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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真故

救护车上,他把黑手伸向了17岁少年的肾

作者:岚翕
2019-09-10 11:58
浏览次数:9482
在手术中死亡的少女,因曾说过有捐献器官的意愿,医生刘旭在一个饭局中无意向人提起此事时,潘多拉的盒子由此打开……本文系采访所得,用第一人称写成。


2019年正月十五,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的后半生在这一天被彻底改写。

一大早,我刚给孩子们做完早餐,就发现一辆警车停在了我家楼下。透过厨房的窗户,我看见两个警察打开车门,直奔我所在这栋楼的楼门口。

该来的还是来了。我快速给孩子们把早餐摆好,走进卧室,含泪吻了吻熟睡中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又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早就写好的两封信,一封留给我的妻子,一封留给我的表弟。

随后,我穿上外衣,从床下扯出一个小包裹,擦擦眼角,轻轻打开家门,朝警察走了过去。

我叫刘旭,70后,上有父母、下有稚子,不敢病、不敢老。

我的父母就是中国农民的典型:朴实、淳朴,为了儿女甘愿奉献一切。我在大学念的专业是从小喜欢的医学,毕业后留在我们当地一个市立医院做了心内科医生。

在我结婚时,父母掏空家底为我在市里的房子付了首付。我的妻子是本地一家幼儿园的老师。因为家有两个宝宝,日子不能说不拮据。

大宝辅导班的费用,二宝的奶粉、尿不湿等,每月雷打不动的房贷,全都需要钱。

而妻子在二宝出生后,就辞职在家做了全职妈妈。好在我的父母身体还好,种着村里的几亩地,生活能自给自足,不但不要我们一分钱的赡养费,还时不时带些自家种植的青菜、养的鸡鸭来贴补我们。

我以为这样的生活会随着我工资的增长,孩子们的长大会慢慢变好。

2014年8月,我的母亲突然中风,送到医院救回一条命,却落下偏瘫的后遗症,半边身子动不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11月初,我的父亲突发急性脑梗阻。庆幸的是,出院后,父亲生活还能自理,但是他拖着一条几乎没有知觉的右腿,想要再照顾母亲却是很难了。

没有办法,我只好给母亲找个护工。

市里的护工是不愿意去农村的,好在现在村里面也有人愿意做护工,护理费用每月2000元,这无疑给我捉襟见肘的经济又增加一层压力。

可是,病后的母亲秉性大变,脾气简直是坏得很!她动不动就发火、骂人,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先后骂跑五个护工。以至于后来,人家一听说要护理我母亲,竟然扭头就走,多给钱也不干。

无奈之下,妻子提出把二老送去养老院。这个我也不是没考虑过,可是一般的养老院的饮食和护理都不尽如人意,还有护理人员私下虐待老人的情况,虽然这是极少数现象,但是也让人担忧。

至于条件好的养老院,邻市里倒是有一所,我以前和朋友还专门去参观过。

那所养老院的环境真是不错,依山傍水,水声潺潺、鸟声啾啾,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有专业的营养师。

房间也有好几种类型,有单人间,有双人套间,还有类似家庭的那种两室一厅一卫,甚至还有140平米的豪华住房。养老院一楼就是大型医院,医疗非常方便。

可是当我们得知每人每月收费8000元,不禁咂舌,比我们一个月工资还高。当时,在回来的路上,我和朋友一言不发。这次参观也让我第一次深刻知道了钱的重要性,不禁连连感叹:“钱真是个好东西!”

如果有了钱,我的父母就能住进这样的高级养老院;如果有了钱,我就不用生活地这么心力交瘁。可是,我没有钱!

护工请不到,母亲又急需人照顾,我只能拜托住我父母对门的二大娘暂时照顾一下,我这边尽快想办法。

安置好母亲后,我又赶回了医院,因为那天下午我还要给科室主任当副手做手术。

这次手术的患者是个年轻姑娘,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手术进行到一半,姑娘就永远闭上了眼睛。在做手术前,这位患者就向我和她的家人表达了器官捐献的意愿。

病人死在手术台上,虽然医生和病人家属早已料到这个结局,可是我心里还是难过极了。

当晚,朋友请我吃饭,我的心情还沉浸其中,一直糟糕透顶。

朋友好心开导我,我就为饭局上的其它人也讲了手术台上刚刚发生的事,并随口提了句姑娘生前有捐献器官的意愿。我在感叹敬佩之余,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很是痛滴了几滴眼泪。

