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短篇故事

有种女性更容易得的病,治疗方法之一是用针穿过眼睛

作者:陈拙
2022-05-21 09:41

今天的故事,让我想起之前的一次网暴。

一个医生拒绝冒着生命危险,给患有艾滋病的病人做手术。事情公开后,许多人都骂那个医生“没有医德”。

但也有人说,这位医生不过是做了一个忠于自己生命的选择。

救人很重要,但代价超乎常人,要怎么选,我想是人都会犹豫。

我的作者杨正经,就曾亲历过一场这样的事件。2012年他的导师遇到了一位患者。

如果接手,意味着医生要在手术中忍受整整6个小时的辐射。

而且稍有不慎,患者就会死在他手上,医生将搭上自己半辈子的好名声,和顺畅的职业生涯。

而在此之前,这种手术全世界仅有四例,还从来没有一位中国医生成功过。

所有人都劝他不要做。

2012年6月11日下午,中国最好的神经外科医院之一,介入科导管室的手术房间外,聚满了医生,将近20人。
 
他们准备围观一台手术。
 
手术房间和普通外科手术室不同,呈五面体,三面是墙,一面是门,第五面是一个透明的大玻璃。

20个医生几乎是科室的所有医生,他们放下工作,在狭窄的通道并排站立,睁大双眼,往大玻璃中央挤,以抢占最佳观摩位置。
 
离开始还有半小时,手术台上,病人已经睡着了。一盏释放大量辐射的黄灯,不久后将会亮起。
 
有7名医护人员,在忙着做术前最后的准备——检查电子医疗设备的连接情况,监测病人的生命体征,清点要用的器材。
 
我是其中一员。
 
看到外面黑压压的人群,我额头有些冒汗,不知道手该放哪,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在我身旁,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却不慌不忙,时而整理铅衣,时而略显轻松地踱步。
 
这是一台世界级难度的手术,也是国内的第一台。为了这一刻,主刀医生已经准备了12年。


在我们医院的介入科有“三驾马车”,是领域的佼佼者。三人在诊疗观念和方式上各异而互补——
 
有一位极保守,稍有风险的手术,都会考量几番,不轻易收病人;另一位恪守中庸,说话做事讲究规矩,力求不越雷池。
 
还有一位,就是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姓姜。
 
他是山东人,身材高大,偏胖,国字脸。最引人注目的是右眼,因为疾病原因,右眼皮无法完全睁开,像被蜜蜂蛰过。
 
相较于其他两位,姜老师算得上“冒险王”,对那些偏难怪的、风险系数高的、罕见的手术,总抱有热情。
 
神经外科的“介入治疗”是用微创代替开颅,用来治疗病人脑子里的疾病。看似创伤小,风险却大,是普通开颅手术的四倍以上。任何环节出现瑕疵,病人都可能非死即残。
 
2012年,姜老师主刀的这台手术所用的术式,在全世界成功实践的仅有4例,都是国外医生完成的。
 
得知姜老师准备施行手术,其他“两驾马车”认为不妥,都反复找到姜老师,试图劝阻他。
 
“老姜啊,别折腾了,咱们都这把年纪了,安分守己做常见病手术不好吗?这个手术风险有多大,你又不是不知道,一旦失败,名声没了不要紧,你是要担责任的。”
 
