,合作的机会不多。她只会在受气的时候回家找我抱怨,一旦我不认真听,气就转移到了我身上。
 
然而我来非洲后,我们联系的时间越来越少,跨国电话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我们没有太多的闲心分享心事和八卦,更需要并肩作战。
 
布隆迪只为五岁以下的孩子提供免费医疗,所以不管哪个科室,接诊的病人都是孩子居多。我以前很少给这么小的孩子看病,没把握的时候,就给妻子打电话。
 
就像回到大学时代,在她的指点下,我成了半个儿科大夫,大部分小儿疾病都能自己处理个七七八八。

但米娅的情况不一样,她实在是太虚弱了,小小的手脚在缓缓抽动,仿佛每一次挥舞都是最后一次。
 
我接诊米娅后,立刻在医院里转了几圈找信号,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陈述了米娅的情况,短信末尾写着“SOS很急”。
 
不到两分钟,我的电话响了,妻子的头像出现在手机屏幕上。
 
“你看下孩子身上有没有皮疹?”没有寒暄,第一句就是问题。
 
我手忙脚乱地撸起孩子的裤腿和衣袖,一边心虚地问妻子忙不忙。
 
妻子应了一句还行,继续追问我皮疹的情况。我把孩子全身检查了一遍,皮肤光滑,没有皮疹。紧接着,妻子又指挥着我排查了一遍斑丘疹等等。
 
这些情况都没有,妻子又连珠炮似地问我:“孩子拒乳吗?拉肚子吗?现在体温是多少?肺部能听到什么杂音?做大便和小便常规了吗?”
 
“我现在听、现在量、现在问……”我的汗都快流下来了。
 
妻子撂下一句“查完后打过来”,挂断了电话。
 
我急急忙忙抱起米娅重新检查,听肺部、按肚子、量体温,忙活了20分钟,终于敢打电话给妻子汇报:
 
“孩子有拒乳的情况,已经2天没大便了,但是有排气。肚子是柔软的,肺部呼吸音正常,只是有些弱。大小便不知道做了没,没有相关检查单,孩子体温38.4℃。”
 
妻子问了我的意见,点头表示同意,又提醒说,还是应该先做检查,确保鹅口疮的诊断没问题,才能停用抗生素。
 
她有些担心,如果真的是真菌感染,米娅的体温已经算高烧,情况很危急。万一恶化下去,变成真菌性败血症,米娅可能撑不过去。

晚上七点,妻子打来电话。
 
“那个孩子怎么样了?”又是没有寒暄,第一句话就问起了米娅。
 
我告诉她,米娅已经交还给主治医生了。想到国内是凌晨一点了,我又顺嘴问她,怎么还没休息。
 
妻子的声音突然冷下来,说,今天晚上她是夜班,“我和米娅你总要关心一个吧”。
 
说着就把视频断了,转成了语音。她说是信号不好,但屏幕上并没有信号不好的提示。显然,她生气了。
 
我也有些委屈,抬高了声音:“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是米娅的主治医师,更不是院长,我只能建议她的主治医师怎么去做……”
 
妻子打断了我:“你最开始给我发米娅的照片,是想让我觉得她很可怜?”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的声音已经有了哭腔:“她现在之所以能变成这样,你、她的主治医师、她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她负责到底!”
 
“你抱怨会诊的病历不全,那你现在知道米娅的主治医师叫什么吗?你为什么不自己跑一趟去彻底明确米娅的病历?你和她的主治医师又有什么区别?”
 
我已经呆住,听着妻子的哭声,支支吾吾不知道要怎么安慰。
 
妻子在我眼里是一个坚韧的女人,上一次听到她哭,是因为抢救一个早产宝宝。
 
那个孩子八个月大,只有四斤半,几乎被医生判了死刑。她守了近半个月,在孩子各项数值恢复正常的那天晚上,终于打来电话嚎啕大哭。
 
妻子哭了一会,终于收住眼泪,似乎也不想和我再谈了,换了一种冷冰冰的官方语气:“既然你选择了求助我们新生儿科会诊,那么我们科希望你负责到底,而不是走走过场。”
 
“‘援非专家’,”她近乎恶狠狠地说,“注意孩子的体温,小心败血症。”
 
说完,语音通话的界面消失了。
 
我一愣,这才发现,来到非洲后,我好像是变了。
 
在青海时,我曾有过一次误诊,把一个神经性偏头痛的病人当成了耳石症,幸好被上级医师及时纠正。上级医生安慰我说,这两种疾病本来就很难鉴别。
 
但在那之后,我几乎一个月没睡好觉,整夜研究耳石症和神经性偏头痛的区别。
 
妻子看到了,笑我是“倔驴”,病人都不是你们耳鼻喉科的,还死咬着不放。
 
我热血上头,冒出来一句:“假如受病痛折磨的病人就在眼前,但医生却不伸出援手,那他就不配做医生!”
  
