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特工,电话局的秘密
真实故事

真实故事:国产特工,电话局的秘密

来源:花朝晴起网
作者:马瘦骨
2020-11-16 15:00

“双十一”,我怀疑我被监视了。

我打开购物网站,发现给我推送的竟是小学生作文。

我一下愣住了,孩子的东西我不可能搜索或浏览过。这才想起昨天和闺蜜打电话时,聊到了她在辅导孩子作文。

之前看网上说,购物软件通过手机监听用户,我还不信。我赶紧上网去搜,果然很多人有类似经历。有人下午说想做肠粉,晚上手机里就出现了家用蒸肠粉的炉子。

有网友说这是大数据分析的结果,但更多网友表示,只要关掉麦克风权限,这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没有一个购物平台承认会监听用户隐私,因为这是见不得光的事。

但曾经还真有这种职业,专门监听用户对话,他们是电话局的接线员。

邹鼎山年轻时不仅负责监听用户电话,还从中找到有用信息,秘密提供给他的上级领导。

可没多久他就被举报了。


2013年1月的一天,天气阴冷又潮湿,我早早地睡下了。一抬头,突然看见月姣走到跟前,流着眼泪对我说:
 
“当年我们同去龙山寺还愿,我求菩萨保佑我俩百年偕老,子孙满堂。现在你安享子孙之福,我却在阴曹地府孤苦度日。我已请得阎王同意,批准你来陪我。”
 
我说:“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让我把想做的事情做完再来陪伴你,好吗?”
 
月姣说:“不好,我想让你立即来。”
 
我还没说完,只见月姣声泪俱下,我一下从梦中惊醒过来。
 
这一年我95岁了,与月姣离别61年,第一次在梦里相见。


你如果在1940年来到浙江的常山县,走进县城的电话局拨打长途电话,会见到个满脸微笑的年轻小伙。
 
这个小伙就是我,当时刚刚22岁。



那时候民用长途电话很难接通,有时为了接一个电话,要等上好几个小时。
 
在等电话的过程中,你还可能认识另外一个人:郑老板。
 
郑老板是电话局的常客。他在县城最热闹的大东门,开有一家叫“开泰油米号”的商号,家产丰厚,在当地很有声望。
 
当时,物价波动很大,能不能及时了解油米批发价的信息,直接关系到生意的赢亏。而掌握商业信息最快捷的手段就是通过电话。
 
想把生意做大的郑老板,也只能和你一样,耐住性子等。郑老板等的时间长了,我们也就熟络起来。
 
有一次,为了接一个重要电话,郑老板又在电话局等了好几个小时,百无聊赖的他和我聊起了话本《三国演义》。
 
说到张飞多么勇敢时,郑老板来了精神,一声高喊:“长坂桥,一声喝,喝断了桥梁,水倒流。”
 
我也一时兴起,手舞足蹈地接道:“乔国老说尽刘备优势之后,转身奏太后将计就计结鸾俦。”
 
郑老板眼睛一亮,以为我是想娶媳妇了,“结鸾俦”是男女订婚的别称。
 
郑老板有个宝贝女儿叫郑月姣,正值婚配之年,一家人正在为这个掌上明珠物色对象。
 
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很快就有人在帮我张罗这门亲事了。
 
我表姐的儿子在郑老板店里做伙计。有次去表姐家吃饭,侄子看了我一眼,说:
 
“表叔,我们郑老板最近老是在我面前夸奖你,说你有文化知礼数,将来肯定有出息,哪家女子跟了你,以后准能过上好日子。”
 
表姐一拍大腿,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说:“对呀,郑老板女儿月姣,是城里出了名的贤惠女子。你要是能把她娶回来做老婆,祖宗坟头冒青烟了。”
 
表姐很兴奋,接着说:“选个日子,我带你去郑老板家认认门,再让你爸妈托个媒人,把这门亲事早些定下来。”
 
常山县就那么大,郑月姣这样的女子,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但是,一想到要结婚生子,我的内心是犹豫的。
 
因为我的真实身份是一名中共地下党。

我受组织安排潜伏在电话局,收集重要情报。
 
电话局每个月发到手的薪水,除去自己的日常开支以外,还承担着地下革命活动的费用,负担重的时候,连饭都吃不饱,自顾不暇,哪里有能力撑起一个家?
 
再说,做地下工作,把脑袋悬在裤腰带上,朝不保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把小命丢掉,娶妻生子,不是坑害最亲的人吗?
 
