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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两个90岁老人的隔离生活

作者:极昼工作室
2022-05-12 16:14

前 言

狭小、拥挤的里弄,是上海的背面,或许可以说,这里是观察这座超级都市的“猫眼”。密密匝匝的老旧房屋里,居住着同样衰老的居民。在2022年春天的这场疫情里,这些古董般的街区,成为城市的软肋。

90岁的桂和藩与丈夫就生活在黄浦区的老弄堂里,和邻居共用厨房、晒台和天井,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4月中旬,很少出门的她和丈夫均被感染,目前仍在狭小的二层房间里,等待转运。

互联网上,年轻人声音响亮,他们正在社区团购、购菜而烦恼。而老城厢是相对沉默的一角。老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古早而单一,团购、核酸、扔垃圾,每一项日常都与现代化的小区不同。

根据澎湃新闻,截至4月27日,黄浦区感染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7.2%,为全上海最高。黄浦区是老城厢的主要聚集地,当社区传播风险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时,部分老旧小区仍存在疫情。

通过里弄,通过老人,我们得以窥见另一个上海。

灶头间

灶头间大概二十几个平方,八九户人家共用,西边阔,东边窄,靠窗放了一排煤气灶,没有油烟机,烧饭时一团团烟雾像逃兵似的,竞相挤出木窗,日积月累,墙壁都熏得乌漆麻黑。

这里是曹家街45号,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4月初辰光,弄堂里一个外地租户,核酸阳性了,照样用灶头间,四五户人家全传染开了。桂和藩听隔壁邻居说,楼下一个外地老太,平常下不了床,这回都阳性了。

桂和藩与丈夫一直没敢下楼,4月14日,他们有点感冒症状,就自己拿发的抗原检测,还是阳性了,她马上打电话通知隔壁邻居,叫他们当心点,自己也尽量少出来。

饭总归要烧的。既然隔不开,邻居跟她商量,戴个口罩,时间错错开,一户人家烧,另一户就等下,“最多拿药水喷一喷就了不起了”。

桂和藩住的老西门街道,许多人依旧生活在传统里弄,至今共用厨房甚至厕所。说起这场疫情,很多人都习惯从灶头间讲起。

有人感染了,家人照样出来做饭,邻居也不好说什么,只能错峰,有消毒水的,自己用喷壶洒一下,或者用电磁炉在自己屋里做饭。六七十岁的人还会用微信通知彼此做饭时间,年岁更大的,只能靠听动静。

年轻人难免担心,“这么窄的老房子,气溶胶什么的,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里遇到了。”90岁的桂和藩倒是不太晓得害怕的,老头胆子小,但被她带着,现在也马马虎虎了。生活跟往常区别不大,睡觉、看电视,但是烧饭次数尽量少了。

桂和藩:

上一趟用厨房,大概前天还是大前天,一只鸡烧掉了,吃到现在第三天了,还有半只,这只鸡有两斤半呢。就是上趟(居委会)发下来的鸡,三黄鸡,冷冻的。放电饭煲里厢,放点水,放点盐,放点黄酒,就可以了。阿拉现在酒也没了,老头放的是糟油,稍微有点酒味,解解腥气么当老酒也算了。

我牙齿还可以,还能吃蟹叻,好咬蟹壳,说说91岁了,我嘴里面还有22只完整的牙齿。爷叔就剩了半只(自己的牙齿)

日子也就这么过,就是有时候,嘴巴干了,想买根黄瓜,切成片,腌糖吃,现在买不到,只好等解封了。

石库门

桂和藩和丈夫已经老了,下半年都将迎来90岁生日,用她的话说,“活得已经开始遗忘了”。比他们更老的是房子,老到他们也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

桂和藩是嫁到这的,如今大女儿都六十四岁了,丈夫在此地生活更久,10岁时,父母养不活,把他从江苏启东老家送到上海伯伯家。房间最早就是他伯伯住的,更早前的历史,桂和藩也不晓得了。

房子是木头结构,许多缝隙透风,台阶散发着霉味,走上去吱吱呀呀。外墙用清水砖,门框用花岗岩,门楣上有西洋风格的雕花,典型的石库门建筑。这些老房子诞生于19世纪东西方建筑文明的融合,如今已衰败不堪。

