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短篇故事

我是一名肿瘤科护士,我肚里的孩子在辐射中长大

作者:陈拙
2022-05-12 20:53

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5.12,其实也是一群人的节日,国际护士节。
 
但她们中很多人此刻没时间过节,甚至处在风险之中——

每天核酸检测捅嗓子眼、检验采集样本。这样的工作里,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在有病毒的环境里。
 
最近我认识了一位护士朋友,张茧茧,她很特殊,早在疫情之前,她就每天生活在“暴露”的危险之中。
 
她在一个三线小城的肿瘤科工作,那里的病人大多常年依赖化疗药物和放射治疗,身为护士的她,日常工作就是和这些危险药剂、辐射打交道。伤害几乎无可避免。
 
她告诉我,所有科室里,肿瘤科护士的流产率、胎儿畸形率是前三高的。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怀上了宝宝,身边的医生朋友无一例外都劝她放弃。
 
但身为母亲的她,该怎样选择?


作为一名肿瘤科护士,从入院的第一天起,就听说过一句话:
 
二十多个常规科室里,肿瘤科护士胎儿异常、流产率在前三。即便宝宝顺利出生了,死亡率也高达10%,差不多是普通新生儿的四倍。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话的分量,是成为肿瘤科护士的第五年。
 
一次,我连续挂完五六个瓶子,正准备转去另一个病房给病人挂水,脚跟离地的一瞬,我意识到不对劲。
 
肚子有很明显的下坠感,整个人好像被拖着不断往下沉。
 
我连忙叫了同事,捂着肚子撞进厕所,一低头,裤子上到处是血。
 
一个答案在我心里摇摆不定。
 
我问备孕的同事借来试纸一查,深吸一口气——
 
一个小生命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我的身体里,我要当妈妈了。
 
但准妈妈的喜悦没能持续太久,“高流产率和胎儿死亡率”的传言正一点点向我逼近。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守护宝宝平安长大,成了我拼了命都想做到的事。


我们医院的肿瘤科病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被“放弃”过。
 
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本是这些肿瘤晚期病人的第一选择,但那里的医院周转快,病情复杂的患者多,医生不得不把时间花在希望最大的治疗上。
 
于是他们带着一张薄薄的病危通知书,或者一套尽可能拖延生命的治疗方案,住进了我们这儿——

一家位于一个三线小城市的医院。
 
每天,我都要推开五间负责的病房,里面二三十个病人正在等着我。
 
他们有的半靠在病床上,更多人瘫着,或者陷在床里,面色枯槁,一张张脸上显不出什么生机。
 
病人大都需要常年挂水,输液的静脉被反复扎针,血管变得又硬又脆,一进针就会破,甚至收缩得厉害,看上去就像一条条黑色的线。
 
每当这时,我需要先蹲下来,反复摸索才能找到一根隐隐约约的静脉进行穿刺,再起身踮脚,尽可能抬高输液袋,让液体顺畅地流入病人体内。
 
化疗是这个科室里的日常。每进行一套治疗方案,都需要输好多药水,药袋子大概有四五个。

为了保证药液不残留、药物之间不互相干扰,每换一袋药水前后,都要用盐水冲洗管子。
 
这个过程里,化疗药很容易挥发和外渗,有时候会从皮条管子里溅出,我们难免吸入不少。
 
我以前不怎么在意这些,毕竟这是科室里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的,对我们来说再平常不过了。
 
但怀孕以后,我开始更多从宝宝的角度考虑事情。

那天,我在休息室里躺着,楼下,病房铃声此起彼伏,混杂着同事跑进跑出的脚步声,我的心跳也跟着加快了。
 
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一直在做孕妇最忌讳的动作——
 
深蹲,怀孕的人蹲身时肚子会下坠,子宫受刺激收缩,造成胎儿缺氧;
 