当时除了组织上安排联络人,谁也不知道我秘密入了党。外人看来,我只是个知识进步青年,还没有啥坚定的政治信仰。
 
我老家在常山县的小白石村。父亲读过两年私塾,字写得好看,能记帐,在村里算得上是富裕户。
 
父亲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我一路努力才考进浙江省电话局。我毕业后分到江山县的华埠镇电话局实习,负责交换总机接线工作之外,还兼任营业员。
 
当我正为不再向父母伸手要钱而暗暗自喜时,差点犯了大事,丢掉了饭碗。
 
当时电讯设备十分落后,打长途电话要经过几个总机接转不说,还常被军用电话占线,普通百姓想要打通一个电话难于上青天。


40年代电话局的工作场景(资料图)

当地最大的油行汪老板要与杭州油行商谈一笔大买卖。汪老板为了打这个电话,已经等了好几天了,急得满嘴起泡。
 
这天,汪老板已经和杭州客户约好了通话时间。偏偏这时候,国民党保安队的马副营长趁着酒兴,正用电话与情妇调情,完全没有收线的意思。
 
杭州的长途电话打来了,沿途各总机纷纷催促,警告再不通话就要拆线。长途电话如果被中断,再要接通就十分困难,弄不好还要由值班员赔付通话费。
 
情急之下,我扼断了马副营长的通话。谈兴正浓的马副营长勃然大怒,把话筒一扔冲进总机室,一把揪住我的衣领,要抓我去他的营部。
 
我背对他坐着,正忙着交换接线作业,情急生智,将左手拿着的交换塞子用力抵住他的手背,右手猛摇总机摇把。
 
刹那间产生的电流把马副营长击得惨叫一声朝后倒去,撞在了赶来劝解的汪老板身上。汪老板也被撞得眼镜掉在地上,鼻孔出血。
 
这个马副营长绰号叫做 “抹桌布”,是当地的活阎王。顽童哭闹不止,母亲只要喊声“抹桌布”来了,顽童立刻不敢再哭闹。
 
虽然马副营长被好言劝走,但大家仍为我闯下的大祸深深捏着一把冷汗。
 
马副营长是普通人得罪不起的,他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随便把我抓起来,诬我破坏军讯,再强加上一个“通共匪”的罪名,就可以置我于死地。
 
但我当时年轻气盛,一身正气,心里对马副营长这些仗势欺人的国民党地方官僚很是看不起。
 
很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的农历年将近,可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一连下了几场冻雨后,华埠镇显得格外清冷凄寒。
 
就在这时,我意外偷听到了一个信息。


电话局经常接待国民党的要员,从他们口中得知,国共两党终于要联合抗日了。
 
散落在南方各省边远山区的红军游击队,已经下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不日将经华埠北上参战抗日。
 
国民党要求电话局严密观察防范,限制中共对地方百姓的影响。
 
这个消息让我很兴奋。但一听说共产党的部队要来,当地的地主富商们都忙着藏匿财物细软,局势反而更加紧张。
 
果然没几天,由陈毅率领的第一红军支队先期到达,2000多人在华埠集中整训了半个多月。
 
国民党的兵我见多了,共产党的部队是第一次见,发现他们彼此间互称同志,没有上下级之分,看起来很是亲密。
 
我亲眼目睹一名司务长因为虚报菜价,贪污了集体十七元伙食费,竟被投票公开处决。
 
一天,正轮到我休息,有人在街道上喊,快去听陈毅演说,我也赶紧跑上了街道。
 
只见陈毅身穿灰布旧军装,腰系旧皮带,斜挎一支装在皮套里的手枪,好不威风。陈毅目光炯炯,声音洪亮,演讲极富感染力,很是威风。
 
当时就有很多年轻人踊跃参军,跟着队伍一起上前线抗日。
 
演讲结束,陈毅在几名官兵的簇拥下准备回部队。十几步开外的我快步跑上去,对陈毅说:“陈司令,我要参军!”
 
陈毅上下打量着我。一名警卫员附到他耳边,说:“他是电话局的接线员。”
 
陈毅仰起头,呵呵地笑了。然后对我说:“你把工作做好了,一样是在打日本鬼子嘛。”
 
陈毅走后,新四军其他支队也途经华埠北上,我因为在电话局工作的缘故,和共产党各支队负责人都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新四军过华埠时的老照片(资料图)
 
就像现在年轻人喜欢追星一样,我也有了崇拜的偶像,喜欢上了共产党领导的这支部队,一心想加入他们。
 
经人介绍,1938年秋天,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上要求我以电话局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很快我就接到第一个任务,为新四军前线筹款筹衣。我的上级组织联络人林一心书记,握着我的手说:“这事由你全面负责。”
 
这可是党交给我的任务呀,光荣而又艰巨,我必须要完成,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作为任务负责人,我当然先把工资捐了,又发动几个党员骨干。在大家的努力下,没用多长时间,买棉买布,很快四十多件棉背心就赶工完成了。
 
虽然不能上前线杀敌报国,但能够在后方为支援前线做贡献,也让我认识到革命工作的价值。
 
为了方便和上级部门联系,林一心安排我和金华电话局话务员小杜秘密对接,他一再叮嘱:“你们必须单线联系,除了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是纪律。”
 