但在非洲短短的几个月,我一边觉得非洲医生不负责任,一边自己也变成了他们的样子。这里没有检查,没有药物,我几乎什么都做不了,索性慢慢接受了现实。
 
有一次,我遇见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来医院只是因为他一直哭闹不吃饭。
 
但打开孩子的嘴巴,我清晰地看见他的左侧颊内部有一个巨大的空洞,传来阵阵腐烂的臭味,几乎能直接确认是鼻咽癌。他的哭闹不是任性,而是癌痛。
 
我开出了放化疗的建议,孩子母亲一瞬间黯淡的眼神告诉我,这约等于一张死亡通知书。
 
最后,我给他开了三天份的止疼药和一包糖。我摸了摸他的头,特别想说一句“对不起”,但没说出口。

我也成了一个“什么都没做”的医生。
 
妻子说的没错,我的那些理由,就像我们讨厌的那种冷漠、懒惰的医生说的话。因此,我才怒气冲冲去找到了查尔斯医生。

第二天,走出查尔斯的办公室,我的心还在怦怦狂跳。
 
早晨的小雨已经停了,阳光穿过树叶斑驳的影子轻晃,微凉的风扑在我脸上,让我有些冷静下来。
 
说实话,我没有把握米娅真的是真菌感染。查尔斯才是她的主治医生,也许他说得对,那就是奶块儿;即使那确实是鹅口疮,也有可能是合并了疟疾的鹅口疮。
 
我只是太想证明自己,也受到了妻子的影响。她离我那么远,她根本不懂疟疾,也不懂非洲的现实。
 
比起费时费力地检测后发现自己的错误,在非洲医生面前丢人,还不如跟妻子撒个小小的谎,告诉她米娅已经好转出院,让她消气。
 
我对着和妻子的聊天框发呆,很久很久,忽然想问,这个谎言要怎么骗过我自己呢?
 
我退出了和妻子的聊天界面,转而和援非医疗队的队长报备了我的抉择。队长说,对患者负责的事情就没有多余的,让我放手做,费用他和我对半分。
 
我马不停蹄地跑去检验科借了几片载玻片,又从诊室拿了三根咽拭子,然后再一次冲进了儿科病房。
 
见我去而复返,米娅的妈妈第一次露出了麻木以外的表情——那是惊讶。
 
来不及多解释,我比比划划地指挥米娅妈妈,把孩子的嘴撬开,用咽拭子在米娅嘴里的白斑上擦拭取样,然后迅速封存在了载玻片里。
 
揣着载玻片跑下楼的时候,我在急诊车跟前见到了一个意外的人——查尔斯。
 
查尔斯看起来已经等了有一会了,看到我有些尴尬,但还是语气急促地对我说:“加上第一次疟原虫血图片,四次全是阴性;而且实验性抗疟治疗后,孩子的体温还是没有降下来!”
 
我心里哼了一声,你不是最了解疟疾吗,跟我说什么?
 
查尔斯还说,他也去试着擦了米娅嘴里的奶块,好像真的擦不掉。
 
我心说,还奶块呢。
 
当然,我表面上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冲他点了点头,急急忙忙上了车。
 
没想到查尔斯也跟着上了车,和我面对面坐在面包车的车厢里。
 
我们俩面面相觑,车开动了。
 
我下意识抱紧了怀里的载玻片,心里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他不会因为怕丢人,要干扰我送检吧?
 
查尔斯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动作,沉默了一会后他问我:“米娅如果是真菌感染的话,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我已经说过了,变成真菌性败血症。”我硬邦邦地回道。
 
也许查尔斯意识到了继续谈论米娅会出现更大的冷场,他岔开了话题,问我儿科是不是很难?
 
我没好气地说,你不也是儿科医生吗?
 