两位专家之所以这么说,不仅是因为手术风险太大,也是源于姜老师的确曾吃过亏。
 
2010年左右,一个10岁男孩脑血管畸形,男孩的母亲带他四处寻医,但多家医院都告知无法,母子二人走投无路之际找到了姜老师。
 
母亲哭得伤心,男孩做任何检查皆不抱怨,懂事也活泼。姜老师因此犯难,思考再三,还是收治了。母亲千恩万谢,信誓旦旦,无论什么后果,都愿自己承担。
 
但等来的却是噩耗——男孩血管太过迂曲,穷尽招数也无法干掉全部的畸形团。术后不多日,颅内大出血,命没保住。
 
众人都心痛不已,姜老师极力安抚男孩母亲,解释引发亡故的原因。然而,母亲态度大变,接连数日,在院内各处拦截姜老师,又哭又闹。
 
后来,姜老师深陷官司风波。据说,最后以他个人赔偿家属损失告终。我不知道详细数额,大几千到上万都有可能。
 
医生们心照不宣的道理是,如果一台手术成功率极低,且失败就可能自掏腰包赔偿,甚至会陷入舆论泥泞的话,就不值得做。
 
这次手术的病人跟此前失败案例的情况极为相似。但姜老师总“屡教不改”,任凭另两驾马车和其他同事如何劝阻,也没能拦得住他。
 
和他一起接诊病人的正是我。

第一次见到病人桑女士我就被吓到了。
 
那天我跟姜老师一起出门诊,呼叫铃叫到她后,她在丈夫的搀扶下推门而入。等她走近坐下,抬头看我们,我发现她的右眼肿得像个破了皮、要烂掉的桃子,泛着血红色。
 
三个月前的一天,她突然头痛,起初不当回事,然而时间越久,头痛越重。脑袋里还多了一些非常凌乱的声音,像火车疾驰的轰鸣声,又像鼓风机在耳边吹个不停。
 
痛感和声音全天不停地侵扰桑女士,她濒临抑郁。
 
几天后,桑女士的右眼莫名发红,接着结膜出血,眼球越来越鼓,直至整个眼球凸出眼皮,连带着眼周的肉也外翻出来,红肿疼痛。
 
她匆匆前往当地县医院的眼科和耳鼻喉科检查,滴了几天眼药水,毫无效果。
 
丈夫陪桑女士到了省医院才确诊,她患上了一种发病率极低,约百万人中才有一人会得的病——硬脑膜静动脉瘘。

这是一种女性更容易得的病,简单地说,就是动脉和静脉之间存在短路,血流从动脉直接流入到静脉系统。
 
她当即被击垮,突发癫痫入院。再后来,夫妇二人跑了两家不同的医院先后手术,都没能成功。
 
提着五六斤沉的病例资料赴京,找到姜老师,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约一刻钟,姜老师看完了病例。诊室里极静,我听到桑女士丈夫的呼吸,一紧一松,频率明显快于常人。他的腹部挨着桌子,密不透风,眼睛紧盯姜老师,一秒也不挪开。
 
桑女士的病发生在海绵窦区。
 
海绵窦是人脑核心区域里的一块长约2cm,内外宽约1cm的组织,像形状不规则的海绵,很多静脉血要到此中转,还有一根粗大的颈内动脉血管从这里穿过。
 
因为颈内动脉血管支线破裂,导致这块海绵充血,无法再接受眼静脉的血,眼球因而红肿、外突。
 
长此以往,桑女士不仅会视力下降,外突的眼球甚至会因严重感染而被摘除。最可怕的是引发海绵窦高压,导致颅内大出血,最终死亡。
 
至于差点把桑女士致郁的响声,其实就是不停奔涌的血流声,它的频率与人的心跳一致。
 
所以,手术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海绵窦封堵,让这个组织功能消失,颈内动脉血流不进去,眼静脉会找到别的路线也不耽误。
 
但不幸,前两次手术已经破坏掉了桑女士的静、动脉两个入路。相当于救援人员要到一个房子里救人,房子只有两扇门,结果全被堵死了。
 
姜老师把片子看了又看,才缓缓说:“有点复杂,或许有个招儿,可以试试。”
 
房子的门打不开,就敲碎窗户进去。
 
人的眼眶有个自然的三角形缝隙,叫做眶上裂,长不到2厘米,宽1-2毫米到8-9毫米。

姜老师决定用针直接穿过桑女士眼睛这个部位,直达海绵窦进行封堵。

想要救命,这是唯一的办法。
 
说罢,姜老师喝了口水,温和地笑了笑。
 
桑女士夫妇眼中的泪水早就打转,他们轻声问及手术成功率。
 
姜老师说:“坦白讲,这个手术我没做过,在你身上做,将是我第一例穿眼睛的手术。试一试有成功的几率,不尝试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姜老师把决定权交给了病人,说自己能做的或许不多,他对手术有信心,但该交待的,也须悉数说清,这算是对双方负责。
 
