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越南战场的潘怀英
真实故事

真实故事:他害死了我三个兄弟,我护送他回家还给他一笔钱

来源:花朝晴起网
作者:潘怀英
2020-10-29 11:00

我相信大家肯定都加了很多微信群,只是消息都屏蔽了。

我有一个微信群从来不敢屏蔽——不是工作群。群里的人我都没见过,但我每天都会看看他们聊些什么

他们常常组织各种聚会,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不过像亲人般团结的他们,对微信的群名却争论不休,总是换来换去——
 
珍惜今天/活着就好/活着的我们/我们还活着/都想活着……

他们是一群中国军人,却遭遇了中国军人最害怕的结局:不是死亡,而是被俘。

不管他们曾经多么英勇,因为被俘,他们和家人长期活在耻辱中,被谩骂和嘲讽。

潘怀英法官曾见证了他们从战俘营回国的那一幕。当时潘法官去送一个敌军战俘,他曾害死了潘法官不少战友。

多年后,潘法官和他在越南意外偶遇了。

第一次去越南旅游时,我遇到一个做梦也没想到的人。
 
因不会越语,我提前请翻译制作了若干卡片,上面用中、越文分别写上我要去的城市、景点、车站、宾馆、口岸等。
 
到越南河内汽车总站后,我掏出相对应的卡片,顺利购票乘上长途汽车。
 
刚刚找座位坐稳,就上来一个戴着斗笠的男子,中等个头、留个八字胡。

我坐右排,他坐左排,两人仅隔一条窄窄的过道。
 
他摘下斗笠后,我望了望他,发现似曾相识,可又想不起来。他也望了望我,互相对视后,目光又迅速移开了。
 
猛然间,我想起来了,他是阮海安,我曾经押送过的俘虏!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又看了我一眼,突然“啊”地一声,目光马上移开了。
 
如今,39年后,敌我再次狭路相逢,万一他要报复怎么办?当年越军为了从我手里将他劫走,派特工小组深夜伏击,我3个机枪连的战友因此牺牲了。
 
我下意识地掏出手机,找出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电话,准备求助。

第一次见到阮海安,是1979年2月28日的夜里。

我的最初任务不是押送俘虏,而是给前线送干粮。
 
我当时29岁,是昆明军区第11军32师政治部的一名干事。我所在的部队正在进攻越南老街郭参地区。
 
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激烈,敌我双方争夺阵地几经易手,直到28日傍晚32师94团进攻的主阵地才巩固下来,而其中2营攻打的4号阵地却久攻不下。
 
师部指挥所里不断传来前线消息:敌人不断增兵,我方不断出现伤亡,且开始断粮。
 
我临时奉命率领14个民兵和两个越语翻译,背运压缩饼干、罐头,前往6公里外的4号阵地。
 
天刚黑我们赶到了阵地,阵地比想象的安静,只有东侧不时传来“哒哒、轰隆、轰隆……”的枪炮声。
 
守在阵地的战士们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上东西了。战士们来不及对我们说感谢,一手往嘴里塞干粮,一手还紧紧握着枪,盯住敌方阵地——
 
