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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读物

我用家暴换绿卡

来源:花朝晴起网
作者:鬼火
2019-08-20 14:16
未婚先孕被抛弃,我远赴美国生子,并与人结婚。没想到,结婚不仅没让我拿到绿卡,还被家暴。这时,朋友小毛告诉我,家暴绿卡了解一下?……本文为作者采访所得,使用第一人称。

我叫路芳芳,青岛人,大专毕业后在杭州一家地产集团销售部工作,也就是人们口中的“售楼小姐”。

2016年3月,26岁的我未婚先孕。男友不愿对此负责,并提出分手。我也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暗自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

没想到,我怀孕的消息不胫而走后,部门经理找我约谈过几次,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公司的房子不愁卖,销售内部竞争激烈,我知道别的同事趁此机会排挤我,可我也无能为力。

为逃避各种不怀好意的眼神,在怀孕5个多月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重要决定:我要去美国把孩子生下来。

我想学《北京遇见西雅图》里的汤唯,去美国生下这个无名无份的孩子,给他一个“美国户口”。

2016年11月,我不顾父母的规劝,独自飞往洛杉矶。

住不起动辄三四万美金的月子中心,我只得找了家便宜的民宿落脚,和房东一家以及其他租客挤在一间老旧的华人区别墅里。

顷刻间,我失去了事业与爱情,除了即将出世的胎儿,一无所有。

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令我整日郁郁寡欢,房东萍姐很快察觉到了我的异样。在她的循循劝导下,我痛哭一场,终于将心中积蓄已久的压抑与绝望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倾泻而出。

等我发泄得差不多了,萍姐开始给我“洗脑”,教我干脆留在美国算了。

萍姐40多岁,没有固定职业,除了靠民宿收租,还接些钟点工、保姆、月嫂的活儿。

她的老公在餐厅做工,儿子当司机给亚马逊送包裹。她坦言,他们一家也是才来美国不久的新移民,目前的家庭收入比在国内高多了。

留在美国,这个全新的选择方向好像让我看见了新大陆。我和萍姐的共同话题渐渐多了起来,谈得越多,我越想留在美国。

以我的实际情况来看,萍姐告诉我,找人结婚是最好的办法。

我苦笑:“此刻我怀着别人的孩子,即将临盆,上哪去找结婚对象?”

萍姐笃定地说:“你这么漂亮!真想结婚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要知道,找不到老婆的中国男性新移民一抓一大把!”她的表情很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

抱着好奇和试试看的心理,我答应了。不久后,萍姐真给我介绍了一个男人——来自江苏盐城的包工头董建。董建看见我时,两眼放光,我对他却没有任何感觉。

我身高168,是公认的美女,而他身高165左右,四十出头,面容苍老其貌不扬。

他自报只有初中文化,但年收入有十万美金,重点是他有绿卡,可以给我办身份。他明确向我示好后,我忍不住问他:“你看我这情况,马上要生孩子了,你不觉得别扭么?”

他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只要你愿意嫁给我,我不仅不计较你怀着别人的孩子,还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无助最孤独的时刻,听到他如此承诺,我在感动之余,仍然心存犹豫,毕竟结婚是件大事。

自打相识后,董建时常向我献殷勤。他几乎天天都带着水果和食物来看我,帮我做饭、载我去买婴儿用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就是我老公。

2017年1月,我半夜发作,快要生了。我第一个想到给董建打电话求援,他立刻赶过来带我去医院生孩子。

那一刻,我真以为我就是电影里的幸运儿文佳佳,他是我的真命天子福兰克。

董建载我和刚出生的儿子出院回去的路上,我答应了他的求婚。

2017年2月,董建带我去办理了结婚手续。他说美国不流行办婚礼,等以后我的家人来了再办不迟。我表示同意。他还提出了夫妻存款各归各的,说美国人都这样,我也勉强认可了。

木已成舟后,我才把结婚的事情告诉父母。向来沉默的父亲没说什么,母亲叹了口气说:“只要你觉得开心就好,不开心你就回来。”

我从民宿搬去了董建租住的公寓。

婚后没多久,我发现董建嗜酒,每天晚上都要喝几杯白酒或者威士忌,不喝到脸红脖子粗绝不罢休。

喝得差不多了,他就给我讲他来美国这些年的艰难往事,讲他好不容易挣到钱的奋斗史,直讲到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

有天我听得腻了,撇撇嘴皱了皱眉,他猛地一掀桌子,指着我鼻子骂:“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对老子不耐烦!如果没有我拼死拼活在外面干活养你,你跟那个野种早就饿死街头了!”