在那个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特殊时代,我以为不该问的不多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就能没事。
 
谁曾想,中共地下党江山县委书记张西林投敌叛党,投靠了国民党。
 
曾经和张西林有过接触交往的地下党员必须立即撤离。在路口分别的时候,林一心紧紧握着我手,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保重。”
 
就这样,我奉命撤离江山电话局,从此和只听其声不见其面的战友小杜中断了联系。
 
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危机时刻。我曾要求上级采取行动,清除张西林消除后患,同时杀鸡儆猴。上级表示目前缺枪少人,贸然行动担心组织遭受更大损失,先静观其变,等待时机。
 
没想到,这却留下致命后患。

我在老家小白石村隐蔽了一段时间,感觉已经安全了,党组织才将我安插到常山县电话局去工作。
 
我有了新的上级组织领导,他叫余宗恺,比我大了3岁。我也是调到常山县后,才认识了郑老板的。
 
郑老板要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肯定躲我都躲不急,又怎么会想把宝贝女儿许配给我?
 
可是这个秘密我对谁也不能说呀。
 
记得在表姐家吃完饭的第二天,她专门到电话局等我,我一下班,就被表姐拖着,走进了郑老板的家门。
 
郑家老板娘很热情地出来迎接我们,郑月姣则站在房门口。我在进门的那一刻,与她对视了一眼,从她的表情里我判断出,她对我是有好感的。
 
后来月姣告诉我,她之所以没有把我“扫地出门”,是因为她表妹多次在她面前夸奖我。这个表妹我认识,在地下党组织的“爱国救亡”运动中,与我有过接触。
 
我先把这个情况向组织做了汇报。组织认为郑老板也算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与他们家结亲,对我开展地下工作也是一个更好的掩护。
 
于是,在众人的撮合、组织的允许下,我们俩的亲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这门亲事传到老家,我的父亲格外高兴。在他看来,我能娶到县城大老板的女儿,全家以后也有了靠山。
 
那是我和月姣少有的甜蜜恋爱时光。常山县城不大,就一横一纵两条街道,路面铺的是青石板,街道两边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店铺。我们结伴走过,四周都是羡慕的目光。
 
我的内心也十分甜蜜,一下忘了刀尖舔血的工作,开始筹划来年的婚礼。
 
有一天,我对月姣说:“回家你跟你父亲说,明年秋收后选个日子,我要把你娶回家。”
 
我把要娶月姣的事情跟家里说了,父亲很是高兴,第二天就去集市买来一头小猪崽。打算养到膘肥体壮时,用来置办结婚喜宴。
 
命运却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我从没对月姣说过自己的身份,这是组织纪律。月姣是个单纯的女孩,似乎也从没有觉察到什么。
 
我和月姣恋爱后,我的地下工作开展得更顺利了,没有人会怀疑郑大老板的准女婿,会是个地下党。
 
约会之余,我们的地下工作也在秘密进行中。
 
除了通过电话局搜集情报、传递消息。我和余宗恺还成功密谋铲除了常山县警察局一个文书,这个人对开展地下工作危害很大。
 
地下任务的顺利完成,也让我放松了警惕,以为只要小心,自己没有危险,也就不会牵连家人。
 
但没想到,危险来得那么突然。
 
1941年1月,余宗恺匆匆找到我,说叛徒张西林事件发酵了,我已经暴露。他给我一封介绍信,让我尽快撤退。
 
“回家收拾一下,立即转移,越快越好,走的时候,必须乔装打扮。”余宗恺着急地说。
 
那一天天气异常冷,余宗恺撤退时走得匆忙,穿得非常单薄。我看到他嘴唇被冻得发紫,便脱下身上的棉大衣,披在他身上,握手与他告别。
 
我不知道,这一别,是不是像之前的林一心、小杜一样,再也见不到了。
 
顾不得多想,我紧急筹措撤退所需的路费,同时找到一位朋友,委托他为我准备一件棉大衣。
 
就在这时,省电话局突然通知我,要将我调回江山局,即刻赴任。
 
这很可能是为了秘密逮捕我而设计的圈套。情况变得更加紧急,我假装赴江山报到,穿上新棉衣,连夜离开常山电话局。
 
走的时候,我经过月姣在大东门的家。她的窗口还亮着昏黄的灯光。我咬咬牙走了过去,没有跟月姣告别。
 
我不想让月姣为我担心,更不想因为我的原因,让她和家人受到牵连。
 
想到家人,我突然倒抽了一口凉气。
 
家中还有一些涉及地下党机密的书函文件需要清理、转移、焚毁。
 
我连夜秘密潜回到小白石家中。第二天天才蒙蒙亮,我刚跨出大门,早就蹲守在这里的两名便衣宪兵将我逮捕了。
 
看到他们荷枪实弹,用麻绳将我像粽子一样捆绑起来,押解离开家时,我父亲、继母及兄弟姐妹吓得呆若木鸡,脸色苍白。
 
直到此时,家人才知道我是个中共地下党。

宪兵把我带到常山警察局关了两天。期间,帮我做棉衣的朋友又冒险到看守所,将一条棉被和40多元钱交到我手里,谎称钱是我的工资,而棉被是我原先托他代保管的。
 
在看守的监视下,我甚至连一声谢谢都不能对他说。
 
1941年1月26日,我要被押解去上饶集中营。这里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特务机关设立的秘密监狱,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其他抗日爱国进步人士。
 
