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最苦是别离

一九八一年,在父亲决意要搬离老院,在远离村子的一个小山头另盖新房前的时光于我来说没有特别的记忆,唯一记住的是那座曾在夹缝中生存的老屋,三间低矮的偏房紧靠在二爸家的房壁,犹如父亲和二爸之间的血脉关系,相互支撑、相互扶持、相依为命。

细数人间事,最苦是别离,那些曾经远去的光阴和故事虽然平凡而又琐碎,却构成了我们一生不可磨灭的印记;那些曾在我们生命中停留过的人和事随着岁月的流逝,也将化为尘埃随风飘散,但活在文字中的人和故事终将不朽。

——题记

 

“你二妈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住进小镇上的医院已经有十几天没有进食了,全靠输营养液维系生命,估计时日不多了。你堂哥、堂嫂及侄男侄女都正陆续赶回老家”……这是几天前父亲在电话里传递给我的信息。

今年以来,我已经是第六次真切感受到亲人生老病死带给我的悲伤和痛苦,那种面对生死却无能为力的无奈恐怕是这世上最无助的悲伤,麻木的神经像是被电击一样阵阵痉挛。那时的我,正呆坐在办公室放眼师院那幢高高的龙马国际公寓发神,客居异乡的岁月里早已经习惯季节的悄然更替,无喜无悲,日子过得散慢而又随性。深秋的云南总是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远山正青、阳光正暖,霜降之后也没有故乡那种水瘦山寒的景象。缓缓放下电话,脑海里久久不能平静,是有多久没有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了?是有多久没有忆起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了?是有多久没有惦念那个群山深处的人和事了?我挪动了一下麻木的坐姿,努力使大脑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让思绪回到从前,回到那个曾经给我太多回忆的故园,回到那些纯朴而又善良的亲人身边。

时光真的很残忍、很绝情,模糊的记忆总也清晰不了那份奢侈的情感,那些曾经走远的时光和儿时的景象再难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故乡的山村很小,甚至有些破败,像点点荧火散落在群山深处,那个蜷约缩在山坳里的村子,分为上湾和下湾两个部分,人口不过百余人,我家所在的大院称为上湾,分别住着汪、雷、赵三姓,下湾青一色住着整个生产队最庞大的姓氏——李姓家族。

听父辈讲,那是土改后从一户并不算富裕,被强行定性为地主的王姓家收缴过来分配给几家贫下中农的。说是村子,其实就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大的庭院,分为正房和偏房外加几间杂物房,正房住进了汪姓和雷姓两家,偏房住进了二爸和我家,靠近村口大门旁的几间杂物房则是依序而分。至今,我依旧没有记清我家的杂物房是在什么角落,杂物房是当时所有村内小孩游玩的禁区,听说是其中一间柴房内吊死过人。虽然几家人在整个生产队均是为数不多的杂姓,但依旧还是可以从所居住的房屋主次看出一个家庭的势力和尊卑。这种强烈的植入感从我打记事起就鲜明地呈现在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上屋檐那些进进出出的男人和女人始终带着强烈的优越感出现在我面前,说话的声调、语气和行走的派头都强烈地散发出一股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气势,甚至每个小孩子身上所穿的衣物、脚上的鞋子也比堂哥、堂姐和我姐弟三人所穿的衣物似乎要高档许多。

一九八一年,在父亲决意要搬离老院,在远离村子的一个小山头另盖新房前的时光于我来说没有特别的记忆,唯一记住的是那座曾在夹缝中生存的老屋,三间低矮的偏房紧靠在二爸家的房壁,犹如父亲和二爸之间的血脉关系,相互支撑、相互扶持、相依为命。进门是一个小小的客厅、往后是一间光线昏暗的卧室,再往后便是厨房。至今,我已记不清父母的卧室是在什么地方,现在想来应该就是那间长年见不着阳光的昏暗房间了吧,从厨房有一把木制的楼梯上到低矮的二楼,那是我搬离新家前和两个姐姐睡觉的地方,两张小小的木床占居了阁楼的一大半,剩余的空间堆满了整个家庭的全部家当,几乎没有插足之地,但即便是那小小的空间也装满了姐弟三人童年的许多欢乐,一起在阁楼里嬉笑打闹、一起在阁楼里看书写字、一起在阁楼里半夜醒来偷吃楼下碗柜里的剩菜。隔壁二爸家的房间似乎要更宽敞明亮一些,至少阳光因为有了更多的窗户可以挤进来,那时的我总是羡慕二爸家的阁楼有随意奔跑的空间,有明亮的阳光、有相对齐全的家具,我时时借各种理由钻过二楼那扇小小的窗户翻到二爸家的木楼上与堂哥和堂姐们一起玩耍。