踮脚,重心前移不利于站稳,也有可能拉伤腹部肌肉,引起身体局部疼痛。
 
还有那些我每天都要接触的化疗药,它们是造成胎儿畸形重要的原因之一。
 
想到这儿,我一下子紧张起来,身为肿瘤科护士,我好像不可避免地把宝宝拖入了险境之中。
 
在肿瘤科五年了,这里已经成为我最熟悉的地方之一,但眼下,它也成了我最害怕的地方。
 
走廊尽头有一个白色的正方形房间,病人需要在房里接受一种粒子植入术治疗,也就是将放射源打进肿瘤内部,尽可能杀灭恶性细胞。
 
从那儿走出来的病人,短时间内身体里会带有强辐射,探测仪一靠近,就会发出刺耳的滴滴声。
 
如果靠近的是一个怀孕的女人,还在发育的胎儿根本没有机会发声,就很可能因为神经系统受损,长成畸形,严重的会直接流走。
 
“术后你需要平卧24小时,用铅衣覆盖,减少对周围人的辐射。”
 
这句话已经钉在了我的脑子里,每天我会无数次重复给我的病人。
 
但在宝宝来临之后,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突然。

一次,我去给刚做完粒子术的阿姨换化疗药,病床上,笨重的铅衣被甩在角落里,乱作一团。

阿姨的闺女坐在一边,指尖不断划过手机屏幕。
 
我下意识退到门边,手已经扶上了肚子,才听到自己愣愣的声音:“怎么拿开了?” 

“她觉得热,就拿了,没事...”

我掉头就跑回护士站,身上的防护服沙沙作响,我心里清楚,防护服哪里能保证万无一失,只有遵守规则的“人”才能保证。

长我几岁的护士姐姐手里仍捧着一袋化疗药,见我回去得匆忙,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她噌得站了起来,风风火火地跑到病房,皱着一双眉,拿起铅衣就往人身上盖。
 
“我们那个护士怀孕了,你姑娘也是女宝宝,会影响生育的!再说,这个射线对你也有损伤啊!大家要互相体谅,对不对!”

一口气贯到底,她说得义愤填膺,对面的人只是闷声敷衍。
 
但我们都没想到还有更过分的。我再一次去病房时,那件铅衣仍是孤零零地躺着;

待到第二天,她干脆下床活动,晃着两条腿就要走到护士站。
 
我一瞬后退,贴在了墙上。
 
肩膀触到冰冷的墙壁时,我整个人塌了下来。那种感觉就像你知道自己应该逃跑,但身后已经没路了。
 
这栋楼里,还有三十多个病人需要我在这儿,根本没法走。
 
我下意识摸摸肚子,那里变得又紧又硬,像个没有弹力的球。

我怀孕的时间不长,到不了这样凸起的程度,每次只有蹲久了,站累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宝宝不舒服了。
 
我几乎能够想象她在一个窄小的空间里艰难地伸出手脚,快要抵到我的肋骨,就像蝴蝶最开始破茧那样。
 
而我只能在每一个换药、扎针的缝隙里,给她回应。
 
上夜班的时候,趁人不多,我偷偷搬来一张椅子,把腿放平了,捧着肚子轻轻安抚;

孕妇夜里消化得快,凌晨两三点是最饿的时候。我总是等巡视完病房,掐着点下楼取餐,找一个地方火速填饱肚子。
 
但所有这些“小心思”,在眼下的情形里,几乎变得一文不值。
 
走廊上,同事的劝告、阿姨的抱怨,围观家属的嘟哝,各种声音混杂着,从四面八方涌向我。

怀孕第五个月,我等来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次检查——
 
胎儿长到这个阶段,数据基本都能获取了,如果有畸形,可以立马筛查出。
 
我坐在检查室门外,手里捏着产检本,上面贴了一个绿条,它代表截至目前为止,宝宝是健康的。只有产检结果良好的孕妇才会有。
 
但随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检查从浅入深,我心里渐渐有些不安,毕竟这七个月经历过哪些事,我最清楚。
 
我至今还记得那场关于铅衣的“闹剧”,直到主治医生也打来了电话劝说,那对母女才不情不愿地回房了。
 
我看着她们的背影,总觉得那间白色的正方形房子好像也困住了我和宝宝,一道道辐射像无形的“凶器”。
 
有人期盼它除掉病魔,也有人在被它误伤。

这件事以后,我对放射物质更加敏感了。每次给病人加化疗药,我总要厚着脸皮让同事帮忙,不相熟的就多说几句好话。

作为交换,我会挤出自己的时间,替她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这和以前的我太不像了。
 