对面80米就是敌人,只隔着一条深沟,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将要从这里进攻。
 
东侧的枪炮声是我们的佯攻,上当了的敌人还在不断往东侧还击。
 
发完干粮,我让14个民兵留下,等着天亮抬运伤员。然后我带着两个翻译,准备连夜下山回指挥所。
 
我们刚离开阵地不远,一个参谋跑过来要我接电话,我拿起电话一听,是师长从指挥所打来的。
 
师长指示,要我将刚抓获的一名越军俘虏押回师指挥所,半路上不能有任何闪失。
 
我赶紧回答:是,保证完成任务。
 
正说着,俘虏被五花大绑押过来了。他中等个子,方脸,黑瘦,一对黑幽幽狡黠的眼睛,约二十六七岁的样子。
 
说抓获他时身上背有电台、手枪、指南针及中国、越南地图,看来是个特务,而且来头不小。其他还没有审问出来。
 
我要翻译向他讲明我军政策,不要耍什么花招,否则吃亏的是他自己。俘虏听后,仰起头,不说一句话,似乎在蔑视我们。

我很不安,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对。
 
想到眼前迟迟攻不下的阵地,如果能从这个特务俘虏口中问出点东西,那可太重要了,因为新一轮进攻很快将在天亮后进行。时间紧迫,我得赶紧押回去突击审问。
 
押送俘虏可比运送干粮困难多了,不仅要防止他逃跑,还要防止他自杀。
 
而如果他身份特殊,掌握足够多的情报,越军肯定是要想法来将他劫走,或者灭口。

活口、战俘,是阵地上特别抢手的。因为只要问出对方的排兵布阵,就能及时调整进攻战略,意义重大。
 
我刚刚到潜伏小组处送干粮时,就见排长宋田义正守住一具越军尸体叹息。
 
原来他们的潜伏点离敌人阵地只有50米,他和两名战士冒险越过深沟抓了一名舌头,不过因用力过猛将其勒死了。
 
一想到再也无法从对方嘴里问到有效情报,宋排长很是失望。
 
我一边小声安慰宋排长,一边搜索这名越军的口袋,没想到竟搜出一纸条,让翻译一看,上面写的是:正面无敌。
 
我们都吓了一跳,这简单的四个字要是传回到越方,那我们东侧佯攻、从深沟处主攻的计划就失败了,后果不堪设想。
 
一想到刚才从舌头身上搜到的情报,我更加觉得时间紧迫,让两个翻译帮我押着这个可能是个前线的特务俘虏,赶紧往回赶。
 
夜,朦朦胧胧,微弱的月光,照得四周斑斑点点,影影绰绰。夜风吹得树技沙沙作响,短暂的枪炮声停止后,静得让人感到恐怖。
 
这条路我很熟,白天背干粮刚刚走过,沿途都是我们部队从越军手里攻下不久的地段,按理说是安全的,但也不得不防漏网之鱼搞破坏。
 
白天路过时随处可见各种暗堡,敌人的断截枪支、军用手壸、毛毯、子弹壳、手榴弹拉环丢得到处都是。
 
公路旁有十多栋依山而建的房子,屋里的柜子、桌子、椅子等家具保留完好,看来我们部队将不损害老百姓的财产政策执行得很好。
 
没有遇到村民,但路过的每户人家都有看家狗,也许许久没东西吃了,爬在家门口的狗闭眼养神,无力吠叫。
 
经过一处暗堡时,燃烧后的树枝还冒着缕缕青烟,伴随着难闻的臭味随风飘散,苍蝇嗡嗡飞来飞去。我走过去一看,发现沙袋下有一具越军尸体。
 
搬开沙袋,我从尸体的内衣上搜出一封信,递给翻译一看,竟然是封战地情书——
 
“亲爱的玉珠:
 
告诉你一条好消息,我被降职了,由连长降为士兵。原因是战前我玩失踪,本想潜回家同你结婚,不料6个小时后被抓回,当即被撤职,并派往前线。
 
放心,我当战士比当连长带全连冲锋陷阵安全,战争一结束我就回去同你结婚。
 
永远爱你的范叶松,1979年2月12日。”
 
我正感慨这一战之后,多少个玉珠将要永失爱人了。翻译却嗤之以鼻,说:“又一个无辜的牺牲品,平民百姓可怜呀!”
 
说到两个翻译,我的心里突然更加不安起来,他们要是不听我指挥可怎么办?

和我一起押送阮海安的两个翻译,原本都是越南华侨,被越南驱赶回到中国,刚被我征入部队一个月不到。
 
中越战争的阴影开战前一年就笼罩在边境,我是1978年10月接到任务去边境调查民情,才到云南的河口县就遇到大批越南华侨难民。
 
我数了数,沿途运载华侨难民的共有61辆车,足有2000多人。等我到了中越大桥时,还有大量的华侨不断涌上大桥。荷枪实弹的越南兵,用枪托催促他们赶快走,行动慢一点的就被打得头破血流。
 
我站在桥上往下一看,河中还有载满华侨的破船正驶向中国。只见一个越南警察手持警棍,猛地朝其中一个妇女手上打去,她“啊”地一声惨叫掉入河里,随河水流向下游。
 
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人看到那种场景,都知道中越这一战是无论如何也免不了,更何况我还是个军人。
 
我从边境调查回到部队,很快中央军委就下令,准备对越自卫反击。因大批部队参战,越语翻译奇缺,各大专院校学生中招翻译,根本满足不了部队作战的需要。
 
上级要我们到接受难民的华侨农场,从华侨中招翻译。我经过严格筛选,挑选了40个华侨,懂越语,有爱国心,身体好。
 
因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战斗刚开始还出现翻译错误的情况。后来下发紧急通知,对翻译进行保护和培训教育,才走上正轨。
 
这些翻译的亲人都生活在越南,只要越南不驱赶,他们还是愿意生活在越南的。两个翻译如果现在倒戈,将俘虏抢走送回越南部队去邀功,那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忍不住悄悄试探了一下,问其中一个:“如果有情况,你会不会与俘虏联手,将枪口对准我,然后去越军那边领赏?”
 
