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家的大轮码头

外婆家的大轮码头正式名称叫铜陵市横港,是长江安徽段(皖江)中部一个除承担货运功能之外,可以停泊大型客轮的码头。离码头两公里左右是外公外婆的家,是由凤凰山铜矿集团1970年代统一分配给工人的砖瓦结构水泥地坪的平房。

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上达重庆下至上海的长江大型客轮的客运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疏通着长江上下游的商旅。在资讯尚不发达的年代,大轮码头还是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信息源。外公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就是在横港客运码头上班,做客船检票员,每天下班总会带回来一些五洋八广(无为方言中意为信息来源广,品类杂)的信息,说给裹着小脚的外婆听。退休后,还经常到横港赶早市买一些时令蔬菜等,回来照样和外婆说一些听来的八卦和看到的新奇事情。这大概就是外公外婆日常的生活。

19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之前,农村和农民的生活与城市和国企工人的生活一直存在较大差距,在70年代前后尤其如此,虽然1980年代开始农村经济逐步好转。因此,春节坐轮船到外婆家,是儿时的我们最期盼也最快乐的事。记得有一年春节,大概是我七八岁的时候,由于无为到铜陵的轮船航班临时取消,只好跟着母亲步行三十多公里,从无为土桥坐小木帆船过长江到铜陵,再沿江堤摸黑走十公里左右,才在深夜到了外婆家。虽然那一天从早到晚,但似乎没觉得累,反而一踏进外婆家,看到外婆家的白炽灯、水泥地和雪白的石灰粉刷的墙壁,充满新奇和兴奋,因为那时在农村的我们,还住着泥土墙稻草盖顶的房子,用的是发着豆粒般大小黄光的煤油灯,出门走的是泥土路。

在外婆家的时光总是欢快的。外公做的菜总感觉味道特别的好,尤其是有各式各样的鱼肉,对那时的我们,吸引力可想而知。虽然母亲或父亲总是在去外婆家的路上就提醒我们要注意这注意那,但一到外婆家,一上餐桌,就会忘乎所以,尽管有时也会克制自己,停下筷子,但眼光还是被粘在菜上。此外,在外婆家的餐桌上还能吃到那时农村吃不到也没有听说的带鱼。吃之外,就是玩了。外公会带着我去大轮码头的大澡堂泡澡,然后逛逛周边。有一次外公还带我去看大轮,大轮停靠码头时,像一座山移了过来,而且,奇怪的是感觉是自己站的地方在飞快地移动,而不是大轮在停靠。大舅家的我的表哥会带着我们夹着小板凳去看露天电影,在大轮码头一带玩甩炮或看别的孩子玩,住在表哥整洁明亮的房间里,听着外面港区安装的高音喇叭播放着的广播小说和音乐,或者是听蒸汽火车尖利地鸣着笛轰隆隆开过去的声音……一切都让人感到无比新奇。有一年春节在外婆家时,周末,三舅带我坐公交车去市里的新华书店买了很多连环画书,在当时的农村,必须到大一点的集镇才能花两分钱看到一本,而我一下子就有了厚厚的一摞,以致回家后很长时间,成了我在同学间炫耀的资本……外婆家真好,每次离开时总是不舍。

外公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因为铜陵凤凰山铜矿的大规模开采,需要大量劳动力而以无为县凤凰颈镇搬运工人的身份调到铜陵的。因为早年嗜赌、患了疥疮以及时运总是不济,外公在祖居地既没有了田产,也没有了房子,只好搬到无为凤凰颈因水口码头而形成的小镇,小镇在当时长江边算是较为繁华了。外公外婆带着我大舅、二舅、三舅还有小姨,一家六口挤住在长江江堤边外公搭的一个小窝棚里,平时,外公在镇上只能靠做一些零工,讨口饭吃。因此,直到加入搬运队拿固定工资之前,一家人生活并不稳定。其时,母亲已经离开了家,双胞胎的老舅出生不久就因为家里无力负担被抱养到别人家里。所以,外公早年的这个搬运工的身份算是因祸得福,使他能够离开无为到铜陵,成为当时令人羡慕的工人,使自己也使一家人的生活有了转机。

然而,铜陵也是外公外婆的伤心之地。1970年左右,复员转业到凤凰山铜矿做工人的二舅,在一次井下塌方事故中,作为组长的他本能地让其他人先撤,只因后退迟了一步而殉职,留下一个当时只有三岁大的我的表弟。我只记得二舅照片中的模样,母亲说,二舅性格温和,为人宽厚。很小的时候,二舅经常从原来住在凤凰颈的家那边走到我们家,给母亲送一些外婆做的饭菜。有一次,走到我们家已经是中午,他放下饭菜,还说自己已经吃过,饿着肚子再走十里路回去。母亲讲到二舅时,语气总是很轻,好像是在有意控制自己的情绪。说二舅后来的厄运与脾气不好的外公有关,因为外公有一次发脾气打只有七岁的二舅时,竟然拿着一把锹,买了一刀黄草纸,发狠要将二舅活埋。母亲轻声叹息,说能招上人手,不招上人口,隐约中有对外公的责备。外公和外婆不在人前提及二舅,但母亲说每年二舅忌日前后,外公和外婆都要洗净家里的碗筷,连续几天只吃素食。