第二天,前晚上一起喝酒的一个自称是做注射器销售的张总约我喝茶。我跟他也见过几次面,并不相熟。于是,我婉言谢绝了。怎奈,张总热情似火地再三邀请,我只好赴约。

喝茶期间,张总很婉转地提到器官捐献的事,接着又含蓄地表示,如果我能提供潜在捐献者信息,他愿意给我丰厚的报酬。

我愤怒地站起身:“你这是违法!”见我抬脚要走,张总不急不恼,缓缓报出一个数目:“5万。”

这个数目,把我生生又摁回到椅子上。因为我想到了家里不能生活自理的母亲,勉强照顾自己的父亲,还有两个娃的开销、房贷等等……

这每一笔都是满嘴獠牙的厉鬼,等着“钱”的投喂;每一笔都是狰狞的怪兽,在每个难以安枕的夜里龇牙咧嘴地望着我,跃跃欲试地要把我生吞活剥。

唯有“钱”,才能让我夜里睡一个好觉。

张总见我重又坐下,接着说道:“这件事看起来是游离于合法渠道之外,实际上这是一笔没有输家的交易,你看啊!供体家属得到一笔补偿,出钱的受体获得珍贵的器官,器官移植手术能为操刀医生提供更多案例,而中介者……”

张总指指自己,又指指我:“也能抽取丰厚的佣金。况且,”张总瞅着我微微笑着,“我知道现在医院廉政风气抓得紧,过去的药品提成、病人的红包,现在几乎都没了吧!大夫就只有工资了!”

我沉默不语,承认张总这后半段话说得对。“你瞧,这是一场多方获利的交易,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张总给我斟上一杯茶。

我捧着那杯茶,努力地说服自己。

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器官捐献从依赖司法渠道转型到公民自愿捐献器官。

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器官捐献和移植流程是这样:
当有潜在捐献者,提出器官捐献的意愿后,主治医生上报对应的OPO(器官获取组织)办公室(按照我国现行器官捐献制度,每个地区对应特定的OPO办公室,这些办公室通常设在具有移植手术资质的大型医院)和当地红十字会;

OPO器官协调员与家属沟通,签订协议;

OPO办公室将捐献者的信息上传至“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简称COTRS系统),由该系统分配给第一顺位的受体;

OPO办公室根据供体和受体的情况安排器官获取和移植医生,协调交通部门指定器官运转方案。当地红十字会协调员见证获取过程,并出具器官获取见证报告;

器官获取完成,OPO协调员协助捐献人亲属办理后事,并进行后续关心,困难家庭可申请补助。

按照正规流程,主治医生在通知OPO办公室后就不再参与器官捐献流程,确保患者医治过程和器官捐献流程之间存在防火墙;我国器官捐献制度实行双盲政策,即供体和受体互相不知道对方是谁,以规避医疗伦理问题。

COTRS系统在全国所有具备器官移植资格的医院强制推行,旨在确保器官分配的透明和公平。

张总显然为我展现出器官捐献及移植的另外一条路。

巧的是,没过几天,我就从我外地大学同学那儿得到一个潜在捐献者的信息,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张总。

不到一个星期,张总就又一次约我喝茶,在桌上,他推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受体非常感谢你的这个信息,这是你应得的!”

我愣住了,这个张总在不到一周内,不但联系到供体和受体,还完成了移植手术,并且顺利拿到中介费,况且我的同学和我隔着两千多公里,这个张总的能力不可小觑啊。

我相信,在他的背后肯定有更大的力量在推动这条线路的运转。

那厚厚的信封里装着五万块钱,自从我的手指放到那沓钱上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再是过去的我。

按照张总的授意,我开始频繁联系学医的同学、医学大会上认识的同行,各处推销的医疗销售,我的通讯录越来越长,电话越打越多,微信越刷越长。

不到一个月,我又拿到第二笔信息费,有这两笔钱,我第一时间把父母送到我考察过的那个高级养老院。看着父母舒心的笑容,我觉得,值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从此,我的心思就不再放在业务上,那一年,我被医院科室通报批评了三次。一怒之下,我辞职去了市里一家知名的医疗器械公司,明面上做的是医疗器材销售,暗地里仍旧是器官捐献的中介。