他凑近我耳旁,低声说:“放心,我没这么蠢,你以为越军会相信?如果我跑过去,他们不会相信,以为我和俘虏都是被解放军教育后,放回来刺探情报的。”
 
然后又补充说,在越南被俘人员即使要用,也必须先坐牢,至少要经过一年的折磨考察才会启用。且不会安排重要工作。
 
听他这么说后,我也放心了。


那个俘虏确实一点不让我省心。我明显感觉他故意拖延时间,时常仰起头,四处张望,走一走停一步,不推他就不走,甚至随时可能坐下来“休息”。
 
到了深夜11点,我们才走了一半的路。
 
走着,走着,树林里发出沙沙沙的响声,接着有人说话。再听,讲的是越语,是敌人!
 
我赶紧按住俘虏原地不动,用毛巾塞住他的嘴,防止他大叫。

我同时不准两名翻译同战俘交流,要翻译必须说中文,保证我能听懂。
 
大家屏住呼吸,我要翻译继续认真听。很快,翻译告诉我,敌人在找4分队队长。我知道“4分队”正是越南特工部队。
 
我的心一下提起来,我手上的俘虏也许就是他们要找的队长。越军的脚步声越走越远,正在我犹豫如何是好时,突然,前面树林里响起了一阵混乱的枪声。
 
听见枪声,两个翻译说前面有敌人,今晚继续走必死无疑,必须等到天亮,以免遭到伏击。
 
他们怕死可以理解,但我必须走,一是首长安排的任务,二来俘虏如果真是特工队长,留在外面夜长梦多,早审讯早能获得珍贵的情报。
 
我无法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现在先得想办法说服两个翻译配合我,不过此时我是1对2,甚至1对3。
 
 “我们必须走,放心,只要我活着,就绝不会让你们受伤,敌人如果朝我们开枪,我一定为你们挡子弹,你们不了解中国军人,中国军人有硬骨头精神,不怕苦不怕死,一定会冲在前的。”我劝他俩。
 
两个翻译不吭声了。我知道,他们也想看看我的表现。
 
为了能尽快把俘虏押回去,我灵机一动,决定放弃白天走的山路,改走公路,也许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上了公路,我走在前面,俘虏走中间,两个翻译走后面。
 