大舅和三舅都是钳工,虽然因为家里穷无力供他们上学,但他们后来边工作边努力自学,由于天资极高,都被评为八级钳工,这是技术工种中职级最高的级别,成为厂里的技术能手。无师自通成为远近有名的木工是作为农民的老舅一辈子较为华丽的一个转身,有了比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轻松一点的活计,这也证明了几个舅舅的天资。大舅有一次还带我到他的车间,给我在电动砂轮上用废弃的钢锯条打磨出一把小刀,是当时电影中流行的抗日民兵斜插在身后的大刀造型,神气且灵动,我拿着的小刀在手的那副神态,至今印象深刻。和三舅内向的性格不同,大舅到哪里都是热热闹闹,很能带动全场的气氛。人因为活络,在邻里单位都很受人欢迎。聊天时,大舅还时不时有意放低声音和我们说一些为人处世的技巧,那种神态至今还刻在我的脑子里。有时,大舅也会说一说三舅,试图让三舅在为人处世上灵活一些,但三舅只是笑笑,并无回应。

直到1990年前后,外公外婆还有大舅三舅小姨他们几家都在各方面接济我们,从过年时给我们压岁钱到能带回家吃的东西,旧的衣物鞋帽,还有他们领回来有意节省下来的劳保用品等,这些都成为经济短缺年代在农村的我们一家生活的重要支撑。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在大舅家里,大舅除了给我们压岁钱外,还动员表哥表姐将自己的零花钱拿出来给我们。1995年,我在家复习考研,退休的大舅来我们家时,还不忘在路上买一大块肉过来。现在想来,其实在内地,大舅三舅小姨不过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每月薪酬或者退休金都很少,自己一大家还要生活,大舅还因为年轻时染上血吸虫伤及肝脾最后导致肝硬化而不时需要就医,补充营养,但他们从来不吝于帮衬我们,除了割舍不了的情缘外,还体现了他们心地善良的为人。这是一笔还不完的人情,唯有铭记于心!

1990年冬天,外婆在家里走路,意外滑到,此后连续高烧。送医院就诊后,意外发现了胃部肿瘤且已是晚期,由于年事已高,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医生建议保守治疗。次年7月,外婆辞世。这位小脚老太太一辈子与人不争不吵,曾经也有过算是富裕的生活,这从她说话为人的神态以及衣服、头发从来都收拾得齐整的细节中可以看出。但家道中落后仍能放下身段到上海做帮佣,甚至要过饭,即使一贫如洗,也从不贪恋东家的东西。外婆一生捱着外公的坏脾气,直至临别时还忍着疼痛而不出一声。相隔不到三年,外公辞世。我读师范时的某一年暑假,在外婆家时,外公和我聊起无为县城掌故时,所表现出来的惊人记忆力使我自叹不如。

我后来在想,如果不是幼年失怙,家道中落,外公曾经的家业未必不能守住,但其后动荡的时局带来的影响却未必是好事。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外公聪慧的基因在他的曾孙辈中得到延续,有了几个读书的苗子。那次离开铜陵时,外公将他的一本竖排繁体印刷的千家诗送给我,书上有外公自己工整的签名。大舅则是在送走外公后相隔不几年也因为肝硬化离世。大舅走之前,一定有预感,所以给大舅母买好了粮油等,走时也是不出一声。外公对这位长子似乎一直很苛责,即使在大舅有了孙子成为爷爷辈后,外公还会在生气不满意时动手打大舅,但继承了外婆好脾气的大舅,只会淡淡地说:“我的这个爹爹(无为方言中,是爷爷的意思),唉!”再不说一句。

2014年清明节,我陪母亲给外公外婆上坟,随后去公共墓地看了大舅二舅的墓,在给两位舅舅敬鲜花时,我木讷到说不出一句话,只是默然低头退出。那一次,还特地开车到外婆在江边的房子那里,原来的平房已然不见了踪影,这片曾经的工人生活区已改造成了江边的绿化带,只有几株新栽的柳树在风中摇曳,更加增了人去物非的落寞,没有了往日的喧闹。横港也因长江航运的衰落而没有了以前的繁华,人烟稀少,马路残破,留存的建筑物依稀可以见到七八十年代工业化时代的影子,沿街的房子稀稀落落有几家店铺,录音机播放着流行音乐,愈发显得荒凉。隔一年的冬至日,我再次陪母亲去外公外婆的坟场时,上山的路已经因为城建施工而阻断,绕行一段,方可进到坟前。烧了一些纸钱给外公外婆,还依照老家的规矩燃放了爆竹,尖利的声音传得很远,不知在天上的外公外婆能够听闻到,我们都在心里默默祷祝。

这天晚上,三舅小姨还有大舅家的表哥表姐等一大家聚到一起,一辈子在有客人时从不上桌的母亲,以长姐的身份坐在上方中间的位子,左右分别是小姨和三舅。要是在无为的老舅能赶过去,就是外婆走后作为子女的他们最后一次最齐的聚会了。如今,由于母亲的离世,这样齐的聚会已不再有机会,可惜当时没有拍下照片。就在去年,大舅家的表哥因为高血压和心脏病,也骤然离世,那次匆匆一聚竟然成了我和这位憨厚表哥的永别。这次聚会和儿时在外婆家的欢乐,只能永远留存记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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