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苦难童年
故事 散文 生活

一个农村孤儿的人生历程

来源:花朝晴起网
作者:李大大
2020-08-15 11:08
1944年5月,我出生在湖北省监利县朱河区李庙乡排头湾的一个农家茅舍,我们村坐落在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江汉平原,它上靠长江下临洪湖,属荆州地区(旧称荆州府)。

一提到荆州,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三国时期刘备、曹操、孙权争夺荆州的故事。可以说,荆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名字举世闻名。
 
然而,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举世闻名的古城并没有给我们家带来好运,我们家祖祖辈辈就在贫困潦倒中挣扎。由于生活的艰辛,我祖父母都死得早,以致我们这一辈的子孙根本就没见过祖父母的身影。尤其到了我父亲那个年代,就更是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我出生时,恰逢日本侵华和国共交战的战争年代,父母们躲壮丁、逃兵荒是家常便饭。父亲就曾被国民党抓过壮丁,还是趁上厕所的机会,脱掉军装才逃了出来。
 
我的家乡虽然号称“鱼米之乡”,但又是一个“洪湖沔阳洲 ,十年九不收”、水灾频发的地区,内涝和长江溃口时常发生。特别是1948年、1949年两次的外洪内涝更使得这里哀鸿遍野。这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各级政府官员只顾着自己逃生,解放军还没能渡江南下,还没有建立人民政府,所以这里的老百姓就只有听天由命,我苦难的童年也就从此开始。

逃荒

我的父亲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我们称之二叔、三叔。祖父母去世得早,二叔从小过继给二祖父。三叔早年在外求学,他们三兄弟很早就各自成家。
 
在我出生之前,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分别比我大四岁和一岁,我在家行三。在我一岁时,也就是1945年,天花流行,我们村同龄的孩子夭折了20多个,幸亏我命大,死里逃生捡回了一条命。

到了我三岁那年即1947年,又一个妹妹出生了。常言道“多子多福”,可我们几个兄妹的降生不但没给父母亲添福,反倒是多一个子女多一层忧愁。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逆来顺受的人,常听母亲说他“磨子都压不出一个屁来”。可他对子女的爱却是无私而又纯真的,因为他的操劳,他的克俭都是为了我们几个兄妹的生存,我依稀记得在我们的饭碗中有白米饭的时候,他的碗里却全是野菜。特别是逃荒的年景中他更是受尽了苦难。
 
1948年江汉平原大涝,有田的庄户人家都已颗粒无收,我们家本来就没有多少地,父亲平时以帮人打短工做长工为生。在这样的年景父亲已经没有工可做,一家人只是还有一个落脚的窝。
 
1948年夏天,当时发生了一起特别恶性的家族械斗,李家一族和周姓一族因排涝纠纷闹出了命案,打死了周姓一族的一个农户。命案过后李姓族人都不得不出外逃荒,父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人逃到湖南临湘,父亲帮助别人挑脚(即帮助别人挑运货物)。那时灾民如此之多,挑脚的事却很少,一家人艰难度日。这年的冬天,父亲不得不把我们带回离家乡更近的湖南岳阳,好等水退清后就回家种田。
 
在岳阳,我们一家人蜷缩在一个破庙里,父亲不知从哪里捡来一些稻草铺在地上当垫被,几床破被子当盖的,父亲早出晚归去外面找活干,姐姐带着我和哥哥出外挨户乞讨,母亲和妹妹在家,防止几床破被褥被人偷走。那时灾民如蚁,东西被偷是常事。
 
说到乞讨,其辛酸低下自不待言,穷人家要不到什么东西,最多也就讨些残菜剩汤,富人家看到我们,有的把门关上,有的甚至放恶狗来咬,我们早就吓得屁滚尿流,还哪敢上门去讨?讨不到吃的,我们就到垃圾堆去捡烂菜叶。有一次我们捡到一条小黑鱼,一闻还没有变臭,回来后母亲加了点盐煮给我们吃,觉得好吃极了,因为我们好久都没吃到荤腥了。
 