没怀上宝宝的时候,我性格挺硬,自己的事自己做,从不麻烦别人,或是低声下气。下了班拍拍屁股就走人,回了家不是健身就是画画。
 
但现在,我心里只装得下一件事:打破“高流产率”的魔咒,让肚子里这个小生命平安长大。
 
十几分钟后,我躺在检查床上,直勾勾盯着屏幕上的一小团人,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她的状况。
 
叹气声就在这时落进我耳中。
 
“有点室缺哦,0.4cm。”主任缓缓开口。
 
我立刻警铃大作,我知道心室缺损意味着什么,可能直接和先天性心脏病挂钩。
 
主任继续补充,0.5cm以下的心室缺口属于小型缺损,是有希望在出生后长好的。
 
但这并没能安慰到我,这个宝宝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到现在的,我太清楚不过了,这意味着所有的希望在她身上都得打折扣。
 
“不放心的话,要不你去生殖遗传科看看?”主任一边建议,一边拿出一个黄条贴上产检本,原先的绿条完全被遮住了。
 
我一下子从低风险孕妇变成了中风险。
 
生殖遗传科就在产科楼下,我拐下楼梯,直奔那里。

怀了孕的女人来这儿,大多是因为染色体异常、遗传性病,以及其他产科没能检查出的情况。
 
我看着走廊上等待的女孩子们复杂的神情,我脑子里蹦出三个字:高风险。
 
“做个羊水穿刺吧。”医生看完我的报告,收起了同事间的亲昵。
 
这是一个创伤性检查,在超声的引导下,一根细细的、长达二十厘米的针头会穿过肚皮、胎膜,直达宫内,抽取羊水再做化验。
 
针插进肚皮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我了解的专业知识也在告诉我:穿刺伤害胎儿的概率微乎其微。

但我仍是僵着身子不敢乱动,心里反复念叨:宝贝快躲远点!别被误伤了。
 
穿刺结果还算正常,但这两次检查过后,我每天一下班就在书房里翻箱倒柜,把念书时的教科书、考试资料都翻出来圈出上面关于胎儿疾病的数据。
 
身边朋友、认识的医生偶尔也会来打听胎儿的情况,每次聊到最后,他们总试探着劝我,现在做掉还来得及,万一生下来有大问题呢?
 
每一次,我都坚定地拒绝了。
 
作为母亲,宝宝已经七个月大了,会顶我、挠我、踢踢我,我能感受到她,就这样放弃,对我们都太残忍。
 
作为肿瘤科护士,每天在病房,我见了太多被“放弃”的人,怎么能亲手掐灭一个还在一点点长大的希望?
 
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想起了主任的话。做超声检查的时候,他曾委婉地建议我去上级医院看看。

毕竟我们医院扎根在三线小城市,超声技师很难有胎儿心脏方面的进修机会,超声机也不够先进。
 
要不去一线城市的大医院试试?
 
这是我第一次抛开医护人员的身份,完全站在一个母亲的立场上做选择。

在肿瘤科五年,眼下应当是我最受关注的一回。
 
一整天,我的手机震个不停,从护士长,到组内领导,再到领导的领导,挨个给我打电话。
 
起因是我在今天早上递交了一份外出申请。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去一线城市做更细致的检查。
 
简短的寒暄过后,所有的谈话都会落到同一个建议上——
 
“疫情一直反复,你还大着肚子,出去安全么?”

“你想想,大家都在忙‘三甲’,你来了一张请假条给院长,会不会对你的印象不太好?”
 
