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短篇故事

北京最惨打工人:上班上到脑组织破碎,家人也盼着他早点死

作者:陈拙
2022-05-19 17:58

我听过一个挺可怕的都市传说:

很多电线杆上,都贴着给老人招护工的小广告。有的会特意加一句“没干满一月,同样按每月2万结算。”

有人专挑带这句话的小广告应聘,而他们照顾的老人,不出一星期就会突然去世。

这些护工名义上是去照顾人,实际上是去帮雇主把老人弄死。

后来我跟神经外科医生杨正经提起这事儿,他说这还真不是都市传说。

对于长期瘫痪在床的病人,稍微出点差错,就会变成一场“合法谋杀”。

杨正经就亲眼目睹过一场这样的“谋杀”,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拼命救回来的病人,死在了自己面前。

人的脑子受到严重撞击后,因为骨折、出血、脑损伤,会出现一种非常危险的临床危象,叫做脑疝。
 
此时的脑子就像是放了酵母的面团,在颅骨里慢慢涨大。脑疝初期,由于脑子肿胀的体积比较小,不会产生太大的压力,此时也是手术的最佳时机。
 
等到脑疝中后期,脑组织会肿得很大,就像面团吸收了过多的酵母,最终,脑组织想要冲破这个大盆——颅骨。
 
然而,脑组织极软,但颅骨却硬,就像面团遇到铁盆,始终无法冲破。
 
但如果把颅骨打开,脑组织织就会不受控制地突然向外鼓出来。  
 
2019年10月12日晚上,我开了一颗正发生脑疝的头颅。
 
那是抢救车送来的一个工地工人,昏迷不醒,穿着破旧的衣服,浑身上下都是土。
 
他四肢强直,一侧的眼睛肿成青紫色,扒都扒不开,另一侧好不容易扒开,但瞳孔已经开始扩散。
 
我初步判定他是因头部遭到重击,导致的重型颅脑损伤,生命体征非常差,用力喊叫他,没有任何反应。
 
正常人的意识评分是15分,他的评分只有4分,比最低的3分只高了1分。
 
脑疝初期,人的血压会升高,脉搏却慢而有力,这是最佳的手术期,越往后期发展,手术就越难做。
 
当时,病人的心率已经很快,达到130次/分钟,血压却不算很高,并且在检查的过程中有所下降,达到160/97。
 
这意味着,他正由脑疝初期转向中后期。
 
这样一个重伤患者,在经过手术,以及两个月的治疗后,居然渐渐好转,恢复了意识,连我都觉得是个奇迹。
 
但就在这时,有人当着我的面,在病床上“杀死”了他。我目睹了一切,却无力阻止他的死亡。


这个叫李红旗的患者,生命力格外顽强。
 
手术时,刚打开他的头颅,我们就发现红旗的脑组织已经被摔烂。
 
手术全程我们都很紧张,期间,红旗的心率曾升到过180多次/分钟,大概3个小时后,才终于成功去掉他很大一块头骨,给脑组织减了压。
 
从死亡线上回来后,红旗躺进了重症监护室。
 
第二天,警察联系上了他的家属。红旗的老家在东北,家里人说要准备准备,一天天过去,人始终没出现。
 
直到一个星期后,红旗的三兄弟,三个魁梧的男人,终于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领头的大约60岁,一张长脸,肤色黝黑,身上肉很少,皱纹多,眉毛比较浓,说起话来,两颗门牙微微向前凸。
 
10月开始,北京天气也冷了,他穿了件黑色皮夹克,戴了一顶貂皮帽子。
 
后来,我每次找他谈话或交待病情时,他一进办公室,总会先双手摘下貂皮帽子,把它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貂皮帽子和两个兄弟不紧不慢地坐了下来,刚坐定,他就严肃地大声说:“你就是杨大夫啊,我是李红旗的大哥,我弟怎么伤成这样?我能去监护室看他一眼吗?”
 