走公路当然很危险,我们刚入境,车队就触发了越军特工在公路上埋的地雷,一辆卡车被炸坏,运输兵也烧成重伤。
 
但来不及想太多,战场上很多时候是靠运气,我边走边做翻译的思想工作,我要他们踩着我的脚步走。
 
“我帮你们踩地雷,我万一踩着地雷负伤或牺牲,希望你们继续完成任务,将俘虏押回师部。”我很镇定的交代。
 
两个翻译看我如此,思想稳定了,脚步立马加快了,有时俘虏赖着不走,两人就架着他拖着往前走,也管不了地雷了。
 
凌晨,我们终于将俘虏押回了师指挥所。
 
这时才知道刚刚途中听到的那阵枪声,果真是越军来伏击我们,我机枪连有战士牺牲。

来不及问机枪连的伤亡情况,一到指挥所突击审讯就开始了。
 
可问了一个小时,俘虏一句话也不肯说。
 
过了好一阵,我见他浑身发抖,脸色苍白,双腿不住地颤抖。我摸他额头,没有发烧,顿时我明白了,半夜,天冷,他饿了。
 
我马上端来一杯热水让他喝。他端起杯子一口喝了下去,脸上开始有了血色。我又用开水泡了碗饭,上面盖了猪肉罐头给他吃。他端起饭,吃了个精光。
 
我让翻译开始问话,问他的任务是什么,以及郭参阵地越军的兵力布署。
 
也许是吃了饭有了精神,也许是觉得顽抗没有意义,也许是被我们的举动感动了,他开了口——他叫阮海安,果真就是一个特工小队长。
 
从阮海安口中得知,我们阵地前南面越军又增派了一个营,同时,老街独立营也正在往郭参方向增援。
 
而阮海安的任务就是摸清我军有多少部队布署在激战的前沿。
 
这些情报太珍贵了。笫二天上午10时,根据阮海安的交待,我32师部调整部署,炮群向郭参南面之敌猛烈开火,同时炮击正在赶来增援的老街独立营,使敌不敢再靠近。
 
这时,机枪连昨晚的战情通报也传到指挥所,我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
 
按照之前回指挥所的路,我们有条必经的河流,因是旱季,河水只有膝盖口深。94团攻下这地段后,机枪连就安排在这河边的树林里宿营。
 
这天深夜,炊事班战士朱斌到河边提水做饭,因为部队要前往郭参参加战斗,天亮前要开饭。
 
朱斌刚打一桶水,抹黑提着往回走,上坡因路滑,随手去抓路边的树枝。
 
“叭!”突然,从树林里传出枪声,正打着朱斌臂部。朱斌一愣,发现一条黑影,他忍住巨痛,扑向黑影,抱住他滚下了河里。
 
原来,这是来接应俘虏的越军特工,他们藏在这里等着我经过时下手。
 
本来朱斌是路滑才去抓住树枝,并没有发现躲在树林里的越军,因距离太近,伸手时对方误以为来抓他的,便提前开了枪。
 
朱斌紧紧抱住越军压在水下,对方又朝他开了一枪,朱斌壮烈牺牲,至死都没有松手,仍然紧紧压住,敌人最终呛水而死。
 
哨兵最早发现树林里开枪的敌人,马上报告后,连长率兵赶来,朝树林猛烈开火,当场打死3个敌人。
 
另一越军仓皇逃跑,朝追击的机枪连战士连连开枪,2名战士不幸中弹牺牲。
 
排长吴华火了,拔出刺刀猛追,在接近敌人时悄悄迂回,猛地朝他刺去,结束了敌人的性命。
 
5个来接迎俘虏的越军特工全部打死,而我们也牺牲了3名机枪连的战友。
 
真正的男人就是这样,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在身边倒下,即使再胆小的人,也会红眼。
 
我们安全押送并审问了阮海安,而第二天,根据他提供的情报,我们消灭敌人286人,当天下午就顺利攻占了郭参。也告慰了3名战友。

郭参战略位置重要,只要越过郭参,到越南首都河内一马平川。
 
越军在郭参的南面派驻一个团,周边有3个营,不仅火力配备完善,还有国际顾问现场指挥,就为阻止中国军队攻占郭参后向纵深发展。
 
到3月5日,中国向全世界宣布,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作战目的已经达到,准备撤军。
 
部队每攻克一个阵地,我都要带领翻译上阵地搜缴敌人文件。阵地上的硝烟还未退散。我们一条条战壕,一个个暗堡搜查。
 
让人愤怒的是,阵地上,暗堡里,所堆垒的沙袋,均是用我国援助的大米垒成,大米袋上清晰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字样。阵地上丢弃的枪、子弹、手榴弹、军用水壶等也是我国之前援助的。
 
有一天,我意外遇到96团7连连长罗少平,我们是老乡,战场上相遇格外亲,两人热烈拥抱后,才知他率全连直奔楠卡大桥,准备执行炸毁大桥任务。
 
据情报反映,越军怕我们进攻河内,已调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增援,且开始从柬埔寨调两个师增援楠卡大桥。
 
大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月8日,96团7连带着工兵班,在侦察连、机枪连的掩护下,在桥墩中间及两侧安放炸药2吨。
 