那一瞬间,我坍塌了!原来他一直没有真正接受过我的儿子,原来我在他心里也只是个依靠他生存的累赘。

我竟然被他那样的人嫌弃了,我怎么活成这样……泪水情不自禁地哗啦啦流下来。

或许碗碟刺耳的碎裂声让他的酒醒了,他忙不迭地搂住我,扇自己耳光,请求我原谅他。

虽然我说原谅他,但我很快发现,曾在我面前用老实善良伪装自己的董建慢慢脱去了虚伪的外衣,粗俗暴戾的一面逐渐显现出来。

他天天喝酒,喝高兴搂着我睡觉,喝不高兴便脏话连篇地训斥我,甚至动手打我。

起初他只是推搡我,发展到用拳头捶打我的背,用手掌扇我的脸。我也从一受欺负就流泪变得越来越麻木,不哭不闹,听之任之。

谁叫我当初出于身份和经济因素考虑才跟他结婚,谁叫我本身目的不纯。

婚后的两个多月里,我在家照顾孩子,完全靠董建养活。若是此时离开他,我和儿子彬彬可能真要饿死街头。

我只能向现实低头,一次次妥协!

孩子稍大一些后,董建开始催我出去工作挣钱。我们结婚以来,家里的账单都是他付,他说等我有收入以后,账单也应该AA制。

他帮我找了一份在烧烤店打工的兼职,从傍晚五点到凌晨一点半。一来考虑到孩子必须要人看管,所以他白天上班,五点前回家后我再去烧烤店上班。

在美国如果没有父母带孩子,夫妻不可能两个人都做全职工作。二来这份工作无需检查我的工卡——相当于一份“黑工”。

工卡是所有人在美国被允许合法打工的凭证。我根本没拿到工卡,是因为董建并没有给我办理身份。现在想来,那时的我简直无知到家了。

我入境美国时拿到六个月的停留期,生孩子花掉三个月,所以我匆忙嫁给了董建,以为在合法停留期间结婚就万事大吉了。

我几次追问董建何时才能帮我拿到绿卡,他一直回答在给我办理,要等排期。

2017年5月底,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工友小毛津津有味地说起结婚拿绿卡的讲究,越听越不是滋味。

小毛是个热心肠的新移民,对办身份的门道颇有研究,号称“移民万事通”。

原来,绿卡持有者给配偶申请绿卡是有限制的,申请方在排期内必须保持合法身份。

可是我的旅游签证合法停留期刚好已经过了,一过就根本无法正常办理绿卡了。我慌忙在网上检索各种资料,发现真相果真如此!

当晚回到家,我硬生生地把熟睡的董建叫起来对质:“你给我办绿卡到底办得怎么样了?如果没办成,我这就带着彬彬回国了!”

这是我头一次朝董建发飙,他竟破天荒地软了下来,支支吾吾地承认他确实没有帮我申请绿卡,理由是他以为只要结了婚,什么时候去办都可以。

那一刻,支撑着我坚持和他过下去的信念破灭了,我无法容忍要以非法移民的身份留在美国,也再不想多看董建那丑陋的嘴脸一眼。

这场没有爱情的婚姻,根本就是个荒唐的闹剧!

我拿出手机准备订机票,董建一把抢过我的手机,苦苦哀求我:“我们是事实婚姻,不可能没有办法的,无论如何我都会找律师帮你搞定绿卡,求你不要走,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董建暂时将我安抚住了。相处这些时日,哪怕我对董建没有爱情,也有些许感恩的情分。就在我犹豫不决之际,老天给我开了一个大玩笑:我又怀孕了!