我和他们三人戴好口罩、帽子,进了监护室。
 
我第一次见到家属探望重伤昏迷的病人时不紧不慢的。
 
绝大部分的家属,在探望时都会像电影里那样,一进门就扑到床边,拉着病人的时候,甚至还会嚎啕大哭。
 
而这三个兄弟,缓缓踱步进去,绕着红旗的床转了一圈,上下打量,包括监护仪、呼吸机等仪器。然后才开始仔细看红旗,但什么话都不说。
 
站在床边看了老半天,貂皮帽子才像是自己问自己似的说:“这是我老三吗?瞅着不像啊。”
 
红旗脸部的肿胀已经消下去一些,但眼睛仍然青紫,头被纱布一层层紧紧包裹着,分辨不出具体样貌来。
 
我连忙解释,是因为红旗现在身上还没彻底消肿,肯定不太好认。
 
他们仨没理我,自顾自地翻了翻红旗的手,当时红旗身上插着管子,手臂埋着留置针,但貂皮帽子的动作不轻,像是翻腾家具找丢失的物件一样。
 
直到看见了他手臂上,那个说不清是什么图样的纹身,貂皮帽子才确认,躺在床上的人是他们的兄弟。
 
过了一会儿,貂皮帽子慢悠悠从袖口里伸出了一根手指,戳了戳红旗的手,喊着:“老三啊,我们来看你来了,我是你大哥啊!”
 
叫了半天,红旗也没什么反应。三兄弟还是情绪平淡,甚至面部表情都没发生变化。
 
待了一会儿,刚出监护室大门,貂皮帽子突然抹脸大哭:“我这弟弟啊,怎么这么命苦啊!我的弟弟啊......”
 
见貂皮帽子一哭,旁边的另外两兄弟也跟着哭了几声,但一听就知道是假哭。

我正寻思他们想干什么的时候,抬头看见工头正朝这儿走,才明白这三兄弟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红旗刚送进来的时候,是一群工人陪他来的。
 
其中工头是个年轻人,穿一件比较正规的衬衫,手里还拿着厚厚的大衣。他说,红旗没结婚,无儿无女,出事时,正在工地干活,突然从四五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
 
他一直在问我红旗能不能救活,我以为他挺关心工人,于是让他赶紧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但他却坚决不肯。
 
最后,还是医院总值班的老师先签了字,我们才能手术。手术后,缝合头皮的时候,主任提醒我,跟工头打交道时一定要小心。
 
因为如果红旗救不活,工地能省下一笔医药费,并且能拿这笔医药费赔偿家属,既省钱又省事;
 
相反如果红旗被救活,后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多半是需要工地负责,还要和家属协商。
 
我这才恍然大悟,虽然工头一直在问红旗能不能活,但他其实并不想红旗活下来。
 
红旗的三兄弟到医院后,和工头一起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告诉他们,虽然红旗的命救了回来,但后续的治疗还会花费一笔不小的费用,需要他们先把这部分钱补齐。
 
貂皮帽子问我,到现在一共花了多少钱?
 
我如实告知,术后,红旗账上的欠费就已经接近6万,他入院时,工头除了没主动签字以外,费用也只交了2万,欠费太多,必须尽快补齐。
 
我们医院不会因欠费而停止手术和治疗,但也不会一直容许病人欠费。当病人经过抢救,生命体征慢慢稳定下来时,医生就会开始催费。
 
红旗经历的是开颅大手术,有多次、轮番的抢救和输血。术后,他需要补充大量白蛋白,一天用8瓶,一瓶价格在500元左右。
 
貂皮帽子稳定了一下情绪,转过头看着包工头:“这个费用该由你们工地出吧,难道还好意思让我们家属出?”
 
我一听这话,愣了。
 
自己的弟弟已经伤得面目全非,他却在关心治疗费由谁出。
 
工头似乎也察觉到什么,凑到貂皮帽子跟前,笑嘻嘻地说:“李大哥,我也姓李,咱们也算‘同姓中人’。我积极和你们取得联系,就是为了红旗下一步治疗啊。”
 
说着,递给貂皮帽子一根烟。
 
这种假惺惺的表演我实在看不下去,立马呵斥他们说医院里不允许吸烟。工头这才谄媚地笑着,又把烟收了起来。
 
见貂皮帽子和工头都没作声,我告诉他们,不管怎样,病人后续的治疗医院这边都会跟进,但是钱的事情,需要你们来想办法。
 
随即,我打发他们离开了办公室。
 
三个星期后,红旗的欠费已经近15万。
 
我每天都要催费,工头的答复一直都是“工地正在想办法”,家属的答复也一直都是:“一切由工地出钱,我们哪有什么钱啊?”
 