这天,刚好是农历除夕。负责押解我的几名宪兵因错过大餐而生了一肚子气,他们把我紧紧地捆绑起来,押上了火车,一路上对我不是拳打就是脚踢。
 
到达上饶站时已经是深夜,下着漫天大雪,我被押下火车,和从别的车厢里押下的一群难友一起,走过一段又长又黑、满是泥泞的路,被关进宪兵八团禁闭室。
 
大家全身都被雪水湿透了,钻骨的寒冷。
 
禁闭室黯淡的灯光下,我看见难友共七人,都是知识分子模样。一天后,他们被带走,整个禁闭室只剩下我一人。
 
后来,那些人又把我押去审询室上刑,用烧红的钢筋穿过我的肩,我闻到皮肉的焦味,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挑担。
 
他们往我的鼻子里灌辣椒水,从此以后失去了味觉,香的臭的东西我根本分辨不了,像老虎凳、骑木马等酷刑都给我上过,但我咬紧牙关什么也没有说。


上饶集中营留下的刑具
 
在上饶集中营二十多天后,我被转押进茅家岭监狱,这里是集中营的“狱中狱”。
 
当时我身体被摧残得十分虚弱,连起身上厕所和吃饭都十分困难,幸好有同志们的照顾。
 
我尿急了,一位同志取来了一只旧的搪瓷脸盆,让我把尿撒在里面。到了中午,他又用这个搪瓷脸盆给我打来饭菜,说:“快,趁热吃吧。”
 
有过短暂的犹豫后,我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监舍里除了它之外,没有别的容器。活着才有希望。
 
监狱里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当时正值南方一年当中最冷的时节,很多同志可能是深夜被捕的,上身赤膊,下身仅穿一条单裤, 冷得只能相互拥抱取暖。
 
牢中虱子成堆,恶疾横行,刚到没几天,江山先我关进来的六位同志中就有四人患病死去。
 
好在我有棉衣、棉被伴身。这条棉被不仅仅挽救了我的生命,也帮助过其他难友。
 
这些深夜被捕的同志,衣衫单薄,都没带棉被,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起合盖这条棉被取暖。
 
我的棉大衣也让给了不同的难友。后来难友策划茅家岭暴动前,用我的这件棉大衣从伙夫那里换来六斤黄豆,为战友们补充营养,增加体力。
 
棉大衣给了难友们坚持下去的希望,而月姣给我的是新的生命。

在上饶集中营,狱方允许用规定的信箱给亲属写信。我知道家人着急,先给父亲写了封短信,大意是:“不孝子在此受训,不用花钱营救,留作养老要紧。”
 
我又用四六文言体给岳父写了一封长信,说是:“承蒙见爱允侍膝下,原期与令爱百年偕老,现我在此受训,回乡团聚无期,自愿解除婚约,免误令爱青春。”
 
岳父怪自己有眼无珠,当初怎么会选我这个地下党当女婿的。岳父同意解除月姣与我的婚约,但月姣坚决不同意。
 
月姣终于知道了我的身份,但坚决不退婚。她去药店买来一包砒霜,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口气吞了下去。
 
吞下砒霜的月姣被母亲及时发现,连忙送到医院里抢救,拣回了一条命。
 
她身体才稍微恢复一点,就请表妹陪她一起去十几公里外的龙山寺,为我祈祷平安。
 
月姣是岳父岳母的掌上明珠,她又以死相逼,要父亲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我从监狱里“捞”出来。
 
我岳父做生意多年,有钱,也有人脉关系,辗转请得当时长官部卫生处长、曾任蒋介石侍从医生杨济民医生营救
 
1942年5月,我拿着岳父弄来的假释批条,被放回家。而我之前的组织联络人余宗恺,却被叛徒枪杀了。
 
重获新生,我先去拜访了岳父,他黑着一张脸不肯跟我说一句话。
 
月姣看到我,只是轻轻地哭泣。我知道,她内心爱我之深。
 
第二天,月姣掏钱,去买了两对大蜡烛还有好多的香,陪我一起去龙山寺还愿。
 
对着菩萨,月姣合掌喃喃细语。我猜她一定是在祈我一世平安,与她百年相守。想到我给她带来的伤害,我眼眶也潮湿了。
 
我回小白石老家的时候,岳父冷冷地对我说:“这回营救你,我可花了不少钱,你父亲也要分担1000元的活动经费。”
 