在我确信无疑后,我真的想打掉这个孩子!从各个方面来看,我都不该要这个孩子。我的身体并没有完全恢复,此时再要孩子太不合时宜。

我和董健的感情并不好,说实话我根本不想给他生孩子,况且我的去留还没有决定。

而董建知道后大喜过望,几乎是要跪在地上求我留下这个孩子。

他的态度瞬间变回几个月前追求我的那般温柔体贴,又是给我买新衣服,又带我去迪斯尼和环球影城游玩,还让我不要出去工作了,花销都算在他头上。

我心软了,同意好好保住这个胎儿。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关系回温不少。我坚持去烧烤店工作,这样好歹能自己攒下些钱来。

当我以为日子会越过越好时,厄运忽从天降。2017年12月,我不慎摔了一跤,伴随着腹部剧痛,下体止不住地出血。董建惊慌失措地将我送去急救。

最终,医生还是遗憾地通知我们胎儿保不住了,部分原因是前一次生完孩子后身体机能没完全恢复好。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对我打击很大,也让我和董建的关系骤然降至冰点。我还没完全从失子之痛中走出来,董建又变回那副暴戾吝啬的模样,而且更加冷漠无情。

医生交代我回家好好卧床休养,董建却一个劲地要求我做这做那。

伴随着腰酸腿疼和持续少量出血等不良反应,我强撑着虚弱的身体给他做饭、做家务,还要照顾儿子彬彬,身心俱疲。

盼子心切的董建失望之余喝酒更甚,很快又朝我挥起了拳头……

真正让我和董建的关系彻底破裂的导火索是来自医院的一纸账单——我被送进佳惠尔医院进行救治期间,竟然产生了一万八千美金的天价医疗费。

我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兼职工作每月才攒下一千多美金,怀孕四五个月后我在家休养全无进账。

我低声下气地同董建商量,希望他先帮我把钱付了,这钱就算是我欠他的,以后慢慢还。

董建断然拒绝:“你拿什么还?就凭你那点收入得还到什么时候?钱我是不会给你交的,你就欠着吧,医院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医院的财务人员打来电话催款,我只好谎称有事。以后对方再打来,我就不敢再接听了,像做贼一样。

小毛警告我,这种恶意欠款行为会影响到绿卡申请。我这才想到,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关心董建给我办绿卡的进度了。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董建才默认他仍然没有为我办理绿卡,我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已婚黑户。万念俱灰的我决意离婚。

小毛得知了我的境遇,深为我打抱不平,愤愤然地说:“婚是要离的,但绝不能便宜了那家伙!”

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华人律师,律师极力劝我申请“家暴绿卡”——此前我从没听说过还有这类绿卡。

美国政府颁布有“防止对妇女施暴法”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以帮助遭受家庭暴力的人获得保护,以及获得绿卡的机会。

以我的情况来说,我是绿卡持有者的配偶,且受到家暴的困扰,因而有资格自己申请绿卡。

为了获得律师的帮助,我几乎倾尽所有,再次一穷二白。

2018年1月底,我正式向董建提出离婚,同时背着他申请家暴绿卡——这是律师重点交代我的。
一旦我申请成功,董建家暴(虐待)罪名成立,根据《移民法》的规定,他极有可能会被递解出境。

出乎我意料的是,董建竟然不同意离婚。我戏谑地问他:“怎么,你还对我有感情不成?”谁料他说:“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不能说离就离。”

董建说了不少软话,各种保证说了一大堆,但我心意已决,不会再相信他的任何承诺。而且律师反复强调,我要想拿到绿卡就一定不能心软。

此时的我一门心思要留在美国,儿子彬彬是美国公民,我要在这里陪他一起长大,让他免费享受美国一流的医疗教育条件。所以,我必须拿到绿卡,

苦劝无果,董建对我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你非要离婚,我就上法院抢彬彬的抚养权!”