我只能打数次报告上去,坚持帮红旗申请白蛋白。每次,我拖着自己跟上级领导欠下的人情,最多能帮红旗争取三五天的药用量。

虽然一切治疗我都在尽力跟上,但红旗的气管插管还是没办法撤掉,他的痰液吸不出来,自己也没力气咳出来。
 
痰液长久淤积,变成了黄色粘稠状。如果再这样下去,下一步就只能对红旗进行气管切开术了。
 
当我去找貂皮帽子谈这件事时,他坚决不同意签字。在他的意识里,人切了气管就不完整了,而且会耗损元气,离死也不远了。
 
我一时不知该拿他怎么办。
 
事实上,他们三兄弟来医院的这些日子,对红旗一点也不上心。
 
他们几乎每天都是上午过来点个卯,下午过来走个过场。有一次,都早上10点多了,这兄弟仨才晃晃悠悠地过来。
 
反而工头那边来得更勤一些,但每天也只是来看看,并不多问,也没要求进监护室看看红旗。
 
我最后是从工头那里找到了说服貂皮帽子的办法。
 
一天下午,我正在写病例,工头笑嘻嘻走过来给我打招呼,又一次问我红旗的恢复情况。
 
这段时间我观察过他,只要听到我说红旗病情平稳,他似乎就很失落;听到要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就很放松。
 
所以,我故意说红旗的病情基本快平稳了,但最终恢复得如何,还要再等至少两个星期才知道。
 
工头渐渐面露难色,告诉我,自从这三兄弟来了以后,他找了高档酒店,每天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但这三个人也不着急,再这样下去三兄弟的食宿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原来是工头撑不住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往我手里塞东西。我低头一看,是一盒香烟,赶紧拒绝了。工头见我没要香烟,收回了手,主动跟我吐槽起红旗那三个兄弟来。
  
三兄弟并不关心红旗的伤情和死活,工头也能大概猜到为什么。
 
很早的时候,他就听说,红旗之所以到城里打工,是因为父母分房子的事情,跟家里的四弟闹掰了,索性大吵了一架,离家出走。
 
听了这话,我才反应过来,从这兄弟几个来到医院至今,老四的确从没说过什么话,每次探望红旗时,也总是站在一旁板着脸。
 
在和工头聊过后,我知道貂皮帽子其实并不在乎红旗死活,而是怕拿不到赔偿金。
 
所以,我开诚布公地告诉貂皮帽子,如果红旗现在就死了,法医的鉴定结果还没出来,肯定还要送去尸检,到时候鉴定成什么样子,谁都不知道,说不定还会扯上官司,一直耗着,谁也别想拿走一分钱。
 
但是,如果红旗活着,事情可能会变得简单很多。
 
貂皮帽子听我这么一说,好像明白了什么,在气管切开的同意书上签字了。
 
在行气管切开术后,红旗的痰液被顺畅地吸了出来,他整个人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三个星期后,他就从监护室里转进了普通病房,并且脱了呼吸机。
 
有一天,我例行查房时,红旗竟然睁开了眼,醒了。

曾经,我一度以为红旗会变成植物人。因为,像这样颅脑损伤非常之严重的病人,50个估计会死掉40个,另外10个,多半就是植物人。
 
我从没奢望红旗能醒,但他却用一次又一次的睁眼,在表现着自己生命力的顽强。
 
红旗刚醒来的一星期内,只能做出睁眼、手指略微勾一勾的动作。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尽力配合我。
 