那年冬天一连下了好几场大雪,我们鞋单衣薄哪里出得了门,而且大雪天,家家大门紧闭在家烤火,哪里讨得到吃食?没办法,我们只能整天呆在被窝里等着父亲给我们带点吃的,可是每天等来的都是父亲一脸的愁容和满身的白雪,对于父亲的回报也就是母亲的几句唠叨,而我们饿得两眼发花,妹妹一直在哭。
 
在万般无奈之下,有一天父亲忽然跟母亲说,要把妹妹送到育婴堂去,也就是孤儿院,想来应该是教堂开的,谁知一向老实巴交的母亲却和父亲大吵了起来。母亲坚决不同意,说要死一家人死在一起,决不把自己的亲骨肉送人,从此以后父亲也不敢提起此事了。
 
有一天父亲带回来一个红薯,我们高兴极了,三姊妹轮流着你一口我一口啃得津津有味。还有一次母亲看到一户人家的窗户外有一种又肥又圆的菜,就摘回来煮给我们吃,那东西又苦又麻口,但我们肚子实在太饿,还是强咽下去,谁知吃完头昏眼花,全家人晕睡了一整天,醒来头还晕,一问才知道那是一种叫漂兰叶的有毒的野草,猪都不吃。
 
又不知过了多久,父亲用卖鱼换来的一点点红薯干早已吃光了,父亲提议将最大的姐姐(当时还不到十五岁)在岳阳找一户人家嫁出去,或许还可以得到一点聘礼。这一次父母达成了共识,最后在岳阳找了一户人家,男的理发,有点跛腿。说定后男方给了我们家一袋红薯面(大约十多斤)还有几斤大米算是聘礼,然后我们一家人在男方家吃了一顿饭,最好的一碗菜就是青椒炒豆鼓,我和哥哥好久没看见白米饭了,饱餐了一顿。而父母和姐姐则是眼泪汪汪,怎么吃得下?
 
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二年(1950年)开春,十五岁的姐姐一个人留在岳阳,我们一家五口总算回到了与洞庭湖隔江相望的湖北老家。
 
被活活饿死的父亲
 
虽然回家了,但哪里还有什么“家”,墩台上除了几株被水淹过又经过严寒的枯树,和一块淤泥地及地上洪水留下的烂渣,就什么也没有了。
 
没办法,一家人就住在隔壁家祖植哥的镐子屋里,他们家条件好一点,是一栋五柱的瓦房屋,虽然被水冲过了,但由于处理得好(把墙推倒让洪水穿过,屋架用铁丝栓在树上),整体上没有大的损坏。他们家的镐子屋虽然是茅草盖的,四周墙壁千疮百孔,好在已开春了天气不是太冷。
 
镐子屋虽然不大还是可以搁下两个铺。我们捡了一些碎砖码起来,上面放上板子,我们的“床”就成了。至于厨房那就是外面的广阔天地,反正也没有什么家伙什,就是一口锅和几个残缺不全的碗。
 
等一切安顿下来以后,带病的父亲倒下了。
 
在岳阳时我们就发现父亲很虚弱,面色苍白,说话也中气不足。回到家里父亲再也迈不开步了,他全身皮肤发黄,手脚浮肿,称是黄胖病。现在知道那是营养不良引起的贫血性水肿。渐渐的,他的腿越肿越粗如水桶,小腿上的皮肤开裂,体液不断从裂口渗出,散发出一种特别的腥臭味,由于渗出物太多只得把两只脚放在盆子里。
 
有一天三叔来我们家看望父亲,并带来一条约两斤重的黑鱼,他说听人说用黑鱼剖开膛后里面放盐煮了吃能治好黄肿病。于是母亲照法给父亲煮着吃了。现在想来,这黑鱼是高蛋白食品用来治疗营养不良当然是最好的。只是父亲体内的生命成份已经消耗殆尽,这条黑鱼无异于杯水车薪,那时连一口浓一点的大米粥都喝不上,哪还有钱买鱼治病呢?
 