那段时间正好是医院的“大日子”,为了三甲复评,每晚六点刚过,医院大楼比任何时候都安静——
 
各个科室的医护人员都守在办公室里,抱着一大堆工作文件啃读,公休的人也得来加班,普通休息日更是要求全员到岗,每隔两三天就会有一次摸底考。
 
我的请假申请被短暂搁置了。
 
最终,我还是没能离开医院,除了三甲复评这一重大时刻,短短几天,疫情突然爆发了。
 
不少同事签了请愿书,支援疫情一下子分走近半人力,我因为怀孕留在医院,面临着病人和医护人员数量极不对称的情况——
 
所有科室打乱重组,集中管理病人,应对人手不足。

但毕竟床位有限,提高病床周转率似乎成了最合适的选择,如果一个病人的住院周期是五天,现在就得压缩到三日。
 
那段时间,常常是前一个病人还在办理出院,这张床就已经整理好,躺上了新的日间病人,等到快下班,可能还会收治一个等着第二天用药的病人。
 
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开始更加频繁地下蹲、扎针。

即便宝宝不闹腾,我的肚子也像个皮球了,我需要捧着肚子,以0.5倍速慢慢蹲下来,仔细摸索病人的血管、扎针。

等到输液管开始回血,我轻轻松出一口气,衣服贴在背上,湿得透透的。
 
走廊上的病床铃声响个不停,催着我奔赴下一个“战场”。两腿浮肿得像大象腿,每天光在医院里来回跑,我就能积下两万多步。
 
对于肿瘤科的病人来说,药物治疗等同于保命操作,尤其耽误不得。我们只能把抽血、用药全部赶在一天做完。
 
这意味着许多当天开的临时药,譬如化疗药和抗生素,得自己上手配制,再立即给病人输注。

这些药物原本是由静配中心的专业人员调配的,他们的机械化设备更完善,能够最大程度避免医护人员与化疗药接触。
 
但我们没有时间了。大多临时药只能拿到我们自己的调配室里,那里没有通风系统,化疗药水的小分子散得到处都是。
 
我又一次将我的宝宝暴露在了危险之下。
 
放在几个月前,这几乎是我难以想象又避之不及的事,但特殊时候,我得先是一名医护人员,才是宝宝的妈妈。
 
一旦选择站在病人前面,受伤已是无可避免。
 
疫情形势仍在加重。这天我刚上班,科室领导找过来,试探地问:“你看能不能上责任制?”
 
责任制的意思是让我做领班护士,这个职位相当于小组组长,组员负责的病人也得监管,大概是单个人的两倍。
 
除去外出采核酸的,被隔离的,新来不久的,符合条件的人并不多,我知道,如果不是很难,她不会和我开这个口。
 
我俩面面相觑,犹豫、为难的样子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几秒之后,我点点头,答应了。

这样在抗疫一线坚持了一个多月后,一次下班回家,我的肚子突然传来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
 
从家到医院大概六七公里,我却觉得那是我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
 
老公在外地工作,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一手扶着肚子,一手扶墙往下挪步子。每下一层,都要等两只脚在同一台阶站稳了,再继续走。
 
车子停在医院门口的时候,我已经连推车门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记得有相熟的同事过来帮忙。
 
我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但因为是疫情高发期,她临时赶来没有准备核酸,连医院大门也进不来。
 
很久以后,我再回想起怀孕的这段日子,几乎记不得有家人陪着做检查的时候。因为大部分检查都被安插在我工作的空隙里临时做了。
 
这是医护人员的“福利”,也是遗憾。
 
我被推去做了胎心监护,屏幕上显出两条曲线,一条代表胎儿的心率,数值正常;

另一条显示宫缩压力,监测仪刚上,曲线直线上升,我一抬头,宫缩已经显示80+。
 
怀孕七个月的孕妇,宫缩正常值一般在20左右,一旦超过80,就离临产不远了,如果达到100,持续一分钟,基本上可以做好分娩的准备了。
 
七个月分娩的婴儿存活率其实不低,但一想到宝宝有心室缺口,我的心又揪起来——早产对于我的宝宝来说尤其危险。
 
数值还在上升,我能感觉到肚子有强烈的下坠感,每隔两三分钟的阵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宫缩80的疼痛程度接近十级,几乎快赶上人类所能承受疼痛的极限。
 