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二爸二妈家的光景似乎要比我家好很多,一家六口人因三个堂哥早早成年承担起了下地劳作的重任,收入自然比我家高出许多。我家因父亲远在几十公里外的大山深处煤厂工作,家里只有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家里许多农活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日子也过得艰辛许多,甚至穷困潦倒,特别是在那个靠劳动力挣工分分配粮食维持生计的年月,家里男劳动力越多、挣到手的工分越多,到年底,理所当然地分到手的粮食也越多。我家只有靠母亲一人长年累月下地劳动,并且男劳动力和女劳动力所挣到手的工分是截然不同的,辛辛苦苦一年,分到的粮食远远不够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每年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是我家最难熬的日子,一年的口粮总也不能维持到生产队新粮分配的时候,全家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远在煤厂的用父亲微薄的工资从山里百姓家购买一些粮食勉强度日。

在我的记忆深处,母亲一年到头总是随生产队的半年男人们在田地里参加各项劳动,载秧、打谷、挑粪、除草、施肥、打药......但凡是男人能干的活计,她一项不少,只为能多挣几分工分。二妈就远比母亲清闲得多,几乎从来没有参加过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原因是因为二爸家的劳动力所挣的工分和分到手的粮食远远能够满足一家老小的生活所需,二妈只需每天按时变着花样做好饭菜等收工回来的二爸和几位堂哥食用即可,那时年幼,总是埋怨收工回来的母亲所做的饭菜没有二妈做的好吃,现在想来,不是母亲没有二妈的手艺,而是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母亲根本没有精力和心思变着花样做出象样的饭菜给我们姐弟三人。

记得有一次,土地承包之后,生产队的鱼塘因无人承包,塘内散养多年的鱼一时被全村人疯抢,在那个老村长颜面和威信一扫而光的下午,上百号村民全然不顾老村长从喇叭里传来的大声制止和呵斥,纷纷脱衣卷裤,拿着背篓、撮箕、蚊帐等工具,跳进鱼塘,在水草中疯狂捕捉,就连小小的我也随着争抢的队伍跳进了齐脖子深的水里,在近两个小时的奋战一无所获之后,我带着遗憾和混身的於泥沮丧地回到家中,从地里收工回到家的母亲见到我全身的於泥和被水草划破的道道伤痕,一边帮我清洗一边心痛得直掉眼泪。

傍晚,家家户户青瓦上的炊烟如期飘荡,整个村子里出现了久违的欢笑声和飘在空中的鱼腥味,隔壁的二妈家也因身手敏捷的三哥抓到一条长长的草鱼而举家庆祝,唯有我家一片死寂,两个姐姐无心复习,呆坐在四方桌旁,一边贪婪地嗅着隔壁传来的鱼香味,一边等待母亲的饭菜上桌,那一刻,坐在门槛上的我一边恨自己弱小无力,让原本到手的一条草鱼逃脱,一边怪隔壁的二妈一家吃独食。并发誓长大后一定要买一条最大最肥的鱼让全家人尽情享受。正天马行空地遐想,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骤然响起,我急忙拉开大门,一大盆香气四溢的红烧鱼和二妈那小小的身材和满脸的笑容出现在眼前,看到二妈轻轻放下盆转身离去的背影时,所有的委屈和感动合着辛辣的泪水一下子奔涌而出。那一夜,除了远在煤矿的父亲,我们一家人一边吃着天底下最美味的红烧鱼,一边感慨血浓于水的亲情,那是苦难岁月中相互扶持、相互惦记、是“我有一碗米吃,你一定有碗粥喝”的血脉亲情最现实、最直白的表现。

后来,随着土地包产到户,我家的承包地有外公和老舅一家的时时帮扶,日子虽然有了一些起色,但母亲付出劳动强度反而越来越大,在那个看庄稼长势评论人勤快与赖惰的年代,一生要强的母亲总是把别人对她的评论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起早探黑,长年在承包地里劳作,在此期间,大字不识的母亲除了学会了犁地、学会了种植果树、嫁接育苗、编织背篓等一些男人才能干的活计外,闲暇之余还为我和两个姐姐缝制衣服和制做千层底布鞋。1981年,那年我八岁,随着阵阵鞭炮声响起,我家的新房宣告建成,三间正房一间耳房坐落在远离村庄一个荒凉的小山头上,那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头有一个好听且有诗意的名字——白鹤嘴,按地师的说法那是一块风水宝地,左青龙、右白虎,面南背北,有山有水,房前良田千倾,屋后山梁为控,房屋的中枢线正对几十公里以外的大神山垭口,视野开阔,前景高远,父亲对地师的话深信不疑,整个房屋的坐向,地基、层高、房屋进深和每个房间布局都在地师的指导下精心测量、定桩拉线、垒石砌砖、固梁盖瓦,整个工程耗时三个月便大功告成,创造了当时整个村建盖新房的奇迹。但那时的我却不以为然,远离了热闹非凡的村庄,离开了形影不离的儿时伙伴,我有些失落和孤单,特别是新家四周几乎无人居住,一到夜晚,门前整个空旷的原野一片死寂,偶尔有夜归的山人手中星星点点的烛火和门前那条小河发出的哗哗水声,便使我延伸出许多恐惧的臆想,不敢入睡,为此,母亲还特意叫来邻村的表哥每晚与我作伴。整整一个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季,我们一家人才逐渐适应了那远离人群的独居生活。