根据张总的传授,我经常伪装成病人家属溜进病房。因为我曾经是个医生,我的专业知识总是能让我迅速取得家属的信任。

在病房那种环境中,我很擅长利用家属的心情,引到器官捐献这个话题。

我经常去的是十八线城市的医院,有时候我还会去患者家里探望,在这些不富裕的地方,高昂的医疗费用、家庭的贫困往往能成就我的意思。

一旦有患者或者家属有这个意愿,我就通知张总,后续工作让张总接手。我从不敢觊觎了解更多流程,因为我内心隐隐不安。我知道在这条非法链条上我参与的越少,或许对我的未来也就越有利。

因此张总具体是如何操作,如何联系受体,又是如何安抚供体家属,又是在哪些医院做的器官移植,我统统不问。

我的“勤奋”让我获利颇丰。就这样,我在这个“行业”“勤勤恳恳”工作着,一年倒有360天在外奔波。

手里宽绰了,我用起钱来也就很大方,各种恩惠、信息费给的也比别的中介高,因此认识了很多医生、护士、销售、病人、家属等等,信息渠道也就格外多起来。

我最大的心愿是挣出父母的养老钱就金盆洗手,重新做回我的医生。

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悲剧不但让我的心愿夭折,也改写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那是2018年下半年,我去一个小地方探访一个病人时,看到了也来探访病人的一个家属。这是个小伙子,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说是被人打破了头,缝了18针,我顺嘴问了一句:“谁打的这是?下手可够重的!”

小伙子没有回答,和他一起来的一个中年女性,应该是小伙子的妈妈,倒是接上话茬:“一帮小混混,说是借了钱没还上,也不知道借了多少钱,就把人打成这样,我家这死孩子,怎么问也不说!”

后来这个妈妈出去买饭,小伙子倒是主动给我打招呼:“刚才我听你说有器官捐献的事,还能给钱?”

我点点头,并不接话,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人生还没开始呢,哪里谈得上器官捐献。

谁知小伙子却上赶着问我捐献的事,我胡乱答应几句。他问得紧,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究竟借了多少钱。

“五千,”小伙子口齿不清吐出两个字。

“五千块钱就把你打成这样?!”“现在是两万了!”小伙子皱着眉头,消瘦的脸上被打的青淤还未褪去。我明白这是借的高利贷。

“五千块,你干啥了?”“我买了一个苹果(手机),”小伙子脸上没有表情。

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接小伙子的话茬,倒是劝了他几句:“等伤好了找个工作,好好干,争取把高利贷早点还上。”

等我出门时,小伙子追出来,坚持要我的手机号码。我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给了他。

当晚,张总追着我到了这个小地方,来给我送前一笔交易的信息费。他从不欠账,而且我们之间只用现金,绝不在网上走账,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正当张总和我谈话时,有电话打进来。我一看,原来是白天在医院见过的那个小伙子。对方在电话里期期艾艾地提出想捐献自己的肾,为的是能快点还上高利贷的钱。

我忍不住在电话里训斥了他,直骂他不思进取,净走些歪门邪道,不想想自己年纪轻轻就少了一个肾,这一辈子都不能干重活累活,还要活得特别小心才行。

“你不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吗?”不等对方回话,我就生气地挂了电话。张总在旁边听得七七八八,大体也明白是什么意思。

等我放下手机,张总笑笑,对我说:“对方的家境、学历、能力你都不了解,你怎么就能肯定他能迅速挣到钱还上高利贷呢?真要能挣到钱,他当初就不借这五千了。

“再者,说不定他挣钱的速度赶不上高利贷涨钱的速度,现在是两万,估计很快就是十万、二十万、甚至是一百万,到时候别说他卖一个肾,就是把所有器官都卖了也还不上这个债。”

我点了点头,承认张总说得有道理,但是心里还是愤懑不已,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愤懑的是什么。

临分手时,张总要走了那个小伙子的电话。没过几天,张总又给我送来五万块钱,我纳闷道:“最近没有生意啊?”

张总微微一笑:“你还记得那个小伙子吗?”