凌晨,一排长点燃导火索,随着“轰隆!轰隆!轰隆!”几声巨响,火光冲天,照得十多里开外通亮通亮。
 
长120米的楠卡大桥轰然倒塌,顷刻之间不复存在。 
 
炸毁楠卡大桥后,32师集中所有火炮,连续三天向郭参的安沛方向炮击。敌人以为炮击之后,中国部队就会继续前进,有可能会攻占河内。
 
而此时我们真正的目,是为安全撤退作准备。到3月12日,云南方向的部队已全部顺利撤回到中国边境一线。
 
敌人等了两天发现没有动静,派出尖刀部队向郭参侦察,结果发现大桥被炸,郭参阵地空无一人,才知道上当了。
 
回撤是比进攻更凶险的一场战斗,前面被打惨了的越军,都铆足了劲要做最后反击。
 
1979年3月16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新闻发布会,大厅座无虚席。
 
外交部长黄华向中外媒体宣布:边陲作战的我军部队胜利完成作战任务,已于当天全部撤回国内,“中国在越南从此无一兵一卒”。
 
同日同时,在广西方向,越南高平至原平3号公路的一座孤山上,我们的友军第50军448团,掩护大部队回撤途中,已被越军围困在越北崇岭4天之久。
 
他们早已弹尽粮绝,尿已喝干,野草树叶无力咽下,仍在苦守待援。
 
如血浸般红蒙蒙的异国天幕下,数以百计的448团官兵在越北茫茫山野中向着祖国、向着家乡,拼命厮杀着,带着最后一丝渴望与不甘倒下或者被俘。
 
 历史如此惨酷,历史又如此真实。

返回部队后,因为成功完成押送俘虏阮海安的任务,师长特为我请功,我为此还荣立了三等功。 
 
当大家都在为胜利欢庆时,我每天都在关心战后的扫尾工作——交换战俘。我想念着被俘的战友,有时也会想到我们俘虏押送的特务阮海安。

事后我才知道,就在我们押送阮海安的同一天,我的一个战友方金元,意外被敌人俘虏了。
 
方金元所在连队刚打完一场胜仗,他自告奋勇说想去抓个越军俘虏,为连队争争光。
 
连长想了想同意了,交待他要见机行事,不要勉强,如遇情况马上撤回。
 
那天清晨,雾特别大,当摸到敌阵地前时,方金元误以为是河流,吩咐带着的两个战士在”岸边”等,他抓来俘虏就接应。
 
结果他一下去就发现并不是河流,却误入了敌阵地。方金元刚扑过去抓哨兵,结果反被4个越军抓住,他马上开枪。
 
两个战士听见枪声,知道出事了,马上返回连队,而方金元则成了俘虏。
 
说实话,每个军人上战场都有两怕:一是怕做俘虏,二是怕受伤致残。至于死,大多都置之度外了。
 
方金元当时已经是排长,如果不被俘,他战后肯定可立功受赏。谁能想到,一念之间,他的命运就这样被彻底被改变了。
 
一直等到1979年5月21日,中越双方开始在友谊关交换战俘。到6月13日,已经进行了四次战俘交换,我方移交越方被俘人员1664人。越方移交给我被俘官兵180人,他们大多都是第50军448团的。当时448团未能突出重围,这场没有对外公开的战役中,有218位官兵被俘,332名烈士湮没于时间的长河中。
 
就在我关注战俘是否交换完毕之时,在广西边防部队当兵的战友打来电话,说中越双方马上要进行最后一批战俘交换,让我有兴趣可以过去。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很想看一看我曾押送的俘虏阮海安。
 
按照中越两国商定,1979年6月22日是最后一次交换被俘人员,我方计划释放越南被俘人员人数为355名,越方释放我被俘官兵55名。
 
当天上午9时,我赶到了广西友谊关至越南同登公路零公里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将越南被俘人员带到此处等候。
 
我使劲地看,终于看清阮海安排在倒数第二的第354名。他一直低着头。
 
越方大批持枪的军、警人员先出现在现场。随后,联合国红十字会代表来了,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国等国家记者也来了。
 
众记者跑上跑下,面对越方被俘人员“咔嚓!咔嚓!”不停地按动相机快门,从不同角度,摄影拍照。
 
突然,一个越方被俘人员对着采访的记者,用中文大声说道:“感谢中国政府对我的精心关照,我受伤后,在中国4个多月治好了我的伤,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随即他“扑通”一声,跪倒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面前。记者们蜂拥而至拍下了这一幕。
 
其他越方被俘人员也握住身边中国解放军的手,难舍难分。这一切,让越方大失颜面,很不高兴,本来马上要押过国界的中方被俘人员,突然被他们退了回去。
 
交换战俘成了另外一个战场,现在他们要“反击”了。

在沉默了20多分钟后,越方突然挂出四幅大型标语。其中一幅写着:“中国收买俘虏,鼓惑人心的阴谋不会得逞!”
 
见状,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刘鹏飞立即向越方提出抗议,希望他们收回攻击中国的反动标语,如不收回,交换俘虏工作无法进行,责任将在越南一方。
 
谁知越南代表团并不理会,团长甚至讥笑说:“你们在战场上不怎么样,在俘虏上下的功夫倒不错。”
 
刘鹏飞表示,战场不是今天讨论的问题。对待被俘人员,中国从来都是严格遵照执行日内瓦公约准则的,不信可以随便问任何一个被俘人员。
 
“好!”越方代表团团长目视越方被俘人员一圈,指着一个高个子问道:“现在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我的提问。”
 
高个子俘虏点了点头。
 
越方代表团团长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被捕的。他回答叫农齐德,是在中国边境被捕的。
 
也许是对他的回答不满意,问话团长停顿了好几秒钟,试图纠正对方,便再次问他:“怎么会是在中国被俘的呢?”
 