这笔钱,差点要了父亲的命。

我一回到家,就在父亲面前下跪认罪。
 
我平安归来,父亲自然十分高兴,但当我提出岳父要求家里分担1000元活动费经时,他立刻气得倒在床铺上。
 
过了一会儿,忽然听见继母大叫:“快点,你爸跑去大坝投水了。”
 
我赶到大坝边把父亲强拖回家,他边走边诉苦:“人家供儿子读书,是光宗耀祖,骑马坐轿回家的。我典田供你读书,反给家里惹出这么多麻烦。”
 
父亲的这番话如刀子一般扎在我心上,让我久久无法平静。
 
从被捕到保释回家,历时一年四个月,家里养的猪已经长到400多斤,准备给我结婚请客用。足见父亲内心是关心我的。
 
家里卖了猪、粮食、柴禾等,才凑足了1000元钱,还给我岳父。
 
很快,国民党书记又把我叫去审问,说必须要彻底和共产党划清界限。现在别人都坦白了,还顽固不交代,不但害了自己,还会连累家人和担保人。
 
经过慎重考虑,我如果不作出一点让步,再次被押回上饶集中营,家人会有更大麻烦,倒不如写一份假的坦白书,先把他们糊弄过去再说。
 
在假坦白书里,我将化名的、已撤退的、已被捕的和投敌叛变的二十多人写了上去,叛徒张西林也名列其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价值。
 
我“过关”了。
 
但正是这份假的坦白书,以后让我蒙冤多年,也再次害了月姣。
 
我在监狱受了重刑,什么也做不了,回老家修养,也开始筹备与月姣的婚事。
 
可就在这时,传闻日军逼近常山县。一时间人心惶惶,家家杀猪贱卖,收拾细软准备逃难。
 
1942年6月9日,日本鬼子攻入常山。躲在山坡上的我看见日军在公路边休整,不时有日机在低空盘旋飞过。


日军宣传员在写标语:抗战者尽杀(资料图)

下山回家的途中,我看到很多人在水塘边捡鱼,我捡到一条大青鱼。我大姐夫也下到水塘里拣鱼,但一无所获。
 
没过几日大姐夫染上怪病去世了。后来我才知道,水塘被日军放了毒。村里不少村民染上瘟疫而死。我家六个亲人相继抱恨离开了人间。
 
活着的人也没有饭吃,只能等着被饿死。我准备策动村民去白石粮库挑粮自救。
 
开始大家都不敢,说:“聚众盗抢公粮,被抓住要掉脑袋的。”
 
我说:“留着粮与其便宜了日本人,还不如我们自己吃了活命。”
 
在我的一再劝说下,大家才将信将疑地答应跟着我干。
 
到了白石粮库门口,从门缝里透出微弱的灯光,往里一看,只见乡长、粮库主任正在私分公粮。
 
他们可以拿公粮,我们也拿得。我立即带着大家一拥而进。两人吓得目瞪口呆。
 
乡长、主任为推脱责任,只好向县里谎报粮库是被日本人抢劫的。这次粮仓夺粮行动使村民们度过了难关,也增加了村民们对我的信任。
 
日军侵占常山后,对当地群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也几次差点命丧日军刀下。我恨自己没枪又没人,也更恨国民党当局无能。
 
战事一时结束不了,生活还要继续,我应该把月姣娶进家门了。

婚娶大事,一般都要请人看个黄道吉日。我自认接受过教育,觉得这是迷信,根本就没有必要。
 
我进城找岳父商量结婚事宜。刚走在半路上,天上突然下起了雨,我借得一把破伞,没行多远,又被一条张牙舞爪的大狗追着咬。
 
我把和月姣结婚的日期选择在1942年农历10月25日。大家后来也怪我结婚没挑好日子。那天是农历小寒,万事不利。
 
月姣出嫁时,岳父给她准备的嫁妆有16杆抬,有衣服棉被、家具针线等等等等,需要我们家请30多名轿夫。请轿夫需要花一笔钱,我父亲不肯出。
 
岳父气得全身发抖,说之前给月姣办的一套嫁妆被日本鬼子给毁了,这次是第二次重办了。
 
“我不惜花钱嫁女,为的是我女儿出嫁时风风光光。你父亲不肯雇人迎抬,难道要我破掉老祖宗的规矩,亲自送上门吗?”岳父的话,说得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下去。
 