我一愣,他到底还是卖了自己的肾。我第一次觉得这笔钱在手里火辣辣的,像是一块烧红的炭火在烙着我的手。

事情大约过了三个月,一天晚上,张总急三火四地来找我,要我退回上次他给我的那笔钱。

退钱,这还是第一次,我不明就里。

“上次的那个小伙子捐肾后,回去不到两个月就死了,”张总一脸苦相,“这还是头一回发生这种事!”

“怎么回事?是手术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还是术后出现什么问题?”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一直记得那个小伙子。

“还不知道呢,家属现在正闹着,那个小伙子做完摘除手术只住了几天医院,就坚持回家,谁知道回家没多少日子人就不行了,还没等送到医院,人就死了,家属要告医院,医院不背这个锅,坚持不赔偿,双方闹得特别僵,得赶紧想办法安抚家属,但愿多赔给家属钱能够了了此事。”张总解释道。

“医院为什么不赔偿?那个小伙子的肾脏摘除不是在医院做的吗?”我问道。张总摇摇头:“也是,也不是,是我们临时借用了医院的手术室,但是主刀的医生不是医院的医生。”

我点点头,这又是一条利益链条,张总做这个这么多年,肯定有自己合作的医生。

“那你们平时摘除死亡捐献者的器官是在哪儿做的?”我追问了一句。张总一愣,说:“大多是在救护车上。”

获取器官其实只需要半个多小时,因为捐献者已经死亡,对手术要求也不高,所以可在救护车上完成。但是这次,捐献者是个活生生的人,手术要求级别就不一样了,难道是大夫的疏忽?

张总等不及我说话,拿到钱后匆匆离去。

那一晚,我彻夜难眠,眼前总是浮现出小伙子的那张脸,还有他脸上那未退的淤青。

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过去我一直认为我挣的这个钱虽然不合法,但是合理。

存在即是合理。在这一条利益链上没有输家,这个交易可以做。可是那个小伙子却因捐肾死了!这就是我的错了,如果没有非法器官移植这条渠道,那个小伙子也就不会有卖肾这个念头,他也就不会死。

黑夜里我睁大眼睛,难以入睡。我明白,我其实一直知道自己走的是歧路,只是不断用各种理由美化自己,用“孝”字为自己寻求行动的合理性。我一直在自欺,同时欺人罢了。

后来,我多次打电话追问那个小伙子死亡的原因,张总一直没给我明确的答复,我据此判断术中或术后感染可能性最大。我只是听张总说,家属闹得特别厉害,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了。

等到张总不接我电话,直到他的手机再也打不通时,我意识到很有可能东窗事发了。而我被抓,也只是早晚的事。

为此,我在网上查阅了相关的法律书籍,还咨询了做律师的表弟,推算自己这种情形会如何定罪量刑。毕竟,我和张总做过的事都历历在目。非法器官移植,这条链上所有的人都逃不脱,包括我。

由于我保密措施做得好,我的妻子压根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只以为我是个辛辛苦苦的医疗器材销售代表。

在信里,我嘱托她照顾好孩子,不用等我回狱。我还给我的表弟留下一封信,陈述了这几年所有的事情经过,希望他能为我争取宽大处理。


我坐在警车上,短短的半个小时,我却把我的一生都回忆了一遍又一遍。

我抛弃了我钟爱的医生事业,利欲熏心,一叶障目,毁了我自己,也毁了家庭。

尼采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我怎么能忘了这个道理?!

被抓后,我心里反而平静了。因为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每一天的等待,犹如一条巨蟒缠绕着我的身躯,每一天它都比昨天缩紧一寸。现在终于等到这一天的来临,我反而如释重负,深吸一口气,有死而复生的感觉。

现在,我仍然还在羁押中,表弟是我的律师,代理我的案子。表弟来见过我两次,他告诉我,妻子把我岳母接来照顾孩子,她自己去上班挣钱了。我的父母在养老院,一切都很好。

由于此案涉及的人物太多,时间跨度太长,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但我知道,无论调查结果如何,我都会以“贩卖人体器官罪”被判入狱。


刘旭无疑是个有孝心的好儿子。作者在文中也反复提到为了给父母更好的养老环境,他才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可他恰恰忽略了一点,相比较更为舒适的养老环境,父母更愿意日子清贫,但是儿子的家庭美满,事业无虞。看了此文,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评论,或者有更好的故事可以在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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