农齐德再次肯定地回答:“是的,我越过中国边境,侦察中国炮兵阵地时被捕的。”
 
这位团长一时语塞。不过很快调整了思路,走到农齐德身边,要他脱掉衣服。
 
农齐德马上脱下了衣服,露出了上半身。越方团长见他左手臂有一道长长的伤痕,暗笑,启发他:“这伤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中国军人用刺刀刺的?”
 
农齐德如实回答:“是我逃跑时,掉入深沟被荆棘划伤的。”
 
这明显的的诱供,也没有让越军俘虏的思想转过弯来,越军团长气得直跺脚,他自言自语说:“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中国确实比我们做得好。”
 
他立即退后,召集其他成员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刘鹏飞团长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愤怒质问越方:“你们今天是不是不想交换俘虏?你们当着联合国代表的面说明不交换的原因,那么,我们立即撤回。”
 
越方团长听了很不爽,却又不能不回答:“交换,谁说不交换。”
 
中方团长再次向越方提出抗议,如果污蔑中国的恶毒标语不撤回,就停止今天交换被俘人员工作。
 
在负责监督交换俘虏的联合国红十字会委员代表的调节下,中方让步同意开始,越方也将标语撤走了。
 
可就在这时,越方又出尔反尔,说暂停交换战俘,要求同我方代表会谈。
 
在广西友谊关至越南同登零公里处,双方代表围坐在临时搭建的一个五彩太阳伞下的谈判桌前。
 
越方代表一落坐,似乎胸有成竹,语气咄咄逼人:“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中方释放我方被俘人员应该是356名,而不是你们通报的355名,请你们解释清楚!”
 
刘鹏飞团长打开文件夹,拿出一份备忘录在手上扬了扬说:“请越方注意,这份15号备忘录,你们也有,上面记载你们一名被俘人员不愿遣返越南,我们只好尊重他的意见,并不是有意扣留。”
 
越方代表紧追不放:“那好,你们把他带来现场,让全世界都能看见!”
 
刘团长回答斩钉截铁:“当然。我希望媒体记者全程现场报道!”
 
这名要求留在中国的被俘人员叫许开良,他被带到了现场。美、英、法、苏和中国记者蜂拥而至,抢占有利位置对许开良拍照。
 
越方代表马上问许开良:“你为什么要留在中国?是不是中国官员做了你的工作,为扩大政治影响你才留在中国的?”
 
许开良说:“中国政府没有劝我留下,还说家中有父母亲人等我回去。中国能吃饱饭,社会稳定,所以我要留在中国。”
 
有个苏联记者问:“就因为中国能吃个饱饭,你就留下,有点说不通呀?”
 
许开良向工作人员要了杯水喝后,回答苏联记者说:“你这样问我不得不多说几句。”
 
据许开良讲,他家辛辛苦苦喂养了三头大肥猪,当地政府干部来将猪赶走,说要支援在柬埔寨打仗的部队。许开良希望能留下一头,为患病卧床不起的父亲治病,干部根本不听,把猪赶走了。
 
“临走,一个干部还随手抓走我家一只老母鸡,说这是慰劳干部的,我好伤心呀。当然,今后如果越南政府改变了政策,环境好了,我还是要回去的……”许开良说。
 
我方代表听后,随即表态:“从人道主义出发,遵照国际红十字会的有关章程,尊重许开良的意愿,批准他留在中国。”
 
越方代表理屈词穷,想不出其他招,只好走开了。
 
战俘交接工作这才继续进行。


除许开良留下,被释放的355名
越南俘虏排成一路单行,由中方红十字会代表团点名,叫上一个人的名字,便从中国走向越南。
 
我与阮海安相隔开有十米远,他一直低着头走,似乎怕看见昔日的战友。在快进入越南同登时,我大喊了一声“阮海安!”
 
阮海安听见了,脚步停住了一会。也许此时心情复杂,他没回答,也没抬头张望,迈着沉重的脚步进入了越南。
 
当最后一名俘虏迈进越南后,突然越方一名军官大声吼了起来:“都给我听着!立正,向右转,向右看齐!我命令,将中国发给你们穿的衣服裤子全部脱下,只留下短裤,开始,脱!”
 