随着搬离老屋之后,每每一回到村子,我开始变得拘谨起来,二妈待我也仿佛较以往客气了许多,见我一到村口,总是老远就招呼我进屋落座,并从里屋变着戏法一样找出一些诸如苞米花、红薯干、糍粑条、南瓜子之类的各类零食塞满我的裤兜,这些零食所换来的代价便是多则一两小时,少则半小时静静地坐在小凳上陪着二妈,心不在焉地倾听她张家长、李家短叨家常,那时的我心思根本不在这些邻里之间的琐碎之事上,我是借去二妈家传递大人间的某种信息或借某种生产工具的机会找村子里的小伙伴一同玩耍。

现在想来,那时的二妈在享受象上屋檐那些妇女不用下地干活的优越感的同时,内心却是孤独而自卑的。二妈是从几十公里外的岩峰乡月光村嫁给二爸的,在那个交通不便,出行全靠步行的年代,要回趟娘家是一件非常艰辛而耗费体力的事情。二妈身材矮小,再加上常年有病,在那个贫困潦倒的年代,能够看得起病、吃得起药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情,二爸家也不例外,除了能够给予二妈不像其他农村妇女一样下地干重体力活的特权外,对二妈的病情也是无能为力,只能尽可能少让她干一些重体力活。这也让二妈有了更多心思放在精心打理菜园上,她家离村子不远的菜地里永远生长着各种长势喜人的时令蔬菜,甚至一段时间靠近水田的一侧还被她种上了一丛丛二哥从外地带回的许多花草,一到花季,那一丛丛黄菊花、月季花、指甲花、大丽花开遍田野的一角,引来村里人驻足围观欣赏,因为是二妈所种,两个姐姐也有了理所当然地采摘指甲花来染红指甲的便利,旁人定是万万不能的。二妈做菜的技术算得上精烹细做,许多简单的食材在她手中总能变戏法一样做到色香味全,水溜滑肉、糖衣糍粑、怪味胡豆、素炒地瓜.......

记得有一年,我带着年幼的儿子回到老家探亲,吃遍所有亲戚家的饭菜,至今能让儿子念念不忘的依旧是他二婆婆制做的那道水溜滑肉和素炒地瓜。时隔多年,在千里之外的异乡,脑海里总是浮现出那一幅温馨的画面,昏黄的夜灯下,在老屋,二妈佝偻的身体、满脸皱纹中塞满的笑容、一口早已脱落的牙床,拘谨地站在摆满菜肴的四方桌旁,努力用蹩脚的川普询问妻子各种菜品的生熟、咸淡,偶尔还时不时搓搓手,抚摸着儿子圆圆的脑袋,眼里散发出来的那种慈爱是铭刻在心里一道永远的印记,那是一个少年出走多年、打拼多年、奋斗多年,在异域、在他乡成家立业后带着妻儿回家寻根问祖时特有的待遇;那是别离多年,客居异乡多年回家后,亲人再也不把你当小孩,而是倾尽所有,精心准备,摆上满满当当一桌菜,还诚惶诚恐生怕招待不周,拿你当贵宾的血脉亲情;那是父辈们用一生辛劳和汗水,面朝黄土、背朝天,千方百计、千辛万苦把我培养成人时的欣慰和放飞之后聚少离多的无奈场景,那一夜,妻子和儿子吃得异常尽兴,我却沉浸在五味杂存的心绪里久久无法释怀。