渐渐的父亲由坐而躺,最后由躺再卧床不起,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这样不知熬了多少天,终于在一个风雨之夜(三月初八)默默的走了。第二天一早母亲一看父亲已经没气了。
 
听母亲说父亲在半夜里用手在床边划了几下,因为没有光亮,既无蜡烛,也无煤油灯,不知道他是要交待什么,听不清说什么,只好坐等天亮。谁知这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动作,或者是什么遗言。只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谁也不知他的心情。
 
父亲去世时还不到三十六岁,人们说男人三十六岁是一大步,这是一个坎,父亲终于没能迈过这个坎,只是这个坎一点也不特别,一点也不艰险,也许几斤大米或者几斤肉就能让父亲迈过这个坎,可连这点物质也是奢望啊!
 
那时候不仅没有大米,就连树皮都剥光了。有一种我们那里叫榄树的(也许是榆树),皮磨细了做成汤圆煮熟后粘粘的,也不苦,只是吃得进拉不出,小孩拉屎要大人用手指抠,有的还要用铁丝抠。可等我们回来连这种树皮都没有了。
 
经过了一场大水,陆地上好多野菜都还没有长出来,只得向水中开发。哥哥每天用绞篙(两根竹杆绑在一起象剪刀)去绞水塘里的牛栏尾或者鸭舌头这两种水草吃,这两种草原来是只作肥料用,连猪都不吃的。吃起来又粗糙又涩口,很难咽下,为了活命我们只得死劲往肚里咽。

父亲咽气了,家里没有悲号,也不知是我们不懂事还是已经麻木了,对于父亲的死我们并没有感到十分的悲哀,母亲的眼泪也早就流干了,等到天大亮,哥哥才叫来两个叔叔办理了父亲的丧事。
 
哪称得上什么丧事,一没道场,二没墓穴,甚至连出殡的门板都没有一块。不知二叔从哪里弄来两张别人家盖房子用的芦席,将父亲遗体一卷用绳子一捆,由两个叔叔抬到了我们家的祖业上,用锹挖了一个坑将父亲的尸体掩了,然后我们朝墓地跪下,叩了几个头,作了几个揖,就这样,父亲的葬礼就结束了。
 
父亲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走,没有带走什么,只留下四个子女挣扎在生死线上。
 
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孤儿寡母

父亲死后,全家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的肩上。1950年下半年,家乡搞土改,我们家分得了几亩地和几件农具,在三叔和乡邻们的帮助下我们还盖了两间茅草屋,以后三叔又牵来了一头骨瘦如柴的黄牛,我们家有1/4的股份,四天可以来我家干一天活。家庭的生活状况似乎比父亲在时还改善了一些,但是农活和一家人的家务活还是很重。
 
做农活时常常是母亲带着我和哥哥一起上,妹妹虽然已经三岁多了,但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得了软骨病,站不起来,只能用屁股在地下挪着前进,我们不得不把妹妹留在家里。
 
记得在农田干活的牛轮到我家时,十岁的哥哥扶着犁把,六岁的我在前面牵着牛犁地,母亲则在后面一边丢种子肥料,还要告诉哥哥怎么扶犁把。也许那头牛干农活不多,也许我们太小指挥不了牛,牛革头一装上就又蹦又跳,不得不由人牵着在前面走,但还是走三步退两步,把我们一家人累得精疲力竭。
 
在收割谷子时,常常是哥哥在后面推着独轮车,我就在前面用绳子帮他拉。那时收割谷子都是稻草和谷子一起收回家,推车的哥哥看不见前面的路,完全靠我的绳子拉力向前。有一次,我们推拉着一车子稻子走到一块石板桥上时,一不小心车子翻到了水塘里。哥哥埋怨我没有拉正,我埋怨哥哥没有把车掌好,两兄弟互相指责。本已很重的稻子掉到水里更重了,兄弟二人怎么使劲也拉不到岸上来,幸好有一位好心人路过,才帮我们把车和稻子捞上岸来,临走时那位好心人叹着气说:“真是造孽,还没车子高的伢儿怎么推车!”可谁又能帮得了我们呢?
 