整条曹家街上,石库门一幢贴一幢,楼内同样用尽每一寸空间,只余一个天井采光,一条弄堂进出。在上海最市中心的黄浦区,曹家街只是老城厢风貌一角,这些繁华了上百年的古董般的街区,在疫情里成了城市软肋。

曹家街往北,隔了两条马路的黄家阙路88弄,一个名叫久安里的石库门片区,30岁的Eason形容疫情像洪水一样将他包围,“东南西北(楼栋)都出现了阳性”。为了减少接触,他们将公共晒台的竹竿取下,架在屋里两个柜子上,但最终,自己住的这幢三层房子也沦陷了,从一楼开始往上,三户人家陆续感染,包括Eason一家,还有他伯父一家。

Eason家面积算大了,40平米,父亲阳性,他们让他住在5厘米木板隔的里屋,母亲在外面睡沙发,Eason则住在阁楼。但父亲上厕所依旧要出房门,他们让他戴手套,穿围兜,每次出房间穿上,回房间消好毒,再挂上。直到4月23日,楼里发生阳性十天后,仍是阴性的住户集体坐车去浙江湖州异地隔离,阳性患者进入方舱,紧张才告一段落。

瑞金二路上的一位独居老太太则为倒垃圾发愁,她隔壁的住户确诊了3个,被拉去方舱隔离,但一位家人作为密接还住在那儿。两户人家的家门离得很近,对方的生活垃圾经常堆到老人家门口来。

老人的外孙女在网上发帖求助。据她讲,这栋楼原本有人专门负责收垃圾,现在里面有确诊病例,收垃圾的人也害怕,就不到里面来收了,让居民把垃圾放下去,他们喷点消毒水再收走。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两周。

老旧里弄物业本就薄弱,有的甚至干脆没有,居委会也显得力不从心。繁华的南京东路背后,一栋四层的老房子里,二楼一个住户测出阳性后,同住家属依旧进出,这让其他人不敢出门。专业消杀一直没能等来,一个住三楼的小伙主动站了出来,拿着喷壶从一楼喷到四楼。

桂和藩:

这栋房子,现在算阿拉两个人最大。大部分年纪都蛮大,阿拉隔壁邻居,夫妻俩60多岁,一个儿子30多岁。同个扶梯,楼下还有两家,一个爷(父亲)五十几岁,一个小姑娘只有十几岁,还有对老夫妻大概也六七十岁。

阿拉物业没的,连个居民小组长也选不出来,大概五年前老居民小组长死了以后,没人要做,全部老了呀,还有一半租的人家,流动性又特别高。

团购阿拉没有的,就有一回,邻居买了一袋荤素菜,问阿拉要伐,阿拉看蛮好,他们帮阿拉从居委买来,后来大概居委的人也(核酸)阳性了,就没有了。

阿拉自己(抗原)做出来阳性以后,我电话找居委要跟他们讲,寻来寻去寻不着,打了三只电话,还没人接,个么也算了,我就跟(社区老年食堂)送中饭的讲,叫他跟居委讲一声,也随便他传得到还是传不到。

倒垃圾么,阿拉老头总归每天还要下楼。没办法呀,又没人能帮阿拉倒。

阿咪

屋里头的老鼠终于开始造反了。本来用老鼠纸,粘上一只,其他老鼠看见,就不敢来了。现在整个曹家街空空荡荡,老鼠纸是买不到了。夜里桂和藩看电视,一只老鼠直接从竹竿上溜过去,跑到她脚边,不怕人了。没办法,她只好把米装进米箱,牛奶藏进柜子。

刚退休时,桂和藩养过两只狸花猫。她欢喜猫,有时更甚于人。在弄堂里走一趟,能遇上几个人她不晓得,但旁边如果有只猫,一准儿能瞧见。

第一只养得贼胖,12斤多,一只爪搭在老头脚上,另一只能够到他嘴巴旁边抢鱼吃。桂和藩没给它取名字,就喊小猫,阿咪。只可惜,阿咪在曹家街待到八九年,有天自己跑下楼去,自此行踪不明。桂和藩认为它是被人家偷掉的。第二只阿咪倒没遇到过意外,平静生活了快10年,在衰老中死去。