刚跨入越南的俘虏,只好脱衣服。一个俘虏有些不舍,因为蓝色布料的衣服质量不错,脱衣服时慢了点。
 
一个越南公安走过来随手就打他两耳光,呵斥道:“快点,快点!”
 
待俘虏全部脱下衣服后,突然,一群越南公安人员冲了过来,抓起俘虏们脱下的衣服鞋子,猛地朝中外记者、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们的身上脸上丢去砸去。
 
被鞋砸在身上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们,抓住一只臭鞋气愤地说:“我监督过20多个国家交换战俘,这是第一次领教,你们太无视国际法!”
 
该越方交还我方被俘人员了,人数应该是55名,越方突然宣布,有一名俘虏要求留在越南,拒绝回中国,所以推迟时间。
 
大家都知道越南在搞同等交换,是临时制造的。但中国代表只能接受他们表演,要求同这位被俘人员见面,询问他的真实想法。
 
被俘人员从越南零公里处一间石棉瓦房走了出来,身穿中国军人服装,没佩戴领章,个子1.72米,长方脸,皮肤较黑,他始终低着头,不敢正视中国方向,更不敢看中方人员。
 
我方代表提出要向被俘人员提问,被越方拒绝。见状,我方代表说:“不准我提问,他留下来可能是被强迫的,甚至是冒充的!”
 
越方早有准备,其代表说:“他病了,无力说话出于人道主义,我代表他发言。”
 
事已至此,中方只好同意越方代表发言,如果僵持下去,连越方耍把戏的内容都不会知道。
 
这位被俘者坐在一张椅子上,低着头。越方翻译拿出稿子,站在他旁边,面对中外记者,清了清嗓子,大声读了起来:
 
“我叫刘玉,中国军人,1979年2月17日,侵入越南时被捕,我自愿留在越南生活一辈子……”
 
我方当即向越方提出抗议,因为中方并没有“刘玉”这个人。
 
“刘玉”走开后,我方55名被俘人员陆续走向友谊关大桥,刚过国境线,他们就将身上所穿的越方衣服全部扔在地上,有些还将衣服撕烂扔回越方。
 
而大多是紧咬嘴唇,一句话没说默默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知道,高山上的花环再也戴不到他们的头上了。
 
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对战俘的态度也截然不同。
 
按照我军的惯例,对待战俘历来宽容,对待自己俘虏的官兵,却要严格的多,经审查没有投敌行为的,一律退伍还乡。
 
我的战友方金元,退伍回到家乡后虽然安排了工作,但至今战友聚会他从不参加,怕战友触痛他当俘虏的伤疤。41年过去,他从未走出过那座战俘营。
 
战争就是这样残酷,带来的不仅是升官和荣耀,也可能是死亡和耻辱。
 
我常常也会想起阮海安,他回国之后会怎样?

2018年4月10日,我实现了多年的梦想。中越两国早已友好建交,我退休后很想到昔日的战场看一看,看那里的人们对那场战争的态度,看如今他们生活有什么变化。
 
进入越南境内,到处是新建的房屋、别墅、商店,城市街道商店里珠宝、手机、服装、水果琳琅满目,越南老百姓对中国人十分友好。
 
我游览完河内,准备坐长途客车前往荣市省,一上车就遇到了故事开头说的那个阮海安。
 
他60多岁,八字胡,戴斗笠。我坐右排,他坐左排,两人仅隔一条过道。
 
猛然间,我想起来了,他就是阮海安,我曾经押送过的俘虏!敌我再次相逢,会发生什么?
 