起先我只觉好笑,彬彬和他没有血缘关系,法官怎么可能把孩子判给他?真正开始打离婚官司后,我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

董建当着法官的面,口口声声地控诉我既没有身份,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和足够的收入养活孩子,为了挣钱经常留下孩子独处。

董建自己则装出一副悲悯的样子,说他对彬彬很有感情,愿意全心全意地抚养他长大。

一边是董建的言之凿凿,一边是我的声泪俱下,法官一时也难以抉择。抚养权的官司相持不下,董建又出一记狠招,他反复向儿童福利局(ACS)举报我有精神病、虐待和忽视孩子。

2018年2月末的一天,儿童保护局(CPS)派人上门家访,问了我很多问题,包括如何照顾孩子、计划给孩子怎样的未来、怎样看待我和孩子的关系等等。

我的心里充满委屈,表现在他们面前的状态则显得有些激动。

我对他们听了董建的一面之辞而跑来调查的行为感到烦躁,对他们作为外人来管我和孩子的闲事表示质疑。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大的权力。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儿童保护局派来的一行人大力敲开了公寓的房门。

为首的白人男子牛高马大,他面色冷峻地宣布:“我们马上要把你的孩子从不安全环境中带走,暂时安置到紧急寄养家庭。你将会收到书面通知文件,并出席家庭法院听证会,再由法官做出关于孩子去向的判决。”

我顿时感到五雷轰顶和万分不可思议!我出于本能的拒绝道:“我不准你们带走孩子!”

男子冷冷地说:“这是强制措施,如果你执意反抗,不仅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孩子,还可能被送进监狱。”

我死死地抱住才一岁多的彬彬坐在地板上哭得撕心裂肺,甚至想过以死相逼,小小的儿子躲在我的怀抱里也被吓得哇哇直哭。

一位好心的女工作人员始终蹲在我身旁安抚我,耐心地给我做思想工作。

她说目前他们只是奉命暂时把彬彬带到安全的地方,只要我表现良好,好好向法官求情,就能早日与儿子重聚。

终于,我的理智占了上风,我不再挣扎,眼睁睁地看着彬彬被他们带上了车,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

那残忍的一幕我今生都无法忘怀,那种骨肉分离的彻骨之痛和巨大的无力感让我一想起来就泪流不止、脊背发凉。

不久后,我收到了儿童福利局发来的文件,文件上说他们以我的“精神状况不稳定”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得了带走彬彬“加以保护”的权利。

我的心里不自觉地充满仇恨,我恨这些莫名其妙的机构部门,我恨无情的法律赋予他们生杀予夺的权利,我最恨的还是始作俑者董建,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

我随即联系了律师,他将和我出席把彬彬夺回来的法庭听证会。他一再要求我在法官面前务必保持理智冷静,否则法官一旦判定我作为监护人的权利终结,彬彬就会被陌生人收养,到时他也无能为力。

为了要回孩子,我强忍悲伤、愤恨和焦虑,诚恳礼貌地央求法官支持我和孩子重聚。

在律师的建议下,我不敢过多的诠释煽情,而是客观描述我能给予孩子安全舒适的成长环境和充分的关怀。

法官的最终判决是:我必须先参加“家长课堂”,学习有关心理健康、法律、育儿等一系列的指定课程,再由我的改进情况决定是否解除施加在彬彬身上的紧急监护手段。

我忙不迭地欣然应允,并一个劲儿地感谢法官。后来我才知道,所谓“家长课堂”并不是免费的,所有课程算下来居然要一万五千美金!这和明抢有什么区别?!我再次崩溃了。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已山穷水尽。我迫不及待地要从董建的公寓里搬出去,要租房子,要生活费,要交新产生的律师费,要缴纳上课的费用,可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钱。

不仅如此,佳惠尔医院把我的欠费账单转给了专业讨债公司,对方每天用电话、邮件的形式催款。这一切几乎快把我逼疯了。

我不得不向父母伸手求援,我知道他们也不富裕,但我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父母做出了一个让我完全不敢想的决定,他们卖掉了青岛老家的房子,双双义无反顾地来了美国。

在机场接到他们的那一刻,我跪倒在他们面前痛哭:“爸,妈,我真的对不起你们!我自己混成这个鬼样子,还连累你们卖房子,你们打死我算了!”