每天查房,我会花5分钟的时间呼唤他。
 
我在他床前弯着腰,喊:“红旗!睁眼”,他就慢慢睁开;当我再喊:“很好!红旗!闭眼”,他就又慢慢闭上。
 
依据红旗每天的反应,我一次次调整医嘱,更改抗生素剂量,帮他控制体温。这些指标每天甚至每隔几个小时,就会发生变化,所以,需要勤观察,勤调理。
 
让我再次体会到求生的决心,是经过一个星期的调理,我眼睁睁看着红旗脸色,从起初的苍白、黯淡,变得开始有些血色了。
 
这对于一个生命状态满分100分,却只能拿到20分的人而言,已经很难得。
 
所幸,红旗一直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他的生命力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一丝蓬勃的意愿。
 
起初是慢慢扭头;后来,可以自如地眨眼;再后来,没有发生偏瘫的身体一侧的手,也可以在床上来回略微动一动了。
 
半个月后,红旗原本呆滞的目光,有了神采,他的眼球可以追着人指的方向看。
 
状态更好的时候,没有瘫痪的那只手,可以听着指令,慢慢比划出“1”和“2”的手势,头部去掉骨头的地方开始慢慢凹陷,这说明脑内压力慢慢降了下来。
 
看到自己的兄弟清醒过来,三兄弟起初也很高兴。貂皮帽子还忍不住地向我炫耀,说他弟弟从小就命硬,伤口愈合特别快。
 
但是有一天,他们从我的办公室离开,我清晰地听见貂皮帽子在外面骂我。
 
“这他妈的小逼崽子,每天都吓唬我。老三命硬,小逼玩意儿还整天说什么病情危重,依我看,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钱。”
 
从那天开始,每天交待完红旗的病情,三兄弟从我办公室出去后,我都能清楚地听到他们骂我的声音。
 
没过多久,我发现不仅我遭受了三兄弟的谩骂,那位工地雇佣过来,每天都细心照料红旗的护工,也无端端被三兄弟训斥。
 
我问她被训斥的原因,她也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为什么每天按时按量给红旗喂饭,定时定点给红旗翻身、擦拭,却换来了家属的强烈不满。
 
正当我想试着找工头问问其中缘由时,发现工头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医院了。并且,曾经和他剑拔弩张的三兄弟,现在也很少提到工头了。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貂皮帽子三兄弟,在医院的走廊里跟一名律师攀谈。
 
医院里,尤其是住院病房的附近,经常有律师称自己可以帮病人家属打官司。后来,我也趁空闲的时候抓了个律师问,红旗的情况会怎么处理。
 
律师告诉我,现在红旗活了下来,虽然工地会将赔偿费、治疗费等等一次性付清,但红旗住院时间越长,花费就越多,三兄弟最终拿到手的钱就越少。
 
所以,三兄弟就是盼着红旗早点死,谁越关心红旗的病,越好好照顾红旗,他们就越看不顺眼。

红旗入院两个月后,工头终于再次出现,但他却一改从前温顺的态度,强硬地要求我,把能给红旗停掉的药都停掉。
 
他告诉我,警察那边的酒精测试结果出来了,红旗没有喝酒,监控里也看到没人推他,大概率是他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
 