查尔斯笑了,声音细细地说:“我并不是专业的儿科医生。我是心内科医生,在古巴的时候。”

查尔斯出生于布隆迪相对富裕的家庭。他曾有四个姐姐,其中一个因为难产死在了手术台上,没多久,一模一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在另一个姐姐身上。
 
“那时,我很讨厌这个国家,我拼命地学习,目的就是为了能带着一家人逃离这个地方。”
 
他考上了古巴的医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拿到了一份古巴的心内科医生的工作。古巴的医生待遇高,生活条件比布隆迪好太多,查尔斯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姐姐们接走。
 
但姐姐们还有丈夫、有孩子;除了姐姐和父母,他也爱着他的叔叔婶婶、姑姑姑父,他也爱着他的祖国,和这里的陌生人。
 
最终,他辞去了古巴的高薪工作,回到布隆迪。
 
扑面而来的除了故土的蓝天白云,还有千头万绪的医疗工作。
 
查尔斯作为一个珍贵的心内科医生,也不得不像一块砖一样被搬来搬去,刚上完内科门诊又马上去妇产科帮忙,硬着头皮学各种不擅长的项目,包括对米娅这样的幼儿的治疗。
 
在繁杂的事务和对每一个病人的关怀中,他必须有数倍的努力,才能保持清醒。
 
后来我听说的他的故事里,还有关于另一个孩子的。
 
很久以前,医院有过一个电子耳蜗植入的项目,可以帮助失聪患者恢复听力。然而由于经费有限,名额只有一个。
 
当时经过层层筛选有两个患者进入了“决赛圈”,一个是2岁先天性重度感音神经性聋的孩子,另一个是65岁重度双耳感应神经性聋的老人。
 
医院及教会建议让那位老人接受手术,因为他们家境优渥,更有机会配合电子耳蜗的后续治疗,提供数据。但查尔斯医生却和大家持反对意见。
 
他认为,老人有助听器、有生活经验,可以“看懂”别人说话,但那个2岁的孩子才刚刚开始形成语言,还有机会学会说话,还需要通过学说话培育智力发育。
 
经过艰难的举证,加上查尔斯主动承担了后期费用,终于为这个孩子争取到了这次恢复听力的机会。
 
他其实很爱孩子,很爱他的病人,可是也会在有些时候疏忽、傲慢,变成了我眼中讨厌的医生。
 
换句话说,他很像我。
 
突然,我不那么希望检查结果证明我是对的。我怕查尔斯因为这次小小的争执被打击,怕他输掉自己的自信和坚持。
 
比起这一次的输赢,我更希望他长久地、勇敢地在这片土地上走下去。

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送检的图片与咽拭子上均找到了白色念珠菌的菌丝与孢子,米娅确证了真菌感染导致的鹅口疮。
 
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再去见查尔斯,怕他在我面前觉得丢人。但查尔斯没有表现出丝毫介意,立马改用了抗真菌的治疗,并且常常拉我去检查米娅的病情。
 
他仍然很忙,有时上一秒聊着病情,下一秒接到电话,他就会把我扔下,匆匆离开,几个小时后又神出鬼没地带着一份治疗意见出现。
 
我们也仍然吵架,有时候因为治疗,有时候因为他这种神出鬼没的态度。
 
但米娅确实是一天天地好了起来。5天后,我们第一次听见了米娅的哭声。我终于可以向妻子汇报,我们把米娅治好了。

我本以为我和查尔斯的合作到此为止,但不久后查尔斯开始频繁出现在我的诊室门口,探头探脑的。

问他来做什么,他又不说,只是在旁边坐着看我给病人看病。
 
他每次来都带着一些问题,有关于我专科的、有内科的,但大多是还是关于儿科的,常常把我问得哑口无言,只能找借口推脱了,然后半夜打电话找妻子求援。
 
查尔斯不知怎么发现了这个秘密,兴冲冲地说,以后有机会要去一次中国,去青海,找我妻子当面请教。
 
妻子听了,笑着说,很意外,“像你们这样的人居然会服软”。
 
我有些惊讶,她把我和查尔斯归为一样的人。
 
可是仔细想想,我们确实是一样的人。
 
没有英雄和反派,只有一个又一个一样的人、一样的医生,在这片大陆上,用自己一点点一点点的努力,把这个世界向上托一点点。


谢无界说,他曾经很不喜欢“这就是非洲”这种说法,因为那意味着一个你无力改变的环境。

一切对病人的麻木、冷漠,都来自这个巨大的怪兽,你无法逃跑、无法打败,只能向环境认输。

可是当他冲到查尔斯面前,听到他的故事,谢无界才意识到,这个非洲医生只是和他一样的人——

有勇敢、有软弱,有坚持不懈,也有一时疏忽。

这件事后,谢无界重新有了前进的勇气。

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一部分,要改变环境,首先得要做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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