当天下午,我协助桑女士办理了住院手续,并且签了手术同意书。
 
一般介入病人从入院起,不过7天就会进行手术,而桑女士却迟迟没等到手术安排。
 
我找到姜老师询问,看到他正一箱一箱往办公室搬茶饮料。这是他做术前准备的信号。
 
为了更专注地研究这台从没做过的手术,他甚至还推掉了近几天所有的其他手术。

我从学生成为医生开始,医疗圈的氛围已经变化,我在医院学到的第一门课,是医生该如何保护自己。
 
原则大致有三:高危患者尽量不碰,疑难疾病尽量不做,做好自己擅长的常见病。
 
这与我们上学的第一课,宣誓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相去甚远。“救治病人,生命重于泰山”渐渐不再是一个医生的终极目标。
 
读研后,我成了姜老师的学生。在我进科前,对他善于挑战的性格,和因此带来的往事就略有耳闻。
 
我不禁担心自己的前途——如果你的导师总爱挑战高难度手术,就意味着你可能要跟他一起承担风险,甚至会不断接到投诉、处理手术事故。
 
因不了解姜老师,我曾揣测,当他面临风波时,会否推卸责任,我会否因此无辜受牵连,影响学业甚至事业。
 
入学后第一次见到姜老师,是在他办公室,我敲门没等回应,就推门进去。
 
姜老师正在处理一次医疗纠纷,病人家属跪在地上哭泣,姜老师在抽烟,表情严肃。看见我,他瞥了一眼,就再没搭理。我感觉尴尬,赶紧退了出去。
 
我感觉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让我难以亲近,在跟他出门诊、查房、上手术时都十分紧张。
 
果然,我没少挨他训斥。
 
他总是极严格,甚至苛刻。同门的师兄弟,只要因操作失误、生疏而影响到他手术的进度,无法紧跟他的节奏配合,他都会当场训斥。
 
一位师兄曾对我说:“就在你看见我的前几分钟,我刚从姜老师办公室出来。我是怎么出来的?我是被他骂出来的。”
 
尽管如此,同门师兄弟对姜老师还是特别尊敬,甚至崇拜。
 
这让我对他有了更大的好奇,还在一家医生评价网站上搜索过他,看到他是网站连续4年的优秀好大夫,好评率几乎满分。
 
平时得空,我跟周围的同事、前辈聊到姜老师,慢慢了解他的从医经历后,也成了崇拜者中的一员。

若是按师承,姜老师的老师是中国神经介入学科开拓人之一的吴中学教授。
 
20世纪70年代前后,神经介入治疗首先开始在国外开展。1983年,国内引进了这项技术,并于三年后,开设了全国第一个培训班。
 
据说,当时正好赶上了一批国外专家来中国,对神经介入治疗做针对性培训,姜老师也随即对这项技术有了初步的了解。
 
而真正让他下定决心,在这个领域钻研,是因为一个病人。
 
20多年前,姜老师毕业后留在了天津的医院工作。有一次,他在给一个病人施开颅术时,遇到一个问题:
 
病人的创伤很大,遭受的痛苦也很大,术后恢复困难。他想,有没有一个方法,能解决疾病的同时,创伤也小?
 
姜老师开始思考,是不是神经外科的每台手术都必须把病人的脑袋打开,有没有一种既能治病,又对病人伤害小的手术方式,可以广泛运用到神经外科领域。
 
就这样,他盯上了曾初步了解过的神经介入技术。这是一种在当时国内还很先进的技术,从大腿开一个小口,导管一路顺着血管来到大脑,进行手术。
 
那时,他在天津的医院已经初绽头角。该不该为了一种理想的未来,放弃可见的前途,辞职深造?
 