当时我们穿的衣服都是补丁上补补丁,鞋子都是别人给的。记得我曾经穿的一件黑长衫就是从一个瞎子老人死后的遗物中翻出来的,又旧又破,母亲洗了洗把它改小了,穿在我身上倒也暖和。
 
母亲一人要操劳我们三兄弟的生活,还要干农活。更艰苦的劳务就是做堤。那时每逢冬至都要搞岁修,去挑土加固长江大堤。按田亩和人口分配土方任务,有力的出力,没力的出钱。我们家土改时分得了几亩地,又有四口人,所以还是有很多土方任务,我们兄妹都小,没有劳力,但又拿不出钱来,只有母亲去做堤。
 
工地在离家三十多里的镰刀太马河,母亲虽然人在堤上,但心里既要记挂着扔在家里的三个年幼的孩子,还要记挂着农田,安排来年的肥料种籽、翻耕等农活,一心挂三头,实在是无法应对,不得已在族人撮合下在1952年找了本族一位单身汉作为我们的继父。
 
继父和父亲同辈,我们叫他伯伯,早年丧妻,有一儿一女,女儿已出嫁,儿子跟着带到我们家。继父忠厚老实,继子也不调皮,我们也叫他哥哥,重新组合的家庭也没发生过什么纠纷,一家人和和睦睦的过着平静的日子。
 
谁知好景不长,到了1952年长江又是内涝外洪,内涝把刚出穗的早稻淹没了头,农户们只得把未灌满浆的早稻割下来烤干,磨粉,以备灾年度荒用。除了内涝,长江的洪水也势不可挡。为了保证大武汉的安全,我们那一带就成了分洪区。上车湾的长江干堤被挖开一个大口子,长江水直流而下,降低长江河道水位。
 
这次的分洪,政府对分洪区的老百姓早有安排,人都转移到了长江干堤上。那时正是六月大热天,长江干堤上早已住满了人,到处是淹死的牲畜腐烂的气味,也有少数死人的尸体臭味,在堤上走一圈熏得要呕吐。为了减少疾病的发生,没过多久政府又把我们转移到了通城县的一个山村,那里条件改善了不少,住的是又高又大的瓦房,空气好,又阴凉,每月都有带队的干部给我们发放救灾粮、救灾款。
 
洪水过后,到了1955年春,我们都陆陆续续地返回了家乡,政府又送来了芦席、楠竹、茅草。我们家一直都是草房,所以洪水过后我们家也一无所有,在政府的支持和乡亲们的帮助下做起了两间草房。
 

丧母
 
这次水灾没有象1949年那年有饿死人的现象,不过却疾病肆虐。洪水期间政府虽然派来了解放军医疗队,但只能在灾民集中的地方为灾民服务。对于洪水过后返乡的灾民就鞭长莫及了,加之那时的农村本来就缺医少药,村民有病都是靠迷信下菩萨(即:跳大神)或者土方治疗。
 
就在这时我母亲和哥哥都得了病,母亲发高烧,哥哥也卧床不起。三叔主张把哥哥送到镇上医院去治疗,于是三叔找人将哥哥用竹床抬到朱河镇,到了医院诊断是黄瘟性肝炎。而母亲则仍然留在家里“请菩萨”。因为长烧不退,菩萨说是鬼在和菩萨赌法,为了显示菩萨的威力,每作一次“法”就要摔破几个碗。可是家里的碗都快摔完了,母亲还没有退烧。最后说胡话,手不停的比划,狂燥时撕蚊帐扯衣服,最后身体元气耗尽了,终于在1955年5月18日母亲被“鬼”带走了。
 
我一直睡在母亲的身边,只感到她身上好烫,我却无能为力。待我学医以后才知道母亲得的是肠伤寒。其实几十片治伤寒的药就能挽回她的生命,但是那时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只知道一生病,特别是发烧的病就是被“鬼”缠住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请菩萨驱“鬼”。稍微理智一点的就是搞点土方单方试一试,那时农村也根本没有医生,不知道有什么治伤寒的抗生素。
 
母亲死了,在朱河住院的哥哥一无所知,当时为了不影响他的病情,也没敢告诉他,以至母亲临死哥哥也没能看上一眼,没能为母亲送终。哥哥出院以后回到家里,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哭得死去活来,埋怨家人没及时告诉他。
 