会不会保不住了?我疼得大脑一片空白,那种心情就像肿瘤晚期的病人拿到病危通知书,难过,却什么都做不了。
 
医生第一时间给我输了硫酸镁,这是治疗先兆流产最常用的药物之一,价格也最平民,一支只要几毛钱。
 
十几分钟后,我的宫缩开始大幅度下降,但不到两小时又开始回升,五六个小时以后,硫酸镁彻底压不住了。
 
“用阿托西班吧。”几乎所有医生说到这个名字,语气里都带着委婉。
 
这是抑制宫缩最有效的药物,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贵,一支药一千元左右,一般用量每两小时一支,一天就能花掉万把块。
 
但它是我当下唯一的选择。
 
用到第三天,就连查房的医生也指着我肚子开玩笑,“这不是简单的‘千金’,是‘万金’了。”
 
我看着手机记事簿上每天记下的用药数量,想到家里还有房贷,忍不住开始给自己算账——
 
输液管子上有一个调节速度的泵,宫缩最厉害的时候,药用得最快,泵速高达24ml/h,稳定之后就降到了16ml/h。
 
我摸摸肚子,是不是加把劲能压到8ml/h呢?
 
年轻的值班医生经不住我叨叨,给我降了泵速,但没过一会儿,阵痛再度袭来,宫缩数值也重新飙了上去。
 
这样折腾了一番,泵速又回到24ml/h,医生再三叮嘱,“没有真正稳定之前,绝对不能再下调,否则连这个剂量可能都不会奏效了!”
 
我不再干预治疗,安心做一个听话的病人。“万金”就“万金”吧,只要宝宝能平安长大,什么都好。
 
医疗费突破十万大关的时候,我终于熬到第八个月,中途做了两次B超,宝宝的心室缺口也在缓慢生长。
 
但我已经没有退路,只能祈祷孩子平安出生。
 
孕期三十八周,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从我肚子里被剖了出来。
“心室可见缺损0.5cm,旁隐约可见2毫米血流。”
 
我仔细读过这行字,旁边,我的小姑娘在摇篮里,两眼圆溜。
 
我放下手里的体检报告,那行字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她看着和正常宝宝没什么不同的,一张胖乎乎的小脸蛋上,挂了两串新月眉,肉嘟嘟的小嘴微微翘起,两侧的耳垂肥厚,像长了对菩萨耳。
 
我调整了下呼吸,又拿起报告,“肺动脉轻度狭窄,卵圆孔未闭。”
 
我好像没法再骗自己,我的专业知识已经帮我做出了判断,这是先天性心脏血管畸形的典型症状。
 
再看小姑娘,只要和她多待上一会儿,就会发现她喝奶总是断断续续的,呼吸里带着几声急喘。

漂亮的脸蛋背后,她的肩膀、屁股、手背上,到处是青紫斑块。
 
我不可抑制地开始惶恐,这样的结果我不是没有想到过。
 
当初劝我的朋友里,有一位骨外科医生,他告诉我人的心、肺、脑为一体,一般情况下,只要这三个里有一个不行,剩下的也不会发育得很好。
 
我能听出话里的意思,他在委婉地劝我放弃这个宝宝。
 
但那已经是一个七个月大的小生命了,我怎么能下得去手?
 
看着眼前这个来到世界才一天的小生命,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错,我替她选择的到底是活下来,还是受折磨?
 
公婆思想都比较传统,一听见宝宝有问题,立刻拉下了脸,嘴里嘟囔着“早知道就不要了,怎么当初就没查出来,这不是害人么!”
 