我不知道姜老师是怎么下定决定的。
 
读研间,我曾与师母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我们聊起姜老师,她说姜老师年轻时也是拼命三郎,做住院总医师的时候在急诊值班,常常为了抢救一个病人,好几天不回家。
 
每次回到家里,裤子、鞋上就沾满血,整个人蓬头垢面、胡子拉碴。
 
姜老师最终还是辞了职,选择了那条看似更具挑战性,有着更多不确定因素的路,但也是对病人而言最好的路。
 
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开始深入研究神经介入没多久,姜老师就发现自己手感非常好。
 
介入用的导管,为了让它在人体血管里操作时不损伤血管,必须增加润滑性,所以每时每刻都要泡在盐水里。
 
从盐水里取出的导管,滑不溜秋,得使劲儿才能捏住,但如果捏得太紧,导管又会失去灵活性。
 
姜老师第一次拿导管,用了不到半小时,就能熟练操作。而我第一次操作导管,用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慢慢掌握。
 
进入颅内,血管会变得越来越细,用的介入工具也会随之变细,导管变成了直径只有0.4毫米的导丝。因为要从大腿根部穿导丝进入颅内血管,所以这些导丝大多细而长。
 
即便如此,导丝在姜老师手里就像有了灵魂,指哪里打哪里,别人1个小时完成的操作,他20分钟就完成了。
 
自此,全国的患者都慕名而来北京,找到姜老师和他的老师同学,请他们介入治疗脑子。
 
没手术时,他们还在全国会诊、教学,既是帮助病人,也是为了锻炼技艺、推广技术。
 
一般情况,是提前一天到当地医院,晚上看病人的片子,从晚上8点看到12点,把手术方案制定好了,才能睡觉。
 
第二天手术,全程紧张,因为经验很少,完全没办法预见会发生什么,一旦有意外,必须急中生智解决。
 
最多的时候,他们在外地会诊两天一夜,一共12台手术,跨越3个省,4家医院。
 
经过无数台手术,神经外科介入术在中国快速普及,姜老师的技艺炉火纯青了,几乎没有能难倒他的。我曾亲眼所见,他应对意外的能力。
 
很多年前,介入用的高精密器材大多都是进口的,需严格照说明使用。有一款弹簧圈,必须依靠电动解脱,就像风筝到达一定的高度,需用手里的通电装置断掉风筝头。
 
然而,我和他有一次手术中发生了意外,无论如何通电,那个要永久留在动脉瘤里的弹簧圈就是断不掉。
 
如果不能断开,就需要暴力拖拽,弄不好会让动脉瘤撕裂大出血,病人死亡的风险也随之增高。
 
生产弹簧圈的公司也说没见过这种情况,说明书上也没针对性的办法。大家一筹莫展时,姜老师下了手术台,出去抽烟。
 
大概半小时后他回来,手里攥着两节1号电池。
 
他径直走向病人,把电动解脱器的线拔掉,然后接上正负极电线。就听见“啪”的一声,电池打火的电火花把医用手套都电破了。同时,弹簧圈也得以完美解脱。
 
还有一次,原定放在动脉瘤里的弹簧圈“逃逸”了,被血流冲到了别的分支血管中,必须把它抓回来。然而,当年并没有针对这种情况的抓捕器。
 
又是姜老师,出去抽了几根烟,回来后按照套马杆理论,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抓捕器,把逃逸的弹簧圈成功抓了回来。
 
从那几次的手术开始,我慢慢觉得,有姜老师在的手术,非但不紧张,反而非常踏实。

姜老师和他的几个师兄弟,作为这项技术在国内的早期探索者,不光要拼命做手术,还要进行理论研究。

选择研究方向时,姜老师二话没说,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硬脑膜动静脉瘘,发病率是百万分之一,甚至更低,有的医院可能一年才碰到一个。