不过母亲死后,在岳阳的姐姐和姐夫有机会回来与母亲的遗体告别。那时,姐姐已和原来的那个理发师傅解除了婚约,那个人除了腿跛还好吃懒做,家里人也欺负她,把她当佣人一样看待。所以岳阳一解放,主张婚姻自由,姐姐就毅然离开了他们家,和后来的姐夫结婚了。
 
虽然父母亲都是因洪水逃荒回来后死去的,但母亲的安葬还是比父亲风光一些,家里还接了道士做了法事,也用砖砌了一个墓坑,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安葬仪式把母亲安葬入土了。
 
相依为命的孤儿
 
母亲去世前家里添了一个妹妹,但不到两个月就夭折了。母亲死后,继父精神上也受到很大打击,所以等我哥哥从朱河治好病回家后,他就带着他亲生的儿子回了他自己的家。家里就剩下哥哥、我和一个刚会走路的妹妹。
 
继父走后,外婆来照顾了我们几个月,但不久,舅娘因为难产也死了,留下一个婴儿无人照料,舅舅也因为长期的肺结核病需要照顾。不得已外婆只得狠心丢下我们几个孤儿回舅舅家去了。
 
这时哥哥才十五岁,还是一个少年,我十一岁,妹妹七岁,于是十五岁的哥哥成了家长,也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所幸当时成立了合作公社,哥哥参加公社劳动负责干农活,十一岁的我则成了内当家,负责给三个人做饭,洗衣服。
 
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了,除了每天给家里做饭、洗衣服,还每天坚持上学。早上把饭做好,衣服洗好,吃过早饭便去上学,把妹妹自己留在家里,晚上放学回家再做一家人的晚饭,哥哥则起早贪黑在农田耕作。那时我们吃得很简单,基本上不吃肉,家里养了几只鸡,有时还能吃点鸡蛋(大部分鸡蛋要留下来换油盐),倒是经常能吃到鱼,因为哥哥会捉鱼,摸虾,捡螺丝,还会用竹娄抓鳝鱼。
 
那时农村没有小卖部,买东西都得到离家十多里地的镇上去买,有时候货郎担下乡,可以用鸡蛋换点日常用品,所以农村人很难吃到城市美食。

有一次我看到别人吃油糍粑,闻着好香,我口水直流。我想油糍粑应该是用油炸的,我不妨自己来做一顿。那时我们南方老家每年年底都要打几大块糯米糍粑,泡在水里可以吃半年。于是我拿家里的糍粑放在锅里,把家里仅剩的一点棉籽油倒上,用火煮。但是,真正的油炸糍粑是粘米糯米各有比例配制而后用滚油去炸才成的,根本不是我这种纯糯米糍粑,我这一煮成了油泡糯米坨,分也分不开,吃也吃不成。
 
正在我焦虑万分时,哥哥回来见此状火冒三丈,骂我糟蹋粮食,顺手拿起一个小板凳向我砸过来,我也自知做了错事没敢吭声。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奢望吃城里人的东西,老老实实地做我的农家菜、农家饭。兄妹三人也自得其乐,毕竟没有饿着。
 
兄妹离散
 
正在我们兄妹三人相依为命,有苦也有乐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也不得不分开。

先是我在1956年进入毛市中学读初中,刚进校时学校有补助,加之回家路途遥远,离家三十多里,也就很少回家。到了1958年搞大跃进,修水利,各行各业放卫星,人人热火朝天,日日夜夜在工地上干活,还哪顾得上家。
 
那时哥哥十八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上工地干活。十来岁的妹妹还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不得不把妹妹放在无儿无女的二叔家寄养。到了1959年粮食紧张,哥哥劳动又累,加之和二叔发生了一些矛盾,于是哥哥一气之下和几个表叔一起去了新疆支边。从此我和哥哥也音信不通。
 
1960年,在新疆的哥哥在一次开山放炮中不幸受伤,肚皮炸破了,手指也炸断了两根,所幸捡了一条命。等伤好痊愈后,几经周折,一个人千辛万苦回了家。回家后不久哥哥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妹妹也就顺理成章过继给了二叔。
 
说起妹妹艳山,从小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因为营养不良,三岁多还不会走路,只能坐在地上靠屁股挪动,即便这样也常常无人照看,被单独放在家里,因为我们都要下地干活。