好像所有声音都在指责我的坚持,我变得沉默,只抱紧自己的小姑娘,轻轻地哄。
 
很多次,我看见她一顿一顿地吃奶,小脑袋跟着上下摆动,好像有一双无形的手扼住了她的咽喉。
 
她吃得费劲,但始终没有停下,我突然意识到:她也在拼命想要活下来。
 
眼泪一下断了线似的往下淌,那一刻,我无比庆幸自己没有放弃她,一丝一毫都没有。

我的小姑娘这么棒,我也该加油。

我开始学着我家小姑娘一样努力吃饭,只有我吃好了,振作起来,她才能有依靠。
 
坐月子期间我的胃口一直不是很好,每次饭菜端来,我看看边上的小姑娘,两眼一闭,各种补品都能灌下去。

以前的“小鸡胃”现在总是圆鼓鼓,肚子挺着几乎与凸出的胸骨齐平。
 
这边我正在打营养基础,新问题跟着来了。
 
因为频繁急喘,小姑娘每次喝奶都喝不饱,顶多睡一两个小时就会被饿醒,哭闹一场,接着循环往复。
 
吃不好也睡不好,这样哪行。我狠下劲来,索性多饿她一会儿,再一次性多喂些。
 
实在不吃了,我忍着心疼弹弹她的脚心,小姑娘哇得一声哭了出来。
 
这样重复过几回,总算给她养成了固定的饮食作息。
 
每天,我都会算小姑娘长重了多少,细致到个位数的增减。月嫂“笑话”我,说就一顿奶的重量,让我给重视的。
 
我仍是盯着,她多长一克我也能高兴好一阵。
 
但这种喜悦没能持续多久,小姑娘快满三个月大时,我发现她的体重停在了一个数上,不动了。
 
她好像停止生长了。
 
相比体重停滞,“三个月”这一时间点更让我感到害怕。
 
小姑娘的体检报告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咨询过医生,得到回复——

心室缺损的情况较为复杂,三个月以内的宝宝太小,一般不会表现出任何症状,只能随时观察宝宝的情况,再采取措施。
 
这种先天性缺陷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当我和宝宝走到第三个月时就会启动。
 
眼下,我们一脚踩中了它。
 
我来不及平复“踩雷”的心情,带着宝宝直奔医院,在平日最熟悉的诊室里,我得到了一个最害怕的答案——
 
小姑娘的症状完全符合“法洛四联症”,这是一种存在四种心脏结构畸形的先天性心脏病,主要病因是家族遗传史,或者孕期受毒性药物感染。
 
不及时干预的话,我的小姑娘生长发育会滞后,呼吸也会变得困难。有90%的患者活不到十岁就会夭折。
 
我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护理专业考试的时候,只不过这一次,我参加的是一场超纲的考试。
 
“法洛四联症”就是那道超纲题。
 
小姑娘出生后这三个月,我以“先天性心脏畸形”作为关键词,研究了大量相关的医学资料,几乎所有轻症心脏病我都吃透了,唯独法洛四联症。
 
我清楚它很常见,但每次都是一瞥就过——我从心底里排斥这个最坏的结果。
 
但终究还是事与愿违。
 
“得做开胸手术,这是保命唯一的方法。”
 
医生这话刚说出口,我的眼眶就红了。
回程路上,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作为妈妈,这种紧张、难过的情绪快要把我吞没了,但我同时也是一名肿瘤科护士,我比常人更知道这种时候该怎么做。
 
我开始给所有相熟的医生朋友打电话,咨询手术的注意事项、风险,整理出一份密密麻麻的笔记。

等打完一圈,天已经黑得差不多了,我又抱着笔记本坐到了电脑前。
 
屏幕上是我找来的开胸手术的视频,我没法陪着我的小姑娘进到手术室里,但我可以在详细了解手术过程后给她最好的护理。
 
视频中,不大的手术室像一个毛线团,机器的各种线路交错。躺在最中央的小孩被六个医护人员围着,胸骨袒露。
 
一把电锯将胸骨劈开、截成两段,鲜血顺着接上的管子往外流。
 
注射入一种特殊液体后,心脏停止跳动,医生切开心壁,在缺损处加垫片缝合。
 
一针、一针,我下意识屏住了呼吸,视线紧跟着针头,手心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冒了汗。
 