一般小手术的成功率在99%以上,开颅肿瘤手术成功率在90%左右,低于这个成功率的手术几乎没人敢做,而姜老师研究的这个病成功治愈率只有70%-80%。
 
患病率少,治愈率低,显然是个出了全力都不一定讨好的活儿。手术极高的风险性则意味着,治疗这个疾病的医生,一定要有一身绝佳的本领。
 
世界介入神经放射联合会认为,一名仅仅及格的神经介入科医生,也必须有神经科、放射科、神经介入总计7年的学习经历,更不用说主攻这个领域中疑难杂症的人了。
 
普通人一年只能进行不超过3次胸透,介入医生做一台手术所承受的辐射量,相当于连续做成千上万次胸透,面对射线的高强辐射,身体终会被掏空。
 
我只要在射线下超过5分钟,眼睛就会干涩发痒。如果一整天都在射线下手术,晚上睡觉时身体会特别沉重,哪怕休息再久,第二天醒来也异常疲惫。
 
防辐射的铅衣,最初是没袖子的,所以包括姜老师在内的早期介入医生,几乎都有职业病。
 
姜老师的两个胳膊没有一根汗毛,就是长期照射射线导致的。

更严重的伤害则堆积在身体内部。射线对细胞的杀伤力极大,长年累月在高辐射环境下工作的人,白细胞比正常人低20%左右,免疫力因此更差。
 
一个介入医生,约莫只能承受1000台持续4小时及以上的大手术。可以说,从第一台手术起,介入医生的职业生涯就开始倒计时。
 
所以,真正有想法、有思考的介入医生,从不滥用手术机会,会尽力把最黄金的职业寿命留给他们一直在等待的,那几台生命中最重要的手术。
 
2000年,姜老师确定了自己博士研究方向,开始在实验室尝试针对这个病症,不同的治疗入路方式。
 
那几年,他接连发表相关论文,研究怎么从眼睛里介入治疗脑子。因为眼睛可以直通脑血管,路线更短,不过也更危险,国内还没人尝试过,国外也只有四篇参考论文。
 
姜老师也说,“这种方式只在理论上可行”。但作为全国最顶尖的介入医生,他的使命不仅仅是治病救人,还要让任何罕见的病在国内都有解法,哪怕一辈子只能等来一个对应的病人。
 
为了实践“切眼睛”、“穿眼睛”的操作,他曾在半年内跟30多头猪“搏斗”。
 
猪因为体型大,可以看得更清楚,是比较好的实验动物,但要在一头猪身上做实验并不容易。
 
医生得先联系好养殖场,把猪从养殖场装进笼子,拉到实验室。再找来几个体格健壮的医生和一个手法稳准狠的麻醉师,相互配合。
 
至少要两个医生,分别拉住猪的前后蹄,保证它不会在被麻翻前伤害到人。麻醉师必须尽快把猪麻翻,麻药量不仅要足,还要精准,要根据猪的体重计算出最佳用量。
 
这些事情都做完,医生还不能在猪身上做实验。
 
猪受到惊吓会大小便失禁,被麻翻后,一整条长舌头还会从嘴里耷拉出来。医生要先把猪的排泄物清理干净,体态恢复正常,才能陆续开展动物实验。 
 
现在,处理一头猪尚且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姜老师读博已是二十多年前,那时医疗的软硬件、经济条件都要差更多。
 
就在这样一次次的实验与准备中,12年过去了,从没有一例手术需要从眼睛里介入,姜老师也不知道这项技术能应用在哪里。
 
直到桑女士来找姜老师,那个理论中才存在的手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尽管桑女士的出现让姜老师兴奋,但也让姜老师多年的同事、朋友为他担心。有几个和姜老师关系好的主任,数次劝他放弃,以先保护好自己为主,切忌不顾一切挑战。
 