直到母亲去世,七岁的她才能勉强站起来。这时,哥哥要下地干活,我要上学,也只能把她一个人放在家里,要吃要喝只能由七岁的她自己去张罗,每每只能随便抓点什么塞进嘴里。

到了十岁左右,她过继给二叔,在二叔家里得帮做家务事。到了十二、三岁二叔家一家人的家务活就全交给她了。最辛苦的是还要织棉布。

要织棉布首先要把棉纱绕在织布机的梭子上面(行话叫倒纱),要在纺车上面从另一个纱线坨倒到织布机专用的纱线坨上,这样的事就是妹妹全包了,每天都要倒到半夜鸡叫。寒冬腊月照倒不误,往往倒的还要更多一些,因为二婶织布的时间更多一些,需要的纱线也更多一些。那时没有什么取暖器,即使农村常用的火缽也因为没有燃料而很少用,妹妹也只能在寒夜里煎熬,直冻得腿发麻,手指僵硬。两双手指又粗又黑像乌龟爪子,还有一条条的裂囗。
 
妹妹因风寒过度很早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待到结了婚成了家,才在妹夫的关照下开始治疗,但为时已晚,现在已经落下残疾,腿脚不方便,手指也成了畸形,好在妹夫忠厚善良,对妹妹不离不弃,细心呵护,让妹妹总算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1958年以后,虽然我与哥哥妹妹分离,各自漂泊,但我比他们幸运,既不像哥哥离乡背井,冒着生命危险在外劳作,也不像妹妹在恶言恶语中辛辛苦苦作家务。因为我长期在学校,即使假期也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度过。到了长江航运的岳沙班开通(从岳阳到沙市的轮船,每日一班),我就有了一个新的落脚点,那就是我姐姐姐夫家。
 
从初中开始,我基本上每个假期都去姐姐家过一段时间。
 
说起我的姐姐,有必要在这里作一个详细的介绍。可以说姐姐是勤劳了一生,辛苦了一生,从小就没有过上一天安逸的日子。因为是家中的老大,很小的时候就帮助父母亲做家务,干农活,什么洗衣、做饭、挖野菜、带弟妹等等都是以她为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就是父母的左右手。15岁现在的孩子还是撒娇的年龄,而她却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随父母的意愿,独自一人留在山水相隔的岳阳给人当童养媳。
 
那时交通都不方便,要想和家人团聚真比登天还难。可是姐姐不在乎这些,能理解父母的苦衷。所以父母亲把她一个人丢在岳阳她也没有哭闹,没有一句怨言,默默忍受和家人分离的痛苦,忍受对婆家的恐惧。
 
姐姐虽然没有文化——那时农村极少有女孩读书,加之她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哪来时间供她上学,所以姐姐一天学都没上过。没有文化的姐姐待人处事却十分得体,不管大事小事都有主见有担待。因为从小的磨炼,炼就了她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性格,做起事来风风火火,有条不紊。
 
在我们几兄弟姐妹中,她是性子最急的一个,也是我们家中的女强人。她的性格既不像爹,也不像妈,倒有点像我的外婆,我们的外婆也是家族中的女强人,我小时候也最喜欢去外婆家玩,姐姐说话做事很有点像我的外婆。
 
我之所以最喜欢去姐姐家,是因为姐姐对我特别疼爱。其实她们的生活条件也不是很好,在岳阳茅草街住,也就只有两间小草房,一间做卧室,一间做厨房兼堂屋、客厅,一个碳炉子放在中间,剩下的空间就只能坐几个人了。并且,只能坐小板登,放不下大桌椅。

尽管如此,姐姐姐夫还是一点都不嫌弃我,每次对我都很亲切。我上高中以后,去她家的时间少了,但她还是十分记挂着我,经常给我寄钱。特别是粮食紧张时期,她用孩子的粮食指标买了一盒饼干寄给我,在那饿死人的岁月,我把一盒饼干像藏宝一样锁在箱子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饿得实在不行才拿一块出来解解馋,一盒饼干差不多藏了一个学期才舍得吃完。


-END -

喜欢本故事别忘了“转发分享”

你有好的故事分享请点击:投稿作品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