两只阿咪先后离开曹家街后,桂和藩快要80岁,拿不准老两口和小猫哪个先走,不敢再养了。“万一养了,阿拉(我们)死掉了,两个囡儿(女儿)全不欢喜养的,叫它去做野猫,也很可怜的,索性不养了。”

老房子里不再有小猫的叫声,变得更安静。

曹家街往西大概两公里,瑞金二路,石库门老房子里的一位老太庆幸她的阿咪在身边。因为疫情管控,平时照料她生活的保姆过不来。三个女儿都在上海,离得最近的只有五六站公交距离,但也被各自封在家里。

一个月来,她独居在家,出门晒太阳的习惯暂时行不通。隔壁邻居确诊了阳性,她连阳台都不敢去。陪伴她度过这段时间的,除了偶尔打到老年机里的子女电话,只有一只猫咪,一只乌龟。


四月中旬,桂和藩有两天烧到38度多,吃了一个多礼拜的连花清瘟,胃受不了,停下来,又自己做了次抗原检测,转阴了。老头还是阳性。

她身体一直不好,一咳嗽就是两三个月,“一直是半条命拖着”。老头前年查出小肠气,主动脉有个血管乒乓球那么大,年纪太大医院不敢开刀,拖到了现在。

两个人每天常吃的药,将近20种。疫情第三年了,她说思想上总归有准备的,3月中旬就去医院开了两趟药,现在常用的药倒不缺的。

但在老人聚集的里弄,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幸运。

与曹家街接壤的静修路,一个60岁的尿道癌老人,需要频繁插导尿管,因为疫情整个4月都没更换。往东走三五百米,小桃园路上,一位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平常吃十多种药,现在因为配药困难,只好药量减半撑下去。

由于缺乏隔离条件,问题有时还显得更复杂。那位患尿道癌的老人,早在3月28日就检测出阳性,这发生在她去菜场买菜3天后,女儿跟疾控中心反映了情况,对方让暂时居家隔离,但家里并没有隔离条件,在小心翼翼中等到第12天,老人自己转阴了。

更紧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老西门地铁站旁边,一个患有肾衰竭的90岁老人,连着几天没做血透,一直没法喝水,身子也浮肿起来。因为是密接,老人没法自行前往医院,只能等待120来接。

老人的楼里住着三户人家,八九个人,几乎都阳性了,包括照料老人的儿子。没做血透的第六天,孙子上午打电话给120,被告知前面排队还有50多车,过了一个小时,只前进了两三位,急得他在能找到的渠道都发出求助。终于在晚上8点,120接走了老人,儿子没法陪同,一块去的是居委安排的志愿者。透析回来第二天,老人核酸也阳性了,和儿子一同住进了定点医院,这倒让其他家人放心不少,至少不用再担心做不上血透。

天井与窗

桂和藩和老头上一次参与核酸检测是4月5号。前段时间,天井底下又有人喊话,老头在窗户里面问,阿拉自测阳性,还要下去测么?人家说,你们年纪大了,家里待着,我们会上门的。

弄堂封掉以后,居委会送了四五趟小菜。开头他们是阴性,隔壁邻居帮他们去拿,现在不好再接触了,桂和藩也不知道发过没有,只收到过一次大礼包,现在蔬菜只剩下两个西红柿,几个洋芋艿。她耳朵不大灵光了,楼下天井里喇叭里喊的东西,送小菜也好,测核酸也好,她全听不清楚。

上海弄堂,密密匝匝的老旧房屋里居住着同样衰老的居民。封控后,他们熟悉的线下生活被切断。互联网上,年轻人的声音响亮,抢菜、团购、群聊,都被隔绝在里弄以外。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古早而单一:天井、窗口,还有电视。

许多现代住宅区组织起“自治”,业主们充当志愿者,搬物资、组织测核酸乃至消杀,但在老人为主的里弄,这些都显得太过奢侈。弄堂里的几个年轻人尝试发起团购,老年人牙口不行,团肉根本没人买,最成功的一次是团购鸡蛋——老中青三代人的共同需求。

小桃园街上,那位患阿尔兹海默症的奶奶,开始还能有片刻时间认识人,后来记忆和行动能力一起失去了。现在,她的表达仅限于生理需求:饿了、需要上厕所。封控期间,家里只有一个58岁的保姆陪着,也是半个老人了。保姆弄不清楚网上的东西,也没有加入社区、楼道微信群,每天除了照料老人起居,最紧要的事情就是盯着窗口看。看到有人来发物资,或者招呼测核酸,她就赶紧跑下楼。