这其中,原因很多。
 
医生是代替整个医院体系做决定的人,出了事却经常被体系单独推出去。处理好了息事宁人,处理不好扯上官司,好几年都说不清,医患关系还会随之恶化。
 
于是,对医生的培养准则,也从治病救人为第一,变成先保护好自己再谈其他。
 
去年,我看了一个内蒙古来的患者,动脉瘤破裂出血,见到她的时候人已经昏迷了。
 
理想的治疗是尝试开颅探查,寻找动脉瘤后把它夹闭,去掉骨头,这样人还有活的希望。
 
但当地医生因为害怕,不肯手术,说什么都要让家属找上级医院会诊。最终,患者抢救无效身亡。
 
不过,姜老师似乎从没有这么想过。他还是总对我们说:“如果这个病人我不给他做手术,估计会死啊。”
 
姜老师也不是天生就这样,他读博时,受吴中学老师影响很深。吴老师总对他说,做事先立德,能救病人就多救一个,能少花钱就少花点。
 
他们师生有一次晚上例行查房,发现一个女患者在哭泣。仔细询问发现,患者第二天要手术了,正在焦虑和恐惧中,吓得哭了起来。
 
尽管姜老师反复沟通解释,但是患者依然害怕。
 
还是吴老师说,“没事,你这个手术我明天亲自给你操刀,放心吧。”仅仅是一句话,患者居然安静地去睡觉了。
 
姜老师这才发现,当医生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时,一言一行,都会让患者的内心泛起巨大的波浪。
 
现在,姜老师成了医院的首席专家,也是地位很高的医生,依然对病人非常有耐心。他的门诊时间是早8点到中午12点,但他常延长到下午2点之后才结束。
 
现在,他经常教育我要为病人多着想,还推荐我多看古代经典,修炼品德。
 
有一次,我和他连续出诊三四个小时,他突然心脏疼。
 
我赶紧扶他出了诊室,本想向领导说明情况,紧急停诊,但姜老师在办公室躺了两个小时,又回到诊室看病了。
 
门诊结束后,我建议他休息一段时间,他笑了几声,“好多病人大老远跑过来,凌晨三四点到医院门口排队挂号,却因为医生的一点小问题,没看上病,实在说不过去。”
 
也许就是这样的性格,让他更能为病人冒险。

手术前,由于很多人并不看好这台手术,且没临床经验,所以,几乎没人能跟姜老师讨论治疗方案,更多时候,他只能单打独斗。
 
期间,我去找过一次姜老师。他正在办公室,一边摆弄手里那个三四斤沉的1:1头骨模型,一边口不离烟地思考。
 
以往,手术做到山穷水尽时,他就会走出手术室抽烟,烟抽完了,办法就有了。
 
这次直到我敲开门,他才回过神来,手中的烟蒂都快烧到指甲了。他掐灭了烟,头发有些乱,低声让我进去。我把他要用的文献递过去,见他双眼通红。
 
只三天,烟灰缸里的烟头就被他堆成了小山丘,那几箱搬来的茶饮料也喝得差不多了。桌子上的几个塑料瓶里,也无一例外都被他塞进了几根零散的烟头。
 
接过资料时,他竟没忘问我课题的进展程度,我吃惊又觉温暖。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句“您,您少熬夜,保重身体”,就赶紧从办公室出去了。
 
可以想象,那几天,姜老师的电脑屏幕上一直来回轮转显示着,国外相关文献、各种角度的解剖图和桑女士的检查影像。
 
他甚至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一根病人用剩下的穿刺针,长约14厘米,形状与注射器针头无异。
 