正僵持不下时,月姣站出来为我打圆场,说小白石村附近土匪多,陪嫁多易招事故。我们结婚后还是住城里,我在城里谋个养家差使不难。嫁妆就暂时放在城里吧。
 
岳父岳母本来就舍不得让女儿长期住在乡下,怕她吃苦受委屈,这番话正中他们的心意,婚事就顺顺利利地办了。
 
成亲当天,我因缺乏营养全身浮肿无力,堂兄在婚礼前私下给我吞服了一颗鸦片提神,才支撑到婚礼仪式完成。
 
在月姣的悉心照顾下,我逐渐恢复健康。那是我们少有相亲相爱的时日。我教她识字,她全身心投入学习,几天时间就会写我俩的名字了。
 
岳母多次嘱人从城里送吃的东西过来,每次月姣都会向来人探问娘家何日接她回去。来人回答说:“元宵前没吉日,你母亲挂念心切得很。”
 
结婚三个月后需要回门,按礼数应当双轿迎接女儿和新女婿回门的,岳父岳母跟我父亲斗气,仅派来单轿迎接女儿。
 
我一路伴随在轿子旁边步行进城回门。在途中,正好遇上一个老朋友聂崇彬,他也刚刚新婚,夫妇正乘着双轿出城到丈母家回门。
 
聂崇彬笑着问我:“你真节俭,回门连轿子也不坐。”
 
我一时尴尬万分,跟月姣赌气说不回门了。轿中的月姣对我百般劝导,说如果我不肯跟她一起回去的话,她也不回娘家了。
 
又说:“我娘家报复你家不肯花钱抬嫁妆做得不对,但你看在我父亲以往待你好的份上,不要计较了。”
 
我听了方才释然,与月姣一同回门。回门礼之后,我和月姣就离开小白石村,进城生活了。
 
民不聊生中要想建立个新家,等待我的只会是更大考验。

岳父岳母家里房子多,希望我们跟他们住在一起,我觉得这样不好,跟“入赘”一样,一个大男人脸上挂不住。
 
月姣支持我,和我一起租住在外面。可我没有收入,还是需要岳父接济,时间长了也觉得很没有面子。
 
后来一个中学准备聘我任教师,月薪以糙米计,按年龄大小分四、六、八斗,待遇其实很低。没想到报县政府请示时,却被拒绝了。
 
县政府给校方的批文中写道:“其中邹鼎山一员,经核查思想不纯,应予解聘。”
 
我真的是“两头”不讨好。国民党那边,认为我思想不纯;共产党这边,不知我写那份坦白书的真相,视我为革命信念不坚定者,甚至是叛徒。
 
在岳父的斡旋下,我下乡里任了户籍干事。儿女相继出生后,月姣更是日夜操劳。生老二时难产,月姣几次昏死,我都在外面忙事情,无暇顾及。
 
后来岳父患了肺病,又染痢疾,在省城杭州住院治疗一段日子,出院回家才一天就去世了。从此开泰油米号生意便一败涂地。
 
我曾先后替岳母到银行兑换过五个金戒指贴补家用。兑换第五个时,岳母告诉我说这是最后一个,如果有钱就留作纪念。但我确实无钱。
 
我虽然在乡里做事,但因为之前“地下进步青年”的影响,升迁无望,很低的薪水连月姣和儿女都养活不了。
 
时局又不太平,我住乡下难得回城里一趟,每次回家身上都是脏兮兮臭烘烘的。月姣这个爱整洁的大小姐从来没有嫌弃过我,还说我有男人的味道。
 
我们家当时和聂崇彬家离得很近,就是回门礼节笑我只有一乘轿的那个老朋友。两家仅隔一条弄堂,他几乎天天来找我聊天。
 
他向我坦露自已加入共产党,并且愿意当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告诉他,我被捕后曾写过供词,虽敷行过关没有使党受到损失,但以后又干过伪职,不知党组织是否信任我,让我再回到组织怀抱?
 
聂崇彬让我打消顾虑,说:“我相信你。”
 
一直里外不是人我,听到这句话,一下热泪盈眶。
 
我和聂崇彬经常关起门来密谈。那天,月姣过个几分钟进来给我们倒茶水,过个几分钟进来给我们送点心,我们的谈话老是被打断。
 
我有些恼火,估计到她又要进来的时候,我猛地拉开门,她正要推门的手僵在了空中,十分尴尬,脸也红起来。
 
聂崇彬告辞后,月姣跪在地上求我:“看在儿女的份上,别再去搞什么革命了。父亲已去世,若出事再无人帮助了。”
 
我把月姣扶起来,说我这些年因为进步知识青年这个名声,想保个饭碗都困难。如今崇彬信任我,愿意带我重新加入党组织,我高兴都来不及。
 
我又劝月姣,崇彬大哥跟我一样有家有室,他在上海当医师,家境富有都愿意冒险参加革命,我怎么能错失洗干净自己的机会?
 