我非常无奈,当时,红旗除了消炎药、化痰的药,和不能停用的口服抗癫痫药外,已经没有太多治疗的药物了。
 
要知道,靠着坚强的意志力和求生欲,红旗的生命已经从微弱的20分,走向了及格的60分。
 
转入普通病房后,他的治疗费用也骤减,一天大概在1500-2000元,比起住在重症监护室的那段时间,每天的开销只相当于原来的十分之一。
 
我试图再次沟通,用红旗将来能恢复到生活自理的美好未来,来告诉他们的哥哥,红旗好好治疗,还有未来。
 
然而沟通了3次毫无效果。
 
此刻,那个牵连着红旗生命的终止符,就在摆在我的面前,工头和三兄弟都急切地希望我干脆利落地按下去,叫停这一切。
 
我怎么可能亲手救了红旗,又亲手断了他的药,我只能敷衍他们。
 
最初,红旗一天要输5000-6000毫升的液体,有一部分是补液,一部分是必需的消炎药、调养药物。
 
所以,我只是把那部分补液稍微减少一些,这样每天交费的单子上,也还是会显示少用了一些液体的,但坚决不停掉治疗药。
 
坚持了一段时间后,确认红旗不再需要用这么多液体药物,我才把他的液体逐渐都停掉,每天只开些消炎、化痰的药。
 
我还一次次把报告交给领导,让领导知道红旗的处境,酌情处理。
 
见我没有停药,三兄弟自己开始行动了。他们辞掉了来照顾红旗的护工,声称他们会轮流亲自“照顾”自己的亲兄弟。
 
那时的红旗,已不再主要依靠药物治疗,而是更多依靠人的照顾,让身体慢慢恢复。
 
他已经很瘦了,虚弱地睁开眼睛看着自己的兄弟们,可这些人却连给他擦拭身体的想法都没有,只是消极敷衍。
 
长期卧床的病人,怕躺久了会生褥疮,所以需要有人每天给他们定时翻身、拍背。这些活儿平日里护工们都做得非常好。
 
但辞退护工后不到一个星期,红旗的后背和后腰就已经被压红了。
 
吸痰的工作这三兄弟也没好好做,随之后来的就是消瘦、贫血、营养不良。
 
貂皮帽子三人通过这些方式,表面上在照顾红旗,实际上不付出任何行动。我经常下午给他们打电话,换来的却是:“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很快,红旗开始发烧,患上了误吸性肺炎,原因就是喂食没喂好,食物呛到了气管里。
 
如果此刻,红旗可以再进监护室,用上呼吸机,还是能救回来的。但是三兄弟见状,马上签了放弃使用呼吸机、进入监护室的同意书。

我眼睁睁看着这一切,无能为力。
 
作为医生,我一直认为我们有着救助他人的能力和使命,却没想到,我会因为想要救一个人,而四处寻求他人的帮助。
 
那天,红旗的家属在放弃治疗的同意书上签字时,我甚至在期待,万一有个极好心的人出现,说他愿意救红旗呢?
 
这个人愿意承担红旗的治疗费用,并且也让三兄弟拿走那笔他们觊觎很久的赔偿款,如果这样的话,红旗会不会就活下来了?
 
但仅仅过了一瞬间,我就意识到自己一定是陷入了幻想。
 
曾经,我在一个平台网站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一个孩子得了视网膜母细胞瘤,好心人捐了很多钱给他,想让孩子的父母带他去看病。
 
但父母却拿着这些救命钱,给孩子的弟弟买了好东西,最后这个孩子不治身亡。
 
我一直以为,医院存在的意义,是给那些想活下去的人一些希望的,可现实却不是这样。
 
工作几年,我渐渐对“治病救人”有了新的思考,所谓医生能“救活”病人,但病人最终是否能真正被“救活”呢?
 
一个令人无力的事实是,送进医院的重病人,就算被医生通过手术,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也很有可能会在术后的任一时刻,被合法地“杀死”在病床上。
 
几乎和红旗一模一样的例子,我的一个同学曾接管过一个老太太,照顾她的护工因为按时按量给她饭吃,而被她儿子骂,最后被辞退,这导致老太太很快就病逝了。
 
得知这件事,我们医院几乎所有的医生都非常气愤,私下里不知道骂了老太太的儿子多少次,然而,除此之外,医生确实也毫无办法做更多了。
 
比这更极端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2007年11月,朝阳医院有一名产妇临盆,当时产妇还患有严重的肺炎,心脏正迅速衰竭。为了救命,医生提议对其施行剖腹产手术。
 
但产妇的丈夫却陷入了犹豫。他认为妻子不至于做手术,随着劝说的人越来越多,他甚至认为医院是拿手术作为欺骗自己钱财的幌子。
 
为了打消产妇丈夫的疑虑,医护人员申请了绿色通道,医生也愿意免费给产妇施行剖腹产,还叫来了警察。
 
最终,产妇的丈夫却直接写了“拒绝剖腹产手术,后果自负”这几个字。产妇和孩子因难产,一尸两命。
 
因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当病人有家属或关系人时,如果医院要对其实施手术或特殊检查、治疗时,必需征得患者同意,取得家属或关系人同意并签字。
 