他毫不避讳穿刺针可能沾染细菌病毒,清水冲着洗了洗,酒精泡了泡消毒了一下,就拿着它在头骨模型上开始比划。
 
姜老师不断测量着头骨眶上裂的长、宽、高,和眼球窝的深浅,确保实操时下针精准。
 
手术是在一个医生都忙着下班的时间进行的,但还是引来了几乎全科室的观摩。
 
带头的是科里的另外“两驾马车”,在导管室的手术房间外,他们站在最前面,旁边围了十几个年轻医生。
 
不足15平方米的空间,一下子被挤得水泄不通。后来,为了保持手术室的无菌环境,护士长赶走了一部分人。
 
辐射灯亮,手术开始。
 
第一次,进针,小心地避开眼球,可针下歪了,没能进到眶上裂。
第二次,进针点靠下了,依然没有进到骨头缝里面。
 
“穿刺针经右侧眶下缘中外1/3处穿入眼眶,经眶上裂进入右侧海绵窦内”,手术记录上的一句话,就让我们花费了3个多小时。
 
海绵窦大概在我们鼻根部往后去的深处。想进入海绵窦,就只能从眼眶下部斜着往鼻根部进针,只有这个方向,针才能穿进颅内。
 
针头在进入眼球下缘后,想再往里深入,就只能靠射线引导了。
 
姜老师全神贯注,时而看向自己的手,大部分时间则是盯着机器上的屏幕,看射线透过后留下的影子,这个影子能告诉他针和骨头的距离。
 
射线虽然可以让密度高的骨头和穿刺针显影,但对于眼球和皮肤这种密度低的器官而言,是不显影的。
 
屏幕里的图像只是二维,就像一根针放在鸡蛋下边压着,和一根针穿进鸡蛋,映照在墙上的影子都是一样的。具体三维结构的样子,只能靠姜老师在脑海中想象。
 
第三次,进针……
第四次,进针……
 
穿刺次数不宜太多,毕竟那是人的血肉之躯,姜老师只能尽其所能控制。
 
两小时过去,手术没有任何进展,那些原本强行留在手术房间外观摩的医生们,也都渐渐离去。
 
这时,姜老师脱下了手套,又走到外面抽烟去了。大约抽了4根,他缓缓进来。
 
姜老师再次接过针,反复调整后,终于将针穿进了骨头缝隙,接下来就是调节进针的深浅。
 
这个时候,主刀和助手大气都不敢喘,毕竟穿刺针是固定在柔软的眼部,随时都会挪动,差一点,都会损伤重要的神经和血管。
 
慢慢地进针,配合慢慢地挪动,突然,在反复造影后,针不见了。
 
姜老师在穿刺针外里面,注射了少量造影剂。这才发现,颈内动脉被穿破了。
 
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
颈内动脉,直径大概6-7毫米,里面的血流速非常快,压力非常高。如果不小心在脖子动脉处划破一个小口,鲜血会瞬间喷到房顶上。
 
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从没见过穿破颈内动脉是什么样子,上学的时候,老师和课本也只告诉我那是根很重要的血管。
 
不过,台上其他的同事们几乎都很淡定。姜老师的助手,是个经常外出处理各种急症的厉害教授,术中各种情况也见过不少。和我资历差不多的几个小医生,见状也绝不表现出来慌张。
 
姜老师从显影判断,血管是被穿破了,但不是被穿透了。“颈内动脉就在海绵窦里面,这是好事”,他说,索性也不再动那根穿刺针了,就像人的胸部中了箭,在没有明确伤害程度前,也不会轻易拔出来。
 
姜老师不紧不慢地让助手拿给他一个球囊,从中空的针管里进去,封堵住了海绵窦段。
 
这招果然见效,颈内动脉血流被阻断了,即使渗血,也很轻微。然后,在透视的指引下,缓慢地向后撤穿刺针,同时,不断通过穿刺针造影。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刹那间,海绵窦显影了。
 
手术到这里,几乎成功了将近90%,接下来的操作,姜老师更加得心应手。经过大概6个小时的鏖战,手术顺利结束,桑女士红肿的右眼当场就有了明显的消退趋势。
 
桑女士苏醒之后,微弱地说出了第一句话:“我脑袋里面的杂音没有了……”
 
在恢复和调养了一周后,桑女士顺利出院。半年后,她来医院复查,她的丈夫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直紧握着姜老师的手不愿放开。
 