视频进度还剩三分之一时,那只有油桃般大小的心脏已经不知道被切了多少刀,我不忍再看,松了松拳,按黑了屏幕。
 
我的小姑娘正在一边睡着,我把她抱过来,手附在她心脏的位置。
 
“咚咚——”不重的声响触上我的掌心,我一下子深吸进好几口气,仿佛汲取到了力量。
 
在反复开关几次视频后,从治疗到后期护理的全部过程像刻进了我的脑子里。
 
我觉得自己已经和小姑娘一起,做好了面对这场手术的准备。
 
大年初六,原本是团圆的节日,但因为疫情管控,我一个人带着小姑娘住进了病房。
 
在肿瘤科多年,职业习惯让我对治疗环境格外敏感。尤其是多人病房,如果消杀不到位,很容易引发感染。
 
隔壁床的女宝宝刚咳嗽两声,我心里立马响起警钟,试探着打听了一下,对方竟然是从感染科转过来的,之前一直住在隔离病房。
 
我琢磨着要不要换个房间,单人的最保险,但很快就止步于五千五一天的高价,只能想办法做足自身防护——

有时候是拿床帘挡一挡;对方在病房里活动时,我就抱起小姑娘去走廊遛弯。
 
她每隔两个半小时喝一次奶,每次喝完奶的半小时后换尿不湿;我则为了保证奶水充足,每四小时吸奶一次。

加上温奶、清洗这些零碎活,通常我每次休息不超过两个小时。
 
有几次夜里起床,望着走廊站岗的护士,我一瞬间好像回到了在我们医院上夜班的日子。
 
这一幕,在眼下这个就我和宝宝两个人的大城市里,让我倍感亲切。唯一的区别是,我现在的护理对象,只有我的小姑娘一人。
 
手术开始进入倒计时。
 
术前八小时需要空腹,我把小姑娘放在床上,用手遮住自己的脸,再拿开冲她笑,反复几回,她被我逗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咧着小嘴。
 
我用这种方式让她暂时忘记了喝奶。
 
但五个小时以后,小家伙饿得什么都哄不住了,一个劲儿地哭,我陪着她,一下一下拍她的背,另一手抱着轻轻地颠。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哭得没了力气,脑袋倒在我肩上,沉沉睡去。
 
我抱着她又走了几个来回。
 
从怀孕到现在,我们已经打破了“高流产率,高死亡率”的传言,现在只剩眼前这场仗。
 
我对我的小姑娘有信心,她真的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宝宝。


小姑娘进手术室三小时后,我在一个四平米的沟通室里见到了主刀医生。
 
对方面色平静地向我介绍了手术的过程,语调带着几分放松。但身为同行,我能够一眼看出对方脸上透出的疲惫。
 
我平复着情绪,没再多问。
 
这艰难的第一关,小姑娘算是过了。但我心里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战役结束,紧接而来的第二关:术后观察,才是最熬人的。
 
有些病人因为心肺功能恢复得不好,呼吸机一直取不下来;还有各种并发症,严重的院内感染,都会成为小姑娘活下来的障碍。
 
从小姑娘进监护室起,我和她每天唯一的联系,只剩下一通两分钟的电话。
 
每天三点,护士会通过电话向家属说明病情。我大早上赶到监护室门口,已经有几位同病房的父母在了。

我们像一条重症陪护阵线,心里都揣着同一份祈盼——
 
离自己的宝宝近些,再近些,也许这样就能给他们带去一点力量,帮他们渡过难关。
 
接近三点,电话声开始此起彼伏。
 
我应该是所有人里最紧张的一个,作为医护人员,我深知这些电话的规律——

通常,护士会从病情轻的,情况稍好的开始通知,越往后情况往往越糟。
 
我身边已经有几个家属接起电话,我一边等着,一边安慰自己,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但同时,又控制不住地回想起几天前的那一幕。
 
和我的小姑娘同一病房的女孩,不过四岁,做的也是开胸手术。
 
出监护室的时候身上挂满录音机大小的镇痛机子、指头般粗的引流管、电极片,还有输液针,露出的几小块皮肤上血迹斑斑。
 
她妈妈伸出去抱她的手一直打颤,想碰又不敢碰,而孩子盯着看了几秒,哭喊着,“我不要妈妈!”
 