爸爸把我扶起来,妈妈心疼地擦拭我脸上的泪水,哽咽着说:“别说傻话了,我们是你的爸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有了父母的支持,我终于摆脱了和“仇人”董建挤在一个屋檐下的窘境。

爸爸的眼光比较长远,他毅然租下一间别墅,既解决了一家人的住宿问题,又可以把空房间租出去创收。

我搬家那天,董建居然试图挽留我,他恬不知耻地说:“对不起,我也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样,我的本意只是不想和你离婚……”

我连看都不想再看他一眼,决绝地说:“董建,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我还没被你害死,已经是万幸。”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彬彬被送去寄养家庭后,每个月我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儿童福利局专员的陪同下去看望他。他被安排在一个白人寄养家庭,我们的见面也被安排在约定地点,我无权询问寄养家庭的地址和对方姓名。

一次探视期间,我见到彬彬脸上有明显瘀伤,纵使我百爪挠心几欲发作,依然装作云淡风轻地询问对方,伤痕是怎样造成的。

对方说是孩子自己摔的,我强忍着没敢多问,怕节外生枝,在福利局专员警惕的目光下,我已学会了随时保持冷静和克制。

父母来美国后,经济压力得到缓解,我的精神状态也一天天地好起来。有了亲人陪在身边,我不再那么无助和孤苦无依,生活有了希望,久违的安全感也回来了。

律师帮我申请了暂缓递解,让我能暂时合法地留在美国,还给我申请了工卡,我终于可以合法地在美国打工了。

烧烤店的老板知道我获得工卡了以后,主动把我的兼职工作性质调整为全职,还给我涨了工资。
爸妈学着在网上招揽顾客,他们的民宿生意日渐红火,又租下了新的别墅。我们每月的家庭收入非常可观。

经过各种努力,2018年12月初,我打赢了和董建的离婚官司,法官最终把彬彬判给了我。

我也结束了儿童福利局要求的所有课程学习,家庭法院的法官解除了彬彬的寄养监护措施,让他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

爸爸抱着从未谋面、失而复得的孙子亲了又亲,爱不释手,我和妈妈高兴得热泪盈眶,我们一家三代正式圆满团聚了!

往后有妈妈在家帮我照顾彬彬,我得以安心工作。

移民局对我申请绿卡的案子展开了调查,董建害怕了,给我打了很多电话,他说他一个人来美国打拼很艰难、受了很多欺负,才变得脾气暴躁和多疑,才会伤害到我。他诚挚地向我道歉、求我放过他。

我对他拿彬彬相要挟的过往无法释怀,冷冷地质问他:“当初你和我争夺彬彬的抚养权为了什么?

不就是想得到他的抚养权再想办法放弃掉、让他被送去收养,让我一辈子都见不到他吗?!”
董建带着哭腔解释道:“我没这样想过,我以为要到彬彬的抚养权,你就不会跟我离婚,我不想失去你……”

我心软过,但是我不可能放弃绿卡申请,这是我合法留在美国的唯一出路。

父母年纪大了,决定不办身份,就这样黑在美国。如果我也没有身份,将来会面临很多难题。而移民局和法庭一旦认定董建家暴,他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我要拿绿卡,他怕被遣返出境,我们的诉求点显然不可调和。

但是,由于作假案例众多,家暴绿卡并不是那么好拿,我至今仍在苦苦等待中。


本以为自己像《北京遇上西雅图》里的文佳佳,在异国他乡遇到了真命天子,谁知,那个甜言蜜语的男人婚后原形毕露,嗜酒、家暴,甚至设计让政府强制终止自己的抚养权。好在,这个女人坚强地绝地反击,在父母的帮助下让生活重回正轨。您有什么不一样的故事吗?欢迎投稿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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