手术结束后,姜老师脱下来重达20斤的厚重铅衣,他的后背和裤子全都湿透了,但他完全没有疲惫,而是兴高采烈地,几乎连蹦带跑地出了手术室,跟家属交代病情去了。
 
当天晚上,姜老师破天荒地带着我们这几个学生、助手一起吃饭,不顾自己的高血压、高血脂,吃了半个狮子头。
 
每每想到他笑嘻嘻的样子,加上他有一只眼睛常年睁不太开,仿佛像是在跟病人家属比“Wink”的样子,我就觉得姜老师仍是个第一次做成手术的医学少年。

十年过去了,姜老师已经不太记得桑女士了。
 
直到我提醒他,就是那个海绵窦区硬脑膜动静脉瘘的病人,他才长长“啊”了一声,说自己是做过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手术。

如今,他仍是国内唯一完成这种术式的医生。不仅是因为操作难度大,风险高,还因为做这样一台介入手术,会加速消耗医生的手术寿命。
 
我至今没忘记,那台手术后,身体因接触射线过多产生的巨大疲惫感。大概恢复了两三天,这种感觉才慢慢消退。
 
术后不过两天,桑女士头上受辐射一侧的头发都掉光了。她因此焦虑。姜老师安慰她,不必惊慌,半年内头发会再长出来。
 
病人等待的是头发再生,医生等待的却是又一台介入手术。
 
射线的可怕不言而喻。
 
基层医院会常派人到我们医院来进修,有次一个进修的年轻医生,只上了一台手术,白细胞就从正常值(正常值最低要求4.5)掉到了3以下。术后浑身无力,他吓得不轻,转头就放弃了这个专业。
 
临走时,他总结说,介入医生如蜡烛,想要照亮黑暗,就需拼命燃烧。他不知有多少人愿意做这种选择,反正自己绝不肯。同样是挽救生命,选择开刀,岂非更好?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医生如何才能算得上好医生。尤其是当我入行的第一课,从“救死扶伤,无怨无悔”变成了“千万要先保护好自己”后,我迷茫了很久。
 
多亏姜老师推了我一把:医生为了治病救人,哪怕以身犯险,也是值得的。
 
经过这么多年的普及,神经介入科的医生队伍已经发展壮大。
 
国内在神经介入技术领域做实践的医生,最初只有包括吴中学老师在内的三人,吴中学老师又把它传承给姜老师和他的师兄弟们,再由他们探索、推广到全国,现在已经成了一门成熟的临床技术。
 
有一回,姜老师用20分钟做完了一场简单手术,他对我感慨,“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过这种动脉瘤了。”
 
这正是这么多年耕耘的成果。
 
上个月底,姜老师又成功治愈了一名硬脑膜动静脉瘘的患者。
 
患者在重获健康后,在网上写了篇一千多字的感谢信,说自己只有38岁,整天被病痛折磨,四处求医无果,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姜老师,却幸运地被一次性治愈,手术仅仅做了半小时,就顺利结束。
 
“虽然疾病让我错过的冬天和春天,但我迎来无比美好的夏天,受姜教授团队感染,今后我会更加热爱工作,苦练技艺,虽不能治病救人,但希望我能温暖更多人。”


这个故事最让我揪心的,是姜老师的一双手。

因为手术辐射,他的露出来的双臂没有一点汗毛。我曾因为好奇,专门去姜老师的公众号翻过,想看看那是一双怎样的手。

仅有的一张照片很模糊,也不是特写。

这张照片传达的东西,就像他本人一样——为病人付出、牺牲了什么,从不是重点。

他也从不会跟任何人提起,只会埋头在辐射下,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杨正经大概永远不会被人知道,这也是我想要记录下这篇故事的意义。

我们应该记得:

那双干白的手臂,那根14厘米的细针,那半颗狮子头。

生死一微米,这样的故事好像离我们很远,却每天在医院中反复上演。

所以我们找到了每天直面死神的医生,想知道他们放下手术刀后,会如何书写关于生命的故事。

只要你曾对生活感到一丝厌倦,请一定翻看这些故事,这群人仅仅是活着的样子就足够震撼,你会发现,活着的每一天都值得被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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