孩子只记得是妈妈亲手送她进那个小屋子的,又让她一个人被困在了床上这么多天。
 
我的小姑娘会不会怪我呢,从还在肚子里开始,我就没让她过过几天好日子……电话突然响了,我赶紧接起来——
 
“呼吸机已经拿掉,但宝宝感染了肺炎,不重,暂时还出不了监护。”
 
我心里最大的石头落下了。

往后几天,我仍然每天守在监护室门口,总觉得离得近了她就能感受到妈妈在陪着她,不是让她一个人面对这些痛苦的。
 
手术后第三天,我总算见到了我的小姑娘,她瘦了,那些插管挂在她身上,垂下来,显得特别沉。

她看见我,小嘴立马瘪了,泪珠子不停往下掉。

我太想抱抱她了,但我清楚宝宝刚出监护室,免疫力弱,很容易被病菌二次感染。我只能悬空着趴在病床上,屏住呼吸看她几眼。
 
就这样看着她平平安安地长大吧。
 
那一刻我由衷地这么想。


按理来说,一周以后小姑娘就该出院了,但常年的工作经验让我嗅到了一丝不对劲。
 
连续几日,小姑娘总是没有理由地哭闹,怎么哄都哄不好。

我观察她的血氧饱和度,只有90%-92%,相比正常人的95%-100%,这个数值明显有问题。
 
我赶忙去找医生,要求给宝宝再做一次全身检查,这次的结果一出来,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小姑娘被确诊为气胸。
 
正常人的胸膜腔内没有气体,小姑娘的胸壁大概是在手术中不小心受了创伤,空气从破损处进入腔内。
 
肺部遭到压迫,体积缩小,会产生胸闷,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呼吸困难。
 
结果确定后,医院立刻给小姑娘做了胸腔闭式引流,把多余的气体排出来,让肺部重新张开。
 
小姑娘又恢复了往日爱笑的模样,那一刻,我无比庆幸自己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
 
现在,小姑娘的生长发育仍然没能达到正常水平,需要定期体检、复查,直至心脏完全发育成熟。
 
她还是那个带着点缺陷的宝宝,也在带着我的遗憾一点点长大,但我知道,最难的关已经过去,我们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也重新回到肿瘤科上班,每天继续陪那些生命末途的人走一段路。遇见“不听话”的,我仍然需要重复很多遍注意事项。
 
我也试着问自己:如果再来一次,我会不会选的不一样?不一样的科室?又或者,因为这份工作放弃我的小姑娘?
 
我想起还在肿瘤科实习那会,我比这些病人更脆弱。

得知一位大爷患上了恶性肿瘤,我直接跑到病房去看,老人家一转头,我先掉下两行泪。
 
给大爷扎针时,我手拿着针筒打颤,带我的老师一眼瞪过来,就要上手帮忙,被大爷按住。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小姑娘,再来一次?”
 
后来的五六年里,我遇到过很多像大爷这样的病人,也遇到了许多麻烦、冷漠的病人,受过委屈,但更多地是被给予尊重。
 
我记得有一个患了鼻咽癌的年轻女孩,她的半张脸都溃烂了,做完手术以后,左眼只剩下一个空空的洞。

但每次我去做护理,她还会朝我极小幅度地弯弯嘴角。
 
那已经是她能做出的最好看的表情了。
 
我当时就知道,自己没选错,我喜欢这些从最深、最疼的地方生出的善意和希望。每次看到他们,突然就觉得自己这些事都不算什么。
 
我曾亲眼目睹过那样的痛苦,也亲眼见证了那样的绝望都没能打倒我的病人们——这个职业给了我勇气去面对一切。
 
“肿瘤科护士”这几个字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我是这些奇迹的见证者,更是守护者。
 
再来一次,一切选择还会是一样的。
 
我已经有了答案。


好像绝大多数人都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一切能重来,会不会不一样?

茧茧的答案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罗拉快跑》。

女主角为了营救男友,在二十分钟内竭力奔跑。她一共跑了三次,凭着本能反应对抗危机。

但结果是,她无法影响和预知他人的选择,得到了三次不一样的结果。

这个世界和构成它的一切总是充满变数,在这样的环境里,茧茧选择不回头,罗拉选择拼命奔跑。

她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和意外,直到发现,什么才是支撑自己跑下去的东西。

那些曾让茧茧感到痛苦的东西,也在她最难熬的时候给了她力量。

这也许是一个带点遗憾的故事,但我在里面看到了很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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