桂和藩也经常来到西边窗前,从那里能看到部分曹家街。以前曹家街有一个小菜场,5点半开门,夜里送菜的车一部部开进弄堂,很热闹,后来菜场没了,街口摆了几只小摊。现在街上空空荡荡,倒是经常看见穿着隔离服的人走来走去。

黄昏时分,桂和藩和老伴习惯坐沙发上,一道看电视。除了往常的《今日亚洲》、《国家记忆》、《海峡两岸》,最近的收看清单上又加了一项很要紧的节目。白天10点钟,她要准时调到上海台的《新闻综合》。每天阳性人数多少,无症状人数多少,她都要仔细记下来。

不看电视机的时候就看看书。这两天夜里,闲来无事,她开始背起秦观的词:

昨天夜里没事情做,枕头旁边摆着,拿起来背秦观的词,背着白相相(玩)。我会背交关多(很多)诗词,从前年后半年开始,脑子不来塞(不行),全忘记掉了。

平常日子我是欢喜看书的,样样看的,中外古今。我看小说是哪能个看法呢?文学发展书拿过来看,上面有哪些名家那些名著,我就挨个看,我们两个孩子我也是这么给她们看。

家里书是蛮多的,老西门新华书店关掉以前,我基本上每个月钞票全用光的,主要是买书。后来女儿嫁出去以后,到养老院去的时候,我大部分书全分给她们了。现在要买书,倒是买不到了,好像没人看了。我也不舍得卖的。

《红楼梦》我小学里就看过了。我有好几部,小的时候,哥哥给我一部,被人借走没还给我也算了,后来大概买过两部,看过靠(近)10遍总有。我欢喜史湘云,她的性格我欢喜,林黛玉,(叹气),太苦恼了,至少应该寻点开心。我是身体上半条命,经常生病,但我尽量做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不做的。

今天想看书,我就看书,想织绒线了,就织织绒线,反正看自己高兴。

猫眼

电视看了三四个小时,过了晚上10点,哪怕睡不着,桂和藩也要关掉了,不然影响人家睡觉。老房子隔音不好,邻居都听得到。住在静修路的一个年轻人对此深有体会,只要楼上的居民在走路,她家的天花板都在震动。她去沟通过几次,最后发现没办法,再怎么提着脚走路,还是会发出声响。

老房子里免不了因此产生些争吵,疫情封控后,邻里关系变得更微妙。豆丁住在外滩后面的老房子里,4月初,豆丁家还正常在外面烧饭,他那时还不知道,左边第三家邻居已经有了阳性。对方没有告知大家,闷头待在家里。是信息更灵通的邻居提醒了豆丁——封控期间,邻居习惯通过猫眼往外观察情况,正好看到那家人在外面烧菜。

弄堂里的人小心翼翼地审视着邻居的生活。住在瑞金二路石库门的一位老人,每次都要通过猫眼,确认隔壁密接人员的门外没有垃圾,才会出门。天津路石库门的一位老人,则是通过摄像头,知道门口堆了好几天的垃圾终于被大白拿走了。

豆丁记得,在自己小时候,楼里有老人去世了,邻居们会一起坐大巴车去殡仪馆,参加集体葬礼。仪式结束,大家会一起找个饭店,吃“豆腐饭”。但这些年,老一代的人慢慢不再出门,第二代混出头的都搬了出去,再加上前几年旧改时,因为公共区域的占用问题,很多邻居的矛盾摆在了明面上。大家的关系变得冷淡许多。

一场疫情,让邻里之间添了防备,不过有时联系也更密切了。豆丁家的电闸突然坏掉了,他电话给电工,对方说,外面的商店都关着,买不到配件。他在群里抱怨了一下,说日子过不了了。邻居看到后,送来了自己的备用电闸。

上海折叠

桂和藩听马路对面邻居说,他们本来6月底就要搬离,曹家街和这片区域的其他弄堂,都会作为“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保留下来。她这侧,人们估计年底也要动起来了,但因为疫情,现在都不好说了。