1991年12月24日,是我和故乡和老屋真正意义上别离的日子,在那个寒冷的冬日,我完成了人生的首航。天上飘着纷纷扬扬的雪花,门前的旷野白茫茫一片。清晨,吃完母亲煮好的鸡蛋面,在两个姐姐和众多亲人难舍的泪眼中,父亲母亲和我早早坐上了开往县城的班车。在县人武部,我脱下了从堂哥那儿借来的一条屁股上还打着几块补丁的王子裤,赤条条地换上了还散发着些许霉味的绿军装,那一刻,一股莫名的悲壮充斥着我的内心,此去经年,纵有万千不舍,也只能含泪启程,那是我走出大山唯一的通途。在别离的车站,看着飞驰而过的列车碾过向远方无限延伸的铁轨,看着在飞雪中相依相拥的双亲怀里死死搂着我换下的衣物,看着站台送行的人们那悲伤的表情和长流不止的泪水,我知道,前路漫漫,等待我的将是无数个未知和无法预知艰辛。后来,千里之外的家书和父母断断续续的唠叨成了我了解故乡和重新认识故乡唯一的路径,高考落榜的堂哥,随着打工的洪流去到了南方那块长不出庄稼的城市,开始了他的淘金梦,村子里所有年轻人都相继在城里买房或客居他乡搬离了那些早已破败的老屋,山村一片荒芜,老屋了无生机,田野节节败退、野草步步紧逼,干涸的老井早已无人问津,古老的青石板杂草丛生,犁铧和镰刀早已储之高阁。随着改革的号角声响,“打工仔”“农民工”一些新生的代名词响彻大江南北,时代的滚滚巨轮无情地碾压着人们脆弱的心理防线,一批批、一车车、一群群的农村人如潮水般涌进了城市里的每个角落,他们用最廉价的体力换取着微薄的薪酬,他们用最卑微的身份寻求着一座座城市的接纳。那时的农村衡量一个的勤劳和懒惰再也不是地里庄稼长势的优劣,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较短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从各个城市源源不断寄回的汇款单、各类奇装异服成了人们争相追捧的对象。春节回家的短暂相聚,穿金戴银的他们一边打着麻将,一边操着流利的普通话、粤语、闽南语、甚至客家话高谈阔论,或一边出入高档酒楼,一边交流着父辈们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城市故事。

岁月,总是在不经意间改变着一切。三年前,春节前夕,当我再次回到故乡,站在寒风中的山脊上,放眼望去,整个村庄已经空无一人,断壁残垣随处可见,偶有一家破败的房顶升腾起的一缕炊烟也让人倍感孤独和寂寞。二爸和二妈也因年事已高,住进了镇上堂哥为他们租赁的楼房,安享起了晚年。在寒雨中,在小镇的十字路口,当我看见老态龙钟的二爸二妈相互搀扶着走进我的视野的时候,一股莫名的心酸涌上心头。这是那个曾经在铁厂里、在打谷场上、在筑路修坝、开山修渠中挥汗如雨,铁一样的汉子吗?这是那个曾经把屋里屋外收拾得一尘不染,把平常而又简单的家常菜做得让人拍手叫绝的二妈吗?一切的一切似乎就在昨天,又仿佛远离了一个世纪,熟悉而又陌生,回不去的不仅仅是我的童年、少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那片曾经养育了多少人的故乡而今被无情的现实所抛弃,看到在泥土里求生存的父辈们一生所付出的艰辛之后,他们的子孙毅然决然地抛弃了故土和乡愁,宁愿以最卑微的姿态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也不愿重蹈覆辙走父辈们走过的路。那一天,我在寒雨中看到千千万万诸如二爸二妈一样的身影,他们是留守老人、是空巢老人……

“二妈走了,在医院苦苦挣扎了十几天之后,待到从各地匆忙赶回的子孙相继到齐之后与世长辞了”,从父亲平静的话语中我悟到了父辈们对生死的淡然,那是经历众多生离死别后的淡然。二妈终究还是走了,刚过完八十四岁生日的二妈走了,走在深秋的一个上午,在十月二十六的这一天,二妈将从从人间起程,奔赴天国,去一个没有病痛的世界,故乡的山脊之上又将涌起一堆新的黄土。八十四岁,对于长年多病的二妈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对于众多亲人来说永远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伤痛,好在在她晚年的时候没有经历太多的病痛折磨,生活起居在二爸和堂哥、堂嫂、堂姐们的悉心照料下还算幸福安康。此刻,独坐在千里之外的窗前,我用最虔诚的思念细数与故乡与亲人与老屋的流年往事,把对二妈最深沉的哀思寄托在笔下……。人间最苦是亲情、人间最苦是别离、人间最苦是永别。不知何时起,起风了,窗外落叶翻飞,耳旁回荡起李叔同那首经典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此时故乡的深秋一定是枝枯叶黄了吧?那房前屋后的丛林一定是一片萧瑟吧?那些在丛林间翻飞的黄叶一定是在向她作最后的告别,那田野上枯黄而倔强生长的野草一定会在来年再发新绿,她遗留人世间的血脉后嗣也会犹如那些在深秋枯黄的野草和凋落的黄叶,待到来年一定青绿满山、枝繁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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