经我这么一说,月姣终于松口,支持我重新参加革命,只是一再叮嘱我,一定要小心谨慎。
 
她含着泪说:“你现在是有家有室、有儿有女的人了。”

1948年秋天,我又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
 
我入党两个月后,聂崇彬要去上海搞电台,好和党中央联系。他说如果没搞到电台,就直接去解放区,不回这里了,让我注意安全。
 
我又换了新的组织联络人,她叫毛梅,是个老师。虽然她工作很小心,对外通信请妹妹代写信封,烫起头发,穿起旗袍,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
 
但还是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用刺刀刺伤,活埋于衢州东门的郊外。我得到她被害的消息时,心如刀割。此时,离衢州解放仅有半个月时间。
 
革命还在继续。
 
组织上委任我为当地地下党支部书记,安排我到天马小学当老师,利用教师这一职业作掩护,发展党员,策反国民党地方武装。
 
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仅发展了新同志,还成功策反了县警察局武装队负责人,带着100多号人回城投诚。
 
常山解放后,我本来应该调往衢州工作,这时突然被人检举揭发,说我有历史问题不能重用。我又重新回到小学任教。
 
翻身做主的老乡们又说,月姣嫁给我后一直住在城里享福,不参加生产劳动,是资产阶级的贵小姐,是知识分子的姨太太。
 
压力之下,月姣心里虽不情愿,但还是把户口从城里迁到了小白石村,住进了我家的老宅子里。


小白石村已经变成了白石镇,这是现在的街景

我和月姣又再次分居,分别在城里和乡下。
 
月姣从小在城里长大,对乡下的生活不习惯。又带着几个孩子,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父亲来学校找过我一次,我买了些盐让他带回去。家人埋怨我,说月姣带着儿女们在家里白吃白喝了几个月,我只拿回去几斤盐,真够抠门的。可我确实再没有多余的钱给家里。
 
我父亲属于那种勤俭持家努力置办家业的人,辛辛苦苦攒下一点钱后,就拿来买田买地。
 
解放前几年,许多人开始抛售田产,当时已不大有人买田,可父亲见卖价很低,就动了心。
 
家里人认为月姣当年出嫁时娘家给了许多压箱底的钱,动员她出钱买田产。月姣不好拒绝,也用仅有的积蓄买下一些田。
 
土改时,因我们家有田地还有帮工,父亲被划成了地主富农。家里人又在背后说,其中主要原因是我娶了月姣这个富家小姐。
 
可想而知,当时月姣在乡下的处境多么艰难。
 
组织也认为我身为地下党员,还支持家人购买田产,是没有觉悟的体现。我百口莫辩,只觉都是自己不对。
 
到1952年,天天喊镇压恶霸、反革命分子,报上经常可以看见地下党员犯错被处罚的消息,我心中更是不安了。
 
我又想起成家时的担忧:这会害了最亲的人呀?

我不敢随便回家,怕引起别人注意,又牵扯出以前的事,连累到家人。
 
岳母多次催我要多回去看看月姣。我心想如果有事情商量,月姣自然会进城找我,便也没把岳母的话放心上。
 
记得3月份的一天,我被派到开化县文教科拿资料。那天月姣刚好回娘家,跟她说过几句话后我要去坐车。岳母几次说:“月姣,你送鼎山去车站。”
 
从岳母家出来,我们穿过了一条窄窄的巷子,走出了大东门城门,沿着内河缓缓地往前走。
 
南方的3月,风轻轻柔柔,扬起河边的柳枝,也拂起月姣头上的几根头发,她伸出手将它们抿了又抿。
 
月姣抱着还在吃奶的孩子,我见她累了,从她手中接过孩子。我多次侧过脸去看月姣,她装作没看见,眼神不与我对视和交流,我知道她是害羞。
 
结婚将近10年,我很少有这样闲散的时间和心境陪伴着她。
 
车站很快到了。
 
车子缓慢地开了。
 
我从车窗里看月姣,月姣的目光也随着车子移动。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月姣,也成了我们的永别。
 
我从开化回来没过多久,一天上午,老家的弟弟急匆匆赶来,他喘着粗气说:“嫂子上吊自杀了。”
 
我一下子晕了过去。
 
我们家被划为地主后,全家在政治上都是低人一头,房子田产也没保住。我家的堂屋被当作农协会的会议室,月姣和儿女们也搬到对面的偏房与大家一起住。
 
那天,农会干部开会,有人提到我有历史问题,当年给国民党写过坦白书,出卖过我党,以后还要算我的帐。
 
月姣听到后,联想到我有4个月时间不敢回家,又惊又怕,用一根绳子,在阁楼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阁楼没有楼梯,需先依门上椅,在椅上一手上攀门轴,一脚踏上门耳,再一手上攀楼门,换另一脚踏上门轴,如此这样攀爬上去。
 