里弄的人们普遍更期待旧改到来,桂和藩是个例外,她喜欢老西门这里的便当生活,“看病也便当,买东西也便当,样样全便当。脚一滑,样样东西都能买到了。”

两个囡儿早就买新房子,叫他们去住,桂和藩不高兴过去。2017年她和老头去养老院住过半年,开药不便当,而且不好带冰箱,不好带电热毯,“我要吃隔夜菜,吃不到的。”最后又搬了回来。

如今的老城厢正经历着疫情的席卷,一个女儿转述了居委书记的话,“隔壁那条弄堂,(确诊的人)几乎团灭的那种”。她的父亲作为密接,被集中转运到宁波隔离。但在4月中下旬,还有不少年轻人在网上呼救:“我爸妈70多岁有基础病,整个楼面其他人都阳了,希望尽快转运。”“有两位阳性患者需尽快转运,我家老人住在隔壁很危险!”

桂和藩也终于打算离开这片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弄堂,“便当是便当,但阿拉毕竟老了,这趟隔离,搞得阿拉两个囡儿急死人,两个囡儿讲,等隔离好之后,先把阿拉搬出去,跟她们住到一块去。否则阿拉两个老的,吊在外头,她们老担心,你讲对伐?”

在屋里头等了半个月,始终没有人上门,4月29日上午,桂和藩实在忍不住,下楼问了马路上一个穿隔离服的人,自己连续四次抗原阴性了,现在怎么办,对方说,她可以去做核酸,于是她就拎着塑料板凳,排到了曹家街做核酸的队伍里。

检测结果是阳性。老头自测也是阳性。

电话终于打来了。桂和藩告诉疾控中心,自己年纪大了,去不了方舱,希望能去医院隔离。对方说记下来了。挂掉电话,她开始收拾行李,吃的药,穿的衣服,自己抄的古诗词,还有肥皂毛巾牙刷……一只蛇皮袋,想到什么都往里扔,随时准备离开。

桂和藩

我讲给你听呀,我旧社会新社会全晓得的,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也待过。

我老家江苏吴江县震泽镇,个辰光日本人杀人全部杀在一个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去读书,学校里操场上,踢开一只死人骷,踢开一只死人骷。大部分死人骨头处理掉以后,有些死人头骨,就在草地里滚来滚去,没清理掉,所以到处都是的。

所以阿拉胆子老大的,死人头骨让我捧起来,我也敢捧的,因为我看惯了,无所谓的。

我是解放前考到上海师范学校,(19)50年毕业,解放了,我教工人夜校的,小学也教过,中学也教过,语文教过,数学也教过。后来因为慢性支气管炎,咳嗽得话也说不出,就到江南造船厂,做化学分析。阿拉老头只读到小学毕业,老早呢,是在酱油店学生意的,解放以后,就读夜校,三年功夫,拿初中高中读掉后,考进交大的。他也不是说聪明,实在苦读书,拼命读书。

1965年辰光,我差点死掉的,后肢静脉发炎,血块堵住了,(炎症)跑到心脏、肺部,送到瑞金医院,医生跟阿拉老头说,好准备后事了,还好夜班碰上个心脏专家,拿我抢救过来了。

那时候我也无所谓的,跟医生说,你们救得活就救,救不活么死了算了。

我现在是这样的,感觉冷,马上穿衣服,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感冒了。老早要么不咳嗽,一咳嗽就是两三个月。所以我一直是半条命拖着,哪晓得一拖拖了五十几年了。

我讲给你听,我思想也蛮怪的,我娘是1975死的,她的骨灰还在我橱子上面,我不给她做坟的,我不相信的。阿拉囡儿是说呀,将来怎么办,我说等我死掉了,骨灰摆到一起,一块倒掉海里算了。

90岁了,已经多活几十年。(阳性)也无所谓。你想阿拉两个90岁,也只不过感冒症状,电视机上讲(死亡病例),主要年纪大的,有其他毛病的。阿拉倒也还好。

截至5月4日,桂和藩和丈夫还留在弄堂里,她说,医院没有空床位,居委会让他们先居家隔离一周,每天会派人送饭、上门倒垃圾。

文中人物涉及到的地点:

曹家街45号/天津路195弄/黄家阙路88弄/九江路210号/瑞金二路街道/小桃园街/静修路35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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