我下意识地掏出手机,找出我驻越南大使馆的求助电话。
 
不过,仅几秒钟,我就又关上机没有打。我心想,我有护照,是合法旅游者,你会拿我怎么办,大不了我当你一回俘虏。
 
我思忖着。思来想去,应该主动出击。再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应该是全球通用的。
 
汽车在狭窄的公路上颠簸,速度慢,300多公里,可能天黑才会到荣市。
 
一路上,阮海安不时望我一眼,也在思考什么。我始终面带微笑,不时望他一眼,对他攻心。
 
黄昏,汽车终于到达了荣市省汽车总站。车站在郊区,我要去市内住宿,我拿定了主意。
 
“阮海安同志!”一下车,我叫了他一声。
 
他一怔,没有回应,也没有怒视我,而是平静地望着我。顿时我有了底,他并不反感我。
 
我拿出卡片给他看,表示要去市区住宿,请他介绍。曾是特工的阮海安会点中文,他叫了辆的士,两人坐上车,直奔市内。
 
20多分钟后到了市内老汽车站,阮海安要掏钱付车费,我按住他的手,主动付了钱。下车后,他把我带进左边小巷一家旅馆,我请他吃晚饭,他拒绝了,笑了笑走了。
 
一连四天没见阮海安在这家旅馆出现,一切平安无事,说明他并无害我之心,我倒想见他了,交交心聊一聊。
 
第5天傍晚,阮海安来了。
 
他约我去一家咖啡馆喝咖啡。
 
那晚,他故意选了家灯光昏暗偏僻的咖啡馆。走进咖啡馆,一首《剑湖夜》的曲子,把人们带回梦幻般的世界。
 
两人端起咖啡,细品,互相对视,有话要说,可又不知从何说起。

还是我先开了口,先拣他爱听的话说,问他:“你为什么不恨我,现在你可以让我当一回你的俘虏呀?”
 
阮海安微微一笑,没有回答,却主动谈了他当时是怎么被俘的。

被俘那晚他是带领6个特工,摸到郭参阵地,准备捣毁我94团指挥所的。
 
阮海安让3人留在山下,他带2人摸上阵地,先去抓一个哨兵。
 
阮海安说,过去越军指挥员和苏联顾问老向他们灌输,说中国军队没什么了不起,都是和平兵,不经打,让他们不要怕。可阮安海所见的却并是这样的。 
 
刚接近哨兵,哨兵听见响声喊口令,两个特工无法回答,一个特工便将插在腰上的两枚手榴弹拉开弦,扑向哨兵,准备与哨兵同归于尽,另一人准备袭击团首长。
 
哨兵急中生智,抱住敌特工,拼尽全力,猛地将他推向下坡的另一个特工,然后卧倒在地。瞬间,“轰隆!轰隆!”两声巨响,两个敌特工被炸身亡。
 
听见爆炸声,部队火速包围过来,将正准备逃跑的阮海安抓获。
 
阮海安讲的是事实。他要偷袭的94团3营9连,哨兵是3班长杨世昌。94团刚参加过援老抗美回国不久,可不是不经打的和平兵。
 
讲到这里,阮海安喝了口咖啡,欲言又止。最后才说:“中越两国是兄弟,你们是大哥,我们是小弟,大哥又为何欺负小弟呀。”
 
既然打开了话闸,我不得不说了:“照常,大哥应该保护小弟,可是小弟如果不讲理,总是对大哥拳打脚踢,你说要不要还手?”
 
他似懂非懂,没有吭气。转移了话题,说他被释放回家后,当了农民,靠种稻谷水果为生,后来和农村姑娘结了婚,生有一男一女。
 
近年老了,因有伤病,不能干重活,生活艰苦,他偶遇我就是去河内看病。
 
鉴于他生活困难,我拿出1000元人民币给他。阮海安愣住了,不肯接,我放在他手里,用力按了按。他收下了,眼眶有点红。
 
我心中的疑问还没解答,又继续问阮海安,为何会不恨我。
 
他笑了一下,说:“你我当时都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我都没错,怎么会恨你呢?人,任何时候都不要生活在仇恨当中,否则痛苦的是自己……”
 
阮海安的话,我完全赞同。


潘法官与阮海安交谈时,悄悄拍了一张他的近照

PS:

阮海安的故事让我一下子想起一位快80岁的老人,她是一名越战老兵妻子。她丈夫就是被困448团的一名指挥官,后来也成了战俘。

这场战争,让她从一个人人敬仰的英雄的妻子,一下变成被人唾弃的战俘家属,一生受尽屈辱。

今年丈夫去世后,她和我聊了很久很久。故事写完后,她却没有勇气刊发了,说不想再被人谩骂和议论了。

她想不通,自己的丈夫在战场上已经战斗到人类的极限,为何被俘后就只剩耻辱?

我们的每一场败仗,所有的屈辱、苦难和不死的过错,都让被俘官兵承担了。但他们都只是服从命令的军人。

关于战俘问题,每个国家都不相同,有的国家就认为战俘不仅要遭受战场上的残酷,还要经受战俘营的折磨,他们也是真正的英雄。

只有我们能重新看待战俘问题,老奶奶的困惑才能得到解答,她才可能坦然许可我们刊发她和战俘丈夫的故事。


1979年,在越南战场的潘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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