新婚时月姣见过我上楼,她可能就是照着我当年上楼的办法,去楼上上吊自尽的。
 
我一个男的爬上阁楼都很费劲,我至今不知道瘦弱的月姣是如何爬上去的。
 
那时正值南方最为炎热的7月,他们嗅到了尸体散发出的臭味才找到的。家里人不见月姣,还以为她进城找我或者回娘家了,没当一回事。
 
所以,月姣到底卒于哪一天哪一时那一刻,我也确认不了。
 
农会向集镇上的茶店老头赊得一口棺材,匆匆派人,把月姣葬了。又命前来奔丧的岳母一行既不准哭,也不准去月姣新坟作别。
 
岳母只好在房中偷偷流泪坐到天亮,第二天便回城去了。我自觉内心愧疚,下跪向岳母赔罪。
 
岳母痛心疾首,指着我怒斥:“你为了自己的事,弃家不顾,现在致我女儿惨死,你究竟是何想法?”
 
我自觉羞愧无法回答。岳母从此病倒了,她拒绝吃药打针,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结婚后,我和月姣离多聚少,很少有谈情说爱的时候,甚至连一张月姣的照片都没有。
 
记得一次我饮茶时发现茶壶中有条死蜈蚣,月姣自责做事粗心,第一时间带我求医问药,怕我中毒,可见她待我有多上心。
 
月姣嫁给我,没享过半天福,最需要丈夫的时候,我在为了理想搞地下工作。后来又跟着我担惊受怕,最后无助地死去。
 
我们这样的人,娶妻生子,果然是坑害了最亲的人。



月姣死后,遗下四个子女,大的才及学龄,最小的尚未断奶。我申请将他们的户口全部迁到学校,由我自己抚养。
 
运动还没有结束。1957年我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被开除公职,带着儿女回到了老家务农。儿女从小没有母亲呵护,每当受到欺负时,还责怪母亲抛弃了他们。
 
而我每天干完农活,一有空闲我就很想念月姣,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但我从没梦见过月姣。
 
直到20多年后,我的历史问题终于得以澄清,我恢复了党籍,办理了离休手续,重新过上了组织生活,孩子们也慢慢理解了他们的母亲,不再怨恨她。
 
这些年,我领到了很多勋章。每次看到这些勋章,我是又激动又心酸,它们也应该属于月姣。
 
人死不能复生,月姣的早逝,是我此生再也无法挽回的错,成为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
 
晚年时期,我主动申请做了革命故事宣讲员,常去给年轻干部、学生讲革命往事,讲我们的选择和勇敢,讲战友们的牺牲,林一心、余宗恺、毛梅……


我在给孩子们讲往事
 
但我从来没有讲过月姣,这个千万地下工作者妻子中最普通的一个。
 
我95岁那一年1月的夜晚,阴冷、潮湿,我早早地睡下了。我一抬头,突然看见郑月姣走到跟前,流着眼泪对我说:
 
“当年你被捕后回来后,我们曾同去龙山寺还愿,我又求菩萨保佑我俩百年偕老,子孙满堂。现在你安享子孙之福,我却孤苦凄零在阴曹地府度日,现在我请得阎王同意,批准你来陪我。”
 
我说:“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允许我把想做的事情做完再来陪伴你,好吗?”
 
郑月姣说:“不好,我想让你立即来。”
 
我说:“当初你绝然离我们而去,留我们在世间受苦挨难,子女们到现在还怨你呢。”
 
郑月姣声泪俱下,泣声如咽。我一下从梦中惊醒过来。
 
这是我与月姣离别61年后,第一次在梦里相见。


邹鼎山老人近照
(注:本文照片除标注外均由作者提供)

2018年7月29日,100岁的邹鼎山老人亲自立下遗体捐献遗嘱。他说:“我老了,就剩下这副身躯了,可以供医学解剖。”
 
如今,已经102岁的邹鼎山老人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活到2021年,见证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然后他就安心去陪伴月姣,永远不再分开。
 
大家也许会好奇,在“国产特工”这个系列里,为什么这个故事重点写月姣的感情,而不是鼎山的任务?
 
月姣只是无数中共基层地下工作者的家属代表。她们很多是文盲,没有什么宏大的革命理想,只会永远站在丈夫的身旁。
 
她们的丈夫不是核心人物,做得都是琐碎而日常的工作。历史上却正是大多数普通地下工作者的琐碎与日常,成就了最后的胜利。
 
他们落难了,家人要拼了命去救;没工作了,家人要节衣缩食养家糊口;受冤枉了,最先被伤害的是无辜的家人。
 
今天我们还知道,那些微小点滴里的一个真实细节是,在艰苦的秘密战争岁月里,有个叫郑月姣的普通女人,为一个地下工作的丈夫,所作出的全部努力。
 
她的信仰,就是她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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