否则,医院就无法进行任何治疗。
 
这件事曾受到多方报道,孕妇家属后来还把医院告上了法庭。最终,医院胜诉,被判无过错。
 
但相反,如果医院当时不顾孕妇丈夫签字,强制抢救,一旦出现意外,将会是重大错误,必定会败诉。

红旗躺在那里,面色死灰,张大嘴巴在努力呼吸。
 
可是他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半天才能张开下颌,使劲儿吸进去一口气,双眼没有光芒直勾勾地看着天花板,额头和鼻尖渗出来很多细小的汗珠,身体不停地微微颤抖。

肺炎出现几天后,留给红旗的时间就不多了。
 
我非常无力,这场漫长的博弈,眼见着就要输了。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是,红旗又失去了意识,所以感觉不到痛苦。
 
入院第70天,红旗离开了人世。
 
按照司法程序,虽然死亡原因很明确,但是还是要对尸体进行尸检。红旗去世之后,很快就来了车,把人拉走了。
 
看着远去的红旗,我久久不平静。我就在想,救这种病人到底好还是不好?
 
如果当初,我稍微不认真些,可能他根本就下不去手术台,或许他既不会有后来的痛苦,也不会了解这个世间的人心险恶。
 
现在,我把他救回来,他在世上多待了几个月,但也没法行动,生存质量很差,而且还亲身经历了人性的深深恶意。
 
有时候想想,人一旦因为重病进医院,生死可能就由不得自己了。剩下一切,就像是在赌,照顾自己的人能不能经得起人性考验。
 
我以为,红旗离开后,我不会再跟他这三兄弟有任何交集,没想到半个月后,貂皮帽子又站在了我面前。
 
这次,他一改往日的傲慢无礼,满脸堆着笑,让我给红旗开死亡证明。
 
那段时间,死亡证明的开具,管得非常严格。只要涉及纠纷的,必须尸检,再由尸检中心开具证明。
 
红旗的案子最后只被视作是简单的工伤案件,做了尸检,也确认符合颅脑损伤死亡,却不给开具死亡证明。
 
家属和工头都签好了赔偿协议,只是没有死亡证明的话,派出所没办法给红旗注销户籍,赔偿款也没办法到那三兄弟手里。
 
按照流程,家属如果选择了尸检,那么医院医生是没义务再出具死亡证明的。我实话告诉他,这事儿我办不了,需要他跑一趟医务部问问。
 
过了几天,我再次见到貂皮帽子,他带着医务部的意见来找我,医务部最终同意让我给他开具红旗的死亡证明。
 
那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坐在办公室。办公室里出奇的安静,我们什么话都没说。
 
死亡证明,一式三联,需要详细写清楚死者的户籍信息和居住信息。貂皮帽子从兜里掏出来一张证件,放在桌上推给我。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红旗的身份证——照片里的红旗是年轻的样子,小寸头,非常精神。

入院两个月以来,红旗身边的人根本不在乎他,以至于我都没看见过他真正的模样。
 
直到今天,我想到照片里的他,仍旧不知道,我们怎样才能阻止这样一种死亡。

我曾在网上看过一条新闻,80多岁老人家属放弃治疗,医生哭红双眼:他还有救,特别难过。

那位医生说,人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作为医生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

点赞第一的评论却让我心口一凉:你心痛什么,手术费不贵的话,谁会放弃!

历史重演,决定红旗生死的,也是一笔钱。

真正该决定自己命运的红旗,却一直躺在病床上,挣扎求生,不能开口。

我问杨正经为什么要记录这个故事。

他说,那些明明有钱,家里却不给治疗的患者对活下去的渴望,他都能看见。

如果有些人,非要将自己亲人的生命和金钱做比较,那他作为医生能做的,就只剩救人的事,如果连救人的事也难以做到,之前有鲁迅弃医从文,他也可以效仿。

我们总要为“红旗们”做点什么,哪怕只是写下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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